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五團體公餞杜威席上之言論 [1]

（編者按）北京大學、男女兩高師、尚志學會、新學會五團體，於1921年6月30日午間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公餞杜威博士夫婦及女公子之行。將會上致詞錄於下。 ●主席范源廉致辭，胡適之譯。 杜威博士來華講學，轉瞬已屆兩年。此兩年中，既苦天災，又多政潮，而又加以教育風潮，可謂多事極矣，然博士講演卻不因多事而稍有懈怠。故人或罷工，而博士則絕不罷工。此博士對於學術上之盡力，我們應當多多感謝者也。即論博士的人格，我亦有十分的感觸。博士為美國的共和國民，第一便可為我們矜式。博士又為學者，又為教授，亦大足為我們模範。此我對於博士之人格十分感動者也。至於學問以外，我們中國人又有所得於杜威博士者，就是他的家庭。試看一家人自美來華，均以發展中國的文明為職志，這不還是真的理想家庭嗎？我敬先代表五團體，致感謝之意，尤特別代表尚志學會感謝杜威博士夫婦並女公子。 ●新學會代表梁任公（啟超）致辭，趙元任譯。 今日我同餞送杜威博士而聯想到中國學術史上一件大事，就是千餘年前印度學者鳩摩羅什的來華。自鳩摩羅什東來以後，中國學術界起一個重大革命。直接的呢，自然就是鳩摩羅什本身的學說，即間接地也造成了三四個學派。他們受了他的影響以後，已不是純粹的印度學說，都成了有中國色彩的印度學說。他的學說價值固然另一問題，但致思想界的大變化，卻是不可磨滅的，就是對於全人類，也算得一種很大的貢獻。杜威博士來華轉瞬二年，當他來時，正在中國學術界饑荒的時候。現在雖然時間尚短，不能遽見效驗，但前途卻很遠大。我今日將這千餘年前的外國學者來與杜威博士相比，有一件事使我極不滿意。這就是當年鳩摩羅什的時候，交通沒有像今日的方便，鳩摩羅什來華既久，便成為中國人，而印度多數學者，因欲聽鳩摩羅什之講，均相率相華，中國學術界因而大大熱鬧，但今日——杜威博士留華僅二年卻就要去了，我不禁要恨那些火車輪船等把交通弄到這樣方便做什麼！但是因為交通方便，也未始不可喜，杜威博士回國既如此容易，再來想亦當如此容易。望吾人的腦筋多多變化，庶教博士再來時得見確與前次迥不相同。 ●北京大學代表胡適之致辭，自譯為華語。 杜威博士來華，正值大學動手革新的時候，但是我們幾個人提倡的力量太弱，一點小小的風光還不配照遍全國。這時候杜威博士來了，我們不知借了他多少光，因而照到多少地方。杜威博士的學說，是活的哲學方法，他代北京大學做知識上的引導，盡了許多的力。杜威博士平常是很樂觀的，但這一次看，他仿佛是很抱歉的，因為正值中國多事之秋，他不能盡多大的力。但是我們勸他，雖然現在有人把他的學說誤解了，例如看了博士不主張考試便想賴考等，但究竟要賴考的人也在那裡看博士的書，這是聊可慰藉的。只要有人愛看博士的書，將來定會得到美滿的果實。博士並不提倡一種主義，如共產主義、自由戀愛等。他所以給人的，只是方法。他的方法只有兩個：第一個是歷史的方法，就是對於一樁事要查它的來因去跡。來因的祖與去跡的孫如有著落，那麼當中的一代無論如何逃不了的了。這種方法用在消極的批評上是最有底的。第二個是試驗的方法，這有三個要點：第一是注重具體的個別的事實；第二是一切學理都只是假設，給我們做參考用的，卻不是天經地義；第三是一切學說制度等等，甚至真理，都要經過試驗。他不主張做古人的奴隸，而對於將來的進步亦不作非分的妄想。他承認進步是一點一滴來的，並不會突然整個掉下來的。要做到一點一滴的進步，必須要知識做指導。我們希望思想界把杜威博士這些方法養成一種思想上的習慣，這個力量是很大的。梁先生說中國人宜以杜威的哲學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學來，這就是著重他的方法的意思。 ●女高師代表劉吳卓生女士致辭，由劉廷芳譯成華語。 杜威博士一家的三位，並不只是今天席上的客，也是兩年來中國人的天天的客；並不只是今天五個團體的客，也是全國人的客。他們來華以後的影響，我以為可以分三部分說。第一是中國人對於教育的態度改變了。中國人從前也尊重教師，把教師列在天地君親一起，但所敬的是教師，不是教育這個職業。他們以為教師是隨便可以做的；所以我們之前在美國學教育的時候，有人聞而驚異，說教育還用學嗎？可見那時的中學畢業而可以受大學教育的人竟還不認識教育的價值。第二是對於女子教育的影響，中國人有許多崇新太過了，以為男女之間可以毫無拘束，所以會鬧些笑話，杜威夫人及杜威博士給我們許多講演，並且以人格來感化，這個力量一定很大的。第三是博士一面教我們，同時也教歐美人。從前並不是沒有歐美人來到中國，但有的是政治家或外交家，因為他自己地位的關係，所有記載只為他們自家人說話，不為我們說話。有許多是來遊歷的，住了三天五天，回去著書便是一二千頁，他們所拿去的東西，都是我們不要的東西。杜威博士常為美國著名雜誌撰稿，把我們的情狀實實在在地報告他們。他不是不批評我們，我們有不好的地方，他確是不客氣地批評我們，但他卻愛我們。我們今天不是餞行，只是下一篇文章的一個導言罷了。 ●男高師代表鄧芝園及其代表何炳松致辭，均由各人譯成華語。 杜威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學者，而高師是純粹研究教育的學校，因此兩方面特別相契。即論教職員罷工，博士在本校卻依然教授不稍懈。望此刻回美以後，在西方的教育學校里，不要忘了我們東方的教育學校，還能時時指教我們。 ●杜威夫人致辭，胡適之譯。 我將對諸君講一故事，以代表我此次在華的意義。我到高師上課去，看見一間教室，有四個學生在那裡，一個人正在奏鋼琴，兩個人正在高聲朗誦。這樣的情形，在一間房內，可以有異調異器而竟同時發展，各不相妨，這是從前所少見的。這個故事，是我到中國來所得的最可寶貴的紀念品，什麼事體都可以用它來說明。 前回我們到山西去，山西的地方是很守舊的，雖然閻督軍也在那裡提倡新政，然對於女子教育並不注意，不過全國教育會改在山西開會，竟於這樣不注重女子教育的環境中，通過全國學校公開得讓女子加入的議案。這回我們到福建，這是比山西還不如了，差不多沒有公立的學校，但是他們依然有私立的或教會立的學校，依然井井有條地辦他們的事業。到了廣東，看見政治社會種種設施都在那裡並進，而於教育尤是銳意革新。這是我的終身忘不掉的紀念，就是和一室內各事其事的學生一樣，能用異器異聲異調去找相當的諧和，無論什麼好的事總抵不上這一件。將來找到一個大家共通的目的，漸漸的異途同歸，這才是中華民國真正統一這一天。現在的中央說統一了，各省又宣告獨立了，都是假的、一時的、浮面的。美國人從前總以為中國是一大塊黑暗的地方，五六十歲的人都作如此想，我從前也不敢前來，但是來了以後，覺得不然，暗室當中已經有了電燈，牆上掛著的許多美術品都因而看見了。我感謝教育界、各機關以及種種方面，使我們兩年來得到許多滿意的事情。 ●杜威博士致辭，胡適之譯。 今天承蒙五團體邀請，十分感謝。這五團體，北京大學、尚志學會、新學會，是最初請我講演的；而北京大學、男女兩高師，又是我最近教授的地方，所以都有密切的關係。 我近來在中國人方面受了兩種印象，一種是學生和青年的方面，一種是教員和成人知識階級的方面，都有很可愛的紀念。青年方面呢，都渴望新思想，對於學理只是虛心地、公開地去研究，毫無守舊的態度，全世界無論哪一國里要找這一群青年恐是很能難的。就是年長的人，也很容納新的思想，與青年有一樣的態度。這是新時代的精神、科學的精神，並不只是西方的精神。這兩種人既有此精神，如果進一步想就是還要希望有活動的能力、實行的精神。倘沒有這個兩層，那麼有了前面的精神也是無用的。理想方面，常常有不能解決的問題，例如有好政府然後有好教育，有好教育然後有好政府。我們還是先造好政治再讓它發現好教育呢？還是先造好教育再讓它產生好政治呢？這是循環的問題，正如先有雞呢還是先有雞子呢的問題一樣，永遠解決不了的。要想解決，只有下手去實行。這兩年，是我生活中最有興味的時期，學得也比什麼時候都多。中國是一個教育的國家，外面來的人能在知識上引起好奇心，感情上引起好理想，並且也能引起同情心，故到中國來旅行很是有益。 我向來主張東西文化的匯合，中國就是東西文化的交點，我相信將來一定有使兩方文化匯合的機會。我們此次從南邊回來，將到北京，三個人都有同樣的感覺，仿佛是到家了。我希望將來再能到北京來，並且將到北京城的時候，也必有與此次同樣的感覺，覺得是到家了。 ●杜威女士致辭，胡適之譯。 我的許多感想，前兩位已經說過，都是差不多的。兩年以來，謝謝諸君的種種好意，尤其要謝謝北京大學的當局，使我可以與許多中國學生見面，學到不少東西。我相信我所得自他們的，一定比我教給他們的多。今天我沒有別的話，只是一句常套的話，卻是不當它是常套話說出來，就是：從我的心底里深深感謝！ （《晨報》，1921年7月1日） * * * [1] 此文選自袁剛、孫家祥、任丙強編：《民治主義與現代社會——杜威在華講演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44—6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