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補 · 原儒墨補

在《原儒墨》一文中，我說：儒家出於文士，墨家出於武士，換言之，即儒家出於儒；墨家出於俠。但儒之一字，在晚周較早的書中固常見，而俠之一字則在晚周較晚的書中，方始見。如果在晚周較早的書中，未見俠字，我們何能斷定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即有俠？如果我們不能斷定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即有俠，我們何能說墨家出於俠？這一點我們須首先討論。 在《原儒墨》一文中，我所謂俠或俠士，本來是指以幫人打仗為職業之一種人。我們現在所需要者，是證明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有這一種人。只要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有這一種人，我們在《原儒墨》一文中所持之見解，即仍可持之。至於此種人在當時是否稱為俠，則系另一問題，對於我們在《原儒墨》一文中所持之主要見解，無大關係。 墨家非斗，而戰國後期之俠則極好鬥。見侮則斗之道德，俠最能行之。墨家有有組織之行動，而俠之行動，則多屬個人的。韓非子曰：「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韓非子·六反》）又曰：「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故「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同上《五蠹》）。此等之俠，乃武士之一種。在《原儒墨》一文中，我以俠士指武士，就俠之一字在當時之意義言，實有未當。但就後來俠之一字之一般的意義言，則求一字與儒相對，可以表示武士之特性者，實以俠字為較適。司馬遷曰：「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記·遊俠列傳》）此為俠字在後來所提示之一般的意義，而武士之美德特性，已大半可以表示。此所以在《原儒墨》一文中，以俠士與儒士對稱也。 為免除誤會計，《原儒墨》一文中所謂俠士，可直以武士稱之。《淮南子》引楚人佽非之言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刦而奪也。」（《道應訓》）是武士亦已有之名詞。 但武士之名，究為少見；而儒之名則常見。雖在許多地方，士明指武士，然武士之名少見之事實，似究可證明在先秦社會中，武士與儒士，不能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關於此點，吾人須注意者，即中國書中關於社會情形之記載，向來極少。先秦書中即言及儒亦多系指儒家之儒，而非指儒家所自出之儒士之儒。在先秦書中，若除去儒家之儒，則儒士之儒亦未為甚多見。 在《原儒墨》一文中，我以為諸子皆出於士之階級，而士之階級之興起，乃由貴族政治之崩壞，在官專家之失業。但若果如此，則在官專家之眾，宜莫過周室。如此則諸子之興，應在王室所在之地，何以遠在鄒魯？關於此點，有兩點可說。就第一點言之。周室王官雖最完備，專家雖最多，但宗周殘破，文物喪失；東遷之後，王室規模，已不如前。魯為周公之後，文物完備，未經殘破。宗周滅後，魯為東方文化中心，實為應有之事。就第二點言之，則一種歷史上大運動之興起，固為環境時勢所造成，而領袖人物，亦關重要。諸子家學之興，孔子開其先路。孔子為魯人，故鄒魯為儒家之根據地。以後諸家，均直接間接受儒家之影響，故對於諸子之學之興，鄒魯居重要地位。 在《原儒墨》一文中，我以為昔日在官之專家，如祝宗卜史，禮官樂工，而今失職者，或為昔日之貴族而今失勢者，此等上層失業之流民，多成為儒士；其原業農工之下層失業流民，多成為武士。但在貴族政治未崩壞以前，出兵打仗，貴族即是將帥；且就世界歷史之一般通例觀之，掌統治權之貴族，必勇敢善戰；何能謂周末失勢貴族，多能文而不武？關於此點，吾人須注意者，即掌統治權之貴族，其取得統治權，原憑優勢武力。故在其統治之初，仍保持其勇敢善戰之特性。但其享受既久，日趨墮落，視戰爭為畏途，而逐漸失其打仗之技能；此在歷史上例證甚多。《左傳》記齊魯長勺之戰謂：「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食肉者鄙，未能遠謀。』」（莊公十年）人若世代「肉食」，久之未有不「鄙」者。然既「鄙」之貴族，雖已失其祖宗之「真才實學」，然其禮儀嫻熟，言談漂亮，則或有過其祖宗者。及其失勢以後，若憑其對於禮儀文辭之知識以口，則即成儒士。至於社會下層之人，對於所謂教育，既無緣領受，一旦失業，惟有賣其體力，以為口。在非工業社會之內，賣體力之市場有限。失業之窮人，一部分惟有當兵或當匪，此情形蓋自古已然，非止於今為烈。當兵之社會下層之人久之專以此為職業，即成為武士。 在《原儒墨》一文中，我以為在先秦及漢初孔墨並稱，蓋二人所代表之學派皆具有甚深的社會背景，及甚大的社會勢力也。後世以孔子為至聖先師；以為文聖人；又於孔子之文聖人之外，以關羽或關羽及岳飛為武聖人；於「文廟」之外，又立「武廟」。實則依其在歷史中之地位，孔子固可為後世之文聖人而無愧；但關岳在歷史中之地位，則遠非孔子之比。故以關岳為武聖人，與孔子抗衡，實為不類。與孔子抗衡之武聖人之稱，實則惟墨子足以當之。 原載《清華學報》第十卷第四期（二十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