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第七講　魏晉至宋代以前的政治思想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政治思想消沉的時代，這一個時代之中，並不是沒有有政治思想的人，然其思想大都不脫漢人的科臼，直到兩宋之世，而中國的政治思想才又發出萬丈的光焰，這是什麼原故呢？ 原來政治的目的，不外乎安內與攘外。當對外太平無事時，大家的眼光都注重在內治一方面。對外問題急迫了，整個國家的生存要緊，其餘的問題，就只得姑置為緩圖了。中國對外的問題是到什麼時候才嚴重起來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不能不說是宋代，這又是為什麼呢？ 在周以前，我們對於異族實在是一個侵略者，而不是一個被侵略者，這一層在第二講中業經說過了。兩漢時代，情形還是如此。五胡亂華，是中原受異族的侵略之始。但是這時候侵略的異族，民族意識都不甚晶瑩，這個只要看當時的異族沒一個不自附於漢族古帝皇之後可知。這（1）因他們的文化程度較低，（2）因歸附中原、雜居塞內已久，當其亂華之時，業已有幾分同化。到遼、金時代便不然了。遼人的民族意識業已較五胡為強，至金人則其和漢族的對立更為尖銳。只要看金世宗的所為，便可知道。而且五胡是以附塞或塞內的部落作亂的，也有一半可以說是叛民的性質，至於遼、金則是在塞外建立了強大的國家然後侵入的，所以其性質更為嚴重。 異族侵入的原因是甚麼呢？其中第一件，便是中原王朝兵備的廢弛，以兩漢時代的兵力，異族本沒有侵入的可能，三國時代中原雖然分裂，兵力並沒有衰弱，為什麼前此歸附的異族一到兩晉時代居然能在中原大肆咆哮，而漢族竟無如之何呢？原來兵權的落入異族之手並非一朝一夕之故。中國在古代本不是全國皆兵的，各國正式的軍隊，只是當初的征服者，至於被征服者雖非不能當兵，然事實上只令他們守衛本地，和後世的鄉兵一樣。直到戰國之世，戰爭的規模大了，舊有的兵不給於用，才把向來僅令其守衛本地的兵，悉數用作正式軍隊。這話在第三講中亦已說過。從此以後我們就造成一個全國皆兵的制度了。但是這種制度，到秦漢之世卻又逐漸破壞，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古代國小，人民從事於徵戍，離家不甚遠，所以因此而曠廢時日以及川資運糧等等的耗費，亦比較不大，到統一以後，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所以當用兵較少的時候，還可以調發民兵，較多的時候便要代之以謫發或謫戍。漢朝自文景以前，用兵大都調自郡國，而前乎此的秦朝以及後乎此的武宣都要用謫發和謫戍，就是這個道理。漢朝的兵制，是沿襲秦朝的。民年二十三則服兵役，至五十六乃免，郡國各有都尉，以司其講肄和都試。戍邊之責，也是均攤之於全國人的，人人有戍邊三日的義務——雖然不能夠人人自行，然而制度則是如此——自武宣多用謫發之後，實際上人民從征之事已較少，至後漢光武欲圖減官省事，把郡國都尉廢掉，從此以後，民兵制度就簡直不存在了。當兵本來是人情容易怕的，統一之後，腹地的人民距邊寇較遠，就有民兵制度，也易流於有名無實，何況竟把他廢掉呢？從此以後，普通的人民，就和當兵絕緣。當兵的總是特種的人民，——用得多的時候，固然也調發普通人民，然而只是特殊的事。——而尤其多被利用的，則是歸附的異族。這種趨勢，當東漢時代業已開始了，至西晉而尤甚。五胡亂華之後，自然多用其本族之人為主力的軍隊，所以這時候，武力是始終在異族手裡的。這是漢人難於恢復的一個大原因。隋唐之世，漢族業已恢復了，局面似乎該一變，但是用異族當兵，業已用慣了，既有異族可以當兵，樂得使本國人及於寬典，況且用兵於塞外，天時地利，都以即用該方面的人為適宜，而且勞費也較少。所以論起武功來，讀史者總是以漢唐並稱，其實漢唐不是一樣的。漢代的征服四夷，十次中有七八次是發自己的兵，實實在在的去打——尤其對於最強的匈奴是如此。漢朝打西域，是用本國兵最少的，而西域卻是最勢分力弱的小敵——唐朝卻多用蕃兵，到後來，並且守御邊境亦用蕃兵為主力，因此釀成安史之亂。安史亂後，軍隊之數是大增加了，然而不是沒有戰鬥力，就是不聽命令，遇事總不肯向前，以致龐勛、黃巢之亂，都非靠沙陀兵不能打平。從此以後，沙陀就橫行中原，而契丹也繼之侵入了。分裂是最可痛心的事。當分裂之世，無論你兵力如何強大，是只會招致異族以共攻本國人，斷不會聯合本國人以共御外侮的——這是由於人情莫不欲爭利，而利惟近者為可爭，人情莫不欲避害，而害惟近者為尤切，所以非到本國統一之後，不能對外，什麼借對外以圖團結本國等等，都只是夢話——然而到中原既已統一之後，又因反側之心未全消弭，非圖集中兵權或更消滅或削弱某一部分的兵力不可，北宋便是這個時代。所以經前後漢之末兩次大亂之後，中原王朝的兵力實在是始終不振的，而在塞外的異族卻因歲月的推移逐漸強大，遂有遼、金、元等部落，在塞外先立了一個大國，而後以整個的勢力侵入中原，使中原王朝始而被割掉一部分領土，繼而喪失全國之半，終乃整個的被人征服了。所以當這時代，中原王朝的武力該怎樣恢復，實在是一個大問題。 是把國內治好了，然後御外呢？還是專講對外，其餘都姑置為緩圖呢？這自然是民族當危急存亡時，首先引起的重要問題。假如中國是一個小國，自然當危急存亡時，一切都將置諸不問，而姑以卻敵為先務，然而事實不是如此。中國土地之大，人口之多，物資之豐富，以及文化程度之高，一切都遠出異族之上，異族的凌侮無論如何劇烈，在中國政治家的眼光中，是不會成為惟一的問題的。況且中國人素來以平天下為懷，認為異族的凌侮，只是暫時的變態，到常態回復了，他們總要給我們同化的，這原是中國人應盡的責任。這種自負的心理，是不會因時局的嚴重而喪失的。而且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外患的嚴重，其根源斷不能說不由於內憂。所以外患的嚴重，本不能掩蔽內憂，而減少其重要性，而且因外患的嚴重，更促起政治家對於國內問題的反省，所以自宋到明這一個民族問題嚴重的時代，卻引起政治思想的光焰。 這時候的政治思想集中在哪幾點上面呢？國家的根本是人民，人民第一個重要的問題便是生活，生活都不能保持，自然一切無從說起了。假使生活而能保持了，那就要解決「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的問題了，這也是傳統的思想上看得極為嚴重的問題。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的。從三國到南北朝，因為時局的紛擾，談政治的人忙於眼前的問題，對於這種根本問題比較兩漢時代要淡得多了。到隋唐之世因為時局較為安定，對於根本問題用心探索的人又較多，至宋代而大放其光焰。 當這一個時代，關於「教養」問題的現狀卻是怎樣的呢？請略說其大概如下： 關於「養」的問題，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實在是一樣的重要。但是自漢以後，儒家之學盛行，儒家是偏重於平均地權的，所以大多數人的思想也側重在這一方面。儒家所懷抱的思想又分為兩派，激烈的是恢復井田，緩和的是限民名田。激烈派的思想經新莽實行而失敗了，沒有人敢再提起，東漢以後多數認為切實易行的，是限民名田。晉朝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調法，都是實行此項理想的。後漢末的大亂，人民死亡的很多，自此經兩晉南北朝，北方經過與蠻族的鬥爭，死亡也很劇烈。此時的土地是比較有餘的，又得授田的制度以調劑其間，所以地權不平均的問題，比較不覺得嚴重。唐朝自貞觀至於開元，時局是比較安靜的。安靜之時，資本易於蓄積，併兼之禍即隨之而烈。天寶以後，藩鎮割據，戰禍除（1）安史之亂時；（2）黃巢亂時；（3）梁唐戰爭；（4）唐晉與契丹的戰爭，直接受禍的區域外，其實並不甚烈。人民死亡不能甚多。而（A）苛政亟行，（B）奢侈無度，封建勢力和商業資本乘機大肆剝削，人民被逼得幾於無路可走，我們試一翻《宋史》，便知道①當時的田無稅的很多，②當時的丁不役的很多。這都是有特殊勢力的人所得的好處，而其負擔則皆並於貧弱之家。③民間借貸自春及秋便本利相侔，設或不能歸償，則什麼東西債權人都可以取去抵債。見《宋史·陳舜俞傳》。所以當時司馬光上疏說：農民的情景是「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更有何可生之路耳」。烏呼痛哉！在政治上，（甲）自兩稅法行後，連名存實亡的平均地權的法令都沒有了，（乙）而役法又極酷，（丙）而唐中葉後新增的苛稅如鹽、茶、酒及商業上的過稅、住稅等，宋朝又多未能刪除，這些直接間接也都是人民的負擔。租稅的大體，自宋迄明未之有改，而元朝以異族入主中原又加重了封建勢力的剝削。明朝自中葉以後，朝政的紊亂，又為歷代所未有，藩王、勛戚、宦官等的剝削平民以及所謂鄉紳的跋扈，亦是歷代所罕有，所以民生問題，可以說自宋至明，大致都在嚴重的情形中。 至於「教」的問題，則除漢朝賈生、董生等所說一種貧而弱而愚的可憐情形外，另有一個嚴重的問題。中國古代宗教上崇拜的對象，最大的是地，次之則是吃田豕的虎，吃田鼠的貓，或防水的堤防等，再次之則是在家的門神、灶神，出門時的行神，及管個人壽算的司命等。見《禮記·郊特牲》及《祭法》。古時的人們對於祭天，是沒有關係的。至於地，則本沒有一個統一的地神——以方澤對闤丘，是晚出的概念，所以只有《周官》上有——在古代只有各祭其所利用的一片土地，所以最隆重的是社，而社會也是隨著一個個農村而分立的。其最切近的為祖先，祖先不必說了，就是其餘的神，也是限於一個很小的範圍內的。這些神在氏族時代，則為一氏族內的人所崇拜，在部落時代，則為一部落的人所崇拜，彼此各不相干。在其部落以內，宗教師亦是一種分職，他所做的事情，雖無實益，卻是人民對他有信仰心，並不嫌惡他。其實他自己亦不全是騙人的，多少總有些信以為真。他也無從分外榨取，至於氏族或部落以外，根本沒有人信他，他更無從施展威權了。漢初的宗教還是如此，所以越巫、齊方士等各各獨立。天子所祭的天神，雖然在諸神中取得最高的地位，然而諸侯尚且不許祭天，平民更不必說了。中國古代似乎貴族平民各有其所崇拜的對象，彼此各不相干，因此在上者要想借宗教之力以感化人民甚難，卻也沒有干涉人民的信仰，以致激變之事。列國間因本來懷抱著宗教是有地方性的觀念，宗教信仰多包含在風俗習慣之中，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就是不干涉信仰的自由。所以彼此互不相干涉，亦沒有爭教的事。這實在是中國最合理的一件事，因為宗教總不過是生活的反映，各地方有各地方不同的生活，自然會產生不同的宗教，而亦正需要不同的宗教，硬要統一它做什麼呢？老實說，就是勉強統一了，也只是一個名目，其內容還可以大不相同的。隨著時代的變遷，從前各各分立的氏族或部落漸次統一而成一個大社會，社會既然擴大了，自然要有為全社會所共同信仰的大宗教，也自然會有為全社會所信仰的大宗教。這時代的大宗教，並不是單獨發生，把從前的小宗教都消滅掉了的。乃是從前的舊宗教所變化發達而成。（1）把從前性質僅限於一部落一氏族的神擴大之而為全社會之神；（2）各地方所崇拜的神，有本來相同的，那自然不成問題；（3）否則亦可以牽強附會，硬把他算做一個；（4）其無須合併的，則建立一個系統，把他編制一下。如此許多分立的小宗教，就可以合併而成一大宗教了。這就是中國所謂道教。這種變化，大約在很早的時代，隨著社會的變動，就逐漸進行的，至後漢末年，在社會上大顯勢力，至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乃正式得到政府的承認。當兩漢之間，佛教從印度輸入中國，至後漢末年，也在社會上漸露頭角。佛教的哲理，較之道教更為精深。——中國的學問，並不是不及印度，但專就哲理而論，卻應該自愧弗如的，而宗教所需要的，卻特別在這一方面。為什麼呢？因為宗教倘使在政治社會方面多作正面的主張，就不免和政治發生衝突，和政治發生衝突，就要受到壓迫了。佛教卻在這一方面，有其特別優勝之點。它對於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幾於毫無主張，只是在現社會的秩序之下，努力於個人的解脫。如此，於政治問題，就覺其毫無關係，而多少還可以掩蔽現實，麻醉人民，而使之馳心於淨土。如此在消極方面說，就可以不受政府的干涉，而多少還可受些保護。在積極方面，則因他主張輪迴，替人把希望擴張到無限大，而又自有其高深的哲理，足以自圓其說，所以還能夠得到王公貴人的提倡；在平民眼裡，佛教、道教本來是無甚區別的，誰宣傳得起勁些，誰被信仰的機會就多些。如此佛教因其（1）給與人的希望之大，（2）哲理的精深，能得士大夫的信仰，其宣傳之力，就超出於道教以上，所以其流行也較道教為盛。從兩漢到南北朝，在精神界既然發生了全國共信的大宗教，就形成下列諸問題。 其一，在佛教尚未大行、道教也未十分組織成功之時，政治和社會，都有很大的不安，而宗教在這時代，業已從地域的進而為全國的了，自然會有人想利用他造成一種政治上反抗的力量，所以前後的變亂，含有宗教成分的很多。道教的大師如張角、張魯、孫恩等不必說了，就和尚也有躬為禍首的，因此引起政治上的焚燒讖緯，禁止傳習天文。 其二，第一問題在中國的關係不能算大，而為政府所承認的宗教，亦發生下列二大問題，即（A）在物質方面，教徒既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成為純粹的分利分子，卻還要消耗多大的布施，而且積蓄多了，便從事於兼併土地，役使奴僕，於經濟的平均，很有妨害。（B）在精神方面，宗教麻醉的力量能使人離開現實，馳騖空虛，多少可以減少些反抗之力，緩和些怨恨之聲，而且他多少要教人民以正直平和慈善，使社會增加幾分安穩，這是政治上所希望的。所以歷來也很有些儒者的議論，在這一方面承認二氏的功勞。但是宗教所教導的，斷不能和政治上所要求的全然一致，而且和儒家傳統的道德和倫理，不免有些不相容，而儒家卻是在政治上積有權威的。因此之故，宗教問題在政治思想史上，也就有相當的關係了。 綜括這一個時代，養的問題不能解決，教的問題亦覺得愚弱可憐，而嚴重的外患又相逼而來。稍加仔細觀察，便覺得外患的成為問題，全是由於本國的社會病態太深之故，於是這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不期然而然的都觸著了許多根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