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概要 · 後記

我著筆編次這本小書，始於一九五四年冬天，到全稿完已經是一九五六年春天，其間也花了一年半的時日。因為這本小書，是為著中學生課外閱讀之用，下筆反而拘謹起來，先後就換了三次草稿，到了這次脫稿，幾乎又想全部毀去重新來過，卻已限於時日，不可能的了。剛著筆的時候，我頗想寫一本「有所見」的書，也曾向主編者表示這個意向。一動手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看這本書的青年學生，可能根據書中所說的話，去答覆課堂上的考試，也可能和他們語文教師所主張的完全相反，因而落第了的。我只能輔導他們的文學知識，還不能糾正他們的傳統觀點。因此，決定改變方式，要來寫一本羅列所見的書，先提出了一個中國文學上的問題，再把各家的學說搜集起來讓讀者去選擇。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麼一來，這一小書得有五倍至十倍的篇幅，而且近於類書，要讓一個對文學初入門的青年去選擇，也是困難的。因此，我再來變換寫法，這本小書，乃成為選擇了「所見」的書。書中並沒有我的主見，我只是選擇一種可以相信的說法，給讀者以參考。當然，在選擇中，就有了我的觀點，我卻自期能夠保持冷靜的態度，採用比較權威性的論斷。 或問：什麼是權威性的論斷呢？這本來也難說得很，談文學的人各有各的偏見，其偏見之深，不下於政黨的入主出奴、黨同伐異。即如我們談「在中國」的文學，自不能忽略明清兩代五六百年間士子必讀必習的八股文；這種文體的廢除，到而今不過六十年，而讀者已不知道它究竟是怎麼一種文體了。一方面，這文體已經廢了六十年，而洋八股、黨八股、抗戰八股，八股的幽靈依舊在每一種思想中潛伏著。我們要看它的真面目，似乎周作人所談的比較透徹得多。他能夠批評八股文的得失，說明它的源流，替中國文學史補上一頁空白，這就是我所說的權威論斷了。本書編寫既畢，我偶爾翻看錢鍾書的《談藝錄》，他說：「八股文實駢儷之支流，對仗之引申，阮文達《書文選序後》曰：『《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洪武永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是四書俳偶之文，上接唐宋四六，為文之正統。』余按六代語整而短，尚無連犿之句，暨乎初唐四傑，對比遂多，楊盈川集中，其制尤伙。……宋人四六，更多用虛文作長對，謝伋《四六談塵》，謂宣和多用全文長句為對，前人無此格。孫梅《四六叢話》，……論汪彥章四六，非隔句對不能，長聯至數句，長句至十數字，古意寖失。……至於唐以後律賦開篇，尤與八股破題了無二致。八股古稱『代言』，蓋揣摹古人口吻，設身處地，發為文章，以俳優之道，抉聖賢之心。董思自《論文九訣》之五曰『代』是也。宋人四書文自出議論，代古人語氣似始於楊誠齋，及明太祖乃規定代古人語氣之例。竊謂欲揣孔孟情事，須從明清兩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其善於體會，妙於想像，故與雜劇傳奇相通。」（袁枚論時文，謂八股通曲之意甚明。）他的話，可說是與周作人不謀而合的。可見在科舉興廢的爭論早已過去的今日，讓現代的文學青年，知道一點什麼是八股文，無論消極或積極，都有所裨益的。而我引用了周作人的說法，也可以是和各家說相印證的，那我就自以為對得起讀者了。 本書說道：「在中國」的文學，一向以散文、詩歌為文學正統，而戲曲、小說一直被看作是「閒書」「小道」；直到最近三十年，才接受了西洋的文學概念，扶起了施耐庵、曹雪芹、吳敬梓，使和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同樣看待，就是我們這一代的事。而把湯若士看作是東方的莎士比亞（他們兩人時代也正相先後），還是一位日本學人的話。所以，談中國戲曲，起於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先前只有私人的筆記），談中國小說的，也要算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其後才有阿英、鄭振鐸等的研究），這都是近幾十年間新興的研究，所以小說、戲曲的作品並不算少，但可讀的與能讀的並不很多。至於談詩談詞談賦的，那又人各有所宗，各家每自持其說，群言囂雜，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幾乎等於是一部詩話詞話的綜批料，我們又苦於篇幅過少，掛一容易漏萬的。此中取捨，筆者只能本著個人的私見，總希望能條理源流，讓讀者明其線索就是了。這一類的書，寫得好的話，當如劉勰的《文心雕龍》，那是傳世的不朽之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錢鍾書《談藝錄》序，自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他批評中國的文學，很多借鏡於西方文學家的義法。他引用德國詩人希勒的論詩派，謂：「詩不外兩宗，古之詩真朴出自然，今之詩刻露見心思，一稱其德，一稱其巧。」顧後自注曰：「所謂古今之別，非謂時代，乃言體制。故有古人而為今之詩者，有今人而為古人之詩者，且有一人之身攙合古今者，是亦非容刻舟求劍矣。」對於論詩者之分唐宋，作進一步的剖推，「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此意甚好，其好在於東西的真正能匯通。時人繆鉞論宋詩，謂「宋人慾求樹立，不得不自出機杼，變唐人之所已能，而發唐人之所未盡」，其意相同。我輩談中國文學，假使能把前人筆記、時人論議，以類相從，先作長編，再加以整理，那一定可以寫一本很好的中國文學概論。可是，變亂相尋，生活這麼動盪，連魯迅有志於寫中國文學史，都不能成書，我輩要想把「文學之道，一以貫之」，也只能俟河之清了。 這本小書，原算不得一本著作，說得明白一點，只能算是一種筆記，卻也敝帚自珍。略述原委，以待來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