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 · 第十六章中國文化之創造（中）

（三）中國文化精神之根本缺點之反省 （四）內心理想之超越性、客觀性與其價值 （五）西方科學、工業文明、階級、國家法律意識、社會文化之分途發展、民主自由精神，依同一理念而成立 （六）西方社會文化精神對中國文化之價值 （七）社會文化之分途發展與國家法律意識及世界性之人類社會組織 （三）中國文化精神之根本缺點之反省（此段或須讀者先看一次，再看後文，重看一次乃能真理解） 吾人所謂反自中國文化精神之本原上立根基，以接受西方文化，即吾人必須先肯定中國文化之一切價值，如本書前所指陳。中國文化之高明、敦厚、廣大、寬平之精神之表現於中國之文化歷史者，吾人尤必須先肯定其價值。在評判中西文化之長短時，吾人之標準，亦不能離中國思想之根本信念。此根本信念，即人確有異於禽獸之心性，人之一切文化道德之活動，皆所以盡心盡性，而完成人之人格。此即謂一切文化，皆由於人之人格精神而有，最後亦為人之人格精神之成就而有。一切文化道德之價值，最後必然為內在於人之精神之體驗者。吾人之肯定一種文化活動之價值，最重要者，唯在其對人精神直接顯示之本身價值，而不在其工具價值、功利價值。吾人從事一文化活動，最初唯當問應當與否？於吾人精神人格之完成，有價值與否？而不應問利不利？吾人必須以義為利，而不能以利為利。吾人此處必須嚴守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重人禽之辨、義利之辨之立場，以應用之於文化之抉擇。由此，而數十年來，凡自功利主義、唯物主義，及泯人禽之辨之一切自然主義之思想，吾人皆須從根加以簡別。而凡只說文化之接受改革、創造，是單純為人之欲望之滿足，為人類生物之進化，為上帝之光榮，以至為社會幸福之增加，或國家之富強，或建立未來世界之人類天堂，民族生命之延續；而最後不歸宗於人之盡心盡性，以完成自己或他人之人格精神，使此一切對人格精神直接表現價值者，皆如佛家所謂不了義。如視為真理，而以人格精神本身，為達此諸目的之手段，則成大錯誤之曲說。唯謂吾人之人格精神中，當包含此諸目的，以巨集吾人心量與德性，則此諸說，乃可方便說。 吾人如先肯定中國文化精神之價值，並依人禽義利之辨以立根。吾人將不諱言中國文化之短，以至強調吾人之短，以便改過。吾人今將先以一譬喻之詞開端：吾之寫此書，心中恆有一直覺的意像，常昭臨於吾之心目。即中國文化之高明面，吾嘗覺其如天之覆，而其敦厚篤實面，覺其如地之厚，而其廣大一面，則覺其如地面之寬。整個中國文化精神，遂宛然覆天蓋地，人之精神可直上直下於其間，又可並行不悖，如川之流。然當吾將此中國文化之直覺意像，與吾之理想的人類社會文化之一直覺的意像相較時，則覺中國文化覆天蓋地之景像下，如少一由地達天之金字塔。諸個人精神並行如川流，若不見橫貫諸川流之鐵路，以經緯人與人之精神，成無數之十字架。更不見個人之能負此十字架，以攀彼金字塔而上升，使每個人之精神，皆通過此十字架之四端，以四面放射其光輝，與他人之光輝，連成無數並行交光之組織，而聚於金字塔之頂。因此天地間，若缺此金字塔與十字架。故中國文化精神，雖如天之高明，如地之篤厚，如地面之廣大悠遠，然數千年文化之發展，遠望而天如日與地連，如向一平面沉墜；人之精神，如百川並流，泉源混混，而無火車馳走於諸川之上，乃日見天地之岑寂；人無十字架可負，使精神四達並流，精神誠不免收斂而入睡，則人之頂天立地，漸如一傘之矗立，而未撐開。此文化之缺點，在古有封建門第制度之時，及漢唐文化之盛世，尚不著，愈至近世而愈顯。吾於是知中國文化當有一發展，以撐開此傘，此當賴於接受西方文化之長也。 吾之此譬喻，乃意謂中國文化精神，在度量上、德量上，乃已足夠，無足以過之者，因其為天地之量故也。然文理上，確有所不足。亦可謂高明之智，與博大之仁及篤實之信，皆足，而禮義不足。因而必須在內容中充實。度量上、德量上之足夠，多隻見精神之圓而神。圓而神者，宜充實之以方以智，此方以智非智慧之智，乃理智之智。如圓中無方形加以支撐，則圓必有縮小而趨於一點之勢。吾意謂：毀中國文化之圓為方，再為線，而孤線單持，乃在給數十年中，功利主義者、科學至上論者、單純的民主自由歌頌者、共產主義者之所為。此固不可。然徒圓而無方、神而無智，以支撐之，則神之卷而無跡，其有與無，未可定也。故吾人今日必納方於圓，以撐開此圓。或由中國文化精神之圓中，化出方來，如河圖之轉為洛書。古中國人格形態中，有方正一型。此方正型人格，即由圓滿之性情，四面平施以開出。吾人今日所須者，則不特是過去之方正型之人格。過去方正型之人格，恆為個人道德的，吾今所謂方正型之人格精神，則是兼通於方正型之社會文化精神的。一切社會文化精神，雖最後亦是為個人之人格完成而有，然亦有自為超個人以上之實在之意義。又吾所謂納方於圓之人格精神、文化精神，必須為依一十字架以開出之方。所謂依十字架以開出之方，即人之精神，依分殊理想，向上向外四面照射，而客觀化以成就之科學知識、工業機械文明、生產技術，及各種客觀社會文化領域分途發展，與社團組織、國家法律，以真實建立一多方面表現客觀精神之人文世界。至於民主自由之精神，則所以為此中"個人之精神，與客觀精神之交通孔道"之一客觀精神。而其他純粹文化，如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則為此客觀精神之文理結構之頂，又為人之主觀精神之自由表現之所，以通接於宇宙之絕對精神者。而此一切，又皆當仍覆載於中國傳統人格精神之高明敦厚之德量度量中，而為此人格精神之表現，亦為此人格精神之內容，用以充實陶養此人格精神生命者。此即吾所想望之中國文化之前途。吾意孔孟之功，在於見天命於人性，繼天體仁而立天道於人道，亦可謂之立太極於人極。而宋明儒學之復興，在由人性人道以立天道，可謂之由人極，以立太極。然中國文化中，尚有皇極之觀念。太極為絕對精神，人極為人格之主觀精神，皇極為客觀精神（此三精神之意，與黑格爾所言不必同）。中國過去所謂立皇極，表面上似限於政治。然皇者大義，故吾今將立皇極之義，擴而大之，而以多方面表現客觀精神之人文世界之真實建立，或社會人文世界之充量發展，為立皇極。皇極之立，依於人格之主觀精神，亦歸宿於人格之主觀精神。皇極、人極、太極三者皆立，然後中國文化精神之發展，乃百備至盛而無憾。此則中國民族將憑其以往之盛德，所當從事之大業，而將可與世界文化前途，相配合者。吾人將於下文，再次第論中國文化精神之缺點，及其理當發展出立皇極之精神之故。 吾人回顧中國文化數千年之發展，吾人在此章將先姑用二名詞，論中西文化精神重點之不同。即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為自覺地求實現的，而非自覺地求表現的。西方文化根本精神，則為能自覺地求表現的，而未能真成為自覺地求實現的。此處所謂自覺地求實現（此二名詞在此三章有特殊義，不必可移用本書他處），即精神理想，先全自覺為內在，而自覺的依精神之主宰自然生命力，以實現之於現實生活各方面，以成文化，並轉而直接以文化滋養吾人之精神生命、自然生命。而此所謂自覺地表現的，即精神先冒出一超越的理想，以為精神之表現，再另表現一企慕追求理想，求有所貢獻於理想之精神活動，以將自己之自然生命力，耗竭於此精神理想前，以成就一精神之光榮，與客觀人文世界之展開，而不直接以文化滋養吾人之精神生命、自然生命。中國文化精神為前者，西洋文化精神為後者，而此亦即中國文化能悠久，西方文化無論希臘、羅馬，皆一時極顯精彩，復一逝不回，唯存於"上帝之永恆的觀照"（藉黑格爾歷史哲學意）下之故。吾以為西方文化欲求悠久，必學中國文化此精神。而中國文化欲求充實，則必須由其原來重"自覺地重實現"精神中，開出一"自覺地求重表現"之精神。自覺地重實現之精神，乃先有一具足文化理想全體之心性在上，並視人文世界一切，唯是此心性之實現或流露，同時為此心性所包覆涵蓋。故恆不偏執任何文化理想，以推類至盡。凡偏執一理想，至妨礙心性中其他真情或理想，而心有所不安不忍處，即須折回，而變通其理想。此中恆有一樞極在心，以運轉理想之形態而不窮，使吾人生命精神之自身，得悠久而無疆。此即吾人上之所謂中國文化之圓而神之精神，與高明智慧之所依。此乃中國文化精神之好的方面。然吾人復須了解，中國人精神之不偏執理想，亦可常由吾人自然生命之墮性，與自然生存欲望之牽掛，而不能真盡忠於當下本當為之一理想。則此時所謂不偏執理想，而善於變通之神，即成為通脫圓滑。而人之精神，此時便非繞心性之樞極而開闢，以進於高明，乃是緣一心之靈活之虛用，而螺旋下降，以沉陷於自然生命之墮性。於是一切所謂高明之智慧，博雅之學識，儀態萬方之禮節，皆成為虛偽，成助人墮落之裝飾。人之精神到此，亦即極善於作偽。此即成為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之大病痛。此種病痛，恆在心髓入微處，人常苦於不自知。中國道家思想之重通達，佛家思想之重不執，皆可增益此病痛。中國社會，較西方尤多偽君子，與言偽而辯之小人，及苟生苟存之庸眾，吾人皆不能不深察其故。吾人承認中國儒家之教化，乃處處要提起人之精神以上達者。吾人尤佩敬宋明理學家教人在心髓入微處，去偽存誠，去巧存拙之工夫。然宋明理學家之工夫，只能各人自己用，他人如不用，則無奈之何者。而所謂禮樂教化，又可成為虛偽之文飾。此種精神之墮落，又可不表現於社會法紀之違反，遂非刑政之所得而施。故中國之文化，對人之人格之成就上，恆使聖賢自聖賢，而小人自小人。庸眾如不讀書，未受聖賢之教，則除為安分守己之良民，或和宗族、睦鄉黨外，則缺乏逐步提升其人格、逐步充實其文化生活之客觀道路可遵循。聖賢與小人庸眾，乃恆成兩橛。小人只為聖賢所惡之對象，而庸眾則為聖君賢相所安撫涵育懷柔之人民。聖賢不出，則小人用聖賢之禮樂文化以自飾，而咨其依自然生命生起之貨財權力之欲，而庸眾亦順其自然生命欲望，以相呼嘯，而天下即大亂。再由諸英雄之權力欲、才能，與群眾自然生命力之相較量、相否定，而漸歸於統一。此即成中國一治一亂之常軌。當天下大亂時，有道有德之人，恆站在一旁，俟天下定，而再以禮樂教化安天下。又是可知中國文化，在中間一段，終少了一截。此所少之一截，即可謂由於中國聖賢之道，只有一自上而下之自覺地重實現的精神，而缺乏一如何使凡人之精神，以次第上升之客觀路道。此客觀路道，吾意即指"內心理想之分別客觀化而超越化，以成一超越而客觀之理想；及自覺地使此理想，表現為客觀存在的社會文化諸領域、各種社團之組織、科學知識、生產技術、工業機械文明、國家法律，及民主自由與宗教精神等"。 吾人何以謂此上列等等社會文化，同為內心理想之客觀化、超越化，同為一使人精神上升之客觀路道？吾人必須說明：此等等純自精神上看，乃同依於"人之內心理想之客觀化、超越化，而自覺地加以表現"之一理念。吾在以下當說明內心之理想，本具超越性與客觀性，故可超越化、客觀化，然後再論任持此超越的客觀理想之價值，與上列等等如何可說依此一理念而生。 （四）內心理想之超越性、客觀性與其價值 吾人通常在正實現理想時，恆不見一理想之超越性與客觀性。然吾人當有一理想欲實現於現實，而不能實現時，精神遂折回而自照此理想。此理想，即顯其對現實為超越的。又當吾人順理所之，以逐步開闢此理想之內容時，在如此繼續開闢之歷程中，吾人如只觀理境之逐漸展現，而不反省吾人能展現此理境之心，此理境亦必被覺為超越的。當吾人謂此理境，乃只呈現於我心，只內在而非超越時，吾人之理境即停止開闢矣。故克就理境開闢之際而言，謂吾人精神理想為超越的，乃應當而不可少之一觀念。吾人即以是肯定，人之理想有超越性。吾人當有一真超越的理想之時，吾人同時即超越吾個人之欲望自我、經驗自我。並同時必肯定：此理想之可為其他自我所任持、承認；吾人並要求其為他人所任持或承認，成為他人之意志或公共意志所共表現，或可賴他人之合力，以客觀地實現於現實世界者。由是而此理想，即有公共性或客觀性。凡當吾人真表現一有超越性、客觀性之理想於吾人之心時，吾人此時，即一方有理想與現實之對待，一方有我欲向其宣揚此理想之他人，與我之對待。然亦同時有此理想將為此二對待中之貫通者與統一者之自覺。由是而吾人如是凝注精神於理想上之心，吾人亦可說之為一客觀心、超越心。而吾人之精神，在此乃客觀化以附托於此理想；並由此理想為媒介，以與他人之精神相貫通；因而可說此理想與人我之精神，同屬於一客觀精神。吾人在此用客觀精神之一名，與黑格爾意不必同。吾人乃以人類之一切道德以外之文化，同為一客觀精神之表現。而道德則只為主觀精神之表現。吾人之意，是一切道德以外之文化，皆必不免明顯之理想與現實之對待。人在此一切文化活動中，人皆必肯定：此文化理想之有公共性或客觀性，亦即有普遍性。並要求他人精神亦任持、承認此理想，而與我共同表現此理想，以共實現之於現實世界，使有現實的客觀性與具體的普遍性。在道德生活中，則道德理想，為可不與現實真相對待者。因此中之現實，唯是吾人之過失，道德理想直接生於對此過失之覺察。吾人覺察過失之時，亦即形成理想之時。然真形成理想之時，即開始轉移過失之時，此中可即知即行。理想之形成是理想，亦即內心之現實。過失是現實，而為覺其非是之心之理想所貫注，並將順此理想以自超化者。中國儒家（尤以宋明儒為甚）之思想，主要自道德立根，其謂現實與理想不相對待，心與理、理與事，不相對待，於是以志氣一名，統此道德生活中之理想與現實之融攝（參考第六章），誠是。然在道德以外之文化活動中，吾人則復須承認：吾人常有未實現之理想，客觀而超越的表現於吾人之前。如吾今作此書，而望人了解，吾即有一超越客觀理想，表現吾心目前。吾人必須承認，在吾人有客觀而超越之文化理想時，吾人之心乃不能自足者，乃向客觀傾向，而有所要求於他人與現實世界者。並由覺理想未實現，而感一不滿足，覺外有阻礙對待者。吾人之理想，又恆為有特殊之規定性，因而亦若使吾人心受一限制者。吾人亦惟在覺此理想逐漸成為我與他人貫通媒介，覺此理想成為他人或社會公共之理想；而實際的客觀化於他人社會或現實世界時，吾人乃感到此理想之不為吾人之限制，而為擴大吾人心靈境界者。吾人如不能達吾人之目的，使吾人之理想實際客觀化，吾人此時即恆須抱理想而寂寞以終古，而忍受一悲劇之命運。於是恆不免信賴上帝之存在，能知我之理想之何所似，見吾人之理想之客觀化於帝心；吾之此理想，乃得成為"吾人之精神與另一精神交通"之媒介，而完成其擴大吾人心靈之境界之用，不復成為吾之精神之限制。此即西方文化精神肯定理想之超越性、客觀性者，最後必逼出上帝之信仰之情感上的理由之一。然吾人所重者，則在說明：由重視理想之超越性、客觀性，而"向客觀之他人或社會有所要求"、"感外有阻礙對待"、"心為理想之特殊內容之限制"，亦有直接使人精神上升之道德價值；兼有成就西方科學精神、生產技術、工業機械文明、客觀社會文化領域之分途發展、社會文化團體組織、國家法律意識、民主自由精神之文化價值。此皆中國先哲之所忽，而吾人當虛懷究心者也。 吾人何以言吾人之心之任持一有特殊規定之理想，感外有阻礙對待，向客觀要求等，有使人精神上升之價值？此乃依於吾人精神之提起，實不能無所攀緣。佛家、道家之破執致虛，可以助人明心，而不必使人見性。儒家之遷善、改過之教，可以使人見性，而不能為不受其教之庸愚與小人，亦開出一條可漸拔於其自然生命墮性，以漸使精神上達之道路。此中唯有肯定吾人對各種客觀理想之攀緣，乃可以使人人皆得一自拔於自然生命墮性之道路。人之有一客觀理想，可是一執著。然此執著，乃執著一精神性之理想內容，此乃一法執。人精神上升，首正賴此法執，以破我執與自然生命墮性。至於感我之理想外有他人，有現實世界與我對待，及實際上感他人或現實世界對理想成阻礙，則皆可破我對此理想內容之執，使吾人之理想內容，更向上提高，而另求創造發生理想者。理想之為他人所任持，即所以擴大吾人心靈境界，上既已論之。至於具體實現理想於現實世界，即精神理想向現實世界流貫，以使精神增其厚積之度之道。夫然，故任持客觀超越理想之精神本身，即為"由肯定限制，以上升無限，通過阻礙對待之反面，以生髮正面"之精神。此乃為一由下上升之精神，自有其高度者。理想之為吾人之精神與他人或上帝精神交通之媒介，以擴大心靈之境界，即成就此精神之廣度，理想之實現，即成就此精神之厚度者也。此即任持超越客觀理想，對人人格精神之成就之道德價值也。 （五）西方科學、工業文明、階級、國家法律意識、社會文化之分途發展、民主自由精神，依同一理念而成立 至於吾人之所以說：能任持超越客觀理想之精神，即能成就各種西方文化中之科學工業文明等者，吾人必須先了解，西方科學精神，在根本上，只是以思想概念析物之精神。概念之內容即共相、共性或共理，每一概念內容皆為普遍的。普遍的即超越於特殊事物，亦超越我個人之主觀經驗，而為理想的、公共的、客觀的，為他人所可同認識，亦可再表現於未來經驗或可能經驗中之同類事物的。科學之精神，乃期在事物之共相、共性、共理，皆成科學概念之內容。亦即一使吾人之心，常嚮往於共性、共相、共理之世界之精神。因此共相等，通於一切同類之未經驗之事物，又為他心所可知；故吾人可謂真具科學精神之心，即透過此共相之普遍性、客觀性、超越性而若成為一普遍心、客觀心、超越心者。人一方由思想而內在地表現此共相、共理於心，一方由文字，以外在地表現吾人科學概念於文字，以促進他人之科學思想、科學精神。人共本科學精神，求知事物之共相、共性、共理等，並還以所知之理等，解釋新遇事物，由新事物以生新知，吾人即不斷成就科學知識之世界。此科學知識之世界，非由一人之所成，乃無數人之科學精神，互相合作、貫通，而次第成就，故即一客觀精神之表現也。 吾人上所謂西方科學之精神，初只是西方希臘之科學、哲學精神。此精神在本原上，實純為觀照的，此中之理想對象即"理"。故思想之求知理而化之為概念內容，即為一理性活動。此種理性活動，乃與其他現實活動隔離的，亦非通常所謂實現理想之實踐理性活動。然唯此為西方文化精神之本原。此種精神，如人之立於大地之上，而四射其心靈之光輝。此光輝之所著，固為一一確定之理或理之形式。然此心靈光輝之彌淪照耀，亦上下皆不著實際之存在的。此精神之上達，而求著實際存在，即成為一絕對精神實在之認取，此即西方中古精神；而其下達而求著實際存在，即求知自然之理，並依之以改造自然世界，或製造出理想中之事物，以符合人之情意上各種特殊要求。近代勘天役物之工業機械文明、生產技術、機械之模型、技術之方法，皆依若干有特殊規定之"理之形式"以成，而用之以融鑄物質材料，而使吾人之理想中之事物，得客觀化於自然世界，而成為人所共識、共用用，亦兼以貫通我與他人之精神，而成為客觀精神之媒介者也。 吾人於西方科學精神與工業機械文明、生產技術，既均探其源於人精神之以理之形式，或概念內容，或理想事物等規定其自身，而賴其表達於文字，或由機械與一定技術方法製造出，以為成就客觀精神之媒介。吾人即可進而說明，西方社會一向富於階級之對立與各種社會文化社團之分立，亦即依於同一精神。階級之生，固常由戰爭，階級之保存，亦常由於階級之存在，對人可有利或表現其他價值，如吾人昔之所論。然階級成立之自覺的心理基礎，則唯是賴同階級人之抽象的共有屬性之自覺。如同為戰勝者、同血族、同握有生產工具、同政治地位等。人恆通過此抽象共有屬性之自覺，以集合同階級之一切人，而有一階級之統一意識。此正同於吾人通過諸事物之共有屬性之自覺，而統攝諸事物成一類之類概念。類概念與其表為文字之類名，為"吾人認識事物共有屬性"之客觀化所成。此正如階級或階級制度，即人之階級統一意識之客觀化所成。二者之不同，唯在階級之統一意識中，同階級之人間，復有依於人性之親和感，與互相關注之情，恆通過此統一意識以加強，相互流行。而人對一階級外之人，則由階級之統一意識為界限，而減弱人性自然之親和之情，恆存一相互之敵意。至於以概念統攝事物為一類，則為純理智的耳。 唯階級之產生，恆依於諸個人之外在屬性相同之自覺，而不依於人內在天性、精神目的相同之自覺。故階級之團體，恆為"內在天性之仁愛之流露"或"由內在精神目的之共同，所成之社會團體意識"所衝破。大體而言，前者是中國之情形，後者為西方之情形。西方之社會，自希臘而有辟薩各拉斯、伊辟鳩魯等之宗教、學術團體，中世而有基督教之宗教團體、經濟上之基爾特與大學之教育組織，近世而有各種政治、經濟、學術、文學、藝術、體育之社會文化團體，皆為衝破西方之階級者。然此各種社會文化團體之成立，一方依於吾人之肯定社會文化領域之分途發展，以四方八面地表現人精神於客觀世界；一方即依於每一抽象而共同之超個人之文化理想，皆可集合若干個人於其下。每一社團，吾人皆可視之為由"人之將其精神凝注於超個人之文化理想，並求普遍化、客觀化此理想於他人，以此理想為人我之精神、行為、生活之交通之媒介"以形成，是即一客觀精神之表現也。 吾人可由外在屬性之相同，而生階級統一意識，以客觀化為階級之存在。人又可客觀化吾人一種特殊之文化理想，以成社會之文化團體。然人之自我，又原為能同時識取諸階級之存在，統攝各種社會文化活動；而可兼對一切階級之利害，多少有加以照顧之仁義之心，並能肯定各種社會文化團體之價值者。賈人有階級社團，人即不能不要求一統攝各階級、各社會文化團體以上之一更大組織之存在，以協調階級，並使各社會文化團體之任務，不相衝突，此即不能不有一國家意識。自階級社團之觀點看國家，無疑為一高一級之組織。如階級、社團為吾人外在屬性之共同或精神文化理想之共同而客觀化之產物，則國家為吾人自我之"綜合各階級屬性或綜合各文化理想之精神"之客觀化於現實世界者。至使各階級、各社會文化團體與個人之活動互相規定而互相制限，以成就國家之統一者，則為國家之法律。 社團國家，雖較個人為大，然唯個人之客觀化其理想等之精神，可支撐社團國家之存在。欲每一個人發揮其支撐社會文化發展，與各社團國家之存在之才能，必須一切人平等，階級理當廢除。同時，一切人應在從事任何社會文化活動之時，同有其充分之自由，以表現其個性與創造力。社團之規約與國家法律，必須由參加之分子共同制定，以共同遵守。社團之行政，國家之政治，乃所以謀增加社會之福利，促進文化與保護國家之存在：故政府之行政，須不悖法律，並不妨礙或兼保障個人自由權利：如居住、遷徒、財產、婚姻、名譽、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選舉、被選舉等自由權利。社團領導人及政府，亦須由支援社團政府之存在之社員或人民所選之人組織，受社員與人民監督，此即為近代西方之自由民主精神。自由民主之精神之用，一在所以使個人之主觀精神，恆得憑其所享有之自由權利之運用，而有其客觀化於社會文化團體與國家之機緣或道路。二在使客觀之社團與國家政府，不致以其規約與法律，硬性的成為個人主觀精神之束縛。即使原系由個人之精神之客觀化所成之文化成果與社會組織，不致妨礙一主觀精神之生髮、創造。三在使社團與國家，隨時更新其形態，更新其領導人物與治者，而使社會文化日趨進步。民主自由之精神，乃西方文化中之圓而神的精神，運於其社會之重組織、社團之重規約、國家之重法律之方以智精神中者也。 吾人上論，西方之民主自由之精神，尊重國家法律、重視社會文化之分途發展，與階級意識、工業機械文明、生產技術、科學精神，實表現一整套之社會文化精神，為同依於一對客觀超越理想之肯定，而賴之以知普遍之理，以制物，以集合人群，所次第必然產生者。其中，除階級意識可廢以外，其餘皆原自一本，相待而成，如加以分割，只取其一，則為不備，而不免無效果，或流弊百出。故吾人如欲加以採取，必須依於肯定客觀超越理想之精神，建立一使一切庸眾與小人，皆得一精神上升之路道，亦完成中國文化之本當有之發展。中國文化精神，真不畏自然生命之墮性之拖下，而吾人可建立吾人之金字塔與十字架矣。 （六）西方社會文化精神對中國文化之價值 吾所以謂發展此一套社會文化精神，為建立吾人之金字塔與十字架者，吾意謂：吾人誠知重視科學知識世界之開闢、工業機械文明之建設，與社會各種文化領域之分途發展、建立國家法律意識，而行之以一自由民主之精神，則吾人之精神，即以其似處處有一特殊內容之規定，如受一限制，並時感有外在之對待或阻礙，而有一向上如十字架以撐開之軌道。科學研究，重識共理，然無一特殊物可為一共理所窮竭，任一事物，必兼表現諸交貫之共理，由是而科學之研究，即使吾人之精神，通過縱橫交貫之共理而向上，如十字架以撐開者。工業機械文明之價值，吾將不由其表現吾人征服自然之精神以說，吾唯說其可使物力互相轉化，物質互相變易，此即使分立之物力物質，實顯其縱橫交錯之文理。由此物力物質之互變，而使吾人對物之理想，實現於自然世界。此皆所以使吾人之精神向上，如十字架以撐開者也。至於社會文化領域分途發展，個人之參加不同社會文化社團，亦為使吾人精神如十字架以向上撐開者，其理易明，不須另釋。至於科學研究中，所感之疑難與概念之錯置而生之誤謬等，及工業機械文明建設中之艱困，與人之社會文化理想，各欲普遍化、客觀化而生一時之衝突，皆為可賴以激發吾人精神之上升者。未得真理時，真理之外在感；物質文明之建設中，他心之外在感、其他社團之外在感；皆可謂為吾人精神，先置定之一"精神將即運往之地"。西方法律中，對於個人與社團及國家之關係相互責任權利之規定，使一人之自由權利，受他人之自由權利之限制；與政治上，人民對政府之監督，及行政權、立法權之互相制限；固恆病互相妨閒之意味太重。然吾人如自另一眼光觀之，則將見此在政治效用上，亦可為免政權之濫用所必需之一道。在社會之道德效用上，此至少為使小人之私心，有不可逾越之界限者。而對於一般人，則可使其知他人之權利之不可犯、法律之當守、他人自由之當尊重，進而培養出一對他人人格尊重之禮之意識，與尊重普遍性之客觀理想之意識者。即對於君子，亦可由法律對於其權利之限制，以更自覺其精神自我。是法律即使人於特定範圍，求特定的所以自盡其責之道，以一直上升，而無下墜至唯知放肆其私慾之虞者也。中國先哲言法，偏重以刑罰止暴亂與不德及吏治清廉等。其不重法律之積極的規定人之權利，而置定人之行為之客觀限制，保障人民之自由，啟發人格尊嚴之意識等，以成社會文理之精神價值，於義終有憾也。至於法律之疏密，當視其需要。中國法律在文化中之地位，不能如在西洋之高，而當次於禮樂，則理固然矣。 至於克就民主自由精神本身而言，則因其乃運於西方國家社會組織之方以智中之圓而神一面，故如一國缺社會文化領域之分立發展，與各種社團之組織，而國家法律，又不被尊重，則自由民主精神之價值，恆不能大顯。在西方社會歷史，以先有有力之宗教組織、對立之階級，與較強之國家意識、互相對峙之社會文化團體之組織，故個人自由之爭取，並一一形諸法律，特顯意義。政治民主制度之施行，亦以有社會文化力量、團體組織力量為其背境而易見效。中國過去社會，本有較多之個人自由；而在政治上中國過去（尤以近世為然）各社會文化領域分途發展之勢不顯，缺各種社會文化團體之存在，以為政治民主之後盾；中國數十年來，盛倡民主自由精神之未嘗有善果，而只有消極的破壞傳統文化之效，其故，亦在於此（閱本章第二段）。 然吾人亦不能因此謂自由民主思想之輸入，對中國文化無價值。中國過去政治中，人民畢竟不能推選皇帝，亦未有明文公布之憲法，以保障人民之自由權利。無論其原因如何，亦無論吾人前文曾以何等同情之地位，肯定中國有皇帝，及中國過去社會政治之精神價值，然最高執政者之不由人民推選，無論賢與不肖，人民皆須接受其統治，便唯是聽天之安排，而居於一被動之地位，此終是中國人在政治生活上所受之一委屈，而使人民之精神不易升揚者。在察舉科舉制度下，讀書人唯有懷忠信以待舉，夙夜強學以應考，亦不免處於被動之地位。人民積極自動的對政治負責之精神，未能充量的表現，而人民之自由權利未經憲法之明白規定，而受法律輿論之保障，則人民雖實際上甚自由，其自由亦隨時可受暴君之剝奪。民國以來之推翻皇帝，在原則上肯定最高執政由民選，政治家可直接向社會表示願負政治責任，人民漸有對其自由權利，不當受非法干涉之自覺；謂此非中國社會政治之一大進步，不可得也。說此是大進步，不須自民國數十年之政治，是否使民康樂之效果上，及向社會要求負責之政治家，是否野心家上說；此只須自中國近數十年來，人民已公認"統治者應由人民中，自下舉升而上，而非由上覆蓋而下"之原則上說，自"向社會要求對政治負責，不被人以為非"之社會意識上說，是即民主政治之精神，已被肯定。在古代中國有皇帝時，除諫諍外，人民決無批評皇帝之自由。人民可望皇帝之仁恩普被，而無"某種自由權利為皇帝亦必須加以尊重"之自覺。然在中國，即數十年來，至少已曾有約法與憲法，明文規定人民自由權利。則謂今之中國人民，至少在原則上已自覺的肯定自由之精神。至於中國將來之自由民主精神，進一步之表現，必須表現於人民之儘量運用民主精神，以共立一切社團國家之法，共商一切社會國家之事；運用自由向上之精神，以從事於各種社會文化領域之分途發展，形成並行不悖之各種社會文化團體，為人民有力以限制政府、督促政府，或支援政府，以強固國家之基礎；並運用自由民主精神，以共要求對政治負責，而要求對政治負責之精神，亦宜與一新道德精神結合（見下章第十節），則自由民主之精神，使中國人精神上達之價值，終將大顯也。 （七）社會文化之分途發展與國家法律意識及世界性之人類社會組織 吾人在中國未來文化創造中，於一般人所重之科學精神、工業文明、民主自由精神等外，復特重視社會文化之多方分途發展，此賴於各個人之各致力於一特殊文化領域之特殊文化活動，及國家法律意識之建立。吾人非不知社會文化之多方分途發展，恆不易致。西方人獻身於特殊文化領域者，恆陷於偏至之人生文化理想，而不知人文之大全。由偏至成偏執，而蔽陷於一曲，遂不免有以一種文化勢力，凌駕其他，使人文世界趨於分裂之事，如中世人以宗教壓迫學術，近世人以科學譭謗宗教、以經濟勢力控制政治，及俄國之以政治宰製文化等。社會文化多方分途而又平流並進之實，誠為難致，吾人亦非不知中國傳統學者重破門戶之見，重通道之大全之精神，為一更高精神，然吾人以為所謂通道之大全，乃只自人之識度與氣量言。吾人在識度與氣量上，則人各自求致力於一特殊文化領域，分別從事於特殊文化活動，即不必招致道術或社會人文世界，趨於分裂之害。各文化部門中皆有社團組織，正所以使人執一文化理想者，得在各種社團中，有與他人互相討論之機會，而增切磋之益，使其識量日以宏闊者也。 至於吾人之重國家法律之意識之建立，亦非不知人太重國家法律，恆不免使人視國家本身若成為一絕對自足之存在；或使政府權力過大，濫用其權力以提倡一偏至之文化理想、政治理想，而對內以法律限制人民力量之伸展，禁止不同之文化政治理想之提倡，遂鼓舞人民向外求國力之膨脹，侵略他人，以為補償。此即西方近代國家觀念，恆促進侵略的帝國主義之故。唯吾意，為西洋文化前途計，吾人亦承認彼方應多有超國家之精神，與綜合的人文精神，以免帝國主義及文化政治理想之偏執之害。而西方希臘之思想，與近代之理想主義之潮流，亦為較富綜合的人文精神者；中世紀之精神，亦即為一超國家之天下精神；近代民主自由思想，復即為一提高個人之精神，以限制政府之權力過大者。引此西方思想之緒，與中國之天下一家精神，及綜合的人文精神結合，即可救西方之弊。然在中國，則其文化傳統，素富一天下一家之精神，與綜合的人文精神，中國學術，亦素尊個人，並尊個人之仁心仁性，重個人無所不涵蓋感通之德量與度量，故於中國提倡國家觀念，主張人之各獻身於特殊社會文化領域，共求人文世界之多方分途發展，固不易陷於侵略的帝國主義與文化理想之偏執之害也。 複次，吾人須知，吾人之所以提倡社會文化之多方分途發展，及重國家法律之意識之建立，純由一欲廣開中國人之精神上升之路道上說。而非自民族、種族之意識，或功利觀點說。如純自民族、種族意識說，誠易陷於狹隘的國家主義。如自功利觀點說，則吾人將只看何種特殊文化理想，為能滿足吾人目前欲望需要者，吾人即視為唯一有價值者，或竟以之為至高無上，壟斷全部人文世界者，斯易走入偏執。然吾人今日之主張，則純由吾人發現：中國人慾求其精神之上升，中國傳統文化在其方以智之諸方面，實有不足。吾人乃一步未離"尊人文之文"、"以義斷是非"之中國文化精神本源一步。吾人唯感中國過去先哲，若偏重於視人文為人之心性之實現或流露，人文若唯在人整全之心性所包覆涵蓋之下，直接為陶養人格精神之用，未真著重其客觀的表現吾人之精神之意義，求先展開為一分途發展之超個人的人文世界，則不免偏於只能卷之則退藏於密，而不能放之則彌六合，在則中國文化之傘，仍未撐開也。吾人固已深知西方人重客觀的表現精神，而偏執特殊文化理想之弊，則吾人可把穩中國文化精神之本源，以為軀幹，知人之整全之心性，其高明廣大，原足以涵蓋天地，其敦厚篤實，足以頂天立地，以保任吾人上所謂通於道之大全之識度氣量，則人之各獻身於特殊之文化領域，以共求人文世界多方分途發展，只所以伸長此身軀之四肢，茂發此樹幹之枝葉；由身軀而四肢，由樹幹而枝葉，，乃由本以成末，而非忘本以逐末，則何弊患之有？夫四肢不靈，枝葉凋零，則軀幹日以孤寒，此中國文化之危機。中國文化精神之靈四肢，茂枝葉，唯賴人文世界之多方分途發展。故吾人今日必須自覺的依本以成末，依全以定分。此所謂依本以成末，依全以定分，乃直運本以之末，運全以至分，使四肢皆成身軀，枝葉皆成本干，則身上有四肢，肢上有身，樹上有枝葉，枝葉上有樹。大人之身，誠可以"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林木扶疏，天地長春，而未嘗出其位矣。 吾人所謂人文世界之多方分途發展，其中本已可包含科學精神，與工業機械文明，及國家法律意識之建立。因此等等，皆各為人文世界一端。吾人上所以分別而說，又特提國家法律之意識者，因人文世界之多方並行發展，乃依於崇尚"分的文化領域"或"文化理想之分"之精神。而科學之表現重分理之精神，特為顯著。工業機械文明，則科學精神之表現於對自然界者。故中國人如不能本科學精神，以表現一工業機械文明，則人之精神，先受委屈於自然界。人精神如先受委屈於自然界，則至少對一般人言，便無法與之言其他向上之精神伸展。至於物之不足用，使文化之一切創造，缺表現之資具，尚其次也。故吾人對中國數十年來，世人於西方文化之接收，特重其科學精神、工業文明之模仿一點，吾人止不取世人所持之理由，然亦並不以此為不當。唯吾人以為社會文化之全面發展，必須以文學、藝術、宗教、哲學、道德、生活情趣等，純粹精神文化之大盛為歸宿。中國將來之文學、藝術、宗教、哲學、道德、生活情趣，當是何面目，吾人今不討論。吾人今所論者，唯是各種人文之多方分途發展，將形成中國未來社會文化之一新形態。各種社會文化之團體組織之依自由民主精神以形成，將構成中國社會結構新文理，為昔所無者。而有分立並存之社會團體組織，則必須有統攝調整維繫其間之關係之國家法律，否則由社會團體組織衝突而生之社會分裂，即將招致人文世界之分裂，並形成各個人對文化理想之偏執與人格精神之片面化；同時使中國文化精神中之頂天立地，涵天蓋地之精神倒塌，軀幹之生命精神，皆全散在四肢與枝葉而死亡。離國家法律之觀念，以言民主自由，以倡社會文化之多方分途發展者，其弊蓋必至此。故吾人之言民主自由，與社會文化之分途發展，必須與"統攝性之國家法律"之觀念相俱。唯由國家法律之觀念，以為分立並存之各種社會團體組織之統攝原則，並保障分立並存之各種社會團體組織之活動與個人之活動，而後文化之分途發展，乃各有其社會性之軌道，而免招致社會與人文世界之分裂。夫然，而後個人乃可雖只獻身於社會文化之一面，而可免於文化理想之偏執，其人格精神亦未嘗真片面化，仍能有頂天立地、涵天蓋地之識量，以持載社會文化全體之向上生長也。 抑吾尚須申述，吾人之依中國文化精神之軀幹，以建立國家法律之意識，吾人之所重者，唯在保障社會之分別發展，而使吾人之文化精神，有四肢枝葉以伸展生長。然又因吾人之文化精神，原以一人之仁心仁性為本，故此文化精神之伸展，亦必通過國家內部社會文化之分途發展，以與世界文化相交流。故吾人亦必須肯定國家以上之天下或世界性之人類社會組織。吾人雖主加強中國人之國家意識，然此國家意識，亦不能成為吾人社會文化意識之頂點。吾意國家當只為"吾個人之文化意識"，通過"國家內部社會文化之分途發展"，以與"世界文化交流"之一樞紐；亦即吾"個人之活動"，通過"國內社會文化團體之活動"、"世界性文化團體之活動"及"世界性之整個人類社會之組織"之一樞紐。此樞紐之作用，乃在保障吾人個人之精神有軌道，以通接於人類全體文化，與世界人類之全體。吾人之如是說，並非自外襲取一世界之觀念，或承認一國以上之大力，以凌壓於吾人之國家觀念之上。吾人唯是求充量表現吾人之文化精神於人類世界，以吾人每一個人本有無所不運之仁心仁性，能擔當世界，並納整個世界人類於此心性之涵蓋包覆度量下也。吾人以為，如國家為現實社會文化勢力交會之頂點，國家真為一絕對自足之存在，如黑格爾之所論，世界仍不能太平，而一時代將只有一國以武力奪取世界霸權。吾人復相信：吾人依仁道與恕道存心，吾人必不能只愛自己之國，而侵壓他人之國。故自限於愛自己之國為不仁。吾人之心，必冒出於國家之上，以及於世界。然吾人又知國家乃積文化歷史而成。各國民族由文化歷史陶冶之氣質，亦確不同。各民族唯當在其真自成一獨立之政治單位，其氣質之美之表現於文化者，乃有相應之特殊法紀，與政治措施，以護持之。吾信在理想人文世界，個人未嘗不可依其所慕之文化，本其自由，以易其國籍。然已成之國家，則不能輕言廢除。吾人慾去狹隘之國家民族思想之為害，吾人又非空言博愛與人人平等所能為功。故吾人必須有不絕滅已成國家，而使吾人仁義之心，通達於天下世界之道路，以嚮往一整個人類組織，即世界國。此道路，吾意唯有先由國家中不同社會文化團體，越過國家之界限，以相通接，成世界性之文化團體，以促進世界性之文化交流，使各國家民族之文化精神之差別處，互相了解，而或由異成同，或互尊其異。此世界性之社會文化團體，即可為世界國之社團基礎。此世界國之任務，則當有如國家之保護個人與國內社團，與國內社會文化之分途發展，而以保護世界之一切國家、世界性之文化社團，與世界之個人為責任。世界國保護各國與世界性之文化社團，國家護持一國內之文化社團。每一個人即為國內之公民，亦為世界之公民。每個人以義道尊人之國，以仁道愛自己之國。充仁道成禮道，敬世界國，充義道成智道，分別肯定世界各國社會文化多方發展，與各世界文化社團之價值。則世界國與各國，世界文化與各國文化，相依而俱成，皆為個人之仁義禮智之心所持載，則民主精神，可表現於國與國間，而個人之自由的向上尊重文化之精神，亦伸展於世界矣。 夫宇宙之道，多無一則不生，一無多則不成。個人，一也，而其各種文化活動之興趣，多也。文化理想，一也，同一理想所聚集之個人，多也。多個人聚集以共實現一文化理想，而成文化社團。諸文化社團，多也，國家之組織，一也。諸國並列，多也，世界國，一也。諸國之同類文化社團，多也，世界性之文化社團，一也。個人多方面之文化活動興趣之分別客觀化、社會化，以成多社團；一之散為多，多亦各為一。而多"一"也。多社團之成為一國，則多"一"之復返於國之一。各國之並存，則一而復一，而國之"一"多。通各國之文化社團，以成世界性文化社團而統於世界國，則國之多亦復統於一。一多必並存。一者必須與另一，俱成以多，多者必須有所一。而後人之精神，乃無往而不見普遍化之文理，斯謂太和之世之文理見。而再潤澤之中國式之生活情趣，雞犬在戶，五穀在田，牛羊在野，而工廠在林水之間，父子兄弟，怡怡如也，皆有禮樂文化之生活，以陶養性情，兼對文化有所貢獻，世人之精神乃無所不運，而六通四辟，皆有軌轍可尋，而生意盎然矣。斯則吾人之藉西方之國家精神，以充實吾人之文化精神，而可轉以吾人之文化精神，裁抑西方國家精神，以充達吾人之仁心仁性於天下，而所想望於人類世界之社會文化組織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