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簡史 · 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學鳥瞰

近代文學的時代——劃分「近代文學」的意義——政治上的黑暗——四個時期——小說戲曲的大時代——短篇平話的復活——長篇小說的進展——詩壇上的諸派爭鳴——鴉片戰爭以來的外患內亂與文學——林紓的翻譯與梁啓超的散文——以上海為中心的文壇——文學革命的前夜 一 近代文學開始於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而終止於五四運動之前（民國七年，公元1918年）。共歷時三百八十餘年。為什麼要把這將近四個世紀的時代，稱之為近代文學呢？近代文學的意義，便是指活的文學，到現在還並未死滅的文學而言。在她之後，便是緊接著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近代文學的時代雖因新文學運動的出現而成為過去，但其中有一部分的文體，還不曾消滅了去。她們有的還活潑潑地在現代社會裡發生著各種的影響，有的雖成了殘蟬的尾聲，卻仍然有人在苦心孤詣地維護著。 中世紀文學究竟離開我們是太遼遠一點了；真實地在現社會裡還活動著的便是這近代文學。她們的呼聲，我們現在還能聽見，她們的歌唱，我們現在還能欣賞得到；她們的描寫的社會生活，到現在還活潑潑地如在。所以這一個時代的文學，對於我們是格外地顯得親切，顯得休戚有關，聲氣相通的。 在這四個世紀的長久時間裡，我們看見一個本土的最偉大的作曲家魏良輔，創作了崑腔；我們看見許多偉大的小說家們在寫作著許多不朽的長篇名著；我們看見各種地方戲在迅速地發展著；我們看見許多彈詞、寶卷、鼓詞的產生。在這四個世紀裡，我們的文學，又都是本土的偉大的創作，而很少受有外來影響的了。雖然在初期的時候，基督教徒的藝術家們曾在中國美術上發生過一點影響；——但中國文學卻絲毫不曾被其影響所薰染到。 雖然在最後的半個世紀，歐洲的文化，也曾影響到我們的封建社會裡，連文學上也確曾被其晚霞的殘紅渲染過一番；——然究還只是浮面的影響，並不曾產生過什麼重要的反應。她們激動了千年沉睡的古國的人們。這些人們似乎都已醒過來了；但還正是睡眼矇矓，余夢未醒，茫茫無措地站在那裡，雙手在擦著眼，還不曾決定要走哪一條路，要怎麼辦才好。認清楚了，已經完全清醒了的時代，當從五四運動開始。所以近代文學，我們可以說，還純然是本土的文學。這四百年的文學，實在是了不得的空前的絢爛。 二 但在政治上卻又是像中世紀似的那麼黑暗。我們的民族方才從蒙古族的鐵騎之下解放出來不到一百六十年，便又遇到一個厄運，那便是倭寇的侵略。雖不過是東南幾省的遭受蹂躪；文化的被破壞的程度，卻是很可觀的。再過一百二十餘年，一個更大的壓迫便來了。清民族以排山倒海之勢，侵入中國本部。先蠶食了整個遼東，然後以討伐李自成為名，利用著降將與漢奸，安然地登上了北京的金碧輝煌的宮庭里的寶座（公元1644年）。不到一年，又陷了南京，擒了福王。第二年又打到汀洲，捉了唐王。到了公元1658年，攻雲南，整個的中國，便都歸伏聽命於愛新覺羅氏的指揮了。幾個偉大的政治家，立下了嚴厲的統治的訓條。整個漢民族，馴良的在被統治之下者凡二百六十餘年。但清民族不久也漸漸地腐敗了。他們吸收了整個的漢文化。當西洋人屢次的東來叩關時，他們便也無法應付了。從公元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鴉片戰爭失敗，簽訂南京條約，割香港、辟福州等五口為通商口岸起，幾乎是無時不在外國兵艦的威脅之下。 公元1850年到1864年間的太平天國的起義，曾掀起了大規模的社會革命運動，但為期甚短，不能開花結果。甲午（1894年）中日戰爭之後，中國幾成了四面楚歌的形勢。要港紛紛地被列強租借去。北方幾省雖有義和團的反抗外力運動，其努力卻微薄之極，經不起「八國聯軍」的打擊。但因此屢敗的結果，革新運動卻在猛烈地進行著，從軍備的改革，新機械的採用，到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的革命，其間不過四十年。公元1911年的大革命，產生了中華民國，恢復了漢民族的自由，開始了中華各民族的團結。革新運動總算得到一個結果。自此以後，國運也並不怎樣向上發展。以個人主義為中心而活動的軍閥們，幾有使中國陷入更深的泥澤中之概。因了歐洲大戰和日本哀的美敦書的刺激，便又產生了一次比戊戌更偉大的革新運動，那便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近代文學便告終於五四運動的前夜。 五四運動以後的文學是一個嶄新的東西，和舊的一切很少銜接的。五四運動的絕叫，直是快刀斬亂麻似地切斷了舊的文學的生命。所以近代文學的終止，也便要算是幾千年來的舊式的文學的閉幕、收場。以後的現代的文學，便是另一種新的東西了。這麼猛烈的文學革命運動，這麼絕叫著的「在一夜之間易趙幟為漢幟」的影響，使那嶄新的若干頁的中國文學史，其內容便也和以前的整個兩樣。 【哀的美敦書，源於拉丁語，意思是談判破裂前的「最後的話」。即所謂「最後通牒」。】 三 就其自然的趨勢看來，這將近四個世紀的近代文學，可劃分為下列的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嘉靖元年到萬曆二十年（1522～1592）。這是一個偉大的小說和戲曲的時代。我們看見由平凡的講史進步到《西遊記》、《封神傳》；更由《西遊》、《封神》而進步到產生了偉大的充滿了近代性的小說《金瓶梅》。我們看見崑腔由魏良輔創作出來，影響漸漸地由太湖流域而遍及南北。我們看見許多跟從了崑腔的創作而產生的許多新聲的戲劇，像《浣紗記》、《祝髮記》、《修文記》之類，我們看見雄據著金、元劇壇的雜劇的沒落，漸成為案頭的讀物而不復見之於舞台之上。在詩和散文一方面，這時代比較顯得不大活躍，但也並不落寞。我們看見正統派的古文作家們和擬古的詩文家們在作爭奪戰；我們也看見新興的公安派勢力的抬頭。而李卓吾、徐渭諸人的出現，也更增了文壇的熱鬧。 第二個時期，從萬曆二十一年到清雍正之末（1593～1735）。這仍是一個小說和戲曲的大時代，但詩文壇也更為熱鬧。雖然中間經過了清兵的入關，漢民族的被征服，但文壇上的一切趨勢，卻並不因之而有什麼變更，只不過增加了若干部悲壯淒涼的遺民的著作而已。詩和散文都漸漸由粗豪、怪誕、纖巧，而轉入比較恢宏偉麗的局面中去。但因了清初的竭力網羅人才；因了若干志士學人的遁入「學問壇」里去避禍，去消磨時力，明末浮淺躁率之氣卻為之一變。——雖然在明末的時候，風氣也已自己在轉變。 小說有了好幾部大著，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隋煬艷史》、《醒世姻緣傳》之類；但究竟以改編重訂的講史為最多。因了馮夢龍的刊布「三言」，短篇的平話的擬作，一時大盛，此風到康熙間而未已。戲曲是這時期最可驕人的文體；偉大的名著，一時數之不盡。沈璟、湯顯祖為兩個中心，而顯祖的影響尤大。「四夢」的本身固是不朽的名著，而受其影響者也往往都是名篇巨製。在這個時候，傳奇寫作的風尚，似乎始被許多的真正的天才們所把握到。他們的創作力有絕為雄健的，像李玉、朱佐朝等，所作都在二十種以上。洪異、孔尚任所作也是這時代光榮的成就。 第三個時期，從乾隆元年到道光二十一年（1736～1841）。這時期戲曲的氣勢已由絕盛的時代漸漸向衰落之途走去，崑腔的過於柔靡的音調，已有各種土產的地方戲，不時地在乘隙向她逆擊。終於古老的崑腔不能不退避數舍——雖然不曾完全被驅走。張照諸人為皇家所編的空前宏偉的《勸善金科》、《九九大慶》、《忠義璇圖》、《鼎峙春秋》諸傳奇，一若夕陽之反照於埃及古廟的殘存的巨像上，光景雖闊大，而實淒涼不堪。蔣士銓、楊潮觀們所作，雖短小精悍，不無可喜，而也已不能支持著將傾的大廈了。 小說卻若有意和戲曲成反比例似的更顯出新鮮活潑、充滿精力的氣象來。《紅樓夢》、《綠野仙蹤》、《儒林外史》、《鏡花緣》等等，幾乎每一部都是可注意的新東西。詩壇的情形，也極為熱鬧。幾個不同的宗派，各在宣傳著，創作著，也各自有其成績。散文又為復活的古文運動的絕叫所壓伏。但同時潛伏了許久的六朝賦、駢儷文的活動，也在進行著。萬派爭競，都惟古作是式；卻沒有明代的擬古運動那麼樣的「生吞活剝」。宋學與漢學也不時的在作殊死戰。由幾位學士大夫們所提議的從《永樂大典》里搜輯「逸書」的事業，廓大而成為四庫全書館的設立；《四庫全書》的編纂，雖然毀壞了不少名著，改易了不少古作的面目，但使學者們得以傳抄、刊布、閱讀，卻是「古學」普遍化的一個重要的機緣。明人的淺易的風氣，至此殆已一掃而光。然而一個急驟的變動的時代快要到來了。這個古學的全盛，也許便是所謂「陳勝、吳廣」般的先驅者們罷？這時代在北京和山東所刊布的《霓裳續譜》和《白雪遺音》卻是極重要的兩部民歌集，保存了不少的最好的民間詩歌，且也是搜輯近代民歌的最早的努力。葉堂的《納書楹曲譜》和錢德蒼《綴白裘合集》的流布，恰似有意地要結束了崑腔的運動似的。 第四個時期，從道光二十二年到民國七年（1842～1918）。就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前一年。這是中國最多變的一個時代。都城的北京，兩次被陷於英、法、美等帝國主義者們的聯軍之手（1860年英、法聯軍陷北京；公元1900年八國聯軍入北京）。東南、西南的大部分，全陷入太平天國起義以後所生的大混亂之中。外國的兵艦大炮，不時地來叩關，來轟炸。繼而有甲午的大敗，要港的被強占。但那些事實，可惜都不曾留下重要的痕跡於文學中。太平天國的建立與其失敗，是一件可泣可歌的大事，卻只產生了一部不倫不類的《花月痕》。義和團的事變，也只見之於林紓的《京華碧血錄》及一二部短劇里。文人的異樣的沉寂，實在是一個可怪的現象！西方文學名著的翻譯，最後，也繼了聲、光、化、電諸實學的介紹而被有名的古文家林紓所領導。雖還不曾發生過什麼很大的影響，至少是明白了在西方文學裡是有了和司馬子長同等的大作家存在著的。散文，因了時勢的需要，特別的有了長足的發展。 梁啓超的許多論文，有了意料以外的勢力。他把西方思想普遍化了。他打破了古文家的門堂。他開闢了「新聞文學」的大路。他和黃遵憲們所倡導的「新詩」運動，也經驗到在舊瓶中裝得下新酒的成績。但這一切，都還不能夠有著重要的偉大的影響。他們所掀起的風波，要等到五四運動以來，方才成為滔天的大浪呢。小說和戲曲在這時，俱有復由士大夫之手而落到以市民為中心之概。其一是崑腔的消沉與皮黃戲的代興；其二是武俠小說與黑幕小說的流行。文壇的重鎮，漸漸地由北京的學士大夫們而移轉到上海的報館記者們與和報館有密切關係的文人們，像王韜、吳沃堯輩之手。這正足以見到新興的經濟勢力，正在侵占到文學的領域裡去。上海在這時期的後半，事實上已成了出版的中心。 這時期，正預備下種種的機緣，為後來偉大的文學革命運動的導火線，成為這個革命運動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