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 第三章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時期的小說

第一節 小說發展的新階段 古典小說發展到光緒年間（１８７５～１９０８），隨著改良主義運動蓬勃發展，開始出現了新的局面。雖然在這個時期也產生了像《三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俠義小說和《青樓夢》、《海上花列傳》等狹邪小說，但這些作品，只是前一個時期小說創作的餘波，它們已經遠遠不能代表當時小說創作的整個面貌。在這些俠義小說中以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出版的石玉昆《三俠五義》影響較大。小說的前半部寫的是包公在展昭、白玉堂等俠客的幫助下，受理民冤、神斷疑案。同奸臣龐太師父子鬥爭的故事；後半部主要寫俠客們替朝廷幫助顏查散剪除叛藩襄陽王黨羽的經過。作品通過龐昱、馬剛、馬強、柳洪、苗秀等反面形象，對當時社會上的種種黑暗，主要是皇帝國戚以至土豪惡霸的橫行跋扈，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但作品在揭露上述現象的時候，只是作個別偶然事件來處理的，而整個封建制度在作者看來還是合理的，皇上是聖明的。小說中的俠客，開始還有"草澤英雄"的本色。他們富有正義感，做了不少為民除害的工作；但當封建統治階段滿足了他們的欲望之後，就死心塌地為皇帝服務，成為統治者最忠實的奴才。作品中的包公，參太師、斬龐昱，雖然還不失為清官的典型，但已經削弱了傳統中這一形象的正義性，即缺少為支持正義而敢於"違抗"聖旨的精神，在封建最高統治者皇帝面前表現得非常馴服。小說在藝術上有一定的成就，具有濃厚的平話色彩。《三俠五義》的續書《小五義》、《續小五義》，它們無論就思想內容或藝術方面看都更加低劣。在狹邪小說中，只有光緒十八年（１８９２）韓子云寫的《海上花列傳》具有一定批判現實的意義。作品通過趙二寶、李漱芳、周雙玉三人的遭遇，在寫出城市有產者荒淫無恥的同時，對妓女們的悲慘生活作了一定的暴露。它用吳語寫成，其中主要人物寫得很生動，富有生活氣息。 代表這時期小說創作新面貌的是從一九○○年左右到一九一○年之間出現的大批反映改良主義政治要求、譴責現實黑暗的小說和許多闡述小說理論的文章。它們大都發表在當時創辦的《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體》等許多文學刊物上。 這一局面的出現，有多方面的原因。中日戰爭後國家和民族危機愈加愈加深重。廣大群眾對腐朽無能的清帝國已感到無望，紛紛想尋找國家積弱的原因。當時代表新興資產階段的知識分子和受西方資產階段思想影響的封建士大夫"翻然思改革"，開展了一個轟轟烈烈的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在文學上也出現了一個改良運動。小說界革命就是這運動的一個方面。當時人們把小說看作是暴露舊社會、宣傳新思想的有力武器，他們一反前人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把它提到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大批小說和小說理論就是這樣一個新的形勢下出現的。這時代近代性商業都市的相繼出現，都市中廣大市民階層對小說的濃厚興趣，外國小說的大量傳譯以及職業小說家的出現，也都是小說創作和小說理論得以興盛的重要原因。 這些小說有它鮮明的特色。首先是它們自覺地配合當時政治運動，有較為豐富的政治內容，凡官場的黑暗，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以至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無不在小說中得到反映。特別是宣傳改良主義已成為小說的主要內容。正因如此，也就決定了這些小說對現實的揭露和批判雖然很廣泛，但是不夠徹底。如它們在大力揭露官場黑暗的同時，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對封建最高統治者的幻想；在大量揭露帝國主義兇殘的同時，又對它的侵略本質缺乏認識，甚至還美化了它的"文明"和"進步"。其次，小說對現實的態度是一味地暴露、譴責，缺乏理想的光彩。這固然由於當時現實的極端黑暗和腐朽，同時也由於作家認識上的局限，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找不出寄託理想的正面形象。小說作者繼承了我國傳統的諷刺手法，而又有所發展，它的特點是筆無藏鋒，達到了極度的誇張和溫畫化的程度。他們經常抓住一點，大力渲染，讀來痛快淋漓，但由於典型概括不夠，不能留給讀者以深刻動人的印象。在小說的結構上，一般都採用若斷若續的長篇形式，它主要是為適應報刊的分期刊載；同時這樣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儒林外史》的影響。 這些小說的數量很多，但質量一般不高。《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算是比較優秀的作品。但它們在思想上、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還遠遠不能和清中葉以前的一些長篇巨著相比，這主要是由於作家政治上的軟弱，不能接觸到社會問題的本質，提不出先進的理想。此外，他們生活圈子的狹小和本身文學修養的限制，也是導致上述結果的原因。 當時大批小說理論文章的主要內容大致可歸納為下列四個方面： （一）非常重視小說的社會作用。梁啓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的一段話，是最有典型性的。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類似這種提法的還不少。王先生在《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中說："吾以為吾儕今日，不欲救國也則已；今日誠欲救國，不可不自小說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說始。"它們一反封建正統文人鄙視小說的觀點，把小說地位空前提高，無疑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但也不免失之片面，以至把小說的作用不恰當地強調到決定的一切的地步。 （二）提倡小說為社會服務，具體地說就是為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服務，使它成為宣傳改良主義思想和號筒。在《國聞報館附印說部緣起》中就有"宗旨所存，則在乎使民開化"的話。《月月小說》發刊詞中聲稱其創刊動機是"改良社會，開通民智"。而該刊出版祝詞解釋譯更為明確："方今立憲之詔下矣，然而立憲根於自治，此其事不在一二明達之士大夫，而在多數在下國民，......支那四千年專制之毒中於人心也深矣，人人心目中除一尊外，不知有所謂民權馬、自由馬、憲法馬、選舉馬。至於今日士夫稍知之矣，而所望在下多數之國民則仍瞢瞢馬，而未有知也。"為此，小說當為"開通知識之一助，而進國民於立憲資格"。為密切服務於改良，他們主張，凡撰小說，"不可不擇事實之能適合於社會之情狀者為之，不可不擇體裁之能適宜於國民之腦性者為之"（王無生《中國歷代小說史論》）；凡譯小說當擇"有關切於今日中國時局者"（梁啓超《譯印政治小說序》）。 （三）對古典小說作了各種不同的評價。其中有些人仍受陳舊觀念的束縛，把舊小說分成英雄、兒女、鬼神三類，而且片面地加以否定，把《紅樓夢》、《水滸傳》看成是誨淫、誨盜之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對我國優秀的古典小說作出了很高的評價。他們一反前人對《水滸傳》、《紅樓夢》的誣衊，而認為"有暴君酷吏之專制，而《水滸傳》現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紅樓夢》出焉。"說《紅樓夢》是部有偉大"摧陷廓清舊道德"力量的小說，《水滸》是"中國小說中錚錚者，武俠之模範"。又說"《金瓶梅》一書作者抱無窮冤抑，無恨深痛，而又處黑暗之時代，無可與言，無從發泄，不得已藉小說以鳴之。其描寫當時之社會情狀，略見一斑。......真正一社會小說，不得以淫書目之"（見《新小說·小說叢話》）。儘管它們還遠沒有對這些小說作出正確的論斷，但在當時卻是非常大膽的意見。 （四）對什麼叫小說和如何創作小說的一些問題也有所闡述。首先他們看到了文學作品與其他科學著作的區別。夏曾佑在《小說原理》中指出，人所喜歡的是"肉身之實事"（即具體生活），而不是"縹緲之空談"（即抽象的理論），畫和小說都能使你去"親歷"一下"如在目前之事"，而"小說雖稍晦於畫，而其廣過之"。他又說歷史是"實有之事常平淡"，小說是"誑設之事常艷"。徐念慈的《小說林緣起》則已引用黑格爾的話，指出了形象性、具體性等作為小說藝術特徵。其次，他們指出文學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在描寫現實，還描寫理想。梁啓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指出："小說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恆情，於是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欲摹寫其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宜，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此外，他們還指出文學是通過感情作用來激動人的。蠡勺居士的《昕夕閒談小序》說："予則謂小說者，......令人之聞義俠之風，則激其慷慨之氣，聞憂愁之事，則動其悽惋之情，聞惡則深惡，聞善則深善。"梁啓超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說小說有四種"神力"、"熏"、"浸"、"刺"、"提"。"熏"實指感情潛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使人感情受突然刺激，"提"是指讀者隨書的感情而變化，把自己融入其中。 以上理論雖然還比較幼稚，缺乏科學體系；它們的哲學基礎也都中唯心的。但我們卻不能低估它們的意義和價值。它們把小說從"稗官野史"的地位解放出來，反映了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蔑視傳統看法，勇於建樹的革新精神，對晚清小說的興盛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二節 李伯元和吳趼人 李伯元（１８６７～１９０６），名寶嘉，號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是晚清著名的譴責小說家。他擅長制藝和詩賦，曾以第一名入學，但屢試不第。引起他對社會的不滿。到了上海，接觸到許多新的東西，更不滿於清政府的腐朽無能。但是由於政治的保守，他不僅敵視民主主義革命派，連康梁的變法也認為是"過激"行為。他起初創辦了一些小報；主要"為俳諧嘲罵之交"，"記注倡優起居"（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但這段報館工作對他生活經驗的積累和藝術技巧的鍛煉有一定的作用。為他以後的小說創作準備了一定條件。在一九○一年到一九○六年之間，他先後寫成了《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活地獄》、《中國現在記》等長篇小說和不少彈詞。 《官場現形記》是他的代表作。全書共六十回，由許多相對獨立的短篇蟬聯而成。作品從改良主義的立場出發，抨擊了封建社會末期的官僚制度。著力地描 寫他們貪污腐敗和媚外賣國的醜態，以及他們對人民的殘酷迫害。 小說中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官僚群像。雖然他們的地位有高有低，權勢有大小，手段有不同；但都是"見錢睜開，視錢如命"之徒。為了錢，他們賣官鬻爵、貪贓枉法、殘害人民、出賣祖國以至最後出賣自己的靈魂。陶子堯的夤緣際遇，侵吞公款；冒得官的圖保顯職，供獻女兒；胡華若的花天酒地，縱兵燒掠，讀來莫不令人髮指！小說寫當胡統領（胡華若）得悉要他去浙江嚴州"剿匪"後，十分害怕，唯恐送命，但又不敢不去，於是他帶著隨員和軍隊一路耽擱，花天酒地。後打聽得嚴州已沒有什麼"匪"了，他竟又揚揚得意，想借"剿匪"來邀功。十四回寫得他率領人馬，耀武揚感地開到鄉上。 鄉下人眼眶子淺，那裡見過這種場面，膽大的藏在屋後頭，等他們走過再出來；膽小的一見這些人馬，早已嚇得東跳西走，十室九空。起先走過幾個村莊，胡統領因不見人的蹤影，疑心他們都是土匪，大兵一到，一齊逃走，定要拿火燒他們的房子。這話才傅出去，便有無數兵丁跳動人家屋裡四處搜導，有些孩子、女人都從床頭後頭拖了出來。胡統領定要將他們正法，幸虧周老爺明白，連忙勸阻。胡統領吩咐帶在轎子後頭，回城審問口供再辦。正在說話之間，前面莊子裡頭已經起了火了，不到一刻，前面先鋒大隊都得了信，一齊縱容兵丁搜掠搶劫起來；甚至洗滅村莊，姦淫婦女，無所不至。 在大隊人馬卻掠一陣之後，胡統領便"東南西北，四鄉八鎮，整整兜了一個大圈子"，見無人出來抵敵，便"奏凱班師"。 這些官吏們就是這樣殘害人民，作威作福；但在洋人面前卻那橛地卑躬屈節，表現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五十三回文制台接見洋人一段就是很典型的。 ......巡捕見問，立刻趨前一步，說了聲"回大帥的話：有客來拜"。語言末了，只見拍的一聲響，那巡捕臉上早被大帥打了一個耳刮子。接著聽制台馬道："混帳忘八蛋！我當初怎麼吩咐的！凡是我吃著飯，無論什麼客來，不准上來回。你有沒有耳朵，沒有聽見！"說著，舉起腿來又是一腳。那巡捕挨了這頓，打罵，索性潑出膽子來，說道："因為這個客是要緊的，與別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緊，我不要緊！你說他與別的客不同，隨你是誰，總不能蓋過我！"巡捕道："回大帥：來的不是別人，是洋人。"那制台一聽"洋人"二字，不知為何，頓時氣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裡半天；後首想了一想，驀地起來，拍撻一聲響，舉起手來又打了巡捕一個耳刮子；接著罵道："混帳忘八蛋！我當是誰！原來是洋人！洋人來了，為什麼不早回，叫他在外頭等了這半天？"巡捕道："原來趕著上來回的，因見大帥吃飯，所以大廊下等了一回。"制台聽完，舉起腿來又是一腳，說道："別的客不淮回，洋人來，是有外國公事的，怎麼好叫他在外頭老等？糊塗混帳，還不快請進來！" 《文明小史》也是他的代表作，全書六十回。作品從所謂"維新"、"立憲"的角度，進一步發展了《官場現形記》的主題，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無能，揭穿了假維新派的投機把戲；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自發的反抗鬥爭以及社會上新舊思想的衝突。 《活地獄》，全書共四十三回，由長短不等的十五個故事組成，通過這些浸透著血和淚的描寫，暴露了封建衙門內的種種罪惡。 李伯元小說的藝術特色是廣泛使用諷刺和誇張手法。作者經常把生活中落後、醜惡的現象集中起來，通過一件事情，大加渲染。如《文明小史》十三回中，通過武昌府洋務局的幾位道台，鄭重其事地爭論接待一個外國教士應該用什麼品級轎子的小問題，提示了這批被封建等級觀念腐蝕透了的大小官吏的老朽、迂腐。有時作者還抓住一些關鍵性的細節。把諷刺對象自相矛盾的兩個方面放在一起來揭示人物的偽善和醜惡。《文明小史》十九回中劉學深、魏榜賢等一群所謂"維新黨"正在茶館裡高談闊論，把婦女不纏足的好處講得有聲有色，儼然是個婦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但當旁邊走過一個三寸金蓮的妓女時，劉學深便忘其所以，拍手高喊："妙啊！臉蛋兒生得標緻還在其次，單是他那一雙腳，只有一點點，怎叫人瞧不勾魂攝魄？"這就揭示出這些"維新黨"的醜惡嘴臉。這些諷刺手法，顯然受《儒林外史》的影響，但比起《儒林外史》來就顯得淺薄。由於作者不能深入發掘事物的本質，從而不能把握人物行動的內在規律，加之寫作的勿促，對事物缺少冷靜、細緻的觀察，這就影響到對醜惡現象的深刻、徹底的揭露。 吳趼人（１８６６～１９１０），是晚清另一位著名的譴責小說家。他名活堯，原字繭人，廣東南海人，因居佛山鎮，故筆名我佛山人。吳出身於中落的官僚家庭。二十多歲去上海謀生，曾傭書於江南製造軍城局，後客居山東，又運游日本。一九○四年在湖北任美國人辦的《楚報》主編，後辭職返滬，參加反華工禁約運動。一九○六年編《月月小說》，後病死於上海。吳趼人的創作活動，主要在二十世紀最初十年。他的思想發展以一九○七年為界，明顯地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表現比較進步，在改良主義思想基礎上曾產生過反帝反封建的意識。一九○七年發表的《上海游驂錄》標誌了他思想的退步，由前期不徹底的反帝反 封建的意識轉變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進而維護封建統治。吳趼人是當時創作最多的一個作家。他寫了小說三十餘種，現存二十多種。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小說通過九死一生（是作者的影子）在二十年中耳聞目見的無數怪現狀，給我們描繪了一幅行將崩潰的清帝國的社會圖卷。它所反映的內容比《官場現形記》要廣泛，它不僅寫官場人物、洋場才子；而且旁及醫卜星相、三教九流。但它的重點還是暴露官場的黑暗。作者筆不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僚，都是骯髒齷齪、貪財無恥的傢伙。其中有作賊的知縣、盜銀的臬台、命妻子為制台"按摩"的候補道......。作者在九十九回中借卜士仁的口概括了當時的官場哲學："至於官，是拿錢捐來的，錢多官就大點，錢少官就小點；......至於說是做官的規矩，那不過是叩頭、請安、站班，......至於骨子裡頭，第一個秘訣是要巴結，只要人家巴結不到的，你巴結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五十回中九死一生這樣說："這個官竟然不是人做的。頭一件就要學會了卑污苟賤，才可以求得著差使；又要把良心擱過一邊，放出那殺人不見 的手段，才能弄得著錢。"小說八十九回寫苟觀察（苟才），為了升官發財，竟無恥到逼使寡媳去做制台的姨太太。 夫妻兩個直走到少奶奶房裡，雙雙跪下。......苟才雙眼垂淚道："媳婦呵！這兩天裡頭，叫人家逼死我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望媳婦大發慈悲罷！"少奶奶到了此時，真是無可如何。只得說道："公公、婆婆，且先請起，凡事都可以從長計議。"苟才夫婦方才起來，姨媽便連忙來攙少奶奶起來，一同坐下。苟才先說道："這件事，本為是我錯在前頭，此刻悔也來不及了。......"少奶奶道："媳婦從小就知婦人從一而終的大義，所以自從寡居以後，便立志守節終身，......卻不料變生意外。"說到這裡就不說了。苟才站起來，便請了一個安道："只望媳婦順變達權，成全了我這件事，我苟氏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少奶奶掩面大哭道："只是我的天唷！"說著便大放悲聲。......苟太太一面和他拍著背，一面說道："少奶奶別哭，恐怕哭壞了身子啊！"少奶奶聽說，咬牙切齒的跺 著腳道："我此刻還是誰的少奶奶唷？" 這些官吏們為了升官發財，就連這樣下流無恥的事情都幹得出來。對於帝國主義也是一味地奴顏婢膝。作品寫在廬山問題的交涉上，總理衙門的一員大臣給江西的巡撫信中說："台灣一省地方，朝廷尚且送給日本，何況區區一座牯嶺，值得什麼？將就送了它吧，況且拿了回來，又不是你的產業，何苦呢？"就這樣把一座廬山白白地送給人家。這些官吏在對外戰爭中，更有貪生怕死。十四回寫中法戰爭時，中國兵輸僅僅看到海上有一縷煙，就疑為法艦，放水沉船，事後還謊報倉促遇敵，致被擊沉。 小說還著力鞭打了洋場才子和斗方名士。他們胸無點墨，卻到處賣弄才情，附庸風雅。他們把李商陷的號玉溪生送給杜牧，把杜牧之的別號"樊川"加在老杜（杜甫）頭上，更把少陵、杜甫說成是父子兩人。 作品中還揭露和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虛偽和社會風尚的敗壞。九死一生的伯父，表面道貌岸然，實際卻拐騙亡弟錢財、欺凌寡娣孤侄。開口就講忠孝節義的符彌軒，卻百般虐待老祖父，幾乎把他打死。莫可基不僅昌充弟弟頂替他的官職；而且霸占弟媳，又把她"公諸同好，作為謀差門路"。黎景翼逼死弟弟，又把弟媳出賣為娼。通過這些衣冠禽獸，反映了當時封建宗法制度和倫常關係已到了總崩潰的時候。 書中出現了蔡侶笙、九死一生、吳繼之等幾個正面人物。在這些形象身上，寄託了作者改良主義的理想。他們對現實不滿，但又不敢觸當時的政治制度和官場中的根本問題。他們正直、賢良，有一定的才能；但又格守封建道德。因此，在這個社會中不可能有出路。蔡侶笙任榮陽縣令時，被老百姓稱作"青天大老爺"，卻因蝗災動用公款濟百姓，被革職嚴追。吳繼之雖然熟諳人情，有應會險惡環境的能力，但也是到處碰壁，走投無路。通過這些描寫，正反映了作者改良主義理想的破產。 吳趼人的小說，還有《九命奇冤》、《恨海》、《痛史》等。其中《痛史》寫得較好。小說主要寫南宋末年賈似道等權奸的賣國求榮，苟延殘喘。同時表彰了堅決抗敵的愛國志士 。吳趼人小說的結構比較完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全篇以"我"為線索，把二十年耳聞目睹之事串連一起，比起《官場現形記》來顯得集中一些；但由於題材龐雜，缺少剪裁，因此還不夠謹嚴。吳趼人大量運用諷刺手法，但 浮光掠影地摹寫一連串醜惡現象。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惜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於溢惡，言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而已。"這種評價，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第三節 老殘遊記及其他 《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１８５７～１９０９），字鐵雲，江蘇丹徒人。他對"西學"很有興趣，研究過數學、醫學、水利等。先後在河南巡撫吳大徵、山東巡撫張曜處做過幕賓，因治河有功，官至知府。八國聯軍入京時，倔曾從俄軍處賤價購買太倉糧轉賣給居民，後來被劾私售倉粟，謫徒新疆而死。 劉鶚對於封建社會殘敗的局勢感到悲哀和絕望，但又想挽救這種局面於萬一。他積極向清廷提出"扶衰振敝"的主張，建議築路開礦，在"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的藉口下，認為"國無素蓄，不知任歐人開之"（與羅振玉書），這說明他是站在封建統治階段洋務派的立場上想挽救當時搖搖欲望的封建統治。 《老殘遊記》共二十回，署名洪郁百鍊生作。它寫一個搖串鈴的江湖醫生老殘在遊歷途中的所見、所聞、所為，反映了晚清的某些社會現實，表達了作者對時局的見解和他的一些反動的政治主張。全書以王賢、剛弼兩個酷吏的暴政為主要內容，寫出了現實的黑暗，這是作品有意義的部分。在晚清動盪的局面下，封建王朝已臨末日，人民的反抗怒潮如火如茶，此起彼伏，當時統治階段非常倚重那些鎮壓群眾反抗的"清官"來維持殘局，而劉鶚卻比較深刻地揭露了他們的罪惡。他說：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大，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 作品中玉賢和賜弼兩個"清官"，實際是殘忍與剛愎的典型。曹州知府玉賢的"路不拾遺"的政聲是建立在對無辜人民的殘酷屠殺上，一年來用站籠站死的有二千多人，站不死的還用板子活活打死。而被稱為"瘟剛"的剛弼，自命不要錢，實際則濫用嚴刑，屈殺好人，只求自己邀功，不顧百姓死活。作者通過一首詩，表達了他對這種罪惡行為的憤慨。行失淪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處處鵂留鳥雨，山山虎豹風。殺民如殺賊，太守是元戎！由於作者站在封建統治階段洋務派的立場上來觀察問題，作品就表現了明顯的反動傾向。在第一回里，劉鶚以隱喻方式表現了他的政治見解。他把國家比作在驚濤駭浪中顛簸的一隻帆船。船上有四種人，第一種是掌舵的、管帆的，也就是暗指清廷的統治集團。在老殘看來這些"駕駛"的人並沒有錯，他們所缺的只是一個方針，因此只要送一個改良主義的羅盤給他們就行了。第二種人是管理的水白，指當時中下層官吏。作品寫他們正在搜括乘客的錢財，是作者批判的對象。第三種人是演說的，實際是指孫中山領導下的革命黨。作者肆意歪曲他們，並鼓勵人們把他們拋下海去。第四種人是乘客，也就是老百姓。作者罵他們中贊成革命的人為不懂事，被人"利用"；而竭力讚揚那些認識不清或反對革命的人為老成持重。這裡作者的反動立場是非常清楚的。劉鶚還通過為他所大力讚賞的黃龍子來大罵"北拳南革"，說革命黨是"亂黨"、"妖婦"、說義和團是"疫鼠"、"害馬"。小說塑造了兩個仁慈的好官莊宮保和白子壽，在他們身上寄託了劉鶚的政治理想。作者筆下的莊宮保是個愛才苦渴、舉賢授能，能關心人民痛苦的封疆大臣。白子壽是個耿介清廉，明察秋毫的"青天大老爺"。顯然，這樣的好官 是沒有現實根據的，因此形象本身缺乏動人力量，顯得蒼白無力。 《老殘遊記》在藝術上有一定成就，他對事物的描寫比較細膩，文筆生動。白妞的美妙歌聲，桃花山的月夜，黃河冰岸上雪月交輝的景致，特別是大明湖、千佛山明麗如畫的景色，對讀者都有吸引力。 ......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裡面，仿佛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估季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正在嘆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大明湖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裡，顯得明明白白。那樓台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一個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卻有一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著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著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的絨毯，估季上下兩個山的墊子。 在人物描寫上，兩個"清官"的形象比較生動。此外，作品中還出現了長段的心理描寫，這在我國已往的小說中是少有的。但小說的情節缺少提煉，結構鬆散，人物之間和情節之間還缺乏內在聯繫。 除了上述作品外，這時期還有大批改良主義性質的小說，它們內容很複雜，但思想水平都不高，藝術上也粗糙。其中較好的作品有《官場維新記》、《苦社會》等。《官場現形記》全書共十六回，無名氏作，是一部暴露清廷官場腐朽的小說。作品通過袁伯珍這個人物，揭露了當時官僚們冒維新之名以圖升官發財之實的可恥行為。《苦社會》共四十八回，無名氏作，寫阮道甫、魯古國、李心純三人迫於生活，出國謀生。通過他們的遭遇，反映了華工華商在美國的悲慘生活，它是一部華工華商的血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