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歐洲的人生問題 · 歐洲樣式的解說

相對於中國的生活，歐洲的生活有獨特的過程。巨大的多樣性以及持續的變動是其特徵。故而該種生活包含各種不同的主要段落，並且許多民族都參與其中；總的來說，重點是由南方向北方的延展；但也一直存在相反方向的影響。其整個歷史被劃分為古代與現代，以15世紀為分界線。 古代的人生學說 在古代歐洲主要的文化民族（Hauptkulturvolk）是希臘人。從自然條件出發，這一片土地展現出一個很豐富的結構，它有許多海灣及島嶼，而且它向著亞洲開放，接納了從近東傳播過來的文化。文化在希臘的土地上相對年輕，但它一直獨立地發展著，並在所有個別（einzeln）領域都作出自己的創造。對希臘民族來說，他們特具一種偉大的生命能量以及一種清新的生命樂趣，並且還特具一種在生命之感性面與精神面上維持完全平衡的努力傾向。希臘的特性是緊密地聯結著科學思想與藝術形貌；真理與美是這種生活的主要推動力量。對於希臘人，哲學始自偉大的世界；於此，哲學提供了對於實在的洞見，這種洞見至今仍通過其清晰性和簡單性而讓研究者讚嘆。隨後它轉向人的生命；如蘇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他給予人們追求反思這一方向，並且也給予生命一種內在的獨立性。他在搖擺的個別人類想像與應允給予生命一個卓越內容和一個確定目標的科學概念間作出清楚的區分。這個目標不是向外的成就，而是人與自己的一致，也就是靈魂的健康與和諧；遠離所有外在的依順；並且由此持續地得到一種對於共同生命的深化。 柏拉圖（Plato，前427—前347），他從蘇格拉底以及蘇格拉底的概念學說出發，完成了一個巨大的轉折，並清楚地將思想世界從感官世界中分離，以及將思想世界解釋為深思熟慮的和標準的世界。由此，所有的目標和標準都被改變了，而人在思想世界中的立腳處也已被其尋探到。並由此出現了柏拉圖的觀念學說，這種學說將真理領域提升到所有人類意見之上，並且改建成一個獨立的世界。因此柏拉圖是一位不僅以直觀形象來實現生活，而且將一種強大的道德運動帶進生活的偉大藝術家。並且諸多宗教，亦即如基督教，也受到他強烈的影響。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是柏拉圖的一位學生，但他將柏拉圖的思想世界更進一步地引向經驗世界，並讓感官和精神方面相互緊密聯結，如此確切地，他以精神方面為主導。亞里士多德的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學者。他以令人驚訝的精力，對實在界的所有領域都徹底研究了一番，並且將他主導性的思想提供給所有範圍的物質材料。尤其是他創造出一個龐大的思想世界的組織，並為身後幾千年確立了科學的語言，就這點而論，今天歐洲的生活還遵循著他的軌道而行；亦即說，在中世紀時他是被當作所有有知識者的導師，而且現在他在天主教會中仍舊擁有一個領導性的學術地位。 希臘的生活亦即是以其高度，也就是通過藝術和科學的精神創作以及政治活動的高度來決定的；這些運動的結合成就了一個綻放得令人驚訝的文化，並因此成為後來時代的模範。然而自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前356—前323）統治以來所完成的這種轉向，亦即希臘式的生活得到無限制的擴張，並成功地讓它的文化宰制了許多其他民族，因此希臘的影響甚至達至印度；然而，這一所謂古典時代的精神高度並沒有穩定地持續下來。雖然希臘人後來在科學和技術上成就突出，但在精神創造方面的高度卻沉降了，並且同時，希臘的城邦國家失去了它們的政治自由。這個轉變造成個體的作用與實行（das Wirken und Ergehen der Individuen）成了主要的問題。於此，哲學在那給予個別生命一個確定的立足點以及崇高的目標中找到了它的主要目標。這具名地（namentlich）發生在斯多葛派身上（den Stoikern），這派人物在長遠的世紀中占有生命上的道德指引。 斯多葛派的基本思想是，有一個世界理性引導著整個實在界，以及作為理性存在者（das vernünftige Wesen）的人擁有掌握這種世界理性並自由順從於它的能力。這個思想的存在者（Das denkende Wesen）能夠對世界採取兩種態度，亦即它能夠在盲目的強迫下承受所有命運，或是內在地將整體拉向自己，強占世界思想，以及將他的規範轉化為自己的行動。必須發生的，未來將會發生；然而不管這種發生是否不由我們且反對我們，抑或是否與我們同步，這完完全全改變了生命的特徵，使我們不是成為事物的奴隸就是成為它的主人。在那種自由順服的行動中，人能夠將其所有力量結聚成一個統一體，並將他的生命擺置在這種自身行動中。因此內在生命首先贏得了一種完全的獨立性。這種自我知識於此變成人類靈魂境況的一種細心的測試和評量。因此行動的價值被完全安置於這種心意中；相對於德行，所有其他的善行都同樣有效；基於此，在歐洲的土地上首次出現了義務以及良知。 對應於這種生命的內在化的是，將為更早期的古代所陌生的輪廓特徵帶入一般人群。於今聯結人的並不是個別的國家或民眾，而是無所不包的理性。這亦即是說，所有人都是兄弟般的相互系屬，而且在最卑微的人當中，也必須尊重這種人的本質。作為理性動物，人有一種超越於出生機緣和社會地位的尊嚴，由此迸發出人性概念的最高目標。這種關於人的意念（humane Gesinnung）也會貫穿在共同的關係中，並且也會越過個別國家的法律構建承認共同且不可變的自然律法。憑藉這種思想，斯多葛派有許多成就，它給了人類一個確定的立足點以及一種內在的價值，它造就了更勇敢、更強而有力的人格性。它將生命與一種不斷的抗爭奮鬥相關聯，這是一種走向各種不同方向的抗爭奮鬥；有思想的人必須對他要為事物作錯誤評價的周遭環境進行抗爭奮鬥；他必須對一種精緻文化的削弱進行抗爭奮鬥；尤其他必須和他自己以及在他自身本質中的危險性進行抗爭奮鬥；我們絕不可以對單純的印象和感受讓步，相反地，我們必須將整個生命擺置在一種積極作為的思想（ein tätiges Denken），或說思想行動（Denkhandlung）上。由此，持續的警戒性與不可撼動的勇氣便成為主要特質；完全實現德行就是英雄主義。憑藉這種思想，斯多葛派的人在一個污濁且混亂的時代中強化了靈魂，並正直地堅持對人的道德力量的信仰。古代的基督教也吸取了許多斯多葛派的倫理學。不過，尤其是現代的啟蒙運動，則重新賦予它生命並作了革新。康德（Kant）與費希特（Fichte）本身也從斯多葛派中獲益良多，而且即使現今也不缺少斯多葛派良心的同道。 然而，更進一步的發展揭示出，斯多葛派自身也有著一些嚴重問題。他們要求強盛的，亦即合於英雄的本性，但他們不能對此無視：這種人是很少的，以及他們並不規定生命的整體情況。再走得更遠些，所有對感受的拒絕都被其認為是不可能的。人越來越孤獨，由於缺乏一種前進的創造力，因此斯多葛派的生活經常遁入一種疲乏的放棄；當對幸運的要求相對變得越來越高時，那麼可以理解，最終就變成一種面向宗教的轉變。斯多葛派的影響與思想不能夠滿足所有的才幹，於是其即刻讓整體生命陷入搖擺不定，而且也讓整個人類墮入一種對生命之幸福與理性的折磨人的焦慮中。 轉向宗教 宗教在歐洲至今只是民眾文化的一個片段，但在古代的沒落中，它越來越獲得對整體生命的掌控。這是從亞洲開始發生的，並且是依於多種不同的路數而發生的。這由此引發了在不同宗教中的激烈競爭；在這場鬥爭中，基督教及伊斯蘭教最後自我提升為主要的宗教。 首先，這個走向宗教的運動在希臘產生了一個獨特的境況。在希臘的全盛時代，精神及感性展示的構成是一種完全的和諧。但世界越來越自我離析，感性展現為一種晦暗及反理性之物的產物，而人則認為那種感性的高超能力已失落了，並且只有一種超於塵世的力量顯現才能夠將人從這種困境中解放出來。從基督紀元前3至2世紀以來，這個運動已在歐洲初露端倪，但它經過漫長的等待，直至一位第一流的思想家來承接其領導工作。這位思想家是普羅丁（Plotin，204—270），他雖然出生在埃及，但在文化上則徹底自覺為一名希臘人。他是由一種火熱的要求鼓動，要去達致人與神合一的。他把一種能夠直接讓人遷徙到優越世界的神靈的思想看作成此之道，這種與神合一的顯示遠遠跨越了所有已經習慣的生命概念和形式，以將人完完全全地關聯到神性的本質中去，乃至為他確保一種完全的喜樂。這是一種經由許多世紀而影響深遠的思想方向之源頭，亦即是神秘主義（die Mystik）。這個思想方向憑藉富有意義的方式豐富了基督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並且它在今天仍發揮著一種不小的作用。具體地說，這種神秘主義與印度的思想和感覺相關聯。 對於歐洲的生活來說，在宗教與主宰世界的希臘文化間建立一個富有成效的連接這一嘗試，是特別重要的；這點首先是由亞力山大城的斐洛［Philo（死於基督之後50年）］在猶太教的土地上作出的。基督教繼續延續這條連接兩個世界的道路，並且這一連接獲得了一個世界史的意義，在今天，這一連接仍在歐洲繼續進行著。 當我們將自己轉向基督教時，那麼我們首先必須想到，整個古代文明最後是落到了羅馬人的統治中。具體地說，羅馬人在戰事上和國事上具有大才幹以及值得讓人讚嘆的組織能力，由於這種才幹和能力，羅馬人能夠長時間地統治世界，而且羅馬人也通過他們的法律對後來的諸多民族作出巨大影響。基督教首先在近東以及希臘贏得了它堅實的基礎，並在之後擴展到羅馬以及西方。在三百年間，它艱辛地為其存在而戰鬥，亦即說，這場戰鬥在第三個世紀中是最劇烈的，並且導致許多人殉難。但在第四個世紀時，它獲得了完全的勝利。當時它給予人類一個確切的立足點以及一種內在的聯結。這種思想自內而發地明顯不同於希臘的思維類型。於希臘人來說，這是有關感官及精神之思維類型的主要對立命題，但於基督教它是關於道德之善惡的思維類型。生命由此得到一種更為個人的性格，而決定性的思想是，在救贖者的現身中，超越塵世的力量帶給迷惘且無助的人一種完全的拯救與喜樂。故而在基督教中，奠基者的人格無可比擬地較諸其他宗教更具意義，同時，世界史成為這種生命的一個主要部分。對於接下來的基督教史——這一歷史我於此無法作更貼近的追溯，這時一個偉大的新民族的出現有著很大意義，那就是日耳曼人。基督教令日耳曼人和羅馬人之間的戰鬥鬆懈了，在這場戰鬥中，日耳曼人於公元476年打敗了西羅馬帝國，而東羅馬帝國則在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繼續維持了足足一千年。日耳曼人是強有力且具天賦的，而他們所缺乏的並不是文化，而是沒有古代古老又成熟的文化。故而他們接受了羅馬的那種文化，同時也接受了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聯結決定了所謂中世紀的特徵。在這一時期，教會的宗教社團自我提升為更具優勢的力量。於是產生了教會與國家、皇帝與教皇間的鬥爭。並且在13世紀這一中世紀的高點上出現一個緊密聯結著文化與宗教的偉大精神組織，宰制被歸於宗教，但也給文化一種有限的特殊權力（der Religion die Herrschaft zusprach，aber auch der Kultur eigentümliches Recht begrenzter Art zusprach）。那個時代處於秩序與層級劃分思想的統治下。每一種特殊的人才於此擁有他們獨特的地位，但他只能從整體出發以及在對整體的統治下才會擁有此地位。生活體制與封建秩序也於此產生。當時，人在精神上整體擁有的，是一種既予的和傳留下來的東西；它也缺乏繼續進步的思想，並且也缺乏一種完全的個體自由。經濟的發展很落後；它無條件地被擺置在宗教及道德的課題之下。 近代 向一種新生活樣式的轉向一開始是緩慢但卻長期持續著的，直至它贏得一個完全相反的意識；基本上，這個新民族由此就走上了他們自己的路，並因此偏離了傳統的目標，這是很好理解的。造成的結果是興起了一個運動，憑藉這個運動打破了整個古代傳統。它就是在西方被稱為「再生」［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巨大寶藏。生活越來越獨立於教會，並且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塵世生活圈。更具意義的是一種關於整體生命之重點的提出。在古代，這個整體世界被認為是一種既予而又封閉的廣大領域，在以前的運動中被展示為某種較低的東西，所有追求都服務於一種必要堅持的目標。相對於此，現今的運動被看作較高者，因為它產生更多的力量，並且有無限成長可能。更主動且更根源的生命在穩定的特徵下自我提升。這種變化擴及所有領域。就像世界展現為運動的那樣，人際關係也越來越被當作流動的和能提升的。隨後這也席捲到經濟關係。由於人試圖在中世紀中建立一個生產與消費間的平衡，因此興起一個無止境生產的努力。對應於這種運動的方向是一種指向個體的方向，亦即就是指向於人的方向。早先，世界被認為是無條件地納入考慮的東西。對人來說，所有生活內容都應從這個整體世界來達致。故而國家亦居於個體之上，而且教會也居於個別的信徒之上。不過，於今個體越來越成為主要的存在。人應該出於自己的力量來找到一條通往世界的路，他的靈魂應顯現為確定的和穩定的東西。社會變得越來越由個體所建立並且屈服於他們的目的。而且在文化生活中，個體及個體性的意義越來越強化，因此這點緊密地和各民族在現代大地上更明確地相互區分，以及他們的精神特徵更有力的模鑄相關聯。由他們開始文藝復興的義大利人，具體地說，他們開展了普世的文化與藝術，而法國人則將生活形式予以細緻化並減輕歷史的壓力；英國人則成為政治和經濟生活的領導者；而德國人則是改革的民族，他們這些人都在其古典文化的高度上創造了一個關於藝術和科學的高貴人文主義。故而，現代生活較諸更早先的時代展示了一種更遠為豐富的圖像。在這種生活的整體中，接下來各章清楚地出場如下： 1．文藝復興，它被視為現代世界的青年時期；2．啟蒙時代，這一時代追求一種人類的完全成熟和自我的意識；3．人文主義的和歷史的思維方式；4．19世紀的實在論。文藝復興給予了生命引導一個很具意義的啟發，然而它沒有創造出封閉的體系；這種體系是藉由啟蒙運動而發生的。值得注意的個別人物具名如下： 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1469—1527）　他在政治學說上放棄一切倫理的探討並且宣告一種單純合目的性的政治學，這個學說由義大利人宣揚闡發，其觀點是，人為了國家利益亦可進行不道德的行為［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 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us（Moore），1480—1535］　《烏托邦》（「Utopia」，1516）的作者。其首先要求的是一種經濟生活的原理變革，一種私有財產的放棄，一種合於計劃的社會組織。 培根（Bacon，1561—1626）　培根代表一種新方法，這種方法盡最大可能地割棄所有主觀的屬人因素（alles subjektiv Menschliche），並且屈服於事物之下。他生硬地與過去作割裂並期待所有的科學進步。他將那種要在確切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巨大金字塔的自然科學視作生命的女王。科學的主要任務是，給予人面對世界的力量。他是科技時代的先知，他曾說出這樣的話：知識即力量［Wissen ist Macht（scientia est potentia）］。偉大的發明者因此成為人類的主要造福者。然而科學被認為是全體人類的財產，此方法也被看成某種針對個體進行的思考，亦即消除個體差異的東西，他說：「將雜多擱置一旁，科學就會成長。」培根構建了走向啟蒙的通道。 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展示了人是如何在一個時代中相互獨立地推動具有意義的思想和準則，以及在不同領域將其引領至同樣的目標上去。在17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爆發了一場巨大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宗教受到壓制，但沒有被攻擊。它主要追求的是去獲得一個對事物清楚且具關聯性的處置，去合規矩地奠基知識並和它建立妥當的連接。於此最重要的是一種它們要去抓住，對思考理性以及人類能力的堅實信仰。這產生了要由理性來形構法律、道德、宗教、教育等等「自然的」，也就是合乎理性的這樣的課題。在這場運動中，所有的權威都受到攻擊，相對於歷史的境況，現在的人自覺是成熟的。所有傳留下來的狀況都要細心地以他的律法來做檢驗，理性成為關於真或假的試金石。出於這種對理性的推崇，緊隨其後的是人的平等，但這還需要時間來獲取承認。在世界觀上，靈魂與自然被作出尖銳的區分，所有靈魂都拒斥自然，然而意識則被特別看作靈魂（Seele）。這種關於自然與靈魂的分割有著重要的結果，亦即所有的魔法活動和巫術活動（Zauberwesen und Hexenwesen）隨之消失了。在那個時代，在各個不同國家中出現了一些很具特色的人物，如伽利略（Galilei）可以被標榜為第一個現代科學家，如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是現代國際法（Völkerrecht［s］）的領導人，以及特別是笛卡爾（Descartes）這位第一個在相互關聯之整體中抓住現代思想世界的人。特別切合（eingreifend）的是他對自然科學領域的影響。由此出發，現代自然科學獲得它獨特的特性。在較古老的思維方式中，自然似乎出現於感官印象中，並且這些個別部分似乎要直接地在一個整體中來把握。這在過去還沒有造成科學與事物的感官圖像間的破裂。這個破裂於今經由笛卡爾以及他的同時代人而造成。這個轉向通過三個主要層次來完成：首先是通過分析，亦即將印象拆解成細小部分。其次是通過自然法則的發現，亦即精準確立自然之作用的數學法則。這樣一種數學法則首先是由德國研究者約翰尼斯·克卜勒（Johannes Kepler）在天文學中發現的。第三是通過發展。當法則建構起事件發生的基本形式時，它就會變成由此諸細小元素來建構一個關聯的任務。這應該是通過發展、通過一種歷史運動而發生的。通過這三個基本特徵：分析、法則、發展，現代自然科學獲得它們獨特的精確特徵。同時它獲得一種技術特徵，使它能夠對自然作出解析，從人出發來安排這些元素並作出新的聯結。以這種方式，人通過他的思想變成自然的主宰者。與古老思想方式的決裂，具體地說，它清晰明了地見於顏色、聲響，以及尤其是感官的感受中。顏色與聲響對現代思想來說並不切合作為事物的特性，而是靈魂對由外而來之刺激的影響。 對應於這種新思想方式的是一種新種類的靈魂態度。這種思想方式通過笛卡爾，以及特別是通過啟蒙運動而極大地提升了主動性，並且將清楚且明晰的思想變成文化工作的主要承載者。由此產生出一種要通過思想勞動去檢測並盡最大可能去改善所有關係的熱烈努力。對於教育與教學改革的努力也是在這裡出現的。這所有一切的確在緩慢地進展著，並且諸民族都展現出一些偏離。對於民族整體來說，德國人首先關懷教育。總體而言我們可以說，該時代的主要成就在於精確地探究自然以及思想的澄清；主智主義和自然主義都是該時代的主要特徵。然而通過將所有歸總，這個努力傾向於充分地去發展人的力量，並盡最大可能提升它。現在我們想要更貼近地來探討各個民族。 較早期的法國人：路易十四 對於法國人的生活來說有一個優勢，亦即一個大國首先經由路易十四把握並促進了現代的文化任務。於此一個關於古代及現代生活之不同的明確意識首次出現了，就像「現代的」這個表述，它恰恰通過與古代的對立一樣獲得了精準的表述。這種法國文化無疑與一種具威脅性的野蠻文化進行對抗，並將更多的秩序與高雅帶入生活中來。然而它也有許多浮於表面的東西，只有華麗的東西被拿出來展示，就長遠來說，這對法國人自身也是不夠的。它一直持續地發生作用，將該時代的法國人帶到民族的頂峰。在當時德國正遭受可怕的三十年戰爭（den furchtbaren 30jährigen Krieg），只能在這種折磨中來緩慢地進行休養。 德意志的命運 德國在啟蒙運動中落後於其他民族，這主要是因為阻礙國家生活並在最後召來蹂躪性戰爭的宗教迷亂。不過我們不可以忘記，具體地說，德國由此成就了一個偉大的精神解放，並將日耳曼世界催逼到新的路徑中去。帶著路德的英雄形象（Heldengestalt Luthers）的宗教改革（Die Reformation），在一開始是一個宗教行動；它力求一種靈魂與上帝的直接關係，並藉此升高進入靈魂的內在以及一種自我負責的意識中去。它為人類解除了所有中世紀體系所責付之努力的壓力。這種宗教的變遷對整體文化生活也有不可估量的結果。這個轉變提醒人類要有更多主動性，它為生活帶來更多的活力，加強了道德的存念（Gesinnung），並給予人自作決斷的意識。但這種轉變的後效逐漸地顯現出來；尤其是在低地國家［荷蘭（Niederlande）］，它緊密聯結了宗教與現代文化，直到18世紀時，德國才達到了精神運動的頂峰。 英國 啟蒙運動首先是由洛克（Locke）及他的追隨者發起的（1632—1704）。洛克構建了一種獨特的思想類型，而英格蘭民族對這種思想類型直到現在仍保持忠誠。這種思想方式對哲學思辨並不傾心，它不勾畫一種獨立的思想世界，相反地，它將自己建立在既已存在的經驗基礎上（auf den Boden der Erfahrung des gegebenen Daseins）；對於這種生活，它希望精準地走向那個在它之中理性地且令人愉快地形構的存在。具體地說，這種關注於此轉向人類的認知（Befinden）。然而人不但在其自身中被看作個體，並且也在與他人共同的人之存在、在社會的建構之中被看作個體。從最簡單的元素來理解靈魂及社會，這構成了英國哲學的主要課題。它的強化是立基在心理學和社會學上；關於世界的問題被看成是次要的東西；它顯示的是無法去奠立事物的本質，對我們來說，它只有一種通過它而影響我們感知的意義。於是產生了一種我們稱為經驗主義的生活觀。這種生活觀其內在有一個狹窄的界限，並且在深度與力度上它不能與後來的德國哲學來作比較。但在該界限之內，它通過它的清晰性、無偏見以及豐富滿盈而影響深巨。它的主要意義在於它對實際生活、對於政治的和經濟的領域所作的貢獻。 洛克完全從個別的人出發來考量社會生活。他想從個體與個體的興趣推出一切。國家不能被理解為一種思維的有機體，相反地，它應該是藉由聯結一種個別點之自由的統一而出現的；在其目的及界限中這是一目了然的，在其中可以看到它的主要課題是要支持諸多個別護法團體，以及保障它為之對抗的所有外來騷亂的自由。然而在社會內部，法律只能由共同生活中的事實成就來奠立。倘若這種思維嚴格地追求它的結果，那麼所有的傳統、遺產等等必然會墮壞。然而這種激進的否定遠離英國的思想家，對英國思想家來說，最為獨特的是，思想的後果只發展到這麼遠，即它不與實際的任務相矛盾。洛克相信，承載理性的個人是很明確的，他只能作為社會之一分子去發展他的理性，並為此而感到幸運。故而他在神聖的和市民的法律之外提出公共意見作為第三種法，他將這種公共意見看作可信任的真理城堡；因此政治自由獲得了一種和社會聯結相關聯的抗衡力量。這種聯結經常借著它不被注意的影響作用而為政治自由設定一個強固的柵欄。政治自由，這是英國人在社會上經常建立的聯結。從英國出發，啟蒙運動在18世紀越來越廣泛地傳播到整個歐洲。在它的領導下，事物的超自然性質越來越弱化成一種自然的、合於經驗的思想方式。於此占主導地位的是一種對人性之才智與良善的強固信仰（Glaube an die Tüchtigkeit und die Güte der menschlichen Natur）。人可以將這時代的基本調性標識為樂觀主義的。於此，人較以往更關注他自己的感受，具體地說，在英國首次出現了公益期刊，以及忠實描繪社會周遭環境的現代小說。在生活的內在形象勾畫中，宗教越來越被道德以及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作用所排擠。此時行動不再作為一種對彼岸世界的允諾，而是通過它自己的愉悅和美好來獲取它的酬勞。這裡必須特別提及夏夫茲博里（Shaftesbury，1671—1713）。他甚至將所有唯物主義也當作一種將彼岸思想擺在眼前的宗教而加以拒絕；他在此岸世界中找尋神聖者，並在它之中看到一種貫串並形構整體實在的力量；他發現神是直接當下的在人的靈魂中，並在自然中看見生命和美最富有的滿盈。在行動中適切的是去達致一種內在的獨立性以及構造出一種和諧，於此自我主義的傾向自行服從於社會的傾向。夏夫茲博里在英國生活得相當孤獨，他同時將希臘的與現代的思維方式相互聯結，他是第一個在這重要時刻開闢了通向德國古典主義者內在世界的觀念論道路的思想家。 啟蒙運動最具意義且團結一致的工作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經濟學。在啟蒙運動的土地上，經濟的課題贏得了一個成長的意義，並且就像首先發生於法國那樣，越來越創造出相互關聯的理論。這些理論在實際生活中造成一種巨大的影響；但其現今的成效則明確地是通過亞當·斯密而超勝的。他通過其廣博、清楚且富能量的思想對整個歐洲造成巨大的影響。他從勞動分工這個事實出發認為這種分工是所有文化必需的條件，尤其是它引領著人從自然走向文化。勞動分工不會產生分散，而是一種個別的個體之緊密聯結。每個人只有在他為其他人提供某種富有價值的東西時，才能夠存在和發展，由此他必須對某個什麼東西作出成就並全力付出。於此斯密更貼近於實現這一簡單的思想，因此他變成一種經濟上完全自由［尋求走他自己之路（pursue his own way）］體系的奠基者。在當所有強制都消失時，這整體——就這麼稱呼它——就會以最佳情況來運行，而每個人也會在競爭的競逐中達成可想見的最高點。在國家之中的自由也擴展到民族間的相對關係，並且推介一種無所限制的自由貿易，而貿易同時被內在地提升起來。相對於人在早先借著詭計與欺瞞而行貿易，斯密則是立於這樣的思想，亦即在「合乎自然的貿易」中，它的所獲收益不是那種通過傷害別人而得到的，而是那種雙方都能贏獲的。由此貿易從一種不和及敵對之源頭變為一種和睦和友善的聯盟關係，並變成個別職業乃至民眾的團結，以及一種和平的競爭和不停進步的景象。但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問題，我們將加以探討。 萊布尼茨（1646—1716） 萊布尼茨在現代文化生活中有他自己的位置。他是一個德國思想家，並且盡力地為德國作貢獻，但他以當時於文化生活中贏得了領導地位的法文來撰寫他的主要著作。萊布尼茨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廣博且多面的博學者，他擁有一種毫不厭倦的行動衝動，並且他努力地對一種生活領域、信仰皈依以至於民族的緊密關聯產生影響，而且他對中國的生活以及中國語言也有濃烈的興趣。他由靈魂出發規劃了一個獨特的世界圖像。他的主要思想是，所有的實在都是靈魂之類的東西，所有的生活內容都是出自內在統一體的行動。他稱這種東西為「單子」（Monaden）。感官世界是一種不可見之世界的表象，個別的單子由一種無所不包的神性（Gottheit）所承載和聚集。每一個個別的靈魂包含一個世界，然而每一個靈魂也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反映這個整體。萊布尼茨堅持一種愉悅的生活信仰，一種對生活的強力肯定，一種對個體性的高度評價和一種對不停進步的信任。他為德國的啟蒙運動種下一種不停止的、同時也是持續的努力；最後他為宗教與文化的調解作出了很多貢獻。這整個文化都因他而得到巨大的擴展和內化。 18世紀的法國人 法國人在18世紀時擁有民族的精神指引。他們將現代思想方式導引到一般的統治上。雖然他們顯然最先繼承了英國的啟蒙運動，但他們還是繼續領導那種獨特和激進的啟蒙運動。他們在品味和雅致上表現突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政治及歷史方面丟棄了所有超自然的關聯，並且將所有的過程建立於人的本性、人的感受以及追求之上。這種生活包含著許多個別的偉大人物形象。在此時期，最主要是出現了伏爾泰（Voltaire）和盧梭（Rousseau）。 伏爾泰（1694—1778）以高度機智和卓越的詼諧批判時代的境況，他同時完成了極富意義的文學、歷史及哲學的工作。具體地說，在學術上他通過對歷史的普世性和批判性之處置來產生影響。他憑藉著激烈的熱情對抗所有迷信，但他也決絕地拒斥無神論。神和自由是他所追求的指明燈。於此滿足他的是一種對人的濃厚熱情。 盧梭（1712—1778）則完全不一樣。他也受益於啟蒙運動的激勵，然而他所追求的出發點是這樣的感受，即他特別追求將整體生活引領到靈魂的直接情狀上。他由此出發從事一種以激情對抗傳統社會的鬥爭。他希望拆除其人造的建築，並從最基礎的地方來作出革新；他信任不作假的自然，並且他也力求成為一種存在於其自然本性中的有力的、簡單的和幸福的人。盧梭對宗教、教育及政治造成強大的影響。他想要推導出所有關於個體的權利，並堅持這些權利。根據他的學說，從個別意志的聯結生髮出一種每個成員必須讓出其權利的一種「整體我」（Gesamt-Ich）、一種「集體的個體」（kollektiver Körper）。國家的主要目標並不像英國人那樣成為個體的權利保障，而是整體的福祉。這種思想方式只承認一種在國家內的自由和平等，它不承認與國家對立的自由。盧梭對人的善性有一種堅定的信仰；根據他的觀點，這種倒轉的社會秩序招致讓我們受苦的不幸。盧梭的這種思想使得法國大革命持續進行下去，而他留下的貢獻是直接形構所有個體的靈魂生活（alles seelische Leben des Einzelnen）。 德國 啟蒙運動要到18世紀30年代才成功地在德國全面活躍起來。不過之後生活急遽提升至一個令人驚訝的高度。當時的大學受到一位萊布尼茨的弟子，即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的主導。他對當時的科學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工作，為所有的行為與思想提供了一個充分的基礎，而且他還提供了許多德國的科學語言。然而他只是停留在一位純然的學者身份上。其他具有重要意義的人如萊辛（Lessing），他介入文學、宗教及藝術領域，激活了德國人的生活並喚醒清新的力量。在萊辛深化這種啟蒙運動時，赫爾德（Herder）卻與啟蒙運動決裂。他要求更多的直觀（Anschauung）、更多的根源性（Ursprünglichkeit）、更多的直接感受（unmittelbares Gefühl）。他在所有力量的和諧中發現一種普遍人性的理想（ein Ideal universaler Humanität）。同時他熱切地致力於將個人的生命與歷史和民族相關聯。 德意志精神生活的高度 德意志精神生活的高度一方面是在康德及其追隨者，另一方面是在歌德（Goethe）及席勒（Schiller）的詩文藝術（Dichtkunst）中完成的。 康德（Kant，1724—1804）　首先是從德國的啟蒙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但他後來完全與它決裂，並開啟了一條新路。他的主要問題是對真理概念的把握。自笛卡爾以來，現代源於「人」，因此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即人如何獲致世界的整體。作為其主要工具，這種哲學思辨是以搭建連通這種鴻溝的橋樑來展現的，意即通過兩大思想家，即通過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而產生的。斯賓諾莎希望能夠達成一種完全的認識，由此他通過神性的統一體直觀（Anschauung der göttlichen Einheit）地將人提升到萬有的整體（das Ganze des Alls）中去，並宣告一種關於感性與精神性的平行主義（「一元論」）。根據他的信念，每種本質同時擁有一個感性的和一個精神性的側面。相反地，萊布尼茨相信真理能夠藉由下述而獲得，亦即通過把無限的整體直接放在一個存在物中來實現真理，這就預設了一個無所不包的神。相對於此，康德相信，雖然不能由人認識到事物的深層，但他確信，人是從其自身做出了一個生命架構；然而這個生命架構卻將自我限制在事物的形式（die Form der Dinge），而不是物質材料（Stoff）上。這是全然暗晦不明的。於是他的觀點由此產生了一個大轉向，亦即所有事物的關聯不是從外在來呈現，而是出自人自身。空間、時間、邏輯鏈，對世界做終極推論的要求，這些都是從人自身的精神結構中蹦跳出來的。因此它們只對人有效，而不是逾越他而出。這點必須在本質上改變所有的尺度和任務。而人則以其理性被擺置到中間點上。 由此出發可能顯現，於康德處對生活的否定似乎占了上風，不過他贏得了一個肯定，並因此在道德行為中達致了一種自由且獨立的世界核心。根據他的觀點，人獲得了一種沒有條件限制的價值，亦即一種人不應該被當作工具，而是他必須被當作一個沒有條件限制的自身目的（ein unbedingter Selbstzweck）來被有尊嚴地對待。於此，在德國與英國的思想間，其親緣和差異是毋庸置疑的。兩者都將自由的概念擺在前位，但自由對英國思想家所意味的是面對其他人的獨立性，但對德國人則是意味著面對自己而變得獨立。於此，人被認為是一個倫理價值的承載者，他贏獲了一種超越塵世的自律（eine weltüberlegene Autonomie）。康德在如此理解的道德中見到人類決定性的優點；道德在那作為理性存在者而自為立法的人格性（Persönlichkeit）中高踞頂端。康德不只對個別的人要求某些成效，而且他也籲求一種對所有自然秩序都要無條件地通過其自由來思考的「道德的世界」（Welt der Moral）。自康德始，成功地完成了對生命的強化。這種生命的引領思想是那種居於自我立法之下而自由從屬的義務（Pflicht）。康德將一種無法度量的運動帶進精神生活並巨力千鈞地撼醒世人，深入的認知與強大的道德力量相互靠攏，並給出了一種獨特的生命樣貌。康德的意義在於他更進一步地跨出學者的世界，由他而出現一種很大的生活變化，這種變化雖然不是新的，但在學術上它首先因康德而獲得了完全的清晰性。它涉及一種不同於靈魂的（或心理學的）有關精神生活的明晰概念。具體地說，這是指那種讓所有發展都從個別靈魂生髮出來的英國思維方式。但在這一路徑上無法達致一種有關生命與精神世界結構的內在關聯。德國的思維方式則在自我行動與創造性精神的概念中，並將這種心理學一類的和精神學一類的予以相對地擺列出來（stellte dieser psychologischer Art eine noologische entgegen）。於今康德成為了一位清楚將自我行動之生命概念從所有單純的心理學中予以凸顯，並因此在本質上深化了人之基本概念的人。在這一路徑上，許多優秀的思想家跟隨著他，並且德國思想也因此獲得一個顯明的特徵。在更進一步對精神生活的把握中，不同的思想家都宣告了自己獨特的一面。 費希特（Fichte，1762—1814）　主要做的事是針對道德及實踐行動，謝林（Schelling，1775—1854）則是試圖從內心去理解藝術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康德之後最重要的思想家是黑格爾（Hegel，1775—1831），他的強大特別體現在邏輯上，但同時也見於世界史和政治生活中。黑格爾借著更大的能量提出居於個體以及個體目的之前的整體，同時他創造出一種邏輯樣式的壯觀的演化學說。通過這所有一切，他對文化生活，特別是對社會主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通過所有這些成效，德國的思維方式明確地與啟蒙運動區分開來。這種思維方式曾一度創造出一個更偉大的人之形象，具體地說，在這形象上，就像發生在歌德（Goethe）這樣的人身上那樣，所有氣力都在追求完全的和諧。因此它必須在一種歷史思維方式中獲致，亦即在追求一個特別的角度，從根本上將每一個別民族的獨特性在語言、法律、藝術、宗教等等之上予以展現。因此在緊密的關聯性中，就像它貫穿所有時間那樣，存在著對個別國家更高的評價。德國在它的觀念論中——這種觀念論想要由內而發地來建構整體生命，並且特別是在教育上，不是將有用，而是將善和美，以其和諧而預先——達到了一個卓越的高度。這種德國觀念論變成一種關於整體生命的力量，但在19世紀，卻使生命愈來愈靠向實在主義，並一時還贏得了對於整體世界的掌控。這一歐洲的信念早先是由宗教，然後是由內在於世界的觀念論所掌控。文學、藝術及哲學都曾是它的主要承載者。不過生命的核心，就像它在自然和在人類社會中包圍著我們那樣，愈來愈推遲進入可見的世界中，並且各種重要的生命圖像也由這些課題而出現。 首先英國思想家邊沁（Bentham）的功利主義（Utilitarismus）帶來了一種新的東西。主因可能是其認為要更幸福且更有人之尊嚴地來形構社會生活的情況。具體地說，就像它早先存在於英國那樣，它有時是相對於需求和焦慮不安而產生，有時也是為了減輕嚴厲刑法而產生。實證主義則顯然是由孔德（Comte）作出精確表述的，但它也是通過整個時代的準備而被作出的，這種實證主義擁有一個更大的特徵（Zug）。實證主義拒絕所有逾越人類及其經驗框架的問題，它拒絕所有對事物根基及對神聖存在的思索。它希望將人限制於其自身的框架之中來達致一種幸福的生命，並且獲取一種緊密且穩固的人之聯結。然而在關於人的問題上，它不可能沒有一種強烈的樂觀主義（Optimismus），並且它不可能沒有一種對獨立的靈魂生命的壓制。這個實證主義緊密地與自然生活及社會生活聯結在一起，因此近代的自然科學和社會造就了它自己的生命圖像。它產生了被達爾文（Darwin）和斯賓塞（Spencer）歸為自然科學的演化論，並且進一步地通過馬克思（Marx）而獲得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也在法國及英國引發了許多運動。達爾文主義能夠召喚近代的追求，亦即盡最大可能地由其變化來理解自然的所有現存狀態。這種追求早先由於承認不可逆的有機形式而被阻絕，然而現在則通過達爾文，有機生命被安置於變化中，並由此與傳統的宗教世界觀背道而馳，產生出一種獨特的世界觀［亦即海克爾（Haeckel）與他的一元論（Monismus）］。然而在它更進一步的發展中，很清楚地就變為：一種全面包含的發展觀念與帶有自然挑選（natürliche［n］Auslese）和物種競爭（Kampf der Wesen）的選擇學說（Selektionslehre），必須清楚地予以區分。這個問題太錯綜複雜了，當該選擇學說能夠解決上述情況時，人卻在這之中發現達爾文的一個大貢獻，亦即要在運動的世界圖像中確保一個更寬廣的空間，並且要從歷史出發來理解自然。 還有更震撼的（eingreifender）是社會學說通過社會主義所經歷的變革。特別是在生活處境上造成巨大變化的勞動走向技術形構的改變。早先，勞動絕大多數是由個別的人來完成的，並且存在著一種人與其勞動對象間的緊密關係。自從自然科學能夠從事這樣的勞作以來，自然就被拆解了，而且它的力量也被用來服務於人，因此勞動被認為具有一種技術的特性，並且完全被改頭換面了。現在它在工廠中產生巨大影響，並愈來愈控制著整體生命；它由此將人的共同生活變成一種集體的特徵，並產生一種龐大的牽扯糾纏，在此牽扯糾纏中，靈魂與勞動的聯繫愈來愈鬆弛，同時在業主與勞動者間形成了一種粗暴的對立。由此出現了社會主義，這個主義力求人類共同生活的一個全新樣貌，以及它的代表馬克思主義，則試圖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激起一場決不退讓的階級鬥爭。達爾文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互對立，達爾文主義提出的一切都是立足於個別元素的力量上，而社會主義則相反，是從整體出發並將個體置於整體之下。然而這兩種生命樣貌都是站在感官經驗以及感官存在的立場上，它們都與觀念論相矛盾，觀念論是在不可見的世界中找到它的立足點，並且它相信，只有由此出發才能給予生命意義和價值。 對於歐洲生活的回顧展示出一個很豐富而且變動的圖像，並在不同層面交互隨時地出現，而沒有後來者排擠在前者，以及作出不必要的舉措。在希臘一度燦爛的文化發展後，接踵而來的是轉向作為壓倒性力量的宗教。這種情況直至當代仍無例外地保有控制權，但逐漸地它先是被補充，之後又由於一種普遍的新生活——這種生活令各方面的面貌都煥然一新，並自行分裂為觀念論與實在論兩種流派——而回退。具體地說，觀念論就像德意志的古典文化帶給它的那樣，歷經了啟蒙運動、對啟蒙運動的回擊以及它們之間對立的克服這三個階段。實在論首先是一種單純的反對運動；但它愈來愈取得了領導地位，最後它就像它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中所提議的，並在現實中要排除所有其他任務那樣，在社會和經濟領域造成一場尖銳變革。然而這樣一種窄化可能無法持續地滿足文化人（Kulturmenschen）。歐洲生活已經從它的這個高度走向了一個要去緩和並儘可能克服此粗暴對立的運動。當代以及最近將來的生活將會是在兩端中間移動，對於宗教這一端，代表的是一種非感官世界的法權（Recht），而對於經濟生活這一端，則是被當作人類自然的自我維持生存的基本條件，這兩端在今天粗暴地交相威逼著我們。克服這個矛盾是我們這一時代的最重要任務。不過此時我們處於一個很緊急的境況中，觀念論已被削弱且不確定，而實在論則不可能包攝整體生命並給予它一個內容。故而，它迫切地需要一個讓生命擺置到一個新陸地的深思熟慮的綜合。目前這個問題在歐洲還無法得到解決，因此現在歐洲人的內在境況是很不平靜和滿足的。我們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立場應該在後面的章節中再加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