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評論 · 新詩的演變[1]

在近二十年新文學運動裡面，和散文比較，詩的運氣顯然不佳。直到如今，形式和內容還是一般少壯詩人的魔難。我說少壯詩人，因為第一，新詩一直沒有征服舊的傳統，而且恐怕還有些人降了過去 (其實不足為憂); 同時第二，詩本來也就永久屬於青春。我不是有意用這兩個古老的名詞，形式和內容，證明新詩落後。不然; 正相反。站在客觀而又親切的地位，我們可以看出，最初新詩僅只屬於傳統的破壞。這裡有兩種傾向： 第一，廢除整齊的韻律，儘量採用語言自然的節奏，然而因為都是半路出家，形式上不少有意的或是無意的模擬; 第二，擴大材料選擇的範圍：儘量從醜惡的人生提取美麗的詩意，然而缺乏自有的文字，不得不使用舊日的典故詞藻，因而染有傳統的色彩。一句話，人是半舊不新，自然也就詩如其人。他們要解放，然而尋不見形式，只好回到過去尋覓，於是，曲、詞、歌謠，甚至於白樂天的詩，都成為他們眼前的典式。 他們的力量是大的，方面是多的; 然而就詩言詩，他們的功績只有一點。最引後人注意的，就是音律的破壞。 也正是這一點，在他們是功績，後來者有一部分 (最有勢力的一部分) 卻視為遺憾。這就是徐志摩領導的「詩刊」運動。他有舊學做根基，然而他用外國的形式為依據。他要詩回到音樂，因為詩是音樂的。從這一點來看，在接受之中，他們把前期的運動加以修正。一方面這屬於反動，一方面這又繼承前人，用外國的形式做典式，追求一定的形式。在某一意義上，這是一種思維之後的努力，不僅僅在破壞，而且希企有所建設。但是在另一意義上，這卻形成頹廢 (不是道德上) 的權勢，因為實際上，一切走向精美的力量藏著頹廢的因子。 和這一派隱隱峙立的，有一部分人完全不顧形式，變本加厲，甚於前期，圖謀有所樹立。這又可以分而為二： 一者要力，從中國自然的語氣 (短簡) 尋找所需要的形式; 一者要深，從意象的聯絡，企望完成詩的使命。一者是宏大 (主旨自然具有直接的關係)，一者要纖麗; 一者是流暢，一者是晦澀; 一者是熱情的，一者是含蓄的; 不用說，前者是郭沫若領袖的一派，後者是李金髮領袖的一派。 然而郭沫若不等收穫就走了開 (或許他失卻自信心，因為他最後的詩仍是粗窳的)。李金髮卻太不能把握中國的語言文字，有時甚至於意象隔著一層，令人感到過分濃厚的法國象徵派詩人的氣息，而漸漸為人厭棄。於是天下廓清了，只有「詩刊」一派統治。 然而徐志摩遇難。 有位先生或許出於敵意，以為先生死得其當。因為他寫不好詩了。他後來的詩歌便是明證。而坐實這證明的，就是他詩歌中情感的漸見涸竭。他太浪費。他不像另一個領袖，聞一多，那樣富於克臘西克的節制。 這位先生的刻薄，一種非友誼的挖苦，我不贊同。徐氏的遇難是一種不幸，對於他自己，尤其對於詩壇，尤其對於「新月」全體。他後期的詩章與其看作情感的涸竭，不如譽為情感的漸就平衡。他已經過了那熱烈的內心的激盪的時期。他漸漸在凝定，在擺脫誇張的詞藻，走進 (正如某先生所謂) 一種克臘西克的節制。這幾乎是每一個天才者必經的路程，從情感的過剩來到情感的約束。偉大的作品產生於靈魂的平靜，不是產生一時的激昂。後者是一種戟刺，然而不是一種持久的力量。 所以徐氏的死，對於他自己，與其看作幸勿寧視為損失，特別是對於詩壇，特別是對於「新月」整個的合作。因為實際，他的詩章若影響不小，他整個的存在卻影響最大。談到新詩，我們必須打住，悼惜一下這赤熱的不幸短命的詩人。 但是宇宙的進行隱隱寓有一種自然的法度，看不見，然而感得到。因為即使徐氏不死，新詩的運動依然不免流於反動。我們說過，李金髮仿佛一陣新穎，過去了，也就失味了。但是，他有一點可貴，就是意象的創造。對於好些人，特別是反對音樂成分的詩作者，意象是他們的首務。他們厭惡徐志摩之流的格式 (一個人工的技巧或者拘束)： 這和現代的生活扞格; 他們第一個需要的是自由的表現，然而表現卻不就是形式。內在的繁複要求繁複的表現，而這內在，類似夢的進行： 無聲，然而有色，無形，然而朦朧，不可觸摸，然而可以意會; 是深致，是含蓄，然而不是流放，不是一泄無餘。他們所要表現的，是人生微妙的剎那，在這剎那(猶如現代歐西一派小說的趨勢) 裡面，中外古今薈萃，空時集為一體。他們運用許多意象，給你一個複雜的感覺。一個，然而複雜。 和李金髮具有相同的氣質，然而他們屬於不同的來源。一個顯明的區別，是他們抓住了中國語言文字，所謂表現的工具。然而一個尤其根本的區別，是這些年輕人不在模仿，或者改譯，而在創造。在這方面，我們第一個提到的詩人，應當是戴望舒。但是戴氏，不免法國象徵和現代詩派有力的暗示，具有影響，然而缺乏豐富的收穫。眼前最有絢爛的前途的，卻是幾個純粹自食其力的青年。來日如何演進，不可預測： 然而離開大眾漸遠，或許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止。 一個最大的原因，怕是詩的不能歌唱。 然而取消歌唱，正是他們一個共同的努力。因為，他們尋找的是純詩 (Pure poetry)，歌唱的是靈魂，而不是人口。廢名以為舊詩大半不是詩。這沉默的哲人，往往說出深湛的見解，可以顯示一部分人對於詩的探索。他有偏見，然而即使是偏見，他也經過一番思考。然而真正的成績，卻在幾個努力寫作，絕不發表主張的青年。 從音律的破壞，到形式的試驗，到形式的打散 (不是沒有形式： 一種不受外在音節支配的形式，如若我可以這樣解釋)，在這短短的年月，足見進展的迅速。我們或許感覺中間的一個階段太短了些 (勿須悲觀，因為始終不斷有人在努力形式的試驗)，然而一個真正的事實是： 唯其人人寫詩，詩也越發難寫了。初期寫詩的人可以說是醒覺者的彷徨，其後不等一條可能的道路發見，便又別是一番天地。這真匪可思意，也真蔚然大觀了。通常以為新文學運動，詩的成效不如散文，但是就「現代」一名詞而觀，散文怕要落後多了。對於一部分詩人，我們起首提到的形式和內容，已經不在他們的度內，因為他們追求的是詩，「只是詩」的詩。 (載1935年7月20日《大公報·小公園》第1740號) * * * [1] 本文署名「劉西渭」。——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