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 · 第十章　遠東當前各種勢力及趨向

遠東局勢非常複雜，很難猜出華盛頓會議最後能出來什麼樣的結果，更不知道我們應該要什麼樣的結果。我希望逐一闡明各種因素，這樣做不是為了簡化問題，而是形成一種猶豫躊躇的態度。我認為，在和中國打交道時，應該抱有這樣的態度。我會逐一論述美國、日本、俄國、中國的利益和願望。希望通過個例闡釋，弄清楚這些複雜多樣的利益和願望中有哪些能夠增進全人類福祉[1]。 先從美國說起。因為美國是華盛頓會議的牽頭者，又是主導世界的強國。美國輿論主張和平，同時受一種看法影響很深。這種看法就是：美國有智慧，有賢德，其他國家又愚蠢，又邪惡。這種觀點悲觀樂觀兼具。我無意反駁悲觀部分，但對樂觀部分存有懷疑。除了主張和平，美國公眾信仰工商立國，新教倫理養德，重體育、講衛生，偽善無惡。這幾點可以算是美國和英國文化的支柱。我在遠東遇到的所有美國人，除了一個人，其他人都是美國文化的傳教士。這裡的「教」既包括名義上的基督教，也包括與基督教無關的思想觀點。在這裡我要解釋一下「偽善」的含義。我指的不是日本外交官在和西方列強打交道時有意識的偽善，而是更深一層、沒有意識、形成盎格魯-撒克遜人主要品格的那種。大家都知道，英國殖民地部大臣拉布謝爾這樣評價格萊斯頓。拉布謝爾說，格萊斯頓跟其他政治家一樣，身上一直藏著殺手鐧。但跟其他政治家不一樣的是，格萊斯頓自己以為，是上帝把這個殺手鐧放在了他那裡。這種態度就是英國特色。蕭伯納對此有過諷刺，英國人自己多少也會批評自己。但美國人仍抱有這種態度，而且認為自己做得很對，就跟50年前的英國人一樣。這樣的態度在很多方面都說得過去。因為格萊斯頓時代的英國要比今天的英國更關注道德的力量；當下的美國比別的強國（俄國除外）更強調道德之功。但現在我們看到一種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格萊斯頓推崇道德，他的繼任者卻憤世嫉俗，奉行帝國主義。類似的趨勢也註定會在美國出現。因此，當我們評價擴大美國影響力有多大益處時，一定要考慮到，美國以後肯定也要丟掉崇德向善這種理想主義。 而且這種理想主義既行善，也作惡，與寬容相左。何為寬容？寬容要求我們在處世之時，不僅自己能活，也讓別人活。心懷寬容，就能讓世界少一些煎熬，讓不那麼熱衷好兇鬥狠的人也覺得日子過得下去。在那種發善心做好事就是為了追名逐利的喧囂氛圍里，藝術很難產生，人們也很難靜下心來思考感悟。這跟大掃除期間很難坐下來寫本書是一個道理。每年來一次大掃除的理想本身很有益，也很寶貴，但如果只有這一種理想，沒有其他理想相伴相生、成就豐富多姿，就有可能會產生一個沒有趣味生機、讓人覺得活著不舒服的世界。 乍一看，我說的這些似乎跟華盛頓會議扯得有點遠。但如果我們要公正評價美日之間的摩擦，就必須理解上述觀點。我希望能不假思索地說，美國一直都是中國的摯友，日本一直都是中國的死敵。不過，有一點的確不假：美國在促進世界和平方面所做的努力要比其他強國都要多，而日本如果看到勝利在望，就渴望打仗。基於以上幾種判斷，我很高興看到英國政府跟美國示好，放棄了以窮兵黷武為要的英日同盟。但我不希望英國這一決定是衝著以下兩點去的：第一，跟日本人作對；第二，盲目依賴美國，以為美國將來會釋放種種善意。 首先應該注意到，當前的美國政策，就對華政策和海軍戰備兩方面而言，很顯然既對全世界有利，也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先說海軍問題。如果美國海軍規模與英國相當，就會具備很強的實力，讓英國海軍部不敢輕動干戈，這樣美國就能控制很多海域[2]。美國人對日本海軍態度堅決，但對法國潛艇不太放在心上。法國潛艇也就只能嚇唬嚇唬英國罷了。如果這幾個國家能牢牢控制海上，不用擔心外敵，就可以限制海軍戰備、減少開支，這樣對誰都有好處，也不犧牲美國利益。再來說中國問題。美國對中國的野心體現在經濟方面，條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全域向美國工商業開放。對於美國這種經濟發達的國家來講，劃定勢力範圍的政策顯然比不上門戶開放政策有優勢。因此，我們不應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和海軍戰備政策違背了自身利益，是一種自由開明政策。 實際上，有證據表明，只要觸犯美國利益，或與美國人抱持的偏見有出入，開明自由原則也好，人道主義精神也罷，都會失去分量。我在這裡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巴拿馬運河通行費，另一個是俄國貿易。就巴拿馬運河來說，根據條約規定，美國不得對英國船運實施歧視性政策，但美國眾議院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了一項法案，實施歧視性政策，對美國船運有利。即便這項法案最終會遭到總統否決，但目前形勢足以表明，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眾議院議員同意德意志帝國首相、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貝特曼-霍爾維格對條約義務的看法，那就是，只要事先約定好了，不管出多大亂子，都要按約行事。至於對俄貿易，英國首先與俄國通商，美國人一向敵視布爾什維克。直到今天，美國工會領袖龔帕斯還以美國工人的名義，大罵英國人「與殺人犯握手言和」。因此，我們不能說美國一向讓人敬重，仁厚開明。證據就是：只有這些美德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或者更進一步說，符合金錢利益，美國人才會選用這些美德加身求譽。如果不能，就說不適用。 我當然還能舉出很多例子，但我認為再舉一個就夠了，因為這個證據與中國有關。我從美國期刊《自由人》（1921年11月23日期第244頁）摘引如下： 11月1日，中國政府欠芝加哥某大銀行550萬美元借款到期，但無力償還。美國國務院曾在這筆貸款談判期間提供過方便。現在，為了兌現危急時刻政府會出手相助的諾言，美國國務院給北京去了一封電報，威脅說，久借不還會對中華民國的財務政治評級產生極其嚴重的影響。與此同時，新國際銀行團中的美國銀行家提出要向中國政府預付一筆款子，供其償還上述貸款、其他拖欠債務，以及12月1日應還款。這一提議得到了美國國務院的大力支持。也就是說，美國金融家和政客同時扮演兩個角色，既扮英雄，又裝惡棍。他們先是聯手製造了一出危險的局面，又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挽救中國，給人的印象是，如果中國政府不與國際銀行團建立關係，就無路可走。這樣一來，就為中國最終成為美國金融受保護國鋪平了道路。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北洋政府經過多次談判後，決定不從國際銀行團貸款，不接受其條件。在我看來，他們作出這一決定理由充分。《自由人》同一篇文章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如果貸款計劃通過，國際銀行團里的銀行家會成為中國的實際所有人。這些銀行家國籍不一，但只有來自美國的那些才會從這一局面中占盡好處。 我們有理由認為，在華盛頓會議之初，國際銀行團就企圖借會議之機，對中國實施國際共管。對此，英國假裝不知道，美國則非常清楚。1921年11月17日的《日本每周紀事報》第725頁刊載了一封電報，標題為「國際共管中國」。電報內容是：有人認為美國正準備建立國際共管。顧維鈞對《費城公共紀實報》說：「我們對提出國際共管的動機表示懷疑，我們完全不認為該建議切實可行。中國堅決反對華盛頓會議制定的向中國提供國際援助的任何計劃。」他又補充道：「國際共管不會起到援助作用。必須給中國時間、機會，讓中國自己找到解決方案。中國正在經歷震顫不安，全世界不應胡亂猜測，誇大事實。」這些話都是真知灼見，每一個真心與中國交朋友的人肯定都會贊同。在同一期《日本每周紀事報》第728頁，我還找到了下面這段話。順便說一句，我認為《日本每周紀事報》是全世界最好的周報。 有人引用辛博森的話：「國際銀行團圖謀對中國實施國際共管。銀行團代表人、摩根合伙人拉蒙特向中國提供價值1600萬美元的貸款。中國政府拒絕接受。因為拉蒙特堅持認為，德國發行的湖廣鐵路債券已由摩根公司購進，貸款應從中而來。」聽到這一說法後，拉蒙特斷然否定：「辛博森的聲明無憑無據，完全是不實之詞。這個叫辛博森的人說中國拒絕國際銀行團共管。他可真厲害。誰說我們想共管？我們迫切希望華盛頓會議找出這樣的解決方案，能給中國充分機會，把握自己的命運。」 洞明世事的人都清楚，拉蒙特這麼生氣，是因為被觸到了痛處，惱羞成怒。如果拉蒙特沒有什麼可藏著掖著的，就不會把這個著名作家、中國人的好朋友稱作「這個叫辛博森的人」。 我不願說這個不利於國際銀行團的證據確鑿無誤，也不想浪費筆墨展開來談。但對歐洲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士來講，拉蒙特說國際銀行團不想共管，聽起來自相矛盾。願意借錢給一個瀕臨破產的政府的人肯定是想參與管理。即便沒有芝加哥銀行那件事，我們也不可能相信摩根財團的諸位大人先生純粹想發善心，不關心自己的錢能不能生利息。不過，國際銀行團在中國辦事的人說就是這麼回事，他們就想做好事不求利。聽到這種說法，中國人的疑心越來越大。 1921年11月30日的《新共和》雜誌上有這麼一篇文章，作者是布瑞爾斯福特，標題為「和平新技巧」。我認為這篇文章雖然不完全適用於發稿時的情況，但預見了未來時局。我估計，如果美國在遠東得勢，中國不得不言聽計從，提供場地，讓外國人搞工商業；中國會建成西方眼中的仁政，替代目前「悉聽尊便」式的無政府狀態；越來越多的財富從中國流向以美國為主的投資國；中國無產階級越來越多，他們靠掙血汗錢賣苦力維持生計；基督教在中國得到傳播；美國文明取代中華文明；傳統之美蕩然無存，只剩下那些百萬富翁認為值得一買的藝術品；中國漸漸覺醒，意識到自己正受外國人剝削；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後的一天，某個秘密大會社發出暗號，把遍布天朝帝國的白人統統殺掉，一個不留。以上種種可能不可避免，這是人類本性使然。為什麼要出現這種情況？那是為了讓富人變得更富。但有人會告訴我們，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國想要「仁」政。雖然給「仁」下定義很難，但「仁政」的定義跟字母ABC一樣簡單，誰都會懂。能給資本家產出肥厚紅利的政府就是「仁政」。 中國人溫文爾雅，但求正義自由。他們的文明比我們的要高明，能夠讓人類幸福快樂。中國有一群青年人，志於改革，蓬勃有朝氣。假以時間，他們定能復興中國，創造出一些東西，遠遠好於破舊損蝕、難以致新的體制，而我們把這種體制稱為「文明」。「少年中國」完成使命之時，美國人就可以與中國做貿易賺錢，但又不會毀壞這個國家的靈魂。中國需要一段沒有政府管制的時期，以便找出自我救贖方案。所有偉大的民族都不時地需要這樣一段時期。1861—1865年美國經歷過這樣一段時期，英國執意施行「仁政」，橫加干涉，不幸見棄。在今日中國，所有強國都想橫加干涉。美國人意識到這是一種邪惡舊大陸的把戲，但一涉及自家銀行團，就視而不見，執迷不悟。我想請求他們，承認自己跟別人一樣，多想想《聖經·路加福音》中耶穌給那些仗著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人所設的比喻：有兩個人上殿里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法利賽人禱告說：「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耶穌說：「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批評完美國這麼多，我們再為日本辯護幾句。 日本沒有主動找西方列強建立關係。日本所求於世界的是自成一體、自行其是。但這不符合白人國家的願望。美國行動在先，是馬休·佩里率美國艦隊登陸日本，讓日本人第一次意識到西方國家的彪悍兇猛。沒過多久，日本人就看明白，要跟白人打交道只有兩種辦法：要麼屈己從人，要麼用白人的武器打白人。日本選擇的是後一種辦法，為此建造了一支現代陸軍，並請德國人來訓兵。日本的現代海軍師從英國，現代機械采自美國，現代道德糅雜各國。除英國人以外，人人震恐，稱日本人為「黃色猴精」。但日本人打敗了俄國人，開始得到敬重。此後，日本又攻下青島，奴役半個中國，讓巴黎和會上其他列強不得不承認日本與自己平起平坐。但西方僅僅是因為日本裝備強、會打仗才改變了對日本的看法。日本人還有別的長處，但都不會讓他們免於白人的污衊輕視。 歐洲以外的人很難想像，白人跟皮膚帶不同顏色的人接觸時，心裡懷著多麼大的偏見。我見過學識淵博得如聖保羅大教堂教長威廉·英奇一樣的中國人，被那些浮誇淺薄的白人視為塵芥。而在英國國內，沒有一個公爵敢以那種態度對待一個清道夫。日本人沒有受過這樣的待遇，因為他們有強大的海軍陸軍。白人再也不敢欺負日本人。這一事實意義重大，標誌著白人開始改善與有色人種的關係。如果日本人吃了敗仗，被趕出大國行列，那麼有色人種都會遭殃，白人又會撿回那種傲慢偏見。全世界也失去了最後一次機會，即讓不同於西方工業國家的文明類型存之於世。 從物質方面來看，日本文明與西方文明有相似之處。不過，日本的工業還不夠發達。但從精神層面來看，日本跟西方，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西方完全不同。日本人崇拜天皇，把天皇當作真實存在的神。每個鄉村學校都會教導孩子尊崇天皇。正是由於這一信仰，日本民眾普遍支持民族主義。日本的民族主義目標並不局限於經濟，還帶有中世紀王朝立政、領土擴張的色彩。孝道是日本道德之基，這其中包括愛國主義，因為天皇是日本民族之父。日本人的這種看法跟13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教皇之間那種不講迷信、注重現實的態度是同一種類型。但在歐洲，皇權、教權各有其主，他們在吵吵嚷嚷中促進了自由思想。而在日本，自1868年以來，教權皇權集聖人於一身，不存在內部衝突爭鬥，由不得民眾去質疑。 跟中國人不一樣，日本人有宗教信仰。在一個論點論證為真之前，中國人不信其真。而日本人在一個論點論證為假之前，不信其假。我沒有聽說過有哪個證據否定天皇神性。從本質上來講，日本宗教強調國家民族至上，跟舊約中的猶太人觀點很像。神道教是日本國教，自1868年創製以來[3]，一直是主流思想，成為學校教育宣傳的主題。當然，日本還有一種古老的神道教，但現代神道教的多數教義都是新近才形成的。神道教無意普世傳播，跟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不一樣。這是一種部落信仰，僅僅面向日本人。神道教之外，日本人還信佛，習慣用神道教儀式舉辦婚禮，以佛教法事舉辦葬禮。在日本人眼中，佛教更適合悼念亡人。雖然佛教在世界各地都有信徒，但日本人信仰的佛教宗派帶有鮮明的民族特色[4]，跟英國國教會類似。多數住持結婚帶妻，有一些寺廟實行住持世襲制。廟宇禮佛護法之人地位顯赫，讓人想起英國國教的會吏總。 日本人雖然採用工業化方法推動生產，卻沒有喪失自己的美感。人們會聽到抱怨說日本商品質量不好，但日本人在工業化生產中凝練藝術品位，表現力之強，令人讚嘆。如果日本富裕起來，可能會建造出像威尼斯那樣美的城市，建築方法能跟紐約一樣現代。在世界各地，工業化大生產讓醜陋風潮一涌而起。所以，任何一個能讓這種風浪退潮的民族都讓人感激。 日本人認真熱忱，意志堅定，工作極其勤奮，可以為一種理想作出極大犧牲。當然優點與缺陷並存：缺乏幽默感，暴虐殘忍，不能寬厚恕人，不接納自由思想。但這些缺陷並不是人人都有。日本有不少男女卓爾不凡，成就斐然。此外，日本文明從整體上來看，有一種堅定不懈怠的衝勁和活力，很是讓人敬重。 在日本工業發展的同時，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也在興起[5]。中國知識分子一般都信仰社會主義理論，但因為沒有勞工組織，理論指導實踐的空間很小。在日本，工會發展很快，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有各種流派，而且非常活躍。如果日本工業得到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可能會成為一種政治力量。但就目前來看，社會主義在日本還沒有什麼影響力。日本社會主義者跟其他國家信仰社會主義的人差不多，都不相信與民族、國家誕生有關的迷信觀念，因此備受政府迫害，但比美國社會主義者處境要好。我說這話，是因為有一個美國人這麼跟我講的。 實權仍由貴族家庭掌握。根據憲法，陸軍大臣、海軍大臣直接對天皇負責，不對國會或首相負責，外務省不喜歡的政策他們仍然可以執行。比如，如果外務省承諾從海參崴撤軍，陸軍省仍然可以在當地駐守將士，不存在憲法救濟。我們認為日本人不守諾言，出爾反爾，可以從以上事實找出部分原因。當然，日本有一個政黨希望建立真正的議會制政府，但除非現有政權在外交上受到極大侮辱，否則這個政黨不可能得勢。如果華盛頓會議施加外交壓力，迫使日本不僅從山東撤軍，還從海參崴撤離，那將對日本內政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日本人固守這樣一種觀點：日本沒有朋友，美國人是死敵。有人猜測，日本政府認為美日之戰終不能免。這種觀點的依據是：美國實施經濟帝國主義，不會容忍亞太地區發展工業、跟自己旗鼓相當。日本人早晚會面臨兩種選擇，要麼腹中飢餒，奄奄一息；要麼戰死沙場。日本人恪守武士道精神，寧願戮死於敵手，也不要飢餓而亡。德國將軍伯恩哈迪同時也是軍事歷史學家。被譽為日本伯恩哈迪的海軍大將佐藤[6]認為，美國人不守武士道，打不過日本人，還貪戀錢財；如果戰爭遷延日久，美國人吃不了苦，受不得衣食不足。這種判斷當然是不切實際，胡言亂語。武士道在現代戰爭中派不上用場，而且美國人跟日本人一樣，也固執己見，好勇鬥狠。如果美日之戰拖上十年，最後敗的肯定是日本。 我們經常會想起1914年前英國和德國之間的情形。德國希望效仿英國，建立殖民帝國，日本也是。我們自己不覺得自己的手段有多邪惡，但當外國人也要這樣做時，就覺得他們是在作惡。美國人就是這樣看的。德國人發展了各種工業，與英國形成競爭，讓英國人惡向膽邊生。與之類似，日本人也在遠東市場與美國爭競。德國人覺得身邊全是英國人的盟友，而英國人感覺這樣做純粹是為了保全自己。與之類似，日本人發現自己在華盛頓受到孤立（只有法國表示同情）。原因是，美國人善於縱橫捭闔，把英國等國都引到了他們那一邊。德國人最後主觀臆想而感覺害怕，向全世界發起挑戰，但倒在地下。日本可能也會這樣做。德國需要權衡的利弊點、正反面跟日本很像，關於德國的整個論斷可直接用於分析日本。不過，也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德國想在全世界稱霸，而日本只想稱霸東亞。 美日衝突流於經濟表層。但情況常常是這樣：經濟競爭是一襲斗篷，下面蘊積著盛怒。日本人仍然相信天皇神權，美國人篤信商業神權。有時候，我想勸勸美國人，讓他們知道，美國擴大對外貿易，有些國家並不一定會從中受益。但我總覺得費這番口舌徒勞無功。美國人認為，自己信仰的宗教、恪守的道德、創造的文化要比遠東高超精妙得多。我覺得這是一種幻想。不過，幾乎所有的歐洲人都存有這樣的幻想。日本人用盡全力保護自己的文化，避免變成歐洲人或美國人。在這方面，我倒覺得我們應該同情日本人。在膚色偏見方面，美國人比歐洲人更厲害。日本人決心要證明，黃種人跟白種人是平等的。從這方面來說，正義和人性也在日本一邊。因此，就隱藏在經濟外交衝突下面的深層次問題而言，我心裡向著日本人，而不是美國人。 不幸的是，日本人總是缺乏耐心，鄙薄別人，招人嫌惡。他們本應該為中國作一些考慮打算，這樣就可以做到言行一致，變成亞洲反歐衛士。中國人重恩講義。如果日本能把中國當真朋友看，就不愁中國人不會俠義相助。但日本人比歐洲人還鄙視中國人，不願打碎東方人劣等下作的觀念，只願把自己看作西方一員。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招中國人忿恨也很正常。正是看著日本人這種做派，連最良善的美國人都很反感他們。如果美國懷有卑劣的計謀仇視日本人，那麼日本人會在美國國內找到很多人為他們搖旗吶喊。但實際情況是，幾乎沒有一個美國人會那樣做。現在還不算晚，日本人還有機會讓中國人喜歡他們，讓最良善的美國人尊敬他們。為了做到這兩點，日本必須改變對華政策，建立更有利於實現民主的體制。如果做不到，他們將會和德國一樣倒下去。而且，這一倒將是人類之大不幸。 美日戰爭一旦爆發，本身就很糟糕，但更糟糕的是戰爭帶來的後果。這場戰爭將摧毀日本文明，中國將變成西方文化的附庸，美國將在全球推行崇武好戰的帝國主義。因此，不管付出多大代價，都應避免這場戰爭。如果能夠避免，日本將會變得更加自由開明。但只有現存政權遭到質疑、垮台，日本才會變得更加自由開明。因此，為日本利益計，同時也為中國利益計，如果英美能夠聯合向日本施加外交壓力，讓日本不僅退出山東，還退出除旅順及周邊地區以外的整個滿洲地區（我把旅順排除在外，是因為要讓日本放棄旅順，非打仗不可），將會是好事一樁。俄日戰爭結束後，英日結成同盟。日本做的一切錯事都是受這個同盟慫恿。我不是說日本人就比英國人壞，而是說有些罪惡只有特別大的強國才做得出來，但日本剛剛走上侵略道路就犯下了這些罪惡。而且這些罪惡還不是因為日本行為不謹慎才導致的。英日同盟對日本犯罪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終結英日同盟是日本推動改革的必要條件。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俄國在中國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歐洲有人認為俄國老朽沒落。這是一種錯覺。沒錯，的確有幾百萬人忍飢挨餓，工業陷於停滯。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情況發生在一個高度有組織化的國家，就說明這個國家會走向老朽沒落。俄國仍然能趕到英國前頭，控制波斯和阿富汗，仍然比日本人有優勢，仍然能在亞洲每一個國家組織起布爾什維克政治宣傳運動。這一運動之所以有威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運動承諾把亞洲人從歐洲人手中解放出來。目前來看，在中國本土，布爾什維克政治宣傳活動影響的只是年輕學生。他們之所以受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影響，是因為這種思想提供了一種發展工業的辦法，可以繞過私有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但這種吸引力肯定會隨著布爾什維克被迫改建資本主義而減弱。另外，俄國發展起來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非常怪異，不適合中國情況。原因如下：（1）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必要條件，但中國政府疲弱無力，而且越來越傾向於建立聯邦制，而非中央一統。（2）布爾什維克主義需要政府發揮很大作用，建立各種管理機構控制個人生活，管控力度遠超以往；而中國已將個人自由發揮到極致，無政府主義似乎行之有效。（3）布爾什維克主義不贊成私人交易，而私人交易是除文人之外所有中國人的生命線。由於以上原因，作為一種信條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不大可能在中國本土有太大影響力。但作為政治力量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作為信條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不是一碼事。說服阿富汗埃米爾或蒙古遊牧人的論調，跟與英國政治家、社會改革家喬治·蘭斯伯里討論時用到的觀點很可能不太一樣。布爾什維克在亞洲擴大影響力這一現象並不是布爾什維克自己創造出來的，而是俄國傳統政策延續的結果。跟沙皇時期的官僚比起來，布爾什維克人更有衝勁，更有頭腦，更少沾染腐敗。而且他們跟美國人一樣，也認為自己是在解放全人類，不是在搞帝國主義擴張。這種信念當然讓布爾什維克式帝國主義活力大增，吸引力大增。俄國布爾什維克人因此受到激勵，不太可能會終止亞洲擴張進程，除非沙皇復辟，又冒出一個新的高爾察克，靠著外國人給的武器，保沙皇不死，讓他坐穩皇位。 因此，如果國際局勢朝某種方向發展，俄國可能會行動起來，重獲滿洲，恢復對北京的影響力。這種情況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因為無論哪個外邦強國得到北京後，都想控制滿洲。如果日本還像以前那樣能自行其是，不受限制，俄國很難辦成這樁大事。但如果日本與美國或英國開戰，俄國就能趁機而行。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推測，未來十到二十年里，俄國可能會恢復俄日戰爭前在中國的地位。我們必須記住，俄國人也有殖民本能，他們已經向東試探了幾百年。過去七年，種種災難降臨，這種趨向暫時被打斷，但用不了多久又要回到常態。 我認為，俄國稱霸亞洲不足為慮。俄國還不夠強大，不足以像英美日那樣橫行暴虐。此外，俄國人深具亞洲人觀念、品格，能與亞洲人建立平等互諒關係，而說英語的民族似乎完全做不到這一點。如果亞洲抱團，將長於防守，弱於進攻，利於和平。因此，從整體上來說，如果出現了這樣的局面，有可能會促進全人類的利益。 那中國的利益是什麼？最理想的情況是，中國收復滿洲、山東，隨後獨立發展。中國的混亂無紀局面可能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但最終會建立某種適合自己的制度體系。如果由外部干預終結中國的混亂無紀局面，建立某種制度體系，意味著這種體系有利於外國人開展貿易，發展工業，但完全不能滿足中國人自己的需求。17世紀的英國、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美國，以及現在的俄國，都經歷過內戰連綿、沒有政府管制的歲月。但這段時間對這些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幸虧他們沒有遭到外部力量干預，否則會受到重大牽制，找不到最終解決方案。中國也是。西方政治思想滌盪了舊皇權制度，但已證明不夠強大，不足以讓任何穩定的東西各就其位。把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國家是一道難題，外國人應該有一些耐心，讓中國自己找到解決方案。中國人了解自己的國家，西方人不了解。如果能讓中國人獨立發展，他們會最終找到適合自己品格的解決方案，而西方人絕對做不到。中國人自己慢慢找到的方案可能會穩定持久，而由外部強國不合時宜、生塞硬加定下的方案則勉強做作，終不長久。 但我們不要抱多大希望，以為華盛頓會議做出的決定對中國永久有利。這些決定很有可能會適得其反。滿洲仍將維持現狀。日本已在山東問題上作了讓步，但究竟有多大價值，只能等待時間去證明。美英法日四強已決定聯合壓榨中國，彼此不再競爭。有一個與貸款有關的財團將執掌財政大權，由此成為中國實權政府。因為只有美國人有多餘資本可供支配，所以他們會控制這個財團。而且，美國人認為自己的文明舉世最優，他們會把中國人變成肌肉基督徒，奉行團隊體育健身、男子陽剛存氣、一手拿槍一手拿聖經傳道那一套。因為金融家是美國文明最讓人稱奇道妙的特色，中國必須以讓金融家充實富足為政府管理要義。作為回報，這些金融家會建大學，辦醫院，創基督教青年會，使之在中華大地俯拾皆見，並雇用代理人買空中國藝術珍寶，裝點他們的豪宅府邸。到那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跟美國知識分子一樣，將直接或間接受僱於托拉斯巨頭，發不出自己的聲音，推動不了徹底變革。這一制度體系甚至會得到西方一些社會主義者的歡迎，稱之為和平自由的輝煌勝利。 但母豬耳朵做不出綢布錢夾，資本主義孕育不出自由和平。英法美日四國簽訂協議可能是為了捍衛和平，但就目前情況來看，和平是近了點，自由又遠了點。因為這種和平只不過是幾家公司暫且不競爭、搞聯合換來的。對那些以前靠著競爭得利的人來說，這種和平局面肯定不可能總讓他們見著好處。在不違反門戶開放的原則下主宰中國是完全有可能的。這種原則只能保證美國主導各處。原因是，不論是在金融領域，還是在商業方面，美國都是最強國。確保中國國內一些東西與中國利益相一致、另外一些不相一致是美國利益所在。為了做好貿易，增加投資收益，美國人希望看到中國政局穩定，人民購買力增加，其他強國不侵犯中國領土。但他們不希望看到中國強大到有實力擁有、開採、建築礦山鐵路。他們憎恨一切旨在實現中國經濟獨立的行動，更不願意讓中國建成國家社會主義，或者是列寧所稱的國家資本主義。美國人會把每一個受美國控制的大專院校的學生檔案保存起來，確保那些宣揚社會主義或激進派觀點的人無業可就。他們會把虛偽標準貫徹到底。就是秉持這樣一套標準，他們對高爾基先是熱烈歡迎，後來大肆詆毀。美國人將摧毀美感，代之以整齊劃一。簡而言之，他們會執意讓中國變成「上帝之國」，變得越像越好，但不會允許中國人把自己工廠里創造的財富留給自己。中國人自有一套東西，能為世界文明作出新貢獻。這種貢獻彌足珍貴。過去，中國人就已經給過全世界。但美國會主導中國，攔著中國不讓給。因為，在他們心裡，美國文明完美無瑕，沒有缺憾。 資本主義的理想是，組建壟斷組織的高級形式托拉斯，消除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而讓工人保持競爭。從一定程度上來講，工會減少了發達工業國家工薪階層之間的競爭，但加劇了不同種族工人之間的衝突，尤其是白種人和黃種人[7]。在現有經濟體制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廉價亞洲勞動力與這些國家的白人勞動者形成競爭，導致後者利益受損。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果有一大批技能熟練、勤勞肯乾的勞動力湧入一個地廣人稀的國家，顯而易見，人人都會獲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任何一個產出多、消費少的人移民進來，都會增進群體中其他人的利益，增加人均財富。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為了找工作端飯碗展開競爭。一個工人不論是產出多、消費少，還是產出少、消費多都天然是其他人的敵人。因此，資本主義制度導致工作效率低下，全局利益和工薪階層的個人利益形成對立。美國黃種人勞動力和英國海外自治領地就是突出實例。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為產生的利益衝突讓這些人蒙受不幸。未來幾個世紀裡，亞洲移民問題會出亂子。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能靠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能做到工人個體利益與國家、世界整體利益協調一致。 世界資本集中在少數國家。這些國家憑藉資本之力，榨乾了其他國家的財富。顯然，這種體系不能帶來永久和平，除非窮國完全受到壓制，不敢反抗。從長遠來看，中國不會坐視工業利潤流入外國人手中。就目前來說，如果俄國經濟匱乏，不得不去籌措外國資本，但等到時機成熟，俄國將再次發起暴動，反對金融世界帝國。因此，我不認為華盛頓形成的壟斷組織辛迪加能建立一種穩定的世界體系。與之相反，等到亞洲充分借鑑西方經濟體系後，將會和西方打響一場馬克思式的階級戰爭。交戰雙方分別是：代表資本主義的美國；捍衛亞洲和社會主義的俄國。在這場戰爭中，亞洲會為爭取自由而戰，但這時恐怕已經太晚，不能保住亞洲文明特色，不能為人類大家庭作出寶貴貢獻。實際上，這場戰爭很可能會毀滅一切，沒有一個文明能挺立不倒。 總之，大金融家把持住了全球政治實權，只有涉及公共利益、能激起大眾情緒的問題他們控制不了。美國和英國海外自治領地排斥亞洲人的確是受到大眾壓力所致，但也是因為損害了大金融財團的利益。而且，沒有幾個問題能激起這麼強烈的公眾情緒。這其中大部分又都可以用資本家利益受損去解釋。即便在亞洲移民問題上，也還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導致工薪階層對社會主義有誤解，不能以開明心態看待社會主義。現有制度讓每個人的個體利益相互衝突，在一些關鍵點上，還與全局利益相衝突。對個體適用的原本也應對國家適用，但在現有經濟制度下，一個國家的利益很少與世界大局相一致，就算做到一致，也純屬巧合。現有體制可能保住了國際和平局勢，但只是通過幾個強國組合在一起，剝削壓榨弱國才實現。這種組合就是華盛頓會議的成果。從長遠來看，這種組合只會漸漸占滿弱國享有的逼仄自由的空間。 正如社會主義者多次指出的那樣，現有制度一大惡是：生產是為了利潤，而不是為了使用。一個人、一個公司、一個國家生產商品不是為了消費這些商品，而是為了賣掉換錢，由此產生競爭、剝削，以及所有的惡。用這種觀點不僅可以解釋國際勞工問題，也可以解釋國際關係。中國用資本主義方法發展商業，雖然可以讓中國人提高出口商品價格，獲得更多利潤，但這些商品同時又是他們日常的主要消費品。此外，有人故意創造需求，讓中國人消費外國商品。這樣一來，中國就不得不受供應這些商品的人的擺布。本來，中國人能自得其樂，現在卻狂熱追求、心心所念的只有物質。在社會主義世界，生產將受管理機構控制，這個管理機構同時又可以代表消費者需求。這樣一來，一買一賣整個商業過程中的競爭就會停止。但在這種景況到來之前，受人剝削可以換來和平，持續戰爭也能創造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和平自由不能兼得。現有美國政策的成功之處在於，可暫時維持和平，但肯定不讓中國等弱國獲得自由。只有國際社會主義能做到和平與自由兼得。資本主義剝削激惹暴動，就連和平都保全不了。只有國際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確立，持久和平才會到來。 * * * [1]除印度問題外，英國利益和美國大致相同。大體來說，英國利益跟美國金融連在一起，與美國中西部地區形成對比。該地區注重發展農業，主張和平，反對戰爭。 [2]自華盛頓會議以來，美國政府利用會上商定的英美法日意五強海軍主力艦的比例，說服國會增加海軍軍費。如果沒有華盛頓會議，國會本來要縮減這一經費。海軍增支在美國不得民心。但美國政府以保家衛國促和平為名義，從心不甘情不願的納稅人兜里掏足了錢。參見1922年4月10日《泰晤士報》駐紐約記者發給報社的電報，4月17日、22日有連載。 [3]參見張伯倫的《新宗教的發明》，理性主義者出版協會出版。 [4]參見默多克《日本史》第一卷，第500頁及後頁。 [5]《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和勞工運動》（The Socialist and Labour Movement in Japan）對此有精彩闡釋，作者是一個美國社會學家，日本編年史辦公室發布。 [6]著有《如果日本和美國開戰》。 [7]1922年4月5日，《泰晤士報》刊登了駐墨爾本記者發回的電報。從中可以看出白人勞動者對亞洲工人的態度。電報內容如下：「船舶及相關行業代表向澳大利亞總理比利·休斯抱怨說，大英國協四艘船在安特衛普修理，沒有來澳大利亞修理。還有兩艘是在印度修的，找的是黑人勞工，日薪8安那（合8便士）。聽到這些代表談黑人勞工，休斯騰地一下從椅子上站起來，跟他們說：『黑人勞工該死。快讓他們滾蛋。別再跟我說黑人勞工。』說完，他從代表中間擠了過去，匆忙走出了房間……」我不同意休斯的看法，也很反感他說的話，但在這種場合，我能體會到他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