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補 · 哲學在當代中國[1]

籌備委員會通知我們，本屆大會的重點，在於「批評有關人生需要的流行哲學觀念」和「分析對於公共事務的哲學影響」，所以在這篇簡短的報告裡，我不打算涉及技術性的哲學問題，諸如宇宙構成，或知識有效性，這些問題是在學院的圈子裡討論的。我只限於講我認為是時代精神在中國的理性表現，這些表現若不是指導著、也是標誌著中國向何處去。 中國當前面臨的「現在」，並非她的「過去」的自然發展，而是違反她的意志強加於她的。她不得不面對全新的局勢，一直極其困惑。為了使局勢更好理解，為了更明智地適應局勢，她只好有時用過去解釋現在，又有時用現在解釋過去。換言之，她必須把她必須面對的新文明與她已有的舊文明聯結起來，使二者彼此不生疏，而互相可以理解。除了解釋，還有批評。在她用舊文明解釋新文明，或者用新文明解釋舊文明的時候，別無他法，只好有時用舊的眼光批評新的，又有時用新的眼光批評舊的。因此，對兩種文明的解釋和批評，就是東方西方在中國會合的自然產物，它打動了中國人心，並在近五十年間形成中國思想的主流。 可以看出：對新舊文明的解釋和批評，近五十年中，根據對外來新文明有知或無知的程度，在不同的時間階段而各不相同。大致說來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標誌是，在光緒皇帝駕下康有為領導的命舛的戊戌變法。康有為是儒家公羊學派的學者。照公羊家說，孔子是一位具有神性的大師。孔子設計了模式，可以包括人類進步各階段。主要有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據亂世，第二是昇平世，第三是太平世。在據亂世，人各為其國。在昇平世，所有文明國家聯合為一國。在太平世，人皆文明而人類聯合為一個和諧的整體。孔子預先知道這些未來的一切。孔子相應地設計了三套社會組織。照康有為說，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歐美的政治社會改革，表示人們正在從據亂世向較高階段即昇平世進步。絕大部分的，也許是全部的，西方的政治社會制度，早已含蘊於孔子教義之中。康有為是當時維新運動領袖。但是按他的意見，他所作所為並非採用西方新文明，倒不如說是實行孔子的舊教義。他寫了許多儒家經典註解，將他的新思想注入其中。此外他還寫了一部《大同書》，在書中具體描繪出將在太平世變成現實的烏托邦。此書性質如此猛烈而革命，甚至絕大多數烏托邦著作家為之瞠目結舌，雖然如此，康有為本人卻不是空想家。他堅持說，他在此書中提出的綱領，不到人類文明最高階段即人類進步最後階段，決不可以付之實施。他要實施的政治綱領是堅持君主立憲。 當時維新運動中，康有為的一位同事譚嗣同，是一位更能哲學思維的思想家。他寫了一部《仁學》，書中也講孔子關於人類進步的三世之說。照他說，孔子雖然提出了三世總模式，但是孔子所講的大都是據亂世。因此緣故，孔子常被誤解為衛護傳統制度和常規道德的人。基督教義主張博愛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十分接近孔子關於昇平世的教義。接近孔子關於太平世的教義的教義是佛教，它超越了一切人世分別和常規道德。 這個時代的主要精神是：領袖們都不與來自西方的新文明對抗，他們對它的價值更不乏欣賞。但是他們欣賞其價值僅限於適合想像的孔子模式的範圍。他們用舊的解釋新的，用舊的眼光批評新的。後來可見，建立民國的辛亥革命，其哲學根據主要是取自中國哲學。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曾被大事引用和發揮。像盧梭這樣的歐洲革命著作家們的學說也發揮了作用，但是中國人的想法是，他們之所以正確是與孟子相合。 第二階段的標誌是新文化運動，在1919年達到高潮。這個階段的時代精神是用新的眼光批評舊的。陳獨秀和胡適是這場批評的領袖。胡適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還只出版了上卷。其實這部書與其說是中國哲學史，不如說是中國哲學批判。中國哲學的兩個影響最大的學派，儒家和道家，都受到嚴厲的批評和質問，所用的是功利的和實用的眼光。胡適是爭取個人自由與發展，因此他覺得儒家錯了，因為儒家教導個人從屬於其君其父，其國其家。胡適是提倡奮鬥精神與征服自然，因此他覺得道家錯了，因為道家教人樂其自然。讀他這部書，感覺不到別的，只感覺到，整個中國文明是完全走錯了路。 這部書的反作用便是出現一位舊文明的捍衛者。胡適的《哲學史》出版不久，另一位哲學家梁漱溟出版了另一部書，名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這部書中，梁漱溟主張每個文明各代表一種生活路向。有三種主要的生活路向：一種是目的在於滿足欲望，一種是限制欲望，一種是否定欲望。我們若選上第一種生活路向，就有歐洲文明；若選上第二種，就有中國文明；若選上第三種，就有印度文明。這三種文明應當代表人類進步的三個階段。人們應當首先盡力認識自然，征服自然。人們在自然界的地位打好了充足的底子以後，就應當限制欲望，懂得如何知足。但是生活有些內在矛盾無法在生活內部解決。因此人類最後一招，是否定欲望，否定生活，走這種路向。中國人，印度人，不是錯在產生了看似無用的文明。他們的文明，都是第一流的，其中都有人類非採用不可的東西。中國人，印度人，都錯在沒有經過第一路向，就採用第二、第三路向。他們的路子對了，但是時間錯了。所以這位東方文明捍衛者也認為，在東方文明中也一定有些東西錯了。他的書因此也是時代精神的一種表現。 第三階段的標誌是1926年的民族運動，結果建立了現在的國民政府。這個運動本是以國共合作的力量進行的。孫中山，是辛亥革命領袖，也是這個運動的領袖，以共產社會為最高社會理想。但是他不是共產主義者，因為他反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他以為，理想社會應當是愛的產物，不是恨的產物。不久國共分裂，後者正在受到鎮壓。由於這個運動，中國人對於西方新文明的態度發生新的轉折。體現在政治經濟組織中的西方新文明，一度被人認為是人類制度之至善，現在則被認為不過是人類進步的一個階段。歷史沒有結束，它正在創造中。歷史趨向的最終目的，現在認為是世界和平，人類合一，看來與古老的東方，比與現代的西方，更為相投。其實，如果我們只取馬克思關於人類進步的學說，撇開其唯物的解釋，就看出它與康有為代表的公羊學派學說之間，不無相似之處。譚嗣同果然在他的《仁學》中，儘管既不知道海格爾，也不知道馬克思，照樣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者可稱為人類進步的辯證性質的東西。他指出，在未來理想社會與當初原始社會之間有某些相似。但是在我們達到理想社會時，並不是回到原始社會，我們前進了。 第三階段的精神，與第一階段的精神，是一樣的嗎？不，第一階段的精神領袖們基本上只有興趣以舊釋新，而我們現在則也有興趣以新釋舊。第二階段的精神領袖們只有興趣指出東方西方的不同，而我們現在則有興趣看出東方西方之所同。我們認為，東方西方若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不同環境的產物。在不同的環境，人們有不同的反應。我們若從產生反應的環境來看反應，我們也許可以用海格爾的話說，凡是實際的也是有理的。因此我們現在沒有興趣用另一種文明的眼光去批評某種文明，像第一、第二階段的精神領袖們所做的那樣，但是有興趣用另一種文明去闡明某種文明，使兩種文明都能被人更好地理解。我們現在有興趣於東方西方的互相解釋，而不是互相批評。我們把它們看做人類進步同一趨勢的不同實例，人類本性同一原理的不同表現。這樣，東方西方就不只是聯結起來了，它們合一了。 這種精神也可以在專門哲學著作中看到。對於中國的與歐洲的哲學觀念在作比較和研究，沒有任何意圖去斷定哪個一定正確，哪個一定錯誤，只不過是懷有興趣要弄清一種觀念用另一種觀念講是什麼。希望不久以後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哲學觀念得到中國直覺和體驗的補充，中國哲學觀念得到歐洲邏輯和清晰思想的澄清。 我認為這就是近五十年中國歷史三個階段中時代精神的特徵。若要應用海格爾辯證法，我們可以說，第一階段是「正」，第二階段是「反」，第三階段是「合」。 （塗又光　譯） [1]在第八屆國際哲學大會上宣讀，1934年於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