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第六講 漢代的政治思想
道家是漢定天下以後最早得勢的學派。他的思想我們可以蓋公和汲黯兩個人來做代表。蓋公之事，見於《史記·曹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說，曹參以孝惠帝元年做齊國的丞相，此時天下初定，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聽了他的話，相齊九年，齊國安集，人稱賢相。後來做了漢朝的宰相，也還是用這老法子。《史記》上記載這兩件事，最可見得當時道家的態度。
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岳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岳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
於此，我們可以知道道家得失。他的所謂並容裡面，實包含著無限的醜惡。不務絕奸人，而反求所以並容之，天下哪有這治法？然而卻能得到好聲名，這是何故？原來天下事最怕的，是上下相蒙。大抵善為聲名的人，總是塗澤表面，而內容則不堪問。你叫他去治岳市，他在表面上替你把岳市治得很好了，便是你自己去查察，也看不出什麼毛病來，然而實際可以更壞。為什麼呢？（1）他會囑咐手下的人，說丞相要來查察什麼什麼事情——表面上的——你們要得當心些，暗中就可風示他，實際的事情拆爛污些不妨，甚至於公然囑咐，只要塗澤表面就夠了。如此，手下的人本來膽小不敢作弊的，就敢作弊了。本來老實不會作弊的，就會作弊了。（2）他可以威脅岳市中的人不敢舉發他的弊病，甚而還要稱頌他。（3）而他還可以得些物質上不正當的利益。所謂巧宦，其弊如此。所以用這一種人去治國，是舊弊未除，又生新弊。簡而言之，就是弊上加弊，弊＋弊＝2弊。倒不如用老實的人，他雖無能力改良事情的內容，倒也想不出法子來，或者雖想得出法子而也不敢去塗澤表面，這卻是弊＋0，所以從來用質樸無能的人，可以維持現狀，使其不致更壞，即由於此。這就是曹參的所以成功，豈但曹參，漢文帝所以被稱為三代後的賢君，也不外乎這個道理。所以後來漢武帝所做的事情，有許多並不能說是沒有理由，至少他對朝臣所說的吾欲云云，其所云云者，決不是壞話，然而汲黯看了，他就覺得很不入眼，要說他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了。
然則在中國歷史上，放任政策總得到相當的成功，確有其很大的理由。這种放任政策確也不能不承認他是有相當的長處。然而其長處，亦只是維持現狀而已，要說到改進治化就未免南轅北轍。試即以漢文帝之事為證。《史記·平準書》說：
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兼併總是行於民窮財盡之時的，果真人給家足，誰願受人的兼併？又誰能兼併人？然則《史記》所述富庶的情形，到底是真的呢，假的呢？從前有人說所謂清朝盛時的富庶，全是騙人的。不然為什麼當時的學者如汪中、張惠言等，據其自述未達之時，會窮苦到這步田地。難道這些學者都是騙人的麼？我說兩方面的話，都是真的。大抵什麼時代都有個不受人注意的階級，他就再困苦煞，大家還是不聞不見的。所謂政簡刑清，所謂人給家足，都只是會開口的、受人注意的階級，得些好處罷了。所以董仲舒說：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筦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晁錯也說：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過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熟，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觀此則《史記》所謂人給家足，是什麼人，什麼家，就很可以明白了，何怪其有兼併和被兼併的人呢？然則《漢書·刑法志》說：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這所謂禁網疏闊，就是《史記·平準書》所謂網疏；斷獄四百，並非天下真沒有犯罪的人，不過縱釋弗誅罷了。所縱釋的是何等樣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歷代的放任政策，其內容，是包含著無限的醜惡的。難怪儒家要主張革命了。
漢代儒家的思想，可以分為兩大端：一為均貧富，一為興教化。他們的均貧富，還是注意於平均地權，激烈的要徑行井田，緩和的則主張限民名田。他們對於經濟的發展，認識是不足的，所以都主張重農抑商，主張返於自給自足時代經濟孤立的狀況。這個讀《鹽鐵論》的《散不足》篇最易見得。關於經濟問題，近來研究的人多了，書籍報章雜誌時有論述，大家都有些知道，現因時間短促，不再多講。現在且略述漢儒興教化的問題。
漢儒對於興教化，有一點，其見解是遠出於後世人之上的。我們試看《史記·叔孫通傳》，當他要定朝儀的時候：
使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
這正和古人所謂先富後教，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同。所以漢人所謂興教化，其根本乃在於改制度。我們試看《漢書·賈誼傳》載他的話說：
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天下大敗，眾掩寡，知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
可謂痛切極了。而他又說：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
他之所謂設則是：
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今「義」字。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色上黃，數用五，由今看來，固然是毫無關係之事，如此改革，似乎滑稽而且不離乎迷信，然而古人所謂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並不是像後世止於如此而已，而是相連有一套辦法的。這個讀第四講中論儒家的話已可見得。然則當時賈誼所主張改變的，決不止此兩事，不過《史記》《漢書》都語焉不詳罷了。但看他「為官名」三個字——這是改變一切機關——便可知其改革規模之大。
再一個顯著的例，便是董仲舒。他說：
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董仲舒對於漢代制度的改革，是大有功勞的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其尤激烈的則為翼奉。他以為：
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蓄。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曰：臣聞古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遷都正本，眾制皆定。
生活是最大的教育，要人民革新，必須替他造出新環境來，置之新環境中，雖日撻而求其舊，不可得矣。間嘗論之，儒家之興，並非偶然之事，秦始皇雖然焚書坑儒，然當他坑儒的時候曾說：
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
「欲以興太平」上，當奪「文學」兩字。文學便是當時的儒家。可知始皇並非不用儒者，所以要用儒者，就是因為當時的天下非更化不可，要更化非改制度不可，而改制度之事，惟有儒家最為擅長。所以假使秦始皇享國長久，海內更無其他問題，他一定能有一番改革——建設——改革。秦皇漢武正是一流人。
儒家所謂教化，其先決問題是民生，至於直接手段則是興庠序，看《漢書·禮樂志》便可知道。他們對於現狀，是認為極度的不安，而想要徹底改革的，所以我說他們是最革命的。
然而儒家不能不為法家所竊笑。為什麼呢？我們試讀《漢書》的《元帝本紀》：
立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宣帝所謂霸，便是法家；所謂王，是儒家；以霸王道雜之，謂以督責之術對付官僚階級，以儒家寬仁之政對待人民。質而言之，便是「嚴以察吏，寬以馭民」，這實在是合理的治法。倘使純用霸道，則待人民太暴虐，全社會都將騷然不寧，喪其樂生之心，這便是秦朝的所以滅亡。至於純用王道，則元帝便是一個榜樣。我們試將《元帝紀》讀一過。儒家所謂寬仁之政，幾於史不絕書，然而漢治反於此時大壞，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官僚階級的利益是和人民相反的，要保護人民，其要義就在於約束官僚，使不能為民害，若並官僚階級而亦放縱之，那就是縱百萬虎狼於民間了。漢朝政治之放縱——督責之術之廢弛，是起於元帝之世的，所以漢朝的政治，也坏於元帝時。為什麼元帝會放縱治者階級使為民害呢？其弊便在於不察名實。名就是理論，實就是情形，理論雖好，要和現狀相合方才有用。比如合作運動自然是好的，然而能否推行於中國社會，換一方面說，便是現在的中國社會能否推行合作運動？更具體些說，叫農民組織合作社，向農民銀行借款。到底來借款的是真正農民呢，還是營高利貸業者的化身？這是大須考慮的。假如說現在來貸款的都是真正農民了，然而現在的農民銀行設立尚未普遍，假使要普遍設立，是否能保持現在的樣子——即來貸款者真正都是農民——如曰能之，還是目前就能夠呢，還是要一面養成人才，一面整頓吏治徐徐進行的呢？如此便又發生推廣的遲速問題。這些都是應該考慮的、應該考察的實際。合作事業的能否辦好，就看這種事先的考慮是否周密，隨時的考慮是否認真，單是精於理論，即對於書本上的合作有研究，是無用的。現今模仿外國所以不能成功，甚至反有弊病，即由於此。漢儒的崇拜古人，就和現在的崇拜外國一樣，不論什麼事，只要儒家的書上說古代是如此的，就以為是好的，而不管所謂古代者其情形與現代合不合，這正和現代有些人，只要是外國的總是好的，而不管其和中國社會的情形合不合一樣——此等人不論其所崇拜的是什麼東西，總之皆成為偶像了。要打倒偶像，這種偶像，就是該首先打倒的。泥塑木雕的倒還在其次。不察名實，自然不達時宜——就是不知道現在該怎樣，不知道現在該怎樣，自然可以信口開河——是古非今了。
法家也有法家的毛病，便是董仲舒所謂誅名而不責實，——誅名而不責實，其實也還是不察名實。——然而真正的法家，的確不是如此。漢朝雖號稱崇儒，其實在政治上，有許多卓絕的法家。而我所要力勸大家讀的，尤其是《漢書》的《黃霸傳》。現在且不避文繁，節錄其辭如下：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為吏。……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系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上擢霸為揚州刺史。……為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谷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奸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歸潁川太守官。……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代邴吉為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神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謁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朴，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奸，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豪傑役使，顏師古曰：身為豪傑而役使鄉里人也。可見黃霸本是所謂土豪劣紳之流。大抵善於邀名的人，必求立異於眾。——因為不立異，則不過眾人中的一人，天下人如此者多，就不足以得名了。……黃霸本是個務小知任小數的人，論他的才具很可以做一個漢朝的文吏，只因當時的官吏竟趨於嚴酷，為輿論所反對，乃遂反之以立名，而適又有夏侯勝的《尚書》以供其緣飾，又適會宣帝要求寬仁之吏，就給他投機投個正著，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了。生活是最大的教育，人是不能以空言感化的，人是個社會動物，處在何等社會中，就形成何等樣人，絲毫不能勉強，斷非空言之力所能挽回。所以古來言教民者，必在既富之後，質而言之，就是替他先造新環境，新環境既已造成，就不待教而自正了。如其不然，就萬語千言悉成廢話，這種道理，當發為空論之際，也是人人懂得的。及其見諸實施，卻又以為人民可以空言感化，至少以為要先把人心改變過來，然後制度乃可隨之而改了。人類缺乏一貫的思想，處處現出自相矛盾的景象，真可嘆息。人民可以空言化，在廟堂之上的人，或者和社會隔絕了，信以為實。然在奉行其事的人，是不會不知道實際的情形的，然而竟沒有一個人把無益實際的話入告，只見詔書朝下於京城宣布，夕遍于海澨，人類的自欺欺人，實在更可嘆息。有手段的人，他要人家說的話，自然會有人替他說的，他要人家不說話，自然沒有人敢說。他希望有什麼事，自然會有人造作出來，他希望沒有什麼事，自然會有人替他隱諱掉。我們只要看邊吏多知鶡雀，問之皆陽不知，便可知道黃霸治郡時，所謂盜賊日少，戶口歲增，是虛是實了。然則他怎會獲得如此的好名譽呢？大抵人有兩種：一種是遠聽的，一種是近看的。聲名洋溢的人，往往經不起實際的考察，在千里萬里之外聽了，真是大聖大賢，到他近處去一看，就不成話了。但是社會是採取虛聲的，一個人而苟有手段造成了他的虛名，你就再知道他是個壞人，也是開不得口。不但開不得口，而且還只能人云亦云地稱頌他，不然人家不說他所得的是虛名，反說你所說的是假話。俗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作偽的人，豈真有什麼本領，使他的真相不露出來？不過社會是這樣的社會，所以這種人的真相，雖然給一部分人知道了，卻永遠只有這一部分人知道，決不會散布擴大出去的。然而張敞居然敢彈劾盛名之下的黃霸，我們就不得不佩服法家綜核名實的精神了。他奏黃霸的話，真乃句句是金玉。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奸，尤其是至理名言。因為你要講革命是另一件事，在革命未成以前勸人為善，只是能為現狀下之所謂善，禁奸也只能禁現狀下之所謂奸。明明是現狀下所不能為的事，你卻要叫人去做，人家也居然會照著你的話去做，這不是作偽還是什麼？其實何益呢？不過澆淳散朴罷了。
法家這種綜核名實的精神，自元帝以後莫之能行，以至亡國。後漢得天下，光武帝雖然厚貌深文，其實行督責之術，是很嚴緊的。他當時對於一班開國的功臣，以及有盛名可以做三公的人，明知其不可施以督責，所以舍而弗用，而寧任用一班官僚，這就是後漢所以能開二百餘年之治的原因。從中葉以後，督責之術又廢了，於是官僚階級又橫行起來，益之以處士橫議，而後漢遂至於滅亡。起而收拾殘局的魏武帝、諸葛孔明，都是勵行綜核名實的人，所以事勢又有轉機。然而一兩個人的苦力支撐，終不能回狂瀾於既倒，於是紀綱日廢，而魏晉清談之俗興，神州大陸遂終於不可保守而為五胡所占據了。
魏晉以後的政治思想，無甚特別之處——大抵承漢人的緒餘——今因限於時間亦不再加講述。還有一篇最值得注意的文字，便是《論衡》的《治期》篇。此篇力言國家之治亂，與君主的賢否無涉。換一句現在的話說，便是政治控制不住社會，社會而要向上，政治是無法阻止的。若要向下，政治亦無力挽回，而只好聽其遷流之所屆。這是我們論後世的政治所要十分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