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 · 自序

本書第四冊和第五冊的自序中，我提出了關於哲學史方法論的幾點意見，現在將要出版的第六冊是自覺地照著那些意見寫作的。在實踐的過程中，我覺得我的那幾點意見基本上還是不錯的，但有一點需要加以說明。 在第五冊序文中我說："每一個時代思潮都有一個真正的哲學問題成為討論的中心。"我的哲學史工作向來是注重於對於狹義的哲學問題的討論。在30年代，我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出版時，我就自己說，我的書是哲學多而歷史少。當時在學術界引起了一番辯論。有的人認為，哲學史不應該限於狹義的哲學。有人說，應該限於狹義的哲學，如果不是如此，那就是學術史或思想史了。當時確有些人把他們的類似哲學史的著作稱為學術史或思想史。現在這本《新編》第六冊沒有指出什麼真正的哲學問題是這個時代思潮所討論的中心。這一冊《新編》看起來好像是一部政治社會思想史，這種情況是有的，但這不是由於我的作風改變，而是由於時代不同了。 這個時代是中國歷史的第二次大轉變，這個轉變比第一次大轉變更劇烈，更迅速，範圍也更廣大，這是一次東西文化的全面鬥爭，其範圍牽涉到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其結果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在這個時候，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參加這個鬥爭。每一個大思想家同時也是一個政治社會活動家，他們都是一派政治社會活動的領袖，他們的思想和活動就是這個時代思潮的中心。要想在他們的思想和活動之外另找一個純哲學的中心問題，那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 在實踐的過程中，我又有了關於哲學史方法論的一點意見，寫哲學史要通過複雜繁亂的事實看出歷史發展的線索和脈絡，透過現象見本質，這就是中國傳統的歷史學所謂"史識"，這是歷史學家的最主要的才能。要想達到這兩個目的，得到這個才能，有個方法，那就是對具體問題做具體分析。 中國維新時代的主題是向西方學習，進步的人們都向西方學習，但不能倒過來說，凡向西方學習的都是進步的人們。這要具體地分析，要看他要學習的是什麼。中國所要向西方學習的是西方的長處，並不是西方的缺點，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所要學習而搬到中國來的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點。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這個缺點的鬥爭中而生長出來的，中國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並不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如果統一了全國，那就要使中國倒退幾個世紀，這是我對於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評價。這個評價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國貶低了，其自然的結果就是把它的對立面曾國藩抬高了。曾國藩是不是把中國推向前進是可以討論的，但他確實阻止了中國的倒退，這就是一個大貢獻。 我的這個看法和時賢的看法正相反對，他們會說這是為曾國藩翻案。但我不是為翻案而翻案，故意標新立異，這是對具體問題做具體分析的結果。 阻止中國的中世紀化，這是曾國藩的大功，他也有大過，那就是他開創並推行了以政帶工的方針政策。西方國家的近代化走的是以商帶工的道路，這是一個國家從封建進入近代化的自然道路。曾國藩違反了這個自然道路，因而延緩了中國的近代化，這反映於他的洋務派思想，詳在書中。總起來說，曾國藩的功是阻止中國中世紀化，他的過是延緩中國的近代化，功就是功，過就是過。宇宙間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個事物是一好百好，一壞百壞的，歷史學家的任務是說明其功過的內容及其所以致此的原因，這也就是對具體的事物做具體的分析。 塗又光同志幫助我寫作曾國藩一章，通讀了卷帙浩繁的曾國藩全集，提供了許多材料。關於滿漢鬥爭的三個階段的提法，也是塗又光同志提出的。 在這一冊的寫作中，張躍同志始終幫助我工作，他也提了不少寶貴的意見，朱伯昆同志讀了稿子中的幾章，提了寶貴意見，乘此冊出版之際，我向他們致謝。 馮友蘭 198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