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常識 · 第十六章 道家
我在上章說漢代哲學的第一時代是道家全盛時代。如今須說「道家」之名作何意義。古代本沒有什麼「道家」。道是一個「達名」，所包極廣。《莊子·天下篇》所舉老聃、關尹、墨翟、慎到、莊周等等，都稱「道術」。道即是路，即是方法。故老子、孔子、墨子……所要得的，都只是「道」。但其間卻有個分別。老子的道，完全是天道，是自然之理。孔子、荀子、孟子的道，偏重人道，是人事之理。墨子所說，以「天志」為本，是有意志的天道。後來這個「達名」的道，漸漸的範圍狹小下來，單指老子一派的自然之理。《莊子》《韓非子》所說的道，都屬於此派。「達名」竟變成「類名」了。到了後來，「道家」一名竟成「私名」，起初單指那一派以天道（自然）作根本的哲學，後來漢末道教發生，道家竟成了道士的名稱。自從道教稱「道家」以後，那一派自然哲學便改稱「老氏」，或混稱「老莊」，不叫作「道家」了。
漢代的道家乃是專指那自然派的哲學。當秦漢之際，儒墨之爭雖已消滅，儒法之爭卻甚激烈。那時的焚書大禍，便是儒法之爭的結果。秦時法家戰勝，儒家大失敗。到了漢初，如上章所說，儒生又戰勝了。這個時代，只有那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自然派哲學，不曾受政治上的影響。這一派的哲學，當秦漢之際，不但沒有消滅，還能吸收各家的長處，融會貫通，漸漸的變成一個集大成的學派。
依我看來，漢初一百年的道家哲學竟可以算得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個大結束。古代的學派，除了墨家一支之外，所有精華，都被道家吸收進去，所以能成一個集大成的學派。這是漢代道家的特色。如今且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話作我這段議論的證據。他說：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有不省耳。（此下論各家得失）……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推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此下分論各家得失）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音款空也）。
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記》卷一三○）
看他說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便是說道家是一個集大成的學派。
讀者須知「集大成」三個字，不過是「折衷派」的別名。看得起他，就說是「集大成」；看不起他，就說是「折衷派」。漢代道家屬於折衷派，自不可諱。但這一派卻真能融合各家的好處，真能把各家的學說格外發揮得明白曉暢，所以我覺得他頗當得起「集大成」的稱號。
漢代的道家哲學最完備的莫如《淮南子》一部書。故下章用這書代表道家的哲學。
道家的來源與宗旨
戰國晚年以後，中國思想多傾向於折衷混合，無論什麼學派，都可以叫作「雜家」。總括起來，這時候有三個大思想集團都可以稱為「雜家」：
1.秦學，可用《呂氏春秋》和李斯作代表。
2.魯學，即儒家。
3.齊學，即「黃老」之學，又叫作「道家」。
秦學已在前面詳細說過了，魯學在下文另有專篇，在本章里我要討論齊學的道家。
秦學與齊學同是複合學派，同用自然主義的思想作中心，而其中頗有根本的不同。秦是一個得志的強國，有吞併天下的野心，故凡可以有為的人才，凡可以實行的思想，在秦國都有受歡迎的機會。故呂不韋、李斯的思想里很少玄想的成分，而很多實用的政論。秦學也側重自然主義，也提倡無知無為的君道，而同時又特別反對偃兵，又特別提倡變法的哲學；他注重個人主義，提倡貴生重己，卻還沒有出世的意味；燕齊海上的陰陽家言已在混合之中了，但神仙方術之說還不見稱述（秦始皇統一之後，大信神仙之事，此是齊學的勝利）。故秦學還不失為一個有為的國家的政術，雖然稱道無為，而韓非、李斯的成分很濃厚，故見於政治便成為秦帝國的急進政策。
齊學便不然。燕齊海上之士多空想，故迂怪大膽的議論往往出於其間。司馬遷說：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史記》一二九）
齊民族的原始宗教有八神將：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月主，日主，四時主（《史記》二八）。陰陽五德之說，神仙之說，都起於這個民族，毫不足奇怪。《封禪書》說：
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雲。世主
莫不甘心焉。（《史記》二八）
《史記》記陰陽家和神仙方術的混合，很值得我們的注意。《封禪書》說：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漢書》二五作元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則字疑衍）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這個齊系的思想和別的思想一樣有「托古改制」的必要。儒墨都稱道堯舜，堯舜成了濫套，不足借重了，故後起的齊系思想用老子一系的哲學思想作底子，造出了無數半歷史半神話的古人的偽書。其中，最古最尊的便是那騎龍上天的仙人黃帝。他們講神仙，必須歸到清靜寡慾，適性養神；他們講治術，必須歸到自然無為的天道。陰陽的運行，五行的終始，本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論；但他們又注重祥災異，便已染上了墨教的色彩了。大概民間宗教迷信的影響太大，古代不甚自覺的自然主義抵抗不住民間迷信的勢力，於是自然主義的陰陽五行遂和祥災異的陰陽五行混在一處了。又如，清靜適性也本是自然主義的人生觀。但他們又去尋種種丹藥和方術來求長生不死，形解屍化，這便不是自然主義的本意了。然而當日的學者卻沒有這種自覺，於是，這些思想也就混成一家了。老子太簡單了，不能用作混合學派的基礎，故不能不抬出黃帝等人來；正如儒家孔子之外不能不有周公、堯、舜等人一樣。於是這一個大混合的思想集團就叫作「黃老之學」。因為這一系思想都自附於那個自然變化的天道觀念，故後來又叫作「道家」。
秦以前沒有「道家」之名，「道家」只是指那戰國末年以至秦漢之間新起來的黃老之學。漢朝學者也知道這個學派起來甚晚。《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六篇，原注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又《雜黃帝》五十八篇，原注云：「六國時賢者所作。」又《力牧》二十二篇，原注云：「六國時所做，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司馬遷也說：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史記》一）
《漢書·藝文志》很明白的說黃帝、力牧之書出於六國時。其實，此派起於六國末年，成於秦漢之際。司馬遷在《樂毅傳》末說得最明白：
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巨公（今本作樂臣公，《集解》與《索隱》皆雲，臣一作巨。《漢書》三七《田叔傳》作樂鉅公，可證原本作巨，訛作臣。今改正），趙且為秦所滅（在始皇十八九年，前229~228），亡之齊高密。樂巨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樂巨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巨公，樂巨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安期生《封禪書》里稱為「仙者」，大概河上丈人也是烏有先生一流的仙人。毛翕公以下，大概是黃老之學的初期之師。他們的地域不出於高密、膠西一帶，時代不過秦始皇到漢高祖時，三四十年而已。在這時期里，熱衷的人便跑出去宣傳「方仙道」，替秦始皇帝候星氣，求神仙去了。一些冷淡的學者，亡國的遺民，如樂瑕、樂巨之流，他們不願在新朝獻媚求榮，便在高密、膠西一帶編造古書，講述黃帝、老子。這便是「黃老之學」的起源。
在秦始皇時代，齊學曾得著皇帝的寵用。齊人徐巿（即徐福）說動了始皇，帶了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盧生、韓終、侯公、石生（皆燕齊之士）等都被派入海求神仙，求不死之藥。但這一位皇帝是不容易服侍的，他是要求實效的，「不驗輒死」。後來徐巿入海不返，韓終去不報，盧生、侯生也逃走了。始皇大怒，於是有坑殺術士儒生四百六十人的慘劇。不久，天下又大亂了。大亂之後，直到漢武帝時，七八十年中，求神仙的風氣因為沒有熱心的君主提倡，故稍稍衰歇。而齊學之中的黃老清靜無為的思想卻因為時勢的需要，得著有力的提倡，成為西漢初期的「顯學」。韓非在前三世紀中葉說「世之顯學」，只舉儒墨二家，其時齊學還不夠為顯學。黃老之學成為顯學，始於漢初，而第一個黃老學者受尊崇的，便是高密樂巨公的弟子膠西蓋公。蓋公是漢相國曹參的老師。（詳見下節）
這一個學派本來只叫作「黃老之學」。「道家」之名不知起於何時。陳平晚年曾有「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的話（《史記》五六）。後來武帝初年有儒道爭政權的一案，司馬遷記此事，有云：
竇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史記》一〇七）
這裡上文說「黃老之言」，而下文說「道家言」，可見這兩個名詞是同義的了。
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這一百多年的道家學者可考見的，略如下表：
毛翕公
樂瑕公
田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至景帝時尚生存，見《漢書》三七本傳）
蓋公（當前200年尚生存）
曹參（前190年死）
陳平（《史記》傳贊說他學黃老）
王生（見《張釋之傳》，「善為黃老言」，至景帝初年尚生存。《騶陽傳》有「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似同是一個人）
黃生（景帝時，約當前二世紀中葉）
鄧章（見《晁錯傳》之末，約當武帝時，「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鄰氏（有《老子經傳》四篇）
傅氏（有《老子經說》三十七篇）
徐氏（字少季，臨淮人，有《老子經說》六篇。以上三人時代不明，見《藝文志》）
捷子（齊人，有《捷子》二篇，《藝文志》雲，武帝時說）
曹羽（有書二篇，《藝文志》雲，「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有書十二篇，《藝文志》雲，武帝時）
司馬談（前110年死；「學道論於黃生」）
汲黯（前112年死；《史記》一二〇說他「學黃老之言」）
鄭當時（約前100年死；《史記》一二〇說他「好黃老之言」）
楊王孫（武帝時人，學黃老之術，家頗富，厚自奉養，實行「養生」的主義。後來他有病，先立遺囑，說「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他的朋友勸阻他，他說：「吾裸葬，將以矯世也。」《漢書》六七有傳。據《西京雜記》，王孫名貴，京兆人）
在秦始皇坑術士之後，漢武帝大求神仙丹藥之前，這七八十年中的道家似乎經過了一番刷清作用，神仙迂怪之說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而清靜無為的思想特別被尊崇，故這時期的道家思想差不多完全等於清靜無為的政術。故曹參師事蓋公，治齊治漢，都用黃老術，清靜無為，以不擾民為主。故竇太后信黃老之言，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史記》二八）。故汲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余，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記》百二十）這都是道家的政治思想，重在清靜無為，重在不擾民，與民休息。
司馬談學天文於方士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生，可算是一個雜博的學者。他在建元、元封之間（前140~110年）做太史令，也不得不跟著一班方士儒生議祠后土，議泰疇壇（均見《史記》二八）。但他的「論六家之要指」（《史記》百三十）述道家的宗旨仍是這自然無為的治道。他說：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他把一切學派的思想都看作「務為治」的政術，不過出發點有不同——「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的分別，故主張也有不同。他從這個論點觀察各家，指出他們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只有道家是「無所不宜」的一種治道。他說：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這是說道家無所不包，無所不宜。他又說：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道家承認一個無為而無不為的天道，道是自然流動變遷的，故「無成勢，無常形」。一切依著自然變遷的趨勢，便是「因循」，便是守「時變」。時機未成熟，不能勉強，故「不為物先」。時機已成熟了，便須因時而動，故「不為物後」。在政治上的態度便是既不頑固，也不革命，只順著時變走。這是道家的無為主義。無為並不是不做事，只是「不為物先」，只是「因時為業」。這便是《淮南王》所謂：
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訓》）
大凡無為的政治思想，本意只是說人君的聰明有限，本領有限，容易做錯事情，倒不如裝呆偷懶，少鬧些亂子罷（《呂氏春秋·任數篇》說：「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闞，其所以聞見甚淺。」《君守篇》說：「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然而直說人君知識能力不夠，究竟有點難為情，所以只好說：「您老人家的貴體非同小可，請您保養精神，少操點心罷。」司馬談也有這樣一種養神保形的政術，他說：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健羨似是古時一種成語，有貪慾之意。《荀子·哀公篇》，孔子曰，無取健。楊倞注，「健羨之人。」下文孔子曰，健，貪也。楊注，「健羨之人多貪慾」），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而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他又說：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他這樣反覆叮嚀，很像囑咐小孩子一樣，在我們今日看了似乎好笑，但在當時為此說者自有一番苦心。道家主張無為，實含有虛君政治之意，慎到所謂「塊不失道」，《呂氏春秋》所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都是這個意思。司馬談也主張「無唱有和，無先有隨」，故他反對儒家「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的治道論，但君主之權既已積重難返了，學者不敢明說限制君權，更不敢明說虛君，故只好說請人君保養精形，貴生而定神。人君能「精神專一」，則能「動合無形，贍足萬物」了。這是他們不得已的說法。
試看司馬遷記汲黯的事：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史記》百二十）
這樣一句話便使皇帝氣的變色而罷朝，使滿朝公卿都震懼。怪不得那些和平的道家學者只好委婉地提出保養精神的論調了。
無為的政治思想是弱者的哲學，是無力的主張。根本的缺陷只在於沒有辦法，沒有制裁的能力。他們說：「你們知識不夠，不如無知罷。你們不配有為，不如無為罷。」但是君主愚而偏好自用，他們有什麼辦法呢？不配有為而偏要有為，他們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只好說：「您老人家歇歇吧，不要主勞而臣逸。」但是君主偏不肯歇，偏愛騷動形神，他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漢初七十年的政治，可算是有點無為的意味，也不能說是沒有成效。但我們仔細想想，漢初的無為政治都是由君主丞相發動：孝惠的「垂拱」是因為他無權無能；呂后的「政不出房戶」是因為她本來沒有多大見識，又怕別人有為；曹參、竇太后的行黃老術都是強有力者的自動。等到漢武帝立志要有為，於是七十年的無為政治全推翻了。
七十年的道家政治
漢帝國的創立者都是平民。劉邦是個不事生產的無賴，蕭何是個刀筆吏，樊噲是屠狗的，夏侯嬰是個馬夫，灌嬰是個賣繒的，周勃是為人吹簫送喪的，彭越是打魚的，黥布是個黥了面的囚徒，韓信是個「貧無行」的流氓。其中只有極少數的人，如張良、陳平，是受過教育的。這一群人起來參加革命，在幾年之中，統一中國，建立了第二次的統一帝國。劉邦做了皇帝，這一群人都做了新朝的王侯將相。他們的妻妾也都成了新朝的貴婦人。劉邦的兄弟子侄也都封王建國。這一班鄉下人統治之下的政治，確實有點可怕。彭越、韓信都死在一個殘忍的婦人之手。高祖死後，呂后當國，至十五年之久（前194~180），政治的污穢昏亂，人所共知。高帝在日，韓信曾冷笑自己竟同樊噲等為伍；高帝死後，樊噲和他的老婆呂嬃便成了最有權勢的人。呂后的一班兄弟諸侄都封王封侯。她的嬖倖審食其也封辟陽侯，拜左丞相，住在宮裡，百官皆因而決事。右丞相陳平沒有事可做，只能「日飲醇酒，戲婦女」。這樣的做法，才能得呂后的歡心，才可避免呂嬃的讒害（《史記》五六）。呂后的行為是最不人道的，她鴆殺的人，如趙王如意、趙王友、趙王恢等，不可勝計。她吃戚夫人的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喑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史記》九）
在這樣的黑暗時代，一班稍有頭腦的人都感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為不如無為，良法美制都無用處，不如少出主意，少生事端。只要能維持國內的太平，使人民可以休息，可以恢復十幾年兵禍毀壞的生產力，這便是大幸事了。《漢書·食貨志》說：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史記·平準書》作「米至石萬錢」）。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白天
子不能具醇駟（四匹馬一色），而將相或乘牛車。
經濟的狀況如此，也不是可以有為的時勢。所以魯國的儒生對叔孫通說：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
所以陸賈也主張無為的政治（見上章）。最奇怪的是當日的武將，「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的平陽侯曹參，也極力主張無為的政治。曹參和韓信平定了齊地，高祖把韓信調開了，封他的長子肥為齊王，用曹參做齊相國（前202年）。曹參以戰功第一的人，做韓信的繼任者，他豈不明白高祖的用意？司馬遷說：
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前202~193），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惠帝二年（前193），……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史記》五四）
曹參在齊相國任內，行了九年的清靜無為的政治，已有成效了。故他到了中央做相國，也抱定這個無為不擾民的主義。
參代蕭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之約束。擇郡國吏，木（《漢書》三九木字作「長大」二字，孟康說，年長大者）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希冀）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惠帝看了曹參的行為，有點奇怪，叫他的兒子曹窋去規諫他。曹窋回去問他父親為什麼「日飲，無所請事」。曹參大怒，打了他二百下，說：「天下事不是你應該說的！」第二天，惠帝只好老實說是他叫曹窋去說的：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
參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
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
這裡明明說出他的無為政治的意義是：「我們都不配有為，還是安分點，少做點罷。」其實惠帝自己在呂后的淫威之下，也只能「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史記》九），不久即短命而死，只有二十三歲。後來王陵做右丞相，因為反對諸呂封王的事，就做不成丞相了。陳平和審食其做左右丞相，陳平也只能喝酒玩婦人，然而還免不了讒害。
呂嬃……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
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史記》五六）
呂太后聽說陳平喝酒玩婦人不治事，為什麼私心獨歡喜呢？這就是說，當權的人不但自己不配有為，並且都不願意誰有為。最庸碌的人如蕭何，尚且時時受他的老朋友劉邦的猜忌。故蕭何不能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高祖知道了便「大悅」。但蕭何提議許百姓入上林空地去種田，高祖便大怒，把他「下廷尉，械繫之！」（《史記》五三）呂后的喜，和她丈夫的大悅大怒，正是同一種心理作用，都是不願人做有益的事功。這都是無為政治的背景。
但無為的政治卻也有很好的效果。司馬遷論曹參道：
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史記》五四）
他在《呂后本紀》的後面也說：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史記》九）班固《漢書·高后紀》的贊（《漢書》三），全抄此段。
班固又在《食貸志》里說：「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漢書》二四）
可見當時的政治儘管齷齪，而「政不出房戶」，人民便受惠不少。幾十年的無為，有這樣大成效：
至今上（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前202~130）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萬萬為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吏不可時時更換，至生長子孫而不轉職），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史記》三十）
孝惠、呂后之時的無為政治，如曹參的尊重蓋公，實行黃老的思想，便已是有意地試行無為主義了。孝文、孝景二帝的政治也都含有一點自覺的無為政策。史家雖不明說文帝是黃老信徒，但他在位二十三年，所行政策，如除肉刑，除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律，減賦稅，勸農桑，以及對南越及匈奴的和平政策，都像是有意的與民休息。他的皇后竇氏便是一個尊信黃老的婦人，她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後共四十五年（前179~135）。《史記》（四九）說：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即武帝）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竇太后當文帝時，便因病把眼睛瞎了（《史記》四九）。故她的讀老子、黃帝書應該在她早年。我們雖不知道文帝曾否受她影響，也不知道是否因文帝尊崇黃老而影響到她。但我們至少可以說，這位瞎眼睛太后是十分尊崇黃老哲學的，而她的權勢足夠影響漢家政治至幾十年之久。當景帝時代，儒生轅固生說《老子》是「家人言」，得罪了竇太后，便被送到獸圈裡去刺野豬（《史記》一二一）。武帝初年的趙綰、王臧的大獄，也是一件儒家與道家鬥爭的案子，值得史家的注意。《史記》說：
建元元年（前140），……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除（關門之稅），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
這是儒家、趙綰、王臧的變法政綱。
時諸外家列為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史記》一〇七）
二年（前139），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漢書·武帝紀》作「請毋奏事太皇太后」）。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耶？」（以上用《漢書》五二）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以上用《史記》二八）。免丞相嬰，太尉蚡。以許昌為丞相，莊青翟為御史大夫。（《漢書》五二）
《史記·萬石君列傳》也說：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石奮）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史記》一〇三）
這也是有意排斥儒生的一個例子。
但這位瞎眼的太皇太后不久就死了（前135）。七十年與民休息的政治，已造成了一個人給家足的中國，可以大有為了，於是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布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史記》一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