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學史 · 第十八節　描寫語言學的興起及其發展

描寫語言學又稱靜態語言學，這是對某一具體語言的靜態描寫，而不管它的歷史演變。按照這個定義，揚雄的《方言》，也可以認為是描寫語言學，但是，《方言》只限於部分詞彙的零星記錄，人們還不能從此看出當時語言的全貌，特別是語音方面缺乏敘述。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基本上反映了元代大都語音情況，但是作者不是從語言學觀點，而是從詞曲學觀點來看問題。清初樊騰鳳的《五方元音》記錄了17世紀北京的語音系統 〔50〕 ，黃謙的《匯音妙悟》（1800）記錄了18世紀福建泉州的語音系統，像這類的書不算太少，但是記錄的人不是經過語言學訓練的人，甚至不是經過等韻學訓練的人（如《五方元音》以「鳳羊」切「方」），而且他們的書也只是為了掃盲的目的，不是為了語言學的目的。因此，真正描寫語言學的產生，是在普通語言學傳入中國以後。 中國學者們之所以一向不重視描寫語言學，是受了復古主義的影響。小學是經學的附庸，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像顧亭林那樣夢想著：「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但是，清儒對於唐韻也認為非正，哪裡還甘心研究清代的語音呢？章炳麟等人之所以研究方言，無非想證明方言中存在著一些「古」的東西，那仍然是歷史語言學觀點，不是描寫語言學觀點。直到普通語言學傳到中國，學者們的眼光才有了轉變，能對現代語言進行靜態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用的是嶄新的一套。譬如說，記音的方法不再是用反切的舊方法，而是利用音標了。在解放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中，由於趙元任、李方桂等人的提倡，曾經有一個時期把力量完全放在方言調查上。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也逐漸有人在做了。 在此之前，有些外國傳教士也曾為了傳教的目的，甚至為了侵略的目的，調查過我國的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他們多數沒有經過嚴格的語言學訓練，他們的著作，可信程度是不高的。高本漢自己所調查的方言，可信程度較高，但是偏於黃河流域，即以黃河流域而論，他只調查了幾處，也還是不夠的。 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是中國描寫語言學的較早的重要著作。他實地調查了江蘇、浙江兩省的三十三處方言。他的調查以語音為主，同時還調查了三十處七十五個詞的詞彙，二十二處五十六個用的助語詞。此外還附錄了「北風跟太陽」的故事。 語音部分分為四章：（一）吳語聲母；（二）吳語韻母；（三）吳語聲調；（四）聲韻調總討論。前三章所列的聲母表、韻母表、聲調錶，主要是表現了《廣韻》、「國音」（按指普通話）、吳音三方面的對應，特別著重在古音系統與現代吳音系統的對應。表中以「國音」排在吳語三十三處方言的上面，而聲、韻、調都按照下面的三個標準來分類： （1）今吳音聲母，今吳音韻母，今吳音聲調類。這一欄又分為兩行：第一行是吳音的最大公約數，第二行是吳音的最小公倍數。 （2）古母，《廣韻》韻，古四聲。古母依照三十六字母的名稱，但照穿床審各分二類。《廣韻》依照二百零六韻，古四聲也依照《廣韻》。 （3）分合條件。例如見母今開合為k，今齊撮為tɕ；魚虞兩韻l母與tz系在蘇州為i；g，n系在蘇州為y； 1 系在蘇州為u2 。古上聲清上在蘇州為陰上，濁上如果是次濁文言，則變陰上或陽去，其餘一律讀成陽去。 其次，在每一類都舉了一些例字。每一表後面都有詳細的討論，最後還來一個聲韻調總討論。 這種做法，是比較富於科學性的。特別是分合條件一欄很重要，有了這一欄，才能說明語音演變的規律性。後來人們所作的方言調查報告，雖然不再標明「分合條件」，但是凡是拿《廣韻》的音系來對比的，都注意到古今音的對應規律。這書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現代吳語的研究》出版後，對後來的方言調查起了很大的影響。《廣韻》對比的辦法一直到解放前沒有人改變過。甚至「北風跟太陽」的故事也被廣泛應用著（羅常培《廈門音系》與趙氏自己的《鍾祥方言記》都用了）。 趙元任的第二部調查方言的著作是《南京音系》（科學雜誌13卷8期），第三部調查方言的著作是《中山方音》。 趙元任第四部調查方言的著作是《鍾祥方言記》（1936年寫成，1939年出版） 〔51〕 。這書分為三章：第一章是語音的分析，記錄了鍾祥方言的十七個聲母，三十六個韻母和四個聲調，並加以描寫性的說明；第二章是本地音韻，分析了聲母跟韻母的關係（主要是聲母跟四呼的關係），介母跟韻母的關係，聲母跟聲調的關係，聲母、韻母、聲調之間的關係，還有單音字全表和同音字彙；第三章是比較音韻，先是跟同音比較，其次是跟廣韻比較。《鍾祥方言記》比起《現代吳語的研究》來，在方法上有了明顯的進步。第一，著者把「語音」和「音韻」分開了：「語音」只是客觀的描寫，「音韻」則是聲、韻、調相互間的關係；第二，著作拿前兩章來作純粹靜態的研究，基本上不涉及歷史 〔52〕 。這樣，描寫語言學的性質就較濃厚。 羅常培關於方言調查的著作有《廈門音系》（1931）和《臨川音系》（1936）。《廈門音系》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是語音的分析，第三章是本地的音韻，第四章是比較的音韻，第五章是特殊詞彙，第六章是標音舉例。從第二章到第四章，完全是《鍾祥方言記》的架子 〔53〕 。但是羅氏的治學態度是謹嚴的，其中也有不少的創造性。例如《臨川音系》聲調的分析利用了實驗語音學。講本地音韻時，先撰「臨川韻鏡」，再談「臨川方音的通性」，也能別開生面。 董同和關於方言調查的著作有《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1948年，《集刊》第十九本81—210頁）。此書的特點是以記錄成段的話為主，頗有參考的價值。 前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共進行了六次方言調查。已經發表的只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這是第六次調查的報告，調查時間是1936年，直到1948年才出版。這是一次相當大規模的方言調查，參加者是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總共有六十四個調查點，每一點都寫一個報告，所以篇幅很大。最後還有一個綜合報告。在綜合報告中，有：（甲）綜合材料；（乙）湖北特點及概況；（丙）湖北方言地圖。其中以方言地圖為最重要，這是中國的第一部有方言地圖的著作。 解放前的方言調查，有兩個共同的缺點。第一是側重在語音方面，對詞彙、語法重視不夠；第二是夾雜著歷史語言學的東西，不是純粹的描寫語言學。這兩點可以說是受了高本漢《方言字典》的影響。高本漢為了研究古音，他那樣做是對的。我們調查方言不是為了研究古音（至少不是主要目的），就不一定要拿古音來比較，徒然塗上一層復古主義的色彩。歷史語言學味道最濃的是《現代吳語的研究》和《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因為沒有什麼地方是純然靜態描寫的。其次是《廈門音系》，書中雖有描寫語言學的獨立章節，但是仍然著重在跟《廣韻》對比，而且沒有跟「國音」對比，顯得厚古薄今。在《鍾祥方言記》與《臨川音系》里，歷史語言學的味道雖然沖淡了，對於《廣韻》仍然不捨得割愛 〔54〕 。實際上，完全不提及《廣韻》也可以進行很有科學價值的方言研究工作，1960年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為昌黎縣誌所編的《昌黎方言志》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言調查需要很多的準備工作。前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進行方言調查之前，先準備了一個調查用字表。人們不需要調查幾萬字的讀音，只調查一些有代表性的字，就可以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趙元任等在進行湖北方言調查時，所用的調查用字表包括六百七十八個單字。選字的標準當然從音系出發，而音系又跟《廣韻》有關。在今天我們雖然不需要人人熟悉《廣韻》才進行方言調查，但是準備調查用字表的人則必須熟悉《廣韻》。這又是辯證的看法：搞描寫語言學的人在著作中應該儘可能不涉及歷史語言學，但是他們必須具備歷史語言學的知識，然後描寫語言學才搞得好。 灌制音檔，也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調查步驟之一。灌制音檔有許多好處：可以帶回研究機關來仔細推敲，又可以請專家來聽聽，核對自己的記錄是否正確。 中國人自己所做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開始於李方桂所寫的《龍州土語》（1935年調查，1940年出版）和《武鳴僮語》（1935年調查，其中音系部分曾載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其餘部分尚未正式出版）。但是這兩部書都偏重於語音方面和故事方面，沒有能對少數民族語言作全面的描述。他的《莫話記略》（1943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石印本）第一章是導論，第二章是音韻，第三章是故事，仍然沒有涉及語法等方面。李氏在序里說：「因為這書主要的目的是供給材料，所以比較、歷史、文法上的各種研究都另文討論。」可見他自己也承認這還不是全面的研究。但是，李氏曾受過嚴格的語言調查的訓練，他的著作是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的。 關於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主要是研究它們的音韻和語法，其實音韻也可以歸入語法的範圍。解放以前，依照這個原則去做的，有羅常培的《貢山俅語初探》（1942年鉛印本），馬學良的《撒尼彝語研究》（1946年寫成，1951年出版），高華年的《彝語語法研究》（指納蘇語，1943年調查，1958年出版），金鵬的《嘉戎語研究》等 〔55〕 。袁家驊的《阿細民歌及其語言》（1946年油印版，1953年出版），雖然以民歌為主，其中也有一個專章敘述音系與語法。 實驗語音學也可算是屬於描寫語言學的範圍。中國第一個搞實驗語音學的人是劉復。他的《四聲實驗錄》講了實驗聲調的方法 〔56〕 ，講了與聲調有關的樂理 〔57〕 ，記錄了十二種方言（北京、南京、武昌、長沙、成都、福州、廣州、潮州、江陰、江山、旌德、騰越）的聲調。這書在理論方面雖然相當高明，但是在實踐方面做得很差。許多聲調曲線都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如北京的聲調曲線就不應該是那樣）。在調類方面，也有些錯誤（如長沙平聲有兩種，而說只有一種；廣州入聲有三種，而說只有兩種，甚至說成都的「東」字可以讀成入聲！）。劉復作實驗時身在國外 〔58〕 ，也許由於找不到合適的發音人，以至產生這些缺點。他歸國後，在北京大學創立語音樂律實驗室，發明聲調推斷尺，積極提倡實驗語音學。中國實驗語音學是由他建立了一定的基礎的。繼劉氏的《四聲實驗錄》而作的，有王力的《博白方音實驗錄》（法文本）。王力利用假顎和浪紋計實驗了博白的元音和輔音，再用浪紋計實驗了博白的聲調。但是他的書影響不大。 描寫語言學在某些方面是接近自然科學的。調查方音需要一雙有訓練的耳朵，如果聽音不準確，記錄的可靠程度就不高。實驗語音學正是調查語言的好工具，但是如果實驗的經驗不豐富，實驗的方法不熟練，仍然是會失敗的。解放以前，中國的描寫語言學並不是十分令人滿意的。但是，由於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等人都有很好的語言學修養，劉復則有較好的語音樂律實驗的經驗，描寫語言學可說是有了良好的開端了。 最後，我們在這裡附帶談一談中國解放前的普通語言學。解放前，中國的語言學者對於普通語言學，是通過外文原本來學習的。抗戰時期，西南聯合大學曾經指定Palmes的《語言學引論》作為主要參考書。方光燾、王力、岑麒祥等人曾經在大學裡教過「語言學」，編過講義，但是都沒有寫成書。 沈步洲寫過一部《言語學概論》，質量不高，流傳不廣。倒反是胡以魯的《國語學草創》裡面介紹了不少普通語言學的知識 〔59〕 ，可惜譯名過時了，現在的人不容易看懂了。 本章的結語 西方的語言學說傳入中國以前，中國的語言學是封建主義的文化；西學東漸以後，直到解放前，中國的語言學的主流是資本主義的文化，而屬於封建主義文化的語言學還同時存在著。這兩種文化發生矛盾，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它們是互相排斥的。黃侃為章炳麟的《國故論衡》作贊說：「方今華夏雕瘁，國聞淪失，西來殊學，盪滅舊貫，懷古君子，良用衋傷！」可見「懷古君子」們是要用「國故」來跟「新學」對抗的。在最初的時候，也曾經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階段，或者稱為「中西合璧」的階段。例如馬建忠在《馬氏文通》中引《說文》：「曾，詞之舒也」 〔60〕 ，《孝經·天子章·正義》：「蓋，辜較之辭」 〔61〕 ，《論語·公冶長·正義》：「弗者，不之深也」 〔62〕 ，又在講句讀時把中國傳統的句讀與西洋語法的句讀融為一爐 〔63〕 。又如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的「總論」中大講其「古代之文法學」 〔64〕 。胡以魯在他的《國語學草創》中，一方面介紹西方的語言學說，另一方面也介紹了他的老師章炳麟的語言學。但是，「中西合璧」是做不好的，正如劉復所嘲笑的「風琴與洞簫合奏」一樣，顯得十分不和諧。後來楊樹達索性繼承乾嘉學派的事業，去搞他的「小學」去了。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等人搞古音擬測，搞方言調查，與章、黃一派分道揚鑣，幾乎可以說是「井水不犯河水」。直到1947年，王力發表了他的《新訓詁學》 〔65〕 ，其中講了「舊訓詁學的總清算」，提出了「新訓詁學」，才算跟舊派宣告了決裂。 新派也有自己的弱點。在「小學」作為經學的附庸的時候，小學家幾乎都是經學家，個個博聞強記，於學無所不窺。顧江戴段和王氏父子自然不用說了，即從章炳麟、黃侃而論，其中國史料知識淵博，遠非新派所能望其項背。在封建時代，並沒有所謂專門家，有的只是「博學鴻詞」，所以著名學者的學問都是全面的。章炳麟的《國故論衡》上卷論小學，中卷論文學，下卷論諸子學，實際上是以一身而兼語言學家、文學批評家、哲學家。黃侃寫了《音略》，同時也寫了很有價值的《文心雕龍札記》 〔66〕 。王國維在學術上和章黃是不同道的，但是有一點卻是相同，那就是博通小學、文學批評、史學和哲學。新派的語言學者一般總是把自己局限在狹小的範圍之內。資產階級提倡學術分工，本來也有它的進步性，但是必須先博而後能專。曾經有一個時期，似乎所謂語言學只有方言調查，或者再加上古音擬測，不但把中國傳統的「小學」置之不顧，連現代語言學也研究得不全面，更談不上淵博了。 總的來看，這一個時期的中國語言學是向前發展了的。語言學者受過現代科學的訓練，有了比較清醒的科學頭腦，懂得科學地分析問題，不致犯邏輯上的明顯錯誤，這些都是遠勝前人的地方。忽視了這一點就會得到中國語言學退步的結論，那是不合乎事實的。 注　釋 〔1〕 　《納氏文法》是Nesfield所著的《英語語法》，民國初年，中學多採用作為課本。 〔2〕 　「界說」與「定義」都等於英語的definition，這只是譯名的不同。 〔3〕 　《馬氏文通》校注本，中華書局1954年版，上冊，第60—78頁。 〔4〕 　《馬氏文通》校注本，中華書局1954年版，上冊，第96—103頁。 〔5〕 　但與法語語法也不完全符合。 〔6〕 　《馬氏文通》校注本，第119—121頁。 〔7〕 　《馬氏文通》校注本，第263—287頁。 〔8〕 　同上，第234—241頁。 〔9〕 　參看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冊，第9頁。 〔10〕 　《馬氏文通》校注本上冊，第118頁。 〔11〕 　《馬氏文通》校注本上冊，第106頁。 〔12〕 　《馬氏文通》後序，校注本上冊，第5頁。 〔13〕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第55—58頁。 〔14〕 　同上，第49頁。 〔15〕 　同上，第34—35頁。 〔16〕 　同上，第250—264頁。 〔17〕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 〔18〕 　參看《新著國語文法》第124頁。「關係內動詞」大約是受了楊樹達的影響。 〔19〕 　參看《新著國語文法》第53頁。 〔20〕 　當時他以為六朝時代才產生系詞，時代定得太晚了一點。但是，上古沒有系詞，這個意見，他至今還是堅持的。 〔21〕 　《中國語法綱要》是用王了一的名義寫的，1957年改名為《漢語語法綱要》。 〔22〕 　《中國語文概論》，1950年改名為《中國語文講話》，1955年改名為《漢語講話》。 〔23〕 　這兩部書的前身是西南聯合大學的《中國現代語法講義》（1940—1941）。 〔24〕 　《漢語語法論》在1957年有修訂版。修訂的地方很多，例如把「範疇論」移到「造句論」（原名「句法論」）的前面，把討論詞類的一章從「緒論」里抽出，加以重寫，插在「構詞論」里，把原有的「句法論」、「範疇論」、「句型論」三編改為「構詞法」、「範疇論」、「造句法」等編。 〔25〕 　例如楊樹達的《高等國文法》第一章「總論」講到「言語之起源」、「言語之變遷」、「言語之類別及國語」、「國語之緣起及其發展」等，都是與其他各章不發生關係的。而且他所講的主要是中國古代的理論，不是西洋一般語言學的理論。 〔26〕 　這書有中文譯本，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合譯，194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27〕 　中文譯本名為《漢語詞類》，張世祿譯，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28〕 　高本漢《漢語》（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1949），第33頁。 〔29〕 　參看王力：《漢語音韻學》，第396—398頁。 〔30〕 　這是依高本漢的考證。陳澧《切韻考》則認為仙韻開口有一類，合口有兩類。 〔31〕 　喻母四等在越南借詞中實際讀ʑ。現在說是 ，是依照高氏的《方言字典》。 〔32〕 　j本指聲母顎化，這裡兼指某種弱音 〔33〕 　高氏也認為上古有韻尾-b，但是只和入聲韻尾-t相當。 〔34〕 　高氏沒有立韻部的名稱。鼉部是我們替他立的名稱。在我的《漢語音韻學》中稱為瑞部。 〔35〕 　《漢語》第76—101頁。 〔36〕 　這又是一個生造的例子。 〔37〕 　李氏的第一篇文章見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第二篇見於同刊第三本第三分，第三篇見於同刊第五本第一分。後兩篇都是用英文寫的。 〔38〕 　原題為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見於哈佛大學的《亞洲研究雜誌》第五卷，第三四期，第203—233頁。 〔39〕 　羅氏的第一篇文章見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第二篇見於同刊第二本第三分，第四篇見於同刊第八本第一分。《唐五代西北方音》是一部書，1933年出版。 〔40〕 　《切韻音系》是1945年寫的，經過兩次修改，1956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41〕 　《古音說略》（1947）、《詩韻譜》（1948）都由哈佛燕京學社出版。 〔42〕 　《上古音韻表稿》見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194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43〕 　趙譯《中國音韻學研究》第537頁譯作「所辯駁的」。 〔44〕 　見趙譯：《中國音韻學研究》，第504頁，譯者注（一）。 〔45〕 　參看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第75—79頁。 〔46〕 　重韻的根據是反切不同。董同龢、李榮、陸志韋都認為三四等有重韻，但是，問題相當複雜，三家所分也各有不同。例如董同龢並不認為侵韻有重韻，而李陸都認為侵韻有重韻。陸氏以為仙韻開口的「延」、「輦」、「扇」是一類，「連」、「善」、「戰」、「列」是一類；李董卻認為「延」、「輦」、「列」、「扇」、「善」、「戰」都是同類，只有「乾」、「焉」等字另成一類。陸氏以為仙韻合口「員」、「免」、「戀」、「劣」是一類，「緣」、「兗」、「絹」、「悅」見另一類；李董卻認為「緣」、「兗」、「絹」、「悅」、「戀」、「劣」都是同類，只有「員」、「權」、「免」等字另成一類（但李認為「免」是開口）。 〔47〕 　參看王力：《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的分野及其收音》，載於《語言學研究與批判》第二輯，196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48〕 　章炳麟《國故論衡·音理論》：「季宋以降，或謂闔口開口皆同等，而同母同收音者可分為八，是乃空有名言，其實使人哽介不能作語。」 〔49〕 　載於《嶺南學報》九卷一期（1948），又收入他所著《漢語史論文集》（1958）內。 〔50〕 　樊騰鳳是堯山（今河北隆堯縣）人，但是他所記的當是北京音。 〔51〕 　趙氏在序里說：「鍾祥居湖北的正中心，方言是西南官話之一種，比武漢派的湖北話又多帶一點普通化的色彩。現在給鍾祥語言作一個較詳細的記錄跟分析，差不多就是把中國中省中部的代表語言記下來了。」 〔52〕 　只有《同音字彙》中列有《廣韻》一欄，但是並不按照分合條件。 〔53〕 　趙元任《鍾祥方言記》的序里說：「……或者可以給人做一個其他方言記錄的樣本吧。」羅書顯然是受了趙書的影響。 〔54〕 　白滌洲遺著《關中方音調查報告》（1933年調查，1954年由喻世長整理出版）值得在這裡提一提。此稿似乎是純粹的描寫語言學，書中第七章「關中方言與古音的比較」是整理者寫的。 〔55〕 　金鵬的《嘉戎語研究》是用法文寫的，原題Etude Aur Le Jyarung，載於《漢學》雜誌上。 〔56〕 　《四聲實驗錄》原由群益書局出版，解放後由中華書局出版。中華版的「內容提要」說：「這是一本否定四聲存在的專著。」這句話是錯誤的，劉復並沒有否定四聲的存在。 〔57〕 　在樂理方面，劉復講得很透徹。他由於對音樂的愛好（他的兄弟劉天華是一個天才音樂家），講得那樣津津有味，以致喧賓奪主，超出了聲調實驗所需要的知識範圍。 〔58〕 　《四聲實驗錄》原是劉復在巴黎大學的學位論文。 〔59〕 　胡以魯是章炳麟的弟子，留學日本。 〔60〕 　《馬氏文通》校注本，第310頁。 〔61〕 　同上，第358頁。 〔62〕 　同上，第306頁。 〔63〕 　參看何容：《中國文法論》，第170—182頁。 〔64〕 　《高等國文法》，第13—23頁。 〔65〕 　王力：《新訓詁學》，見《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第173—188頁。後來收入《漢語史論文集》（第277—289頁）。 〔66〕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1927年北京文化學社發行，已絕版。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多處引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