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補 · 讀《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
——答胡適之先生
胡適之先生近來寫了一篇《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在北大哲學會《哲學論叢》里發表。在這篇論文裡，胡先生對錢穆、顧頡剛二位先生及我，三個人，都有很嚴重的批評。胡先生批評錢顧二先生的幾點，自有錢顧二先生負責答辯。我現在只討論胡先生對於我的批評。
《哲學論叢》恐怕有些讀者不容易看到。為討論方便起見，我把胡先生對於我的批評，抄在下面。胡先生說：
近十年來，有好幾位我最敬愛的學者，很懷疑老子這個人和那部名為《老子》的書的時代。我並不反對這種懷疑的態度；我只盼望懷疑的人能舉出充分的證據來，使我們心悅誠服的把老子移後，或把《老子》書移後。但至今日，我還不能承認他們提出了什麼充分的證據。馮友蘭先生說的最明白：「不過，我的主要的意思，是要指明一點：就是現在所有的以《老子》之書是晚出之諸證據，若只舉其一，則皆不免有邏輯上所謂丐辭之嫌。但合而觀之，則《老子》一書之文體，學說，及各方面之旁證，皆可以說《老子》是晚出，此則必非偶然也。（二十年六月八日《大公報》。友蘭按：原文亦見我的《中國哲學史》第一篇第八章第一節。）」這就是等於一個法官對於階下的被告說：「現在所有原告方面舉出的諸證據，若逐件分開來看，都『不免有邏輯上所謂丐辭之嫌』。但是合而觀之，這許多證據都說你是有罪的，『此則必非偶然也。』所以本法庭現在判決你是有罪的。」
積聚了許多「邏輯上所謂丐辭」，居然可以成為定案的證據，這種考證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書喊一聲「青天大老爺，小的有冤枉上訴」。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證人自己已承認的丐辭，究竟是丐辭，不是證據。
下面胡先生證明我所舉的證明《老子》後出的證據，都是丐辭。我不再鈔了。因為關於這一點，胡先生的意見與我的意見並沒有什麼大不同。我本來就說他們「都不免有丐辭之嫌」；我與胡先生不同的就是：我以為這些證據，若只舉其一，則不免有丐辭之嫌，但合而觀之，則不然了。胡先生以為這樣主張，這種考據方法，是錯誤的。至於為甚麼是錯誤的，胡先生並未說明，只舉了一個比喻。好像這種錯誤，甚麼人都可以看得出來，所以不必細說。實則以文學的譬喻，替代邏輯的辯論，是很危險的。如果我也可以舉譬喻的話，我想胡先生關於這一點的辯論，就如說：第一個人舉不起一百斤，第二個人舉不起一百斤，第三個人也舉不起一百斤；既然三人分開來都舉不起一百斤，所以他們合起來也一定舉不起一百斤。又如說：第一根竹竿站不起來，第二根竹竿站不起來，第三根竹竿也站不起來；既然三根竹竿分開來都站不起來，所以三根竹竿聯起來搭成架子以後，也一定站不起來。
我們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一個辯論，若是有了邏輯上的錯誤，它的結論並不一定就是妄，不過，它的結論，專靠這些前提，不能充分證明。譬如一個病人有了病，他肚痛嘔吐，並有甲、乙、丙等現象。一位醫生來了，醫生說：「凡得了盲腸炎的人肚痛，他肚痛，他得了盲腸炎。」這個推論，就其本身看起來，顯然有邏輯上所謂「肯定後承」的錯誤。肚痛的原因很多，得盲腸炎是肚痛的充足而非必要的原因。得盲腸炎一定肚痛，但肚痛不必一定因為盲腸炎。醫生又說了：「凡得了盲腸炎的人嘔吐，他嘔吐，他得了盲腸炎。」這個推論，就其本身看起來，與上有同樣的錯誤。但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這兩個辯論，雖都有邏輯上的錯誤，但他的結論，不一定就是妄。病人不一定就不是得盲腸炎。他肚痛雖不足以充分證明他是得盲腸炎，但是可以表示他有得盲腸炎的或然性。上面兩個辯論，分而觀之，這個或然性很小，但是合而觀之，其或然性就大了。假使病人又有甲、乙、丙等現象，醫生又可以說：「凡得了盲腸炎的人，都有甲，他有甲，他得了盲腸炎。」「凡得了盲腸炎的人都有乙，他有乙，他得了盲腸炎。」「凡得了盲腸炎的人都有丙，他有丙，他得了盲腸炎。」醫生又總結說：「以上這些推論，要分別看起來，都不免有邏輯上所謂『肯定後承』之嫌，但合而觀之，這病人又肚痛，又嘔吐，又有甲，又有乙，又有丙，各方面之病狀，都可以說是他是得了盲腸炎，此則必非偶然也。」我們醫生這樣的推論我們能說他錯嗎？我們能說：因為這些證據，一件一件的看是不充分，所以合起來也一定不充分嗎？
像我們醫生這樣的推論，在我們日用思想及自然科學方面，是很常見的。要說這樣推論是錯誤的，那不錯的推論，就很少了。
以上所舉的例，胡先生或以為不適當，但我的意思只是要說明：一件一件不充分的證據，合起來也未嘗不能成為一個很充分的證據。我們不能因為證據一件一件看時不充分，而即斷定它們合起來也一定不充分。這一點照上面的例看起來，似乎是不容易否認的。若這一點不容易否認，則胡先生對於我的批評，似乎可以撤消了。
說到丐辭，話又可以多說了。很早就有人說三段論式的推論「都不免有丐辭之嫌」。例如我們說：「凡人皆有死，孔子是人，所以孔子有死。」這是普通人認為不錯的推論。但是它「不免有丐辭之嫌」，因為「凡人皆有死」之是真，也要靠「孔子有死」之是真。如果「孔子有死」是妄，「凡人有死」也是妄。於是在這個推論里，「凡人皆有死」之是真，靠「孔子有死」之是真。這不是丐辭是什麼？但在這一點有幾種說法，可以說這種推論不是丐辭。一種是理性論的說法，照這種說法，「凡人皆有死」這個大前提，是述說人之要素，其是真並不靠「孔子有死」之是真。一種是惟名論的說法。照這種說法，「凡人皆有死」這個大前提，是述說人之界說。我們所謂人，就是有死的。如果一個「人」不死，我們就不叫他作「人」，我們叫他作「神仙」或「妖怪」了。所以「凡人皆有死」之是真，並不靠「孔子有死」之是真。一種是經驗論的說法。照這種說法，我們所以得知「凡人皆有死」，是觀察堯、舜、文王、周公，以及甲、乙、丙、丁等等之有死而得到一個推廣的結論。我們得這個結論的時候，是把「孔子有死」除外的。所以再應用這個結論到「孔子有死」，就不算丐辭。
以上三種說法，第一第二兩種，不能應用於歷史學。因為歷史上講的多是個體。所以多數歷史上的推論，只可以拿上面第三種的說法來解釋。而且這一種說法也是胡先生所主張的。如果根據這種說法，則我們所舉以證明《老子》一書晚出諸證據，似乎可以說不是丐辭。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之一點作例。「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這個話本來並不是我說的，不過這一點對於我特別重要。因為這句話雖不是我說的，而用這一點證明《老子》一書晚出，似乎別人沒有說過。再則我的《哲學史》的結構，是根據這一點作的。我重新提出這一句話之後，有位羅根澤先生曾作一篇詳細考據，可以說用完全歸納法，證實了這句話。這個工作在羅先生所作《管子探源》（中華書局出版）里，可以找著。（又見《古史辨》第四冊。）我們看羅先生這篇考據之時，只須把《老子》一書，暫時提出不論。（猶之我們證明凡人皆有死的時候，先撇開孔子不論。）等到我們得到結論以後，再應用於《老子》一書。這樣可以說我們的推論不是丐辭。所以我只說它「不免有丐辭之嫌」。
既然說它不是丐辭，為什麼還說它「不免有丐辭之嫌」呢？其原因是我們說「凡人皆有死」的時候，除孔子外我們可以舉無限多的例以證明之。我們說「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的時候，除《老子》一書外，我們只能舉有限的例。這並不是我們的方法不精密，如胡先生所說，這是由於材料上的限制。所以我說以「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證《老子》晚出，也「不免有丐辭之嫌」。那就是說，專靠這一點，不足以證明《老子》一書是晚出。我們的別的證據，就其本身，也是「不免有丐辭之嫌」，也就是說，專靠其本身，不足以證明《老子》一書是晚出。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專靠一個證據呢？專靠「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不足以證明《老子》一書是晚出。我們再看就思想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說《老子》一書是晚出。如果不能說，我們只得放棄「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的意見；如果可以說，這個意見，馬上就增加了力量。胡適之先生也承認，在思想方面《老子》一書也可以說在前，也可以說在後，「一把刀可以兩面割的」。但是我們割那一面呢？專從思想來說，無論向那面割，「都不免有丐辭之嫌」。但與別的方面自身雖不充足的證據連起來，這把刀應該向那面割，就可以看出來了。
再就文體方面，就音韻方面（劉盼遂先生考《老子》書中所用韻，證明它是晚出），都有理由可以證它是晚出。這些證據，分開看雖如不充分，但合起來就構成一個系統，有「左右逢源」，「豁然貫通」之概了。一件一件不充分的證據，合起來成了一個系統，就成一個很強有力的證據。
以上是我對於胡先生對於我的批評的解答。我並非考據家，對於《老子》是否晚出的問題，我如果有貢獻，我的貢獻就是指出現在所有證《老子》一書晚出的證據，若一一看起來，都是不充分的證據。但合起來，卻構成很強有力的證據。前一段是我與胡先生相同的；後一段是我與胡先生相異的。
胡先生的論文結論是：「我已說過，我不反對把《老子》移後，也不反對其他懷疑《老子》之說，但我總覺這些懷疑的學者，都不曾舉出充分的證據。……我攻擊他們的方法，是希望他們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評他們的證據，是希望他們尋出更有力的證據來。……在尋出這種證據之前，我們只能延長偵查的時期，展緩判決的日子。懷疑的態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證據不充分時肯展緩判斷的氣度，是更值得提倡的。」
胡先生說我們的證據不充分，更要充分的證據，但我以為這些不充分的證據合起來就成了一個很強有力的證據。我們對於自然界及人事界的知識，大部分都靠把這些分開來不充分的證據「參伍錯綜」而得的結論。一個專靠他自己就充分的證據，大概是不容易得到（如果可能得到），而且是不必要的。即如關於《老子》是否晚出的問題，胡先生如果必定要專靠他自己即充分的證據，我不知別人能舉出不能，就我個人說，除非考古學方面有重大的發現，我不能舉。這不是由於我們的方法不精密，這是由於材料的限制。
胡先生可說：你們可以等新材料的發現呀！為什麼不展緩判斷呢？所說展緩判斷的氣度，話可以如此說，但我們不能如此行。譬如我寫《哲學史》，我總要把《老子》放在一個地方。如果把《老子》一書放在孔子以前，我覺得所需要的說明，比把它放在孔子以後還要多。因為我們現在對於先秦歷史的認識，與以前大不相同。就現在我們對於先秦歷史的認識，把《老子》放在孔子以後，是最說得通的辦法。
有一點要聲明的就是我所討論的只是《老子》一書的時代。至於在孔子以前或同時，有沒有名老聃的一個人，我認為無關重要。總之，《老子》一書是出在孔子以後的。
原載《大公報·世界思潮》第八五期（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