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簡史 · 第二十一章 六朝的散文

六朝文筆之分——六朝散文的重要——抒情小品的流行——劉琨、郭璞等——王羲之、獻之父子的雜帖——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與《自祭文》等——謝靈運、顏延之與鮑照——王融與孔稚珪——梁代諸帝與蕭統——沈約、任昉、江淹等——何遜、吳均等——劉峻的《廣絕交論》——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徐陵、沈炯、陳叔寶、江總等——六朝宗教家的活躍——本土思想對於佛家思想的反攻——慧琳的《白黑論》——顧歡的《夷夏論》——范縝的《神滅論》——《抱朴子》與《金樓子》——六朝的史書作者 一 六朝文章有「文」「筆」之分。文即「美文」，筆則所謂應用文者是。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謂：「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亦謂：「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謂：「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征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搖盪。」是則，所謂「文」者並不是以有韻者為限，只要是以「綺縠紛披」之文，來抒寫個人情思者皆是。當然「文」是包括了詩賦在內的。但如制誥章奏之流，便是所謂「筆」了。故除了「應用文」之外，凡「文章」皆可謂之文。《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梁書·劉贊傳》：「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這裡所謂「詩」，便是延之之所謂「文」。直到中唐，還有此別。趙璘《因話錄》云：「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文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實則，六朝之「文筆」，相差也至微。即所謂朝廷大製作，也往往是「綺縠紛披，宮征靡曼」的。我們可以說，除了詩賦不論外，其他六朝散文，不論是美文，或是應用文，差不多，莫不是如隋初李諤所攻擊的「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的云云。在這種狀態之下的散文，便是「古文家」所集矢的。後人的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便是斷定了六朝文要歸在「衰」之列的。但六朝的散文果是在所謂「衰」的一行列中麼？其文壇的情況果是如後人之所輕蔑的嗎？這倒該為她一雪不平。 把什麼公牘、記載之類的應用文，都駢四儷六地做起來，故意使得大眾看不懂，這當然是一個魔道。但如個人的抒情的散文，寫得「綺縠紛披，宮征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搖盪」，難道便也是一個罪狀麼？在我們的文學史里，最苦的是，抒情的散文太少。六朝卻是最富於此類抒情小品的時代。這，我們可以說，是六朝的最特異的最光榮的一點，足以和她的翻譯文學、新樂府辭，並稱為鼎立的三大奇蹟的。在我們的文學史里，抒情小品文之發達，除了明、清之交的一個時代之外，六朝便是其最重要的發展期了。明、清之交的散文的奇葩，不過如「曇花一現」而已。六朝散文則維持至於近三百年之久，其重要性，尤應為我們所認識。其他論難的文字，描狀的史傳，也盡有許多高明的述作，不單是所謂「月露之形」，「風雲之狀」而已。 二 抒情的散文，建安之末，已見萌芽。子桓兄弟的書札，往往憶宴遊的愉樂，悼友朋的長逝，悱惻纏綿，若不勝情，已開了六朝文的先路。正始之際，崇尚清談，士大夫以寥廓之言，袒盪之行相高，更增進了文辭的雋永。五胡之亂，士族避地江南者多，「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在這樣山川秀麗的新環境裡，又浚啟了他們不少的詩意文情。於是便在應用、酬答的散文之間，也往往「流連哀思」，充滿了微茫的情緒。 東晉之初，劉琨、郭璞並為重要之政治家。琨勇於任事，有澄清中原之志。所作章奏，辭意慷慨，風格遒上，像《上愍帝請北伐表》《勸進元帝表》等，痛陳世勢，指數方略。「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茹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當此之時，唯有「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動進元帝表》）其言都是出之以蓬勃的熱情的。然時勢已不可為，軍士乏食，一籌莫展。「衣服襤褸，木弓一張，荊矢十發；編草盛糧，不盈二日；夏則桑椹，冬則蔻豆。視此哀嘆，使人氣索！」（《與丞相箋》）終於在這種情形之下為悍將段匹所殺！ 同時有盧諶的，字子諒，范陽涿人，尚武帝女滎陽公主。劉琨以為司空主簿。其與琨贈答的簡牘，頗為世人所稱。又琨被殺後，諶上《理劉司空表》，痛切的申琨之志，理琨之冤，頗能揭發當時姑息之政的內幕。 郭璞著書極多，大都為注釋古書者。如《爾雅注》《方言注》《三蒼注》《穆天子傳注》《水經注》《楚辭注》等等。璞以阻王敦謀亂被殺。看他的許多表奏，對於天天在崩壞的時局，他是很能注意到，而要加以匡扶的。 為中興重臣的王導（王導見《晉書》卷六十五），字茂弘，琅琊臨沂人，成帝時，進太傅，拜丞相，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所作書札，類皆指揮、計劃當時的政治與時事的。而措辭沖淡，中多至情披露之語，其抒寫也頗有情趣。 同時又有殷仲堪（殷仲堪見《晉書》卷八十四）​、陶侃（陶侃見《晉書》卷六十六）​、溫嶠（溫嶠見《晉書》卷六十七）​、庾亮（庚亮見《晉書》卷七十三）諸人，皆為主持朝政，或獨當一面者。其互相贈答的文札，或指陳政局，或相與激勵，在疏理陳辭之間，亦復楚楚有情致。仲堪，陳郡長平人，為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安帝時為桓玄所敗，自殺。侃字大行，鄱陽人，拜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又加都督江州，領刺史。咸和七年卒，年七十六。嶠字太真，太原祁人，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亮則為晉國戚，久居政府。他字元規，潁川鄢陵人。嘗鎮武昌，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為當時文士的東道主之一。 世家子弟的王羲之（王羲之見《晉書》卷八十）​，字逸少，琅琊臨沂人，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321—379）​。以善書得盛名。所作簡牘雜帖，隨意揮寫，而自然有致。所論皆家人細故，戚友交往，乃至贈賚雜物，慰勞答問。雖往往寥寥不數行，而澹遠搖盪，其情意若干幅紙所不能盡，這是六朝簡牘的最高成就。一半也為了他的字為後人所慕，故此種雜帖，遂保留於今獨多。姑舉二三例： 甲夜，羲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至家乃解。尋憶乖離，其為嘆恨，言何能喻。 聚散人理之常，亦復何雲。唯願足下保愛為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王羲之頓首。 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哀愍痛心，奈何奈何！吾衰老，情之所寄，惟在此等。奄失此女，痛之纏心，不能已已，可復如何？臨紙情酸！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雨寒，卿各佳不？諸患無賴，力書。不一一。羲之問。 他的《三月三日蘭亭詩序》為古今宴遊詩序中最為人知的一篇。​「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沒有什麼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又從宴樂感到人生的無常。雖不是什麼極雋妙的「好辭」​，卻自有羲之的清澹的風格在著。大約這《蘭亭序》之所以盛傳，又半是為了他的書法之故吧。後人翻刻之石，至有五百帖以上（​《王右軍集》二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羲之子獻之，亦以善書知名。他字子敬，尚新安公主。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征拜中書令卒（344—388）​。所作雜帖，傳者也多：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像二王的種種雜帖，假如不是為了書法美妙之故（集中是不會全收的），恐怕是不會流傳到後世來的。六朝的一部分社會情態，文士生涯，往往賴斯為我們所知。故在別一方面看來，也是頗可注意的。從其間，所謂「六朝風度」者，往往可於無意中領略到。 孫綽（孫綽見《晉書》卷二十六），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嘗為殷浩建威長史。浩敗，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拜衛尉卿。有《至人高士傳贊》二卷，《列仙傳贊》三卷，《孫子》十二卷，今不盡傳，傳者唯詩文若干篇（《孫廷尉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全晉文》中有《孫子》及《至人高士傳贊》及《列仙傳贊》殘文。）興公長於哀誄碑版之文。政府要人死後，其碑文出於他的筆下者不少。 東晉之末，有詩人陶淵明，他的散文和他的詩一樣，全然是獨立於時代的風尚以外的。貌若澹泊，而中實豐腴，和當時一般的作品，慣以彩艷來掩飾其淺陋者，恰恰立於相反的地位。他的《五柳先生傳》是自敘傳，是個人的自適生活的寫真。其《桃花源記》，卻欲以這個個人生活推而廣之，使之成為一個理想的社會了。原因是，見了當代的喪亂，故不得不有托而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更何有於晉、宋的紛紛攘奪呢！但桃花源究竟是不會有的。在整個龍爭虎鬥的社會裡，怎麼會有什麼避世的桃花源呢？故遂以「迷不復得路」結之。但淵明究竟不是一個自了漢。他不完全提倡一個消極的躲避的辦法。故桃花源也遂成為積極的理想，社會的模範，像「烏托邦」（Utopia）、「共和國」（Republic）、「新大西洋」（New Atlantic）那樣的一個「避」秦之地。避秦之地終於是一個寓言的世界，於是五柳先生遂不得不逃於酒，在醉鄉里，也就是在理想國里，躲了過去。淵明全部理想幾全可以此釋之。所以他不僅是一位田園詩人，徹頭徹尾的詩人，而且是偉大的政治理想家。但他的所作，其重要性還不完全在此。卻在於他的特殊的淡泊的風格，在於他的若對家人兒女談家常瑣事似的懇切的態度。他不用一個濃艷的雕斫的辭句，他不使一點的做作的虛矯的心情；他只是隨隨便便的稱心稱意的說出他的整個情思來。純然以他的真朴無飾的詩人的天才，來戰勝了一般的慣好浮誇與做作的作家們。這便是他的真實的偉大的所在。無論在詩，在散文方面，都是如此。故他的散文，如《五柳先生傳》和《桃花源記》等之外，《與子儼等疏》《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及《自祭文》等，也是真實的傑作。 又淵明除了風格的澹遠以外，其他是純然的一位承襲了魏、晉以來的風度的人物，一位純然的《世說新語》里的文士。他和他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里所述的龍山落帽，「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的孟嘉，乃是真實的同志。他自己是「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子儼等疏》）「性嗜酒，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傳》），像這樣一位坦率任性的人物，誠是「竹林七賢」以內的人物！ 三 淵明雖生在晉末宋初，而元嘉以下的文士們的風格，卻一點也不曾受到他的影響——雖然他們並不是不知敬重他，愛好他。（六朝人士常是最好的文藝欣賞者。）如顏延之為《陶徵士誄》，蕭統也為之作傳。在實際上，像他那樣的純任天真，不加浮飾的風格，非僅僅模擬之所能及的。且他的風格，也半由於他的田園生活所造成。當然像六朝文士們那樣的鎮日擾擾於侍宴遊樂之間者是決不會企冀得到的。 然風格雖殊，而「六朝風度」的灌溉，卻是同然一體的。故淵明的澹遠雖不可及，而宋、齊、梁、陳之際，「唇吻遒會，情靈搖盪」的散文，也所在都有。 與淵明同代的，有謝靈運、顏延之及鮑照等。他們都是詩人，但於散文也都有相當的成就。靈運喜游山水，乃竟因游山之故，被誣為謀反，見殺。被殺前，他上《詣闕自理表》，情辭甚為悲惻，然竟無救於他的死。他的《游名山志》，今僅存殘文，故無可觀。他的族弟惠連，有《祭古冢文》，其中充滿了詩意的悲緒。又他的從子謝莊，也長於書奏哀誄，所作頗多。 顏延之的《庭誥》，是淵明的《與子儼等疏》的一流，然文繁意密，不復有澹蕩之姿。其中也充滿了由經驗與學問給他的許多的儒家的教訓。像「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茲沖。不以所能幹眾，不以所長議物」云云，已不復是坦率任意的魏、晉風度了。 鮑照的散文，所作雖不若他的詩賦的重要，然如《登大雷岸與妹書》，狀石寫水，也頗盡物趣，仍具著嚴謹的風格。同時又有雷次宗的，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元嘉中，征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除給事中，不就，加散騎常侍。他是當時的一位儒者。嘗有《與子侄書》，以言所守，其情趣甚同於陶淵明的《與子儼等疏》。 以作《後漢書》著稱的范曄，也有一篇《獄中與諸甥侄書以自序》。在將就戮之前，作著這麼一篇「自序」，當然是很富於感情的。然其中序生平事跡者少，而論文事、音樂的利鈍者多。或者《宋書·范曄傳》登錄此書時，只是節取的吧。 四 齊代的文學，以文學者的東道主的蕭子良（蕭子良見《齊書》卷四十）為中心。子良為武帝的第二子，封竟陵郡王。鬱林王即位，進太傅，督南徐州。子良邸中所聚，賢豪最多，其後鷹揚於梁代的人物，自蕭衍以下，幾全集於他的左右。他自己所作，以散文為多，尤以書疏為宛曲動人（《竟陵王集》二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王儉及其子融皆以文名。融為鬱林王所殺。所作書序，皆甚可觀。其《曲水詩序》，以巧麗稱，一時有勝於顏延年之譽。劉繪、陸澄所作，傳者甚少。孔稚珪（孔稚珪見《齊書》卷四十八），字德璋，會稽山陰人，宋泰始中為州主簿，東昏王時為散騎常侍，永元三年卒（447—501）。他嘗和子良論難宗教問題。又作《北山移文》以嘲周顒，有「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回俗士駕，為君謝逋客」語。草木雲石，皆有感覺，斯為罕見的名作（《孔詹事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又同時有謝朓，以詩鳴於世，而其箋啟也很可喜。 五 梁代的散文，其盛況幾同於建安。蕭氏父子兄弟們以皇帝親王之尊，而躬親著作，不僅作文士們的東道主，且並是文士團體裡的健將，其情形也有同於曹氏的父子兄弟們。蕭綱（簡文帝）《與蕭臨川書》《與湘東王書》；蕭繹（元帝）諸短啟書札；蕭統《與晉安王綱令》《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等等，皆所謂「流連哀思」之文，絕類陳思兄弟的書啟。誠足以領袖群倫，主持風雅。蕭衍所作，亦多雅思。他沉浸於佛法之中，所下詔諭，往往有「煦煦為仁」之意，與一般帝王詔令之雷厲風行，詞嚴旨酷者很不相同。 追隨於蕭氏父子兄弟們左右的文士們是計之不盡的。與蕭衍同輩的則有沈約、任昉、范雲、江淹、陸倕、陶弘景諸人。稍後則有何遜、吳均、劉孝綽兄弟、劉峻、王僧孺、王筠、丘遲、庾肩吾諸人。 沈約所著甚多，而詩名最著，散文的書、論，傳者也不少。約篤信佛法，書牘來往，以言宏法衛教者為多，亦有流連光景，商榷辭章之作。其《修竹彈甘蕉文》，為很有趣味的「遊戲文章」，或有些別的微意在其中吧。 任昉，字彥升，小名阿堆，樂安博昌人，為竟陵王記室。入梁，拜黃門侍郎，出為義興太守。天監七年卒。所作雜傳地誌等至五百卷之多。昉為文壯麗。沈約稱其心為學府，辭同錦肆。時人云：任筆，沈詩。他聞之，甚以為病。晚節用意為之，欲以傾沈，然終不能及。他的散文，以「大手筆」為多，但也有很好的書啟之作。 江淹所作散文，也以箋、啟為最好。其《報袁叔明書》，乃是很雋永的抒情文。 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彯色，水鳥立於孤洲，蒼葭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辭矣。獨念賢明蚤世，英華殂落，仆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被地，墳壟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足下自愛也。 范雲、陸倕所作，罕有精思。倕（陸倕見《梁書》卷二十七）字佐公，吳郡吳人。入齊為竟陵王議曹從事參軍。入梁，終於國子博士、守太常卿。普通七年卒。倕文章（《陸太常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與任昉並稱。蕭綱道：「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也。」（《與湘東王書》）然就今所傳者觀之，倕實不如昉遠甚。范雲之作，傳者絕少，也並不足與昉並論。 陶弘景所作碑文，頗多浮艷之辭。其《尋山志》，始以：「倦世情之易撓，乃杖策而尋山」，實乃一賦。但像《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穨，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卻是六朝散文中最高的成就之一。 何遜散文，見傳者僅寥寥數篇耳，而皆工麗可喜。為《衡山侯與婦書》：「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諸語，也見巧思。吳均的《與施從事書》《與朱元思書》《與顧章書》等，皆為絕妙好辭，能以纖巧之語，狀清雋之景。像：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漂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橫河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與朱元思書》 狀風光至此，直似不吃人間煙火者。這乃是：「其秀在骨」，決不會拂拭得去的。誰說六朝人只會造浮艷的文章呢？ 狀風光至此，直似不吃人間煙火者。這乃是：「其秀在骨」，決不會拂拭得去的。誰說六朝人只會造浮艷的文章呢？ 劉氏兄弟姊妹們，幾無不能文者。劉孝綽（劉孝綽見《梁書》卷三十三），彭城安上里人，本名冉，小字阿士，繪子，為秘書監；所作箋、啟甚工（《劉秘書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劉潛（劉潛見《梁書》卷四十一），字孝儀，以字行，孝綽第三弟，太清初，為明威將軍、豫章內史；在大同中，有《彈賈執傅湛文》，頗傳人口（《劉豫章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又劉令嫻為孝綽第三妹，適僕射徐勉子晉安太守悱；今傳《祭夫文》：「雹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啟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姜橘。素俎空干，奠觴徒溢！」甚為惻惻動人。 劉峻（劉峻見《梁書》卷五十），字孝標，初名法武，平原人。梁時為荊州戶曹參軍，以疾去職，居東陽之紫岩山。普通二年卒（462—521），門人諡日玄靖先生（《劉戶曹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有《世說注》十卷最為有名。《世說注》隨事見人，隨人隸事，所引之古書，今已亡逸者至多，故極為世人所重。孝標所作散文，並皆雋妙。《辯命論》才情憤溢，一切歸之天命，似為有激而言。《廣絕交論》則明為任昉諸孤而作，更多悲切之音。其他書啟，亦甚動人。像《送橘啟》： 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采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脈不黏膚，食不留滓。甘逾萍實，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氈鄉之果，寧有此耶？ 我們讀此，似也覺得「香霧噀人」。 王僧孺（王僧孺見《梁書》卷三十三，《南史》卷五十九），東海郯人，王肅八世孫。仕齊為唐令。梁時，嘗因事入獄。後為南康王咨議參軍，入直西省。普通三年卒。（465—522）僧孺才辯犀利，而名位不達，故所作每多憤激之語。當他免官，久之不調，友人盧江何炯，猶為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道：「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離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耀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游。方與飛走為鄰，永用蓬蒿自沒。」辭意雖甚酸楚，而亦不無幾分的懇望在著，故結之以：「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彧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云云。有文集（《王左承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丘遲（丘遲見《梁書》卷四十九），字希范，吳興烏程人，梁時嘗為永嘉太守，遷司徒從事中郎。天監七年卒（464—508）。他的《與陳伯之書》，勸伯之來歸江南者，最為傳誦人口。「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此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之上，不亦惑乎！」六朝人所偽托的《李陵答蘇武書》，或正足為這封名札作一個答案吧（《丘司空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王筠（王筠見《梁書》卷三十三），字元禮，一字德柔，小字養楫子。梁簡文帝時為太子詹事。庾肩吾（庾肩吾見《梁書》卷四十九），字子慎，新野人，簡文時為度支尚書。二人並有箋啟碑銘，為世所傳。肩吾又著《書品》，極論書法，頗有意緒。 又後梁有王琳者（《酉陽雜俎》作韋琳），明帝時為中書舍人，嘗作《表》（《酉陽雜俎》作《鯉表》），頗富滑稽之趣。 六 陳承蕭梁之後，遺老的散文作家們有徐陵、沈炯、周弘讓等，稍後又有陳叔寶（後主）、江總諸人。 徐陵為陳代文萃的寶鼎，有如梁之沈約、任昉。不僅他的詩為時人所宗式，即其散文，也並為當代的楷模。陵的才情甚大，自朝廷大製作，以至友朋間短札交往，無不舒捲自如，隨心點染。他初與庾信齊名，合稱徐、庾。後信被留拘北庭，不得歸來，陵遂獨為文章老宿。信因環境艱苦，情緒遂以深邃，故所造有過於陵者。然陵也嘗於梁太清中，為魏人所拘系，久乃得還。陵在那個時期所作《與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書》《在北齊與宗室書》《與王僧辯書》《與王吳郡僧智書》等，莫不淒楚懷歸，情意纏惻。「遊魂已謝，非復全生，余息空留，非為全死。」（《與王僧辯書》）而《與楊遵彥書》慷慨陳詞，愷切備至：「山樑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況吾等營魄已謝，余息空留。悲默為生，何能支久..歲月如流，人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下泣，夕萬緒以迴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若一理存焉，猶希矜卷。何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並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夢！」那樣的沉痛的呼號，似不遜於《哀江南賦》。 沈炯（沈炯見《陳書》卷十九）於江陵陷時，也嘗被俘入西魏，迫仕為儀同三司。紹泰中始歸國。為王僧辯所作勸進諸表，慷慨類越石諸作。而他的《經漢武通天台為表奏陳思歸意》：「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胱；別風余址，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豈不落淚！」竟乞哀於故鬼，尤可悲痛（《沈侍中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清初吳偉業嘗譜此事為《通天台雜劇》，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並是血淚成書，不徒抒憤寫意而已。 陳後主叔寶，詩才甚高，書札也復不凡。他的《與江總書悼陸瑜》，追憶游宴論文之樂，惜其「遽從短運。遺蹟余文，觸目增泫」，大類子桓兄弟給吳質各書。 江總的散文，今傳者不多，有《自序》，時人謂之實錄，惜僅存其大略。其他諸文，大都和釋氏有關。他自以為，弱歲便歸心釋教，「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齊、梁以來的作家，殆無不是如此的。 七 六朝散文，論者皆以為唯長於抒情，而於說理則短。這話是不大公允的。六朝不僅是詩人云起的時代，且也是宗教家和衛道者最活躍的時候。在六朝的散文里，至少宗教的辯難是要占領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的。那時，自漢以來的佛教勢力，漸漸的根深蒂固了。自皇帝以至平民，自詩人以至學士，無不受其薰染，為之護法。南朝的梁武帝至捨身於同泰寺。北朝的魏都洛陽，城內外寺觀之數，多至一千餘（見《洛陽伽藍記》）。 但以外來的佛教，占有那麼偉大的力量，當然本土的反動是必要發生的了。漢、魏是吸收期，六朝卻因吸收已達飽和期而招致反動了。故六朝便恰正是本土的思想與佛教的思想，本土的信仰與佛教的信仰作殊死戰的時候。這場決戰的結果，原是無損於佛教的毫末，卻在中國思想史上，文學史上留下一道光明燦爛的遺蹟。我們看，佛法的擁護者是有著一貫的主張，具著宗教家的熱忱的，其作戰是有條不紊的。然而本土的攻擊者，卻有些手忙足亂，東敲西擊，且總是零星散亂，不能站在一條戰線上作戰的。時而以純粹的儒家見解來攻打。時而以新生的道教信仰當作攻打的武器。時而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上，就夷教排斥論來鼓動一般人的敵愾之心。時而又發表什麼「白黑論」以宣傳道釋並善之說。總之，攻擊的陣線是散亂的，佛家的防禦卻是統一的。以一貫之旨來敵散亂之兵，當然是應付有餘的了。但在決戰的時候，雙方的搏擊卻是出之以必死之心的。 其由衝突而生的火光，是如黑夜間的掣電似的，特別明亮的出現於烏漆如黑的天空，顯著異樣的絢麗。自些以後，向佛家進攻的，如持著儒家正統論的韓愈、歐陽修等，其立論之脆弱，更是不足當佛徒之一擊的了。 這種論難最早的開始，當在於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的公布的《白黑論》的時候。何尚之（何尚之見《宋書》卷六十九，《南史》卷三十）有《列敘元嘉讚揚佛教事》，把這次辯難的經過，說得很詳細： 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抵跡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 今《白黑論》等並存於世，旨頗可知。慧琳本姓劉，秦郡秦縣人。出家住冶城寺。元嘉中，在朝廷頗有勢力。他的《白黑論》（即《均善論》），設為白學先生和黑學道士的論辯，以「白」主中國聖人之教，「黑」主談幽冥之途、來生之化的釋教。其結論是：「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說行於大解而息於貪偽....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是明持著儒釋折中論的。以沙門而發這種議論，當時護佛者自然要大嘩起來了。何尚之徑稱他為「假服僧次，而毀其法」。何承天（何承天見《宋書》卷六十四，《南史》卷三十三）似是當時唯一表同情於他的人，他將《白黑論》分送朝士，力為宣傳。他是東海郯人，宋時為尚書祠部郎，領國子博士，遷御史中丞。元嘉二十四年，坐事免官。卒年七十八（370—447）。他原是當代儒學的宗師，本來對於佛教是一肚子的不滿。看見有一個釋子做出了那樣的「毀法」的文章來，自然是十二分的高興，代盡分送的義務。因此，起了很重要的反響。護法的文士，無不參加論戰。宗炳原是承天的論敵，便首起舉難。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義熙中，為劉裕主簿。後入宋，屢征皆不就。他見了《白黑論》，便寫幾封長信給何承天，討論此事。後又著作《明佛論》，大為佛家張目。承天初送《白黑論》給他，只是請他批評。及炳長篇大論地攻擊起來，承天也便親自出馬，與之駁難。又著《達性論》及《報應問》。《報應問》直攻佛家的中心信仰，舉例證明「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又和顏延之往復辯難。延之也是信從佛教者。連作三論，專攻承天的《達性論》。 同時又有范泰、王弘、鄭鮮之（鄭鮮之見《宋書》卷六十四，《南史》卷三十三）諸人，討論「道人踞食」事。但那是佛教本身的儀式問題，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卻也可以看出一般人對於沙門等之行動，像踞坐與以手取食等，頗為詫怪不滿。 《白黑論》的論戰過去了，卻又起了另一個新的論難。那便是以顧歡的《夷夏論》為中心的一場論難。顧歡（顧歡見《南史》卷七十五），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人。 宋末，征為揚州主簿，永明初，征為太學博士，並不就。《夷夏論》的攻擊，較《白黑論》更為明白痛快，也更為狠惡深刻。先引道經，說明老子入天竺維衛國，因國王夫人淨妙晝寢，遂乘日精入其口中，後生為釋迦，佛道興焉。「道則佛也，佛則道也。」然因所在地不同，故儀式有異。「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舍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這場攻擊，頗為可怕，說他基本之道，原是中國的，而儀式則大不同。以此鼓動人民愛國之心，而去排斥佛教，方法是很巧妙的。故當時此論一出，駁者便紛紛而起。若袁粲，若朱昭之，若朱廣之，若明僧紹，皆痛陳其誤，加以詳辯。和尚一方面，也有慧通、僧愍二人做文來反攻。僧愍作了《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以《戎華論》來罵歡的《夷夏論》，恰好是針鋒相對。僧愍也引經來說明老子為大士迦葉的化身，「化緣既盡，回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邈。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正是以矛攻盾之法。又引經說，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針對歡之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子出自井坂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以更闊大的一個世界，來駁歡的偏狹的夷夏之別。末更丑道而揚佛，欲其革己以從佛理。確是一篇很雄辯的東西。 欲以淺薄剽竊的道教的理論，來攻擊佛教，當然是不會成功的。奉佛甚虔的沈約嘗著《均聖論》，闡揚佛家素食之說，以殺生為戒，並證之以中國往古聖人「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等事，決定「內聖外聖，義均理一」。這不是什麼很重要的文章，但因此招致了道士陶弘景的熱烈的責難。約又作了一篇《答陶隱居難均聖論》，便辭旨弘暢得多了。弘景之難，頗似顧歡之論，仍以「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為責難的中心。約則偏是規避此點不談。 但當時，最重要的辯難，還不是什麼就愛國主義而立論的《夷夏論》，也不是什麼折衷儒佛的《白黑論》，真正的決死戰，卻在於以范縝的《神滅論》為中心的一場大爭鬥。范縝（范縝見《梁書》卷四十八，《南史》卷五十七），字子真，南鄉舞陰人。齊初為寧蠻主簿。建武中，出為宜都太守。天監四年，征為尚書左丞。坐事徙廣州。還為中書郎，國子博士。縝的《神滅論》，未知作於何時。然齊的鄭鮮之已有《神不滅論》：「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乎？」鮮之卒於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難道縝的此論竟作於元嘉四年以前嗎？但縝的所作，在梁武帝時候（公元502—549），才有人紛紛地加以駁難，甚至連梁武帝他自己也親自出馬，可見此作絕不會是八十幾年前產生的。鄭氏的《神不滅論》和縝的此論，當是題材的偶同，而不會有什麼因果的關係的。 佛家所持以勸人者，像因果報應、幽冥禍福等等，類皆以靈魂不滅論為其骨幹。若人死，靈魂果即消失，則佛家所說的一切，胥皆失所附麗。從前的《夷夏》《白黑》諸論，皆只攻其皮毛。到了范縝的《神滅論》，才以科學的態度，直攻其核心的觀念，欲一舉而使其土崩瓦解。當縝著論之時，正是南朝佛家最為專霸的時代，自天子以至親王、大臣、將軍們，幾天不為佛氏的信徒。而縝則居然冒大不韙而向之進攻，誠不能不謂之豪傑之士。唯蕭衍及其臣下們究竟還是持著寬容異端的主義的，他雖作《敕答臣下神滅論》，罵了縝一頓：「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痏，空致詆訶」，而實際上也不曾加他以重罪。縝所論的，要旨如下：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舍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盪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舍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缽，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游，貨殫於泥木。所以奸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 這論，太重要了，不僅對於佛家挑戰，實在也對一切宗教挑戰。對於當時興高采烈的佛教徒們，這正是一個當心拳。故他們見了，莫不一時失色，紛紛的出死力以駁之。只沈約一人，便作了《形神論》《神不滅論》《難范縝神滅論》等好幾篇文章。居皇帝之尊的蕭衍，也親自出馬來訓斥了范縝一頓。縝又有《答曹思文難神滅論》，更伸前旨。這場論辯，實在是太有趣，太重要了。 當時，又有《三破論》出現，專攻佛而崇道。全文已不存，幸劉勰的《滅惑論》所引不少，尚可見其大要。《三破》所論，與《夷夏論》鮮殊，彥和所駁，也不過佛家常談，故無甚重要。 與顧歡約同時的，有張融，以作《門律致書周顒等諸游生》，力言佛家攻道之非。「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燕。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他持著佛、道調和論，以為其本則一，其源則通。這已是道家的防禦戰，而非攻擊戰了。但他的論敵周顒則窮追不已，力擁佛而攻道。他以為非道則佛，不宜持兩端。「道佛兩殊，非鳧則燕，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此言殊足以破佛道調和論之堅壘。（顒有《答張融書難門律）及《重答張融書難門律》。） 如此紛紜的論戰，大約到梁代的後半葉方才告了滅熄。其所以滅熄之故，半因佛家勢力一天天的膨脹，半也因皇家的熱心護法，足以緘止攻擊者之口。 八 於關於佛家的論難以外，六朝也不是沒有其他的名著。像葛洪的《抱朴子》，蕭繹的《金樓子》，都是很重要的巨作。 葛洪（葛洪見《晉書》卷七十二），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晉惠帝時，吳興太守顧秘檄為將兵都尉，遷伏波將軍。元帝時，以功封關內侯，後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固辭，求為勾漏令。卒年八十一。他是一位很奇怪的人物，既是儒生。又是道士式的官僚，頗以神仙服食為務。其求為勾漏令，蓋即以其地多出丹砂。他的《抱朴子》（《抱朴子》有明刊本，《平津館叢書》本，《百子全書》本，《四部叢刊》本），有內篇，有外篇。內篇言黃白之事，外篇則為「駁難通釋」之文。今內外二 篇存者顏多。外篇渚文，尤為後人所傳通。如《劭學》《崇教》《君道》《臣節》《貴賢》《任能》《軟士》《用刑》《擢才》以至《酒誡》《疾繆》《刺》《安貧》《文行》《彈禰》等等皆是儒家之言，並異方士之術。而《詰鮑》一文，專攻鮑敬言老、莊式的議論，其立場也是站在純粹的儒學之上的。由此看來，他似是有兩重人格的。著《抱朴子》內篇的是一位葛洪，作外篇的，又是另一位葛洪。前一位是道人，是術士，後一位卻似可列入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表里的純粹的儒者。 薰（梁元帝）的《金樓子》（《金樓子》，有《知不足帝叢書》本，《百子全書》本），自《興王》至《自序》凡十四篇，其中以有關文章者為多，如《聚書》《立言》《著書》等皆是。唯往往多及往古之事，如《興王》便敘古帝王事，《志怪》便敘天地間怪異之事，大似張華的《博物志》，聚瑣屑的雜事而為之整理歸類。並不是有一貫的主張，有堅固的壁壘，像《抱朴子》等的。但其中保存古代神話傳說不少，頗可供我們的研究。 九 最後，還要一敘那時代的關於歷史的著作。六朝人士們，著作史書的勇氣與興致都甚高。故《晉書》之作，前後共有十八家之多。像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諸人皆有一家的著作。沈約又著《宋書》，至今尚傳於世。又有范曄者，著《後漢書》，也成為最後的一個定本。裴松之則為陳壽的《三國志》作注，賅博淵深，至今猶為尋輯古代佚書的寶庫之一。 蕭衍嘗集儒士們著作《通史》，規模極為偉大，當是合力的史書的最早之一部，可惜今已不傳了。 參考書目 一、《全上古六朝文》清嚴可均輯，有黃岡王氏刊本，有醫學書局石印本。 二、《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明張溥輯，有明刊本，有清長沙翻刊本，有石印本。 三、《弘明集》唐釋僧佑編，有《大藏經》本，有《四部叢刊》本，有金陵新刻本。 四、《廣弘明集》唐釋道宣編，有《大藏經》本，有《四部叢刊》本，有金陵新刻本。 五、《百子全書》有湖北書局刻本，有掃葉山房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