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史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小說與社會 「何種小說應該適應人類社會發展上的各個時期呢？」這是研究小說與社會的根本問題。 史的唯物論之發現，可說已經產生可以建設文藝社會學的理論基礎，因為無論何時何地，某種社會形態和一定經濟組織必然地規律地一致，藝術及廣義的意識形態的上層構造之一定典型和形式，亦必然而規律地適應那「社會形態」。然而這是一般命題，何種下層構造如何反映於小說，我們還不容易十分具體地明了，這正期待著大的學者以其嚴正方法與浩博知識，研究中國自史前社會原始石器時代到帝國主義侵入後的工業資本主義今日的人類發展之各階段的小說，給予小說與社會的真正光華的體系。 首先應指示小說如何產生。 其次應指示社會進化之種種階段。 第三應闡明在社會發達之各階段上，小說生產之形式及小說家創作地位，如何依支配的經濟組織而變化。 此外更應通過整個歷史，研究表現出來的小說過程之規律的特質。 不過討論怎樣研究小說與社會，有幾點是應當特別注意的。 有些學者主張社會不是直接影響小說，而有時小說反轉來影響社會。 據Leonard Siomondi說：「法國在菲利普第五治下，騎士小說……改變了全國風氣，指示了全體貴族應該怎樣去立身處世。」這是表明文學影響的風氣。但是文學本身又是從何而來呢？騎士小說又是根據何種原因而發生的呢？不待言，騎士小說發生由於騎士風氣之存在。這是說明相互影響之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封建社會的文學影響本社會的風氣，而那風氣又影響該社會之文學。」（朴烈汗諾夫《二十年間》） 菲利普第五，今通譯腓力五世，法國卡佩王朝第14任國王。 林烈汗諾夫，今通譯普列漢諾夫。 馬克思主義求社會環境之根據於生產力的分析中，這是和啟蒙派不同之點。相互影響，不是如左圖之對立的化學上「可逆反應的形式而是如下圖有主從之別的相互影響」： 左圖 右圖 思想上的改變絕非自動地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而發生的，當生產力發展使這一種經濟組織變為另一種經濟組織時，社會必在思想上準備這種轉變（volfson辯證法的唯物論「人類的進行，從A點到B點，從B點到C點……以至於S點，從來不是僅僅在經濟上進行的。要從A到B，或是從B到C，都必須經過上層建築，並使上層建築發生相當變化」。）（朴烈汗諾夫《二十年間》）「我們既知政治制度是反映經濟關係的，但這些反映經濟的政治制度要能實現，必須先以某種觀念形態經過人的頭腦，所以，人類不會在觀念上發生轉變之先，經過經濟上的轉變的。」（《二十年間》） 馬克思像 「在十八世紀下半期，法國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要求改變這一種經濟基礎（封建經濟）為另一種經濟基礎（資產階級經濟）了。但這種『基礎上的改變』是等到相當地『上層建築的改變』發生後才可能的。十八世紀自始至終，第三身份在上層建築各部門造成這種改變：資產者戲劇代替擬古的悲劇，在繪畫上革命的題目代替了貴族宮廷描寫的因襲。在哲學上唯物論代替了唯心論。而無神論也推翻了宗教。是上層建築上這種『改變』已經發生後，法國才能從這個經濟基礎轉變為另一種經濟基礎。……馬克思主義知道並且指出：意識受實在所決定，但同時亦絕不忽略意識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volfson辯證法的唯物論） 第二，小說之「發生、發展、滅亡」並不是與其依存的社會的「發生、發展、滅亡」步調整齊、息息相合的；換言之，藝術之興衰並不完全反映社會之興衰。小學生做文章也往往提起筆來「夫一國文運之盛衰，關乎一國之興亡」，這公式之不確，不僅其觀念論的論理。Macaulay在有名的Milton論中指出文明愈進步、詩歌愈墮落的事實，這問題雖然很複雜，但譯者可簡單說幾句話——一階級的勃興期，他的藝術在思想上、形式上固有許多優點，但同時每不免粗率之弊，而一階級的衰廢期，藝術固帶頹廢的徵候，但亦常流露爛熟的芬芳。朴烈汗諾夫曾說頹廢期不害其出現優秀的作品與有才能的作家的（《藝術與社會生活》附註），因此國破家亡或社會芬亂之日，也常有偉大的作品出來。小說只是感情思想的表現，社會之間接反映。現代社會在經濟上、一般文化水準上雖比古代社會進步無限，然而人類的感情思想絕對沒有依照這個比例進化的——至少，感情思想在量上雖有變化，然而在質上決沒有依社會進化的提高，尤其是感情。這就是古人的喜怒哀樂，我們時常同樣能夠經驗的理由。所以一社會、一階級發展的因，並不一定得文藝發展的果。至於一個階級、一個民族的興起，有時也不一定帶來文藝的新生，尤其是野蠻民族向文明民族，每造成文藝——一般地，文化之禍災征諸史乘例證甚多。至於一個社會的滅亡，它的文藝也不一定滅亡。所以小說進行和社會進行的關係，正不能太機械地去了解。其實小說與社會的關係非常複雜，在沒有一個更精密的規定以前，似乎倒不是更概括的一點的定義好。再者要在運動上把握文藝運動的全體，大部分還應該是優秀小說家的使命，而就是歷史，在一個現象的過程分期來研究，也是不得已的事。不過歷史上也只有幾個重大的變革期，在其他時代，階級鬥爭之跡，是沒有這樣鮮明的。至於中國的歷史，要將它劃成各種社會的形態來分期，更感困難。 Macaulay，麥考萊，英國史學家，著有《英國史》等書。 Milton，彌爾頓。 第三，歷史之使命，要知因明變，了解現在，推測將來。不過倘若能真正明白「何種小說適合於何種時代」，則這實踐目的明明可以滿足，因為既知現代是何種時代，亦必應有何種藝術適應了。但是歷史上有類似的社會形態反覆著。有人認為反覆著的類似社會形態之際有一定小說之典型之法則的反覆。 關於反覆概念，恩格斯說得很對。他說：「在社會史上，某種狀態的反覆是例外的現象；至少，我們一過人類原始時代，所謂石器時代，反覆就不是原則，又即在像那樣的反覆表現的地方，也決不是正在同樣事情下進行的。」（《反杜林論》） 「反覆」（repetition）雖然常見的偶然，而不是一種歷史必然的周期現象。不然，就變成一種循環史觀，歷史的輪迴論了。（不過在與外國交通很少，停滯於閉關經濟中的農業國家，這「反覆」「幾乎」成了一種周期，前後反覆不同的質素不多，所以像中國的歷史，「幾乎」使人有一種「循環往復，死人復活之感」。實在說起來，歷史中年代上、地域上社會的反覆，決沒有說是質上量上、形式上實質上完全絕對相同的）就是孿生子也終多少有點差異罷——一社會反覆前代的那種社會，固然是反覆，但是以新的形式來反覆、新的條件來反覆的（自然決一定是以較高的形式）。這反覆是新的翻譯（translation），是新的抄寫（copy）——然而底本與抄譯之間不一定絕對相同，尤其是小說，是通過個人心理來複寫的。小說上的反覆，至少有兩種解釋。首先固然是那小說所存在的社會，走入多少和從前那種小說相同的社會環境中，所以小說亦以新的形式復活前代的小說。其次是小說家（有意地或無意地）「托古改制」，借屍還魂，追求自己的理想於古昔，裝盛古舊瓶囊以新的酒漿，尋先覺於過去，與古人敘姻親，在過去文藝中引申擴大出無限新的意義。 第四，社會歷史、經濟歷史之分期與各時期社會性質組織之分析闡明，是社會史的基本問題，因而也是小說史研究的先決問題之一。假使對於社會經濟史沒有苛刻之研究，則對於社會進化發展之過程不容易取十分正確的分法。中國的社會更難於分劃階段。所以《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神州國光社出了好幾期，也沒有圓滿的結果。 同一時期，每不止一種社會；而一個形態社會，決不止一個階級；而每一階級，也有不同的層，所以每一時期，亦決不僅一種小說，即同一階級、同一潮流中，小說亦不免種種原因，多少變異其色調。設若將歷史階段不正確地切開，反妨礙全體地把握種生產方法之並立著的社會之充滿矛盾的複雜過程，並且有含混因這些矛盾而來的發展過程的危險。例如單將現代社會小說看做工業社會之小說，僅指出工業社會相應的東西，而忽視反映其他落後生產方法之意識形態和形式的一切小說，絕非所以完全理解現代社會之小說家。 第二節 中國社會的輪廓 中國歷史的研究。是研究中國一切其他問題的前提。雖然這個研究，目前尚在幼稚時代，可是已經先後出版了幾本書籍及刊物——這裡他們都一致地認為中國社會並不是一個神秘的「悶葫蘆」。 解剖歐洲社會的手術（這積有幾十年的工夫已達到成功了）也同樣可以解剖中國社會。這就是說明了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是與一般的歷史發展的定律相符合的。但是，當我們這樣說著的時候，必須注意，我們不能，也不應抹殺一個國家由於某種特殊條件所決定的歷史發展的特點。所以研究中國歷史，不能夠呆板地把《西洋史》譯成中文，而只嵌上一些堯、舜、湯等等人物的名稱，就可以塞責的。反之，它的發展是受著特殊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條件所限制，與其他各國不盡相同。 因此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的特徵，要求我們加以審慎的分析，現在參考各家的意見，擇其大要者錄述於下。 （一）中國原始社會 對於原始時代，若要去考察其生活的內容，是很困難的。因為現在所遺留的僅僅是些無根的傳說。而這些傳說也大都不能確定它們的時代。 關於中國民族最初的傳說就是盤古，次於盤古的就是三皇，這些傳說，對於了解古史沒有什麼幫助，因為這傳說內沒有提示什麼，僅僅是後人對於宇宙發展——由天而地而人的一種揣度而已。 盤古像 《呂氏春秋·恃君覽》：「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有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類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從這一段話裡面，很可看出原始社會生活的輪環。 （1）原始部落的生活——其民聚生群處。 （2）部落與有血族關係的氏族不同——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 （3）性的關係是雜交——知母不知有父。 （4）無私有財產——無衣服履帶宮室畜類之便。 這些假設的生活，用現在落後的民族來證實，有很多相合。波托庫德人及南美洲波格爾的部落人數有多到一百以上的。布期明的至多到五六十人。澳洲土人的部落不是全體隨處流動，只有在果實成熟或狩獵的時候，部落的全體才一齊出發。平常分為許多小群分途覓食。這樣「聚生群處」的天性，是由於抵禦外來的侵侮。人類能夠維持其生存於利牙鋒爪的猛獸交攻之間，這共同生活的習慣大概是最大的原因。至於部落的組成不是依於血統的關係，因為那時很不容易明了誰是父親，就是母親，兒子達到了相當的年齡以後，母子也不大認識。所以他們的分郡常常是以性別或年齡。好像關於狩獵的工作，多是男人；採集的工作，多是女人。 燧人氏雕像 原始時代的生產形式，主要的是漁獵和採集。《古史考》：「近山則食禽獸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龜、螺、蛤。」這是原始生活的寫照。 火的發現是人類文化的最有價值的一頁，敘述原始生活的時候，不能把它忽略。在中國古史有燧人氏鑽木取火的傳說。《世本》「燧人出火造火者燧人，因以為名」。火的最初發現，當是從觸電的樹木而起之類的自然之災，因自然界的火的延燒，而感覺到暖熱，知道火是可以取暖的。因為火的延燒而禍及於野獸，人類偶吃到這些自然火的「燒肉」感覺到可口，而後知道熟食。《世本》有黃帝造火食之說，將自然歸到某人是不可信，但這發現的程序是很合理的。自然界的火是不能由人類自己支配的，直到「鑽木取火」，人類才真的有了光明了。 火在原始時代用處很多，火可以用來避寒，亦可用來防衛野獸的侵襲。庫斯聶的《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有一段這樣的描寫：「火又是溫暖的來源，在第四冰河時代的冬季，燃燒的火柴可以使受凍的人群溫暖，又可以使那些生息於潮濕的洞岩之中的人群免受其害。燃燒的火光可以延長白晝，在長期的冬季里，又可以恐嚇那些遊蕩於人群周圍的野獸，火是最好的守衛兵，它使人熟睡的時候不致受意外的侵襲。人群在奪取可以避日光的地方的時候，火往往是人類反抗野獸的工具——大的猛獸既不怕木棒，又不怕原始人為的石器，所怕的只有火。」 庫斯聶（Kushner），蘇聯社會史學家。他的《社會形式發展史綱》民國十九年（1930）由神州國光社在國內翻譯出版。 原始社會直立人使用火的情形 中國社會形式發展史的第一頁，僅僅能靠這些片斷的傳說以及現在落後民族的生活，和科學的通則與假說來作這樣的一幅輪廓畫而已。 （二）中國氏族社會 在歷史上氏族社會的發現與在生物學上細胞的發現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當然，發現氏族社會的功勞，是不能不完全歸之於摩爾根的。自摩爾根發現了氏族社會之後，影響到唯物史觀的作者——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歷史發展的整個概念，在基本上有所變更。氏族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組織呢？給這個問題一個簡單的解答，在我們以後解決問題上有決定的意義。氏族社會研究專家考瓦列夫斯基的定義說：氏族乃是聯繫於一個血統——有時也不是這樣——人的集團，這些人共出於一祖，同敬一神，公一姓氏，對於民事與刑事共同負責；有時是公有或公共使用財產的家族之總合體。不過，我們必須指出考瓦列夫斯基的定義是沒有與圖騰形式分開的，是與摩爾根在《古代社會》與恩格斯在《家庭、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中的定義不同。如果預先說明這一點，考瓦列夫斯基在原始社會學中的定義，我們便不能利用。氏族社會，在本質上是以氏族為單位的一種社會組織，是原始共產社會崩潰之後，生產經濟代替了採取經濟的一種新的社會形式。 摩爾根像 考瓦列夫斯基，俄羅斯自由派貴族，歷史學者。 在一般的歷史發展上，氏族社會是到封建社會的先決條件，猶之乎在封建社會的廢墟上發生資本主義是一樣。這一個「轉變」——由氏族社會向著封建社會的轉變——的經濟形式是氏族社會本身生產力發展的結果。 我們的祖先的生產方法起了變化，他們的社會組織也自然跟著變化。 由漫無限制的到各處去獵取食物的生活，跟著混合經濟的要求而遊牧的範圍就各各固定起來。尤其是附帶著農耕的生活，漫無限制遷移是得不到什麼收穫的。每一群人占領一個地方，就以這地方的性質去稱呼這一群人，所以在澳洲常有「森林的人」、「山人」、「湖邊人」、「兩岸人」等名稱。 後來氏族間由戰鬥而聯防，由搶掠婦女而通婚媾，氏族有通往的漸漸多了，這些名稱就不夠用，於是用動物或植物來做氏族的名稱。據莫爾乾的《古代社會》，Chickasea族裡面，豹的「近族」有山貓、鳥、魚、鹿幾個氏族。西班牙的「近族」有浣熊、鱷、狼、黑鳥等氏族，在中國歷史上所看見的氏族的名稱，像五龍氏、大騩氏、豨連氏、有熊氏，也多以動植物命名。又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不真是叫這些野獸打仗，而是氏族聯盟。顧頡剛先生對禹的考證：「禹，《說文》雲『蟲也，從內，象形。』內，《說文》雲『獸足蹂地也』，以蟲而以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我以為禹或者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誠如此說，則黃帝應是一個熊了。實在則熊、禹等動物的名字，在當時都代表一個圖騰了。 中國歷史的傳說，自黃帝以來，氏族的影子已經很明顯地透出。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這是很明顯的部族聯合。黃帝乃「征師諸侯」，可見黃帝是各部族的總指揮官。黃帝與諸侯「合符與釜山」，也是部族聯合的酋長會議的影子。後來還有這大規模的酋長會議的傳說，像禹會諸侯於塗山之類。 黃帝像 氏族的名字在莫爾根的研究是全以動物、植物或無生物命名，前面已經略略說及古代氏族名稱之相符合。 莫爾根，即摩爾根。原書譯名較亂，下文英爾干也即摩爾根。 酋長的民主選舉，在中國氏族社會時代亦可找出這樣的證據。好像「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帝王世紀》）。諸侯公共的酋長，是由共去決定。堯的任期終了，由氏族社會——四岳去選舉，於是選出舜為酋長。舜和堯在傳說上考證起來，仍然是同一血族，所以，以血族為基礎亦是與科學的發現相同的。 中國氏族社會的婚姻關係，像舜娶堯二女為妻，即是堯二女以舜為公夫，說明那時的性的關係，不少Danaluan制度的遺留。 伏羲像 家系的女性本位，在歷史傳說上亦可隱約窺見。好像太史所謂言不雅馴的傳說：華胥履人跡而生伏羲（《詩含神霧》及《孝經鈞命決》），安登感神龍而生神農（《春秋元命苞》），女節感流星而生少昊（《宋書·符瑞志》），女樞感虹光而生顓頊（《山海經》及《詩含神霧》），慶都感赤龍而生堯（《春秋合誠圖》），女嬉吞薏苡而生禹（《吳越春秋》及《論衡》）。這些緯書之類的東西，雖不可深信，但知母而不知有父的事實，從其中可以證明出來。商、周人祀祖廟的樂章，大都頌其妣而不頌其祖，更可見女性本位的家系曾經存在於中國古代社會。茲再舉數例：《詩·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長發》：「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生民》：「厥初生命，時維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古之著姓，字皆從女：姚、姒、姬、姜、媯、嬴、姞、妘，亦足為女性中心的一證。 《論衡》書影 從以上的證據，中國殷代以前，已經脫離原始社會，進于氏族社會殆無可置疑。不過氏族社會究竟始於何時，這是無法推斷的，因為傳說究竟是傳說，我們僅可合理地據以說明古代社會的大略，假使不加以科學的抉擇而相信它們，即會被騙而入於迷途。中國有信史自殷代始。我們只能從殷代社會性質的分析去了解氏族社會是什麼時候消滅。 中國的歷史，在殷以前都是傳說時代，自殷以後才有真正的歷史可言。《詩經》、《尚書》裡面，有關於殷的東西。殷虛有甲骨文發現，《史記·殷本紀》的記載，什九是真確的。這樣一來，關於研究殷代的東西，就不少了。 殷商甲骨文 殷代的社會，是什麼性質？解決了這一個問題，才能夠說明古代的社會到什麼時候結果；並且殷代社會的分析是殷以後歷史解釋的鎖鑰。 第一，殷代的生產工具是什麼東西？莫爾根在《古代社會》中說：「在未開化人一步一步地向上，發現天然金屬，溶解天然金屬於坩堝之中，並知道將它置於鑄型之中的時候，在他們以銅及錫為合金，而制出青銅器的時候，最後，在他們以更大的思索的努力而發明熔鐵爐，從鐵爐中以制出鐵來的時候，為得到達文明的他們的戰鬥，其十分之九都成功了。如是以鐵製成用具而附以刀刃與刀尖，人類在這個時候，才到達文明的曙光。」中國在殷代，是否達到文明之曙光呢？李季說：「考埃及人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即開始使用鐵制的鐮刀，在三千五百年以前即有耕犁，歐洲在三千年以前即使用鐵制的鋤和武器。中國盤庚以前正是三千三百年前，論理已經發明熔鐵，已有鐵制的耕器。」但這卻不能確切的證明，就殷虛文字中也沒有見鐵器發現的痕跡。但是青銅器已經有了。殷虛中並且發現了雕鏤的象牙。就龜甲獸骨的刻字，也似乎非金器莫能為。鐵器已否發明，只好存疑；至少，青銅器的使用，是不成問題的。同時殷虛中還有石器、骨器的遺留，可見石器在殷代還使用著。 我們可以作這樣一個假設的決定，殷代是青銅器時代，生產工具是金屬的器具。至於假設是否完全正確，那還要靠將來鋤頭考古學的繼續發現。 第二，殷代的生產方式是什麼？殷代自契至湯凡八遷，據王國維先生考定：由毫遷藩為一遷，由藩遷砥石為二遷，由砥石遷商為三遷，由商遷泰山下復發商丘為四遷、五遷，由商遷殷為六遷，復歸商丘為七遷，至湯回毫共為八遷。湯至盤庚又五遷，《書》序記其四。據王國維先生的考證，盤庚到帝辛沒有再遷過都。盤庚以前，「不常厥邑」的確表示正過著遊牧生活。盤庚遷都，人民就很反對，這表示那時已經有了農耕，人民便有安土重遷之意。到盤庚以後就不遷都，這表明盤庚以後農業已經成了生產的主要形態了。就殷虛文字看，那時禾一類的東西很多，而且已經有「年」字，禾熟為一年，所以年從禾，以禾作年的符號，可見那時農耕的盛況了。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殷代是從遊牧而入於農耕的時代。 殷人始祖—契 商湯像 第三，殷代社會的組織是怎樣呢？我們從以下各點來考察。 一、殷以前無嫡庶制，所以殷的世襲酋長是兄終弟及，周朝將子姓分封為諸侯，所以要定嫡庶的制度，使王位的繼承有一定的辦法。殷代不分封而弟的年齡比兒子大，如果父子世襲必起爭端，所以兄終弟及。由氏族會議推舉酋長，兄終到弟及的表示氏族社會已經進到國家的形式。是氏族制度的末期。 二、「周之克殷，滅國五十，又其遺民。或遷之洛邑，或分之『魯、衛諸國。』（《觀堂集林》卷十）滅國而要遷民」，這表示人民同酋長是一血族。周以後就再沒有滅國遷民的事實了。秦始皇也遷民，是徙富豪於關中，而不是把一般人民分散。漢以後常常把胡族分徙關內，正以他們氏族社會所以分散他們的團結。可見殷的社會結構還是以血族為基礎。 三、私有財產在殷代已經萌芽，從甲骨文字中可以尋出不少的證據，甲骨文已經有「私」，寫法：或。許慎的解說是自環為私，大概是把自己所得的東西圈起來就是私的。「公」字是今背字，就是圈子外的東西是公有的。用建築物把牛或羊關起來為牢為宰，把豬關起來為家，而人的有家就表示占有了豬了。並且甲骨文中有「錫貝」之文，貯藏的「貯」字，也是把貝藏起來；。盤庚：「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朕不肩好貨」，「無總於貨寶」。都是私有財產已經萌芽的證據。氏族共產制在破壞中是無疑問了。 四、王國維先生說：「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當夏後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恆累葉稱王。湯末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於天子，猶世諸侯之於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殷周制度論》）可見在殷代與諸侯的關係，還是氏族聯盟性質。 根據上面的說明，我們對於殷代的社會，可以作如下的斷定： 殷代的社會結構是以血族為基礎，其與別的諸侯的關係，是聯盟的關係，但是國家形式及私有財產皆已萌芽，因此，殷代是正在崩潰中的氏族社會，而有初期封建社會之萌芽。 （註：以上參考《中國社會史》第四輯王禮錫的《中國古代社會》。） （三）中國奴隸社會 氏族社會的崩潰，因為生產力更高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使鄰居的聯繫加緊起來。這樣已經接近了各自獨立經營的大家庭制度，並且開始使用公共的財產、住宅及牧場。 鄰居關係的奠定，將昔日氏族聯繫根本推翻，於是氏族公社就為鄰居的，或農村公社（井田制度）所代替。交換於是偶然的發生。管理的選舉已經不按照氏族的單位。生產工具也由石器發達了金器。最初，首先便是用青銅。 西周青銅器具耒 西周青銅器具胄 生產力的發展更向前推進了一步，剩餘生產品大大的增加起來，開始利用不自由的勞動，於是發生奴隸。奴隸的發生有兩個來源：第一，部落間的鬥爭中的俘虜，在昔日完全殺死，至現在已經使他活著，為主人做工。因為利用奴隸勞動，剩餘生產品又增加起來，因為剩餘生產品的增加，在人類社會中構成了貧與富的分野。第二，社會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結果，發生了借貸關係，在收穫不豐、牲畜病亡或青黃不接之時，便有平時沒有積累的借貸之事發生。如果沒有能力償還債主之債時就拿勞動去抵補，甚至成了終身大累，淪為奴隸。 奴隸與農奴是不同的東西，後者是發生於大農業領有制度的時期，而奴隸經濟是由氏族社會到封建社會的一個過渡。 從現代社會的奴婢制度的遺蹟中，我們可以上溯到古代的奴隸社會。 奴隸社會在中國的發展是怎樣的呢？試看漢末三國到晉中間的擾亂吧。當時平民的眾多和窮困，使諸葛亮勸劉備要招收流散的人民來充當軍士了。西漢末年和秦末一樣，流散的人民蜂起做賊，而神鬼迷信之說開始支配人民。地主貴族和平民的爭鬥是主要的。前者的春秋、戰國時代以及周代，則貴族、自由民和奴隸，是很顯明的。這不僅是從秦、漢兩代中廣大的奴隸存在可以證明秦、漢之為奴隸制度，從周代以至春秋、戰國之奴隸城邑證明它們為奴隸制度，我們還可以從根本的分析中去說明的。 中國奴隸經濟，其地域範圍，在秦、漢兩代是以武力征服了長江及珠江兩流域了。而在秦以前，是只屬於黃河流域這黃土層的所謂中原的。在古代居於中原地區如今日所稱為渭水、汾水、洛水以及黃河新舊附近的商種族，由甘肅、陝西徙來的周種族作為奴隸，而經營黃河流域的奴隸城市，如洛邑等了。奴隸的占有和家族的建立，土地私有於家族等等制度，在周代開始發展。而奴隸城邑間更發展商業。古代古原水道及其他水道，是與今日不同。而當時齊、魯以扼黃河及濟水等的交叉點，並又為中原交通之交叉點，地又近渤海、東海，故交通繁盛，商業發達。鄭、衛近於是區，商業亦鼎盛了。 西周東都洛邑地圖 商業的發達，只是增加奴隸貿易，改變為貴族自給的奴隸生產到為商業的奴隸生產而已。齊田氏便是一由商業致富貴的奴隸主人。 秦代以強大的奴隸勞動，統一了中國，建築了萬里長城、阿房宮、巡行天下的大道。但所謂閭左貧民，這些平民和奴隸，便斬木揭竿而成為奴隸大叛亂了。 漢代重新恢復了奴隸的政治統治，漢武帝的遠征的威力，是奴隸制度的偉大的犧牲。 已朽腐的奴隸經濟制度，沒有出路，而只有五胡亂華來以異族的力量而復活，但不能復活成奴隸制度，依賴異族的組織，而成為封建制度了。 從政治上看中國奴隸社會，則周代的統一，只是種族聯盟的所謂天下之「共主」而已。西周末葉的周召共和，只是自由民的政治。而秦、漢的統一，才加強了武力統治。在奴隸制度下面，是從吃殺俘虜直接遺下來的武力統治奴隸。而不是封建社會之以風俗道德，資本社會之以文化輿論的。春秋的五霸和戰國的七雄爭長，便是「共主」周室到秦、漢帝政統一的過渡。 （四）中國封建社會 封建社會的發展有兩條道路，第一，是由氏族社會經過奴隸社會一個過渡，直接的封建社會發展；第二，由軍事部落的國家中軍事領袖或軍事領袖與農業領主的結合構成了發展封建社會的經濟條件。 在實際上，中國社會的發展，比了理論的敘述更為複雜。 在殷末期，已充分的具備了發展封建社會的條件，周只是作了歷史的槓桿，完成了這一個轉變。 殷的末期，已有了固定的農業，具備了直接向封建社會轉變的先決條件，完成了那個過渡，奴隸制度已完成。 周是黃河西北部的一個部落式的國家，還是在遊牧的狀態中生活。 周武王像 武王伐殷之後，把殷人當作自己的奴隸，發展了不自由的勞動，且承繼了殷的文明，所以結果比了殷的發展更快，直接完成了牧畜與農業聯合的封建經濟。 周滅殷之後，成了一個頂強大的民族，征服了四圍的小部落，於是形成了一種實際的土地的主人，這就是群主。這種群主，在名義上是封的，其實是征服一個部落之後，那個軍事首領便自立起來，各自為政。名義上，服從周的統治，尊周為天子而已。 另一方面，因為在經濟上廣大的利用不自由的勞動，剩餘生產品大大的增加起來，一般的土地領主與農民間的對抗亦隨著增加；手工業發展，成為商品的生產，但是大部分仍然為自然經濟。 封建社會之特點，便是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在周時亦是如此的。 集團的君主國，如秦始皇，這已經不是代表封建而是商業資本的政權形式了。 從經濟上——牧畜與農業結合的經濟形式，——與從政治上——沒有集中的中央政權，各地諸侯各自為政——這兩方面看來，西周之初便是封建社會了。 以後諸侯之間不斷的戰爭，封建的諸侯為了擴充他剝削的領域起見，舉行一種侵掠的戰爭，結果就有所謂大吞小的現象。西周時期，據中國古書說有一萬多國，至開始了戰爭之後，便一天一天的減少。在春秋時期之初，已經是只剩三十多國了。最後到戰國，竟只剩了七國。從一萬國到七國這一個戰爭的過程，使封建主與天子之間，封建主與封建主之間，末了，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變更了。還有貨幣經濟的發展，這是由手工業與商業發展的結果。在東周時期初，已不是「純粹的」封建社會了，在歷史上已經即所謂農奴制度的國家。 西周時期全圖 東周時期已發展到城市手工業制度的時代。 城市手工業之特點是生產的性質是商品的，在家庭需要的生產上仍保持有自然經濟的形式，在城市中有了手工業的作坊，分工相當的發展，這是經濟上的特點。在政治上是諸侯的崩潰。在土地關係上，土地集中，農民破產，隨著客觀上發生了國家統一的要求。 秦始皇的統一，便應運而生，而絕非是集封建之大成，只是完成了這個歷史的企圖而已。 秦始皇像 在歷史上，統一的集中政權之形成，是因為經濟的發展，商業資本侵蝕了封建貴族的土地，土地集中，造成了經濟的中心城市，它們與農業的比例已大大的超過了。在此時，中央政權集中才獲得了經濟上的基礎。同時，人口增加，貴族失去了管理的能力，遂發生了官吏。這也是中國官僚政治形成的原因之一。 促成秦統一的原因，是商業資本發展。但是待解決的社會矛盾則是土地集中，農民破產。這正是秦始皇不能解決的任務。即換言之，秦始皇不能解決土地問題。這是秦統一之後，不能向前發展的原因。而他崩潰也正為了不能解決這任務，致在四起的農民暴動中沒落了。 漢高祖是農民暴動的首領，他相當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 秦不能解決當時社會的矛盾，只是把一切社會矛盾集中起來，所以他很快的又矛盾下去了。 漢高祖解決了當時的一個主要問題，然則漢不能完成那個歷史的過渡的原因又在什麼地方呢？這是中國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問題。 商業資本的發展沒有向工業上走，而向另一條道路走，這一條道路便是土地投資，發展高利貸，於是工業的農業基礎亦沒有建立起來。同時，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很殘酷的破壞了農民生產，土地不斷地由農民手中失掉。它的發展與社會矛盾成正比例。所以結果，漢又走了秦的覆轍。拉狄克，稱中國這一歷史過程為一「循環」，是有特殊見解的。差不多每一朝代之亡，都是亡於同一個原因，甚至到元以後仍是這樣。 中國沒有由商業資本轉變到工業資本的原因，首先便是地理的條件，以唯物史觀的觀點說。地理條件在歷史發展上有決定的作用。中國的河流是直接的流入於大洋的，商業的轉運只限於內河航行。自然由內河航行達到海洋的航行，在技術上相差很多，沒有若干發展的階段是不能完成的。所以中國沒有完成這第二步。因為商品轉運上受了限制，所以阻止了市場的擴大。我們知道，市場之擴大，對於生產量上的影響是很大的。同時，北有沙漠，西有大山，也是阻止市場擴大的地理因素。 漢高祖像 雖然商業資本很發展，有克服這些阻礙的動力，但是都未達到成功。漢的張騫、班超之通西域，明之鄭和下西洋，都是歷史上的企圖，但是都沒有成功。 很多外國人，在中國找到了許多手工業很發達的事實，然而市場是狹隘的，生產受著限制，而單是這樣的發達，是無補於事的。處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的原始積累的出路，走上了我們在上面曾經提到的另一條道路。於是，又開始了土地集中，農民破產，手工業破壞……末了，農民又暴動起來。秦時的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以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的叛變，皆彰明昭著的歷史事實。 農民暴動，如果在城市領導之下，可以轉變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是，當時卻沒有工業資產階級，而商業資產階級是農民的直接的敵人，所以，暴動總是淪入於原始狀況之中，頂大是達到平分土地，農民是沒有獨立作用的，更談不上政治領導的作用，這在什麼時候都是如此。 中國因地理的及社會條件的限制，不能走到工業資本，自秦以後沒有跳出那「循環」的圈以外，但是不是在一個很軌道的圈中循環呢？不但不是這樣，且有數次企圖倒退到封建社會去。這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在後來走的第二條道路。這道路最明顯的表現是蒙古人的侵入後中國的歷史所走的道路。 張騫通西域 在晉末，所謂五胡亂華時期，在北方形成了一種很大的軍事部落式的國家。這些國家，在理論上說——如上述——是封建社會發展先史條件，這時中國又重入封建社會的可能。 五胡十六國的異族擾亂中原，把當時中原的文物之邦的文化幾乎毀滅完了。第一它是打破了漢代遺來的貴族世家的統治制度，打破了以前的奴隸等級。在隋唐以來，中國統一，國內交通發展，南海海外貿易興起，文化中心漸移於長江下游，而開始了封建社會的發展。 在城市中和在鄉村農業中一樣，存在有一種獨立的手工業者，由著交通的發展，和生產剩餘的加多，手工業者和商人更發達起來。於是城市發展了行為的工商業組織。這在唐、宋以南方各海外通商城市，及洛陽、長安、夏口鎮、朱仙鎮、景德鎮等內地大城市可以看見的。這樣商工業的發達，增大了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而更多兼併的地主了。地主、商業資本家和高利貸者這三位一體的東西，剝削著農民，加以地主貴族統治中的政治上的經濟外的強制剝削，造成了社會經濟的擾亂。農民失去了土地，逃亡出鄉村來，而商人和手工業者，在龐大的中國地域中，沒有養成新勢力的可能，而且又是為國家抑制著的。這樣的封建經濟的內部的朽腐，沒有新的自長的生活出路，而只有由異族的侵入來重新灌注新生命，重新組織封建經濟了。 北魏復行古代的均田以來，中國土地制度便終結了它的古代制度，而唐代便對於土地另取租庸調和自由買賣的政策了。宋代王安石的復古，無疑的是不可能。 到元時期，封建社會復興，竟成為歷史事實了。就是說，理論上的發展上的可能實現了。現在我們來分析元時中國封建社會復興的過程。 當蒙古人來侵入時，在宋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很高的。它的生產力發展的程度，簡直不是蒙古人所可比擬的。蒙古人是遊牧民族，農業是與牧畜有關係的，尚不是獨立的固定的經濟形式。然而，高度發展的中國，被蒙古人攻落了——由此中國開始了一個特殊時期的發展。這便是封建社會又得以發展的時期。 《清明上河圖》之自由買賣 蒙古人到中國時，是憑依著武力的，就是所謂軍事部落國家的軍隊。這種軍隊中的首領，攻到中國之後霸占著一個地方，握有那個地方的土地所有權及一切財富及人民。這樣形成了一種封主。他的實質就是封建諸侯。況且，在經濟上，大地主既先存在，在軍事部落國家的軍隊侵入之後，直接變成了牧畜與農業結合的經濟形式，這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形式。 元代沙原放牧的蒙古人 但是中國生產力比元高，所以，元初時的封建經濟基礎，無有繼續存在的條件。因為它不能克服已經高度發展的商業資本。反正在經濟上更發展起來，資本積累更快，於是又使土地集中，農民破產，又蹈入了「循環」的命運。 明代以來更擴大的海外交通，有了更發展的城市工商業階級，因而形成民族思想，發展紙幣制度。但清代又重新把它退後了。在清代末資本主義的商品輸入，加緊了地主商業資本家和高利貸者的剝削，而又開始了農民叛亂。現在這新的海外通商，把中國過去的限於本國地勢的東南臨大海，因而不能遠航以發展航海技術的落後保守的經濟打破了。技術是無從交通到生產的有了新的器械，而商業資本是從其封建中支配生產的性質，變為被資本主義生產所支配的一分支了。資本主義從商業到工業地在中國發展起來了；在手工業上便加緊了，由行會到手工工廠的進化，以至到機械工廠。在農業上呢？初時是把自給自足的生產打破而變之為原料的商品生產，漸次在其封建的小規模手工生產方法上，改變之為大規模的機械的、化學肥料的、電氣的耕種了。莊園是早被商業破壞了，而行會又被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破壞了。 （五）中國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怎樣解剖現代的中國社會呢？歷史唯物論要求我們先從經濟著手，而同時dialectical method則要求我們觀察全體的運動，把握自身的運動。所以我們便要把握著中國社會自身的運動，而觀察中國經濟。在我們的感情的直觀之中，我們便可看見大量的商品之交換及其生產，從這商品的分析中，我們便可看見價值律的完成的發展，和商業欺詐的漸次衰頹；看見剩餘價值之直接由資本家榨取這種發展，和剩餘價值之由經濟外的強力剝削之漸次減少；看見平均利潤率之漸次形成，和重利的漸次消滅；看見地租之貨幣的轉化。而在工藝學技術學或物的生產力方面，我們會看見火車、輪船、電信、飛機的交通，我們會看見大機械鐵木機械的工具。在人的生產力上，我們會看見Proletariat的形成，和過剩人口，流氓的存在。自然，我們不能否認資本主義的存在和正在成長了。 dialectical method，辯證（方）法。 Proletariat，無產階級，音譯為普羅列塔利亞。 我們追跡這個長成的歷史，則大量的商品交換盛行於中國社會中時，是大約在鴉片戰爭前後開始的。此後中國經濟中有巨大的勾結著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活動著，而又盛行著巨大的經濟外的強力剝削和厘金賠款等。這是外來的歷史作用於中國經濟之中，而構成中國經濟中的一種因素，在中國傳染起資本主義了。從軍用重工業到輕工業的發展，鐵路投資的發展，興起了許多地主性的資本家。到歐戰後，商業資本家多了，而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後，充分的動盪了守舊的農村，產業資本家更抬頭起來。資本主義的洋、華的對立在此是不須的。 乾隆年間的廣州十三洋行 在中國現代社會，從政治上看時，則它適應於經濟的發展。首先，在大量商品的流動時，動搖了農村，而暴發了無數的農民叛亂。同時國外資本主義國家從經濟侵略而武力侵略以致文化侵略了來。工業的發展中，立憲的帝制在準備著了。而地主性的資本家的不滿，會推開了朽腐久了的滿清皇帝這天靈蓋。商業小資本家和其相應的軍閥政治，歐洲十八世紀君王式的軍閥政治，在歐戰中興起來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洋、華資本主義的競爭才充分地表明了。統一的政治，將隨著交通技術的增進而漸次完成。 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則家庭生活，由家庭主義的大家庭而轉變到個人主義的小家庭了。道德由家族的連帶的感情，而轉變成商品的金錢計較了。宗教則儒佛道糅雜的多神拜物教，轉化成無神的和信仰超越的上帝的基督教了。教育是從保守治術的科舉，轉變成為教授專門知識，增進勞力這商品價值的學校了。 在社會心理上，現代中國社會中，是把過去的一切順天由命的感情打破，而代之投機進取了。他們好似商品是流通著一樣，他們是活生生地活動著。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初是有富國強兵的思想，繼著是商戰軍國民的思想，再後是國民革命的思想，而到現在是和平統一的思想。在學術上所表現的是，在戊戌以來的輸入資本主義文化，在五四以來的對於過去文化的懷疑與否定，在五卅以來的新文化的輸入，和現在的文化的批判。 從這種種方面，可以看到現代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專制，而卻帶來了軍閥的過渡期的專制。五卅以來的國民革命，第一在統一資本主義的國內市場，而第二在於排斥國外的洋資本主義。但雖然在政治上、在經濟上，不能用民族來排斥盡了國外的勢力，但在經濟結構上，中國是無分洋、華資本主義的，而是以資本主義這生產關係統一了洋、華的民族和政治的對立。中國的主要生產關係是資本主義（無分乎洋、華的），中國經濟是資本主義正在完成其國內市場的統一。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了。 單就中國本身說，中國的資本主義是正在完成其國內市場的統一，是幼稚的。但是資本主義是由國際貿易而來的。而且現在世界經濟，是早由國際貿易時期而進展到世界市場。中國資本主義已漸次地捲入世界市場之中，一切必需品，也要靠國際交換來維持，而且也輸出製造品了。世界資本主義之達於其最高階段的、停滯的、沒落的帝國主義。由此，也大有影響於中國資本主義的未來運命。 自然，我們不是說中國只有資本主義經濟，而沒有其他經濟之存在。我們知道，一個社會是歷史的產物，過去歷史的種種遺蹟，是必然地存留於現在社會之中的。但它不是以本來的形式而存在，而是受支配的生產關係的支配，變了形「染了光」的成為被支配的生產關係了。這種被支配的生產關係，是正在歷史的沒落過程中，無足輕重的。 中國現代社會中，因為資本主義是正在完成，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制度自然是存在，而且是龐大地存在的。它是龐大，但它是腐朽了，是沒落了，它的反動是必然有的。但是它的物的生產力是終於要使它沒落了的。奴隸制度更是包含於封建制度中而存在著，如奴婢制等。而原始社會，則從宗族祠堂、從僧侶食堂而表現了。 人們從帝國主義來把握中國現代社會，這在研究世界社會時是正當的。但就中國社會研究說，是要把握中國社會自身運動。資本主義外來的侵入，只是作用於生產力的一個外來的歷史作用。在歷史的唯物論中，是不能不看重這一外來作用的。這一作用，加入於中國社會中，而構成中國社會運動基礎生產力之一。所以我們不能從國際貿易來把握中國經濟，自然更不能從帝國主義、從世界市場來把握中國。中國資本主義起源的答案，自然是外來的傳染。但我們更要注意去解釋為什麼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不是自發而是外來的傳染？ 這個，和追跡在現存社會中正在沒落的封建制度一樣。我們要追跡過去中國歷史的發展。但我們此處可以注意說的是：中國資本主義現社會的經濟中心，是轉移到東南沿海來，而不復是如過去之在於中原，在於西北了。 第三節 中國小說之演變 「中國『小說』兩字最早見於記載為《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道亦遠矣』。其次是《荀子·正名篇》，『故智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荀子所謂『小家珍說』，其意義和莊子所謂『小說』完全相同。他們把它與『大道』對稱。正和後人把它和『載道』的古文對稱一樣，完全是一種輕視的態度，但它的內容卻相當於後代雜記瑣事的書，所以它並沒有超出中國小說領域之外。」 《漢書·藝文志》是一篇較古的含有學術史意味的文章。它把小說列為九流十家之一，而且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如淳注云：「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欲立稗官，使稱說之。」由此看來，那麼所謂「稗官」，猶如古代采詩之官，而所謂小說，也和國風一樣，都是民間諷世寫懷之作了。所以《桓譚新論世》說：「小說家合殘叢小說，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但一考《藝文志》所錄小說家十五家的性質，卻又不像《藝文志》的《諸子略》里載有《小說》一家，自《伊尹說》以下至《虞初周說》凡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現在這些東西已片言隻字無存，所以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內容究竟如何。尚存於今的小說，最古的是《燕丹子》，系敘燕太子丹欲報秦仇，遣荊軻入秦刺始皇的事。略後則有託名於東方朔所作的《神異經》、《海內十洲記》，託名於班固著的《漢武故事》。又有題為郭憲撰的《別國洞冥記》，題為伶玄撰的《飛燕外傳》，及趙曄的《吳越春秋》。以上《燕丹子傳》系秦人作，外則為漢時的人所作。《吳越春秋》為最可信是後漢人所作，其他《神異經》、《漢武故事》、《飛燕外傳》及《別國洞冥記》等，其作者俱未必為漢時人，大約都是晉以後的人所依託的。六朝之時，這一類的著作異常的發達。在他們明標出為六朝人所著的這些作品中，可大別之為二類：一類是敘述超自然的神怪的故事的，如《搜神記》、《續齊諧記》等；一類是敘述人間的名雋可傳的言行及一切瑣雜之事的，如《西京雜記》、《世說新語》等。第一類的著作極多，影響於後來的作者也極大，直到公元十七八世紀以及今時，還有他們的嫡派的模仿者，如《閱微草堂筆記》之類。第二類記述人間瑣事雋言的書，實始於魏、晉之時，那時清談之風甚盛，士大夫每以一二名雋之言相誇讚。 班固像 漢、魏六朝實無小說；只有一些零碎的筆記，可以勉強算作小說。 中國前此對於「小說」這一個觀念，幾於人各不同，所以它的界限也模糊不清。如繩以現代所謂小說，那麼幾乎無一與之適合。但小說的觀念和界限儘管分辨不清，而每個時代都有小說產生，卻是不可掩沒的事實。前代目錄家盡不著錄真正的小說，而小說的流傳卻未必因此而減少。所可惜的是那些佚亡的作品，它的作者白白費去了他的心血，卻永遠沉埋在不可知之中。然世事本來有幸有不幸，即為各時代所宗奉的正統文學，其作者亦盡有姓名被埋沒的人，唯小說家更甚罷了。 古代神話為後來小說的濫觴，無論中國外國都是如此。中國向無研究神話的專著，前人亦僅指雜記瑣事而無當於大道的書為古代小說，因此神話多被掩埋。及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開卷即敘神話，而玄珠著《中國神話研究》，專替古代神話作發掘，於是被掩埋的神話漸被發現出來。 玄珠，沈雁冰（茅盾）的筆名之一。 至於漢人小說，向來亦專指劉向《新序》、《說苑》……之流。其實《新序》、《說苑》僅為雜史之屬，且大都采自古籍，如以其中若干則作為古代寓言觀，尚不失為思想豐富之作，如徑以代表漢人小說，則大謬不然。因為漢代是一個神仙思想、方士勢力最盛的時代，上至帝王，下至愚民，莫不沉溺其中，終於釀成黃巾之亂。《說苑》、《新序》……一類的書，不獨於當時社會不發生什麼關係，且與古代神話和六朝志怪書，無淵源及遞嬗蛻化之跡可尋。故敘漢人小說，自當以敘述神仙故事的作品為主，而以漢人所謂小說附見於後。 《說苑》、《新序》書影 唐代小說可說是到了成立期，唐以前的小說很少有描寫的，大半都是些簡短的筆記，直到唐代尤其是中唐，方才有意寫小說，不僅是事實的報告，並且有較細的描寫，有時竟能寫得生動感人。 唐人承六朝志怪餘風，一面受古文運動影響而創新體小說，名為傳奇。古代神話全為民間產物，漢代神仙故事為半貴族半平民文學，六朝志怪書又略向平民化，至唐人傳奇乃十足成為貴族文學。無論何種文學，皆始由民間產生而末則趨向貴族化，至十足貴族化時此文學乃至末路。蓋由古代神話至唐代傳奇，在中國小說史上一氣相傳，到此時遂趨於末路。另外，俗文小說卻在民間由萌芽而逐漸發展開來，為文言小說播下那將來的革命的種子。 代小說是由「說話人」說唱的，元代小說不復是短篇話本而是長篇的話本；不再是煙物靈怪，而是撥刀趕棒。元小說的重心是講史和英雄傳奇，以《全相平話五種》和羅貫中的作品為代表。 《全相平話五種》書影 宋、元小說為「說話」與「講史」的底本「話本」，其發軔在於唐末。它在中國小說史上為新起的一系。唐末的俗文小說，相當於前一系中的古代神話；而宋、元話本，則相當於漢、魏六朝的神仙志怪。所以它的文筆儘管怎樣幼稚，它的辭句儘管怎樣簡陋，但它是後來通俗小說的祖宗；而且它的產生又有社會的背景，在那樣社會裡也僅能產出那樣程度的作品。在北宋開國之初，上一系小說的勢力尚未全泯，而且又在那時作了一個總結束。 明代小說主要的有神魔小說、人情小說和評話，神魔小說重要的有《西遊記》、《封神傳》等。 清代傳奇不及明代之盛，惟無名氏的作品較多於明。 清代小說可分為筆記、諷刺、人情、才藻、狹邪、俠義以及譴責七種。 筆記小說以《聊齋志異》為代表，諷刺小說以《儒林外史》為代表，人情小說以《紅樓夢》為代表，才藻小說以《鏡花緣》為代表，狹邪小說以《花月痕》為代表，俠義小說以《三俠五義》為代表，譴責小說以《老殘遊記》為代表。 《聊齋志異》書影 通俗小說系直接承話本而來，卻成為明、清兩代小說的代表作。由明代中葉到清代之初，通俗小說正在積極著發展。它的題材，自歷史、神怪、英雄、世情，無不各方俱到。但這一系的小說到了這個時候，它的發展也將近到了極度了。清初以後，它的作者由非專門文人移入專門文人之手，而又專寫些抒發個人才思及有閒階級荒淫無聊的故事。它到了這個時候，自是已失去平民立場；雖然新的平話體的俠義小說又在起來，可是時代又在轉變著。更新的受了西洋小說影響的小說種子，早潛伏在民間，而等待著它的出世的機會。清代傳奇志怪書亦一度發達，與通俗小說相角逐，然與通俗小說同其命運，也隨著通俗小說走上了最後的路。 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在這二十六七年間，文學界也與世界的政治經濟狀況一樣，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與前世紀很不相同；尤其是自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之後，更為具有特異的色彩。 中國的文學，在新世紀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一方面是舊式的作家在並不衰頹的寫作著，一方面新的作家，努力於西洋文藝的介紹，努力於新的作品的創造。 承襲了傳統的文格者有李寶嘉之《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 其超出於諷罵小說範圍之外的，有《老殘遊記》及《孽海花》。《老殘遊記》題洪都百鍊生著，實為劉鶚的作品；《孽海花》是曾孟朴所作。 林紓之功績在翻譯，他的譯文，凡一百五十餘種，以小說為最多，史格得、狄更司、大仲馬諸人皆由他的介紹而始為中國讀者所知。可惜他不懂外國語，他的譯文皆由另一人口譯後由他筆述的，所以有時不大與原文吻合。 自一九一七年，胡適在《新青年》月刊上發表他的文學改革論後，中國的文壇起了一個大變動。文字從拘謹的古文，對偶的駢文，一變而為活潑潑的連用現代人的言語的語體文，文體從固定的小說的舊格律下解放了而為自由的儘量發揮作者個性、儘量採納外來影響的新的文體，這是一個極大的改革。 史格得，今通譯司各特。 狄更司，今通譯狄更斯。 胡適像 現代小說有將它分為三個時期的。第一時期有魯迅、葉紹鈞、郁達夫、謝冰心、落華生等。第二期有茅盾、老舍、沈從文、馮沅君等。第三期有丁玲、張天翼、靳以等。此後中國文學將必為一個燦爛的新時代。無產階級的文學，不久必走上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