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論叢 · 略論中國韻文起源
近代人研究一切人文事態，都注重到它歷史的發展，這是應該的。但歷史發展，並非先有一定的軌道，一定的程序，外歷史而存在。世界各地域各民族，因於其自然環境之不同，以及其他因緣之種種相異，盡可發展出各異的路向，各異的內容。西方學者根據西方史實，歸納指示出幾許歷史發展的大例，有些在西方也未即成為定論。若我們只依照著他們所發現所陳說，來解釋中國史，固然也有些可以中西冥符，但有些卻未可一概而論。本篇只就文學史方面拈舉一例。
韻文發源當先於散文，治西方文學史者如此說。即在中國，亦有如此的說法。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論，史臣曰：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睹，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
這不失為一番極明通的見解。他主張歌詠所興自生民始，即無異於說，自有人類，便該有歌詠，便該有韻文了。因此說文學發展，韻文當先於散文。這一主張，可說是中西學人古今相同。
但若再進一步探討，實可另有異說。我在很早以前，作《老子辨》，即主就中國文學發展論，該說散文在先，韻文轉在後。此後又絡續在《中國文化史導論》及《文化學大義》兩書中約略提到此意見，但都沒有詳細的發揮，易於引起讀者懷疑，該再加闡述。
即就沈約前文，他也說，"虞夏以前，遺文不睹。"可見韻文在中國，並不早見。這是根據史實而言的。沈約只是說，就理論，韻文歌詠之類，該與生民之始而俱興。但為何那些遺文會湮沒不睹，而中國文學，就其歷史實例言，又顯然是散文更早於韻文呢？這一層，值得我們注意。
我在《中國文化史導論》書中，曾再三強調，中國文化發源，與西方古文化如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諸區域，有一絕大相異點。在上述諸區，文化發展，比較限於一小地域，而中國文化，則在遠為廣大的地面上形成。這一事實，說來極明顯，而關係則甚重大。中國文化內在一切特性，有許多處，都可從此一事實作解釋。而中國文學之形成與發展，即是其一例。
沈約所謂"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這固然可說是文學之起源。但嚴格言之，則僅只是文學之胚胎，或文學之種子，也可說它還未形成為正式的文學。即就當前論，各地山歌漁唱，民謠傳說，若經文學家拈來，加以潤飾改造，何嘗不可成為絕妙的文學。但山歌則總是山歌，民謠則總是民謠，在其未經文學家妙手匠心加以潤飾與改造之前，我們卻不能遽即認其為文學。在文學史上，也不一定有它們應占的篇頁。
如蒲松齡《聊齋志異》，所收故事，十分之九，在那時先流傳了。只經蒲氏收來，加以潤飾改造，才公認為其是文學。在以前，村叟野老們，在瓜棚豆架下，茶餘酒後，興高采烈地講述，圍著一些人，聚精會神地聽著，我們卻不能認為即是文學呀。如此一類之例，舉不勝舉。但我們卻必須先認識這一個分別。
讓我們再舉一較遠的例，更細申述之。劉向《說苑·善說》篇，有如下的一節。
鄂君子晢泛舟於新波之中，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
"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逾滲惿隨河湖。"
鄂君子晢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於是鄂君子晢乃?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
這一節故事，正可供我們研討中國古代文學發展一絕好的啟示。那越人的擁楫而歌，正是沈約所謂"志動於中，歌詠外發"，這本是一篇絕好的文學題材，但不能遽說是文學。縱使認為它本身便是一件文學了，但仍有問題在越歌與楚譯上。無論那首歌，在越人聽來，可說是一首絕好的歌，或說是一篇絕好的文學。但若不經一番楚譯，在楚人聽來，真是不知所云，毫無可說的。換言之，越歌在楚地，決不被認為是文學的。
說到這裡，便可講到中國文學上所極端注重的雅俗一問題。當知那一首越人歌是方言，地方性的，雖是自然的具著文學情味，但在中國文化環境裡，則不夠條件算文學。因凡屬文學，必該具一種普遍性。必該與人共喻。因此那一首越人歌，縱使楚譯了，縱使楚人也認它是一首絕好的詩，而還得要雅化，還得譯成為在古代中國當時各地所流行的一種普通話，才始能成為中國的文學，而列入於中國文學史。而所謂雅者，即是在周代時所流行的一種普通話。
於是我們可以說到《詩經》三百首。大小雅，是西周政府里的作品。西周政府在鎬京，今陝西境，雅即指當時當地的方言方音言。但因於周政府是一個統一王朝，當時各地封建諸侯貴族，十之七八是周人，其他十之一二，也得依隨周王室，模仿其雅言雅音，作為官式的往回。因此當時所謂雅，即指其可以普遍通行於全國之各地。因此雅就成為文學上一項必備的條件。所謂俗，則因其限於地方性，如越歌之不能傳誦於楚地，自然不得被認為是文學了。若使越人在當時，也獨立成一文化單位，自有他們的歷史傳統，則越歌自然便成為越文學，他們的方言即是他們的雅言，而無所謂俗了。但中國文化環境，既如此般在一大地面上展開，則越歌楚謳，全成俗調，而不得被認是文學，而文學則必然是雅的，這一層也自可明白了。
至於《詩經》里的十五國風，乃當時西周王室隨時分派采詩之官到各地去，搜集一些當時在各地流行的民間歌謠，再經過西周政府一番隨俗雅化的工作，始得成其為詩的。所謂隨俗，是說依隨於各地的原俗，採用了它的原辭句，原情味，原格調，原音節。所謂雅化，則是把來譯成雅言，譜成雅樂，經過這樣一番潤飾修改，而於是遂得普遍流傳於中國境內，而我們則稱之為是中國的文學。
其次如《楚辭》，大體亦如此。《楚辭》中如九歌之類，本來是江湘之間楚地的民歌，這也等如上述的越歌般，也是未合於文學條件的。只因經過了當時文學高手屈原之修改與潤色，雖然還保留了若干的土氣與地方性，但是已雅化了，這始成為此後中國人所公認的絕世偉大的文學了。
因此研討中國文學起源，便不得不牽涉到中國文化發展之整體的特殊性。中國古代文化環境，與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諸區域不同。中國文化在大地面上發展成熟。在一個絕大的地面上，散布著稀落的農村，又分別各自環擁著一個一個的城圈，那即當時之所謂國與都與邑。而那些國與都與邑，又儘是經濟不很繁榮，人口不很稠密的。國與國都與都之間，一樣是稀落的，散布的。那些稀落的都和鄙，城郭和農村，散布在黃河兩岸乃及江淮之間的一片大地面上，各地的方言俗語，盡可有許多歌謠以及民間傳說，可資運用作為文學的好題材，可被視為是文學的胚胎與種子。但若沒有人把來雅化過，則永遠如那越人之歌般，它將浮現不到文化上層來，成為我們此刻所目為的文學了。而那些把來運用雅化的人，又必然是在當時社會上層的貴族們，即當時所謂的士君子。而那些士君子，他們又常先注意到政治，那又是中國文化一特徵，有其內在必然之所以然。即如十五國風與《楚辭》，顯然都絕不是和政治絕緣的。這正是中國文化發展一特有的形態，亦是研討中國文學發展史者所必當注意的一要點。
我們試看希臘文化，醞釀在商業城市中，一般市民多半屬於富有階級。而那些散布的城市，其實是簇聚在小地面上，和中國春秋時代的列國不同。在希臘全境，語言風俗，亦大體一致。交通往來，又極為便利。即在一個城市裡，已有供養一個劇院產生出幾許精美的劇本與超卓演員的經濟條件和人文背景了。而在一個城市轟動著許多觀眾的一些戲劇，還可以很快流傳到別個城市去。那些編劇演劇者，其用心所在，只博市民們愛好，其一般的社會性，自會更重於特殊的政治性。自然在這樣一個文化環境裡，也不會有像中國文學史上所特別重視的所謂雅俗之辨。中國古代也並不是沒有戲劇，惟大體使用在宗廟祭祀時，關閉在政府貴族圈中，與一般社會脫了節。像《詩經》里的頌，本是配合於戲劇的。但那些戲劇，既要莊嚴肅穆，而又太富於保守性，為其成了政府的大典禮，自不易於隨時修改，其文學性亦有限。因此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戲劇之得成為文學，其事甚後起。
在當時，各地民間也未嘗無一些故事與神話，但每一處的民間故事傳布不到別處去。散處在各地的農村，人煙既寥落，經濟亦貧瘠，情緒又單調，也不能產生出像荷馬般遊行歌唱來，把那些民間故事與神話活潑豐富地發展成史詩。於是流傳在中國古代各處的那些民間故事與神話，全成為簡樸的，原始的。後來偶爾經那一些哲人或游士們之引用，而始獲流傳到後代。先秦諸子，如莊子孟子等書里，便有不少這些民間故事與神話之引述。但他們是思想家，著書立說，所注重的，也不在純文學性的一面。又如今傳《戰國策》里許多寓言，也未必全由當時策士們所編造，只是經他們之引用而被流傳了。那些故事，因此也都染上了很顯然的政治意味。如畫蛇添足，狐假虎威，鷸蚌相爭之類，若從另一方式發展，豈不即成了一部中國的《伊索寓言》嗎？
上面把古代中國和希臘情況作一簡略的相比。我們也可援用此種看法，來與埃及、巴比倫、印度諸區域相比，便知文化發展各地不同，殊難以一例相繩。而文學發展，自也無逃此大例。
本來文學的題材與體式，大體總逃不出那幾套。但有些在西方很早就盛行了，而在中國，則因於其整個文化大體之發展，有其特有之個性，與西方不盡同，而走上了另一路徑，演出了另一姿態。如戲劇史詩之類，在中國古代文學中，便絕不占地位。而韻文發展或可後於散文，如《尚書·盤庚》篇自應是在古詩三百首之前，此亦僅就中國文學之實存史料而立說，自然也就不足為異了。
只因現代我們的學者，慣於把西方觀點來衡量東方之一切，因此既不肯承認散文之可先於韻文，又不肯承認文學之必辨於雅俗，而極意想提倡民間文學俗文學，認為只有地方性的，流行於下層社會的，才始是自然的活文學。但別的且不論，若果此項提倡而真見諸事實，則豈不在中國境內，應該有廣東文學福建文學之各各獨立。而所謂傳統的中國文學，則只如西方中古時期之拉丁文，或者將成為中國境內的一種世界語。則對於我遠古先民所艱難締造的那一種在大地面上發展成熟的傳統文化，自要處處被認為扞格不入、齟齬難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