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 · 第十六章 儒家之六藝論及儒家之獨尊
一 【儒家之六藝論】
孔子教人有各種功課，即所謂六藝是也。（第四章第一節）然孔子雖以六藝教人，而尚未立六藝之名，亦未有總論六藝功用之言論。至戰國末年，始有人對於六藝之功用，作總括普通之理論。《荀子·勸學篇》曰：
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荀子》卷一，《四部叢刊》本，頁十一至十二）
此泛論《詩》、《書》、《禮》、《樂》、《春秋》而不及《易》，蓋孔子雖嘗就《易》卦爻辭之有道德的意義者，引申之以教人；但其一生究以講《詩》、《書》、《禮》、《樂》者為多。孟子始終未言及《易》。荀子言《易》，（見第十五章第一節）而泛論《詩》、《書》、《禮》、《樂》、《春秋》之功用時，未嘗言及之。蓋荀子以前之儒家，雖亦以《易》教人，而視之固不如《詩》、《書》、《禮》、《樂》、《春秋》之重也。及荀子之後，儒者對於《易》卦辭爻辭引申之言漸多，於是《易》乃與《詩》、《書》、《禮》、《樂》、《春秋》並重。《莊子·天下篇》云：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卷十，《四部叢刊》本，頁二十五）
《禮記·經解》曰：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禮記》卷十五，《四部叢刊》本，頁一）
《淮南鴻烈·泰族篇》曰：
……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議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淮南子》卷二十，劉文典先生《淮南鴻烈集解》，商務鉛印本，頁九）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玉杯》，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一頁二十四）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史記》卷百三十，同文影殿刊本，頁九）
《漢書·藝文志》曰：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前漢書》卷三十，同文影殿刊本，頁十六）
此皆以後儒者對於六藝之普通理論，而六藝之名亦於是確立。六藝亦曰六學，《漢書·儒林傳》曰：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前漢書》卷八十八頁一）
《儒林傳》又言，「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前漢書》卷八十八頁三）；經學即六學，亦即六藝也。
自漢武用董仲舒之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於是中國大部分之思想統一於儒，而儒家之學，又確定為經學。自此以後，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大多數著書立說之人，其學說無論如何新奇，皆須於經學中求有根據，方可為一般人所信受。經學雖常隨時代而變，而各時代精神，大部分必於經學中表現之。故就歷史上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為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則經學時代也。
二 【儒家所以能獨尊之原因】
儒家之興起，為子學時代之開端；儒家之獨尊，為子學時代之結局。一時波瀾壯闊之思想，其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背景，上文已述。（見第二章）及漢之初葉，政治上既開以前所未有之大一統之局，而社會及經濟各方面之變動，開始自春秋時代者，至此亦漸成立新秩序；故此後思想之亦漸歸統一，乃自然之趨勢。秦皇、李斯行統一思想之政策於前，漢武、董仲舒行統一思想之政策於後，蓋皆代表一種自然之趨勢，非只推行一二人之理想也。
秦始皇雖立各家學者為博士，而所設施，用儒家思想甚多。顧亭林云：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並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導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為寄貑，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日知錄》卷十三頁二）
秦用儒家之說，以「坊民正俗」，即其焚書、禁私學，亦未嘗不合於儒家同道德，一風俗之主張，不過為之過甚耳。秦皇、李斯廢私學，為統一思想之第一步。漢武、董仲舒罷黜百家，為統一思想之第二步。不過戰國末至漢初，諸家派別甚多，漢武、董仲舒何以必擁立儒家為正統思想？豈漢偶有一董仲舒，漢武又偶用董仲舒之言，遂有此結果歟？
或謂儒家在政治上主張尊君抑臣，故為專制皇帝所喜；然於專制皇帝最方便之學說，為法家非儒家。後來君主多「陽儒陰法」；「陰法」即「陰法」矣，而又「陽儒」何哉？
自春秋至漢初，一時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均有根本的變化。然其時無機器之發明，故無可以無限發達之工業，因之亦無可以無限發達之商業。多數人民，仍以農為業，不過昔之為農奴者，今得為自由農民耳。多數人仍為農民，聚其宗族，耕其田疇。故昔日之宗法社會，仍保留而未大破壞。故昔日之禮教制度，一部分仍可適用。不過昔之僅貴族得用者，現在大部分平民亦用之而已。平民得解放後，亦樂用昔日貴族之一部分禮教制度，以自豪自娛也。即在政治方面，秦漢雖變古，然秦之帝室，仍是古代之貴族。漢高祖起自平民，而以後天子仍為世襲。就此點而論，秦漢仍未盡變古也。且人不能離其環境而獨立，天下無完全新創之制度。即秦漢大一統後，欲另定政治上，社會上各種新制度，亦須用儒者為之。蓋儒者通以前之典籍，知以前之制度，又有自孔子以來所與各種原有制度之理論。《莊子·天下篇》曰：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繫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莊子》卷十頁二十五）
蓋儒者通以前之典籍，知以前之制度，而又理想化之、理論化之，使之秩然有序，粲然可觀。若別家則僅有政治、社會哲學，而無對於政治社會之具體辦法，或雖有亦不如儒家完全；在秦漢大一統後之「建設時代」，當然不能與儒家爭勝也。
再有一點，即儒家之六藝，本非一人之家學，其中有多種思想之萌芽，易為人所引申附會。此富有彈力性之六藝，對於不同之思想，有兼容並包之可能。儒家獨尊后，與儒家本來不同之學說，仍可在六藝之大帽子下，改頭換面，保持其存在。儒家既不必完全制別家之死命，別家亦不必竭力反對之，故其獨尊之招牌，終能敷衍維持。經學在以後歷史上中國思想中之地位，如君主立憲國之君主。君主固「萬世一系」，然其治國之政策，固常隨其內閣改變也。迄今中國與西洋接觸，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又有根本的變化，於是此二千年來為中國人思想之君主之經學，乃始被革命而退位；而中國人之思想，乃將有較新之局面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