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二千年 · 第一章 皇帝、專制、統一
公曆紀元前二二一年，是中國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因為在那一年裡秦王政完成了合併六國，統一天下的大工作。這是一個前古未有的新政治局面，秦王自己也知道他的成功是值得紀念的。從前的一切文物制度，已經不能代表這個新時代的精神了，所以都要改變，就是君主的名稱也須隨著文物制度而刷新。《史記·始皇本紀》有一段極有意義的記載：
秦初並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後來並有制云：
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這都是表明天下既已統一，一切文物制度以及名號稱謂，皆歸劃一，政權操於皇帝一人之手。從此以後中國的政治和以前的政治完全不同了。皇帝的地位就日見崇高起來，而人民——特別是人民中的文人政客——的地位也就沒落了。在秦統一以前，列國並立，文人政客奔走諸侯之間，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操縱能力，所以諸侯對於他們也不得不加以相當的敬禮。但統一的皇帝用不著他們的奔走，不必對他們敷衍。政治上獨裁專制的趨向日益顯明，而國家與皇帝差不多變成為一件事。這就是雷海宗教授所謂「皇帝制度之成立」。（《清華學報》第九卷 第四期）
但秦享國未久即遭六國遺族、文人政客、士豪流氓的混合作亂而亡國。到劉邦興起，打倒群雄，天下才有第二次的統一。
劉邦以小吏——泗上亭長——而得天下，是中國歷史上平民做皇帝的第一次。但皇帝的地位並不因為他出身微賤而降低，實際上皇帝的地位反從此而更加神秘，更加尊崇。自漢氏興起以後，天下變成皇帝的私產，二千年來的專制政局可以說真正自此開始。
造成新的政治局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英國學者羅素氏（Bertrand Russell）在他近著《權力》（Power：A New Social Analysis ）一書里把權力分為兩大類：傳統權力與新得權力（Traditional power and newly acquired power）。傳統權力有長久的習慣為其後盾，用不著特別的理由以維持它的存在。而且傳統權力差不多都有強有力的宗教或類似宗教的東西來扶持它，如果有反抗的發生，就會被認為大逆不道。除非傳統權力到了快要崩潰的時候，絕對沒有人敢起而與之抗衡。傳統權力比較容易保持，因為它自然地有一般人的同情與擁護。新得權力就不同了。它沒有習慣以為其後盾，它沒有輿論的同情。擁有新得權力的人所以常有自己地位不穩固的感覺。秦始皇統一天下是一種新得權力，因為他開了千古所未有的新政治局面。這種新局面自然要遇著不少的阻力，而使他有朝不保夕的恐懼心。他的苛政，他的焚書坑儒及其他政策，都是這種恐懼心理的表現。劉邦代秦而有天下是中國史上第二次的統一。為鞏固皇帝地位，遂大封同姓諸侯，以為王室的藩屏。免除秦代的苛法是收拾人心的工作。創造神話，說高祖是赤帝之子，封禪及五德受命的宣傳是使皇帝的地位神秘化的工作。但這些工作還是不夠，最重要的是得文人政客的同情與擁護。儒家的學說無疑的是對於皇帝最有利的思想，可以採用以為新得權力的精神基礎。但高祖在最初的時候對於此點並不完全明了。由流氓出身的劉邦對於寒酸不堪的儒生，當然是看不起。他每遇見儒生向他賣弄或討好的時候，他不是破口大罵，就是把他們所戴的帽子解下來，溲溺於其中，以示侮辱。酈生以鼎鼎大名，年高六十餘，身長八尺的老儒，去見高祖，高祖「踞床，使兩女子洗足」慢不為禮。陸賈以詩書說之，高祖大罵道：「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的答覆是：「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陸賈的話是很有道理的。高祖聽了雖大不高興，但終不免有「慚色」。儒者那一套哲學確是陸賈所說的「長久之術」。儒家「正名」、「禮教」的思想，對於維持皇帝地位確是再好不過。試看叔孫通起朝儀的故事，我們就可以知道儒家學說的力量。
劉邦和他的朋友們並了天下以後，大家在定陶的地方推他為皇帝。他雖然在名義上做了皇帝，但大家對他還不十分尊崇，所以「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鬧的不亦樂乎。劉邦對於他們的爭鬧，當然是討厭不過，但也沒很好的法子去制止他們。叔孫通是一個儒家者流，「知上益厭之也」，就向劉邦出了個主意。他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諸弟子共起朝儀。」高祖還恐怕這事不容易做到，叔孫通卻甚有把握。他召集起來一百多名小儒生，在一起演習禮儀，然後請高祖來參觀。高祖一看極為高興，說：「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肄。這一次習肄的結果卻有不可思議的效力。我們且看《史記·叔孫通列傳》的記載：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喧譁失禮者。
其效力如此，無怪高祖經過這一次的朝儀的舉行，躊躇滿志，興高采烈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就這一件故事看來，就知道儒者對於鞏固皇帝地位的方法是正名分。諸侯群臣雖然共推劉邦為皇帝，但當時君臣間的等差關係還沒有確定，所以才有喧譁妄呼和拔劍擊柱的情事。叔孫通起朝儀的目的即在喚起群臣諸侯「君君臣臣」的尊卑意識，其方法是用極繁縟的虛文來約束他們的行動，使他們深知皇帝的尊崇。有了這一套把戲，以前君臣關係丕然大變。從此以後君驕臣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
儒者的政治思想確是穩固政權及保持政權最好的方案。漢以後的皇帝，無論骨子裡所信仰的是佛是道，都要表彰儒術。二千年來儒家——「難與進取，可與守成」的儒家——遂成為歷代皇家的護身符。
但是我們也不能把秦漢以來所謂之「統一」局面看得太認真了。專制的君和統一的天下無疑地成為秦漢以後中國政治的理想和典型。但所謂統一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大半是有名無實。當一個朝代正盛的時候尚可維持表面上的統一，就是說地方上的官吏中央可以任免，重要的政令還可通行，雖然免不了陽奉陰違。但在衰微的時候地方大員可以橫行自恣，中央不敢過問。例如，兩漢行「強幹弱枝」的政策，中央威權達於極點，而到後來一個州牧可以傳子孫，對於皇帝的命令可以置之不理。唐是漢以後最強盛的朝代，而在中葉以後，藩鎮專橫，山東河朔自任官吏，自私賦稅，自傳子孫，合縱以抗天子，至百餘年之久，與唐相終始，延至五季諸雄依然角立。宋大削地方之權，然中央亦因之而寖弱。元、明、清三代中央與地方分權而治，中央官廳與地方官廳各成系統而無隸屬的關係，除若干事件須奏請敕裁之外，封疆大吏得以全權處理地方政務。清代的督撫兼掌文武，其權尤為廣泛。太平天國以後督撫的實權更為膨脹，可與外國直接交涉，締訂條約。庚子之役鄂江諸督至與外人共議互保東南，公然抵抗朝命，中央威權遂掃地無餘了。
中國以前雖有統一的理想，而實際上並未達到真正統一的目的。理由是很簡單：經濟交通的條件不夠。在農業的社會裡各地是自足自給，每一區域都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中央與地方間的經濟關係不是很密切，中央對於政治的控制自然是很薄弱。漢朝有幾個政治家——如賈誼等——知道經濟控制的重要，所以一方面主張分散諸侯王的封地，一方面主張集中財政收入於中央政府，庶「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集中財政的辦法由鑄幣權的國有入手：中央統制銅的來源，使地方不得自鑄。但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其實一直到最近數年——不允許這個政策的貫徹。
交通的重要也是不可藐視的。羅馬帝國的維持全靠幾條大路。我國的領土比羅馬帝國大，而我們的交通遠在羅馬帝國之下。所以中央政治力量的「強度」（Intensity）達到地方的時候已經減少了許多，達到邊界的地方時已經落到零點。交通的重要在兩點：一點是旅行，一點是傳信。旅行便利時用兵也便利，用兵便利時，地方自不敢存反叛的思想。我們雖有幾條大河，但都是自西而東，而且像黃河一類的大川就根本不能行駛。至於陸路的交通我們沒有通行全國的康莊大道，就是有，行旅也異常的困難。在國民政府以前，從甘肅到北平要一百多天，新疆、青海需要的時間更要加多。在平漢、隴海、津浦等鐵道沒有建築以前，就是從湘鄂陝蘇贛等省到北平也是不容易的事。用兵的困難可想而知。由此推論，就可以知道古代所謂的統一是件很鬆弛、很渺茫的事。
傳信的機構不迅敏，中央對於地方的實情不能明了，地方也存著「天高皇帝遠」的觀念。中國以往的政府對於傳信的辦法也甚注意，例如，驛傳制度的發達。驛傳是轉遞文書的，但其速度也很有限的。唐代驛道陸行馬日七十里，河日一百五十里。元代的驛道效率最高，鋪兵送重要文件時，「晝夜兼程，腰間系鈴，人聞鈴則避，鋪人聞鈴則出，俟文件一到，皆須立時轉遞」（張梁任：《中國郵政》上卷，第九頁），然每日所行盡其量也不過一二百里耳。倘遼遠的區域有緊急事件發生，等到中央知其底蘊及把應付的方法籌備妥當，往往是時機已失了。
是的，政治的統一必須建築在經濟及交通的基礎上。近數年來我們能有統一的政治局面得力於新幣制的施行，公路網的完成，以及飛機、有線與無線電報等交通工具者不知凡幾。因此，我們對於以前政治統一的程度不無相當的疑問。但秦始皇在極原始的經濟交通的狀況下，能統一天下，縱不得謂之真正的統一，也不可不謂為驚人的偉業了。
因經濟交通的條件不完備，中央對於地方的控制力本來是極其薄弱，一到中央威權稍為低落的時候，野心家就會乘機而起，結果是十餘年或數十年的混亂，全國陷於無政府的狀態。混亂到一個相當的程度，就有強有力者出，綏靖群雄，建立朝代，於是又可以得到若干年的太平，若干年表面上的統一。如此的轉來轉去，轉了二千多年。
但朝代盡可轉來轉去，我們的基本政治觀念卻沒有改變。朝代的循環是一姓一氏的興衰，對於人民的生活習慣也沒有劇烈的影響。到清代的末年，我們受了西洋的政治經濟潮流的激盪，才有維新運動，才有革命運動。維新運動遇見舊的頑固力量而失敗了，但革命運動終於辛亥年間成功。秦漢所遺留下來的皇帝制度從此結束了，秦漢所遺留下來的統一觀念將從此而愈見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