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評論 · 伍譯的名家小說選[1]

商務印書館用了引人注目的廣告，介紹伍光健先生選譯的英美名家小說二十種。差不多都是近代重要的作家，都是可以代表各個作家的著作。我以為是全書的譯出，預約價只要五元，這未免太便宜了我們讀者。於是我去訂了一部，夥計交給我一張訂單，同時交給我五冊已出的小說。原來是節譯，英漢對讀，薄薄一百頁，說是依照中學課程標準的規定，為了中學生或者同等學力而設備的。我仍然訂了二十種小說選，卻不完全預備自己看了，打算拿回去，送給弟弟們看，因為商務印書館說得好： 「可作中學英文科讀本，可做暑假中作業用書，可做英文漢譯之范作。」 我對於伍先生的譯文向來懷著好感。直到如今，我還記得《俠隱記》叫我整整一個月沒有吃好飯，因為一時一刻我也離不開達特安，猶如更小的時節，離不開白眉毛徐良，或者黃天霸。後來看見胡適之先生做文章讚揚《俠隱記》，並且介紹譯者和我們相識，覺得胡先生一點沒有過分，同時牢牢記住伍先生的名姓。現在已然若干年，若干年，而我自己，輾轉徙離，陷進一個不可窺測的深淵。鑽在自己愛好的歐西名著裡面，惹了一身塵土，對於童時的經驗，我也就恍若隔世了。 所以如今捧著這五本小說選譯，雖然薄薄五冊，卻格外覺得有重量。伍先生已經成為「翻譯界名宿」了，看那四寸小像，雖是第一次瞻仰伍先生真容貌，究竟禿了頂，上了年紀。樣子有些冷峻、嚴肅，不過精神透出飽滿，真是一個從所事，務所業的氣魄。於是我打開《二京記》，這本狄更司的知名的小說，想起當年在大學一年級讀原著的一切。 我的老天爺! 這本伍先生譯的，這《俠隱記》的光榮的譯者?我的心沉了下來，好像我撕碎了我童年的時光之網，墜入無底的灰色的人生——無一不是失望的人生! 《二京記》就是我們已然耳習的《雙城記》。現在，讀者們，假定你們是中學生，和我弟弟們一樣的英文程度，打開書，看到伍先生的「狄更司傳略」，能夠明白這句話嗎： 這本小說的長處不在乎善於概念人物…… 什麼是「概念..人物」呢?我們知道概念是一個抽象名詞。但是將這用做動詞，我們就有些如入五里霧了。譬如，將「概念」兩個字換成「孕育」，問題就解決了。現在請你們再翻看正文第一頁的第一段的第一句： 有一大桶的酒跌在街上，酒桶打碎了。 酒跌在地上，我的先生! 如若我是一個好兄長，我一定笨手笨腳譯作： 一個大酒桶掉下來，跌在地上。 或者譯作： 一個大酒桶掉在街上，而且打碎了。 這樣一改，我至少可以應付我那群好問的弟弟們，還有他們寫酒舖總是「舖」，伍先生全寫作鋪東西的「鋪」，也不容易叫他們賞納。 於是我閉住書，另換了一冊，是《伽利華遊記》。我聲明我是北方人，所以類似「伽利華」這種譯音，實在叫我覺得不和原音切合。如若我譯，想來應該是「高利佛」，這樣我一下子就明白這來自Gulliver。伍先生作者的文筆，說是： 英文無有如他那樣鋒利，那樣直接的。 現在我把形容詞搬到前頭來，再看你們懂不懂： 無有如他那樣鋒利，那樣直接的英文。 我明白第一個形容詞，但是第二個「直接的」，不說弟弟們，我先不明白是什麼意思。難道還有間接..的英文嗎?這至少不是中文了，所以我們也就不必多費時間追究。我們不妨來看正文的第一頁的第一段： 我是極疲倦了，加上天熱，我離船時候又喝了半合白蘭地，我就覺得睏倦想睡，我倒在極短而軟的草地上睡，睡得很酣，我記得我生平沒有比這次睡得更酣的。我計算我睡了約九點鐘，因為我醒的時候，剛好天亮。我嘗試起來，卻動不得; …… 如若有人說這是「流利而不浮泛」，弟弟們程度淺，也許囫圇吞下去，但是你，我高貴的作者，你寫的文章，「峭麗雄健，簡潔明白」，如若你也有中文的修養，你能承認這種令人慾睡的繁冗的文筆嗎? 這不是字數多少的問題，而是全盤印象美好的問題： 我累極了，加以天熱，下船時候又喝了半合白蘭地，我真有點兒沉沉思睡。我躺在鬆軟的短草上，睡得熟極了，如今記起來，生平怕也就是這麼一次，自己一計算，足足超過九個小時，因為醒的時候，正好天亮，我打算起來，可是不能夠; …… 和伍先生的譯文一比，這也只是半斤八兩，然而我的弟弟們，至少不用嘗試，便知道打算。 我不相信伍先生是直譯，魯迅先生所謂的直譯，因為伍先生是硬譯或者死譯。全不知道譯文也有生命，應該在字斟句酌以外，追尋一種語言的自然節奏。最好的翻譯也是一種創造，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那樣愛好佛經，因為它自身完美。有時我想，像伍先生這樣的名譯，真正應該學學隋唐時代的僧侶，不僅僅將這當做一日三餐的生計，而且更加神聖其事，舍了心，發了願，犧牲一輩子，看做理想跟上去。佛也笑著臉，鼓著個大腹，好叫徒眾打進他的臟腑，然後才堪宣講他的真諦。我是說，譯者應該鑽進作者的生命，重新創造，才不至於有失他的精神。這是事實，是信仰，是真實與美麗的結晶，然後不至於陷入一個永生嘗試的圈子。 我回到家，收起這五本書，放在書架最後最低一格，一點不想叫弟弟和我糾纏，因為，我怕極了這種無聊的請問，倒不如讓他們抱住字典，一個字一個字地自為思索。我說五本書，因為任何一本的第一頁，都逃不出《雙城記》和《高利佛遊記》的可悲的命運。中學生太老實，人家給什麼咽什麼，於是有人看準了他們良弱可欺，便如此這般來和他們開胃。他們全然信託，一點不曉得對方葫蘆里賣些什麼藥，而所謂一付良藥者，正不過是走江湖的套數。上了當的，只是我弟弟那群羊羔似的中學生而已。 其實伍先生的譯文自有他的特長，就是： 他有他特殊的調子，一個非常老氣橫秋的調子。如若有人說我譏諷，我願意改做老練，不過你不覺得，他有時譯的太不費力氣? 他譯的日子久了，而且譯熟了，於是一管筆滑了下來。他漸漸失去他早年那點兒質樸。這很可惜，尤其像我那樣愛過他的《俠隱記》。但是，說到《俠隱記》，我現在有時想，固然伍先生譯得不壞，而另外還有易於成功的原因： 大仲馬的文字本身粗窳、簡單、容易上筆，而譯者何況是根據英文重譯……這一切推不倒伍先生在翻譯上的功績，特別是他經年不輟的努力，值得我們後學欽敬。但是伍先生太疏忽，例如最近他給《文學雜誌》譯了一篇短篇小說，竟然不見作者的名字，除去伍光健三個白心黑地的大字……這，我不說了，只有原作者明白自己委屈了多少。可憐的原作者，他唯有接受他的命運，因為沒有一個人想知道那篇小說是誰寫的，而譯者這三個大字，便足夠為他門楣增光了。至少原作者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他成全了中國人的名譽。 然而，這只是一個例子，隨便翻看一本雜誌，在標題之下，你一眼看見的是個耳熟的或者知名的中國人，如若不是看到最後，有一個小注，簡直不知道這是創作還是翻譯。這和歐西雜誌正好來個相反，所以中國雜誌比起來進步多了，和一般譯者一樣，知道了商業化的重要，於是原作者朽矣。 (載1934年8月29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97期) * * * [1] 本篇署名「劉西渭」。——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