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三章　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國統區文藝

一　運動概況 在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的報告中，茅盾這樣敘述了本時期國統區文藝運動的情況： ……抗戰結束以後……日本帝國主義雖已經垮台，但國民黨反動派卻勾結美帝國主義企圖使中國完全殖民地化，把全中國人民變成美帝的奴隸。在國統區內的愛國民主運動中，莫不有文藝工作者的參加。有些作家們的詩歌，雜文，成了群眾運動中的武器。到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支持下悍然發動全面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內戰，並頒布「戡亂」法令，封閉報館，查禁書刊，迫害作家，暗殺綁架，肆行無忌。但是無論國民黨反動派如何壓迫，進步的文藝工作者還是堅持崗位。在這裡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電影藝術。由於電影藝術界同人的努力，雖在國民黨重重封鎖之中，還是竭儘可能製作了好些優秀的作品，幫助群眾從現實生活中分清是非，而起了鼓動群眾鬥爭的作用。在上海及其他大城市中的反美，反飢餓、反「戡亂」的群眾運動中，文藝工作者都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而一部分到了香港的文藝工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總目標下進行工作，所起的影響不僅限于海外各地的華僑，而且還滲透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而到達國統區內的人民大眾中間。 這是關於本時期國統區文藝運動的帶有總結性的說明。它指出了：抗日戰爭結束後，在黨領導下的國統區進步文藝運動，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層層壓迫和摧殘下，經過許多文藝工作者不屈不撓的艱苦鬥爭，開展和取得勝利的。在全國人民反對和摧毀蔣介石反動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國統區的進步文藝運動起了配合和推動的積極作用。 當抗日戰爭一宣告結束，邵荃麟就在《文藝雜誌》（新一卷第三期）上以《在偉大的勝利前面》為題，鄭重地說明了在新的形勢下國統區文藝運動所應該擔負的任務： 在八年抗戰中間，中國的新文藝曾經堅持著民主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立場，為人民服務，今後仍然將堅持著這同樣的立場。在總的方向上，應該並沒有什麼大的變更，但是由於人民生活新的變動，人民願望更迫切地需要傾訴，以及文化輻射區域更加廣闊，文藝工作便將更加複雜和繁重了。首先，作為我們當前迫切任務的，便是為徹底消滅法西斯漢奸和打擊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而鬥爭，這在主觀方面是要求文藝的戰鬥與人民的戰鬥的更密切結合，而在客觀方面一個迫切要求，即是言論出版創作研究的自由。……其次，從文藝工作者本身來說，我們應該更肩負起國民精神代言人的職責，更深廣地去反映和傾吐今天人民的願望和表達人民的意志，這就要求每個作家更勇敢地投身於現實鬥爭，加強自己的戰鬥力量。巨大的時代浪潮正向我們猛撲過來，我們必須以加倍的力量，去和這浪潮相搏擊而不致被淹沒，而也只有從這種猛烈的搏擊中間，才能深入到時代精神的深處，同時也從這中間去獲得巨大的藝術力量。 邵荃麟這段話指出了如下兩點；第一，抗戰勝利後的國統區的文藝運動，必須繼續堅持在抗日時期已經堅持了八年之久的民主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立場，繼續成為人民生活和願望的宣揚者，它必須為徹底消滅一切反動的法西斯思想而鬥爭；第二，文藝工作者如果要擔負起這樣一個重大任務，就必須英勇地投身於現實鬥爭中，在鬥爭中培養自己的力量，以求得文藝的戰鬥與人民的戰鬥的密切結合。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的文藝運動，基本上是按照這樣一個方向前進，而且這也是符合於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指出的根本精神的。在政治上為捍衛民主主義而鬥爭，在文藝創作上堅持現實主義的原則，這是國統區文藝運動的主要特點。 抗戰勝利後，原來的文藝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就改名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繼續領導文藝界進行爭取民主，反美蔣、反內戰的鬥爭。當紀念第二屆「五四」文藝節（一九四六年）的時候，文協對國統區文藝工作者發出了如下的戰鬥號召：「為人民大眾服務，實現和平民主的要求，這應該是我們的基本原則。」並說：「我們應該嚴密地保守著人民的立場，努力向人民大眾學習，使自己的意識徹底大眾化，絕對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惡勢力抱一個死不妥協的態度。對於協會應當使它儘量地健全發展，爭取友人，爭取青年群眾，爭取廣泛的牛間層，在各種文藝活動中應積極參加，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個和平民主的戰士。要有這種生活的實踐，我們的創作才能夠適合人民的要求，和當前的時代配合。」(1)。 在爭取民主與和平的鬥爭中，國統區文藝工作者作過不少的工作，也遭受到了反動統治者百般的無理迫害。當一九四六年一月舊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的時候，重慶文藝界（茅盾等三十人簽署）和文化界（力揚等二百餘人簽署）都發表了對於時局的主張。這些主張，傳達了中國人民的要求和願望，並對國民黨反動派表示了文藝界的嚴正態度。在這以前，當昆明的學生和教授為了反內戰、爭民主而遭受了反動派的可恥屠殺時，重慶的作家和詩人們也都曾去電慰唁，並這樣堅決表示：「我們發誓和你們站在一起，反對屠殺，為徹底實現民主的勝利而奮鬥。」(2) 舊政治協商會議，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致的努力，經過劇烈鬥爭，而通過了有利於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五項決議。但是蔣介石絲毫沒有執行這些決議的意思。就在開會時期，他就製造了滄白堂事件和搜查政協代表住宅事件。二月十日，當重慶各界在較場口召開「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的時候，他又利用特務匪徒搗亂會場，打傷政協代表、著名作家和詩人郭沫若。在這以後，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援助之下，積極發動內戰，使中國陷於內戰、分裂、恐怖和貧困之中。 反內戰、反飢餓、反「戡亂」的鬥爭在國統區各大城市裡普遍地展開著，文藝工作者英勇地投入了這一鬥爭，而且以他們的作品推動了這一鬥爭。文藝界同各界進步人士一樣，受到了蔣介石匪幫的無理摧殘和卑鄙屠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正是蔣介石指揮全部兵力向解放區舉行全面進攻的時候），西南聯大教授、著名詩人聞一多在昆明慘遭特務匪徒的暗害。聞一多的橫遭殺害激起了文藝界和全國人民的莫大憤怒。下面是詩歌音樂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悼念文章中的一段： 在偌大的土地之上，以一個身為詩人學者的聞先生，不僅是室如懸罄，家無隔宿之糧，就連平安地生活下去都不容許。這冷酷的現實明白地反映了什麼？我們可以知道時局已經臨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現狀已經踏入了何等黑暗腐敗的地步！……聞先生是不能白死的……聞先生卻也是不會白死的，雖然他死得這樣慘，挺直地躺在道旁鮮紅的血泊里。笨伯的屠戶們滿以為殺了一個就少一個，或是殺一儆百。豈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豈知千萬人的心上更產生了千萬個「不妥」的萌芽？無數的聞先生是殺不完的。(3) 不僅是暗殺聞一多，對於整個國統區進步文藝界和青年學生，國民黨反動派都採取了血腥屠殺的恐怖政策。下面是南通慘案的一幅真實的畫圖： ………… 二十日通城各處即謠傳已擬定黑名單，共計逮捕八十一名。風聲到處，草木皆兵，各街巷滿布便衣特務，各學生代表住家四近則終日站人。二十二日晚九時一刻，顧迅逸（文藝協會理事）、孫日新（青藝劇團團員）、鄭英年（天聲無線電料行職員）於返家途中失蹤。二十五日晚《國民日報》記者孫平天則於回宿舍失蹤。執行小組於四月二日離通後，全城特工開始大舉捕人。三日夜半，便衣八人至省通中將教員錢素凡架走。於兩日中被秘密逮捕者計有李天澤（文協會員）、陶應衍（青藝劇團歌詠指揮）及省中學生二十餘人，女子師範學生四人。 二日晨於天生港江面發現浮屍一具，經證明為記者孫平天之屍身，手腳用鐵鏈緊繞，並縛於大石，眼鼻為刀挖去，狀極悽慘。全通聞訊後，人心惶惶，各學生家長則寢食不安。省中學生孫錦襄等九人，於五日夜離城，步行二晝夜，繞道海門來滬。 南通已陷於腥風血雨中，全城戒嚴，繼續搜捕，聲言「寧可冤殺九十九，不願錯放一個！」來滬商人，則遭受嚴密檢查，郵電全部封鎖，殺人與浮屍之謠，日有所聞，居民惶惶不安。(4) 反動統治者這種「腥風血雨」的兇殘行為，不僅施之於南通一處，全國各大城市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和愛國青年都遭到了類似這樣失去人性的毒手。在蔣介石統治之下的國統區，完全成為了一個無法無天的黑暗世界。國民黨反動政府頒布了所謂「動員戡亂」的偽令，公布了所謂「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禁止了近五十種爭取民主的進步書刊。許多進步作家和文藝團體失去了創作，出版和演出的自由。但是革命的文藝運動並未因此而中止下來，相反地，他們採取了很多的活動方式，依然堅持而且發展了這種鬥爭。陽翰笙在《略論國統區的戲劇運動》一文中，曾就戲劇方面的情況，很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怎樣在這種迫害下進行戲劇活動呢？我們採取了很多的活動方式，把力量分散到各方面去。第一，大批戲劇工作者轉入與戲劇最親密的姊妹藝術電影界裡面去。第二，從事地方劇的改革運動，就上海來說，新越劇團因為增加了新力量電起了相當好的影響。第三，職業化的戲劇活動不能幹了，就轉化成業餘的戲劇活動。第四，從事學校劇團運動，幫助學校劇團的發展。第五，被迫解散的五隊七隊另組成一個中華戲劇歌舞劇社，深入南洋；在監視和迫害下的北平演劇二隊則全部進入解放區。這樣把戲劇力量分散到各方面去活動，國民黨反動派不但沒有撲滅這個運動，相反地，卻使這個運動更深入到各方面去了。……這些都給國民黨反動派無恥的反動措施一個響亮的回答：人民的力量是越壓越大，越壓越強的。 許多知名的革命作家，在日益加甚的迫害之下，一部分進入了解放區，另一部分則南走香港，繼續與美蔣作鬥爭。本時期的香港也成了一個比較大的文藝中心。在殖民地的香港從事革命文藝活動雖然會遭到很多困難，但由於文藝工作者的努力克服，依然起了相當大的影響。在《大眾文藝叢刊》上展開的關於「主觀論」的批判，在與披著「革命」外衣的資產階級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傾向作鬥爭上，發生了很重要的澄清作用（這在前面已經有所論述）。而關於文藝與人民結合問題（也就是作家的自我改造與加強群眾觀點的問題）的討論，關於抗日戰爭以來的文藝運動的估計等，也都是根據毛主席講話的正確方針加以闡述，對於整個國統區的文藝運動和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都有著深刻巨大的影響。 對於國統區的反動文藝，在《大眾文藝叢刊》上也展開了相當猛烈的轟擊。抗戰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就制訂了一套法西斯的「文藝政策」，藉以限制和摧殘國統區的革命的和進步的文藝運動，並企圖以反動的御用文藝來維護他們垂死的統治。到了抗戰勝利以後，各種反動「文人」更其營營蠢蠢，鬧得烏煙瘴氣。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5)一文中說，「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勢力與反人民的反革命勢力作短兵相接的時候，反人民的勢力既動員了一切的御用文藝來全面『戡亂』，人民的勢力當然有權利來斥責一切的御用文藝為反動。但我們也並不想不分輕重，不論主從，而給以全面的打擊。我們今天主要的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這一批『作家』，他們的文藝政策（偽裝白色，利用黃色等包含在內），文藝理論，文藝作品，我們是要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的。」荃麟執筆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一文，更全面地揭露了一切反動文藝的醜惡本質： 反動的文藝思想影響，在中國可謂極微弱的，早已為群眾所唾棄，但是在反動統治直接支持之下，它們仍然不斷的出現，或化裝而露面。對於這些，我們必須揭露它的毒害性，而予以徹底打擊。在這裡，首先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直接文化侵略。這中間，有麻醉廣大市民的美國黃色的電影，有魯斯系雜誌所介紹過來的黃色藝術，特別是最近美國所宣布的文化援華計劃，是種深謀遠慮的陰謀。這一切必須為我們所揭露和打擊。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凶和幫閒文藝。這中間有朱光潛、梁實秋，沈從文之流的「為藝術而藝術論」，有徐仲年的「唯生主義文藝論」和「文藝再革命論」，有顧一樵的「文藝的復興論」，以及易君左、蕭乾、張道藩之流一切莫明其妙的怪論。這些人，或則公然擺出四大家族奴才總管的面目，或則扭扭捏捏化裝為「自由主義者」的姿態，但同樣掩遮不了他們鼻子上的白粉。不久前，連沈從文之流，也來配合四大家族的和平陰謀，鼓吹新第三方面的活動了……以一個攻擊藝術家干政治的人，也鬼鬼祟祟幹這些混水摸魚的勾當，它的荒謬是不堪一擊的。但我們決不能因其脆弱而放鬆對他們的抨擊。因為他們是直接作為反動統治的代言人的。 再次，是那種黃色的買辦文藝。這中間，有色情的，惡劣趣味的，鴛鴦蝴蝶的，宣傳西歐資產階級沒落思想的，它們是帝國主義官僚買辦的幫閒文藝，然而卻具有麻痹城市小市民意識的惡毒作用。他們一方面作為半殖民地的意識形態而存在，一方面又是反動統治的惡劣宣傳者。在色情與無聊文字中間夾雜一些反共反蘇的宣傳，國民黨的機關報刊中就充滿這一類的黃色文藝。 這些反動文藝思想，它們共同的目的，即是企圖掩遮今天統治階級崩潰的命運，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識，宣傳反共反蘇，反人民翻身，毫無疑義是應該列為我們直接打擊的敵人。 當人民解放戰爭正在勝利進行，美蔣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即將全面崩潰的時候，對於反動文藝流派及其腐朽思想給予毀滅性的打擊，實在是思想戰線上一件刻不容緩的工作。在這一點上，《大眾文藝叢刊》所進行的鬥爭，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總起來說，在人民解放戰爭期間，國統區的革命文藝運動，是取得了相當巨大的成績的。在這三年當中，國統區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在極端困難險惡的環境下面，以文藝為武器，配合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與各種實際運動的要求，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雖然我們有不少進步作家，由於沒有經過思想改造，還不可能接受或掌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但從進步文藝界總的傾向說來，則仍然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其主流，與解放區的文藝在基本上是並無二致的。「一直到最後，這支文藝軍隊並沒有被打垮，而且產生了一些對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的有強烈政治意義的作品，開始了若干在毛澤東文藝新方向的影響之下的和人民大眾結合的努力。」(6)待到大陸土地完全獲得解放，原來在蔣介石反動政權下堅持文藝工作的進步作家們，在黨和毛澤東同志無微不至的教育和愛護之下，努力與工農兵鬥爭生活密切結合，他們也都成為社會主義文學的積極創造者了。 三年來，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是完全勝利了的。 二　作家和作品 在這一節中，我們擬就詩歌、小說、戲劇和散文四個方面，來介紹一下本時期國統區文藝創作的一般情況和成績。 政治諷刺詩的眾多成為了國統區詩歌創作最顯著的特點，詩人們在寫作方面的成就主要地是屬於這一方面的。道理十分明白：當漫漫長夜行將破曉，在天空中瀰漫著的黑暗更加濃重的時候，一首屬於人民的現實主義的詩歌，就必須成為撕穿黑暗帷幕、照徹夜空的明亮的火把。在這裡，詩人體現了人民對於暗夜似的反動統治的切齒痛恨，和對於朝陽似的革命力量的饑渴一樣的追求。它一針見血地揭發敵人的陰謀詭計，對敵人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的行為，進行無情的嘲笑。它使被諷刺者的罪惡的心感到恐懼和顫抖；它在人民的善良的靈魂里煽起憤怒和反抗的火焰。在反對和摧毀蔣介石反動王朝的劇烈鬥爭中，在國統區出現的許多政治諷刺詩，起了相當巨大的教育人民的作用。 臧克家本時期寫的詩大都收在《生命的零度》和《寶貝兒》兩個詩集中。他在《刺向黑暗的「黑心」》一文（《〈寶貝兒〉代序》）中說：「諷刺不是耍聰明，也不是說漂亮話。看得真，感得切，恨得透，堅決，尖銳，厲害，這些情形下產生的詩，才有力。力，從詩人傳給詩，從詩傳給群眾。」又說，「當眼前沒有光明可以歌頌時，把火一樣的詩句投向包圍了我們的黑暗叫它燃燒去吧！」正是強烈的憤恨與諷刺構成了詩人本時期詩作的主要風貌。 當抗戰的勝利因為人民的八年苦鬥而取得的時候，住在自己的祖國的詩人卻有了「陌生」和「恐怖」的感覺（《勝利風》）；當「八個年頭的風雪日子都在流亡中磨過去了」的時候，詩人所迎接到的卻是「夜最長，也最寒冷」的「勝利後的第一個冬天」（《冬》）。詩人所看到的是這樣一個稀奇的世界： 這年頭，那兒去找繁榮？ 繁榮全個兒集中在戰地； 這年頭，什麼都冰冷， 發熱的只有槍筒子！ （《發熱的只有槍筒子》） 多數人叫苦，窮愁， 一步一步逼到了生的盡頭， 少數人欣喜，狂歡， 一個黃金夢實現在白天。 （《飛》） 這樣一個世界，不能不使得詩人「憤怒在心裡咆哮，象大風裡的烈火一樣」，他不能不「為了我自己，為了那些無家可歸的人，為了那些凍死在街頭，打死在戰場上的，為了那些把眼淚流幹了的全中國的受難的同胞們」而流下苦痛和憤懣的淚水（《眼淚》）。他變得更堅強了起來。他要： 走出陰暗的屋子， 加入年青的一群， 走出陰暗的屋子， 走到太陽底下。 （《快活歌》） 現實的教育使得詩人在思想和生活上有了新的開拓，同時也使得他在藝術上有了新的進境。在《生命的零度》的序文中，臧克家說：「我相信我自己是在變著的。把這個集子裡的東西前後一對照，也可以看出這個變的蹤跡來。雕琢了十五年，才悟得了樸素的美，從自己的圈套里掙扎出來，很快樂的覺得詩的田園是這麼廣闊！『生活得，鬥爭得，如同一個老百姓，最真摯的憎愛用最平易的字表現出來——表現得深，表現得有力，表現得美！』當然，這只是給自己豎立了一個標竿，我並沒有夠上它。但，我在努力的，自覺的去夠！」我們自然期望著詩人給予我們以更堅實的詩篇，但從《烙印》到《寶貝兒》和《生命的零度》，這中間也標誌了作者思想和藝術的可喜的發展。 袁水拍在上一時期就寫了一些政治諷刺詩。解放戰爭時期，他寫的《馬凡陀的山歌》（下簡稱《山歌》）在當時國統區的民主運動中，曾產生過比較廣泛的影響。 《山歌》的題材，往往來自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來自當時社會上許多不合理的事實。這些事實，在讀者心中可能是「敢怒而不敢言」，也可能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但是一經作者運用犀利明快的藝術形式把它揭示出來，就使讀者分明地感到它的醜惡和不合理，因而產生憎惡憤怒的感情和變革現實的願望。《山歌》用辛辣諷刺的手法，揭露了反動統治者的可恥嘴臉，例如： 軍閥時代：水龍、刀， 還政於民：槍連炮。 鎮壓學生毒辣狠， 看見洋人一隻貓： 妙嗚妙嗚，要要要！ （《一隻貓》） 由於這些詩歌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人民的感情和意願，加上它們具有通俗淺易的民歌形式與鮮明具體的形象刻畫，因而能夠擁有大量的讀者。但《山歌》對黑暗事物的揭露諷刺往往停留在表面現象上，戰鬥性不夠強烈。 袁水拍還有另外一些詩歌，收在本時期出版的詩集《沸騰的歲月》和《解放山歌》里。 其次，我們談談小說方面的情況。 沙汀的長篇小說《還鄉記》作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是一部反映抗戰時期國統區農村生活的重要作品。它與作者上一時期的作品《淘金記》主要不同之點，就是：它不僅描繪了國統區農村的陰鬱灰暗的畫面，而且也寫出了農民的日益高漲的集體鬥爭的力量。小說一開始就展開了舊中國農村的一幅典型的生活圖景： 要想詳細追述林檎溝的全部發展歷史，那是很困難的。但有一件事可值得提一提：自從上個世紀末葉以來，那種支配全溝人社會生活的某項規律，便已經失效了。 這規律是：每隔一二十年，必有幾戶人家，帶著自己辛勤的積蓄，搬向汗壩里去，而另外一批在汗壩里，或者鄰境其他豐饒土地上被地主惡霸剝削得破了產的，則用籮筐擔了嬰孩、破鍋和破棉絮，搬進林檎溝來，慢慢舔治自己的創傷。他們可能一代代伴同落後的生產方式，苟延殘喘，永遠陷在這窮山溝里，但也可能僥倖迴轉平原上去。 然而，人口的移動可也有的，只是出去的全是逃亡，抗戰以後，則多半是被拔了壯丁，而且總是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因此，雖然滿清末年，全溝還有六十戶人家，現在，可只有三十戶上下了。它的衰落原因之一，是三十年前出過一幫土匪，吃了官兵一場狠心的圍剿。人們至今還很傷悼那些強悍的反抗者，而咒罵著官兵們太毒狠。 人們懷念那幫土匪，這不是沒理由的：因為只有那個時期，林檎溝的居民，才勉強象個人樣，至少並不比野貓溪其他地區的居民遜色。以後情形便完全不同了！上街去賣柴草、賣糧食，總是他們吃虧。每一個大利盤剝者都有權脫去他們最後一條象樣的褲子，或者把他們捆在米市壩曬太陽。說到捐稅徭役，他們的負擔也特別比別處重。 故事就發生和發展在林檎溝這樣一個典型的環境裡。農民馮大生的回家（他是從國民黨軍隊中逃回來的），他的妻子金大姐的被惡霸強占，地主惡霸的合謀掠奪農民筍子利益，通過這些事件的敘述，作者一步步把舊中國農村中錯綜複雜的階級矛盾和鬥爭如實地描寫了出來。作者鋒利的筆端，給了地主階級的罪惡以窮形極態的剝露，但也給了農民的善良的、然而逐漸走向了反叛的性格以滿懷同情的刻畫。對於馮大生這樣一個人物，作者是比較著重地來刻畫他的。在這個人物身上，充分體現了舊中國農民的堅韌頑強的性格。他從軍隊中逃了回來，不是由於他不肯抗日，而是由於他忍受不了國民黨軍隊中非人待遇（這樣的軍隊根本就是不抗日的）。回到家中看見妻子被占，在他的心裡馬上燃起了復仇的怒火。隨後，在保衛筍子利益的鬥爭中，他是站在最前邊的一個。他不為個人安全打算，他始終沒向地主階級低下頭來。他以他的被抓教育了群眾，使他們更清楚地認識到：「若果不起來抗爭，他們往後的命運將更不堪設想！」最後，當他在家鄉不能再生活下去的時候，他終於毫不留戀地離開了這個「大家褲子都沒有穿的，還要受盤剝」的地方。其他幾個人物（如張大爺、金大姐等）的性格，也寫得很生動而真實。在作者筆下出現的農民，再不是那種「白痴式」的愚昧怯懦的人物了。 當然，《還鄉記》中農民的反抗還全然是自發性的，馮大生最後的出走也沒有顯示出農民鬥爭的必然的前途；但我們在這部小說中所看見的到底不僅是國統區農民的沉重的苦難，而且還有他們最初的集體的抗爭與勝利了。這較之《淘金記》，不是一個十分重大的進展嗎！(7) 收在《呼號》和《醫生》兩個短篇集中的小說，通過各色各樣的人物與事態的藝術描繪，真切具體地反映了解放戰爭期間國統區的社會生活。這裡面有在抗戰勝利後就向反動政府要還丈夫，但卻遭到無理監禁的農婦廖二嫂，她的激越的反抗的呼號——「我們說清楚打平日本人就回來的！姓廖的又跟共產黨沒冤沒仇」——強烈地搖撼著讀者的心靈（《呼號》）。《范老老師》中的主人公范純嘏是小市鎮上一個「年逾古稀」的知識分子，報紙消息不止一次撕破了他的夢想，但他卻永遠堅持著他的「內戰·怎麼不會停呢？沒有一個老百姓歡迎啦！」的單純而牢實的信念。雖然這篇小說沒有表現人民要求和平的強有力的行動，但還是傳達了人民的理想和願望，暴露了反動統治者的滔天罪惡。《選災》一篇是鄉村中選舉偽國大代表時的一幅真實的謔畫，《醫生》一篇寫的是國民黨發行金元券後農村社會破產的生活畫面。在這兩篇中充滿了作者對於蔣介石反動政權的強烈憎恨，也放射著作者所特有的諷刺與機智的藝術光芒。應該這樣肯定：沙汀本時期的這些小說，由於作者對於國統區社會生活的敏銳深刻的觀察和理解，由於作者的概括和表現生活的創作才華，它們是真實地反映了舊社會腐朽，罪惡的本質，盡了暴露黑暗、教育人民的戰鬥任務的。 同沙汀一樣，艾蕪也是本時期在國統區極端艱苦的環境下，堅持文藝工作，而且取得了豐富創作收穫的一位作家。他的長篇小說《山野》（一九四八年出版），以抗日戰爭為背景，描寫了中國南部一個山村里在一日一夜間抗擊敵人的鬥爭。作者並不是鬥爭的親身參與者，他的題材和人物都來自他的一個朋友（他「跟當地的人民，一道生活過，一道打過侵略的日本兵」）的口述；但這些「英勇的戰鬥事件和許多可敬的卑微人物」也曾給作者以感動，他們的「為自由而戰爭」的精神，使作者「在生活的坎坷路上，增添不少勇氣」(8)。這構成了《山野》這部作品的主要優點和缺點：它反映了中國人民為了抵抗侵略而進行的英勇鬥爭，但也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概念化的毛病。作者在書中刻畫了這樣幾個人物：城中工商業全被日寇摧毀，具有某種程度抗日積極性，但也有著妥協傾向的韋茂和；一味主張屈膝投降，甘心附敵的地主韋茂廷、徐德川；因為不堪地主壓迫，離開家鄉，當了礦工，而後來組織游擊隊堅決抗日的韋長松；還有不怕犧牲，一心抗敵的青年農民阿勁、阿樹、阿龍等。至於徐德川的兒子徐華峰，和韋茂和的二女兒韋美珍，則是以革命青年知識分子的身份出現在作品中的。作者企圖通過這些人物在抵抗日寇的鬥爭中的各種表現和活動，來顯示抗戰期間各個階級的不同面貌及其相互關係，並進而說明：只有工人和農民才是抗戰中的主要力量。這樣一個企圖無疑地是值得稱許的，而《山野》這部作品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歷史的這樣一項重要法則。在塑造人物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主觀愛憎來。這些都是《山野》一書的重要優點。較之另一個長篇小說《故鄉》，作者在思想與藝術上的進展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由於作者缺少實際鬥爭生活的體驗，因此，全書的生活氣息還不夠濃厚，幾個正面人物，都沒有得到栩栩如生的描畫，給與讀者的感覺是比較單薄而缺少力量的。(9) 《一個女人的悲劇》是艾蕪本時期的一個中篇小說。它借農婦周四嫂一家人的悲慘遭遇，向舊社會提出了強有力的控訴。周四嫂和丈夫周老四在地主階級的層層盤剝下，過著卑微貧困的日子，後來周老四被拉了壯丁，被反動派殺害，兒子也病死了，地主階級又搶去她地里的包穀，於是她攜著兩個女兒跳崖自殺了。這是反動派瘋狂發動內戰，殘酷迫害農民的血腥的記載，讀了它，叫人感到一種難以遏抑的憤懣。但是，周四嫂的性格寫得過於軟弱了，她是應該而且可能有一些反抗復仇的念頭與行動的。那樣將會使讀者得到更多的教育和啟示。 在本時期，艾蕪也寫了一些優秀的短篇小說。其中如《都市的憂鬱》，寫出了國統區都市的憂鬱的畫面：物價不停地上升，人們的生活不停地下降，貧窮和飢餓，瘟疫和死亡，還有在深夜裡的拘捕和捆綁，這些都帶著無比的真實再現在作者的細緻明淨的文字里。《石青嫂子》寫的是抗戰結束後四川農村生活的悲慘情況。它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農民辛勤開墾了土地，為什麼他卻不是這塊土地的主人？石青嫂子的性格是比較堅韌而頑強的，丈夫拉了壯丁，她自己又被地主從她所熟悉的土地上趕走，但她能夠「鼓起勇氣，咬定牙巴地想：『不論啥子艱難困苦，我都要養大他們（指她的五個孩子）的！』」雖然作者沒有讓石青嫂子對於自己的生活遭遇作進一步的思索，因而產生出更深更廣的仇恨感情來，但同《一個女人的悲劇》中的周四嫂子比較起來，石青嫂的性格是具有較高的典型意義的。《暮夜行》一篇，描寫了兩個青年在投奔人民武裝的路程上所表現出來的兩種不同的思想性格，而最後他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隊伍。從這一篇中，可以看出生活在黑暗裡的青年們是怎樣嚮往著光明和自由的天地。 艾蕪本時期的創作，一般地說來，是具有相當高的質量的；但因為生活與思想的局限，它們還各自存在著程度不同的缺點，作者在解放後說：「年輕時候，真有著無窮無盡的勇氣，我現在還要保持那種勇氣，好好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歡欣鼓舞地來迎接這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並勇敢地投到人生的大海，體驗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努力用文藝來表現我們偉大的、建設新中國的勞動人民。」這說明了作者在文藝事業上更遠大的抱負。 作家巴金和老舍在本時期艱苦環境下，也始終不曾放下他們的創作的筆來。巴金的長篇《第四病室》、《寒夜》，以沉鬱的筆墨寫出了不合理社會中小人物的淒涼的境遇，也吐出了作者自己的沉重的心情。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前記》中說：「《病中日記》我決定交給書局出版。我想用《第四病室》作書名。《日記》寫得不怎麼好，不過跟那些拿女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來變戲法的艷字派小說相比卻高得多了。在這紙張缺乏的時期，我們多耗費一些印書紙，使色情讀物的產量減少一分，讓我們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點新鮮的空氣呼吸，我們也算是報答了父母培育之恩，或者用另一些人的說法，積了陰德了。」在《寒夜》的《後記》中又說：「我只寫了一些耳聞目睹的小事，我只寫了一個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寫了一個渺小的讀書人的生與死，但是我沒有撒謊。我親眼看見那些血痰，它們至今還深印在我的腦際，它們逼著我拿起筆替那些吐盡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還沒有吐盡血痰的人講話。」從這兩段話中，我們可看出作者寫作這些小說時的嚴肅的態度，和它們所發生的比較良好的社會影響。老舍的《四世同堂》共分三部：《惶惑》、《偷生》、《饑荒》，是具有宏大規模的反映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期間艱苦鬥爭歷史的長篇小說。它取材於淪陷後的北平，以祁姓人家祖孫四代為中心，展開了劇烈複雜的對敵鬥爭的描寫。老舍對於北平社會生活非常熟悉，同時又有強烈的愛國熱情，這就保證了這部作品在創造人物和表現時代生活上的一定程度的真實性。但也由於作者生活幅員與思想水平的限制，這部作品也同國統區其他許多小說創作一樣：還不能本質地描寫時代生活中的矛盾和鬥爭，黑暗的暴露多，光明的描繪少；因此，就不能不限制了作品的深刻反映歷史現實與教育鼓舞讀者的巨大功能。 再其次，談談戲劇創作方面的情況。 劇本的創作，在本時期國統區收穫不多，主要原因是由於國民黨反動集團對進步劇運多方摧壓。應當提及的有田漢的《麗人行》，於伶等集體創作的《清流千里》和瞿白音的《南下列車》等劇。這些劇或則反映了進步知識分子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歷史，或則給了走向滅亡的反動派以無情嘲諷，在不伺角度上勾畫出了時代的面貌，在觀眾和讀者當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最後，是散文方面的情況。 郭沫若的《天地玄黃》，茅盾的《雜談蘇聯》和《蘇聯見聞錄》，是本時期國統區散文方面影響較大的作品。 《天地玄黃》中的文章，都是郭沫若在抗戰勝利後兩年寫的。前大半部收的是雜文；後一小半部是幾篇學術性的論文。這都是一些戰鬥性很強的文章。在其中的一篇文章(10)里，作者說： 法西斯細菌們也知道他們自己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所以他們在死命地掙扎。叫囂，侮蔑，扯淡，敷衍，陰一套而陽二套，騙，打，恐駭，暗殺，收買，豢養，嗾使，……無所不用其極地，以圖延長其自私自利的虺蜮生命。 我們不能再沉默了。我們要吼出在苦難中的人民的呼聲。 《天地玄黃》中的全部文章，應當說，就是「在苦難中的人民的呼聲」。因為作者是一個詩人，體現在文字中的豐富熱烈的情感使得這些文章在反對國民黨法西斯政府的民主運動中具有著很強大的動人力量。 茅盾的《雜談蘇聯》和《蘇聯見聞錄》，都是他於一九四六年訪蘇回國後所作。《雜談蘇聯》是一本有系統的介紹蘇聯的作品，而《蘇聯見聞錄》一書，則是作者旅蘇期間見聞感觸的真實記載。觀察的銳敏、深入與文字的細緻、清新，正是作者所有寫作的共伺特點。 以上是關於本時期國統區文藝創作的一個概略敘述。總起來說，在解放戰爭期間，國統區的文藝創作，在數量上並不怎樣豐饒，但它們依然是中國人民反對美蔣的鬥爭中的有力武器，它們反映了這個鬥爭，同時也推動了這個鬥爭。作品的題材大致不外以下幾個方面：戰爭時期社會動態的描敘，飢餓，窮困和走向反叛的農村生活，還有都市的憂悒陰暗的面貌的描繪。這裡面強烈地體現了國統區人民爭取解放、爭取民主的正義的呼聲和願望。一般地說，作品中暴露黑暗的多，正面歌頌光明的少；在有些作家的作品中，還難免透露一些感傷和憂悒的情緒來。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的確是太黑暗艱難了啊。但是作家們生活和思想的限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 (1) 中華全國文藝畀協會總會：《紀念第二屆五四文藝節告全國文藝工作者》，載四雜誌《聯合特刊》（一卷五期）。 (2) 重慶文藝界慰唁昆明教授及同學電，載四雜誌《聯合特刊》（一卷一期）。 (3) 載《文藝復興》第二卷第一期。 (4) 南通文藝協會等五團體《為南通慘案告各界人士書》，載四雜誌《聯合特刊》一卷五期。 (5) 載《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 (6) 郭沫若：《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在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上的報告）。 (7) 這裡關於《還鄉記》的評介，系根據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重印本。 (8) 《山野·後記》。 (9) 這裡關於《山野》的評介，系根據1954年作家出版社的重印本。 (10) 《天地玄黃·〈聯合三日刊〉發刊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