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常識 · 第四章 漢代文學

自秦始皇破滅六國，統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以來，文學也與其他的學術一樣，受專制的火焰的焚迫而成為灰燼。戰國時光輝燦爛的文藝作品，不復出現，所有者僅龐雜的《呂氏春秋》與李斯的擬古頌功的諸刻石而已。漢之初年，因黑暗之勢力仍未除去，故亦無大作家出現。至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殘酷無比之「挾書律」宣告廢除，而文藝學術才漸漸地有人去注意。以後，便釀成了枚乘、司馬相如、賈誼、司馬遷、揚雄、王充諸人的時代。大約當時的作家可以分為賦家、歷史家及論文家三派。這時代約當羅馬的黃金時代的前後。 辭賦 「賦」原是詩之一體，自屈原、宋玉以後，《詩經》里的簡短的抒情詩歌已不復見，代之者乃為冗長的辭賦。屈、宋諸人之作，猶滿含著優美的抒情的詩意。到了漢代，作賦者大都雕飾浮辭，敷陳故實，作者的情感已不復見於字裡行間，故幾不能復稱之為「詩」。然而這種「賦」體，在當時卻甚發達。帝王如武帝及淮南王之流都甚喜之，作者且藉此為晉身之階。 最初的作者為陸賈，然不甚成功。其後有賈誼（生於公元前200年，卒於公元前168年），懷才而不得志，作《懷沙》《鵩鳥》諸賦，為漢代最有個性的賦家。但他的論文卻較他的賦為尤重要。其專以作賦著名者為枚乘、司馬相如、東方朔諸人。 枚乘，字叔，淮陰人，死於公元前141年。曾游於吳及梁。所作有《七發》諸賦，而以《七發》為最著。《七發》的結構，頗似《楚辭》中的《招魂》《大招》，顯然是受有它們的很深的影響；賦言楚太子有疾，吳客往見之，欲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之，歷說以妙歌、美食、馳騁、游觀、射獵、望濤之樂，太子不為之動，最後言使方術之士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之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太子便澀然汗出，霍然病已。此種文體的結構實至為簡單。在文辭一方面，亦頗有雕斫浮誇之弊。如： 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苹，游青風，陶陽氣，盪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懾鷙鳥……（《七發》） 之類，殊覺堆冗無味，然後來賦家幾無一不仿效之者，且益加甚。所以漢賦雖甚發達，在中國文學史上卻不能占重要的地位。乘所作，除賦之外，尚有人以《古詩十九首》中之《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8首認作他的著作者，但其憑證極為薄弱。他們所據者為徐陵的《玉台新詠》，但考查《漢書》中的乘本傳，並未言乘曾為此類詩，《漢書·藝文志》的「歌詩」類里，亦不載乘的這些詩，即蕭統的《文選》曾勇敢地把許多詩加上了李陵、蘇武的名字的，卻也並不曾把《古詩十九首》分出一部分作為枚乘的。何以徐陵卻獨知道是乘作的？實則像《古詩十九首》那樣的詩體，絕不是枚乘那個時代所能產生的；乘時所能產生的是「大風起兮雲飛揚」（劉邦歌），是「草木黃落兮雁南歸」（劉徹辭），是「日月星辰和四時」（柏梁詩），是「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韋孟詩），卻絕不是「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及「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等的完美的五言詩。（《古詩十九首》的時代問題待下一章討論。） 乘死之時，正是劉徹（漢武帝）（其統治的時代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初即位之時。徹甚好辭賦，其自作亦甚秀美。《漢書·藝文志》載其有自造賦2篇。今所傳《李夫人歌》及《秋風辭》 ：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落葉哀蟬曲》 ：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以及其他，都是很有情感的。徹對於漢代文學很有功績，一即位便用安車蒲輪征枚乘，乘道死，又訪得其子皋為郎。司馬相如、東方朔、嚴忌、嚴助、劉安、吾丘壽王、朱買臣諸賦家皆出於其時。大歷史家司馬遷亦生於同時，且亦善於作賦（《漢書·藝文志》載司馬遷賦8篇 ）。此時可算是漢代文學的黃金時代；秦滅之後，至此時始有大作家出現。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生於公元前179年，死於公元前117年，為漢代最大的賦家。初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所好。後客游梁，著《子虛賦》。梁孝王死，相如歸，貧無以自業。至臨邛，富人卓氏之女文君新寡，聞相如鼓琴，悅之，夜亡奔相如。卓氏怒，不分產於文君。於是二人在臨邛買一酒舍酤酒，文君當爐，相如則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卓氏不得已遂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相如因以富。後來戲曲家以此事為題材者甚多。武帝時，相如復在朝，著《天子遊獵賦》。後為中郎將，略定西夷。不久，病卒。所著尚有《大人賦》《哀秦二世賦》《長門賦》等。相如之賦，其靡麗較枚乘為尤甚。《天子虛賦》幾若有韻之地理志，其山則什麼，其土則什麼，其東則什麼，其南則什麼，所有物產、地勢，無不畢敘。班固、張衡、左思諸人受此種影響為最深。大約賦家之作，情感豐富、含意深湛者極少；大多數都是意極膚淺，而詞主誇張，棄絕真朴之美而專以堆架美辭為務的。 東方朔，齊人，與司馬相如同時。亦善於為賦，喜為滑稽之行為。嘗作《七諫》《答客難》等。其與相如諸賦家異者，為在相如諸人的賦中，絕不能見出他們自己的性格，而朔的賦則頗包含著濃厚的個性。他的《答客難》一作，尤為著名，引起了後人的無數的擬作。 此外，嚴忌（亦作莊忌）作賦24篇，其族子助亦作賦35篇，劉安作賦82篇，吾丘壽王作賦15篇，朱買臣作賦3篇（皆見《漢書·藝文志》），但這些作品傳於今者絕少，且亦不甚重要，故不述。劉安為漢宗室，曾封淮南王，有一賦名《招隱士》者，曾被編入《楚辭》中，但乃他的客所為，非他所自作的。 劉徹死後，賦家仍不衰。300餘年間，作者輩出；最著者有劉向、揚雄、王褒、班固、馮衍、王逸、李尤、張衡、馬融及蔡邕等。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生於公元前80年，死於公元前9年。宣帝時與王褒、張子僑等並以能文辭進。元帝時，與蕭望之同輔政。向不獨以作賦著，亦為漢代大編輯家及論文家之一。所作賦共33篇，今《楚辭》中有其賦1篇。 王褒、張子僑俱與向同時，但名不若向之著。 褒字子淵，為諫議大夫，作賦16篇，今《楚辭》中有其作品《九懷》1篇，其他《洞簫賦》《四子講德論》《甘泉宮頌》等俱有名。 張子僑，官至光祿大夫，有賦3篇，今無一存者。 揚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於公元前53年，死於公元18年。善作賦，亦善為論文，辭意甚整練溫雅，但甚喜摹擬古人，沒有自己的創作精神。作賦仿司馬相如，又依傍《楚辭》而作《反離騷》《廣騷》《畔牢愁》，效東方朔之《答客難》而作《解嘲》，擬《易》而作《太玄》，象《論語》而作《法言》。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除為郎，桓譚、劉歆皆深敬愛之。其賦以《甘泉》《羽獵》《長楊》等為最著，然堆砌美辭之弊仍未能免，如： 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搖泰壹，舉洪，樹靈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車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崖。玄瓚觩繆，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甘泉賦》） 之類，都是故搜異字，強湊成篇，無甚深意的。 劉歆為向之子，與雄同時，亦能為辭賦，然其所作遠不如雄之有聲於時。歆之影響乃在所謂經學界而不在文學界。 班固字孟堅，生於公元32年，死於公元92年，扶風安陵人。年9歲能屬文，為蘭台令，述作《漢書》，成不朽之業。其所作諸賦亦甚為當時所稱，以《兩都賦》為最著。《兩都賦》之結構，甚似《子虛賦》，先言西都賓盛夸西都之文物地產以及宮闕於東都主人之前，東都主人則為言東都之事以折之，於是西都賓為其所服；在文辭一方面，也仍不脫司馬相如、揚雄諸人的堆砌奇麗之積習。又作《答賓戲》，亦為仿東方朔《答客難》而作者。永元初（89年），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後憲敗，固被捕死於獄中。 與固同時者有崔駰，亦善為辭賦。所作《達旨》亦仿東方朔之《答客難》，其他《反都賦》諸作，今已散佚不見全文。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其生年略前於班固，亦以能作賦名。王莽時不仕，更始立，衍為立漢將軍，光武時為曲陽令。所作有《顯志賦》及書、銘等。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生於公元78年，死於公元139年。善作賦。所作有《西都賦》《東都賦》《南都賦》《周天大象賦》《思玄賦》《冢賦》《髑髏賦》等，又有《七諫》《應間》，仿枚乘、東方朔之作。此種著作，在現在看來，自不甚足貴。其足以使他永久不朽者乃在他的《四愁詩》 ：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兮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 ……（下二節意略同） 此詩之不朽，在於它的格調是獨創的，音節是新鮮的，情感是真摯的；雜於冗長、浮誇的無情感的諸賦中，自然是不易得見的傑作。衡並善於天文。為太史令，造渾天儀、候風地動儀，精確異常，可算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天文家。後出為河間相，有政聲，征拜尚書，卒。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約生於公元55年，約死於公元137年。初以賦進，拜蘭台令史。與劉珍等撰《漢記》。後為樂安相卒。有《函谷關賦》《東觀賦》等。其《九曲歌》僅餘二句： 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下闕） 卻甚為人傳誦。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生於公元79年，死於公元166年。為漢季之大儒，但亦工於作賦，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所作以《笛賦》為最著。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其不朽之作為《楚辭章句》一書，此書中，他自作之《九思》亦列入。此外尚作《機賦》《荔枝賦》等，俱不甚重要。 蔡邕與蔡文姬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生於公元133年，死於公元192年。為漢末最負盛名之文學者。召為議郎，校正六經文字，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後免去。董卓專政，強迫邕詣府，甚敬重之，三日之間，周曆三台，最後拜左中郎將。卓被殺，邕竟被株連死獄中，所作文甚多，賦以《述行》為最著。有詩名《飲馬長城窟行》者，辭意極婉美：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 編邕集者多把它列入。《文選》錄是詩，題為無名氏作，至《玉台新詠》始題為邕作，不知何所據。但當邕時，五言詩的體裁已完美，已盛行，將此詩歸之於邕，自然不比將《古詩十九首》的一部分歸之於枚乘的無理。 邕有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夫亡，居於邕家。興平中，天下喪亂。琰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12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子，遣使者以金璧贖琰歸。此事曾為不少的戲曲家捉入他們的戲曲中為題材。琰天才甚高，躬逢喪亂，所作《悲憤詩》淒楚悲號，讀者皆為之泫然。所敘皆她自己的經歷，所以真摯淒婉之情充盈於紙間。漢世之詩賦，不是浮誇的便是教訓的（如韋孟之詩），似此詩之真情流露自然是極少見的。 ……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殲無孑遺，屍骸相掌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中敘到胡地，下敘來迎歸漢。）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痴。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噓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 此詩還有第二首，格調與上所舉的一首不同，敘述略簡，而情節意思則完全相同，可絕不是一詩的二節，而是兩個作者所作的二詩。大約一詩為琰原文，一詩乃為後人所演述者，至於究竟哪一首是原詩，則疑不能明。尚有《胡笳十八拍》一詩，亦敘琰之去胡與歸來事，情節與《悲憤詩》俱同，僅增加了些繁細的描述。通常皆以此詩為琰所自作，或有疑其為後人所重述者。我則相信此詩絕非琰所自作；因為她已做了《悲憤詩》，何必更去做同樣的別的詩篇？且細讀《胡笳十八拍》實不似詩人自己所創作者，而大類樂人演述琰之事以歌唱之辭。如：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修兮行路難……胡笳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難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 此顯然不是琰所自說的話。大約琰的故事在當時及其後必流傳極盛，於是樂人乃以《十八拍》之新聲，演此故事歌唱之。 《史記》 漢代之文學多為模擬的，殊少獨創的精神，以與羅馬的黃金時代相提並論，似覺有愧。它沒有維琪爾，沒有賀拉斯，沒有奧維德，甚至於沒有朱文納爾與普魯塔克，但只有一件事卻較羅馬的為偉大，即漢代多偉大的歷史家。司馬遷的《史記》，實較羅馬的李維與塔西佗的著作尤為偉大，他這部書實是今古無匹的大史書，其絢燦的光彩，永如初升的太陽，不僅照耀於史學界，且照耀於文學界。還有，班固的《漢書》與劉向的《新序》《說苑》《列女傳》，韓嬰的《韓詩外傳》，也頗有獨創的精神。荀悅的《漢紀》體裁雖仿於《左傳》，敘述卻亦足觀。故漢代文學，昔之批評家多稱許其賦，實則漢賦多無特創的精神，無真摯的情感。其可為漢之光華者，實不在賦而在史書。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於公元前145年（即漢景帝中五年丙申），其卒年不可考，大約在公元前86年（即漢昭帝始元元年乙未）以前。父談為太史令。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史記》自序）初為郎中，後繼談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後五年（太初元年）始著手作其大著作《史記》。因李陵降匈奴，遷為之辯護，受腐刑。後又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遷之作《史記》，實殫其畢生之精力。自遷以前，史籍之體裁簡樸而散漫，有分國敘述之《國語》《戰國策》，有紀年體之《春秋》，有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之《世本》，其材料至為散雜；沒有一部有系統的史書，敘述古代至戰國之前後的。於是遷乃采經摭傳，纂述諸家之作，合而為一書，但其材料亦不盡根據於古書，有時且敘及他自己的見聞，他友人的告語，以及旅遊中所得的東西。其敘述始於黃帝（公元前2697年），迄於漢武帝，「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史記》自序）。分本紀十二，年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本紀為全書敘述的骨幹，其他年表、書、世家、列傳則分敘各時代的世序，諸國諸人的事跡，以及禮儀學術的沿革，此種體裁皆為遷所首創。將如此繁雜無序的史料，編組成如此完美的第一部大史書，其工作真是至艱，其能力真可驚異！中國古代的史料賴此書而保存者不少，此書實可謂為古代史書的總集。自此書出，所謂中國的「正史」的體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響者兩千年。此書的體裁不唯為政治史，且包含學術史、文學史，以及人物傳的性質；其八書——《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自天文學以至地理學、法律、經濟學無不包括；其列傳則不唯包羅政治家，且包羅及於哲學者、文學者、商人、日者，以至於民間的遊俠。在文字一方面亦無一處不顯其特創的精神。他串集了無數的不同時代、不同著者的史書，而融貫冶鑄而為一書，正如合諸種雜鐵於一爐而燒冶成了一段極純整的鋼鐵一樣，使我人毫不能見其湊集的縫跡。此亦為一大可驚異之事。大約遷之採用諸書並不拘於採用原文，有古文不可通於今者則改之，且隨時加入別處所得的材料。茲舉《尚書·堯典》一節及《史記·五帝本紀》一節以為一例： 《史記》此節的材料雖全取之於《尚書》，然於當時已不用之文字如「宅」、如「厥」、如「平秩」、如「疇」，以及不易解之句子，如「方鳩僝功」之類，無不改寫為平易之今文。觀此，僅一小節，已改削了如此之多，其他處之如何改定原文亦可推想而知。《史記》雖集群書而成，而其文辭能純整如出一手，此種改削實為其重要之原因。 在後來文學史上，《史記》之影響亦極大，有無數的作家去擬仿他的敘寫方法與他的風格；而作傳記者更努力地想以《史記》之文字為他們的範本。這種擬古的作品，自然是不堪讀的。而《史記》本身的敘寫，則雖簡樸而卻能活躍動人，能以很少的文句，活躍躍地寫出人物的性格。下面是《刺客列傳》（卷八十六）的一段，可作為一例。 荊軻者，衛人也。……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襒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乃裝為遣荊卿……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於是荊軻上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得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築，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築，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築中，復進得近，舉築撲秦皇帝不中， 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史記》130篇，曾缺10篇，褚少孫補之，其他文字間，亦常有後人補寫之跡。但這並無害於《史記》全書的完整與美麗。 《漢書》 遷卒後百餘年，有班固者作《漢書》。《漢書》的體例幾全仿於《史記》，此為第一部模擬《史記》的著作。其後繼固而作者幾乎代有二三人。固書與遷書唯一不同之點在於《史記》為通史，而《漢書》則為斷代的，起於漢之興，而終於西漢之亡。《漢書》共100篇，凡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史記》所有之世家，《漢書》則去之，歸入列傳中，《史記》之「書」，《漢書》則改名為志。二者之不同，僅此而已。但《漢書》之體裁，亦有不盡純者。固雖以此書為斷代的，僅記西漢229年間之事，然而其中《古今人物表》卻並敘及上古的人物，《藝文志》亦總羅古代至漢的書籍。尤可異者，則其中之《貨殖列傳》且敘及范蠡、子贛、白圭諸人。其體例殊不能謂為嚴整。大約《古今人物表》及《藝文志》皆為《史記》所無者，班固之意似在欲以此二篇補《史記》之缺。（至於《貨殖列傳》敘述之淆亂，則不知何故。）《漢書》之文字，敘漢武帝以前的事者大都直抄《史記》原文，異處甚少，故亦頗有人譏其剽竊。至其後半，則大半根據其父彪所續前史之文，而加以補述增潤，亦有是他自己的手筆。固經營此書亦甚費苦心，自永平中始受詔作史，潛精積思20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其中八表及《天文志》，乃為固妹昭所補成，因固死時，此數篇尚未及竟。 傳記史書 除《史記》與《漢書》之兩大史書外，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及韓嬰之《韓詩外傳》亦殊有一敘的價值。此數書皆為傳記一類的著作。 韓嬰，燕人，漢文帝時為博士，又歷官於景帝、武帝二世。嬰所專習者為《詩經》 ；漢初傳詩者三家——齊、魯、韓——嬰即韓詩的創始者，曾作《詩經外內傳》，《內傳》今散佚，獨《外傳》尚存，即所謂《韓詩外傳》。但此書卻不是《詩經》的註解，乃是與《說苑》《新序》同類的書。「大抵引詩以任事，非引事以明詩」（王鳳洲語）。其文辭頗簡婉而美，其所敘之故事，亦頗有些很好的故事在。 劉向前已言其為大編輯者，現在所講之《說苑》《新序》《列女傳》三書，其原料亦皆集之於古代各書，向第加以一番編纂的工夫。 《說苑》共20篇，以許多的片段故事分類歸納於《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敬慎》《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叢談》《雜言》《辨物》《修文》《反質》之20個題目之下。 《新序》之性質，亦與《說苑》相同，今所傳者有十卷，其第一卷至第五卷為《雜事》，第六卷為《刺奢》，第七卷為《節士》，第八卷為《義勇》，第九卷及第十卷為《善謀》。 《列女傳》為專敘古代婦女的言行者，其體裁亦與《新序》《說苑》相同，以許多的故事，歸之於《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等幾個總目之下，每傳並附以頌一首。此書有一部分為後人所補入者。後來的人以附有頌者定為劉向原文，無頌者定為後人所補，大抵無頌者都為漢代人及向以後人，可以知道不是向原文所有。 凡此三書，其中故事有許多是很可感人的，很值得作為戲曲、詩歌的原料；有許多則其機警譬解甚可喜。茲舉一二例如下：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說苑》五）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乎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背腹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新序》一） 「正史」與「傳記」二者之外，古代《左傳》式的「編年史」至漢末亦復活。當獻帝時，荀悅為侍中。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30篇。此為《左傳》的第一部擬著的摹作，此後，類此的著作，便常常地出現了。 荀悅，字仲豫，潁川潁陰人，生於公元148年，卒於公元209年。好著述，初在曹操府中，後遷黃門侍郎，曾作《申鑒》5篇。《漢紀》雖非他的特創之作，然辭約事詳，亦頗自抒其論議。 論文 漢之論文，遠不如戰國時代之炳耀，思想則幾皆秉孔子之遺言而毋敢出入，不復有戰國時電閃風發之雄偉的論難——只有二三人是例外——文辭則幾皆冗衍而素樸，無復有戰國時比譬美麗而說理暢順之辭采。中國之批評者多重漢之論文，以為渾厚，實則遠遜於戰國時代——自此以後兩千年間，好的論文亦絕難一遇。 最初出現者有陸賈。賈為漢開創之帝劉邦時人，作《新語》12篇，每奏1篇，邦未嘗不稱善。此書雖至今尚傳，然為後人所依託，原書已不傳。後有賈誼，曾上治安策於漢武帝，議論暢達而辭勢雄勁，似較其辭賦為更足動人。今所傳有《新書》58篇，多取《漢書》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章段，顛倒次序而加以標題，大約是舊本殘逸，後取誼文割裂重編之故。然誼固可追蹤於戰國諸子之後，自是漢代第一流的大論文家。今舉其《治安策》的一節：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景帝之時，有吳楚七國之叛亂。這個時代，智謀之士頗多，如晁錯、如鄒陽、如枚乘，其說辭皆暢達美麗而明於時勢，有類於戰國諸說士。 枚乘，曾兩上書諫吳王，當時稱其有先知之明。 晁錯，潁川人，為景帝內史，號曰「智囊」，即首謀削諸侯封地者，吳、楚反，以誅錯為名，錯遂為這次內亂的犧牲者。錯深明當時天下情實，故所說都切當可行，亦當時之一大政論家。 鄒陽，齊人，初事吳王濞，以王有邪謀，上書諫之不聽，遂去吳之梁，從孝王游。左右惡陽於孝王，王怒，下陽於獄，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辭甚辯而富情感，讀者都能為其所感動。故孝王得書，立出之，待為上客。此種文章，自陽後便不易得見。 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諸儒者，皆曾上書論事，然意見文辭都不足稱。同時有劉安者，為漢之宗室，封淮南王，好學喜士，曾招致天下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說仁義，著書21篇，號曰《鴻烈》，即今所謂《淮南子》，尚有外篇，今不傳。此書之性質甚似《呂氏春秋》，文辭尚留戰國諸子的遺蹟，而所論者殊駁雜而無確定的主張。 後七八十年，有劉向，向所編之傳記三部，上面已講過，當時他曾時時上書論時事，亦為大政論家之一，而其見解文辭，卻無甚可特述者。其後20餘年有揚雄，曾擬《論語》作《法言》，他的見解雖有時可以注意，而文辭中模擬之病甚深，處處都仿效著《論語》之簡質的語法，直忘了《論語》是何時代的作品，且忘了《論語》是弟子所記的語錄而非孔子所自作的，殊覺可笑；甚至《論語》13篇，他的《法言》亦寫了13篇以相匹對，更是無謂之至。與雄同時者有桓寬，曾作一部《鹽鐵論》，至今尚傳，其體裁殊特別，但其文辭亦不足觀。 其後40餘年，有大論文家王充出。充卒於公元90年間（漢和帝永元中），字仲任，會稽上虞人。曾師事班彪，仕郡為功曹，以數爭諫不合去。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遂成《論衡》85篇。《論衡》實為漢代最有獨創之見的哲學著作。當時儒教已為思想界的統治者，而充則毅然能與之問難。他在《問孔篇》上說：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聖賢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能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 這些話當時更有什麼人敢說！又在《物勢篇》上說：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慾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這些話亦是說得很勇敢的。但充的文辭殊覺笨重而不能暢順地達其意。這是很可惜的。略後於充者有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帝時人。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以譏當時之得失，不欲彰顯其名，故曰《潛夫論》，凡36篇，但其言論無甚新意，文辭亦殊平冗。 此後，至獻帝時，又有三個論文家出現。 一為仲長統。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生於公元179年，卒於公元219年。性俶儻，不拘小節，語默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曾參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34篇。 一為荀悅。悅之《漢紀》，前已述及。其論文集名《申鑒》凡5篇，名《政體》《時事俗嫌》者各1篇，名《雜言》者2篇。 一為徐幹。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公元171年，卒於公元218年。著《中論》20餘篇，傳於今者凡20篇。曹操曾屢辟之，俱不應。 此三人的思想俱不脫儒家的範圍，文辭亦無可特稱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