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概要 · 第一講 文學與中國文學

提要 （一）「文學」是什麼 1.這是爭論未定的課題。 2.五四運動以後，接受了世界性的文學概念。 （二）中國文學——在中國的文學 1.詩歌、散文是中國文學正宗。 2.上一代的散文，多少受八股文的影響。 3.唐宋古文——桐城派、陽湖派古文，是近代文學的一支。 （三）文學概念之演變 1.文章與博學對舉。 2.文與學對舉。 3.文與章對舉。 4.駢文與散文對舉。 5.散文出於辭賦，也出於史筆。 6.純文學的發展。 我本來是教書匠。教書匠，可以說是無所不知，卻是懂得並不太多的人。我們在教室里，時常碰到一些天真的樸素問題，譬如說：「二加三為什麼等於五？」我就只好叫他去扳指頭了。其實這一問題，並未完全答出來，我後來知道像我這樣的數理知識是不夠來作答案的。又如：「什麼是文學？」我曾經從一位姓劉的老師那邊，抄來幾十條答案；我也曾在黑板上寫滿一大堆答案，結果，我自己越看越不懂，我想，學生看了我所寫的，也未必懂得很多的。而且，一個文學家，和懂不懂文學定義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四十年前，那時我只有十來歲，已經在小學堂念書了。那時的小學堂，剛從私塾變過來，老調子還是沒有彈完。國文課本，還有《神童詩》《三字經》《論語》《孟子》一類書要念。《神童詩》一開頭，就有四句詩：「天子重賢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我們所得的文學概念。我們執筆為文，便是寫文章；口頭也總是說某人文章寫得好，某人文章寫得壞。一個讀書人，只要文章寫得好就行了。我們腦子裡，模模糊糊，也就把「文章」當作「學問」。後來進中學念書，已經是民國初年的事了。「文學」「文學家」這一類名詞，已經看到過聽到過；不過我們所熟知所常用的，還是「古文」「文章」那一類名詞。我們心目中的古文家還是桐城派那幾位大師，歸有光、方苞、劉大櫆、姚鼐、曾國藩；其他則是唐宋八大家，韓、柳、歐、蘇，等等。說到古文名篇便是《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中的文章。我們還不說什麼文藝之創作，只是說「寫文章」。至於《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西廂記》《牡丹亭》，那時還只能算是閒書，背著父師偷偷地看，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那幾位戲曲小說家，如王實甫、湯若士、施耐庵、吳敬梓、曹雪芹，也沒人把他們當作文學家看待。當時，曹雪芹寫了那麼一部大作品，他自己卻又躲躲閃閃，不敢直認是他的手筆，而托之於傳信傳疑的來源的。 中間經過了五四運動，新的文學觀念就為大家所了解了。此時此地的年輕人，就接受世界性的文學概念。承認戲曲小說都是文學作品，戲曲小說作家都是文學家，王實甫、湯若士、施耐庵、曹雪芹的地位，也就在桐城派古文家之上了。我在這兒先提醒一句：世界性的文學概念，乃是近三四十年間才流行起來的，正如魯迅所說的，「文學」這名詞，並非中國所有，而是從日本販運過來的。我們既不必說中國本來的文學概念，就是我們所了解的「文學」，我們也不能說，現在文學的概念如此，中國歷來的文學概念也非如此如此不可的。我們口頭所說的「文學」，和我們父師們所說的，可能大不相同的。據說有一位歐洲人，他到了中國，看見了一隻竹夫人（竹夫人，系用竹篾織成的長簍子，夏日擁之以取涼者）。他回到了歐洲，就對朋友們說，中國人用的字紙簏，是如此如此的。這當然是笑話。我們應該知道竹夫人是竹夫人，字紙簏是字紙簏，不應該把竹夫人當作字紙簏，也不應說中國除了字紙簏，並無竹夫人的。學問上的事，就是要有清清楚楚的交代，不可以張冠李戴的。（從前文人說到文章，他們心頭是指詩詞歌賦和古文而言；古文是文學正統，其他戲劇小說，只能算是左道旁門。我們說到文學，以詩歌、戲曲、小說為純文學，散文、小品則稱雜文學，這都是這幾十年中的觀念改變。） 我們此刻所要談的乃是「中國文學」（在中國的文學），屬於歷史性的知識。首先也把幾個流行常用語說明白來。時人口頭，每有「八股老調」的話，連帶也有了「黨八股」、「洋八股」、「抗戰八股」、什麼什麼「八股」，帶著諷刺性的話。不錯，「八股文」（制藝）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獨有的東西，我們祖父那一輩的讀書人，離現在不過五六十年，他們是把這種文章當作「正宗」的，在書房裡念的是這種東西，上考場寫的也是這一類文章。《儒林外史》里，有一位魯編修，只有一個女兒，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讀的四書五經，十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八股文名家）的稿子讀得滾瓜爛熟，教她做「破題」「承題」「起講」「題比」「中比」成篇（八股文作法）。他閒居無事，便和女兒談說：「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隨你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什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從前文人對於八股文，就是這麼一種看法。（他們的看法，也不一定完全錯誤的，後文再談。）自從科舉廢掉了，大家已經不讀這一類的文章，上場考試也不寫這一類文章了。但是，「八股文」依舊陰魂不散，到今日還是流行著八股老調。年青的人已經不知道八股文是怎麼一種文章，他們筆下，也還是有著八股的氣息。我們得明白提倡行新政廢科舉興學校的清末維新志士，如譚嗣同、梁啓超，他們所寫的時務文章，也還是從八股格調中變化出來。所不同者，他們的題材，並不限於四書那一小圈子，也用不著代聖人立言，文章結構，也不限於那麼固定的八股、六七百字的長短尺度了。我們所寫的文章，事實上，又是從譚、梁的時務文章、報章文學變化出來，五四運動以後，受著歐化的影響不少，可是我們的文章，也還是帶著八股的氣息。直到最近，我們所看到的若干帶著宣傳性的文字，都帶著八股文的味兒；我們說：土八股的幽靈在洋八股、黨八股、抗戰八股中出現，這是不錯的。 再回看過去，八股文自明初頒為公令，科舉取士，人人要寫這類文章，乃盛行於明清兩代。但八股文也是有所本的，兩宋從義取士，當時文人應制文字，已經略見八股文的骨架，只是結構比較有伸縮性，題材範圍也較為廣闊些的。再推上去，韓（愈）柳（宗元）文章中，那排比的格調，便開出八股文的風格，所以說八股文只是古文的變體，從源流上說，並不錯誤的。而且，八股文中那幾比相對稱的文字，正是魏晉南北朝隋唐間所流行的駢文風格，和兩宋的四六體尤為相近；我們也可以說，八股文乃是駢文的變體（也可以說八股文乃是散中有駢的文體）。韓退之的古文，可以說是對六朝駢體文的解放，他所解放的只是辭句、駢偶、韻律束縛上的解放，在結構段落上，還是有著駢文的間架的。而古文名家如歸有光、方苞都是八股文的名手，從血統上看，八股文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親屬呢！——我們看了上面這一個例子，就可以知道弄清楚一個名詞的含義、一種體例的源流，是十分重要的，卻也並不十分容易的。 我在中學時期，國文課的選文，都說是「古文」；不管桐城派的，還是陽湖派的，連著公安派、竟陵派，或者唐宋八大家的，以及《左傳》《史記》中的文字，凡是古代的文章，都算在古文的賬上。我們所看見的姚鼐編選的《古文辭類纂》、曾國藩編選的《經史百家雜鈔》，其中包羅萬有，上下古今，連辭、賦、頌、贊都選在一起的，看起來「古文」就等於今人所謂文學了。到了後來，才知道「古文」一名詞，含義並不這樣籠統的，它只是代表明清古文家所說的「古文」。（「古文」本來有三種含義，一種是古文家所說的古文，一種是經學所說的古文，又一種則是文字學家說的古文，不在本書討論之列。）還是明嘉靖以後文人唐順之、茅坤他們所提倡出來的。他們所說的「古文」，只是指唐宋的古文，從那位「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說起的。他們認為漢魏六朝以後，文體衰疲，韓退之首先起來挽回文風，復返於古文的正道，其意是說韓柳文章和先秦兩漢古文相銜接了。他們的說法，並不正確，但我們自幼所聽到的「古文」，《古文觀止》所選的「古文」，就是從他們的說法來的，所以不能不特別提到。 依我們的看法，韓退之提倡「反駢偶音律」，接近口語自然語調的文章，便是我們所說的散體文，可是，在唐宋當時，並無古文之名；他們自稱為「平文」；平者便也，「平文」便是平順通達的文字，和駢偶富麗的六朝文正相對。唐宋文人，提倡平文，也就等於我們提倡白話文；當時佛家講經譯經，已經流行語錄體，平文便是採用語錄體的文章，我們應該說唐宋的平文運動，就是胡適、陳獨秀所提倡的新文學運動，韓退之變成了白話文的祖師，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想想明白的。自從我們提倡白話文，那些寫古文的，就自稱或被稱為「文言文」，乃有「文言」與「白話」之對立，按之實際，並不合理。因為唐宋古文家「古文」與「駢文」對立，和白話卻是同源，本不該「對立」的。清代學人阮元提倡駢體文，他用《易·文言》來替駢文作辯護，他心目中的文言，即是駢文，並非古文。這些都是語文常識以內，我們首先要料理清楚，不要人云亦云，越說越糊塗才是。 有一個概念比較明確的名詞，便是「散文」。「散文」的對面便是「韻文」「駢文」。照現代的說法，「散文」和「詩歌」「戲曲」「小說」並舉，它是雜文學的總稱。照古代的說法，「詩詞歌賦」屬於韻文，比較注重韻律、辭采、形式；散體文接近口語，無論先秦諸子的論學，歷史家的記敘，佛家和宋明理學家的語錄，以及朝野上下的應用文字，都是著重內容，不尚文采的。和「散文」「韻文」這一相對的名詞相適應的，魏晉間有「文」「筆」的對舉，「文」即等於後人所稱的「韻文」，「筆」就等於「散文」，范曄獄中與甥侄書云：「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劉勰《文心雕龍》，也以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雲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盪。」（這幾句話就是說「文」以聲調和諧、辭采華麗為主的。）他們從體性上的差異來區別文筆：筆重在知，文重在情；筆重在應用，文重在美感，和我們今日所說的「純文學」「雜文學」之分，意義大體相同了。 回過頭去，我們再來用現代的文學觀念，清理「在中國」的文學；我們撇開中國文體論的紛爭，作常識的探索或許會更有益些。許多談文的，說《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可算是最早出現的「文學」二字。不過孔門所說的「文學」，範圍很廣，可以說是包括一切學問。揚雄《法言·吾子》篇云：「子游、子夏得其書矣。」邢昺《論語疏》云：「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曰「書」，曰「博學」，可見「文學」一詞，偏於學術可知，我們稱之為廣義的「文學」。二十多年前，郭紹虞曾經寫過一篇《文學觀念與其含義之變遷》，對於「在中國」的文學觀念，說得很清楚。原文很長，讓我來介紹其大意。郭氏說：周秦時期所謂文學，兼有文章、博學二義，文即是學，學不離文，這實是最廣義的文學觀念。到了兩漢，始進一步把「文」與「學」分別而言了，把「文學」與「文章」分別而言了。用單字則「文」與「學」不同，用連語則「文章」又與「文學」不同。故漢代所謂「文學」，仍含有學術的意義，但所謂「文」或「文章」，便專指辭章而言，頗與近人所稱「文學」之意義相近了。下迄魏晉南北朝，較兩漢更進一步，別「文學」於其他學術之外，於是「文學」一名之含義，始與近人所用者相同。文學觀念，經過了以上兩漢與魏晉南北朝兩個時期的演進，於是漸歸於明晰。可是，不幾時復為逆流的進行，於是又經隋唐與北宋兩個時期，一再復古，而文學觀念又與周秦時代沒有多大的分別。 郭氏說：其在隋唐五代之時，因不滿意於創作界之淫靡浮濫，於是對於六朝文學根本上起了懷疑。其對於六朝文學之懷疑本是不錯，不過惜其不甚了解文學之本質，轉以形成復古的傾向而已。蓋由文學的外形以認識文學之面目，其事易；由文學的內質以辨別文學之本質，其事難。前一期重在外形方面，遞演遞進，所以成為文學觀念之演進期，這一期重在內質方面，於是覺得漫無標準，遂不得不以古昔聖賢之著作與思想為標準了。以古昔聖賢之著作與思想為標準，此所以愈變愈古而成文學觀念的復古期了。不過同樣的復古潮流中，而唐宋又各有其分界。唐人論文以古昔聖賢的著作為標準；宋人論文，以古昔聖賢的思想為標準。以著作為標準，所以推主明道，而終偏於文，所以唐人說文以貫道，而不說文以載道。曰貫道，則是因文以見道，而道必借文而始顯。至於北宋，變本加厲，主張文以載道，主張為道而作文，便是以古昔聖賢的思想為標準了。所以文學觀念到了北宋，始把文學作為道學的附庸。由於文以貫道的文學觀，於是造成了一輩古文家的文。由於文以載道的文學觀，造成了一輩道學家的文。古文家之論文，其說在以筆為文，以筆為文，則六朝「文」「筆」之分淆矣。道學家之論文，其說在以學為文，以學為文，則兩漢「文學」與「文章」之分、「學」與「文」之分亦混矣。在前一再演進而歸於明晰者，至是復一再復古而歸於混淆了。郭氏這一明確的觀念，對於初學是有用的，我們就在他的基礎上再詳細地說下去。 本來，人類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了。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就是《詩經·國風》里的東西，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希臘人荷馬的兩大史詩，原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記錄。）所以歌謠便是詩歌的祖先。人類另一種興趣，便是說故事，遠在有文字之前，年輕的人就靠在他們祖父的膝前，聽他們講打獵的故事了。這便是歷史的起源，也是小說的起源。不過，詩歌與散文這兩種文學形式，並不是各自獨立發展的，而是相互影響交替發展的。古代人類，凡遇到值得留傳的人物事跡或生活形式，都用詩的形式記載下來。這中間有些只是應用文，取詩的形式為便於記憶，並非內容必須為詩的形式的。我們最古的書本，如《書經》《易經》《老子》《莊子》，都是多雜著韻文的；所以，詩歌與散文，一開頭就是這麼互相影響的。 我們知道那部三百首的《詩經》，是古代北方中國的詩歌總集，而《楚辭》呢，則是古代南方中國的詩歌總集。從體裁上說，《詩經》的四言詩，發展開去，乃有兩漢以後的樂府、五言古詩，到了隋唐以後，乃有五言、七言的律、絕、古體詩，再發展下去，乃有五代兩宋以後的詞曲，這是一個系統。楚辭的體裁，成為兩漢以後的賦體，賦的形式，和屈原《離騷》最相近，但就內容說，如「兩都」「二京」「三都」諸賦，已經變成了記敘文，與其說是詩歌，倒不如說是散文。又如陸機《文賦》，便是一篇文學總論，和曹丕的《典論·論文》，性質並無不同。魏晉六朝的小賦，還有抒情詩的意味，其他鴻篇巨製的賦，見之於《文選》的，大部分都是敘事記行文；而六朝人的記行文，如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便是一篇小賦。駢體文字，盛行於南朝隋唐間，已經成為賦體散文，而唐陸贄的奏議，尤其運用得十分純熟。兩宋的四六體，也正是從駢體文演變而來，成為應用文的正軌文字。這和後來八股制藝文字的體制，也有密切關係的。因此，我們不妨說中國散文源流，出於辭賦，又是一個系統。 史家的記敘，從詩歌轉為散文體，我們從《尚書》《春秋左傳》可以看到；諸子百家之言，由他們的門弟子記錄下來，也是採用散體文字。（古代公告應用文件，如《尚書》所載的都是。）司馬遷的《史記》，不獨在歷史記敘上，建立了一種體制，即在記敘文字上，也顯出了特殊風格。大概，後世所謂古文家，除了浸潛諸子百家的論著以外，便以《史記》《漢書》為其師法。（桐城派古文家，如歸有光、姚鼐、曾國藩都是從《史》《漢》中出來的。）似乎駢體源出於辭賦，散體源出於史傳，也是中國文學的兩個源流；若干文士，耐不住駢偶韻律的誘惑總有愛好辭采的傾向。（南朝文士，最尚辭采。即如劉勰《文心雕龍》，便是一部駢體的文學論集。）其時，必有愛尚散體的文士，把這個傾向拉過來使之接近口語，佛門語錄以及北朝文士，如李諤攻駢體之失，主張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開出了韓愈、柳宗元的平文運動。（樊宗師主張「辭必己出」。）和兩宋四六文體相對的，有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和王、歐、蘇、曾的古文、駢文兩體，一直就這麼並駕齊驅的。（胡適《白話文學史》，便是著眼散體文的發展，這也是中國文學的另一系統，可以溯源導流，言之成理的。）由今看來，中國文學體性，駢之中有散，散之中有駢，駢受散的影響，散受駢的影響，起伏排盪，相推相激，隨著時代前進，各家愛尚不同，我們得用史家的眼光去料理的。 至於純文學這一部門，詩歌這一體系，發展到宋、元、明的南北曲，已經不是單純的詩歌或是散文的體制，而是綜合的藝術。戲曲之中有完整的故事，便等於歷史中的傳記，曲調要配合音樂，又由各種音色的樂器配合起來；扮演角色的一舉手、一投足，也要和音樂相配合，實際上便是歌賦；即算是道白，也是協律的，和口語有別。其中又穿插了俳調的詞令，相撲角斗的武場，以及表情達意的動作，就是這麼一種完整的藝術。我們再看：唐宋傳奇文，原是散體文的傳記，到了北宋，如趙令時把元稹《會真記》寫成了商調蝶戀花鼓子詞，便是插上了歌曲，到了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王實甫《西廂記》出來，乃成為綜合藝術了。散文與詩歌的交流之跡，我們就難得從戲曲中分割起來的。 我們又從小說的源流來看，也是遠接唐宋傳奇文（可以說和戲曲同出一源）。而唐宋傳奇文，也受著佛曲宣卷一類外來文體的影響；這一演變的過程，我們看了敦煌石室中的變文，可以瞭然於心了。兩宋的話本，元明的講史，就是從這麼一種體制發展開來，到了明代神魔小說、人情小說、諷刺小說，慢慢和外來的小說合流，乃有現代新小說出現。即以魯迅的小說來說，其中有著俄、波、英、法外來小說的血統，卻也有中國古代講史、人情、諷刺小說的血統；在文藝上，幾乎每一種文體，都是混血兒，不會有單純的體性的。 因此，我們要記住那一句老話：竹夫人是竹夫人，字紙簏是字紙簏，我們不應該不認識竹夫人，就說竹夫人是字紙麓，也不能說世上只有字紙簏，並無竹夫人的。我希望我們能把一些含混不清楚的概念弄明白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