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哲學史 · 第七章 毛澤東和中國現代革命

在中國現代史發展的過程中，新文化運動之後，緊跟著就出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文化運動的左翼，培養出了它自己的接班人毛澤東。 毛澤東（1893～1976），字潤之，湖南省湘潭縣人，出身於農民家庭。新文化運動時期，在北京大學當旁聽生，又在李大釗所領導的北大圖書館中當職員，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離開北大後，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宣傳馬克思主義，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他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1935年遵義會議後，他被推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從此以後，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並且被認為是思想上的領導人。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有權威的人。在幾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君、師」的地位和職能。他的著作言論中已公開的，載在《毛澤東選集》五卷及單篇本；此外還有《毛澤東書信選集》《毛主席詩詞》《毛澤東哲學批註集》等著作。 第一節 新民主主義階段 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新民主主義及以前階段，二、社會主義階段，三、極左思想階段。 第一階段的主要理論著作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與《新民主主義論》。這兩篇文章幾乎是同時寫的。在前一篇文章中，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的發展，畫出了一幅藍圖。他根據當時中國的社會性質，指出了革命的任務，他說：「既然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為了推翻這兩個主要敵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這兩個敵人的革命，有時還有資產階級參加，即使大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著一般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既然如此，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09～610頁） 《新民主主義論》是專門說明這個理論的。這篇文章一開始提出了一個總問題——「中國向何處去？」毛澤東分析了當時國際和國內的形勢，得到一個結論：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全文從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說明新民主主義道路的內容。 在政治方面，毛澤東指出，在當時的世界中，有資本主義的舊民主主義，也有蘇聯的社會主義。「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36頁）。毛澤東認識到革命的性質是革命的任務所決定的，革命的任務是革命國家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因為中國社會在當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當時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這些都是歷史的客觀實際所決定的，所以，中國在當時的革命，既不能是舊民主主義的革命，也不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那就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第三種形式只是一個過渡，但這個「渡」非「過」不可。 在經濟方面，毛澤東說：「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於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係。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這種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39～640頁） 在文化方面，毛澤東說：「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59頁）他又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69頁） 他還批判了「全盤西化」的主張。他說：「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67頁） 《新民主主義論》還特有一節，題為「駁左傾空談主義」。毛澤東說：「沒有問題，現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發展到社會主義。中國也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但是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44頁）他還指出：「『一次革命論』者，不要革命論也，這就是問題的本質。但是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似乎並無惡意，也迷惑於所謂『一次革命論』，迷惑於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純主觀的想頭；而不知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說，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務，例如社會主義的任務，合併在民主主義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46頁） 毛澤東的這篇文章，於1940年首先發表於延安的《中國文化》雜誌創刊號上。這篇文章雖然是以個人名義發表的，但是，其意義和影響是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它的「建國大綱」和政治綱領。 第二節 毛澤東與「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鬥爭 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毛澤東與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展開了鬥爭。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認為，應該依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及蘇聯的前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城市中的無產階級與軍閥、資本家直接鬥爭，一有機會，就發動武裝起義。毛澤東不以為然，他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來說，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06頁）因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其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是組織工會，教育工人，可以進行長期的合法鬥爭，可以利用議會講壇，可以實行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其組織形式是「合法的」，鬥爭形式可以是「不流血的（非戰爭的）」。遇到適當的時機，就改變合法的鬥爭為武裝起義，一舉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先占據城市，把革命從城市推向農村。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條件就大不相同。在當時新舊軍閥統治下，沒有法律，沒有議會，甚至共產黨和工會的組織也都被禁止，無所謂「合法鬥爭」。要鬥爭，就只有武裝鬥爭。這種情況，毛澤東歸結為一句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12頁） 中國的無產階級人數是比較少的，而農民群眾則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毛澤東提出「工農聯盟」的主張，共產黨下鄉組織農民武裝起義，先占領農村，由農村包圍城市，一反西方共產黨的辦法，領導中國革命，得到最後成功。這個戰略符合中國當時的社會情況，也符合中國的歷史情況。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農民起義的傳統，但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關係。一次農民起義雖然成功了，也只是改朝換代，建立一個新的王朝，沒有也不能改變封建制度。有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無產階級雖不代表比資本主義更高一級的生產關係，但確實代表著比封建主義更高的生產關係。工農聯盟，無論就哪一方面說，都是如虎添翼。本著這個戰略，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組織了蘇區政權，有效地抵抗了蔣介石的「圍剿」。以後，又在延安組織了抗日政權，領導淪陷區的人民進行游擊戰爭，使日本帝國主義「以戰養戰」的妄想無法實現。 這些成功，都是「左」傾教條主義者所不能想像的。毛澤東總結這些成功的經驗說：「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67頁）毛澤東說的「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這句話，後來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定義。馬克思主義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它就不是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曾用了一個形象的例子以為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繫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777～778頁）射箭以「的」為主，以箭對著「的」，不是以「的」對著箭。好像醫生看病，是以病為主，不是以藥為主；只可對症下藥，不可叫病人對藥害病。革命也是如此，只能以革命的任務決定革命的性質，不能以革命的性質決定革命的任務。前者是對症下藥，後者是對藥害病。 為了從理論上批判「左」傾教條主義者，毛澤東寫了兩篇哲學論文——《實踐論》和《矛盾論》。 第三節 《實踐論》 毛澤東指出，人的認識的過程有兩個階段：感性認識階段和理性認識階段。他說：「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裡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進，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這個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在人們對於一個事物的整個認識過程中是更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階段。」（《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61～262頁） 毛澤東在這裡所舉的例子是就一個團體（一個到延安參觀的團體）說的，就個人的認識說，情況也是一樣。個人的認識能力有兩個組成部分：感官和思維。從感官得來的是感性認識，從思維能力得來的是理性認識。思維能力是人類所特有，人之所以別於禽獸、高於禽獸者就在此。譬如一隻貓，它只能照著它的感性認識活動，見了可吃的東西就吃，聽到可怕的聲音就跑，疲倦了就睡覺，它的認識和活動，都只限於感性的階段。無論是人或其他動物，就其認識能力來說，感性都不能自然上升為理性。人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不是量變，而是質變，是一個突變，一個飛躍。 飛躍的條件是抽象。毛澤東引列寧的話說：「列寧說過：『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他又說：「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63頁）理性認識雖然高於感性認識，但必須以感性認識為根據。沒有感性認識，理性認識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是「認識」這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面，它們是相反而又相成的。用這個觀點說明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毛澤東說：「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68頁） 毛澤東接著說：「然而認識運動至此還沒有完結。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為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著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68～269頁）毛澤東提出了認識運動中的又一次飛躍，「認識」這個統一體中的又一對對立面：認識和實踐。 《實踐論》最後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73頁）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原則是辯證唯物論，這個原則應用到歷史學，就是歷史唯物論。《實踐論》的主題是應用這個主要原則到認識論。毛澤東屢次點出，他所講的認識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其所以是辯證的，因為他用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面的統一鬥爭這個原則來說明認識的發展過程；其所以是唯物的，因為在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這兩個對立面中，毛澤東肯定感性認識是第一性的；在認識和實踐這兩個對立面中，他肯定實踐是第一性的。 《實踐論》所謂認識，和西方傳統哲學所謂認識，其意義不盡相同。西方傳統哲學所謂認識，主要是就個人說的，其主體是個人；《實踐論》所謂認識，不是就個人說的，其主體可能是一個社會團體，也可能是整個社會。《實踐論》所謂知、行，和中國傳統哲學所謂知、行，其意義也不盡相同。中國傳統哲學所謂知、行，也是專就個人說的；《實踐論》所謂知、行，其意義就廣泛得多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倒和孫中山接近。孫中山的《孫文學說》的內容，主要討論知、行問題，主張「行先知後、行易知難」。《實踐論》中雖然沒有明確地這樣說，但全篇充滿了這種思想，是很顯然的。 第四節 《矛盾論》 這篇文章，本來是毛澤東為了克服存在於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作的。其中接觸到兩個真正的哲學問題：其一是兩個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的問題，其二是一般與特殊、共相和殊相的關係的問題。對於這兩個問題，毛澤東都用生動的語言加以說明。 關於第一個問題，毛澤東說：「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301～302頁） 毛澤東在另一個地方說：「總之，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國，日本人叫勝利。中國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國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國的失敗裡面包含著勝利，在日本的勝利裡面包含著失敗。歷史難道不是這樣證明了嗎？」（《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是毛澤東於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的。毛澤東又說：「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於甲方，非主要方面屬於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鬥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我們常常說『新陳代謝』這句話。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一事物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97～298頁）這就是說，一個統一體中的兩個對立面，其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平等的，有主有從，但其主從關係不是固定的。主可以轉化為從，從也可以轉化為主。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可以轉化為被統治者，被統治者也可以轉化為統治者。毛澤東總結說：「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或推陳出新的。」（《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99頁）以上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接觸到的第一個真正哲學問題。 第二個真正哲學問題，是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的問題。毛澤東說：「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其共性是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並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認了一切。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於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麼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94～295頁） 毛澤東又說：「由於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於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於特殊性之中，所以，當著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就應當去發現這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內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許多事物的互相聯結。」（《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93頁）他又說：「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個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後，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85頁）毛澤東從認識論的根本上，批判了當時在黨內掌握領導權的教條主義者。他們對一切事情都照搬蘇聯的革命經驗，完全不知道蘇聯革命是一個特殊，中國革命又是一個特殊，兩個特殊各有自己的特點；在蘇聯是真理的東西，到中國就成為教條。他們常說，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所以絕對正確。其實，如果他們不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那倒有正確的可能；如果他們真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那就非犯錯誤不可了。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就是把一般和特殊相結合，以此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對於一般和特殊的問題，毛澤東歸結為一般寓於特殊之中。一個「寓」字，準確地說明了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既有區別、又有聯結的情況。這個提法，中國傳統哲學稱為「理在事中」。 對於兩個對立面統一鬥爭的問題，毛澤東歸結為：「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或推陳出新。」（《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99頁） 這是《矛盾論》的兩個要點。 第五節 《矛盾論》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對立面既統一又鬥爭，就其統一這方面說，也可以說是兩個夥伴。譬如：就一個貿易的關係說，其中必有兩個夥伴——一個買者，一個賣者。沒有買者就沒有賣者，沒有賣者也就沒有買者。買者和賣者是一對對立面，也是一對夥伴。無論怎樣說，他們都是互相依存的。它們互相依存而又互相鬥爭，都想占對方的便宜，這就是中國近代人所謂「商戰」。這一對對立面或夥伴，因貿易這個關係而處於一個統一體中；又因同在一個統一體中而互相鬥爭，這就成為又統一、又鬥爭的局面。中國有句老話說「不是冤家不聚頭」，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一個統一體中的兩個對立面，其中有一個是主要的，一個是次要的。這個主要、次要的分別是一回事。在一樁買賣交易中，有一方占便宜，必有一方吃虧。其占便宜者，就是主要對立面；其吃虧者，就是次要對立面。主要對立面的占便宜，就是次要對立面的吃虧，其實是一回事，並不是於主要對立面占便宜之外，還有一個次要對立面吃虧。這也正如會計學中借方和貸方平衡的道理一樣。 在人類社會中，還有一種關係把不同的民族或國家聯結為一個共同體，那就是戰爭。在一個戰爭共同體中，也有兩個對立面，它們當然是對立的，但也可以說是夥伴的關係。沒有這樣的夥伴，也就沒有戰爭了。中國有句老話：「一個巴掌拍不響。」 在一個戰爭共同體中，其勝者為主要對立面，敗者為次要對立面。其實，勝敗就是一回事，勝者的勝就是敗者的敗，並不是於勝者之勝以外，另有一個敗者之敗。 在一個統一體的發展過程中，兩個對立面的地位因條件的不同而經常互換，這就是對立面的轉化。這在戰爭中最為明顯。善於用兵的人，就是善於創造條件，使自己成為勝者，使敵人成為敗者。毛澤東說：「戰爭的勝負，主要地決定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於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台建築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著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話劇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66頁） 當紅軍在江西蘇區同蔣介石的軍隊作戰時，紅軍數量和武器裝備遠遠處於劣勢。紅軍當時的戰術是：「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88頁）這個「訣」的意義，是避免和敵人打面對面的硬仗，雖不能勝敵，但可以避免為敵所勝。 紅軍的戰術，以後又有新的發展，使紅軍由劣勢轉化為優勢。毛澤東說：「中國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態出現於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依賴於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無論哪一個大勝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是戰略的說法，是對整個戰爭整個敵我對比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實是如此。不是對戰役和戰術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決不應如此。無論在反攻或進攻，我們總是集結大力打敵一部。……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08～209頁）毛澤東根據辯證法對立面互相轉化的原則，制定出一套在戰爭中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略戰術。這是《矛盾論》中提出的第一個要點的應用。 關於一般和特殊的分別，毛澤東作過極清楚的分析，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開頭就說：「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54頁）戰爭是「一般」，其內容是任何種戰爭都必須依照的規律。革命戰爭是一種戰爭，除了依照戰爭的一般規律外，還要依照這種戰爭的特殊規律。革命戰爭中，有蘇聯的革命戰爭，有中國的革命戰爭，這就是「特殊」。它們除了依照一般戰爭和革命戰爭的規律外，還各因其本國所特有的情況而有各自發展的規律。毛澤東指出，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必須研究蘇聯的革命戰爭經驗，從中學習戰爭和革命戰爭的規律，求得一般於特殊之中，但不可以照抄蘇聯的戰爭經驗。「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照抄來用，絲毫也不變更其形式和內容，就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56頁）這是毛澤東對於當時教條主義者的批判，也是《矛盾論》中提出的第二個要點的應用。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矛盾論》這兩篇文章，前者發表於1936年12月，後者發表於1937年8月。就發表時間說，前者早於後者八個月，但不能說《矛盾論》中那兩個要點只是毛澤東在這八個月中才發現的；只能說毛澤東在1936年前後的幾年之間，就已形成這一套思想。他先用軍事學的形式發表出來，那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後來又用哲學的形式把它發表出來，那就是《矛盾論》。這兩篇文章互相發明、互為表里。 由此可見，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的思想既有理論的根據，又有實踐的應用。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是科學的，不是空想的。他是從革命的客觀實際出發，以決定革命的性質和任務。 關於革命的任務和革命的性質的關係的問題，王夫之有兩句話說得最簡明「有因事以求理，無立一理以限事」。革命的性質就是「理」，革命的任務就是「事」。 可惜到了後來，集「君」「師」於一身的毛澤東，以為「立理」可以「限事」了。 第六節 社會主義階段 在解放戰爭勝利後，共產黨把毛澤東提出的政治綱領一步一步地付諸實施。它首先稱它所要建設的中國是「新民主主義的中國」。1949年，中國共產黨召集了當時的各民主黨派開了一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憲法。這個綱領，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規定，都是以《新民主主義論》所說的原則為根據的，它就是《新民主主義論》的法律形式。其中，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包括五種經濟同時並存，當時稱為新民主主義經濟。作為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的有效時期有多長呢？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究竟多麼長，他沒有說。據當時報刊上的報道，劉少奇說至少五十年，實際上是不到五年就變了。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這就正式取消了《共同綱領》的法律效力。 毛澤東於1954年6月14日，在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作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講話說：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需要多少時間？現在不講死，大概是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個基礎。到那時，是不是就很偉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就同現在大不一樣了。 《憲法》的調子和《共同綱領》是大不相同的。《共同綱領》的總目標是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憲法》的總目標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於《憲法》的公布，中國革命就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到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一個大轉折點。這個轉折點，表示毛澤東對於革命方法的認識的大轉變。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所用的革命方法是以革命的任務決定革命的性質，以當時社會的性質決定革命的任務。當時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當時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由此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不能是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共同綱領》就是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措施。1954年的《憲法》首先提出社會主義，這就是以革命的性質決定革命的任務。這個轉變，在以後的中國社會中，引起了深遠的後果。 毛澤東常說，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作為一般的論斷，這是不錯的；但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使其不能發展的，畢竟是些具體的東西。這些東西，就是某時某地革命的對象；消滅這些對象，就是其時其地的革命的任務；這個任務，決定其時其地的革命的性質。如果得到自然的發展，中國社會自然也會從封建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自然發展中，有其內部的阻力，那就是封建的殘餘勢力；更重要的是其外部的阻力，那就是帝國主義。所以要解放中國社會的生產力，就必須反帝反封建，尤其是反帝。中國人民抗日的勝利，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解放戰爭的勝利，趕走了美帝國主義。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布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個「站起來」，是對於帝國主義的束縛而言的。就是說，中國社會的生產力，已經從帝國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了。當時應該做的事，就是調動中國社會的生產力，以各種方式，由各種渠道，齊頭並進。這就是當時的新民主主義道路。新民主主義經濟所包括的五種經濟，有資本主義經濟。如果資本主義經濟又發展成為中國社會的生產力的束縛，那就用社會主義再作解放，這就是革命分兩步走。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本來就是這樣主張的。可是，1954年的《憲法》過早地提出社會主義的總目標，毛澤東似乎也想合兩步為一步、「畢其功於一役」了。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特別有「駁『左』傾空談主義」一節，曾幾何時，毛澤東也走上了「『左』傾空談主義」的路了。 這樣的轉變，當時在黨內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毛澤東批判繼續搞「新民主主義」的人們，他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是犯右傾的錯誤。其中，「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這句話，說明毛澤東的思想方法與以前大不一樣。他不是以革命的任務決定革命的性質，而是以革命的性質決定革命的任務。社會主義的內容是什麼呢？他沒有系統的理論，我們只可從他的零散言論和具體措施中窺其一斑。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實現在農村中。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把沒收的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給農民，作為他們的私有物。幾年之後又用合作社的形式，把農民連同他們所分得的土地組織起來，稱為合作化。這種由分而合的過程，毛澤東稱之為社會主義運動。這種組織由初級社到高級社，最後到人民公社。1958年，本書的作者曾隨同北大哲學系的師生一起被派到北京郊區幫助農民辦人民公社，有機會親自見到當時領導運動的人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樣子。照他們所宣傳的，簡直就是共產主義了。首先是「吃飯不要錢」。每一個公社都辦起了公共食堂，本社的社員進去吃飯，都不要錢。據當時的宣傳，以後其他公社的社員，也可以不掏錢來吃飯；再以後，任何人都可以不掏錢進公共食堂吃飯；最後，一個人可以走遍全中國，到處都可以走進公共食堂，不掏錢就吃飯，吃飯問題解決了。公社對於社員生活的各方面都包下來，社員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歸公社包了。當時的公社，確實都是這樣做的。社員的生活既然都被包下來了，他們就有餘暇做藝術方面的活動，各公社都辦起了畫廊。至於這些費用從何而來，卻沒有具體地討論，因為他們有個前提：「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只要人敢想，生產力就自然相應地提高。有一個公社的書記自以為他能把農業生產提高到畝產一百二十萬斤，並且設置了試驗田，插上牌子，寫上「一百二十萬斤試驗田」。問他有什麼辦法，他說有一個秘訣：每畝地下埋一條死狗。 這種「共產風」當然是刮不久的，所以，不久就下令停止了。但其餘波仍然泛濫不息，其主要的表現是養成人們習慣於說些大而空的話，當時卻被稱為「豪言壯語」。有一個笑話：曾有兩句流行的歌謠：「無產階級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唐山大地震時，有人風趣地說：「別『吼』啦，別『吼』啦！一抖就受不了啦！」 可注意的是，他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的內容，實際上和康有為的《大同書》是一類的思想。其類似之處，在於都是空想的，不是科學的。毛澤東也曾指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60頁）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思想，真的是到達共產主義的路嗎？實踐已經做出結論了。 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社會發展史，列舉了五種社會類型，一層比一層高。每一新出現的類型，都代表一種新的生產關係。被毛澤東稱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否代表一種新的生產關係？不見得。在刮「共產風」的時候，農民不僅是公社社員，也還是他們原來家庭中的成員，仍處於他們原有家庭的組織中。每個社員，在公社勞動所得工分，並不歸個人所有。他們回家後，還要如數交給家長，由家長支配。從這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倒像一個封建大家庭。這是因為在封建社會中，農民附著於土地，依靠自然經濟生活，人民公社就是在這種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並沒有改變自然經濟，所以還不能超出封建經濟形態的範圍。 第七節 極左思想階段 毛澤東的極左思想，表現為「文化大革命」。這場大動亂，確實是「史無前例」的，把社會上的一切都鬧了個天翻地覆。在學校里，不是先生教學生，而是學生教先生。在醫院裡，醫生當看護，看護當醫生。大學的學生不是通過考試入學，而是由工廠、人民公社和部隊保送進來的，稱為「工農兵學員」。他們首次進校的時候，大張旗鼓，學員們捧著或頂著毛澤東的半身石膏像，認為他們勝利了，知識分子被打倒了，以為只要有毛澤東的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進入知識的寶庫，攀登科學的高峰。 毛澤東最喜歡引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句話：「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宣言》是從產業大革命說起，這次大革命引起了政治、經濟、道德等社會各方面的大變動。《宣言》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1～272頁）這樣說「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句話，就有了物質的基礎，這是從革命的任務出發，是名副其實的革命。極左思想家離開了那些物質基礎，而從他們所認為的革命性質出發，空談要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就是教條，就是超階段的革命。當時的革命者們大破「四舊」，他們所要破的「四舊」是封建主義的「四舊」，其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當時中國的革命任務應當是改變自然經濟為商品經濟，中國「四舊」中的宗法制度、家族思想，都是自然經濟的產物。不從根本上下手，而只大批孔、孟，縱寫千萬篇文章，也是沒有效力的。 當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相衝突的時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生產力大發展，舊的生產關係不能與新的生產力相適應；新的經濟基礎已經改變，舊的上層建築不能為它服務，而且成為它的束縛了。這是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新的生產關係不是由舊的生產力自然發展出來，新的上層建築不是由舊的經濟基礎自然決定的。在前一種情況下，社會就要發生革命，這就是「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那句話的確切意義。後一種情況，就是超階段的革命，而超階段的革命就要犯「左」傾空想的錯誤。其所以不能超階段，是因為生產關係決定於生產力，上層建築決定於經濟基礎；所以在革命發展過程中，革命的任務決定革命的性質，而不是革命的性質決定革命的任務。 這個道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講得很清楚，但不久就忘記了。使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社會，就是超階段的革命。所超的是什麼階段呢？這一點，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中，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到最近才說清楚。最近，黨的領導人說：能超過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能超過的，是商品經濟。因為商品經濟這一階段不能超過，所以，想使中國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進入社會主義，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的階段，這就是現在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從民主主義的觀點看，就稱為「新民主主義」；從社會主義的觀點看，就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理論內容和實際措施是一致的，其總方向是要建設一個沒有資本主義制度、沒有資本家的商品經濟。這是一個偉大的試驗。如果成功，那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了。 《共產黨宣言》的「徹底決裂」是革命；有極左思想的「革命者」的「破四舊」是超階段的革命。 毛澤東的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其性質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階段是科學的，第二階段是空想的，第二階段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為革命的領導者認為，革命的性質可以決定革命的任務。這就是認為上層建築可以決定經濟基礎。這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則直接違反的，這是一個大問題。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專有一段討論這個問題。所謂「共產風」是第二階段的非正式的延伸，不足為另一階段。 第八節 空想共產主義與科學共產主義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共產主義有空想的和科學的之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常引馬克思的一句話：「一天等於二十年。」這句話，可能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一個社會的生產力，如果能提到比資本主義高几千倍，那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了；另一種解釋是如果打出共產主義的旗號，社會生產力就會比以前高几千倍。前一種說法是科學共產主義，因為它的依據點是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後一種說法是空想共產主義，因為它的立足點是人們的願望。馬克思的本意是什麼，這裡暫不考證。在刮「共產風」的時候，人們引用這句話是用第二種解釋去理解的，所以認為只要打出共產主義的旗號，糧食的畝產就會提高到一百二十萬斤。這當然是空想共產主義。極左思潮就是空想共產主義。極左思潮在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了高潮，統治了中國，造成了十年動亂。 根據列寧的說法，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其中之一是法國18世紀的空想共產主義。空想共產主義的立足點是宗教的、道德的理想，而科學共產主義的立足點則應是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按照唯物史觀的原則，歷史的發展是靠生產力的提高，生產力的提高是靠新的生產工具的應用。在人類歷史上，封建社會取代奴隸社會，是由鐵器的普遍使用帶來的生產力的革命而引起的。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則是由於第一次產業大革命，以蒸汽為動力的機器把社會生產力一下子提高了幾百倍，以至幾千倍。生產力提高了，社會生產方式也要有相應的改變，這就構成了新的生產關係，這就是資本主義。這個過程，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講得很清楚。他進一步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矛盾集中為兩個對立面：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照這樣的分析，無產階級不過是與資產階級共存於資本主義這個統一體中的一個對立面。它和資產階級一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不代表新的生產關係，因為新的生產關係還沒有出現。這就如中國封建社會中的農民一樣，農民只是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的對立面，不代表新的生產關係，因而即使它通過起義，奪得了政權，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社會形態。 在沒有出現由生產工具的革命引起的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發展，也沒有出現由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的生產關係改變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卻告訴人們，無產階級是新生產關係的代表，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可以人為地改變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客觀歷史進程，建立社會主義，這就與唯物史觀相矛盾了。由此看來，這個理論帶有很大的空想成分。當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不能進行革命，不能取得政權。而是說，不能不顧及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超前建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即使取得了政權，其革命任務也應該是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為更高一級社會形態的出現準備條件。因此，其革命性質只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這個問題上，只能遵循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能靠空想辦事情。 空想的東西，是經不起實踐的考驗的。現在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改革，他們都是在實踐中發現了空想共產主義的錯誤。根據過去推測未來，如果世界上真有比資本主義更高一級的新的生產關係出現，那就需要有第二次產業大革命，第二次產業大革命的來臨，已經出現了苗頭。以蒸汽為動力的機器，把人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現在出現的電子計算機，把人從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人的計算能力，一下子提高了百萬倍，乃至千萬倍。再加上，例如超導體等發明，社會生產力真可能「一天等於二十年」，提高几千倍；如真實現，比資本主義更高一級的生產關係就自然出現了。 空想家的空想也是有內容的，不過它的內容是從舊的生產關係中取來的，因為新的生產關係還未出現。這不能怪他們，人類的思想總是以其經驗為資料的。以舊的資料配上新的名稱，這可叫做「新瓶裝舊酒」。在社會大轉變時期，有「舊瓶裝新酒」，也有「新瓶裝舊酒」。就其對於社會的影響說，「舊瓶裝新酒」比較好些。無論瓶子怎樣，它裝的總還是新酒。 上文說過，人民公社是毛澤東所提倡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但從另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又像是一個封建大家庭。在那樣的家庭中，每一個家庭的成員都依賴於家庭而生活。成員有收入，都要如數上交家長；如果沒有收入，也照樣受家庭的供給。家庭為其成員準備了「大鍋飯」，成員都有「鐵飯碗」，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正是準備了這樣的「大鍋飯」。所行的各種「包」，把社員的依賴心都「包」下來了。這就是「新瓶裝舊酒」。直到現在，「大鍋飯」「鐵飯碗」「平均主義」，還是改革的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