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論叢 · 中國散文

（一） 中國散文本是對駢文而言，亦有是對詩而言。這是中國文學之一大支。就近代文學觀點看，除詩文以外，還應有詞曲、小說、戲劇等。但中國一向不重視小說，也不重視戲劇。在《四庫提要》里，並無戲劇一目。 《四庫提要》所收詩文集中，散文就占了一半分量。可見散文在中國文學史里比重極大。我們應該從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中來講散文。反過來說，也可從散文的發展中，來窺知全部文學史。再進一步說，如不從全部文化史作透視，也就無從徹底了解全部文學史。 西方文學如史詩、神話、戲劇等，開始就像是自然的、樸素的、天真的、民間的以及地方性的。而中國則不然。中國文學雖亦源自民間，實際上卻經過了官方的一番淘洗。關於這點，卻被所有寫中國文學史的作者們忽略了。像中國最早一部文學作品《詩經》，就是出於政府的官書。若是地方性的文學，要滲透到全國的廣大範圍，就先須經過一層雅化。而此層雅化工夫，在古代則是操之於上層貴族手裡的，也可說操在政府的。這是由於中國地理，文化環境，與西方不同之故。 西方文學發展，普通是說，如神話、故事。是唱，如詩歌。是演，如戲劇。然而中國卻不這樣。在中國古代產不出像希臘的荷馬那樣的大歌唱家。這因中國國土大，語言難得一致。希臘城邦的單位小，又是語言統一，故歌唱家可以到處通行。在中國就不能，即如今天的京劇，還是不能通行全國。就如梅蘭芳、楊小樓那樣的名角，也只能在北方及華中一帶唱，到了廣東、福建等省，便不通行。 中國文學發達，與西方不同。主要緣於中國古代就有一個統一政府。各地地方性文學，要傳播到全國，不得不先經過政府之淘洗與雅化。因此我們說，中國文學主要決不是地方性的。 地方性的文學只在四個階段中滲透進文學範圍： 第一階段--是經過王官的淘洗，像剛才說過的《詩經》。 第二階段--是諸子百家言，如《莊子》、《孟子》等書中，就有不少民間故事。那些故事，因於透過了諸子的手筆，而始普及通行。 第三階段--如楚辭，它是代表當時楚地民族的文學，或可是由民間歌謠發展而來。但楚辭雖然有著鮮明的地方色彩，也還是透過了屈原、宋玉等人之手而成。實際上與第二階段仍多相同。 第四階段--是經過游士之手。在《戰國策》中，所收有許多極好的散文。在那些散文里，也附帶有不少本來是民間文學的素材。 這裡我們要特別提出，即中國文學的發展乃是由上而下，主要在貴族階級手裡來完成。 西漢時的文學，乃由游士之手，轉入宮廷的侍從們，像司馬相如等。直到那時，中國學術界，還未有純文學觀念出現。必待到東漢，才可說有純文學意態的觀念出現了。因此范曄《後漢書》里，就首先有《文苑傳》。雖然過去已很久有極高的文學作品，但尚無明確地對文學有獨立的認識。許多散文其實只是應用文，甚至詩和韻文也都有應用氣味。 東漢的五言詩，才可算得是純文學了。像以前諸子百家著書，都不是純文學。嚴格說來，兩漢辭賦還是孕育在貴族宮廷手裡的一種應用文，也非純文學。 （二） 中國文學的確立，應自三國時代曹氏父子起。曹丕的《典論·論文》，是中國最早正式的文學批評。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重要關鍵。因文學獨立的觀念，至此始確立。 中國文學另外一個特徵，常是把作者本人表現在他的作品裡。我們常說的文以載道，其實也如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載道必能載入此作者之本人始得。此又與西方文學有不同。設辭作譬，正如一面鏡子，西方文學用來照外，而中國文學乃重在映內。也可說，西方文學是火性，中國文學是水性。火照外，水映內。 漢魏以後的文學，主要可看《昭明文選》。中國文學之有總集，不自《文選》始。惟《文選》所收集的，時間放長了，文體也放寬了。但《昭明文選》里，不選經，不選史，也不選子，所收集的便只限於較近純文學的一部分。總分賦、詩、文辭三大類。由此可見昭明太子當時，已有文學獨立的認識了。尤其重要的，他不分詩與文，駢與散。這實在不像我們開頭所講，詩文對稱，駢散分立的說法了。換言之，散文也可有純文學價值了。 散文確獲有純文學中之崇高地位，應自唐代韓愈開始。韓愈提倡散文，實在有一些是採取《文選》中賦前之序而變化出來的。如《送李願歸盤谷序》，為唐代一篇名文。此文有人把來與陶淵明的《歸去來辭》相提並論。我們若把《文選》中所收有些賦前之小序合看，便可悟其同出一類。又如韓愈《送楊少尹序》之類，此可謂是一種無韻的散文詩。韓愈於此等散文，本是拿來當詩用，這實在是一個脫胎換骨的大變化。再像《祭田橫墓文》，把祭文也改用散體。這一改變，遂破除了以前種種格調的限制與拘束。這也正如我們另換了一套寬大的衣服，而感到格外地輕鬆與舒適。散文在純文學中之地位崇高，其功當首推韓愈。 韓愈同時有柳宗元，下及宋代歐陽修等人，多擅記敘文章。如柳的山水遊記，歐的園林雜記如《醉翁亭記》之類，其實多有詩意。尤屬主要的，則須能把自己投入作品中。由於中國文學這一特性，遂引起後人為各著名作家編年譜，及把詩文編年排列，這又是中國文學與史學發生了關係。 宋明理學注重人格修養，這正如韓愈所說："我非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尤其如朱子、陽明，是理學家中能文的。他們的文章，也都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一切事物及對外應接都裝入其詩文中去。從這裡，我們更看得清楚些，所謂文以載道，其實是要在文學裡表現出作者的人生。 由宋經金、元，駢文更走下坡路。到明代，駢文終於是沒落了，而散文則更為盛大起來。明代前後七子如王世貞、李夢陽和李攀龍等，都要力仿秦漢。但比較有價值的文學家，還是要推歸有光，他是宗法唐宋的。 歸有光極反對盲目模擬古人，並力斥前後七子的文章，都像是空架子，只在格調詞藻方面下功夫。歸則以日常生活的描寫為主，他可算已抓住了極重要的一點，即是以文學來表現人生。這又回復到韓愈及宋學家們的精神了。 歸有光在政治上不得意，一生過的多是平民日常的生活。他因此最擅長在家庭中生活方面的描述，如《項脊軒志》、《思子亭記》等。他的文字很能學《史記》，尤其如《外戚傳》等。他從《史記》中領悟到寫文章的訣竅。關於這點，給清代的桐城派影響很大。他這種新的筆法，也可說唐宋八家尚未暢行，可說給散文寫法又開闢了一條新路線。所遺憾的，是他的文章不能反映出當時的整個時代，這是因為他的生活環境限制了他。 （三） 談到清代的散文，多半只是桐城、陽湖兩大派勢力。桐城派的始祖是方苞，以後還有他的弟子劉大櫆和劉的弟子姚鼐。他們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稱為桐城派。他們的系統，是遠宗唐宋八大家的。 姚鼐在揚州、南京主梅花、鐘山書院諸講席，凡四十年，本桐城古文義法選輯《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其中心貢獻在他為文章作分類的工作。他將各種文體，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十三類。以後論文體者，莫不奉為圭臬。這是姚氏對文學史上一大貢獻。就《古文辭類纂》之文體分類言，實比《昭明文選》遠為進步了。但《古文辭類纂》也避去經、史、子專書不選，則仍是沿襲昭明意見。他又特別提出八個字來作為衡評文學的主要標準。此八字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此八個字遂為桐城派做文章的依據。我們可說神、理、氣、味四字，偏在文學的人生方面。格、律、聲、色四字，則偏在文學的技巧方面。桐城派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重，而桐城派言義理，其實有些即已涵在他們所舉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之內了。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主張。此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即是文章與義理兼通互用融化合一了。因此桐城派主張文章的每一辭句，都得含有道德意味在內，都得慎細考慮，從嚴檢別。這樣的寫作態度，可算得是很嚴肅的。 又有陽湖派，如惲敬、張惠言諸人。他們能兼經子考據，因此陽湖古文雖是桐城別支，卻和桐城門徑廣狹不同。同時有洪亮吉，亦陽湖人，他亦能詩文，尤喜以駢文寫作，創為新駢文體。 我們再回頭看古文派的唐宋八家，是以韓愈為主的。韓愈雖為散文提高了其純文學中之地位，但韓的文章實是從經、史、子中蛻變而來的。但以後的古文家，尤其在明清兩代，漸漸不能遵從這條路了。這確是一大錯誤。從歸有光、方苞以下，古文的氣味轉弱，漸不夠有力了。古文派之所謂文以載道，本來是要抓住人生的道，而來表現在文學之中。並不是即以文學來表現文學。散文之所以被重視，正是因為它最容易表現人生。而桐城派在此方面之成就，實遠比不上唐宋。 關於中國散文的確立及其發展，已經講過不少。下邊我們再提出一個反對的意見。 章學誠所著的《文史通義》，也是我們研究近代文學所必讀的書。那是一部講文學及史學的通論。他說："六經皆史"，就是說，古代的經學，實在也就是史學。這一論點，實是針對當時的經學派而發。當時對立的兩大派，經學派以戴震為首領，文學派當推姚鼐。他倆都沒有做過大官，戴只是個舉人，姚曾考為進士。 自歸方評點《史記》的傳統，學文學應該讀《史記》，這已成為桐城派相傳的真訣。桐城派還特別看重評點。而章學誠則加反對。就常情說，評點只能當為學文的入門，不能算是學文的歸宿。章氏說："以古人無窮之文，而拘於一時之心手。"這是對評點的一針見血之論。 章學誠對文學的另一看法，他說："文章之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這也可說，學文學不能單從文學本身去學。這一觀點，卻近於韓愈文以載道的說法。不能認為文學即是道，而是寄道於文學中。從這一觀點，章氏又申述"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今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諸語。照這樣做來，則可成為如古代諸子，成一家之言，而不專限在文學中去學文學。因為章氏對當時的兩大派，經學與文學，都不滿意，而極想創造出一條新路徑。他當時評論古文，寫出《古文十弊》一篇，也是很有力量的。 章學誠又說："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這是以文來寫人或事，不是以文來寫文。他這樣講文學，可謂已講到較高的一步了。最後他又講"文德敬恕"。他說寫文章最重要的態度，還是敬與恕。如果能這樣，在臨文時就當檢其心氣。他還主張，應明古人之大體，而文之工拙尚其次。這些意見都很重要。一般人寫文章，多不懂得這些大道理，又哪能注意到文德與敬恕呢。 其次，對桐城派提出批評的有阮元。他說："六朝言文，一定指有韻的。"由他這論點，引起經學考據家言文學之新根據來反對桐城派。但桐城派由於後起曾國藩的發揚光大，也能直延續到清末。 曾國藩遇到姚鼐弟子梅伯言，他又在倭仁處學得宋明理學，繼在軍中選了《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分論著、辭賦、序跋、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傳志、敘記、典志、雜記十一類。在文章分類方面，大體還承襲姚鼐。但他主張經、史、子同時就是文學，卻把文學門戶擴大了。曾氏又另選了一部《十八家詩鈔》。他主張學詩應分家去學，先注重作家，再從此作家來學此一作家之詩。此意見極重要，實在大堪注意。 曾氏批評古文，曾說："古文無施不可，惟不宜說理耳。"此說亦甚有意思。因就散文在純文學之境地中來講，自然是不宜多於說理的。他又以為詼諧文並不好寫，他能在文章中特別提起詼諧一格，也是從純文學觀點出發。他最喜歡雄健的文章，他又主張學《漢書》，則是兼顧了當時考據學派如阮元等人的意見了。因此他的文章，多能宏深駿邁。實際上，曾氏已把桐城派加以改變。他一生在三十多歲時，始向學問路上跑，四十三歲進入軍界，六十二歲作古。他的文章能越過姚鼐，可獨成一家，但在學術界，則影響並不大。 到清末，王先謙有《續古文辭類纂》，補選清代之文，承續姚氏選法。又有曾國藩弟子黎庶昌，亦有《續古文辭類纂》，其所選文承續曾氏，兼及經、史、子，可補姚氏所未備。有吳汝綸私淑姚氏，少長，受知於曾國藩。晚年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游日本考察教育。此君可為桐城派之殿軍。至章炳麟，乃經學中之古文學家，精訓詁，喜魏晉文，又夾以先秦諸子來寫文章。以先秦諸子與魏晉摻合來創新文體。其實這一路徑，在龔定庵已開始。與章同時，有康有為，乃今文學家，與其弟子梁啓超，亦創新文體。康文渾灝流轉，可說是胎近於兩漢賈董諸人。另有介紹西方文學的嚴復幾道和林紓琴南。嚴偏重哲學方面，林則是介紹西方小說的第一人。 嚴林皆福建人。嚴先曾去英國學海軍，學識淵博，國內六十年來翻譯西方學術著作之多，無人可比。譯有《原富》、《天演論》、《群學肄言》等。從吳汝綸學古文，其所譯《天演論》序文，即請吳作。關於翻譯西書的技術，他定下信、達、雅三原則，作為後人譯書之準繩。 林紓先後譯有小說共一百五六十種，包括美、英、法、挪威、西班牙、比利時以及瑞士等國。特別介紹歐文(Washington Irving)，狄更斯（Dickens)，大仲馬(Alexander Dumas Pere)，小仲馬（Dumas Fils)，托爾斯泰（Tolstoy）等諸名作家的作品。他有文學天才，能對原書的旨趣有極深刻的領悟，能把西洋文學融入中文。他用《史記》筆法來寫社會，寫人生。他雖不認識英文，只靠別人口述，而他筆受的本領，居然能譯一百多種外國小說。質的方面不談，單以量來說，也實在夠驚人了。這的確是中國文學上的一項了不起的譯作。大體論來，林是沿了桐城派路徑而有成，嚴則偏於湘鄉及晚清看重諸子的影響為多。 （四） 以上關於古代及近代中國散文的演變已說了不少，現在該提到白話文了。民國六年，胡適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在該文中提出了改良舊文學的八項意見：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須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在全部中國文學史中，不論古今，真稱得上一件文學作品，真稱得上一位文學作家，何曾犯有胡適所舉之各病。文學中講及對仗，並非即文學之病。文學既有一傳統，又哪能絕無模仿。實際上，在胡適以前，已有人寫白話文了，如黃遠庸即是其中之一。然而正式提倡白話文，乃自胡適始。可是胡適實不是一位文學家。當時可當得文學家的，應算魯迅、周作人。魯迅一生的文學生涯，可分三階段： 一、同周作人譯《域外小說集》，那是有意學林紓的。 二、《吶喊》時期，這期間的文學意味夠濃厚。他的精神，實近於唐宋八家，在文學中描寫人生。例如其中的《社戲》、《孔乙己》、《藥》、《故鄉》、《端午節》……都是偏重日常生活的描寫，實在主要是以描寫人生來作文章。 三、捲入政治漩渦以後，他的文字更變得尖刻潑辣了。實在已離棄了文學上"文德敬恕"的美德。 說到今天的問題，過去的一切，都忽略了。大家正處在舊的沒有，而新的還未產生出來的這一段真空地帶里。總而言之，人的聰明，大體都還是一樣的，所差是我們這一代，尤其是近百年來，沒有一條可依歸的路。文學如此，其他學術也如此。因而大家的聰明，都近空費。目前最重要的課題，在能開一條路，使以下人才都因這條路而興起。 現在的我們，過去的路，因無興趣而不走了，同時又不知道該向哪條新路走，因而像是陷於迷路中。但知道"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真懂得人生，真能了解文學史之大綱大節所在，艱險奮進，終可以創出新路，產生這時代的好文學來。 說到這裡，我該作一個結束了。其實我對文學並沒有什麼研究，只是就我過去所曾留意到的一點舊知識，貢獻給各位作參考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