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史 · 第八章 民國

清代由於西歐資本主義的侵入，而在中國傳染了資本主義，更在幾次的爭戰和農民叛亂中，統治變成腐朽了的，於是只從辛亥的四川農民叛亂和武漢兵變，就結束了清代的統治。 一九一一年，把封建政治的滿清推翻了，這只是開始了中國資本主義的革命，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的沒有堅實的生產基礎，交通的不統一，妥協的精神便充滿了一切。妥協了資本家與封建地主的軍閥統治，便成了一個過渡，直到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才充分地發展了民族資本家的勢力。 在現代中國社會，從政治上來看時，則它適應於經濟的發展。首先，在大量商品的流動時，動搖了農村，而爆發了無數的農民叛亂。同時國外資本主義國家從經濟侵略而武力侵略以至文化侵略了來。工業的發展中立憲的帝制在準備著了。而地主性的資本家的不滿，會推翻了朽腐久了的滿清，商業小資本家和其相應的軍閥政治，歐洲十八世紀君主式的軍閥政治，在歐戰中興起來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洋華資本主義的爭競才充分地表明了。統一的政治將隨著交通技術的增進而漸次完成。 辛亥革命博物館 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則家庭生活由大家族的大家庭而轉變到個人主義的小家庭了。宗教則由儒佛道糅雜的多神拜教，轉變成無神的和信仰超越的上帝的基督教了。教育是由保守治術的科舉，轉變成為教授專門知識，增進勞力這商品價值的學校了。 在社會心理上，現代中國社會中，是把過去的一切順天由命的感情打破，而代之以投機進取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初是富國強兵的思想，以後是和平統一的思想，最近是聯合戰線抗敵的思想。在學術上所表現的是在戊戌以來的輸入資本主義文化，在「五四」以來的對過去文化的懷疑和否定，在「五卅」以來的新文化的輸入和現在的文化的批判。 單就中國本身說，中國資本主義是正在完成其國內市場的統一，是幼稚的。但是資本主義是由國際貿易而來的。而且現在世界經濟，是早由國際貿易時期而進展到世界市場。中國資本主義已漸次地捲入世界市場之中，一切必需品，也要靠國際交換來維持。世界資本主義之達於其最高階段的，停滯的、沒落的帝國主義，由此，也大有影響於中國資本主義的未來運命。 第一節 新文學的前驅與發展 明、清以來，小說盛興，如明朝的《水滸傳》、《西遊記》，清代的《儒林外史》、《紅樓夢》、《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都是極優美的民間文學，不但在文字上，用很淺顯明暢的白話，即在取材描寫上也富於民間的情趣與色彩，明、清五百多年的白話小說，可以代表民間文學。由此可知任憑古文家如何地壓抑民間文學，任憑科舉的鎖鏈怎樣地束縛人民的思想，然而人民性情流露的作品，仍在生長發達，不為所阻遏。民間文學的來源，還在漢代之前，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或有人問，民間文學既是如許的發達，何需乎新文學革命運動？殊不知無意中用白話文寫文學作品是一件事，有意主張白話文為文學的正宗又是一件事。在民國五六年以前，從沒有人主張白話文為文學的正宗，直到胡適、陳獨秀等在提倡文學革命後，才引起全國人士的注意，各地學子聞風響應，遂造成空前未有的文學革命，真可與歐洲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先後媲美。 當明末歐洲人初來中國的時候，官話書報初興起，許多人就已經認定白話是普及教育的利器。那時候王照的官話字母，與勞乃宣的簡字字母，竟為官廳所提倡而推行頗廣。民國元年，教育部以各地語言太為紛歧，遂制定注音字母三十九個，以范正華文的讀音。直到民國六年，胡適、陳獨秀等高呼國語的文學以後，教育部始於七年十一月公布這種注音字母，不久又設立國語統一籌備會，明年更通咨各省區，「自本年秋季起，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不久又部令改國文為國語。新式標點符號與國音字典，都是在這一年頒行的。同時還開辦國語講習所。自此以後，國語始成為學校的必修科目，而國語文學的進行也從此得到很大的便利。由此可知國語統一運動，對於新文學運動的關係了。（參看楊東蒪《本國文化史大綱》） 民國時期的注音字母教本 中國當十九世紀的末葉，翻譯的事業漸漸發達，但當時所譯的書範圍不廣。第一類是宗教的書，最重要的是《新舊約全書》的各種譯本。第二類為科學及應用科學的書。第三類為歷史、政治、法制的書，如《泰西新史攬要》、《萬國公法》等書。當光緒二十七至二十八年之交，譯述事業特盛，定期出版的刊物，不下數十種。因知識饑荒的原故，譯者只求量多，不求質精，日本每一新書出版，便有許多人爭譯，新思想的輸入，真是如火如荼。當時中國的學者總想西洋槍炮固然厲害，但文藝、哲理總比不上我們這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嚴復、林紓恰好補救了這兩個大缺陷。嚴復首先直譯西文，介紹西洋近代思想。林紓首先翻譯西洋文學書籍，介紹西洋的文學。嚴復既通曉西文，譯文又臻佳妙，加以他很忠實用功，所以雖用古文譯書，仍受讀者歡迎；林紓本人不懂外國文字，全靠他的助手替他述意，他下筆很快，雖有時不免與原文互有出入，但他的譯筆卻具另一種風格。在量一方面說，嚴復只譯了《天演論》、《群己權界論》、《群學肄言》、《原富》、《法意》、《名學》等數種；而林紓則翻譯歐、美小說不下百十餘種，惟其中第二流作品，混合其中。自嚴復、林紓翻譯西洋文藝、思想書籍後，中國人才注意到西洋的文學思想，這對於民國六年的新文學革命運動，也有莫大的幫助。 嚴復手跡 我國的新文學運動較後於文藝復興約四百五十年，並且有歐、美文明先進國可資模範，為什麼發動較晚，這就是因為科舉制度沒有廢除、人民的思想不能自由發達的緣故。這兩個運動除了時間、地點不同之外，它們的性質也有不同之點，文藝復興起初著重於復興希臘的古學，而新文學運動起初著重於廢止古文、提倡國語的文學。然而它們的效果卻是一樣的偉大，它們都是劃分時代的文藝革命運動，它們都是各種革命運動的先河。繼文藝復興而興起了宗教改革、啟蒙思潮、科學發明、新大陸發現等等新文明，繼新文學運動之後，新思潮的勢力也如春草般地盛興起來，如「五四」運動、婦女運動、婚姻自由、社會改革、勞工神聖、反帝國主義等等運動，莫不直接或間接受新文學運動的影響。 辛亥革命以後，代表封建勢力的北洋軍閥，乘機攫取大權，宰制全國，而辛亥革命的首創者國民黨，反因第二次革命失敗，在國內已無立足之地。這樣一來，所謂中華民國不過空有其名，實際上仍然是封建的餘孽北洋軍閥把持政權。所以民國四年有袁氏的帝制運動，以後有張勳的復辟運動，又有南北戰爭，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幾乎沒有一天的安寧，把個國家弄得千瘡百疽，民不聊生。在這個時期，民眾本來渴慕與政體同樣維新的思想，忽然為國內的擾攘，受了莫大的打擊，把他們火熱的期望，幾乎降低到冰點。他們在這種苦悶的積壓之下，無法擺脫，自不得不另尋途徑，以求解脫。恰好國外的政局變化，也給人們一種刺激，這就是歐戰方終，蘇俄革命的成功，及德國威廉第二的被逐。蘇俄的沙皇專制政體根深蒂固，已有很長的歷史，竟被布爾塞維克黨人推翻了。德皇威廉第二曾有為世界之王的雄心，歐戰失敗以後，又被社會黨趕跑了。這樣的革命狂潮，不時的震盪著這個垂死的中國，所以新文學運動受了這內外兩重的動力，而起了空前的偉大的革命。 布爾塞維克，今通譯布爾什維克。 新文學運動雖然發動於民國五六年，但它已經有很久的來源，在上章已經說過了。在清末民國初年的中國文壇，文學已呈現著五光十色的花樣，一部分人，正在那裡模仿桐城派的古文，如林紓便是服膺桐城派的一人；也有一部分人如王闓運、章太炎之流，從事古文的復興運動，極力做些周、秦以上的古文，能懂得的讀者，自然是更少了。梁啓超在日本辦《新民叢報》、《新小說》，則極力解放文體，摻用白話及日本名詞，他的文筆常帶感情，已趨向於白話文的途徑。民國成立以後，章士釗一派的謹嚴精密的政論文亦盛行一時，但不能普及通俗，所以對於民眾沒有很大的影響。那時候王國維頗具文學革命的眼光，以前不為人所看重的小說戲曲，而王氏卻對之加以精密的系統的研究，並能徹底地了解小說戲曲的價值，他的《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史》，都有特殊的見解而為他人所不及的，所以有人把他和梁啓超並稱譽為新時代的先驅者，並不為過分。他們雖然沒有正式高舉文學革命的旗幟，積極提倡這個運動，但是在中國荊棘滿目的文藝園內，得以誅鋤草茅，而開闢出一塊肥沃的土地，使後來的人們能在那裡撒下各樣的種子，開放燦灼的花朵，他們的功勞也正不小啊！ 《新民叢報》書影 《宋元戲曲史》書影 新文學運動以前，國內文壇的趨勢，已傾向於白話文學，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高舉義旗，提倡文學革命，這是為甚麼緣故呢？這是因為這十餘年來，雖然有提倡白話報的，有提倡白話書的，有提倡官話字母的，有提倡簡字字母的，他們雖說也是有意的主張，但他們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卻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因為他們始終以為白話文不過是為一般平民階級的便利，而在他們自己，卻仍然保持著古文古詩為文學的正宗，這麼一來，把他們自己與平民階級分成兩個階段了。等到民國五六年，胡適之、陳獨秀等提倡文學革命，主張國語的文學，高張鮮明的旗幟，登高一呼，全國響應，這次的運動，才算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第一，這次的新文學運動，沒有階級的區分，白話文並不只是普及下級社會教育的利器，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第二，這次的新文學運動，系對於古文下一種總攻擊令，認他為「死文學」。從前那些提倡白話報、提倡白話書的人，雖然也承認古文難懂，但他們自以為文章古雅，方顯得他們的才學淵博，可以矜示於人，即是費些辛苦，總覺得不怕難的。至於對無知無識的小百姓，則不妨發一點慈悲的心，給他們做一點通俗的文字看，而他們自己仍然在那裡模仿漢、魏、唐、宋的文章。但是這次的新文學運動，卻宣告古文已經死了二千年了，正式地發出古文已死的訃文報告天下。這個訃文發出去以後，也有痛哭舉哀的，也有歡呼稱慶的，也有冷眼觀察的，素來很沉寂的中國文壇上，也頓呈一種熱鬧的情形。 新文學革命的發祥地，雖然是北京大學，但起初討論新文學革命的主張，只有幾個私人的通信與討論，並沒有團體的公同討論。直到民國六年（1917）一月，方才有文字在《新青年》雜誌上正式的發表。第一篇文章便是胡適之《文學改良芻議》，當時他尚在美國，他的文章還脫不了古文的習慣，他的言論還是很和平的，沒有激烈的論調。他對於文學的態度，是一種歷史進化的態度，所以他在《文學改良芻議》里說： 《新青年》書影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云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 後來他又寫《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一文，也是登在《新青年》上。在這篇文章里，他的改革文學的意見尚很簡單，只想把文體改變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話，別的還沒有甚麼高深的企圖。他對於文學的態度，仍是以歷史進化的觀念而立論。 胡適在六年一月發表了他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繼之而發表議論的便是陳獨秀。郭沫若在《文學革命之回顧》里曾說： 文學革命的泉水過了一段長久的伏流時期，在「五四」運動（1919）的前後才突然暴發了出來，成了一個劃分時期的運動。主持這個運動的機關，誰也知是《新青年》；主持《新青年》的人，誰也知道是陳獨秀。陳獨秀本來並不是一個文學家，他的行徑和梁任公、章行嚴相同，他只是一個文化批評家，或者是文化運動的啟蒙家…… 陳獨秀雖然不是一個文學家，但他能用文化批評家的眼光來提倡文學革命，胡適並稱陳氏為新文學運動最重要的急先鋒，也並非過譽之辭。陳氏接著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之後，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六年二月），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幟，他的主張比胡適又進步又鮮明了。他以為今日莊嚴燦爛之歐、美文明，皆革命之賜與。歐洲近數百年來，有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舉發明、農工業革命、家庭革命、政治革命等運動，幾乎無日不在革命之中。我國人民因習於數千年來的舊思想，不知振作，而文學尤其萎靡，故欲喚起人民非提倡文學革命不可。他在這篇文里的主張之要點如下：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對於這次的文學革命運動，特別的猛烈，他不像胡適那樣的審慎周詳，他以為既然認清了運動的目標，便一直向前猛進，決不徘徊瞻望。 陳獨秀的激烈態度當時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惟其如此，才可稱得起革命家，而革命的事業，方才能進行得很快。因為革命的事業，不怕人反對，但怕人不注意，這個時候，反對的論調多起來，而注意新文學運動的人，也特別多起來了。 民國六年的《新青年》，有許多討論文學的通信，關於文學革命與問題的討論，也有不少的文章，當時除胡、陳之外，如錢玄同、劉復（半農）等，均有關於文學革命的文字登在《新青年》上。（胡、陳的文章，以後都收集在《胡適文存》、《獨秀文存》里。錢、劉等的文章，雖沒有收集印行，但在《新文學評論》里都可以找到，該書為王世棟編，新文化書社出版。）所有當時關於文學革命這問題的重要文章，主張改革和反對改革兩方面的論戰文字，在這本書里差不多都收集了。 陳獨秀像 在民國七年這一年中，除了關於新文學的提倡與興辦之外，在建設方面，也有兩件事可記。第一是用白話作詩的試驗，胡適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已經用白話嘗試作詩，如民國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他曾作白話遊戲詩一首，他的朋友任鴻雋、梅覲莊都不以為然。任氏謂：「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梅氏謂：「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見《嘗試集》自序）胡氏則堅持白話詩的主張，仍然努力嘗試。但那時他未能脫除五七言古詩的陳套，故不能儘量地表現白話的長處。後經錢玄同的鼓勵，胡適才放手作長短無定的白話詩。在這一年中，沈尹默、周作人、劉復也加入白話詩的試驗。這一年中的新詩創作，雖不見得很好，但是他們這番勇於試驗的精神，為後來的人們誅鋤蔓草，開闢新詩的園地，其功績真不在小。第二是歐洲新文學的提倡。那時我國文壇正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居然有大批的歐、美文學作品介紹輸入，使我國彷徨無主的作家得以參考借鑑，真也是一件很可值得紀念的事。這一年中所介紹進來的作品，最重要的如挪威的易卜生（Ibsen），瑞典的史特靈堡（Strindberg），丹麥的安徒生（Andersen），俄國的杜思退益夫斯基（Dostoyevsky）、庫卜倫（Kuprin）、托爾斯泰（Tolstoi），新希臘的艾弗特留蒂（Ephtaliotis），波蘭的顯克微支（Seinkinwcz）等人的作品，都是世界有數的名著。在這方面的工作，以周作人的成績最好，他用的是直譯法，儘量地保存原來的文法與口氣，近來文壇上歐化式的國語，多半是受了這譯文的影響的。 史特靈堡，今通譯斯特林堡，瑞典戲劇家、小說家。 杜思退益夫斯基，今通譯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國小說家。 庫卜倫，今通譯庫普林，俄國作家。 艾弗特留蒂，一譯靄夫達利阿蒂思，希臘作家，著有《老什諾思》。 《嘗試集》書影 此外尚可記述的是，同年冬天陳獨秀等又辦了一個《每周評論》，也是白話的；同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等也出了一種白話月刊，取名《新潮》，即與英文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有同一的意義。這時候新文學運動，已獲得多數青年的同情與贊助，故北大學生有同樣的響應。《新潮》的撰稿者多半是年富力強的青年，故出版時，內容十分精彩，堪可稱新添的一支生力軍。等到民國八年春天，除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之外，北京的《國民公報》也有幾篇響應的白話文字。從此以後，國內了解、同情於這個運動的更多了，各地報章雜誌聞風響應的也日有所聞，從此新文學的勢力便日漸浩大起來了。 蔡元培不但贊助胡、陳等的新文學運動，他自己也主張白話，所以他說：「我們中國文言同拉丁文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不改用白話。……雖現在白話的組織不完全，可是我們絕不可錯了這個趨勢。」（在北京高等師範國文部演說）他又說：「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文。」（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演說）後來蔡氏本著這個主張，躬行實踐去作白話文章，只要稍注意他的文章的人，便可知這話不假了。 林、蔡的辯論是民國八年三月中間的事。在這個時期的前後，正是新思潮的勢力最膨脹的時期，西洋的新文化、新思想，如怒潮似的輸入中國來。《新青年》在這時不但是一份提倡新文學的重要刊物，也是提倡新文化、介紹新思潮的急先鋒。如兩千多年來為全國人民所尊奉欽仰的孔老夫子，在這時候，竟為人所訾議，指為阻礙中國文化進步的大障礙。數千年來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的舊禮教，到這時候，也根本動搖起來，為一般青年所攻擊。《新青年》高舉這個反孔反禮教的旗幟以後，許多青年的學子都起來附和，而攻擊最力、立論最精到的，要算吳虞。由是新舊思想的衝突普遍於全國。青年學子的懷疑的精神也因此擴大起來，對於社會上的一切現狀，都發生了疑問。因疑問而深究探討，新文化的勢力，也因此向前奔放，接著在中國文化史上最光榮的「五四」運動，也在八年五月四日爆發了。 蔡元培像 我國的青年，向來只知埋頭讀書，國家的大事，向來是不聞不問的。惟自民國五六年以來，新文化的勢力，已瀰漫全國，每個青年人的腦子裡，都受了新文化的影響，對於政治社會都抱了不滿意的態度，「五四」運動便是中國青年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的開端。「五四」運動是如何發生的呢？在這裡有說明的必要。 原來在一八九九年，德國藉口教案，強迫清政府將膠州灣租借於彼國，及歐洲大戰方酣，日本乘德國不暇兼顧遠東的時候，以兵力驅除德兵，占據膠州灣為己有。及歐戰告終，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召集和議大會，我國政府亦派陸徵祥、王正廷、顧維鈞等出席，當時我國代表即要求日本將膠州灣（即青島）退還中國，而日本藉口民四袁世凱訂立之《二十一條》條件，及民七曹汝霖、章宗祥與日政府私訂之高、徐、順、濟路借款合同為理由，不允交還。當民國四年適曹汝霖任外交次長，陸宗輿任駐日公使，故與訂《二十一條》有直接關係。民國七年，曹汝霖復任交通及財政總長，章宗祥為駐日公使，故均與高、徐、順、濟路借款合同有關。所以民國八年四月巴黎和會，中國代表雖力爭收回膠州灣，而列強以中國會與日本訂有《二十一條》，及高、徐、順、濟等條約，故不能援助中國。 民四，民國四年的省稱。余同。中國外交之失敗，曹、章、陸等皆有關係，所以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之消息傳來後，國內學子對於簽訂賣國條約的安福系政客——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憤恨萬分。北京學生於五月四日下午三時齊集於天安門約三千餘人，開會之後，遂遊行示威。行至東交民巷，外國使館以無中國政府的照會，不予通過。學生大隊遂行至東城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曹已潛逃，學生將曹宅什物搗毀粉碎，遇章宗祥在曹宅附近一家小店裡與日人談話，故將章痛毆。後來警察趕到，捕去江紹原（北大）、向大光（高師）三十餘人。事後警察總監吳炳湘徇各校校長之保釋，於五月七日，將所捕學生盡行釋放。這時候民氣激昂已達極點，急電巴黎和會之中國代表使拒絕簽字。接著商界罷市，工界罷工，來響應這個偉大的運動，各省的工商學各界，也紛紛來電響應此次的舉動。政府不得已，罷免了曹汝霖、陸宗輿與章宗祥的職，民眾的憤慨，仍未平息。這個運動，表面上固然是為外交問題，而實際上政治的腐敗，軍閥的橫行，便是這個運動的原因；它並且是一個反帝國主義，含民族主義的運動，故能影響到以後的「五卅」運動上面去。但這個運動，是一個啟蒙運動，它的力量多偏於破壞的方面，而少有建設的工作。惟其如此，「五四」運動以後，各種新主義、新思潮，蓬勃盛行，五花八門，美不勝收，於新文學的運動，有莫大的幫助。 「五四」運動浮雕 在「五四」運動正激烈的時候，有一件最可記述的事，便是白話雜誌刊物的盛行。各地的學生團體裡忽然產生了許多白話小報紙，形式略仿《每周評論》。這時候出版的白話雜誌也很不少。有人估計這一年（民國八年）之中，至少新出了四百種白話報。內中如上海的《星期評論》，如《建設》，如《解放與改造》，如《少年中國》等，在新文化運動上都有很好的貢獻。一年以後，日報也漸漸地改了樣子了。從前的日報的附張，往往記載些戲子、妓女的新聞，現在改為白話的論文、譯著、小說、新詩了。如北京的《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曾登載了許多白話作品。民國九年以後，國內幾個歷史較久的大雜誌如《東方雜誌》、《小說月報》等，也都改為白話的了。 《每周評論》書影 「五四」運動雖說與新文學運動是兩件事，但因「五四」運動之力，才能把白話的傳播遍於全國，並且自「五四」運動以後，國內人士思想已大進步，他們對於新思潮也肯下一番研究觀察的工夫，不再盲目地仇視了，所以新文學運動才能迅速地進步，這也不能不說是「五四」運動的影響。「五四」運動以後，《新青年》的工作不僅在提倡文學革命，它的其次工作便是排孔與反禮教。於是家庭問題、婚姻問題、貞操問題、孝的問題，均為當日討論的中心。《新青年》最明顯的主張，便是提倡德謨克拉西（Democracy）與賽因斯（Science），前者是反對封建的武器，後者是反對迷信的工具。全國青年學子，很受這兩種主義的影響，他們不但用白話文試驗創作文藝作品，並且對於社會、家庭、政治等問題，也感到濃厚的興趣，因此出版界的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惟自民國九年以後，《新青年》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宣傳刊物，主編者仍為陳獨秀。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適之等便和這個刊物脫了關係，而另研究別的問題去了。 德謨克拉西、賽因斯，英語民主、科學的音譯，當時也稱德先生、賽先生。 白話文的勢力既然興盛起來，教育部又在八年四月重行頒布注音字母的新次序，八年九月國音字典出版這對於國語運動，有莫大的幫助。因為原來民國元年教育部議定三十九個注音字母，是為代反切之用，現在卻不知不覺地變成中華民國的國語字母了。 民國九年教育部頒布了一個部令，要國民學校一二年級的國文從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為國語，以後初級師範、高級小學、中學也陸續採用國語了。白話文既成為國語，反對者的聲浪也漸漸地消沉下去了。 世界上每一種革命運動發生，絕不能單純地進行，總會牽引到其他的運動，因為社會人群，是個互相結合的團體，彼此間均脫不了關係。新文學最初運動的目的，只是文體改革的問題，及至發難以後，接著新文化、新思潮等等問題，也隨之而起，遂由新文學運動而擴大為新文化運動了。這也是潮流所趨，不足深怪。這次的新文學運動，除了文學上的改革外，還有幾件可以記述的事，今擇重要的列之於左： 甲、會社團體之成立 新文學運動勃興以來，國內研究學術的會社團體真如同雨後的春筍勃興起來。只就文學的會社團體而言，也是數不勝數，試舉其重要的，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少年中國學會、未名社、語絲派、文學周報社、晨報副刊派、上海戲劇協社、摩登劇社、南國社、新月社、中國文藝社……或研究，或創作，或翻譯，或討論，都有良好的成績，這在中國新文學的萌芽期內，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現象吧？ 乙、出版物之盛行 自從「五四」運動以後，出版物的數量有驚人的增加率。這固然是因為印刷術的日漸便利，但其最大的原因，乃在學術思想進步得很快，故出版物亦隨之而驟增。起先只有上海的幾家大書局，其他各地便寥寥無幾。「五四」運動以後，新成立的書局「與日俱增」；新出版的書籍雜誌，真可謂充斥市面了。現在試在上海四馬路參觀一遭，至少有百數十家書店，如北新、現代、世界、新月、開明、神州國光社……都是「五四」運動以後才成立的書局。其他各學校、各機關附設的出版部，更不可以數計，在一九一九年一年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也可見出版物盛行之一斑了。 文學研究會成員留影 丙、外國名流之來華講學 新文化傳入中國以後，國內青年求知的欲望大增，除潛心研究學術外，還願意親聆外國名家的言論。所以經濟寬裕的，大都於畢業大學後赴歐、美留學去了。其不能赴外國留學者，只得聽外國名家講演，藉此一新耳目。此十餘年中來中國講演的外國名流如杜威、羅素、杜里舒、葛利普、華德、孟祿、太戈爾、愛羅先珂等均為世界的名人，對於我國的學術思想界，均有莫大的影響。 《東方雜誌》書影 杜里舒，德國哲學家，1921年底來華講學達一年有餘。 葛利普，美國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1920年來華，先後任職北大、中央研究院等。 華德，美國人類學家。 孟祿，美國教育學家，1913～1937年間來華講學、考察十餘次。 太戈爾，今通譯泰戈爾。 丁、學生之參加實際運動 我國的學子，向來只知道讀死書，其他國家大事、社會運動，是一概不參加的。但自「五四」運動爆發以後，震醒了不少的睡夢的青年，他們開始覺得他們對社會國家所負的責任是如何的重大。所以他們以後不只是在紙上空談，並且屢次實地參加各種運動，如國家的政治不良，他們便要起來監督；帝國主義要來侵略，他們便要一致反抗；學校的辦法不良，他們便要起來改革；並且也有參加革命軍作戰的，也有提倡各種社會運動的，種種活動，不一而足。這十餘年來的各種愛國運動，多半是由學生主動的。最顯著的如民國十四年的「五四」慘案，十五年的「三一八」慘案，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都顯示了青年學子的愛國熱忱及犧牲的精神。 （參看胡適《白話文學史》及李東蒪《本國文化史》。） 第二節 新文學運動的幾大團體 （一）《新青年》——《語絲》——未名社 《新青年》在民國六七年可算是國內唯一的提倡新文化與新文學的雜誌，它所崇奉的兩位導師，一位是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另一位是賽因斯（Science）。德先生代表民主政體平等自由的精神，賽先生代表破除迷信、尋求真理的科學精神。這兩位大導師實在是近代文明的淵源。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本不是文學家，卻是一個最進步的文化運動的啟蒙家，他對於舊文化傳統的思想，攻擊不遺餘力，使數千年來統治中國的舊道德根本動搖，不能不說是陳氏的首功，即在新文學運動上，陳氏也是首創者之一。 胡適在當時所發表的主張有一些是很幼稚不適用的，如他所說的提倡文學革命的根本主張只有「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字，這只是文體上的一種改革，換言之，就是白話革文言的命，沒有甚麼特殊的見解。但自從胡、陳等發了難，討論這個問題的人，便日多一日，而文學革命的意義，便包括了外形與內容的改革了。 《新青年》上發表了幾篇文學革命的文字以後，響應的人很多，尤其是一般在校讀書的青年，對於這次的運動，很表示同情，但也有抱中立態度不加可否的。還有一部分守舊者對於這一次的革新運動很表示不滿的，這派人可以林紓、章士釗為代表。林紓曾給蔡元培寫信，痛陳新文學運動的不當，竭力為舊文學辯護，並且在報紙上登詆毀胡、陳等人的文字。章士釗辦《甲寅》，也盡力為舊文學辯護。但因為時代潮流所趨，終於遭一般青年的反對而失敗。此外在南京有胡先嘯等所辦的學術雜誌，也登載些反對胡、陳等的論調，但不久也消沉下去。 《語絲》書影 論到新文學初期的創作，當然以《新青年》為急先鋒了。除了登載很重要的論文以外，對於創作也有相當的貢獻。「五四」前後新詩的創作，大都在《新青年》上發表，其次《新潮》、《晨報副刊》、《少年中國》、《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都是這時期的重要刊物。 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的有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等，但是多偏於論文。作新詩的只有胡適、周作人、沈尹默等人。在小說方面如魯迅的《狂人日記》、汪靜熙的《夜雪》，都是這時期的產品。 在一九二四年左右，正是北京文藝界最熱鬧的時期。孫伏園主編《晨報副刊》，雖非純文藝刊物，然小說、戲劇均有登載，周作人的小品文也多半在該刊上發表的。其他投稿的還有郭沫若、劉大傑、陳西瀅、楊邨人、沈從文等，在當時為青年很愛讀的刊物。後來孫伏園因為魯迅的一篇打油詩的原稿被經理擅自抽取，憤而辭職，又辦《京報副刊》，並與魯迅、周作人等同辦《語絲》。自此《晨報副刊》與《語絲》，處於反對的地位，而《語絲》派之名由是而起。 《語絲》為北京大學新潮社所主辦的一種非純文藝的周刊，創刊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撰稿者除周氏弟兄及孫伏園外，尚有錢玄同、顧頡剛、鍾敬文、馮文炳等人的作品。內容注重批評，但也有創作，為當時青年最愛讀的刊物，銷數常在數萬份以上。 《語絲》派是以周氏弟兄為中心的，《語絲》上的稿件多偏重於雜感小品文，批評文也不少。這一派的嬉笑怒罵、冷嘲熱諷的文字，在當時最為風行，且開了這一派作家的風氣，影響到許多青年作家的文筆。 《語絲》派當時和《晨報副刊》社既不融洽，而對於以陳西瀅為主幹的《現代評論》社亦處於敵對的地位。 一九二五年的左右，在北京還有一個新成立的文學團體值得我們提到的，那便是以魯迅為中心的未名社了。該社在一九二四年，只有少數人的結合，在《莽原周刊》，《隨京報》印送，主編者為魯迅，後改為《莽原半月刊》，出至二十四期與《京報》脫離關係。以後又改為《未名半月刊》。此未名社之名稱所由來也。未名社重要的工作是翻譯外國文學。在著作方面如臺靜農的小說集《地之子》、《建塔者》，也算是第一流的作品。 魯迅像 一九二六年以前，北京在國民軍勢力範圍之下，言論很是自由，國民黨在北京也很活動，所以各種刊物亦頗盛行。直到一九二六年春，奉軍快入北京的時候，當時的段政府列出五十位過激的教授和知識分子的名單（由保守派的大本營擬出來的），預備通緝他們，如魯迅、周作人等通在列名之中。所以大批的教授和知識分子，即離去北平南下，或赴上海，或赴武昌，所以北京文藝界大有衰落之勢。不久張作霖入北京，言論更不能自由，邵飄萍（《京報》主筆）之被害，為新聞界殉難之第一人。未名社的韋素園與李霽野合譯了一本俄國L.Trolsky的《文學與革命》，社中好幾個人竟因此被捕。後來細審察該書的內容，與中國政治革命沒有甚麼關係，才釋放了。 我們論到新文學運動第一期的小說作家並《新青年》及《語絲》的主要人物，當推魯迅先生。 Trolsky，即托洛茨基（1879～1940）。 魯迅——談到中國的新小說，沒有人不知道魯迅的。他在創作的體裁與語言的方法上，從日本小說里得到一種暗示，而創造了另一種風味的作品。他在《新青年》上登載了一篇《狂人日記》，分析病狂者的心理狀態，以微帶憂鬱的感情，刻畫為舊禮教所積壓下人們的一切病的現象，並注入些嘲諷的語氣，所以得到了意外的成功。因著這個意外的成功，使作者有興味繼續寫了《不周山》等篇，後來匯集成《吶喊》出版，獲得了無數讀者的讚揚。其中有曾在《晨報副刊》發表的《阿Q正傳》一篇，以詼諧的筆鋒，辛亥革命時代的背景，描寫一個蠢頑無知的阿Q，表現了中國的病態的國民性，曾引起了很久的論爭，在表現的成功上，得了空前的注意。 豐子愷繪《阿Q正傳》插圖 他的第一創作集《吶喊》，自一九一八年的《狂人日記》起，至一九二二年的《不周山》止，共十五篇，前有序敘述他所以創作的緣由。第二部創作集《彷徨》，自一九二四年的《祝福》起，至一九二五年的《離婚》止，共包含十一篇，除了《不周山》、《冤和貓》、《幸福的家庭》、《傷逝》等以外，大都是描寫中國舊式人民的思想生活。魯迅用了冷靜的頭腦、敏銳的眼光，觀察我們這陳舊社會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看出老大國民的因循、自私、卑劣、蠢動、冥頑等等弱點，他把這些弱點，用冷諷的筆鋒，老實不客氣地呈現出來。但他在嘲諷之中，卻含著悲憫；冷眼之中，卻含著熱淚。他所描寫的都是些極其平凡，為我們所習見的人們，然而每人都有他們的個性，都有他們的弱點，若把這些人合起來看，真可代表中國舊式社會的縮影。像孔乙己、老拴、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七斤嫂、九斤老太、涓生……那樣的人，在我們不進步的社會裡，還可以常見到的。如《孔乙己》內的孔乙己那樣的懶散苟活，終為窮困所迫，而做偷竊的勾當；像《明天》的單四嫂子孀中喪子的悲哀，紅鼻子老拱以及藍皮阿五的各種下劣行為。又如在《在酒樓上》的主人翁呂緯甫起先抱著滿腔的大志，想有一番作為的，然而數千年來傳統的灰色的環境壓迫他，使他屈服於環境，所以他失敗之後，變成了一個「敷敷衍衍」的悲觀者，不再有奮鬥的精神。又如《孤獨者》主人翁魏連殳，他生在孤寂的環境裡。他的面容很冷僻孤寂，然而他的心是赤熱的；他受眾人的冷嘲熱罵，他受窮苦以至於行乞；但到後來他做了杜師長的顧問，他的性格也突然隨著環境改變了，然而終至於照他的預定毀滅了自己。像以上所述的人，直可謂中國舊式下流社會的最習見的人物，魯迅都把他們很深刻地描寫在紙上了。 《吶喊》書影 總之，魯迅是對於封建勢力支配下的社會，不遺餘力的作戰。他雖然暴露封建社會的種種醜惡，但他對於那些被封建勢力所摧害的人群，表示無限的同情與悲憫。他的作品無論在思想上、無論在技術上，都已達到最高尚的境地。他的老練的文字，不容易使人感到喜怒哀樂的最高情緒，而卻可以在讀者的心胸上染上一層由淡而濃的彩色。至於他為什麼不寫青年男女的熱愛，慷慨悲歌的情緒呢？我們可引張定璜對他的評論：「他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張定璜《魯迅先生》，文載《現代評論》）這是最切當的評論。至於他在文壇上的地位，是誰也知道的，無庸再說。他的散文，也如他的小說一樣，以諷刺的筆鋒，挖剔中華民族的「國瘡」，對於青年的思想，有莫大的影響。 魯迅（周樹人）的《狂人日記》，是《新青年》上代表的作品，也是魯迅先生出名的初期創作。 今天全沒有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地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個人。張著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曉得他們布置，都已妥當了。 我可不怕，仍舊走我的路，前面一夥小孩子，也在那裡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仇，他也這樣忍不住大聲說「你告訴我！」他們可就跑了。我想：我同趙貴翁有什麼讎，同路的人又有什麼讎；只有二十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很不高興。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一定也聽到風聲，代抱不平；約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對。但是小孩子呢？那時還沒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著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這真教我怕，叫我納罕而且傷心。 我明白了。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 以上錄的這幾段是寫神經病一種「迫害狂」，即病者常常覺得世人都要害他。描寫出「迫害狂」的心理。「迫害狂」的來源，就是受了傳統的灰色人生壓迫的原故。再看下面的幾段： 不能想了。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菜飯里，暗暗給我們吃。 魯迅祖居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救救孩子是這日記的主要處。狂人雖狂，尚希望後代比前代好，不致再去吃人或者被禮教吃掉。這篇日記，對於「吃人的禮教」，加以冷嘲，說出「吃人禮教」的可怕。闡明「禮教」在中國，非使人患「迫害狂」不可。文內純以心理描寫為主，代表作者的另一風格。 小說的創作比較重要的，當推魯迅的《阿Q正傳》，這篇小說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時，即引起人的注意，以後曾經翻譯成好幾國的文字。作者用了很冷靜的態度，描寫了一個時代，不論在技巧上、在思想上，都獲得意外的成功。以後他又發表了些短篇登在《小說月報》上集成《吶喊》，較後的創作都收在《彷徨》集裡。從此他的名聲大振，成為文壇上的重要角色。 魯迅先生於今年（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肺病壽終，舉國震悼，尤其是一般青年，試看民眾送葬的熱烈，為空前所未有，可見先生精神不死，永遠為青年的導師，文學革命者的先鋒。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所發的先生傳略，是節錄魯迅的自傳，現在照錄在下面： 《魯迅紀念集》書影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紹興府城裡的一家姓周的家裡，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裡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又三年了，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習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pen 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匯印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就在這年，因為女子師範大學發生風潮，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職。一九二六年春，國民軍，張作霖要入北平的時候，執政府曾列出五十位過激的教授名單，準備通緝，魯迅也是其中之一，於是南下，擔任福建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不久，謠言紛起，和學校當局的意見不合，離開廈門，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擔任文科學長，又因環境不適，終於離校。一九二七年，來到上海，一九二八年編《奔流》月刊，辦了一年，停刊。這時，文藝界發生革命文學論戰，《語絲》派以魯迅為中心，和創造社對壘。一九三○年，辦《萌芽》雜誌，但不久又停刊。同年，簽名於自由運動大同盟。 三月二日，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從事普羅文學的運動。一九三一年，因國難的嚴重，寫許多關於時事的雜感。最近文藝界有「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後一個口號就是魯迅提出的。 關於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散文小品集《野草》，自敘散文《朝花夕拾》，論文及雜感集《墳》，雜感集《熟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閱集》、《貳心集》、《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准風月談》、《花邊文學》，篡輯有《中國小說史略》、《謝承後漢漢書輯本》、《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校訂有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翻譯有《桃色的書》、《一個青年的夢》、《工人綏惠略夫》、《愛羅先珂童話集》、《小約輸》、《豎琴》、《一天的休息》、《表》、《死魂靈》第一部及第二部的一部分、《一個壞孩子及其他》、《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壁下譯叢》、《藝術論》兩種、《文藝與批評》、《現代新興文學諸問題》。 《朝花夕拾》書影 （二）文學研究會——《現代評論》 文學研究會是繼《新青年》而起的一個文學團體，於一九二○年四月四日正式成立，當時在文壇上負相當聲望的作家，幾乎都加入會中，會員的分子過於複雜，連研究憲舊文學的蔣方震（百里）也是發起人之一。但因為人才眾多的緣故，無論在創作上、在翻譯上都有很好的成績。他們所編的《小說月報》為當時最有力的文學雜誌，很受一般青年讀者的歡迎。 民國十年（1921）一月《小說月報》革新了，特設「創作」一欄，「以俟佳篇」；然那時候作者不過十數人。《小說月報》（十二卷）每期所登的創作，連散文在內，多亦不過六七篇，少則僅得三四篇。而且那時候常有作品發表的作家，亦不過冰心、葉紹鈞、落華生、王統照等五六人。文學研究會的發起宣言中說「有三種意思，要請大家注意」： 第一是「聯絡感情」。「中國向來有文人相輕的風氣，因此現在不但新舊兩派不能協和，便是治新文學的人裡面，也恐因了國別派別的主張，難免將來不生界限。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大家時常聚會，交換意見，可以互相理解，結合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 第二是「增進知識」。 《小說月報》書影 第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也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一生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不但成為普通的一個文學會，還是著作同業的聯合的基本，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鞏固。這雖然是將來的事，但也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希望。」 這個宣言，是公推周作人起草的，宣言發表的時候，有十二個人署名，就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濟之、鄭振鐸、瞿世英、王統照、沈雁冰、蔣百里、葉紹鈞、郭紹虞、孫伏園、許地山。在這一個宣言裡，只有第三項略略表明了文學研究會對於文學的態度。這態度在今日看來，自然覺得平淡了，但在那時候這正是新文學運動的綱要之一，並且和那時候一般的文化批評的態度相應和。 文學研究會因為只是「著作同業公會」的性質，所以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從來不會有過對於某種文學理論的團體的行動，而且文學研究會對於它的會員也從來不加以團體的約束；會員個人發表過許多不同的對於文學的意見，然而「團體」只說過一句話，就是宣言內的「將文學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 這一句話，不妨說是文學研究會集團名下有關係的人們的共通的基本的態度。這一個態度，在當時是被理解作「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這個態度，在許多目為文學研究會派的作家的作品裡，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 現在我們回顧民國六年（1917）。到民國十年（1921）這五年的期間（這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前半期），總會覺得那時的創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發表的機關也寥寥可數。然而我們再看看那時期的後半的五年（1922～1926），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從民國十一年起（1922），一個普遍的全國的文學的活動開始來到。 葉紹鈞像 回顧第一個「十年」的成果，我們的初期作品很少有反映著那時候全般的社會機構的，雖然後半期比前半期要「熱鬧」得多，但是「五卅」前夜主要的社會動態，仍舊不能在文學裡找見。（參看《中國新文學大系》茅盾編小說第一集導言） 約在一九二一左右，女詩人冰心也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超人》、《愛的實現》等篇小說。她的題材，不外乎母性愛，兒童的天真，人道主義，海的偉大；至於社會上的各種狀況，人生的問題，在她便隔膜得多了。 廬隱與冰心同為當時僅有的女作家，但她們的性格，卻迥然不同。廬隱的作品可以《海濱故人》為代表，感情較冰心為熱烈，寫男女的愛也非常大膽，文辭方面很秀美，但不及冰心的清澈自然，在《小說月報》及《晨報副刊》上可以常見她的作品。 此外寫小說較著名的，有葉紹鈞、王統照、落華生等。葉氏的小說，以描寫天倫之愛、教育狀況見長。他那忠厚惻怛的心情，深刻入微的敘寫，打動每個讀者的心靈。並且作者在創作上的努力，是沒有間斷的。王統照以男女的愛情為題材而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葉》與《黃昏》及短篇小說集《春雨之夜》，所表現的多是人生的悲劇，文字殊美麗，但在表現的技術上，卻不能算是完美的作品。至落華生的作品，則富於宗教的色彩與異鄉的情調，且多幻想的成分，也為當時重要作家之一。 一九二四年左右，文學研究會一部人還在努力創作，給《小說月報》出俄國文學專號、法國文學專號、太戈爾專號，並翻譯大批太戈爾的作品到中國來，因此大部分的作家，都受了太戈爾的影響。《小說月報》早由沈雁冰交給了鄭振鐸主編，投稿者除了初期的幾位作家以外，尚有王任叔、張聞天、顧仲起、徐玉諾、王以仁、謝六逸、李渺世、朱湘、朱自清、梁宗岱、孫俍工、趙景深、顧頡剛、俞平伯、魯彥等人。 冰心像 在這時北大所出的《現代評論》，也是一種銷數很大的非純文藝的刊物，主編者為陳西瀅（即陳源，字通伯），投稿者也多半為北大教授。陳之夫人凌叔華女士曾畢業於燕大，也善於寫小說，在《現代評論》上常發表文字不少。在《現代評論》發表文字者，計有沈從文、胡也頻、徐志摩、袁昌英、陳衡哲、胡適、郁達夫、張資平、丁西林、楊振聲等人（政治論文作家不計），現代論文的作家本來是沒有稿費的。 茅盾是文學研究會的主幹，他的作品是較有價值的。所以我們對他應當特別注意，先述他的傳略，再看他的短篇小說的代表作。 沈雁冰，文藝理論者，浙江桐鄉人，弱小民族文學主要介紹人，譯者。文學研究會幹部，《小說月報》編者。一署玄珠，一九二八年以後，用茅盾筆名開始發表創作。前期作品散見文學研究會諸雜誌，理論批評全未輯集。單行本已印行者，小說有《蝕》（《幻滅》、《動搖》、《追求》）、《虹》、《路》、《三人行》、《子夜》（以上長篇）、《野薔薇》、《宿莽》、《春蠶》、《茅盾短篇小說集》（以上短篇），散文小說合集有《茅盾自選集》、《茅盾散文集》、《話匣子》，專著有《中國神話研究》、《西洋文學》等，翻譯有《雪人》、《文憑》、《一個人的死》等，傳記材料有《我的小傳》，載《文學月報》。 關於茅盾的創作態度，可看他在《野薔薇》的序文裡頭所說的話： ……現在是科學的地而且歷史的地對將來之信賴，鼓舞著人們踏過了血泊面前進了！善哉！言：「信仰著將來呀！」 知道信賴著將來的人，是有福的，是應該被讚美的。但是，慎勿以「歷史的必然」當作自身幸福的預約券，且又將這預約券無限止地發賣。…… 不要感傷於既往，也不要實夸著未來，應該凝視現實，分析現實，揭破現實；不能明確地認識現實的人，還是很多著。 抱著這樣的心情，我寫我的小說…… 茅盾的藝術，當以長篇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1927）為代表。原作以中國的革命時代為背景，描寫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短篇諸作，文筆流暢深刻，寫青年男女的心理為他人所不及。 現在試看茅盾的短篇小說《豹子頭林沖》。 《子夜》插圖 暴躁突在林沖胸頭爆炸開來，他皺著眉毛向牆上的朴刀望了一眼，翻身離床，拿了那刀，便開了後門出來。 …… 「到底要結果哪一個？」 經這麼自己一問，林衝倒弄糊塗了。昨天在山坡下和青面獸廝殺的時候，他是一刀緊一刀地向敵人的要害處砍去的。雖然和這位「麵皮上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須」的漢子，原來亦是無讎亦無怨，但作為一個不是無抵抗的善良安分的老百姓而言，林沖那時候卻覺得在「刀槍無情」的理由下傷害了那漢子的生命，原是冠冕堂皇、問心無愧的，可是現在？現在呢！儘管這青面漢手在豹子頭林沖眼前已經剝露出更卑污的本相，然而好像將他從臥房中趕出來，乘他睡眼朦朧就一刀砍了那樣的事，也不是豹子頭林沖做的。這須吃江湖上好漢們取笑哪！ 楞著眼睛遙望那聚義庭前的兩排戈矛劍戟，林沖的殺心便移到了下意識中的第二對象。是那王倫！那白衣秀士王倫！頂了江湖上好漢的招牌卻在這裡把持地盤，妒賢嫉能，卑污懦怯的王倫！在豹子頭林沖的記憶中「秀才」這一類人始終是良民的對頭，他姓林的一家門徒從「秀才」身上不知吃過多少虧。他豹子頭自己卻又落到這個做了強盜的秀才的手裡！做了強盜的秀才也還是要不得的狗賊！ 林沖睜圓了怒目向四下里眺望。好一個雄偉的去處呀！方圓八百餘里，港汊環抱，四面高山，中間裡鏡面也似一片三五百丈見方的平地，是一個好去處，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據地！爭不成便給王倫那廝把持了一世，卻叫普天下落魄的好漢，被壓迫的老百姓，受盡了腌臢氣了！」 茅盾像 以上所引的，是全篇的緊張處，寫主人公將去殺害楊志或王倫，生動有力。後二節寫林沖的農民意識的顯露，是作者將舊作改新的中心目的。 這篇是用舊小說里的人物作為「題材」的小說。豹子頭林沖是《水滸》裡頭稱為「八十萬禁軍教頭」的一個有名人物。在《水滸》里從第六回直敘到第十一回，在十八回里才點出他火併那個白衣秀士王倫。作者用經濟的手腕錶現林沖的全人格。目的在把歷史或傳說里的人物，賦予一種現代的意識，即所謂「舊瓶裝新酒」。本篇的要點是描寫林沖的農民意識，對於青面獸楊志和白衣秀士王倫的反抗，從林沖的心理方面著筆。作者寫得這樣的緊湊而有力，在技巧上也是成熟的作品，可視為新的歷史小說的代表作。 （三）創造社——《洪水》 一九二二年又有一異軍突起的創造社成立起來，與文學研究會南北對峙。這兩個團體在新文學運動上，均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他們的性質與目的頗不相同。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多偏於文學的研究；創造社的作家，多偏於文學的創作。看他們的名稱，便可知其大概。文學研究會一派的人主張藝術為人生的文學，創造社一派人則主張藝術為藝術的文學。在介紹歐、美文學的工作上，文學研究會應居全國文壇的首功，會中的主要人物如魯迅、周作人、沈雁冰、鄭振鐸、李青崖、趙景深、傅東華、耿濟之等人，或介紹海外文壇消息，或翻譯外國文學書籍，都有很好的成績；即是他們在研究的工作上，在國內也沒有其他團體可與比擬。至於創造社一派人，他們提倡革命文學的首功，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創造社在前也只有幾個愛好文藝的私人的討論，團體的活動，應該從一九二二年五月《創造季刊》創刊號出版算起。在初期主要的人物有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鄭伯奇、田漢等人，大都是留學日本帝國大學的學生。他們所攻擊的對象，已經不是傳統的舊文學的壁壘，而是對於一切投機的和粗製濫造的新作家與投機的翻譯家施以猛烈的攻擊。他們以「創造」為標語，以創造新文學為主要的工作。 創造社的《創造季刊》出版後，國內的文壇又添了一支生力軍。社中的重要人員郭沫若又寫詩，又寫小說，短篇小說集《橄欖》可為他的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篇中充滿了熱烈的情感，革命的精神。郁達夫也在努力創作，因著作者所描寫的多是一時代青年所共同感到的性的苦悶，經濟的壓迫，社會的冷酷，所以引起無數青年讀者的共鳴。張資平則大寫特寫三角戀愛、四角戀愛……千篇一律，銷路雖不壞，價值卻很低。成仿吾在這個時候卻從事「防禦戰」的工作，對於各方的譯著，施以嚴刻的批判，很引起一些反響來。 1926年，郁達夫與郭沫若、成仿吾等合影於廣州 此外在《創造季刊》上發表作品而知名的作家，有周全平、洪為法、何畏、陶晶孫、倪貽德、葉靈鳳、梁實秋、聞一多（那時梁、聞還在清華大學讀書）。還有一位淦女士（馮沅君），在發表了《旅行》、《慈母》、《隔絕》以後，大膽地解剖女性戀愛的心理，曾驚動了一世的文壇。田漢這時已退出創造社而去組織南國劇社了。 創造社的第二個活動的時期（1926），《創造月刊》的出版，比《創造季刊》確是進步得多了。如對於作品的精選，對於理論文字的注意，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見郭沫若的《革命與文學》），個人藝術的攻擊（見何畏的《個人主義藝術的滅亡》），寫實主義的提倡（見穆木天的《寫實主義文學論》），這些一新穎的思想在《創造季刊》時代是沒有的。此外還出了一種《洪水半月刊》，在文學運動的意義上來說，或者比不上《創造周刊》，但《洪水》所登載的除文學外，外來的政治、經濟的論文都一齊登載，很能接近一般的青年，所以發生的影響特別的大。即是當時與國家主義的醒獅派和獨立青年派的論戰，都由它當了先鋒。所以在另一種意義上來說，《洪水》比《創造周刊》是更有大影響的。 1923年郁達夫主持編輯《中華新報·創造日》發表《創造日》宣言 創造社的幾位重要人物，都已離開上海。郭沫若赴廣東任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王獨清、郁達夫、穆木天則任廣東大學文學院教授，當時廣大文學院竟成了左傾派的中心了。這時創造社出版部負責的人是周全平、潘漢年、成紹宗等人。 創造社在一九二八年開始了第三個時期，郁達夫因意見不合，已經退出創造社，與魯迅等同辦《奔流》，郭沫若則自從廣州政府右傾後避居日本。社中除王獨清、成仿吾、張資平等人外，又加入新從日本回國的馮乃超、朱鏡我、李初梨、彭康。他們以清醒的唯物辯證論的意識，劃出了一個「文化批判」的時期，直到一九二九年的一月七日創造社出版部遭封禁，創造社團體的活動，自此始告終結。 郭沫若是創造社的主要人物，他的小傳和作品也自然應當介紹一下。我們看《牧羊哀話》中的一首歌，是何等的動人感人啊！ 太陽迎我上山來， 太陽送我下山去， 太陽下山有上時， 牧羊郎去無時歸。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歌聲中斷。隨聞羝羊悲鳴聲。鈴聲幽微，幾不可辨。 羊兒頸上的鈴兒， 一一是郎親手系， 系鈴人去無時歸， 鈴條欲斷鈴兒危。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聲浪漸行漸遠，蕩漾在清和晚氣之中，一聲聲澈人心脾，催人眼淚。 非我無剪刀， 不剪羊兒衣。 上有英郎金剪痕， 消時令我魂消去。 非我無青絲， 不把鈴兒系。 我待鈴條一斷時，要到英郎身邊去。 聽到此處，我（作者）已潸潸地吊下了淚來。我（作者）忙立起身來，站在山頂西北角上一棵松樹腳下。往下看時，只見那往高城的路上，有群綿羊，可十餘頭，帶著薄暮的斜輝，圍繞著一位女郎，徐徐而進。女郎頭上頂著一件湖色帔衫，下面露出的是絳灰裙子，芒鞋天足，隨步隨歌。歌聲漸遠，漸漸要不能辨悉了。 你莫悲哀， 有我還在， 虎豹不敢來。 虎豹它縱來； 我們拼了命， 憑它銜去哉！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女郎的歌聲，早隨落日西沉。女郎的影兒，也從前山拖去了。…… 這篇大概的情節由這歌內看得出來。一位英勇的男孩子，十六歲就為忠為義，犧牲了性命。這女子是他童年的女伴，他一半也是為她而死的。留下了這個可憐的女孩，繼承她那愛者的遺業牧羊：「可憐的女孩兒喲！你久淪落風塵了。」這是作者的按語。 郭沫若的傳略，茲錄於下。 郭沫若，四川嘉定府人。他生來富於反抗的精神與革命的熱情。民國三年赴日本留學，後來畢業於福岡醫科大學。在帝國大學讀書時，他就愛好研究文藝，頗受歌德、雪萊的影響。他的新詩集《女神》、《星空》，皆為在日本時所作。他回國後，四川省立醫院派代表親赴上海請他回去充任院長，他堅持不就，立志從事文藝生活，盡棄所學醫道，與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等合辦創造社。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創造季刊》第一期出版，不久又出《創造周報》、《創造日報》，為新文學運動初期最有力的刊物，影響於青年的思想甚大。後創造社出版《創造月刊》，他出力最多。在中國靠筆墨維持生活，本來是很困難的事，所以郭沫若與他的日本夫人及三個孩子，生活往往感受窘迫，有時不得已竟把妻子送回日本去，他獨自己在上海賣文過活。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郭氏目睹帝國主義的橫暴，及我國民族的衰弱，於是由浪漫主義轉變而提倡革命文學，青年學子群起擁護，雖然在當時也引起了劇烈的論戰。《創造月刊》也因為思想激進，遭官廳的嫉視，百般壓迫，然郭氏始終奮鬥，不辭勞怨。及一九二五年廣東革命軍出師北伐，郭氏即投身革命軍中，從事實際革命工作，曾任總政治部副主任。未及一年，政局變化，郭氏亦退出政治生涯，東渡日本，專心著作。現在仍同其夫人、孩子寓居日本。他的筆名甚多，有麥克昂、易坎人等。 郭沫若像 1924年前後郭沫若與安娜及孩子們 郭沫若是一位革命文學家，他一生的精神是反抗。他對於中國的政治、社會、道德等都感到不滿意。他的感覺比別人特別敏銳；他的性情尤為熱烈，這正如拜倫、雪萊等不滿意於英國的舊社會一樣。所以他的作品裡面含著熱血，含著火炎，使每個讀他作品的人，無不被他感動。他的反抗的精神，也曾經過了多次的轉變。他最初反抗封建式的社會制度；自從事文藝運動後，對於一切都起強烈的反抗，於是流為空想的浪漫主義者。如他初期的作品《女神》、《星空》，都可以代表這時期的思想。「五卅」慘案後，他又提倡革命文學，並實地從事政治運動，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便告了終結。他的作品裡，處處對無產階級表示同情，他所提倡的是第四階級的文學，所以不見容於本國的官僚、軍閥、資本家而逃避在異國。 說到他的作品，他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他是詩人，是小說家，又是戲劇家。我們在這很短的篇幅里，不容易詳細地評論，只能論其梗概。在小說方面，他的《落葉》描寫日本女子戀愛的心理，無不深入人心。《落葉》是用四十一封書信體寫的，信中並沒有什麼驚人的奇遇，複雜的情題，只用真摯樸素的文字，描寫一個痴情的日本女郎的心境，使人讀了，竟不覺單調乏味，只覺著這是一件真實的事。《橄欖》是一部敘寫他的生活的小說。他棄了所學的醫學，而過著作家的生活，經濟的壓迫，生活的困苦，都在這部書里表現出來。但他雖經過如許的艱苦，他的牧歌的趣味是特厚的，使他每一回憶已往，便有一種如咀嚼橄欖般的不盡的意味。如他的《山中雜記》的一部分和《行路難》里的《飄流插曲》、《新生活日記》，完全是牧歌生活的表現。《塔》裡頭也有幾篇很好的小說，如《萬引》、《陽春別》是描寫經濟苦悶的作品。《Lobenicht的塔》、《鵷》、《函谷關》是追述古事的作品，而《葉維提之墓》、《喀爾美蘿姑娘》是屬於戀愛小說。尤以後者描寫他在日本迷戀於一個賣糖果的女郎的心情，使人讀了，只覺得真實美妙。一個男子戀愛一個女子到這種地步，也是世間稀有的事；作者寫來雖是平鋪直敘，卻字字入人心坎，較之一般平凡的戀愛小說，真有鳳凰與燕雀之別。 《女神》書影 郭氏的詩可以《女神》為代表。在這部詩裡頭，處處流露出作者的反抗性與革命性。田漢曾寫信致郭氏說：「與其說你有詩才，無寧說你有詩魂，因為你的詩，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淚，你的自敘傳，你的懺悔錄啊？」實在的，《女神》里所表現的，是「五四」以後中國青年的煩惱悲哀，真像火一樣燒著，潮一樣涌著。 至於他的劇本，也有他的特色。他愛取古事為題材，如《孤竹君之二子》系攻擊窮兵黷武的軍閥，《卓文君》一劇系對舊式家庭的婚姻加以反抗，《聶瑩》系表現婦女參加革命的工作，《王昭君》系表現反抗君主玩弄女性的罪惡。這三本劇合之稱為《三個叛逆的女性》，她們雖然都是古人，但他把她們都變為現代反抗舊禮教的婦女。 他的論文集，也值得我們注意，他的《文藝論集》也都是熱血澎湃的文字，如《革命與文學》、《藝術家與革命家》、《文學革命之回顧》等文章，曾引起劇烈的論戰，然而他的超越時代的思想，是無人不承認的。 此外他在翻譯上也有很大的貢獻。早年翻譯了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聲名為之日隆。及後又翻譯施篤謨的《茵夢湖》，及高爾斯華綏的戲劇，辛克萊的小說，都是近代著名的作品。他對於考古學的著作，也出了幾部，在此不便細述。總之他是我國的拜倫，他的偉大的反抗的精神，是任何人比不上的。 施篤謨，今通譯 施托姆，德國19世紀小說家。 （註：本節參看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中國新文學大系》，謝六逸先生《模範小說選》） 第三節 新文學運動期間的翻譯文學 新文學運動以來，雖只有十五六年的歷史，而文學的園地里，已經開了許多鮮艷奪目的花朵。這樣進步得迅速，自然由於國內作家的努力，而受外國文學的影響，也是一大原因。中國的新文學尚在幼稚時期，沒有雄宏偉大的作品可資借鏡，所以翻譯外國的作品，成了新文學運動的一種重要工作。 中國文學界最早受外國影響的，遠在漢代，後漢桓靈時代翻譯印度釋典，已開翻譯外國書籍的先河。這類釋典，有許多是富於文學趣味的作品，如龜茲人鳩摩羅什所譯的《維摩詰經》，就是一部優美的小說。中國文學受佛教的影響，歷千餘年之久，不但在思想上支配了當時的文人，即在文體上，也另創出一種淺顯的白話文體。如宋人的《語錄》，明、清的《西遊記》、《鏡花緣》，都是顯然受了佛教文學的影響的。 林紓像 到一八六七年，同文館設於北京，翻譯事業才漸漸發達。英人李提摩太，得著中國文學的幫助，譯了不少的書。太平天國的文人王韜對於翻譯的事業，也算一個重要的先鋒。《新舊約聖經》及泰西科學書籍，對於中國文學有很大的影響。近代在翻譯上最有功績的人，當推嚴復與林琴南。嚴復精通外國文字，本國文章也做得好。加以他很忠實用功，常以信、達、雅三字，為翻譯所守的信條，有時為一個名詞，竟費十來天的躊躇，這對於後來的翻譯家，是一個很好的榜樣。但他所翻譯的，多半是哲學、經濟一類的書，對於文學的影響也不算很大。 林紓恰補救了這個缺點，他翻譯的歐、美小說，不下百十餘種，其中如《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十字軍英雄記》、《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魯濱遜飄流記》、《拊掌錄》、《滑稽外史》等書，都是世界名著，對於中國文學有很大的影響。雖然林氏本人不諳英文，錯謬的地方很多，但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能介紹大批的外國文學進中國來，這種偉大的功績，直到今日尚沒有人可以比得上的。 除了嚴、林二氏外，尚有包天笑、周瘦鵑、劉半農，在翻譯界也有相當的貢獻。民國初年包天笑主編《小說大觀》（內容包含創作及翻譯小說，全用文言，間有瑣聞短劇亦不甚多。全年出四大冊，內多美人插圖，上海文明書局發行），很受一般文人學子的歡迎，但對於新文學運動，沒有多大的影響。直到民國六年，新文學運動勃興起來，翻譯的事業才大盛興，各種文為團體、會社，莫不競先翻譯外國書籍。這時候國內的學社，有共學社、尚志學會、中華學藝社、少年中國學會……都對於翻譯工作甚為努力。但這些學社，研究的範圍，不限於純文藝，有的還是用文言譯書，所以翻譯事業，仍然不大盛興。直到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未名社相繼成立，國內才有純文學的會社，翻譯的事業，至此才算到了正式發達的時期。 《茶花女》插圖 在文學研究會成立之前，周作人與他的哥哥魯迅曾用文言翻譯過《域外小說集》。他們既通曉原文，對於本國的文學，也有深刻的研究，所以譯文還在林紓之上，但因為用的是文言，得不到很多的讀者。他們經對此次失敗之後，便改了方向，用白話來開始翻譯。魯迅翻有《愛羅先珂童話集》、《一個青年的夢》、《工人綏惠略夫》。周作人譯有《點滴》、《現代小說譯叢》等書，都是用直譯的方法，把原文很忠實地翻譯出來。這一次都得到很大的成功，極受讀者的歡迎。這種「歐化語體」的翻譯嘗試成功以後，為翻譯界開了一個新紀元，自此翻譯的質量，就突然地進步起來了。 在新文學運動的第一期，翻譯外國文學書籍最有功績的團體，應首推文學研究會。該會的人才既多，並與商務印書館有深密的關係，所以有很好的成績。其次創造社是異軍突起的文學團體，在翻譯的工作上，也有相當的功績。其他如《晨報副刊》、《語絲》、《現代評論》雖然有時也登些翻譯的文字，但不能與上列二者相提並論。 到「五卅」以後，文學研究會的勢力漸漸分散開了，有些人另起了爐灶，向外發展去了，如魯迅等另辦《語絲》、組織未名社即其一例。創造社的作家，也因為政局的關係，分散在各地。以後創造社被封，這個團體便完全解散了。倒是未名社還翻了不少的書籍。 一九二八年的前後，上海新開了許多文藝書店，文學的雜誌也如雨後的春草勃興起來。所以文學的翻譯也和創作一般都受書店老闆的支配，如北新、光華、現代、開明、新月、真善美都出版了很多的文學創作及翻譯的書籍，甚至超越了它們的老前輩商務印書館。 《域外小說集》書影 這十餘年來翻譯的數量，很有可觀，成名的翻譯家也不下數十人。現在可以提出若干有功績的翻譯家述之於左： 在國內翻譯界的老手，除了林紓翻譯大批的外國文學書外，還應該推用周氏弟兄。魯迅以翻譯日本、俄國兩國的文學書著名，周作人除翻譯日本文學書外，對於波蘭、猶太等弱小民族的文學，也儘量地介紹翻譯。 周氏弟兄之外，耿濟之翻譯俄國文學，有很好的成績。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柴霍甫、安得烈夫等人的作品，他早已譯過不少。起初為共學社叢書，以後他入文學研究會，對於翻譯的工作仍然努力。他的弟弟耿式之也對於翻譯俄國文學，有很好的成績。 至於翻譯全集的，當以李青崖翻譯的法國《莫泊桑短篇小說全集》，及趙景深翻譯俄國《柴霍甫短篇小說傑作集》，為大計劃的介紹，這樣巨大的企圖，實在是翻譯界可特別記述的事。 翻譯文學理論最努力的，當推傅東華氏，如《詩學》、《詩之研究》、《社會的文學批評論》、《文學之近代研究》、《近世文學批評》等書都是世界的名著。此外他也譯過荷馬的《奧德賽》（Odyssey）及密爾頓的《失樂園》、梅脫林克的戲劇《青鳥》，實為翻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至以翻譯弱小民族文學最努力的當推王魯彥氏。他所譯的文學書如《猶太小說集》、《花束》、《世界短篇小說集》、波蘭《顯克微支小說集》……都是為一般人所忽略，被埋藏在暗陬的寶藏，王氏卻很珍重的，把他們介紹過來。 在國內還有一位編譯文學書最努力而最有希望的青年，那便是鄭振鐸了。他所編的《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書，固然是一種偉大的企圖，即就他的翻譯而論，也有很好的成績，如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路卜洵、阿史特洛夫斯基，印度太戈爾，德國萊森等人的作品，經他翻譯的不少。 阿史特洛夫斯基，即亞力山大·尼古拉耶維基·奧斯特洛夫斯基，俄羅斯戲劇家。 萊森，今通譯萊辛。 以上所舉的翻譯家，都是屬於文學研究會一派的人物。現在我們再舉幾位創造社的人才，討論一下。 創造社翻譯最富的作家，首推郭沫若。郭氏起初因翻譯《少年維特之煩惱》及《茵夢湖》著名，及後以譯英國高爾斯華綏的戲劇，及美國辛克萊的小說著名，其他翻譯書籍尚多，茲不具論。 創造社除了郭洙若以外，在翻譯上很努力的當推穆木天氏，所譯書籍約十餘種，以俄國文學書居多數，如高爾基的《初戀》，賽甫林娜的《維利尼亞》，就是很好的例子。 賽甫林娜，一譯謝富林娜，蘇聯作家。 此外田漢以翻譯戲劇而知名於世，如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王爾德的《莎樂美》，梅特克林的《檀泰琪兒之死》，都是文學上的傑作。 田漢像 在北平以魯迅為主幹的未名社對於翻譯，也有一度的熱烈，其中韋叢蕪、韋素園、曹靖華、李霽野等人，都翻譯過不少書籍，而以俄國文學書居多數。他們的譯文都很忠實流暢，博得許多讀者的好評。 此外如近幾年在翻譯界漸露鋒芒的作家，如姚蓬子、顧仲彝、梁遇春（已故）、邱韻鐸、沈端先、敬隱漁、金滿成、林疑今、馬彥祥、戴望舒、芳信、夏丐尊、章克標、顧德隆、鍾憲民、成紹宗等都在翻譯的工作上，很是努力，已經博得許多讀者的信任。 翻譯的文學書，在數量方面講，以國而論，首推俄國；以人而論，首推屠格涅夫的作品最多。美國為世界最富強之國，而輸入我國的文學作品，除辛克萊而外，實在沒有甚麼可記述的。於此可見我國一般人的心理，多傾向於俄國文學，而我國文學受影響最深的國家，也莫如俄國。這可見世界文學的潮流，已趨向於無產階級的文學。雖有種種壓迫，絕不能阻礙它的發達的。（參看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 第四節 新文學運動期間的創作小說 （一）新文學創作第一期 魯迅，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所以現在就只從冰心起，提幾位較有名的作家： 冰心——謝婉瑩在「冰心女士」署名之下出版了創作的小說集《超人》、《往事》兩部小說集，和她的詩集一樣的得了空前的讚美。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她的小說創作集陸續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因著她的橫溢的天才，清澈的筆鋒，曾驚動了萬千的讀者。她以自己稚弱的心，回憶童年的美夢，描寫夢中月光的美麗，兒童天真純潔的生活，母性愛的偉大，恰到好處。她的作品，有一種神妙的風格，如長了翅膀似的飛到每個青年男女的心坎里去。十餘年來在創造方面，給予讀者的喜悅，在所有的作家中，還沒有一個能比上她的。 冰心像 冰心女士最初的小說，收入《晨報小說》第一集裡不少，但都是試作的作品，無甚永久的價值，但這卻是後來漸入佳境的第一步。可是自從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小說起，便一篇比一篇好了。在《超人集》有幾篇小說，達到了藝術的最高峰。如在《愛的實現》里，她描寫的兒童的黃金時代，使人不由得追憶童年的夢境。又如在《離家的一年》，寂寞中描寫兒童的寂寞，和他們生活的悲哀，是多麼深切入微。她處處顧念兒童，她常在追懷童年的美夢。在煩悶里，她寫出青年人的煩悶，顯示了這個時期青年人普通有的病態。她的這些作品，後來竟開了這一派的作風。在《往事》集裡也有很優美的文章，她對於海的詠嘆，對於童年的回憶，母親的愛，去國的悲哀，無不很逼真地表現出來。 她所描寫的青年，是從封建社會解放出來的青年。這些青年在起初都抱著很大的志向，等他們一步一步地走進社會去，便發現了社會的種種罪惡，使他們平日對社會的傾慕與敬禮，漸漸消失，漸漸地看不起人。末後她們只有悲觀、失望、冷笑、心煩意亂，以至於往自殺的路上走去。的確像這樣的青年，在社會中是太多了。冰心女士不過指出一二作代表罷了。 她在一九二三年赴美國留學，常在《晨報副刊》上登些通訊，這會子她的文章已臻極成熟的地步，怎樣寫去，都覺適當。所寫的對象多是天真未鑿的兒童，然成人、小孩都很愛讀。這些通訊後來都收在《寄小讀者》集中。 總之冰心是一個富於美感柔情的人。她的文字句句都是發於真情的，而其特點則在韻味很美，換言之便是散文里充滿了詩意。如用的雖然是外國小說的法式，作出來卻是中國女紅的風格。中國女子的心理，母性的愛，兒童天真的可愛，海上風景，都表現在她的筆下。關於男女之愛，她卻沒有多寫過，那也許是作者所處的環境的關係吧。她所寫的範圍，多限於學校與家庭的生活，雖沒有如魯迅一般作家對於全社會有深刻的觀察，但是她在這個狹小的範圍內，已經給予青年廣大的影響。現在她因為家庭的牽累，身體的軟弱，筆下消沉得多了。近年只我們在《新月》上看見她的《第一次宴會》，分兩篇小觀，此外便不多見了。現在因為時代的進展，她的影響也漸漸地減少下去，但是她由作品所顯示的人格典型，及女性的優美靈魂，已經在萬千讀者的心中，刻上了永久不朽的印象。 《寄小讀者》書影 葉紹鈞——在新文學創作的第一期內，即用很誠實的態度，努力創作；並且十餘年來，仍保持著這種沉著穩健的態度，繼續努力創作的，這便是葉紹鈞了。他最初寫的小說多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這些小說以後都收集在《隔膜》、《水災》集中，後期的創作都收集在《城中》、《線下》、《未厭集》三個集子裡。其間也出了一部童話集《稻草人》。在這些作品上，他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始終以一個中等階級的身份與態度，寫他自己所觀察到的事物，不加矜誇，不用慷慨悲歌的情緒刺激讀者，只用和平誠懇的態度，深刻入微的敘寫，感染讀者的心靈。他的文字平靜而美麗，他的視察細密而敏銳。他所寫的，多是平凡的人物。作者卻很細心的運用他的筆鋒，把這些人很生動的呈現在紙上了。他最初的創作集《隔膜》表現出一個理想中很美滿的世界精魂。他在《阿鳳》一篇里說：「世界的精魂是愛，生趣，愉快。」試看在這篇里，學校里認為頑皮的低能兒，婆婆認為刁惡的媳婦，以至沒人理會的蠢婦人，粗鄙的農夫、老媽子，都是為人們所不足掛齒的人物，但他們有極深摯的慈愛，潛伏在他們的心底里；雖在極黑暗困苦的地方，他們心中的愛、生趣、愉快是不會被惡環境滅絕的。如《綠衣》里的方老太，《潛隱的愛》里的陳家二奶奶，她們那種悲慘的境遇，任誰見了都要憐憫，尤其是二奶奶的境遇可憐極了，沒有人愛她，沒有人理她，她是一個又蠢又笨的人，她的生死，和世界沒有點關係，但她心內卻充滿了極豐富的慈愛，她把這豐富的慈愛偷偷摸摸地用在鄰家的孩子身上，這種愛心是如何的偉大！ 葉聖陶《稻草人》書影 在他的《火災》集裡有幾篇是表現人類本性中藏伏的愛的，如《地動》、《小蜆的回家》、《醉後》、《義兒》等篇是。《地動》里的明兒因為聽他父親說一篇故事，說到一個小孩子因地震而流落到外國，不能見他的母親，就引起他同情的悲哀。其中《義兒》一篇尤為完美之作，一個小學生義兒有愛好繪畫的興趣與天才，然而他的先生把他認為最頑劣的學生，沒有認識他的個性，導他到成功之路，反而摧殘他的個性。他的三叔也用很嚴厲的方法處置他，連他最親愛的母親，也受了社會的暗示，錯認了這孩子的個性，而惹起悲感，世間像這樣的情形太多了。《雲翳》一篇寫夫婦間的感情，心理的分析，布局的完美，均臻佳境。此外如《樂園》、《飯》、《脆弱的心》等都是描寫教育上的缺點，《樂園》及《飯》裡面的教員，因為吃不飽飯，不由得在外為人寫些字賺一點青菜、雞子，因為沒錢，自己還得上街買菜，以致誤了上課鐘點，使學生鬧得天翻地覆，這難道是教員的自願墮落嗎？ 作者因為早婚的緣故，很體會到兒童心裡，乃以做父親的態度，帶著童心，寫了一部短篇童話集《稻草人》。在這部童話集中，顯示了作者為父的慈愛，與天真的想像，超過了自私的欲求，可稱一部兒童的最好的讀物。他的作品雖缺少一種眩目的光芒，然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浮現著溫柔的愛，真摯的同情，深入了讀者的心靈。 王統照像 王統照——在這一時期以男女的愛情為題材，而寫小說的，應以王統照為代表。他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當太戈爾來華時，與徐志摩、瞿世英等，均擔任招待翻譯的事情。他起初寫的多是長篇小說，那時他還是中國大學學生。他的兩部長篇小說《一葉》、《黃昏》起初登在《小說月報》上，曾引起許多人的注意。他所寫的都是人生的悲劇，這種悲劇多由於舊制度與習慣所造成。如《一葉》里的主人翁天根，《黃昏》里的主人翁慕璉，起初都是很有作為的青年，然禁不起惡劣的環境及虛偽的禮教的壓迫，終至陷於悲觀的境地。王氏的短篇小說集有《春雨之夜》，除此以外還有短篇小說如《前穿後補》、《河沿的秋夜》，一篇是寫幾個貧苦的青年，雖能高談闊論，卻免不了嚴冬的饑寒；一篇是寫幾個青年夜間醉酒游月，對這月下的秋夜，竟悲感以至痛哭。又如《青松之下》寫幾個青年男子在秋日的黃昏里，談一個為命運所播弄的女子吳鏡涵怎樣喪了她的情人，陷入於悲傷絕望的境地。王氏的小說，描寫的多半是青年的苦悶，而文字亦頗美麗，為一般青年所愛讀。但近年來他的筆下消沉得多了，他的作品已經失卻了時代性，成為歷史的遺蹟了。 落華生——在文學研究會裡還有個比較重要的會員，便是署名落華生的許地山了。許氏創作小說時，還在燕京大學讀書，他的創作也是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他在燕大求學時，曾一度陷入愛情的苦悶，《無法投遞的郵件》便是這個時期的產品。他的短篇小說集《綴綱勞蛛》包含十二篇小說，如《命命鳥》、《海角的孤星》、《枯楊生花》、《醍醐天女》等，都顯示出了特殊的風光與異鄉的情調。他所寫的事物，多與人生的實況遠離，卻與藝術中的詩非常接近。他的作品裡富於宗教的色彩，愛情的憂鬱，且多幻想的成分。他的平靜的深幽的富有詩意的文字，是當時作家所比不上的。 許氏平生最愛做夢，夢中所見的有趣味的事情，醒來便寫在紙上，《空山霧雨》便是他夢中的產品。他研究印度文學，也有很大的成就。但他自一九二六年回國任燕大教授後，他的興味已轉向社會學與宗教學的方面去，文藝的作品，便不常見了。 廬隱，除了冰心女士以外，在文壇上最為人熟識；且十餘年仍然繼續在文壇上活動的女作家，要推廬隱女士了。她的生活境遇和冰心完全兩樣。冰心如富家的嬌兒，在溫柔的家庭里，與惡濁的社會幾乎完全隔絕；而廬隱則如飽經憂患的旅客，對於現實的人生，有深刻的認識。 許地山像 廬隱先後刊行了幾本創作集。《海濱故人》是她的處女作，在這部集子裡所表現的，多半是她自己與幾個少女的生活。這時候的廬隱，已漸漸由天真的少女時代，感覺到塵世的苦悶。《海濱故人》一篇小說所表現的幾位女子，如露沙（即作者本人）、玲玉、蓮裳、雲青等，很可代表（五四）時代的心靈，沾染了塵世的苦惱，她們後來都由戀愛而結婚，一切美夢完全扎破，把遠大的前途，都付於東流，結果陷於悲觀的境地。《前塵》寫新婚後悲喜交織的情緒，這是作者的自敘，故能真切入微。此外如《一個著作家》、《淪落》、《舊稿》、《月下的回憶》、《彷徨》、《麗石的日記》、《成人的悲哀》，都是很好的作品。她的第二部小說《曼麗》可以代表她喪了丈夫的悲哀時代，充滿了悲哀的調子。 瞿世英在《曼麗》的序里曾說過： 《海濱故人》集子裡，據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處是親切；在這本集子裡，雖則大部分還是自身經驗的描述，但要比較蘊蓄些。《海濱故人》集子裡，很多熱烈的感情，對於人生的感覺是直接的；在這本集子裡，所表現的感情是深摯的，對於人生的感覺似乎比較深切些。《海濱故人》集子裡，很多爆發式的感情；在這本集子裡，比較的經過一番洗鍊工夫。…… 這幾句話可謂很確當的評語。在《曼麗》里處處流露著悲哀的調子，如她在《寄天涯一弧鴻》里說： 我之愚更甚於一切人類。每當風清月白之夜，不知欣賞美景，只知握著一管敗筆，為世之傷心人寫照，竟使洒然之心，滿蓄悲楚！故我無作則已，有所作必皆悽苦哀涼之音，豈偌大世界竟無分寸安樂土資人歡笑？ 《海濱故人》書影 此外《欲情一縷付征鴻》、《寄燕北故人幽弦》、《寂寞》、《月夜孤舟》、《憔悴梨花》、《風欺雪虐》、《雪峰塔下》、《曼麗》、《寄梅窠舊主人》、《醉後》，都一致的把一個女性悲哀的情緒烘託了出來。 《歸雁集》是一篇日記體的長篇小說，可以代表作者的第三時期，他們可以看出她的熱情由死灰中復燃起來，她因著一個個共性的青年的熱情的襲擊，而又捲入愛情的漩渦。以後出版的《雲鷗情書》集，則表現她與她的戀人的戀愛，已達沸點，表現出男女間最純潔偉大的愛。 廬隱的文筆雖稍微刻畫，仍不失為美麗。她所寫的愛多是男女兩性的愛，而感情的熱烈，又為他人所不及。她除了表現自身以外，也有帶社會性的作品，如《房東》、《危機》、《血泊中英雄》、《秦教授的失敗》、《父親》等，都是從她自身以外採取的材料。《父親》一篇，尤為精心結構之作，曾博得無數人的讚譽。然而在她的作品之中，一直到現在能代表她的，還只得《海濱故人》。她最近出版的長篇《象牙戒指》，系追述她的亡友石評梅的生平。她現在仍然繼續著創作，大約她在愛情的生活中，所產生的作品，必須另具一種情調，我們等著看罷。 稍後於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如異軍突起震動了當時的文壇，那便是創造社的幾位急先鋒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等人了。他們捨棄了上列作家微溫的、細膩的、穩健的創作態度，而採用誇大的、英雄的、熱情的、無忌無畏的氣勢，為中國文學拓一新地，他們在創作的方向上，不拘束於道德的觀念，而為坦白的自白，在創作上造一種新風氣，影響較後的中國作家著作的興味，實在極大；同時也解放了讀者的思想，至深且巨。他們的作品，富於沸騰的熱情，激烈的反抗性；因為作者身世的飄忽，對於世界，都有深刻的認識，所以很能感動一般青年的讀者，現在可以把他們分論於下。 廬隱像 郭沫若——郭氏的小說在表現的技術上，沒有多大的成就；文字的組織，布局的次序，也為他憤懣的熱情所摧毀。他的偉大的成就，全在他一貫的反抗的精神，如黑夜中的火炬，使每個青年的讀者都為他那烈火般的熱情所激動，所溶化。他是天才的作家，同時也是實行的革命家。 「五四」以後的青年，飽吸了歐、美各國的新思想，對於現實的社會，常抱十分不滿。文學研究會的作家，雖然也看清了這一點，對封建社會的制度，取攻擊的態度，但態度和緩，不能滿足青年的要求。郭沫若等的作品，恰好補救這個缺陷，供給了這個時期的需求。他與創造社幾個作家，十餘年來在文藝上的努力，是沒有間斷的。 郭氏的小說，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前期的小說，可以《落葉》、《塔》、《橄欖》三部為代表，尤以後者為他的得意之作。後期的小說有《我的幼年》、《反正前後》、《創造十年》等作，除了《反正前後》是敘辛亥革命前後的事外，《我的幼年》及《創造十年》都是作者的自敘傳。 《落葉》寫一個日本少女的戀情，又溫柔，又細膩，並且是用四十一封書信體裁寫的，故能真摯動人。《塔》裡頭有用故事做題材的，如《函谷關》便是一例。寫戀愛的要以《喀爾美蘿姑娘》為最佳。篇中寫他在日本一個糖果鋪里，遇見了一位少女，竟使他忘寢廢餐，神魂顛倒；其中敘寫戀愛的心理，與愛情的魔力，無不精深入微。但他的代表作，仍以《橄欖》為最佳。在這部小說集內，顯示的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他回憶中的牧歌生活的記錄，一面卻是經濟制度下他一家人窮困交迫的呼聲。 至於他的自敘傳《我的幼年》，那樣坦白的、詳細的寫個人的幼年時代，在中國還算是特創，即比之俄國高爾基的《我的兒童時代》等作亦無遜色。《創造十年》是敘他十餘年來在文壇上活動的情形，有許多文學史上的資料，值得讀者注意的。 《我的兒童時代》，現多譯作《童年》。 郁達夫像 郁達夫——郭沫若的作品是以誇大的、英雄的、熱情豪放的態度而寫的。而郁達夫恰與郭氏相反；他是以貧困的、弱小的、苦悶呼痛的態度，有所寫作。他是被目為頹廢派的作家，表現了「五四」以後青年的病態心理，故在青年讀者方面，有很大的影響。《沉淪》可以代表他初期的作品，那時郁氏尚在日本讀書。他在那個青年時期，主要的希求是愛情、名譽、黃金，這也是這時代青年人普遍的思想，然現實社會，卻使這種希求成為泡影，所以引起青年的極大苦悶。這時年輕的郁氏，對於性的煩悶特別厲害。他常晝夜沉湎於東京酒館裡的當壚少女，流連忘返。有時他醒悟過來想改這種習慣，跑到圖書館看幾本有用的書；但他一展開書；那些明眸皓齒的少女，便會在他的腦海里浮現，引誘他，向他媚笑，向他傳情。然而這不是郁氏個人的苦悶，這是每個青年從生理的發展所必然要經過的路徑。 作者在《寒灰集》及《過去集》裡面所表現的，仍然是「自我」的成分居多，抑鬱感傷的風味，仍不減於《沉淪》；但對性的煩悶，似乎減少了許多，這大約是作者的生活已有了變遷的緣故吧？《寒灰集》里如《秋柳》篇寫質夫（即作者自己）與妓女海棠尋求安慰的情形，完全打破了道德的觀念。《春風沉醉的晚上》寫他自己在上海困窮落魄的情形，又用一個隔屋的女工作陪襯，無論誰看了這一篇，沒有不為篇中的主人翁表示悲憫的心情的。在《采石磯》里寫兩個落魄的文人，黃仲則與洪稚存的被壓抑的才能所生的那種清冷孤僻的生活。在《過去集》里如《過去》、《落日》、《離散之前》，都是成熟的藝術品。《過去》篇里寫一個青年，因著一念的錯誤，使他在三年之後感覺到了，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所以生了無限的悲哀與悵惘。《落日》和《離散之前》兩篇，可以當做一篇看，所敘述的事實，是作者和幾個文藝朋友努力的經過，和受社會上種種壓迫的事實。 總之郁氏在近十年的文壇上，很占重要的位置。許多苦悶的青年，崇拜他若恩師。若只就小說而論，他的成就，尚在郭沫若以上。他現在還在繼續創作，我們等候他的更好的作品吧！ 張資平——張氏是以寫戀愛小說而著名，在創造社裡為最多產的一位作家。在他的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及《上帝的兒女們》出版後，使讀者發生了極大的興趣，並且因著意外的成功，使他得了繼續創作的勇氣。他從日本小說里學得了體裁與布局的方法，寫青年人極其愛看而永不發生厭倦的戀愛故事；所用的文字通暢易解，使故事從容發展，使讀者毫不覺其冗長，所以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所寫的戀愛小說，大部分是三角、四角、多角的戀愛，並且故事中的主人翁，都是一個早熟的、肉感的、性行動強烈的女性，而結果多是以悲劇結束的。他將錯綜的戀情，湊巧的遇合，性的挑撥，享樂的追求，都很巧妙地融合在作品裡，恰滿足了青年讀者的欲望，所以抓得了無數青年男女的趣味。 《春風沉醉的晚上》現代版本書影 他的創作的技巧，完全是自然主義的技巧，創作的方法，也與自然主義相同，這是他的長處；文字的流利自然，也是他的特長。但是他的大缺點是「題材是千篇一律，方法是定性公式」，這是批評者的公論，事實也是如此。譬如男女相約去開旅館的事，在他的十六篇戀愛短篇小說中，就有六篇是如此。他所寫的女子，並非因人格高尚，而值得男子佩服的。這些女子多半是用她們桃紅色的雙頰，櫻桃似的嘴唇，雪白的手臂，富有彈性的肌肉，媚人的秋波，挑撥男子的官能，並且多半是女子追逐男子的。還有一種特性，便是他所寫的戀愛，打破了一切地位身份的觀念。如寫有夫之婦的戀愛，可以《不平衡的偶力》里吳玉蘭、《性的等分線》里的明端、《公債委員》里的阿歡為例子；寫師生之愛的，可以《約伯之淚》里的高教授與璉珊、《扣拉沙》里的文如與靜媛為例子；寫嫂叔戀愛的，如《苔莉》里的克歐與苔莉、《最後的幸福》里的松卿與美瑛為例子，此外在《梅嶺之春》里又有叔姪戀愛的故事。像這樣的打破倫理觀念的小說，在中國除了張氏，恐怕再找不出第二個人。姑無論他寫得對不對，他這種大膽的嘗試，在中國尚是創舉。 張氏的小說以長篇居多數，最著名的，如《苔莉最後的幸福》、《公債委員》、《不平衡的偶力》、《飛絮》等。他也覺得重複地寫戀愛小說太膩煩了，所以決定要轉變方向，跳出愛力圈外，把他已往的小說的形式與題材徹底地改換過來。我們更可以看他最近的態度，也已經傾向於革命文學，但不知他在最近的將來，再產生甚麼樣的作品。 除了以上的郭、郁、張三氏之外，創造社還有幾位小說作家，值得我們敘述的： 馮沅君——在民國十三年三四月之間，在《創造周報》上，突現了一位女作家，在很短的時期內，就被大家所注意，這便是馮沅君了。她在淦女士署名之下，發表了《旅行》、《慈母》、《隔絕以後》等篇小說，很引起大家的駭異。因為她的作品，大膽無畏地寫出一般女性不敢寫的女性的毫無隱飾的戀愛心理，她掙脫一切舊禮教的束縛，揭開虛偽的面孔，很坦白地表現女子的戀愛心理，創造了一種特殊的風格，如《旅行》里寫一個女子與他的愛人旅行，晚間同住在一間旅館，雖有特別熱烈的愛情舉動，但沒發生最後的關係，這種大膽的寫法在男作家中也不多見。 馮沅君像 從那時起首，她開始了創作生涯，中間也作些文藝的論文，她將前後小說，收集起來，出了《卷葹》、《春痕》、《劫灰》三個集子，在這三個集子裡，能代表她的創作精神的還是《卷葹》，因為它潛藏著青春的生命的活力，具有不少的時代的意義。她對於文藝創作的態度，只是一種抒情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態度，她主張戀愛絕對的自由，所以在《隔絕》里女主人公正式宣言道：「生命可以犧牲，意志自由不可犧牲，不得自由毋寧死，人們要不知道爭戀愛自由，則所有一切，都不必提了。」又在《旅行》里說：「他們的目的，是要完成名利的使命；我們的目的，卻是要完成愛的使命。」《春痕》是一個女子給一個男子所寫的五十封情書，從這裡面可以看出作者已接近社會，受了相當的刺激，已去前次的勇敢精神，而變成沉鬱的性格，對於戀愛也沒有以前的熱烈了。到《劫灰》的時期，她已經拋棄了兩性戀愛的題材，去描寫故鄉的回憶去了。 至於她創作的技巧方面，沒有什麼特色，所用的體裁，多是隨筆、書信式的敘寫，然而她以嶄新的趣味，勇敢的呈露了女性的戀愛心理，使她獲得了很大的讚揚。 在民國十三年左右，有幾個青年常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文章，而漸漸露頭角的，有劉大傑、蹇先艾、許欽文、馮文炳、王魯彥、黎錦明、胡也頻等。他們多半在大學讀書，那時《晨報副刊》稿件是略有酬資的，所以他們努力創作，也是要撈幾個貼補的錢，維持生活，卻沒有想到竟因此促成他們的成名。以後他們稍負名望，便能在較大的雜誌如《小說月報》上發表文章，現在我們可以擇要論列於下： 劉大傑——劉氏起初在《晨報副刊》上所發表的小說都是零碎的篇章，沒有長篇的巨作。如《讖語》、《微波》、《心靈的懺悔》、《悟了的詩人》等，都是很小巧玲瓏的作品，雖缺乏偉大雄渾之氣，卻到處表現作者愛情上的失意，心靈上的痛苦，所以不自覺地彈出淒楚之調。他那時大約在武昌居住，武昌大學附在《晨報副刊》里的《藝林旬刊》，也常見他的作品，如《別情寄》就在這個刊物上發表的。 他的創作集有《渺茫的西南風》，寫青年的悲哀戀愛的苦痛，至為深刻。較後的有《黃鶴樓頭》、《支那女兒》、《昨日之花》，作風與以前不同了。《渺茫的西南風》里多是作者至我的表現。但在後兩集裡，作者所表現的便涉及社會政治問題了。如《支那女兒》集裡的《姐姐的兒子》寫饑民的苦況，非常深刻。一個村婦為了想多得半升蠶豆，竟不惜借了他姐姐的獨生愛子，去長沙求賑，竟在露天的火車站旁過夜，把這個嬰兒凍死了，這是多麼慘苦的事。又如《妹妹你瞎了》，寫為革命而犧牲新婚美滿的生活，甚而至於犧牲性命。在《昨日之花》里也有幾篇很好的小說，如《新生》寫仲芷離開她的丈夫與孩子，要到社會上做一番轟轟烈烈偉大的事業。她雖然得到了事業上的成功，但她感覺到身世的孤零，反而覺著人若沒有家庭的安樂，任何偉大的事業也填不了心中的空虛。此外如《餓》寫王麻子的日暮途窮的境況，也很深刻動人。 總之作者的生活，可分兩個時期，《渺茫的西南風》及《黃鶴樓頭》是作者沉溺於愛情的苦悶時期的作品，《支那女兒》及《昨日之花》，是作者已從戀愛的苦海掙扎出來，而東渡日本留學時代的作品。他的人生的經驗與觀察比以前豐富，而文字方面也較前老練得多了。 蹇先艾——蹇氏以前在《晨報副刊》上登過一些零碎的小詩，間也寫些戀愛的小說，自他的短篇小說《狂喜之後》，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後，大家才認識他的天才。他的《狂喜之後》寫一個音樂教員與他的女學生發生戀愛的故事，其中情節波折，趣味橫生，實為一篇精美的寫實作品。他的創作集有《朝露》、《春痕》，多敘寫戀愛的生活與青年的苦悶。 蹇先艾像 論到許欽文、馮文炳、王魯彥、黎錦明、胡也頻等，他們的文字與風格，皆有所不同，然都富於諷刺的趣味，與魯迅的作品，頗有相同之處。他們所寫的多半是紳士階級的虛偽，青年男女的淺浮，農村民眾的愚暗，新舊時代接替的糾紛，當時的作家對這些問題，都特別注意。他們的文字多傾向於簡明，易於了解，務以輕描淡畫的方法，表現這一個時期精神。現在把他們分論於下： 許欽文——許欽文也是一個多產的作家，據說他是師法魯迅的，所以他的作品，頗有魯迅的風味。他能用速寫的筆，便捷而自然的畫出那些鄉村人物的輪廓，寫出那些年輕人在戀愛里的糾紛。他的創作品很多，早年的作品，在《晨報副刊》上發表過，已收入《晨報小說》第二集，但都是試作，沒有永存的價值。以後作的長篇有《趙先生的煩惱》、《西湖之月》、《回家》、《鼻涕阿二》等書。《趙先生的煩惱》寫主人翁——趙先生——的愛人與別一個男子親近，而發生的煩惱、苦悶、憂疑，用的是自敘式，所以能親切深入。短篇有《故鄉》、《毛線襪》、《幻象的殘象》、《若有其事》、《仿佛如此》、《蝴蝶》等集，篇中多含諷刺的意味，文筆似平淡卻很老練。雖沒有激越的情感，但在讀者的心上，卻由淡而濃地染上了一層印痕。許氏數年來執教鞭於杭州，前年因陶思瑾（畫家陶元慶之妹）殺死劉夢瑩事件，受牽累不少。 馮文炳——馮氏是以他的文字的風格見長的，用十分單純而合乎所謂「口語」的文字，寫他所見到的農村兒女的事情。他所寫的人物，皆充滿了和愛誠摯，以信愛相交，所以讀者很愛讀他的作品。他的短篇創作有《竹林的故事》、《桃園》、《棗》、《橋》等集，是在署名廢名之下而寫的。 王魯彥——王氏起初的作品，是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以後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也不少。如《柚子》即是登在《小說月報》第十卷第十號上，而很引人注意的。他的作品，很帶抑鬱的氣氛，文字卻很美妙，簡明之中而含精練功夫。篇中所含譏諷悲憫的態度，頗與魯迅有些相同。當時的文學作品，以《阿Q正傳》類似的作品，最能把握著讀者的趣味，魯彥便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下去的。他的創作集有《柚子》、《黃金》。《柚子集》里的《柚子》寫一個犯人被殺，而一般群眾來看熱鬧的情形，使讀者如親臨其地。其他如《秋夜》、《秋雨的訴苦》、《狗》、《燈》、《自立》、《許不至於罷》，都含著譏諷與悲憫的成分。在《童年的悲哀》里，所寫的雖是童年的回憶，但實際上是他對於生活的厭倦發出來的呼聲，裡面充滿了傷感的情調與厭倦的思想。作者近在《現代》二卷一號，寫了一篇《胖子》，據云是譏諷某作家的文字，也可以看出他戲謔的性格。 王魯彥像 黎錦明——黎氏的創作，承魯迅的方法，出之以粗糙的描寫，尖刻的譏諷，誇張的刻畫，但文氣豪放，為他人所不及。他寫戀愛的小說，也含著譏諷的成分，如《四季》寫一個青年隨著四季由煩悶而至於戀愛，而熱烈的戀愛，終於失戀瘋狂。他的小說集有《雹》、《破累集》、《塵影》、《烈火》、《蹈海》、《一個自殺者》及《馬大少爺的奇蹟》等集。黎氏近年來的作品，也頗傾向於革命文學，但富於幽默，而缺少熱力，故不能生很大的影響。 胡也頻——胡氏是以詩人清秀的筆而作小說的，在文字與組織方面均十分完美。其初期的作品，散見於《小說月報》、《晨報副刊》、《現代評論》上，可以《聖徒》、《牧場上》為代表。到後來他的作品轉變了方向，加入左聯作家的團體，超越了同時的許多作家。作品中如《光明在我們前面》等篇中，顯示出作者新的人格和意識，流露出熱誠與愛的心情。作者因思想過激，終於被捕，與李偉森、趙柔石、馮鏗、白莽一同遇害。 以上所舉的幾位作家，多半是在《晨報副刊》及《小說月報》上發表創作而出名。 （二）新文學創作第二期 這一期的創作小說，特別發達。許多資格較老的作家，固然仍舊繼續創作，而新起的作家，更如風起雲湧的盛興起來。有人估計這一期中所創作的小說，不下千部，書肆市場所印行的新小說，真可以說是「汗牛充棟」、「充斥市面」了。但是好的作品並不是沒有，在第二流以下的作品，卻居多數。最大的原因是上海新書店的設立，有驚人的增加率，許多淺薄的作家，只要和書店老闆有些關係，便不愁沒有出版的地方。更因為雜誌的盛興，在大雜誌上登過幾次文章，便可以成名了，無怪乎中國的「作家」（？）是如此的多了。 在這期中出版界還有一種不良的現象，便是多數作家把創作視為一種營業，沒有前一期的作家那樣純潔真誠的態度。所以書店的老闆利用他金錢的勢力，可以左右一世的文風，一般作家遂在這種環境之下墮落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很大的憾事。 這期的小說，在技術方面，沒有顯著的進步；在思想方面，卻表現出迅速的進步。如「革命文學」、「普羅文學」、「大雜文藝」的思想已浸灌入這一期的作品中，成為創作的主要成分。現在我們可擇要論列這一期的作品： 沈雁冰（即茅盾）——沈氏為中國文壇上的老作家，文學研究會重要發起人之一。當民國十年，《小說月報》改編歸文學研究會編輯時，沈氏即任編輯主任。當時中國文藝界，對外國文壇狀況頗多隔閡，沈氏有鑒於此，特在《小說月報》辟《海外文壇消息》一欄，介紹海外作家，影響於中國文壇至大且巨。他在起初崇信自然主義，提倡不遺餘力，唯當時所作多系文藝論文，創作甚少。 民國十四年（1925），沈氏親自參加武漢政府實際的革命工作。後因政局變化，遂辭職。十六年夏赴牯嶺養病，是年秋回上海，獨自閉門專心創作，約用了十個月的時光，寫成了三篇長篇傑作——《幻滅》、《動搖》、《追求》，通稱茅盾三部曲，震驚了一世的文壇。數年來幾乎被人忘記了的沈氏，忽躍為文壇上的巨星，可說全是這三部曲的力量。現在且把他的三部曲分述於左。 《幻滅》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至十月底寫的，其創作的主要思想，是寫現代青年在革命壯潮中所經過的第一時期，即「革命前夕的亢昂興奮，和革命既到面前時的幻滅」。本篇大概的情節是：靜女士是S大學的學生，他的男同學抱素利用同學們對於他倆戀愛的謠言，向她求愛，但他是個虛偽的、戀愛狂的、最善於迎合女子心理的青年，靜聽從了她從外國回來的慧女士的忠告，沒有接受抱素的愛。慧女士是個飽嘗愛情酸苦的人，對於男女極端不信任，後因找不到相當的職業，便在靜的寓所同住了。抱素常藉故來靜的寓所，又戀愛上了慧，他們三人同到電影院去，鬧這很短期的三角戀愛，而抱素竟棄了靜，專向慧進攻，慧終對他不表示好感。抱素又向靜表示好意，用各種手段，竟在靜處過了一夜，把她騙上手了。誰知道她在第二天便發現抱素在前拋棄了他的愛人，並且是個軍閥的暗探，於是她陷入幻滅的悲哀里了。她在病院中遇見了幾位同學史俊、李克、趙赤珠女士、王詩陶女士等，便同他們赴武漢參加實際的革命工作。她遇見她的女友慧，她又鼓舞起來了。在革命的工作中，靜窺見了政治人物的醜態，並對自己的工作不滿，遂又陷入幻滅的悲哀。後又在傷兵醫院當看護，與年輕的強連長戀愛了，他們同赴廬山度蜜月，她在山上精神非常興奮，和強連長過著極強的肉感的生活，但不久強連長赴前敵打戰，而靜便跌入了寂寞的深坑。她屢次追求新的憧憬，結果卻屢次感到幻滅的悲哀。 《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書影 本篇題目是幻滅，描寫的主要點也是幻滅，所給與我們的影象，也只是一個幻滅罷了。 繼續《幻滅》而寫的《動搖》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寫的。所寫是現代青年在革命壯潮中所經過的第二個時期，即「革命鬥爭劇烈時的動搖」。本篇寫劣紳胡國光為了想加入商民協會，與王榮昌店主王泰紀商議，冒該店之名，而爭選商協會長，但因他的名聲狼藉，遭人反對，終未成功。以後又利用店員加薪運動，冒充革命分子，因特派員史俊的提拔而當縣黨部常務委員，與陸慕游勾結，與縣黨部委員兼商民部長方羅蘭爭權。以至弄得全縣大為紛亂，人民陷於恐怖的境地。方羅蘭雖任縣黨部要職，卻是沒有幹才的人，無論對於政治或家事都沒有定見。他的無能，處處可以看出，如店員加薪風潮，他沒有主意去解決，像胡國光的那樣投機分子，他竟讓混入黨部，而不設法制止，因之對於政治工作發生動搖。此外本篇描寫孫舞陽女士的浪漫性情，張小姐、劉小姐的中庸態度，史俊的缺乏見解，李克的剛強果斷，無不活畫出革命時期的政治紊亂的狀況。本篇在思想上，表現出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運動瞬息變化的情況，左右兩派相互傾軋的政潮，使政治人員左右為難，起了極大的恐怖，於是他們對於革命起了動搖，幻滅而消沉。 第三部《追求》寫於一九二八年四月至六月間，寫現代青年在革命壯潮中所經過的第三個時期，即幻滅動搖後，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後之追求。本篇分為八章，主要的人物有三對。第一對即王仲昭和陸俊卿女士。仲昭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半步主義者，不好高騖遠，他因為要得愛人陸女士的歡心，故努力於新聞事業的改革，但他這種計劃終於失敗了，他所追求快到手的愛人，也因遇險傷頰，改變了原來的面目。 第二對是張曼青和朱近如女士。曼青主張努力教育事業以改革混亂的社會問題。同時他理想中的妻子是沉著刻苦、切實做人的女性。他起初找到了章秋柳女士，她是個放浪不羈的女子，不合他的選擇，又找到他的女同事朱近如女士，他倆結了婚，但他發現他的新夫人是個饒舌的、嫉妒的、刻薄的女性。他在事業和戀愛兩方面的追求，都失敗了。 第三對人是史循和章秋柳女士。章女士是個放縱的神經質的女子，要求極強的肉的刺激，只管現在，不管將來。她對於男性採取玩弄的政策，她常進跳舞場，和男性發狂一般的接吻擁抱，以得到肉的快感。她為好奇心所驅使，竟愛上了自殺未死頹廢的史循，想以她的女性的美，把史循從頹廢中拯救出來，但在他們兩度狂歡之後，史循竟因暴病而死，於是她的追求也終歸失敗。 茅盾《蝕》書影 以上《幻滅》、《動搖》、《追求》，通稱為茅盾三部曲，收集在《蝕》裡面，可為他的代表作品。此外尚有小說《虹》，是一部十六萬字左右的長篇小說。書中敘女主人公梅女士，生長於四川，受了「五四」運動新思潮的影響，不滿於父親所訂的婚姻，在新婚後三天，離開了丈夫。她藉故赴重慶找她的戀人韋玉，但沒有找著，後來便寄住友人徐女士家中，在瀘州師範學校充任教員。目睹男女教員的種種把戲，及學界的黑幕，使她對於所謂新人物，發生了戒心。她又在惠師長公館做家庭教師，被惠師長糾纏過，她遂來上海愛上一個冷靜的政治運動家梁剛夫，因他沒有表示，遂陷入苦悶的深淵。隨後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她遂實際參加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 在這部小說里，作者借梅女士，表現「五四」運動以來，一般青年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切傳統的舊思想、舊信條，都被新思潮所打破，新思潮的勢力，澎漲於全國，甚麼個人主義、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都蓬勃盛行起來。青年人在此時期，思想由舊而趨於新，由盲目的而趨於有系統的，由個人的奮鬥而趨於集團的運動，作者把這個時代的青年的思想的蛻變的情形，顯示給我們，在技巧與思想上都得到很大的成功。 此外尚有短篇小說《野薔薇集》，內包含《創造》、《自殺》、《一個女性》、《詩與散文》、《曇》五篇小說，所描寫的多是些感傷、幻滅、悲哀的故事，與三部曲頗有些相似的地方。《路》及《三人行》為以學生生活為背景的中篇小說，亦為他滿意的作品。他的最重要的文藝論文，有《從牯嶺到東京》、《讀倪煥之》（現收集在李何林《中國文藝論戰》內）及《寫在野薔薇的前面》等篇，對於他自己創作的態度，及中國文壇的狀況，都有很深沉的批判。 老舍像 老舍——老舍本姓舒，名慶春，老舍是他的筆名。他從一九二六年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起，才被大家認識了他的天才。他以誇大的詼諧的筆鋒，描寫故都的風物，陳舊的社會，與腐敗的人物，間雜一些戀愛的成分，寫成了這一部諷刺小說，給讀者換了一種新鮮的口味。現在把他的代表作《老張的哲學》討論一下： 《老張的哲學》是一部四十四回的長篇小說，所寫的背景，是在故都的一部，所表現的時代，都是十餘年前故都腐舊社會的追敘。書中以一個又貪鄙又陰狠的塾師老張為描寫的中心，而以兩個富有反抗性的青年——王德、李應充次要角色。其中寫老張的鄙陋的習慣，腐敗的思想，與貪婪的性格，竟剝削天真兒童的財產，很可作冬烘先生的一個模型，使人讀了又可恨又可笑。王德和李應是兩個比較大的學生，看不慣老張這種貪鄙的行為，而起了強烈的反抗，竟被老張革除，飽嘗貧困的苦處。此外如寫老張的高利出借銀錢的刻薄，龍樹古的宗教信仰，李應與龍鳳、王德與李靜的戀愛故事……無不細膩真實，惟妙惟肖。 《老張的哲學》書影 為了寫《老張的哲學》，得到了超過期望的成功，使作者創作的勇氣增加，於是又寫了《二馬》、《趙子曰》兩部長篇，在作風上還保持著諷刺的風味，所描寫的對象，仍不外頑劣古舊的人物，但在《二馬》里，又以倫敦為背景，異國的情調更為本書增色不少。 此外他曾寫《大明湖》及《貓城記》兩部長篇小說，據說《大明湖》的稿子在上海事變的時候，被火燒毀了，《貓城記》是陸續在《現代》雜誌上發表，對於婚姻及教育各種問題，都有深切的譏諷。 總括起來說，老舍的所持的創作的態度，是以誇張的、詼諧的、諷刺的筆鋒，暴露中國腐敗的社會，揭破一般愚蠢陳舊人物的面孔，並向中國舊禮教，舊風俗的壁壘上施以猛烈的攻擊。他對於人物性格的描寫，很逼真動人，而處理如此複雜的情節，使之線索分明，從容不迫地發展，使人讀了不覺得冗長與紊亂，就作風上說，在當時諷刺的小說也不是沒有，然像這樣雄宏的氣魄，冗長的題材，巧妙的詼諧，除了老舍的作品以外，尚找不出第二人。只就他打破當時一般作家的成規，另向新的風格方面創作而論，已經值得我們的佩服了。 巴金——他是新起的一位作家，在前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自從一九二九年在《小說月報》發表了他的長篇創作《滅亡》後，立刻引起文壇上的注目。這部小說是他一九二七年在巴黎痛苦的回憶中，寫出來安慰他寂寞悲哀的心。書中寫一個革命者，去刺孫傳芳的戒嚴司令而滅亡。主人公本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參加革命的動機，據他自己說，是為壓迫的群眾爭自由謀幸福的，實則是以工作抑止他自己的苦悶，以革命來發揮個人的理想，這種動機本來是不正當的。他是一個羅曼締克的革命者，他的死亡，僅只因著一個朋友被殺害，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去報仇，在意識上是不正確的，也不是革命黨人應有的態度。但是作者描寫每個人的個性，都非常逼真，結構方面上半部稍微疏散，入後半部則愈見精密，論者謂為一九二九年中國文壇僅有的收穫，也不為過分。 作者因為寫《滅亡》得到意外的成功，便在一九三○年寫了長篇《死去的太陽》，與短篇《復仇集》。以後他便沉浸在創作生活中，又寫了中篇《霧》、《新生》，以及短篇《生與死》、《光明》等集，共計前後將近百萬字的數量。他自己曾說他的創作生活是很困苦的，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愉快。他的作品裡混合了他的血和淚。他在描寫中所走的路徑，和他在生活中所走的路徑是相同的。他的生活里充滿了種種的矛盾，他的作品也是如此的。愛與憎的衝突，思想和行為的衝突，理智和感情的衝突，這些衝突織成了一個網，掩盡了他的全部的生活，這是他創作生活的自白。 巴金像 在這一期中有幾位女作家，是應該提到的。她們的創作品，無論在思想上、在技術上都顯示了很大的成就，並不下於男子的。從此重男輕女的觀念，可以完全打破，使她們的天才自然發展，而在文藝的園地里，得到相當的地位。現在可以擇幾位很有希望的女作家論列於左： 丁玲——丁玲在文壇上的崛起不過是四五年前的事。在一九二八年《小說月報》上發表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竟震驚了一世的文壇，得到了意外的成功。她在本篇里以大膽的態度，描寫一個新時代病態神經質的青年女子的心理與動作，給與讀者一種新的趣味。本篇的女主人公莎菲常在靈與肉、理智與感情之中掙扎，恰代表了這一期病態神經質的女子。當她愛上了凌吉士的時候，她為他廢寢忘食，她為他神魂顛倒；但當凌吉士向她表示愛的時候，她的自尊心與驕傲又主宰了她的心。這種矛盾的心理，常使她感受到極大的痛苦，終於陷入於灰心、喪志、頹敗、滅亡的路途。《莎菲女士的日記》以後收入《在黑暗中》集裡，可以代表她的第一期的作品。 不但《在黑暗中》表現了這一類女性姿態，就是她的短篇《自殺日記》和《一個女性》集裡所表現的，也是同樣的一種姿態。尤其是在《一個女性》集裡，描寫肉慾的追求、官能的刺激特別濃厚。如《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走後》、《野草》、《少年孟德的失眠》等，無不表現這一種姿態的女性。 丁玲像 她的第二期的創作，可以長篇《韋護》為代表。《韋護》所表現的是革命與戀愛的衝突，是作者轉變了方向，走上了革命的途徑以後所寫的。書中寫男主人公韋護是一個熱血的青年，後來因生活上的顛沛，感情上的失意，遂使他對社會主義發生興趣，他於是跑到蘇俄實地研究他的學說，歸國後從事社會主義運動，在交際場中認識了麗嘉。 麗嘉是一個最近代化的女子，自從見了韋護之後，便兩心相應，陷入極熱烈的戀愛中。他們曾一度實行同居，過著極浪漫的戀愛生活，因之影響到韋護的革命工作。這時的韋護一方為熱烈的戀愛生活所沉溺，一方為神聖的革命工作所督促，情感與理智激戰了許久，使他感受極大的痛苦。後來他終於忍著心腸，毅然離開了麗嘉，而繼續革命的工作。全書的大概情節是如此的。 丁玲在發表《韋護》之後，同年的《小說月報》上又發表了中篇小說《一九三○年春在上海》，也是一部描寫革命事業與戀愛的衝突。本書的男主人公望微是一個吃苦耐勞熱心革命的青年，而他的嬌妻瑪麗卻是一個極端的享樂主義者，她是美麗嬌嬈得如天仙一般的美人，她所求的是肉慾的享受，過度的逸樂，正與望微的思想相反。他們雖曾經一度過著甜蜜的美滿的生活，但終因志趣的不同，由痛苦而失望而決裂。富於理性的望微終於為革命工作犧牲了夫婦的愛情，完成了革命的工作。 作者在表現的技術上，雖然免不了有些不自然的缺點，但是她那大膽的描寫，革命的意識，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除此以外，她在《北斗》（現已停刊）上也寫過好幾篇小說，描寫水災的中篇小說《水》，也是一都可看的作品。 謝冰瑩——謝氏為新進的青年女作家，一九○八年生於湖南新化縣，曾在長沙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及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 武漢政府時期，她曾親自參加革命軍，從事實際的革命工作，將在軍中的生活，以及所見所聞的事實，寫成《從軍日記》一書，為革命文學的傑作，一躍而為知名的女作家。 《從軍日記》起初在武漢政府的《中央日報》每逢星期三發表一次，同時由英語學專家林語堂氏翻譯為英文，登載於《中央日報》的英文副刊里，因此不但引起本國人的驚奇與讚揚，而英、美人士對之，尤有絕好的批評。英文單行本出版時，即題為The Letter of a Chinese Amazon，在中文方面，因白色的恐怖，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始題作《從軍日記》出版。現在英、法、俄、日本等國均有譯本，在外國雜誌並有專文介紹。 《莎菲女士的日記》書影 謝氏除《從軍日記》外，尚有短篇小說集《前路》。內包含《拋棄》、《清算》等五篇小說。《中學生小說》、《偉大的女性》，為她的兩部長篇小說，《麓山集》為她的小品文集。此外尚有短篇小說集《血流》，都是不朽的作品。 謝氏創作的長處，在於她那一貫的熱情和革命的精神，猛烈地向著腐舊的社會作戰。作者的文字亦流利動人，但在結構上不免疏散之處。如在《給S妹的信》一篇里，作者是站在革命的新時代的立場上，批評柔弱墮落的女性，文字非常的痛快淋漓，思想新穎而高尚，但通篇前後不大連貫，缺乏完密的結構；然在中國的女作家中，已經是難能而可貴了。 除了上述的幾位女作家外，還有幾位新起的青年作家，以新的方法，通俗的方言，描寫下層階級的生活，別創出一種特殊的風格，得到很大的成功。他們的創作雖然不多，但已顯露了他們創作的天才，大家對他們都抱著很大的希望。現在我們可以把他們的作品分別討論於下： 穆時英——穆氏是文壇上新起的青年作家，自從他的短篇小說集《南北極》發表以後，立刻引起千萬讀者的注意，表現了他的驚人的天才。他能運用一種日常應用的口語，寫出下流階級的生活，又逼真，又深刻。他所描寫的對象，是落魄的流浪漢，封建制度下被壓迫的末路英雄，使人讀了不能不對書中的主人翁表示同情，而痛恨資本主義的罪惡。如《南北極》里的主人翁小獅子，為了一個女子的負心，使他氣憤地跑到上海在劉公館當差，公館裡的姨太太、小姐都愛他的強壯的身體，結實的筋肉，想勾搭他，但他卻連睬也不睬。他對他驕橫的主人，持痛恨反抗的態度，終之因觸怒他的主人，而被辭退了，但他對於因保鏢而受傷的老彭，卻表示無上的同情。作者所用的文字，極通俗、極自然，很能活畫出每個人的身份口氣來。如《黑旋風》里的汪國勛，《咱們的世界》里的李二爺，《手指》里的阿崐，《生活在海上的人們》里的老馬，他們的性格、身份、口氣都很逼真地表現出來。 謝冰瑩像 穆氏所以成功的原因，在於他脫去一切舊的窠臼，另創出一種特殊的風格，他能運用一枝通俗的筆，寫出大眾所要說、大眾所能了解的話。近來穆氏在《現代》第二卷第一號發表了一篇《上海的狐步舞》，寫上海生活的種種怪現狀，真是活潑生動、曲盡其妙了。穆氏尚在年富力強之時，所作小說在量上說卻不很多，已博得許多讀者的讚揚，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更偉大的作品產生出來，這都是大家所期望於他的。 張天翼——張氏是近幾年來嶄然新露頭角的作家，是青年小說家很有希望的一位。自從他的短篇小說集《從空虛到充實》、《鬼土日記》出版以後，立刻引起了文壇的注意。接著又發表《小彼得集》，作者在文壇上的地位更確定了。 他是一個新的作家，所用的方法，也是新穎特創的。他不像一般時下的作家，只寫些身邊瑣事，或是社會上浮面觀察的敘述。張氏的如炬火似的眼光，視察到社會的核心，即便是幽暗的角落，也要被他洞察無遺。他所描寫的人物，從官僚到農民，以至兵士、工人、流氓等等，都在他的筆下原形畢露，即是最微小的事物，也要被他很逼真地表現出來。 即以他的《從空虛到充實》而論，描寫一個在生活上感到了空虛的青年，怎樣地走向充實去。對於主人公荊野的性格，描寫得異常深刻。作者暗示了轉變以後的荊野徘徊躺在前面的兩條路前的苦悶。他終於站在人道主義的地位上，來充實他的生活的空虛。 作者以後在《文學月報》、《現代》等雜誌上所發表的作品，在技術與思想方面，都顯示了很大的進步。《仇恨》一篇描寫戰區的居民的苦況，及對於兵士的仇恨。後來他們拿住了一個腿上受了傷的兵丁，想要報仇，及至他們看見他致命的傷痕，枯瘦的面孔，骯髒的衣服，他們反倒把一腔憤怒之心，冰消下去，替他可憐起來。作者所用的文字，清新而通俗，所描寫的事物，都深刻入微，無不顯示作者藝術手腕的靈活。《和尚大隊長》一篇，則系描寫漢奸助紂為虐的事，於每個人的身份、口氣都寫得十分精密。 張天翼作品《在城市裡》書影 總之張氏的作品，擺脫了一般作家的成例，另創出一種特殊的風格，在思想上雖沒有達到完善的地步，而在表現的技術上，已有了很大的成功。往下我們再論中國的新興文學作家。 中國的新興文學，雖然還在幼稚時期，但有幾位青年作家，不惜犧牲一切，實地從事革命的事業，從他們艱難困苦的經歷中，記錄下他們與惡環境、惡勢力奮鬥的歷史。在這些作品，充滿了熱情、血淚、憤怒、反抗等等的革命的成分，所以感人最深，影響青年的思想也最大。現在我們可以選擇幾個新興文學的作家，下一番討論的功夫。 蔣光慈——蔣氏為我國提倡新興文學最努力的一人，生平著作甚富。他的小說里的人物，多是在封建制度崩潰的時代，被壓迫、被損害的男男女女。他的作品裡，充滿了熱血、憤怒、哀號、反抗等等的成分，對於現社會的制度，施以猛烈的攻擊。 他的創作小說，在前期可以《短褲黨》為代表。在這部小說里，充分的表現了無產階級與資本家的鬥爭，在技術上，也得到相當的成功。較後的創作，如《少年飄泊者》、《鴨綠江上》、《麗沙的哀怨》、《野祭》、《衝出雲圍的月亮》、《菊芬》、《最後的微笑》、《田野的風》等書，幾乎都是思想激烈、富於革命性的作品。雖然在表現的技巧上，蔣氏的缺憾很多，有時寫得平鋪直敘，結構鬆散，反倒把所寫的人物的本來面目改變了。但在新興文學幼稚的時代，除了蔣氏以外，還找不出第二個人有這樣的努力。我們可以舉一兩部為例子評論一下。 《少年飄泊者》是寫一個家庭被地主剝削，而逃出家鄉的少年，路上經過了千辛萬苦，受盡了社會的欺凌虐待，末後他做了鐵路工人，指導工人罷工，官廳要捉拿他，到了絕望的境地，於是參加了革命運動，獻身於偉大的事業。在這部小說中，作者把地主的貪狠，人情的冷酷，資本家的陰謀，揭露無遺，使人讀了沒有不痛恨現實的社會，而想起來革命的。現在再討論《麗莎的哀怨》吧！ 作者在《麗莎的哀怨》里，寫一個俄羅斯的貴婦麗莎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流浪到海參崴與上海。後來無法維持生活，竟至操了各種下流職業，甚而至於做舞女、操賣淫的生涯。麗莎在貧困卑賤的生活中，時常追懷昔日貴族的富貴生活，鎮日悲嘆咨嗟，終至於墮落到死的境地，令人讀之對於這個貴婦的窮途末路，不禁感嘆不止。作者在命意上很煞費苦心，本想借著麗莎反映蘇俄革命的成功，與俄國資產貴族階級的末路，但因作者用自敘體，把描寫的重力放在麗莎的可憐的命運上，使人讀了，只為麗莎表示可憐同情，而對於革命的意識，反倒模糊不清了。 《麗莎的哀怨》書影 《衝出雲圍的月亮》這一部長篇創作，是描寫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的最普遍的三種不同的傾向，三種青年的模型，而加以批判。在本書里，作者對於人物性格的表現非常深刻，而革命的意識亦很明顯。 可惜這位普羅文學的戰士，在一九三一年已經病故，實在是文壇上的一大損失。但他努力奮鬥的精神，早已深印在許多讀者的腦海中了。 錢杏邨——錢氏是新興文學的批評家，同時也是新興文學的創作家。他是完全的站在第四階級的立場上，批評與創作，為近年來提倡新文學有數的人物。他的作品登載於《拓荒者》、《太陽月刊》、《現代小說》、《海風周報》、《新星》等雜誌上。 《拓荒者》書影 他的創作小說有《義塚》、《一條鞭痕》、《暴風雨的前夜》、《餓人與飢鷹》等書，都是熱情奔放、描寫貧富階級最有力的作品。他所描寫的人物，多是在資本主義壓迫之下的窮人、工人、流浪者。這些人在饑寒交迫之下，目睹資產階級的窮極侈麗的生活，身受苛刻的剝削與壓迫，不由得激起革命的熱情。如在《義塚》、《窮人的苦惱》、《貧民窟日記》，作者是那樣深刻地描寫了第四階級的非人的生活，任誰看了，不能不為他們悲憤填膺的。其他七篇如《石膏像》、《義塚》、《人坑》、《自殺》、《一個青年的手記》、《家書》、《銀湯匙》，幾乎都是描寫無產階級的作品。 洪靈菲——洪氏也是新興文學有力作家之一，他在家鄉曾做過實際革命的工作，後來飄泊於南洋群島，過著很困苦的流亡生活，他的《流亡》便是這個時期的記述。 他的作品，是一貫的站在新的寫實主義的立場上，表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階級的生活與出路，完全以普羅階級的意識，為創作的中心思想。作者因親自經歷過下層階級的困苦生活，所以寫來更能親切動人。如在長篇《轉變》里，他描寫一個青年為經費的壓迫，疾病的侵襲，愛情的悲苦，陷入極深的煩惱中，幾乎沉淪不能自拔。後來他堅決地走上了革命的道途，去創造新的生活。 他的短篇小說集《歸家》，在技術上，雖然沒他的長篇成就的大，但是在意識上，是比所有的長篇作品都健全。在這一個集子裡，他描寫農村的破產，革命與母愛的衝突，流浪人的生涯，在在都顯示了一種新的風格。作者是善於應用新的題材，另闢新的園地，描寫他所特創的人物，毫不模仿前人的成規的。試看在短篇《在木筏上》，作者如何把一群被壓迫、被放逐者流浪的生活，展開在讀者的眼前。他們是怎樣的在南洋木筏中過著沉鬱困苦的生活。作者雖沒有替他呼號叫苦，但用輕淡的筆，寫他們暗無天日的生活，已給讀者一種深刻的影象。我們可以引豎弓的一段話於左： 《洪靈菲選集》書影 「你在講屁話，家中有飯吃，誰個喜歡到這裡來尋死。」豎弓反抗著說，他的眼睛完全變成白色的了。「舊年做了兩回『大水』，今年旱了半年，一切收成都沒有，官廳只知道『落鄉』逼『完糧』，完到民國二十四年，又來逼收懲匪捐，緩繳幾天便會被指定是農匪，拿去『打靶』了！臭虎！看你說嘴！便是你在鄉中，你可抵得住嗎？臭虎你啊！」 這是如何沉痛的話，這成個甚麼世界！然而這種情形，在我們中國確是常見的事，作者不過把下層階級生活的一個片段，顯示給我們看就是了。 楊邨人——在民國十三四年的《晨報副刊》上，便常看見楊氏的作品，不過那都是初期的作品，沒有甚麼過人的地方。及至後來他轉變了方向，在意識上、在技術上顯示了飛突的進步。他的作品散見於《新文藝》等雜誌上，與蔣光慈、錢杏邨等，俱為提倡新興文學最力之人。 他的創作小說，有《失蹤》、《狂瀾》、《戰線上》、《四女兵》等書。長篇《失蹤》，可作一個青年的自敘傳讀。全書雖然以主人公的戀愛為連索，然描寫的最得力處，是在暴露封建社會的黑暗、殘忍、悲慘、虛偽等等的真相，使讀者為之悲憤，為之激昂，為之激起革命的熱情。（參看《中國新文學運動史》） 第五節 新文學運動的變遷和演進 （一）「五卅」以後的文壇 「五卅」以前的中國文學，雖然脫離了舊文學的各種枷鎖鐐銬，努力開闢新文學的園地，但因時間短促的關係，沒有什麼驚人的發展。國內的兩大文學團體，一是文學研究會，富於人道主義的色彩，所產生的多是柔情美意的作品；其一是創造社，富於誇大的頹廢的色彩，所產生的多是感傷主義的作品。這兩大團體除了郭沫若以外，很少有革命的熱情。 「五卅」慘案紀念大會 直到一九二五年上海的「五卅」慘案發生，好像天大的巨浪一般震盪了中國「醉生夢死」的民眾，同時中國的文壇因受了這一次外來的劇烈的刺激，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以前的微溫的柔情的作品，已不適合時代的需要了，這時代所需要的是熱情奔放、充滿了血與淚的革命文學。感受這種革命怒潮最強而最先轉變方向的，當推創造社郭沫若一流人。他們的感覺特別敏銳，他們的感情特別熱烈，他們對於現社會的制度也深為不滿，常下猛烈的攻擊。所以以前胡適等所提倡的「文學革命」，現在一變而為「革命文學」了。次年（1926）《創造月刊》出版，郭氏發表《文學與革命》一篇文章，很引起文壇上的注意，但是正式的文藝論戰，還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以後的事情。 （二）革命文學的論戰 一九二八年革命軍攻陷北京，奉軍退出關外，張作霖被炸而死，政局上另呈一番氣象。從此以後，文化的中心點已由北京移至上海。上海書店的數目突增，出版的雜誌更難計數，許多文學家都取集上海從事著作生涯。當時的文學界，為「革命文學」這個問題，曾起了一場劇烈的論爭。 提倡革命文學最早的當推蔣光慈，他曾在《新青年》上發表過一篇《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隨後也曾提倡過幾次，可是沒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直到一九二六年四月郭沫若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革命與文學》，才引起了大眾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後，革命文學已成為文壇上正式論戰的中心問題。一九二八年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期上發表了一篇《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很引起文壇上的論戰。這一年裡為中國文壇上最熱鬧的時期，參加這次文藝論戰重要的團體及刊物有：創造社所出版的《創造月刊》、《洪水》、《文化批判》，文學研究會所出版的《小說月報》、《文學周報》，語絲派所出版的《語絲》及《北新半月刊》，新月派所主辦的《新月月刊》，春野書店所發行的《太陽月刊》，泰東書局所發行的《樂群月刊》，以及《流沙》、《秋野》、《生路月刊》、《現代文化》、《無軌列車》、《戈壁》、《我們》、《文化戰線》……對於革命文學的問題，都有文字發表。這些團體大別之可分革命文學及非革命文學兩大派，但是他們的意見紛歧，莫衷一是，即同派的人，步驟也不能一致。其中以創造社、太陽月刊社的一般人對於魯迅為中心的語絲派立於針鋒相對的地位，差不多以攻擊魯迅為討論革命文學的中心。創造社謂魯迅為「有閒階級」，錢杏邨作了一篇《死去了的阿Q時代》，批評魯迅為落伍的人物；但魯迅一派人也沉著應戰，表示他們對於革命文學並非反對，不過所取的態度不同罷了。《小說月報》一派人對於創造社的革命文學只稍露不滿而已，而新月派與現代文化派則公然表示反對的態度。這樣的文藝論戰繼續了二年之久，直到一九三○年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方才停止。 李何林著《中國文藝論戰》書影 一九二九年文藝的論戰已漸漸平靜下去，而普羅列塔利亞（Proletaire，即無產階級）的文學，盛倡一時。這一年所創刊的雜誌如《新流》、《新文藝》、《現代小說》、《大眾文藝》等都是高談普羅文學的。田漢所辦的《南國月刊》與《南國周刊》，亦於同年創刊，為戲劇雜誌最有力的一種，它雖然沒有明白揭起普羅文學的旗幟來，但思想激進，遭當局的猜忌，在次年與《大眾文藝》、《現代小說》、《拓荒者》，一同被禁止而停刊。 這時候新寫實主義的作家（即普羅文學家）有蔣光慈、洪靈菲、楊邨人、錢杏邨、戴平萬、沈端先、葉靈鳳等都在努力創作新寫實主義的作品，其中以蔣光慈為最努力的一人，他的《短褲黨》（現已禁印）、《少年飄泊者》、《麗莎的哀怨》、《衝出雲圍的月亮》等書，雖然在表現的技術上不無缺陷之處，但是他那沸騰的熱情，反抗的精神，無不流露於字裡行間。此外這些作家都是以熱血、憤怒、反抗等等的革命成分，浸灌於他們的作品中，而錢杏邨不但在創作上有幾部重要的作品，並且為近年來新寫實主義的批評家。 這一年出版的小說雖多，但是轟動當時文壇的傑作，當首推《小說月報》上登載的巴金的《滅亡》，這部長篇小說是作者在巴黎寫的，需時約二年之久，雖然在結構上面有疏散的地方，但仍不失為文壇上的新收穫。 這時候文壇上有幾種特殊的作品值得提起的，一種是章衣萍所寫的《枕上隨筆》、《窗下隨筆》、《倚枕日記》一類的作品。所寫的雖然是些趣聞逸事，卻是逸趣橫生，很受一般讀者的歡迎。一種是署名秋郎的梁實秋出了一部俏皮的《罵人的藝術》，也是一種奇特的書。後來梁氏在《新月月刊》上常作些批評的文章，對於新寫實主義表示不滿的態度。 （三）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 左聯同仁合影 一九三○年中所值得記述的事，是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在過去的二年之中，一般作家把精神都耗費於論戰上面了，對新的創作卻是沒有甚麼貢獻。他們不但是和反對派作戰，便是同是寫實主義的作家也是意見紛歧，不能統一。他們中有人覺悟了，以為如若不及早擴大戰線聯絡起來，組織一個健全的團體，向著建設的路途上走，中國新寫實主義的文學是沒有發達的希望的。於是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提議先成立一個左翼作家聯盟籌備會，籌備會遂在二月十六日開第一次會議。過了兩星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三月二日便正式成立了。參加者有五十餘人，出席者四十餘人，加入聯盟的人如魯迅、郁達夫、田漢、錢杏邨、沈端先、馮乃超、蔣光慈、彭康、丁玲等人，都是文壇上重要的角色。當日開會重要的議案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文藝大眾化研究會」等會的成立，關於左聯文藝的方針、辦機關雜誌及參加革命運動的各種團體等等的提案都細加討論，一一修正通過。 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後，即開始積極工作。如各種研究會均相繼成立，機關雜誌《世界文化》不久即出版。並向各方聯絡，擴大戰線，在各地設立分部，以便一致進行。他們因為以前提倡革命文學者，都是空談革命，並沒和實際革命工作發生關係，所以這一次一方注意理論，一方更得兼顧實行，這算是革命文學的一種新發展的好現象。 左翼作家所辦的雜誌如《萌芽》、《拓荒者》、《現代小說》、《大眾文藝》、《世界文化》、《北斗》、《文學月報》、《新文藝講座》等等，都是提倡革命文學最力的刊物。左翼作家中最努力的人如蔣光慈、錢杏邨、龔冰盧、洪靈菲、胡也頻、丁玲……都是革命文學最努力的作家。對於外國普羅文學的介紹，也有很好的成績，如郭沫若翻譯辛克萊的《屠場》、《石炭王》，蔣光慈翻譯里別金斯基的《一周間》、羅曼諾夫的《愛的分野》，魯迅翻譯法兌也夫的《潰滅》、盧那卡耐斯基的《文藝與批評》、《藝術論》，楊騷譯的綏拉菲莫維支的《鐵流》……都是新興文學最著名的作品。 別今斯基，今通譯別林斯基。 法兌也夫，今通譯法捷耶夫。 盧那卡耐斯基，今通譯盧那察爾斯基。 《北斗》書影 此外於革命文學有關係的社會科學，也應著時代的需要大批地介紹進來。如馬克思的《資本論》、《經濟學批判》，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馬先爾的《經濟學原理》一類的書，銷售得很快，也可見一般人對於新興社會科舉的興味，是如何的濃厚了。 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後，很受當局的限制。李偉森、胡也頻、柔石、白莽、馮鏗五人之被害，創造社之被封，丁玲之被捕，《大眾文藝》、《南國月刊》、《北斗》、《拓荒者》、《現代小說》等刊物之被迫停刊，都是革命文學運動中所遭受的打擊。 我們在上面已經把革命文學興起的經過說了一番，但是怎樣才是革命文學呢？在這裡可舉例說明如下。郭沫若在《革命與文學》里說： 文學是永遠革命的，真正的文學只有革命的一種。所以真正的文學，永遠是革命的前驅，而革命的時候，總會有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出現。 在同文里他又說： 凡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而且同時是反對浪漫主義的便是革命文學。革命文學倒不是一定要描寫革命、讚揚革命，或僅僅在字面上用些炸彈、手槍、乾乾乾等花樣。無產階級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學家點醒出來，無產階級的苦悶，要望革命文學家描寫出來，要這樣才是我們現在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學。 又李初梨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里說： 革命文學，不是誰的主張，更不是誰的獨斷，由歷史的內在的發展聯絡，它應當而且必然地是無產階級文學。……它（指革命文學）乃是在宣傳組織它的主體的階級鬥爭的意識——自然對現階級而言——而它的立足點全然同從來的文學反對，以新世界觀，無產的世界觀，戰鬥的唯物論為背景，新美學的法則，表現無產階級的現實生活、意識、心理和感情。如此說來，革命文學換句話說就是無產階級文學或普羅文學，就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而寫的文學。 至於革命文學的內容是怎樣的呢？美國辛克萊（Upton Sinclair）曾指摘現代文學上的六種虛偽：（一）藝術至上主義（藝術至上主義所存在處，文藝與社會都頹廢著）；（二）貴族主義（文藝在本質上是大眾的）；（三）傳統主義（藝術不是歷史的徒弟）；（四）趣味主義（Dilettantism）的邪惡（現實迴避就是退化的明證）；（五）文藝的非道德性（一切藝術都有道德性）；（六）不認文藝為社會的、道德的、經濟的、宣傳的虛偽（一切藝術都是宣傳）。辛氏所認為革命的文學，便是與這六種完全相反的文學，他的這幾點已經被許多人駁倒，現在只可作一種理論的參考了。 關於革命文學的解釋，各派意見紛歧，至今不曾得到相當的解決，如革命文學是否即為無產階級的文學，革命文學的目的是否只為了宣傳作用，還是一個爭辯的問題。現在我們可試立一個界說： 革命文學是循歷史進化的原則，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遷，而產生的一種新的文學，以無產階級的思想與意識形態為它的內容，以無產階級的大眾生活為描寫的對象，而能領導無產群眾向著最後的方向進行的文學。 左翼作家聯盟正式成立以後，國內重要的作家多紛紛加入，聲勢大振，但反對派的氣勢也不弱。這派的主力軍當推民族主義的作家、文學家。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在一九三○年六月發動後，最先呈於我們眼前的，是這個運動的宣言。在這宣言中首先說明了中國文壇當前的危機；一方面「在這新文藝時代下，竟還有人在保持殘餘的封建思想」，另一方面，「那自命左翼的所謂無產階級的文藝運動又是那樣的囂張，把藝術拘囚在階級上」。它又說：「我們很明了藝術作品在原始狀態里不是從個人的意識里產生，而是從民族的立場所形成的生活意識里產生的。在藝術作品所顯示的不僅是那藝術家的才能、技術、風格和形式；同時在藝術作品內顯示的也正是那藝術家所屬的民族的產物。」「文藝的最高的使命，是發揮它所屬的民族精神和意識。換句話說，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 左聯五烈士像 我們看了上面的這幾段宣言，便可明了民族主義文學的宗旨和理論的一斑了。他們對於左翼作家的敵視，真如針鋒相對，詆毀不遺餘力。自從這個宣言發表後，民族主義文藝的運動也曾活動過一時，但沒有引起人們很大的注意。它的第一種刊物便是《前鋒周報》，同年雙十節又出《前鋒月刊》。他們的中堅分子有范爭波、朱應鵬、陳抱一、傅彥長、李贊華、張季平、施蟄存、吳頌皋、陳之佛、柯蓬洲、邵洵美、李猛、應成一、王道源、汪倜然、胡仲持、葉秋原等人。 《前鋒月刊》的一頁 此外如南京的《文藝月刊》、《開展月刊》、《長風》，雖不是民族主義文學派的主要刊物，但它們是表示贊助民族主義文學運動的，也登過一些民族主義文藝的文字。還有上海《申報》的副刊《藝術界》，對於民族主義文藝也曾鼓吹過一時，但不久便衰落下去，而民族主義文學也呈現了衰頹的傾向。 從一九二八年起至一九三一年止，可稱為上海的狂飆時期，新書局的增加，出版物的繁盛，為從來所未有，據《中國新書月報》的調查，一九三○年上海比較重要的書局有一百一十家，尤以文藝與社會科學的書局最多。此外如教科書的編輯，活葉講義的選印，無處不表現書業競爭的激烈，各種雜誌的印行，幾乎觸目皆是。當時的重要文學雜誌有《大眾文藝》、《拓荒者》、《現代小說》、《萌芽》、《小說月報》、《新月月刊》、《文藝月刊》等。 此外如東亞病夫開真善美書店、辦《真善美月刊》，張友松等開春潮書店、辦《春潮》，張資平等開樂群書店、辦《樂群》，戴望舒等開水沫書店、辦《新文藝》，孫伏園等辦《貢獻》，沈從文等辦《紅黑》，趙景深等辦《現代文學》，顧鳳城等辦《讀書月刊》，林微音、芳信等辦《綠》，田漢等辦《南國月刊》與《南國周刊》，蔣光慈等辦《新流》，王禮錫等辦《讀書雜誌》，丁玲等辦《北斗》，袁殊等辦《文藝新聞》（以上皆上海出版），周作人辦《駱駝草》，熊佛西等辦《戲劇與文藝》（以上二種北平出版）……幾至不可勝數，亦可見出版物盛行之一斑了。 左：戴望舒像右：沈從文像 一九三一年的文壇上是比較的消沉與寂寞，這一年創刊的文學雜誌值得注意的有丁玲等主辦的《北斗月刊》，為提倡大眾文藝最力的刊物，袁殊、陳望道所辦的《文藝新聞》，為報告文壇消息、批判文藝創作的周刊，為左翼作家有力的一種刊物。姚蓬子、葉紹鈞等所主辦的《文藝生活》（月刊），內容亦頗充實。至於趙景深等所主編的《青年界》，王禮錫所主編的《讀書雜誌》，楊哲明所主編的《世界雜誌》，汪馥泉主編的《新學生》，等雖非純文藝的刊物，卻頗能供給青年讀者的需求，所以銷路都很好。 這一年左右所出版的創作，可注意的有張天翼的短篇小說集《從空虛到充實》及《小彼得》，丁玲的長篇小說《韋護》，穆時英的短篇小說集《南北極》，蔣光慈的中篇《衝出雲圍的月亮》，在技術上、在意識上都是文壇上稀有的收穫。 「九一八」事件的發生，如掀天的大浪震盪了國人平靜的心海，反帝運動的熱烈，為從來所未有。文藝是時代的反映，在這樣民族運動的怒潮中，自然而然地也表現了一種興奮與激越的情調，每個作家的作品中，似乎都滲入一些熱血與憤怒的成分。 一九三二年是所謂「國難當頭」的時期，「一二八」上海的戰事發生，中國文化機關的精華東方圖書館及商務印書館總廠首先毀於日本炮火之下，《小說月報》、《真善美》等雜誌亦從此「壽終」，實在是我國文化事業的浩劫。 「九一八」事變，日軍侵占瀋陽 在這困難嚴重的時期，所謂「創作民族的新生命」的民族主義文學，卻沒有新的收穫，只有一部《大上海的毀滅》，是一部報告式的關於滬戰的描寫，還比較的可看，但其中沒有反帝的情緒，只是表現個人的英雄主義而已，其他的作品更不值得提了。 這時候還有所謂「報告文學」在文壇上出現一時。但還沒有成形便流產了。《北斗》二卷一期載有沈端先譯的一篇《報告文學論》。《文藝新聞》第五十八期也登過一篇《如何寫報告文學》，都是有分量的理論的文字。在這作品上只有上海南強書局出版的《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此外便沒有甚麼值得記述的了。 這一年中新出的雜誌有《武漢文藝》、《北國月刊》，柳亞子主編的《文藝雜誌》，張資平主編的《絜茜半月刊》，沈從文所主編的《小說月刊》，都沒有甚麼特色。《絜茜半月刊》雖然提倡平民文藝，歡迎以工農勞苦群眾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但實際上並沒有充實的內容。還有曾仲鳴主編的《南華文藝》，是站在民族主義與中間派文學之間的一派別，提倡民主的文藝，但出了十幾期，因為得罪了回教徒便被停刊了。 這一年的普羅文學表面上因了統治者的壓迫，似乎停頓了，而實際上它在暗中的活躍，從來沒有間斷。其原因第一是因為外來的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民族自然會醒悟過來，加緊反日的宣傳，而這宣傳最有力的工具，便是普羅文學。其次是因統治者的壓迫而引起的反應作用，壓迫愈大，它的團結愈加堅固，它的意識愈加明確。所以在《文藝新聞》、《北斗》被迫停刊之後，北方又出現了許多普羅文藝刊物，如《北方文藝》，《信號》復活的《開拓半月刊》、《開拓新聞》、《尖銳》、《尖銳新聞》、《新興文學》及《戲劇新聞》等。南方也出現了《榴花特刊》、《文藝新地》、《文學月報》、《藝術導報》等，雖然因為各種原因，有中途夭折的，但這不能算是崩潰。所以從這些前仆後繼的姿態上看來，普羅文學仍在潛伏地活躍前進，並且它的潛勢力已經伸入社會科學與政治評論的刊物中，如《流火月刊》、《文化雜誌》、《文化月報》等便是很好的例子。 此外還有兩種新派別出現於文壇，一是「第三種人文學」，一是「茶話派文學」。前者的代表是施蟄存主編的《現代》，後者的代表是《文藝茶話》與林語堂主編的《論語》。 林語堂主編《論語》雜誌書影 第三種人文學起原於胡秋原之自由人的文化運動，而這個名稱卻是由蘇汶創始的。它的意義可引易嘉（瞿秋白）的話來解釋： 既然不願意「變為煽動家之類」，又不好意思做資產階級的走狗。聽著一些批評家，談新興文學理論，實在覺得討厭。想著我是多麼不自由呢？寫一些東西就有人來指摘，這是資產階級的意識，那是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或者還要加上法西斯蒂的頭銜……唉！我的命運太苦了……於是作者就擱筆了。（《現代》一卷第六期） 他們這一集團的機關雜誌便是《現代》，是一種比較注重形式與技巧的純文藝刊物。他們雖也不滿意現下的社會，但在意識上很難擺脫小布爾喬亞之意識形態的。 至於茶話派文學，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作家在茶餘飯後之餘靜極思動所寫出來的東西。他們的戒條是不反革命，不破口罵人，但在「謔而不虐」的挖苦人；不主張公道，只談老實的私見，等等。他們的態度是幽默、諷刺。這派的言論機關可以《論語半月刊》及《文藝茶話》為代表，上海《時事報》的《彌灑周刊》也是屬於這一派的刊物。 此外還有所謂小資產階級的文學，是以茅盾及巴金為中心的。他們可說較中間派為前進，意識上較中間派文學為正確，對於普羅文學也表示同情，卻還沒有普羅化。他們的作品能抓住大部分讀者的心理，所以很受一般人的歡迎。 這一年來還有幾件重要的事，也應該在這裡述一下的： （a）中國著作者協會成立——該會於一月十七日在上海成立。它的目的與任務是爭取自由，反抗壓迫，保障生活，以集團的力量，促進文化事業的發展。 （b）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這是魯迅、茅盾等因「一二八」上海事變，告世界各國的宣言書（約在二月中）。內容系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簽名者有作家四十三人。 （c）中國著作家抗日會成立——該會於二月八日在上海成立，參加者有戈公振、王禮錫、胡秋原、樊仲雲、鄭伯奇、丁玲、汪馥泉等人。 （d）歌德百年紀念——三月二十二日為德國大文豪歌德百年忌辰，中國各報章雜誌，多刊行紀念專號，最早有北平《晨報學園》刊行歌德紀念專刊，天津《庸報》星期增刊及《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德華日報》與德國研究會刊行歌德紀念刊，後有《現代》及其他刊物登載紀念文字。 「一二八」事變後，進餐的女兵 （e）著作人出版人聯合會成立——該會於七月間在北平成立，發起人有胡適、洪雪帆、周作人、謝冰心、章錫琛、史左才等。宗旨為聯絡感情及取締華北翻版書籍。 （f）中國詩歌會成立——該會於十一月間在上海成立，發起的人有健尼、風斯、穆木天、森堡、林穆光、車曾訓、黃浦芳、楊騷等，目的是研究詩歌理論，製作詩歌作品，介紹和努力於詩歌大眾化，並決定印詩歌雜誌，振興中國的詩壇。 時代的大輪不住地向前推動著，一九三三年又開始了它的工作，但是文壇上還沒有甚麼新的發展。在現今國難日亟、民生疲敝的時期，大家多把注意力轉到外交政治方面去了。尤其是素稱華北文化中心的北平，因受時局的影響，大家都忙於禦侮救國的工作，各種文化學術的工作幾至停頓，文學當然也不能例外。 雜誌方面，左翼作家的機關雜誌《文學月報》早已停刊了。這對於讀者是一件很失望的事情。新出的雜誌據個人所見到的，有北平文學雜誌社出版的《文學雜誌》，登載各種派別文章，沒有一定的主張。還有《北國月刊》、《新大眾》、《文藝月報》，都是北平新創刊的，《文學雜誌》撰稿者多是新進的作家。上海中國文化協會新出版的《創化季刊》，雖然非純文藝刊物，但頗偏重文藝。暨南大學新出版的《南風》，系一種純文藝雜誌，內容尚頗有可觀。杭州所出版的《藝風雜誌》，頗注重藝術及散文，亦別具一種風格。 《文學雜誌》書影 最近以前在《小說月報》常發表文章的作家傅東華等又辦《文學雜誌》，內容分翻譯、創作、批評、介紹等項，由鄭振鐸、傅東華、茅盾、葉紹鈞、陳望道、郁達夫、洪深、胡愈之、徐調孚九人為編輯委員。創刊號以一「五四」文學運動的歷史的意義為題，已於七月一日出版，內容與《小說月報》不大相同，但很受讀者的歡迎。 文學論戰的聲浪仍然沒有停息，所謂「第三種人」的問題的論爭，還沒有得到結論。《讀書雜誌》三卷二期有胡秋原的《一年來文藝論爭書後》，余慕陶的《一九三二年文藝論戰之總評》，《現代》二卷四期有楊村人的《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文學雜誌》創刊號上有《揭破楊村人的革命文學之旗》等文章，所爭論的還是去年的舊賬，而在創造方面卻不見得如此起勁。一九三六年四月，《作家月刊》出版，以魯迅為主導，孟十還編，茅盾、巴金、靳以、蕭紅、胡風等撰稿，提倡「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比較前進的《文藝刊物》。（惜於本年十二月即禁止停刊。） 第六節 現代新文學運動的動向 （一）最新的文藝論戰的意義 這次論戰的最大意義，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一點上罷。文壇上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現在似乎還沒有完全克服掉，但在論戰的發展的過程中，很明白的，已逐漸克服了。許多人的錯誤被批判了，許多人自己糾正了，我們得到的益處實在已很大。所以那些將這次理論上的論爭，看成為「內戰」，看成為「破壞統一戰線」，我想是不正確的觀點。自然，我們應當指出，一意堅持著自己的錯誤的意見，當然不是好的態度；但是，跟著論戰的發展，尤其跟著文學界以外的抗義運動的開展，論爭的基本點也更加明白起來，更加原則化了，這總是可喜的。 在這次論戰的開始和在論戰以前，在文壇的一角確曾存在著兩派，即周揚先生與胡風先生的對立。但因有兩個口號的論爭以後，形勢變了，一邊仍是以周揚先生為中心的原來的一些人，而胡風先生等卻忽然中途不見了。當周揚先生等人大鳴勝鼓的當兒，卻有魯迅先生、茅盾先生，以及後來的呂克玉先生出來，給周揚先生等人以重大的批判，把他們的理論完全推翻了，同時也批判了和糾正了胡風、聶紺弩諸人的態度。形勢就一變而成為新的兩種對照：周揚等是主張用「國防文學」口號為聯合戰線的口號，反對「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口號，魯、茅等卻是主張抗×聯合戰線應用抗×的政治的口號，而不應以「國防文學」的口號去限制它的擴大，但並不反對「國防文學」為自由提倡的口號，因此，「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口號也可用，因為和「國防文學」並不對立的。這裡顯然是理論上的兩派，而不是口號與口號的兩派了。我們也就很清楚，魯先生和茅先生等的意見是正確的，他們提的辦法是正當的，適合於現在實際情形的；同時，論爭愈發展下來，周揚先生等的意見的錯誤和宗派主義與關門主義也完全暴露了，終於因為理論上站不住而改變態度了。這就是這次論爭經過的大概情形。所以，這次的論爭的意義絕不在爭口號，而是在克服文壇上的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因為幾篇最正確的論文的中心問題都在這一點上。譬如茅盾先生《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一文（《文學界》第三期），是自己站在正確立場上，毫不偏倚地為糾正兩派人——一派是周揚等，一派是胡風、聶紺弩等——的宗派主義而作的；又他的《再說幾句》一文是為清算周揚的繼續堅持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而作的。魯迅先生《關於抗×統一戰線問題》的長文（《作家》八月號），也是站在正確立場上，非常明確的深刻的指摘了和解剖了徐懋庸先生和周揚先生等的宗派主義的理論與氣質，不但對我們指示了正確的觀點與辦法，即於富有一個宗派氣質的青年的徐懋庸先生的批判，也有著對於我們非常寶貴的教育和辛辣的教訓的意義，——看那文意，這辛辣的批判是全為了使運動的開展的，這就和理論問題一同涉及了。在那長文中，並沒有一點爭口號的態度。又如後來的呂克玉先生的《對於文學運動問題的意見》的長文（《作家》九月號），更是專對周揚先生的關門主義與機械論的批判，並且更明顯地提出了正確的辦法，而對於口號問題差不多沒有說到。因此，如果以為這次論爭是在爭口號，那就表明還沒有了解到正確的觀點，將論爭的真義抹殺了。 《文學界》書影 在現在克服宗派主義，實有很大的必要。例如這次論爭延長很久，經歷著很多的糾紛，也無非證明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在文壇上非常根深蒂固，有著歷史性；我們若從新文學運動歷史上去看，則如創造社、太陽社、後來的左聯，各個時期都有各色各樣的宗派主義的濃厚的表現。並且它有著藝術理論上的根源，即機械論，以及還有著客觀的原因。……這個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的歷史性和客觀原因，就證明著我們克服的困難，但同時更證明我們克服的必要了。 克服的困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現在的聯合戰線的運動的確是從來未有過的「開門」，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因此，當魯先生和茅先生等提出開門的辦法的時候，我們時常聽到有人這樣說：「開門也不能開到這麼地步罷。」但這愈加證明在現在說明和克服關門主義的錯誤的必要了。我希望這次論爭能有更好的開展與結果。 （二）新文學發展的新趨向 現在中國新的文學，由於社會環境的急轉直下的變遷，也由於新文學運動的本身的發展，毫無問題地將要跨到一個很可慶賀的新的階段去。這種發展的趨向的本質，魯迅先生已經指出過一方面，他說：「這種文學和運動，一直發展著；到現在更具體地、更實際鬥爭地發展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種文學，現在已經存在著，並且即將在這基礎之上，再受著實際鬥爭生活的培養，開起爛漫的花來罷。」這就是說，新的文學發展到現在，將以那用民族革命戰爭為內容的文學為主潮，我們的文學將從全民族的生存鬥爭的熱流里得到充實和豐富，這是無疑的。然而這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我們新文學的地盤和勢力有著大大地擴張的趨勢和可能。由於新文學歷年運動的影響的逐漸擴大，已有了一個即成的基礎，在這基礎之上，新文學內容的新的充實與豐富必定增加了讀者的數量與信仰。但最主要的，是這種以民族革命戰爭為內容的，和全國人民的熱流相交流的文學，必然不翼而飛地擴大它的影響；同時，由於全國人民抗×統一戰線這運動對於文學者之間關係的影響，有獲得更多的作家到新文學的陣地，並同樣帶來更多的讀者群眾的可能。總之，現在的情勢，是新文學運動可以更廣泛的發展，新文學的勢力能夠大大地擴張的機會。在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很明顯的，就是愛國運動；但是，新文學將因為它投入愛國運動、民族解放鬥爭，而更擴大。新文學應該自動地、自覺地去擴大自己的勢力，為著民族的使命，為著新文學自己的使命。 「創作自由」在現在是適當的，也是迫切的要求。第一，現在沒有愛國的文學的創作和發表的自由，我們要爭得這自由；第二，為著新文學的發展，要去掉一向的那種不正確的公式主義的批評對於作家們的束縛；第三，如果我們有了創作的自由，能夠做到自由競爭，則新文學不但能獲得多數的讀者，並且也一定有別派的作者投入新文學中來。同時，要動員各派作者來從事國防的新文學運動，也只有在「自由創作」的原則之下，才能以鼓勵與提倡的方法使他們自動的來。 魯迅與宋慶齡、蔡元培等合影 （三）國防文學運動的三原則 倘若我們將新文學運動有大大擴張的可能，以及我們應當求得這可能的實現這問題放在我們的腦子裡，那麼茅盾先生和魯迅先生的意見，就是對我們很好的指示。我想很可以將他們兩位的意見，作成為如下的我們運動的有機的「三原則」： （1）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與階級的文學者，大家無條件地在國防問題上聯合起來！將國防的力量統一起來！ （2）為著愛國的文學的發展，為著發揮文學對於民族解放應盡的職務，並且也為著各個文學者的自動的、興趣潑潑的工作和多方面的活潑的發展，我們要求我們能夠有創作的自由，發表的自由；我們也贊成各個作家自由寫作，不受任何主義的束縛。作為一個現在中國人的作家，應當有為國家盡力的自由，也應當得到能夠享有自由的信任。 （3）我們儘量地努力地提倡「民族的大眾文學」或「國防文學」，甚至提倡「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我們要到處儘可能地提倡這種文學，鼓勵大家來寫。我們也要把一般愛國的文學運動儘量地擴大。 這是非常明白的，如果照著這樣做去，不但愛國的聯合戰線能愉快地結成，並且新文學運動也一定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