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 · 第八章 都市
歐洲各國，多從自由市展擴而成，及國土既恢，而市政常保持其獨立，故制度可紀者多。中國都市，向隸屬於國家行政之下，其特載可征者希焉。現存之書，若《三輔黃圖》《長安志》《東京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春明夢余錄》《日下舊聞》等，其間可寶之史料雖甚多，然大率詳於風俗、略於制度，其所記述又限於首都。至如《兩京》《三都》諸賦，則純屬文學作品，足資取材者益少。本章惟於所記憶之範圍內，對於一二首都為斷片的記述，而近世之商業都市則較詳焉，續蒐資料，更當改作也。
古代蓋無鄉市之別，「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公羊傳》宣十五年何《注》文），城郭不過農民積儲糗糧歲終休燕之地而已。其後職業漸分，治工商業者，吏之治人者，皆以闤闠域闕為恆居，於是始有「國」與「野」之分。野擴為村落，國衍為城市（《孟子·滕文公篇》：「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又《萬章篇》：「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周禮》中邦國都鄙對文，或國與鄙對文尤多，鄙即野也。《說文》：「或，邦也。」邦國之「國」字，實以「或」字為正文，外加圍者表垣壁保聚之意，即古代「秋冬入保」之地也）。
後此城市，可分為政治的、軍事的、商業的之三種，古代則同出一源。蓋築為崇墉以保積聚，以圉寇盜，而商旅亦於是集焉。其後政務漸擴，即以為行政首長所注地，為出令之中樞，故最初之都市皆政治都市也，市行政即占中央行政之重要一部分。《周禮·天官》之內宰，《地官》之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肆長、泉府、司門、司關，《秋官》之禁暴氏、野廬氏、蠟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諸職，其所職掌，類皆今世市政府所有事也（內宰掌建國立市事；司市總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質人掌稽市之書契質劑，裁判買賣之爭議；廛人掌市之徵收事項；胥師、賈師察詐偽，平物價；司虣、司稽掌維持市之秩序；泉府掌官賣事業及金融；司門、司關掌入市稅；禁暴氏掌禁民眾之亂暴及不法集會者；野廬氏掌修理掃除道路、種樹及其他道禁；蠟氏掌掩埋市中屍骸；雍氏掌溝渠；萍氏掌水禁，其職略如水上警察；司寤氏掌夜禁；司烜氏掌火禁）。
使《周禮》若全部可信，則周時市政之特點略如下：一曰貨品須經市官檢查，有妨害風化或治安及窳偽者皆禁之（《司市》：「以政令禁物摩而均市，以賈民禁偽而除詐。凡市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十有二。」《王制》列舉某物某物不鬻於市者若干事，與此相應）。
二曰賣買契約有一定程式，由市官登記，市官得聽判商事訴訟，訴訟有「時效」的限制（《質人》：「掌成市之貨賄，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
三曰市官得斟酌情形，干涉物價之騰貴，貨物滯銷者，市官則買入之以轉賣於人（《賈師》：「凡天患，禁貴賣者，使有恆價，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四曰市官得貸錢與民而取其息，略如現代之銀行（《泉府》：「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五曰市有巡察之官，略如今之警察，犯違警罪者得處罰之（《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斗囂者與其暴亂者，出入相凌犯者，以屬游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胥》：「執鞭度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禁暴民》：「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六曰得收入市稅，或免之（《司關》：「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扎則無關門之徵。」）。
七曰有專官司掌掃除道路及道旁種樹等事，又有專司救火者（《掌固》：「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野廬氏》：「掌國道路宿息林樹，掌凡道禁。」《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
八曰有公立旅館（《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周禮》雖不敢信為周公之書，然據其他傳記所散見，則春秋時列國國都，其行政實頗纖悉周備。故陳國司空不視途，道無列樹，而單襄公卜其將亡。孔子為魯司寇，而朝不飲羊，市無誑價（單襄公事見《國語·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篇，孔子事見《荀子·儒效篇》及偽《家語》）。
戰國時，舊邦次第翦滅，並為七雄，政治勢力漸趨於集中，而大都市亦隨之而起。齊表東海，泱泱大風，自管仲時即以工商立國，至威、宣而益盛，故稷下談士，萃文化之藪，臨畜戶著，極殷樂之觀（《史記·田敬仲世家》：「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策》：「臨菑之中七萬戶，……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祍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
自余各國都會故實，雖書闕有間，而弘敞殷盛，殆相仿佛（《越絕書》記：「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所記里步，詳細如此，決非臆造，然則春秋戰國間吳故城，其大幾等今之北京矣。《越絕書》又言：「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為市，在湖裡。」市而闕兩城為之，則其大可想。魏之大梁，趙之邯鄲，其實況雖無可考，然據《史記》信陵、平原諸《傳》，猶可仿佛其一二）。
秦漢以降，政治統一，全國視聽集於首都。秦始皇及漢諸帝，先後移各地強宗大俠豪富以實長安，所謂「三選七遷，充奉陵邑，所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班固《西都賦》文）其政策與近世法王路易十四之鋪張巴黎蓋相似（《史記·秦始皇本紀》：「秦並天下……徒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閣相屬。」《漢書·地理志》：「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併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
西漢盛時，長安以政治首都同時並為商業首都，壯麗殷闐，超越前古（班固《西都賦》：「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江塵四合，煙雲相連。」張衡《西京賦》：「廓開九市，通闤第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三輔黃圖》：「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二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又有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
市民品流複雜，習俗豪侈，最稱難治（《西都賦》：「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俊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騖乎其中。」《漢書·地理志》：「……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遊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輳，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按：據以上諸文，可見漢時長安，實具有近代各國大都市之規模）。
漢制掌市政之官，一曰京兆尹及長安令（東漢則河南尹與洛陽令），其常職雖同於郡國守相及縣令長，管其所屬郡縣之一切民事，然其課績實以首都治理之能舉與否為殿最。若比附今制，則京兆尹正如倫敦、巴黎之市長也。漢代以「徙郡國豪傑實關中」故，市民複雜，撫御最難，加以達官貴戚所聚，撓法者多，故京兆尹必以武健綜覈者為稱職。如雋不疑、韓延壽、趙廣漢、王尊、王章皆其選也。其夙以循良著稱如黃霸之流，一登斯職，聲譽頓減焉（《漢書·百官公卿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吏更名左馮翊。」《漢書·張敞傳》稱：「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劇。」《雋不疑傳》稱：「不疑為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趙廣漢傳》稱：「廣漢為京兆尹，髮長安吏自將至博陵侯霍禹第搜索私屠酤，又率長安丞捕賊。」《張敞傳》稱：「敞為京兆尹，長安市無偷盜。」則長安吏卒皆統率於京兆尹可知。漢京兆尹職權甚大，可以專行誅殺，看《漢書》卷七十六《趙尹韓張兩王列傳》便知其概。《漢書·酷吏傳》：「義縱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後漢書·董宣傳》：「特徵為洛陽令，搏擊豪強，莫不震慄。」又《周紆傳》：「征拜洛陽令，貴戚跼蹐，京師肅清。」可見兩漢之長安、洛陽二令苟得其人，則亦能行其職權）。
二曰執金吾，掌徼巡京師，擒奸討猾，其職略如今之警察［《唐六典》：「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後漢書》注引《漢官》：「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壯矣。世祖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崔豹《古今注》（《玉海》引）：「金吾，棒也，以銅為之，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按：此棒疑為衛士所執，若今警察之持棍。《北齊書·崔暹傳》：「暹為御史中尉，世宗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為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北齊之御史中尉，其職正如漢之執金吾，導從皆持赤棒，時高澄正以世子執朝政，見之亦須避道也］。
三曰司隸校尉，初本暫設，與執金吾權限不甚分明，其後遂為統部之官，等於州牧，京師市政非所管矣［《漢書·百官公卿表》：「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徙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奸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玉海》引《漢儀》：「司隸校尉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按：司隸本武帝末年為察捕巫蠱，一時權設，其職略如民國以來所謂軍警執法處衛戍總司令等。其職權與執金吾相混，亦正如總司令部之與警察廳爭權，其後權力日張，則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其屬部。故《漢·地理志》以京兆等郡為司隸所部，而六朝以降則直改稱「司州」矣。《後漢書·鮑永傳》：「永為司隸校尉，帝（光武）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又辟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御。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按：此可見東漢初司隸職權之一斑！］。
上三官者，皆以國家大吏（官皆中二千石）而綰都市之政，其主要職責在摧豪強，糾奸慝，以維持市之秩序。至於市官有令丞等職，則皆小吏奉行細故，不足為重輕也（《漢書·百官表》：「京兆尹所屬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左馮翊所屬有長安四市四長丞。」）。
上三官者，後代遞相沿襲，而職權之伸縮，因時而異。西漢之京兆尹，在東漢、魏、晉則為河南尹，在東晉、宋、齊、梁、陳則為丹陽尹，在北魏都代時為萬年尹，遷洛後為河南尹，在後周及隋皆為京兆尹，唐則京兆、河南、太原三尹、五代、北宋則開封尹，南宋則臨安尹，遼則五京皆以留守行尹事，金則為大興府尹，元則大都路都總管，明清則順天府尹，民國復為京兆尹。歷代之中，兩漢及兩宋尹權最重。苟得其人，則於市政能有所整飭。六朝則恆為要人領兵者所兼，於吏事市政兩無關焉。唐則專為地方官監屬縣之治而已。元明皆以應辦官府供需，與清末各省首縣職權相類。清及民國則為地方官，略如唐制，京師坊市之事非所過問。此其大較也。
執金吾與司隸校尉，職權本相混。魏晉復漢初名為中尉，東晉稱北軍中侯，宋、齊、梁、陳皆為衛尉，北魏為城門校尉，隋為左右武侯大將軍，唐、五代為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宋為左右金吾衛司仗司，金元為都指揮使司。明為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其後復設東廠以內監領之，故並稱廠衛。清為步軍統領，清末置警部及京師警察廳，警部後改為民政部。民國復改為內務部，又別置京師市政公所，以內務部次長領之，而步軍統領仍存，專管四郊，至十三年始並於警廳焉。又常有所謂衛戍總司令、警備總司令等與警察對峙，權力恆在其上。此歷代首都保安機關沿革之大凡也。
凡此組織，皆與市政之獨立、市民之自治絕無關係，然歷史事實之所以詔吾儕者實止於此。一言蔽之，則吾民族只有鄉自治之史跡而無市自治之史跡而已。首都如此，其他大小都市亦一皆由地方官吏主持，可以類推。
歷代都市狀況，雖故事雜記中間有記載，然皆瑣屑散漫，難可條次，今略舉其有述者，則：漢長安街道修廣平直，列樹甚多（《三輔決錄》：「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逵九達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三途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為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
東漢末，洛陽曾以機引水灑掃道路（《後漢書·宦者傳》：「作翻車渴烏，施於平門外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苻堅時，長安沿郊有旅館，街中有列樹，北魏孝文時之洛陽亦然（《晉書·苻堅載記》：「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販賣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楊炫之《洛陽伽藍記》：「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
北魏時洛陽市面積蓋甚大，商民以職業分別部居（《洛陽伽藍記》：「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回八里。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市北有慈孝奉終二里。……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
隋則於長安、洛陽盛開河渠（徐松《唐兩京城坊考》：「長安龍首渠、永安渠皆隋開皇三年開，清明渠亦開皇初開，洛陽通津渠隋大業元年開。」）。
陰渠之制，蓋起於漢武帝時。其後魏武帝行之於鄴，唐代似亦行之於洛陽（？），元明以降則大行於北京（《史記·河渠書》：「武帝初，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水經注》：「魏武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台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唐兩京城坊考》：「泄城渠自含嘉倉出，流入漕渠。」名曰「泄城」，似是宣洩污水，其制為陰為陽，無考。今北京沿城之陰溝——即大明溝，蓋起於元代，明清因之，及民國而廢）。
盛唐長安中公園，蓋天子與庶民同樂（曲江宮殿櫛比，同時又為都人士游賞之地。杜詩：「江頭宮殿鎖千門。」其《麗人行》又寫士女雜沓遊冶之狀，且言「慎勿近前丞相嗔」，自余詩文紀曲江宴遊者甚多。文宗太和九年敕：「都城勝賞之地，唯有曲江，承平以前，亭館接連。近年廢毀，思俾葺修，要創置亭館者，給與閒地，任其營造。」）。
在今日研究古都市狀況，其資料較多者惟南宋之臨安（杭州）。蓋有吳自牧《夢粱錄》、周密《武林舊事》兩書，里巷瑣故，往往甄錄，又歐人《馬可·波羅遊記》亦多稱述焉。今於其坊陌之繁麗，士女之昌豐，不必多述，刺舉如下數事以見其概。
臨安全盛時人口蓋百萬（？），除官俸米由官支給外，每日民間食米由米鋪供給者尚需二千石（？），戶數約三十萬（？）（《夢粱錄》卷十八「戶口」條引《乾道志》人口十四萬五千八百八，《淳祐志》三十二萬四百八十九，《咸淳志》四十三萬二千四十六。其卷十六「米鋪」條則云：「城內外不下百十萬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二千餘石，皆需之鋪家。」《武林舊事》卷六：「俗諺雲，『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頭』，以三十萬家為率，大約每十家日吃擂搥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按：擂搥蓋舂米之杵）。
其人口登記甚周悉（《馬可·波羅遊記》：「每家必以家人姓名書之門上，妻子，奴隸，同居友人，須一一記入。人死則刪舊名，育兒則添新名，故國家周知人口多少。遠客至京師者，逆旅諸人須以客之姓名並來去時日登記入簿。」）。
其所屬市鎮十有五，略如今之分畫市區（見《夢粱錄》卷十三「兩赤縣市鎮」條）。
其市肆則以貨物種類分地段（《舊事》卷六「諸市」條載各行市所在地，如藥市在炭橋，花市在官巷，書坊在橘園亭等）。
其專管市政之官曰點檢司（？）（《夢粱錄》《武林舊事》多言點檢司辦某事某事，大概是管市政之官，其官似屬於戶部）。
市之收入，不得其詳，大抵酒稅占重要部分（《舊事》卷六：「點檢所酒息日課以數十萬計，而諸司邸第及諸州供送之酒不與焉。」）。
其民以服色辨職業（《夢粱錄》卷十八：「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巾裝著皆有等差，香鋪人頂帽披背子，質庫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帶，街市買賣人各有服色頭巾，可辨是何名目人。」）。
民俗敦厚，樂相友助，尤敬愛外客（《夢粱錄》卷十八「風俗」條：「人皆篤高誼，若見外方人為人所欺，眾必為之救解，或有新搬來居，則鄰人爭藉動事遺獻湯茶，指引買賣，吉凶事出力與之扶持。」又云：「富家每沿門親察貧家，遇夜以碎金銀或錢令插於門縫以周其苦。俾侵晨開戶，得之如自天降。」《遊記》：「其人從未有執兵器自衛者，亦無喧譁忿爭之事。工商家與人貿易，尤誠樸無欺，待外國人尤懇摯，忠告輔助如不及。」又云：「國中絕無莠民，夜不閉戶。」）。
其學校有大學，學生一千七百十六人；有醫學，學生二百五十人（看《夢粱錄》卷十五「學校」條）。
其慈善事業有施藥局，慈幼局，養濟院，漏澤園及米場、柴場（施藥局每年官撥錢十六萬貫，以賞罰課督醫員；慈幼局雇乳媼育棄兒，養濟院收養老病者，漏澤園十二所收葬遺骸，米場、柴場，官收買柴米，以原價售與貧民。詳見《夢粱錄》卷十八「恩沛軍民」條。《遊記》云：「路有殘疾不能謀生者，即引至病院，公費給養。無疾遊民，則迫充公役。」）。
其巡警分二十二區，其救火事業設備極周［看《夢粱錄》卷十「防隅巡警」條，「帥司節制軍馬」條（原文太長不錄）。《遊記》亦言：「地多火災，故火禁極嚴，救火極敏捷，萬二千石橋，每橋有司擊柝者，救火者由各橋麋集，動以千數。」淳祐《臨安志》卷六：「輦下繁盛，火政當嚴，自趙公與籌尹正京邑，因嘉定以來成規，增置灊火軍兵總為十二隅七隊，皆就禁軍數內抽撥。」此當時消防隊沿革之大凡也。該志詳述各區人數，十二隅共千一百二十二人，灊火七隊共八百七十六人，城南北廂灊火隅兵千八百人，城外四隅千二百人，合計四千九百九十八人］。
有保險倉庫數十所，設於水中央［《夢粱錄》卷十九「塌房」條：「城郭內北關水門裡，有水路周回數里，於水次起造塌房數十所，為屋數千間，專以假賃與市郭間鋪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貨，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風燭，亦可免偷盜，必月月取索假賃（租錢）者，管巡廓錢也（因須支給守夜巡警薪水）。」］。
有公設浴室三千所（《遊記》云：「其民好潔，間日輒浴，浴室之美備洪大為天下最。」）。
有公設酒樓十一所，極壯麗（《武林舊事》卷六月臚舉其名如和樂樓、豐樂樓等，云：「已上並官庫，每庫設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每庫有祗直者數人，名曰下番。……凡餚核盃盤，各隨意攜至，庫中初無庭人。……」按：吳文英、周密皆有《登豐樂樓長詞》《調寄鶯啼序》，讀之可見此項酒樓游賞之勝，豐樂樓後因大學學生爭坐鬧事，停止公開。見《舊事》卷五）。
私家園林亭館皆公開遊覽（《舊事》卷五《湖山勝慨篇》所記皆公共遊覽之地，其中私人園館甚多。私館公開，蓋宋時風俗如此，觀《洛陽名園記》可知。至今西湖諸園，依然為半公開的，亦沿宋舊也）。
公園亦天子與庶民同樂（《舊事》卷三載朱靜佳六言詩：「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游幸，賣魚收得金錢。」又載：孝宗常經斷橋旁小酒肆，見太學生俞國寶所題《風入松》一詞，為之改竄。可見天子雅游，不異民庶）。
全市有石橋一萬二千座，高者雖大艦亦可通行，道路皆以石礫築成。兩旁設分道，各闊十步，其下為溝以泄積水，有公差常司淘運（俱見《遊記》。所謂溝者為陽溝抑陰溝，俟查原文乃明。《夢粱錄》卷十三：「街道巷陌，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門通渠，道路污泥，差僱船只搬載鄉落空閒處。」）。
諸如此類，可紀者甚多。在九百餘年前有此等市政，良可以無慚於世界其他都市。書闕有間，不能一一論列也。
複次，述商業都市。
春秋前之商業，不足以成都市。商業都市，蓋萌芽於春秋之末，而漸盛於戰國中葉以後。當時政治都市，實惟各國之都，然自工商業勃興，則地之交通利便為貨物集散綰轂者，自然為商旅所萃，而新都市興焉。故范蠡逐時於陶，呂不韋居奇於陽翟，皆非國都也（《史記·貨殖列傳》：「范蠡乘扁舟游於五湖，在陶為朱公。朱公以陶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按：陶，今山東定陶縣。《史記·呂不韋列傳》：「不韋，陽翟大賈也。」按：陽翟，今河南禹縣）。
秦漢以降，政治都市集於一。此外則以商業所萃為發展主要條件，司馬遷序傳《貨殖》，最能了解此中消息，《傳》中所舉當時大都市如下：
甲、關中區域（潼關以西。今陝西、四川、甘肅諸省）。
（一）長安（今陝西長安縣）。「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秦孝文、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興，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眾。……」
（二）巴蜀（今四川）。「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馬、氂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
（三）天水（今甘肅通渭縣）、隴西（今甘肅狄道縣）、北地（今甘肅環縣）、上郡（今陝西榆林道及內蒙鄂爾多斯左翼地）。「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
乙、三河區域（今河南全省及山西南部）。
（一）河東之楊（今山西洪洞縣）、平陽（今山西臨汾縣）。「楊、平陽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
（二）河內之溫（今河南溫縣）、軹（今河南濟源縣）。
「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余民，民欲儇急，仰機利而食。」
（三）河南之洛陽（今河南洛陽縣）。「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
（四）潁川（今河南禹縣）及南陽之宛（今河南南陽縣）。「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
丙、燕趙區域（今直隸）。
（一）趙故都邯鄲（今直隸邯鄲縣）。「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征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為氣任俠。」
（二）燕故都燕（今京師）。「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鵰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扶餘，東綰貉、朝鮮、真番之利。」
丁、齊、魯、梁、宋區域（今山東全省及河南東部、江蘇北部）。
（一）齊故都臨菑（今山東濟南）。「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夫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二）陶（今山東定陶縣）、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
戊、楚越區域（今淮河及長江流域各省及其以南）。
（一）西楚之楚故都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二）西楚之陳（今河南陳留縣）。「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利，其民多賈徐、僮取慮。」
（三）東楚之吳（今江蘇蘇州）。「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遊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四）南楚之楚故都壽春（今安徽壽縣）及合肥（今安徽合肥縣）。「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
（五）越之番禺（今廣東廣州）。「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據《貨殖傳》所言：「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故上表所謂第一區域者，實占當時全國財富之過半。而其唯一大都市即京師長安，巴蜀隴西諸地，實不過長安之貿易區域及物品供給地而已。故《傳》中亦不數其都市之名，蓋關中都市之發達，為絕對的集中狀態也。此外大都市，則在今河南者七，在今直隸、山東、山西、安徽者各二，在今江蘇、湖北、廣東者各一，其他諸省無聞。可見當時經濟狀況，北豐而南嗇。其在北地，則西部尤殷賑焉。今所謂東南富庶之區者，西漢全盛時，則「江淮以南，無凍餒之民，亦無千金之家」，氣象適相反矣。
漢後，江淮以南逐漸開拓。三國時吳之鼎立，以至晉宋兩次南渡，在政治上為分化發展，經濟上亦當然隨之為轉移。長江流域及東部沿海岸線陸續發生新都市，二千餘年間，變化殊著，其大勢別在《地理篇》論之，今不詳敘。
現代之商業都市，大約可以現行之八十九個大小通商口岸總括無遺。換言之，則今日海關常關所在地即全國商業集散之要所。再換言之，則商業市之繁榮，實以對外貿易之關係為主要條件也。今專就此部分為歷史的觀察，說明我國「通商口岸」之來歷。
中外交通，自漢初即以廣州為孔道，《貨殖傳》所謂：「番禺一都會，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蓋貨品自海外來者集焉。東漢末，中國與羅馬之海道交通，殆即以交州或廣州為鍵（《後漢書·西域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
中國、印度間之海通，西漢時似已頗盛，其海程見班《志》，而綰轂之者則廣東也（《漢書·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都甘盧國，自夫都甘盧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返矣。」據此則漢時航路出發點，不在今廣州市而在今廣州灣。已程不，丁謙謂屬南印度境，待考）。
廣州以通商關係故，自漢至隋，繼續發達。觀官吏貪黷之跡，可想見市廛殷賑之概（《晉書·吳隱之傳》：「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南齊書·王琨傳》：「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十萬也。」《隋書·侯莫陳穎傳》：「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
隋末迄唐，大食（阿剌伯）、波斯人與中國貿易極盛，中國通商口岸，因此漸擴充及於廣州以外。外國人著述中關於此方外之記載，最古者為九世紀中葉阿剌伯地理學家伊般哥達比（Ibnkhordadbeh）之《道程及郡國志》。［此書1865年譯成法文，1889年重譯成荷蘭文。據歐洲學者所考定，大概為844年至848年間（唐武宗會昌四年至宣宗大中二年）作品。此書吾未得見，以下所引，據日本桑原騭藏著《伊般哥達比》中之《支那貿易港》文中（《史學雜誌》三十卷十號），但桑原亦未見原書，亦從歐人論文中轉引雲］
據彼書所記，則中國當時通商口岸有四：最南者為Loukin，迤北曰Khanfou，更迤北曰Djaufau，最北曰Kantou。經東西學者考證辨難之結果，則第一口岸為龍編，實今安南境之河內；第二為廣府，即廣州；第三為泉府，即廈門；第四為江都即揚州。［原書略云：「自Semb（此為印度地名，即玄奘《西域記》之瞻波，義淨《寄歸傳》之占波，《新唐書》之占婆）至中國第一口岸Loukin，水陸路皆約一百Farsange，由此往Khanfou，海行四日，陸行二十日，由Khanbon行八日至Djanbou，更行六日至Kontou。」此四市所在地，東西學者不一其說。今據桑原所徵引，定為以上四地，其各家所根據之理由恕不詳引］
還觀中國記載，則當時沿海大市實惟此四處。文宗太和八年曾下詔言「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之當保護，令各節度使優待。嶺南蓋包舉龍編、廣州二地，福建則泉州，揚州則江都也［《全唐文》卷七十五太和八年詔：「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徵求，嗟怨之聲，達於殊俗……其憐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使常加存問……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按：唐時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龍編即嶺南節度使下之一縣（看《舊唐書·地理志》上）。伊般書中四市，此詔僅舉三地，以兩市隸嶺南也］。
當時回教隨大食商人勢力入中國，其根據地亦即廣、泉、揚三州（明何喬遠《閩書》卷三七：「……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
故知唐時通商口岸可指數者，實如伊般氏所云也。今依其順序加以敘述。
其一龍編，即今安南之河內（《續漢書·郡國志》引《交州記》云：「龍編縣西帶江，有仙山數百里。」《舊唐書·地理志》「嶺南道安南都護府」條下云：「貞觀元年置。」《元和郡縣誌》卷三十八：「龍編縣在交州東南四十五里。」）。
蓋外船入境之第一碼頭，先經彼而後達廣州（《舊唐書·地理志》：「交州都護，制諸蠻，其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下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自漢武以來，朝貢必由交趾之道。」唐李肇《國史補》卷下：「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
中唐以後，且曾議於其地設市舶司焉（《陸宣公奏議》卷十八有《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一篇，內云：「嶺南節度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
其名亦屢見於詩人謳歌及公牘（沈佺期有《度安海入龍編》一詩，見《全唐詩》卷四。陸龜蒙詩云「路入龍編海舶遙」，見《全唐詩》卷二十三。高駢《回雲南牒》敘平定安南事跡云：「比者親征海裔，克復龍編。」見《全唐文》卷八十二）。
蓋自兩漢時，今兩廣之地，全屬交州刺史治，而龍編實為其首府（東漢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始移治番禺），故入唐猶為商業重鎮，駸駸與廣州爭席。及清光緒十一年以後，安南割隸法國，龍編繁盛之跡，只留供讀史者之憑弔而已。
其二廣州。廣州自漢以來既為一都會，及唐則市舶使在焉。海關之起源，總管對外貿易而直隸於政府者也，其始置之年無考「市舶使為唐代創置無疑，但自《唐六典》至《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皆不載其官，故無從考其始置之年（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百二十言貞觀十七年始置，實誤引《宋史》紹興十七年之文，桑原氏辨之甚詳）］。
惟玄宗開元初既有是官，似是特派大員專領（市舶使之名最初見於史者曰周慶立。《新唐書·柳澤傳》云：「開元中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又《冊府元龜》卷五四六云：「柳澤開元二年為嶺南監選使，會市舶使右衛威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似其官為特派，非節度使兼領。又《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年，周慶立為安南使舶使。」似其時舶使駐安南也）。
時亦似宦官任之（《通鑑》卷二二三胡《注》：「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商舶之利，時以宦者為之。」《舊唐書·代宗紀》：「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體，縱下大掠廣州。」杜甫詩：「自平中官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即記其事。又《新唐書·盧奐傳》稱：「奐為南海太守，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幹其法。」按：奐為玄宗時人，則中官領市舶，自玄宗末年已然矣）。
其後蓋兼領於節度使焉（柳宗元為馬總作《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云：「……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內之輻員萬里以執秩拱壁，時聽教命；外之羈縻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據此知市舶使亦名押蕃舶使，由節度使兼領，故曰合二使之重莫與校大也。此文作於憲宗元和八年，或者自呂太一叛亂後，朝廷鑒其禍乃收其權於節度使也。《唐書·黃巢傳》：「……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於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可見唐末亦以節度使領市舶，故巢欲得之而朝議靳不與也）。
蓋當唐全盛時，海外交通之發達，為從來所未有。正如韓愈所云：「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送殷員外序》）而綰轂其口者實惟廣州，故廣州市之殷闐，為天下最。李肇記其事云：
南海船母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為之喧闐。有蕃長為主領，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舶腳。……（《國史補》卷下）
又天寶九載，僧鑒真往游日本，道出廣州，記其所睹情形云：
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州城三重，都督執六纛，一纛一軍，威嚴不異天子。（鑒真書中國失傳，日本有之，名曰《唐大和上東征傳》。見《群書類從》卷六十九）
韓愈嘗為文送嶺南節度使鄭權赴任，亦云：
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送鄭尚書序》）
觀此則廣州繁榮之狀——外國人來往之多，民物之殷阜，略可想見。故當時印度乃至西域各國人皆呼廣州曰「中國」，長安則曰「大中國」（義淨《求法高僧傳》卷上：「有一故寺，但有磚基，厥號支那寺。」自注云：「支那即廣州也，摩訶支那即京師也。」按：摩訶譯言大）。
據鑒真「往來居住，種類雜多」之文，知外國人雜居城中者不少，此外同樣之記載尚多［《舊唐書·王鍔傳》：「廣人與夷人雜處，地征簿而叢求於川市。鍔能計居人之業而榷其利，所得與兩稅相埒。」王虔休《進嶺南王館使院圖表》（《全唐文》卷五一五）云：「今年波斯古暹本國二舶順風而至……寶舶荐臻，倍於恆數。……除供進備物之外，並任蕃商列肆而市。」］。
故廣州具殊方詭俗，詩人往往詫嘆，形諸吟詠［《圖書集成》卷一三一四引《廣東通志》（舊志）云：「自唐設結好使於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詭服殊音，多留寓流濱灣泊之地，築室聯城以長子孫。使客至者，往往詫異，形諸吟詠。陸龜蒙詩：『居人愛近環珠浦，候吏多來拾翠洲。賨稅盡應輸紫具，蠻童多學帶金鉤。』」按：張九齡《送廣州周判官》詩：「海郡雄蠻落。」王建《送鄭權尚書之南海》詩：「敕設薰爐出，蠻辭咒節開。」張籍《送鄭尚書赴廣州》詩：「海外蠻夷來舞蹈。」又：「蠻聲喧夜市。」皆足為當時諸蠻雜居之證］。
有時長官處置失宜，則惹起騷動（《資治通鑑》卷二〇三：「廣州都督路元叡，為崑崙所殺。元叡暗懦，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叡，元叡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按：《舊唐書·南蠻傳》云：「林邑已南，皆拳發黑身，通號為崑崙。」崑崙蓋唐時對印度及馬來人之通稱）。
甚者相率為寇亂（《舊唐書·西戎傳》「波斯」條：「乾元元年，波斯與大食同寇廣州，劫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按：此殆如英法聯軍之燒圓明園矣。杜甫《諸將》詩：「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即詠其事）。
據當時阿剌伯商人之旅行記，則當乾符五年黃巢陷廣州時，回教徒、景教徒、祆教徒被害者已十二萬人，則外國人流寓之多可想［唐五代時阿剌伯人之中國旅行記，近代陸續發現譯成歐文者不少，內中有一部為阿蒲卓（AhouZeyd）所著，記回回曆二六四年（西紀878）有大盜Banshoa攻陷Khanfou，摩哈默教徒、基督教徒、穆護教徒被殺者十二萬（據日本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引》。回曆二六四年即乾符五年，《新唐書·僖宗紀》言黃巢以乾符六年陷廣州，而《舊唐書·盧攜傳》《新五代史·南漢世家》皆雲事在五年，然則阿蒲卓書所云Khanfou者即廣府，其所云大盜Banshou者必黃巢之訛無疑。《唐書·黃巢傳》稱「巢焚室廬，殺人如蓻」，其屠戮固不限於外國人。然此役亦可謂千年前之義和團矣］。
黃巢亂後，廣州元氣固大傷，然在唐末猶不失為一樂土。五代時南漢劉氏割據其地，尚極侈靡焉（昭宗大順元年，劉崇龜任嶺南節度使，時黃巢亂後十二年也。《廣州府志》卷七十六紀其事云：「崇龜至廣州，修理城隍，撫恤瘡痍，嶺海靖安，民夷賴之。」是廣州並未十分殘破之證。《五代史·南漢世家》云：「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之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亦廣州較為寧謐之證）。
其三泉州。泉州為唐時通商口岸，可據之史料較乏，然福建為當時外商湊集之一區域則甚明［《唐會要》卷百：「天祐元年，三佛齊使者蒲栗訶至福建。」《文苑英華》卷四五七載乾寧三年授王潮威武軍（福州）節度使制云：「閩越之間，島夷斯雜。」《五代史記》卷六八記王審知政績，稱其「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此皆唐時福建通商之證。前所述文宗太和八年詔明言嶺南、福建、揚州蕃商，則蕃商悉集此三區甚明］。
福建中則泉為首辟，據當時回教傳播區域可推［前文引何喬遠《閩書》稱：「摩哈默德四門徒，其二人各傳教廣州、揚州，其二人傳教泉州。」今揚州故跡雖無可考，然廣州現存有懷聖寺番塔（今粵人所稱花塔街），宋方信孺《南海百詠》謂創建於唐時。泉州現存清淨寺，有阿剌伯文之碑，謂創建於宋大中祥符二年（據桑原騭藏著《蒲壽庚事跡》），則唐代回教，隨大食商人勢力以入中國，而其最初根據地為廣、泉二州蓋事實也］。
泉州至南宋以後，駸駸奪廣州之席，為全國第一口岸，其事實當在下文別論之。
其四揚州。揚州為唐時第一大都市，時有「揚一益二」之稱（《資治通鑑》卷二五九「唐昭宗景福元年」條下云：「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
為鹽鐵轉運使所在地，東南財政樞軸寄焉（唐代最著名之財政家劉晏，整頓鹽鐵及漕運，即以揚州為根據地。宋洪邁《容齋初筆》卷九云：「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干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三十七）云：「自淮南之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一路百州遷徙貿易之人往還，皆出揚州之下，舟車日夜灌輸京師者居天下十之七。」此雖宋人記述之言，其所述者實唐以來情狀也（《唐書·李襲譽傳》：「揚州江吳大都會，俗喜商賈。」又《蘇環傳》：「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皆唐代揚州商業極盛之證。又《唐會要》卷八十六載代宗大曆十四年詔書云：「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民事爭利，先於揚州置邸肄貿易者罷之。」則當時揚州為利權淵藪可知）。
大抵因海岸、江岸變遷之結果，揚州地勢，今昔頗殊。在盛唐時，揚州城蓋距江岸甚近，其江岸又距海岸甚近，海船出入已便焉（唐李頎《送劉昱》詩：「鸕鶿山頭片雨晴，揚州郭里見潮生。」又李紳《入揚州郭詩序》：「潮水舊通揚州郭內，大曆以後，潮信不通。」此可為中唐以後揚州岸移海遠之證）。
坐是蕃客麋集，教徒沓來（文宗太和八年詔言：「揚州蕃客。」《閩書》記：「一賢傳教揚州。」俱見前引）。
波斯胡店，往往而有（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二：「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廣記》往往稱之，想不妄也。」按：《太平廣記》未及細查，當更有資料可采）。
偶值兵亂，則外商罹其難者且不少（《舊唐書·田神功傳》：「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此肅宗上元元年事也。可見當時揚州外僑不少）。
狹邪曲巷，且多賈胡足跡，供詩人謔笑之資（《全唐詩·諧謔二》載崔涯《嘲妓》詩云：「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崔涯與白居易同時，集中多揚州遊冶詩）。
觀此可知揚州為唐代第一都市，即以對外貿易論，其殷盛亦亞於廣州矣。後經五代之亂，揚州糜爛最劇，自此不復為互市重鎮（《舊唐書·秦彥傳》：「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畢師鐸、秦彥之後，孫儒、楊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盪，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觀此可知揚州衰落之原因。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九「唐揚州之盛」條下云：「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可見經北宋百餘年間，揚州迄不能恢復，重以金軍蹂躪，南宋後益不可問矣）。
宋代頗獎勵對外貿易，先後置市舶司之地七，元因之，而其地頗有異同。明初因元舊，中葉以後，因倭寇而始設海禁，末年還馳焉。清初以鄭氏據台灣，禁海益嚴。康熙二十二年，台灣平，始弛禁，設江海、浙海、閩海、粵海四海榷關。大抵由宋初迄清之道光，沿海諸市雖遞有盛衰，而廣州、泉州、寧波、上海恆保持優越地位，後此《南京條約》之所謂「五口通商」者，即沿歷史上基礎而成立也。今列舉宋、元、明三朝之重要海港如下。
宋代市舶司所在地及建置沿革，據《宋史》食貨、職官兩志可考見者如下：
一廣州（開寶四年置），二杭州（初置年不詳，熙寧九年議罷，未行，南宋乾道二年罷），三明州（今寧波。同上），四泉州（元祐二年置，南宋建炎初罷，未幾復），五密州板橋鎮（今膠州青島。元祐三年置），六秀州（今松江。宣和間置監官），七江陰（紹興二十九年置市舶務），八溫州（初置年不詳）。
元置市舶司七，後漸裁併，僅存其三。《元典章》（柯劭忞《新元史》卷六十二引）及《元史·食貨志》記其名如下：
一廣州（初置年不詳，大抵因宋之舊。至元二十五年改稱海南博易市舶提舉司），二泉州（至元十四年置），三杭州（初置年不詳，至元三十年罷），四慶元（今寧波。至元十四年置），五上海，六澉浦（今海鹽。上二地皆至元十四年置，大德二年罷，併入慶元），七溫州（初置年不詳，至元三十一年併入慶元）。
明代市舶司置罷不常，其曾置者則有以下諸市：
一太倉黃渡（此為一市抑二市待考。吳元年置，洪武三年罷），二明州（洪武初置，洪武七年罷，永樂元年復，嘉靖元年再罷，三十九年再復，四十四年再罷，萬曆中再復），三泉州（同上），四廣州（洪武初置，洪武七年罷，永樂元年復。嘉靖後全國舶司總於此市），五交趾、雲南（永樂初置。為兩官分領兩地，抑一官兼領兩地，司署設在何處，皆待考）。
據上所述，合以清初之四海關，則自唐迄明各通市之廢興如下表：
上諸市中，揚州、安南，唐以後皆漸衰落。安南今且淪為異域，雲南據樊綽《蠻書》所記，似唐時已頗占重要位置（《蠻書》云：「大銀孔南有婆羅門、波斯、闍婆勃泥、崑崙數種，外通交易之處多諸珍寶。」），宋則至斧畫江等諸化外，元亦不聞經略。惟明始一措意焉，後亦無聞。太倉暫興旋替，溫州僅為寧波附庸，皆不復細敘，惟敘自余各市狀況。
其一廣州。宋初廣、杭、明三舶司並立，而廣州實占全國對外貿易額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清梁廷枏《粵海關志》引北宋畢仲衍之《中書備對》，記神宗熙寧十年之貿易統計表，而加按語云：「謹按《備對》所言，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萬四千四百八十九斤，其內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廣州所收者則有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雖三處置司，實只廣州最盛也。」朱彧（北宋末人）《萍洲可談》卷二云：「崇寧初，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司，三方惟廣最盛。」按：所謂三路者，廣南東路，福建路，兩浙路也。是時泉已開市矣］。
南宋及元，雖一時為泉州所壓倒，然廣州終常保持優勢。他地市舶司，屢有裁併，惟廣則除海禁時代外，常為互市門戶，歷千年無替（絕對的海禁時代，一為明嘉靖元年迄三十九年，二為清順治元年迄康熙二十二年。廣州閉關，惟此兩時期耳）。
清康熙海禁開後，首設粵海關總西南洋互市之樞，至鴉片戰役後，則以條約定為五口通商之第一口焉（《廣東通志》卷一八：「康熙二十四年開南洋之禁，番舶來粵者歲以二十餘柁為率。至則勞以牛酒，牙行主之，所謂『十三行』是也。」）。
其二泉州。泉州自唐太和時已為蕃客走集之地，入宋而浸盛，當真宗時其地僑民蓋已甚多。創建頗壯麗之回教寺院，故神宗時已感有置市舶司之必要，哲宗時遂實行（泉州清淨寺創建於大中祥符二三年之間，有現存阿剌伯文碑記為證，前文已引及。則當時泉州外僑之多可想。《宋史·食貨志》：「熙寧五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創法講求之。』……」又云：「元祐二年增置市舶司於泉州。」）。
南宋以杭州為行在所，泉州以晉江轉輸內地便利故，駸駸奪廣府之席，為全國對外通商之總門戶（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二云：「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可見當時以泉州為海外航線之出發點）。
及其末年，泉州市舶提舉官有西域人蒲壽庚者，且能舉足輕重以制宋元興亡之鍵。泉之為重於天下可概見矣（蒲壽庚，《宋史》《元史》皆無傳。其人蓋阿剌伯人，先世僑居廣州，久以豪富聞。壽庚遷於泉，提舉泉市舶三十餘年，宋末任為福建招撫使。杭州陷，宋少帝逃至泉，欲依之，壽庚不納，旋以泉降元，殺戮宋宗室。宋不能偏安於閩粵，實壽庚之由。近日本桑原騭藏著《蒲壽庚事跡》一書，考證其全部史實，為歷史界一傑作）。
入元，泉州仍繼續其在商市中所占之最優地位。《元史》記西南諸蠻夷所在，大率以泉為計里之起點焉（《元史·外夷傳》「爪哇」條下云：「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又「馬八兒」條下云：「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此類尚多）。
當時歐洲人來游者如馬可·波羅之流，咸稱之為全世界第一商埠，入明清不替，道光後以廈門為五口通商之一焉［《馬可·波羅遊記》稱泉州為塞登（Zayton），其書云：「塞登為外國商人入蠻子國（元人稱南宋為蠻子國）之大埠，凡外國貨物，必先至此然後轉輸至他處。即胡椒一項，經塞登輸入中國者，與經亞歷山大輸入歐洲各國者，蓋為百與一之比例。此埠實世界獨一無二之大商埠也。」按：泉州稱為塞登者，桑原氏考證為「剌桐」之譯音。蓋宋時泉州亦稱剌桐城雲。此外，當時阿剌伯人稱剌桐城為世界第一大市者尚多，俱見桑原所引。］。
其三杭州。杭在北宋為海船輻輳之區，故初置三舶司而杭與居一焉（歐陽修《杭州有美堂記》：「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見其時杭州海舶之盛）。
其後舶司或與明州合併，或獨立（《宋史·食貨志》「開寶四年，始置市舶司於廣州，後又於杭、明置司。」據此似是杭、明同時並置，然《玉海》卷一八六則云：「後又置於杭，淳化中徙於明之定州。」然則先置於杭，後乃由杭徙明耳。徙明之年，《玉海》僅雲「淳化中」，不得其確年。乾道《臨安志》卷二云：「提舉市舶衙舊在城中，淳化三年四月庚午移杭州市舶司於明州定海縣。」則知在淳化三年，且日月皆可考矣。《玉海》又云：「咸平中，杭、明各置司。」《文獻通考》卷六十二云：「『咸平二年九月庚子，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聽蕃官從便。』據此，當是太祖開寶間置司杭州，太宗淳化三年廢杭司而移於明，真宗咸平二年乃杭、明並置。《宋史》混言之，誤也。」）。
南宋則杭為行在所，乾道間曾罷舶司，未幾旋復（《宋史·職官志》云：「乾道初，臣僚言兩浙市舶冗蠹，可罷。從之。」然淳祐《臨安志》卷七云：「市舶務舊在保安門外。淳祐八年，撥歸戶部，於浙江清水閘河岸新建，牌曰行在市舶務。」則淳祜間杭州明有市舶務，不知何年復置也。咸淳《臨安志》卷九亦有市舶務之記事）。
據元代西域人所記載，則宋元之間杭城蓋劃出二三市區專為外國人居留之地［有阿剌伯人伊般白都達（IbnBatuta）於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著有《記南宋杭都事》之書，言：「城內分六區，第二區為猶太人，基督教徒及拜日教之突厥人所居，第三區則回教徒所居，其市場與回教國無異。」（日本《史學雜誌》第二十七編第十號藤田豐八著《宋元時代杭州海港篇》所引）］。
中國故書所記，亦多有景教、回教、摩尼教徒雜居之痕跡（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十六：「舊十方寺在薦橋西，元僧也里可溫建。」按：也里可溫為元代基督教徒之稱。又卷十八云：「真教寺在文錦坊南，回回大師阿老丁所建。先是宋室徙蹕，西域夷人安插者多從駕而南，元時內附者又往往編管江浙閩廣之間，而杭州尤夥。」又云：「靈壽寺，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建，本畏吾氏世族，故稱為畏吾寺，俗訛為義烏寺。」按：此即白都達所謂拜日教之突厥人，其寺實摩尼教寺也）。
然自元以後，杭州漸為明州所掩，不復能占兩浙商業市第一流位置。
其四明州慶元。今之寧波，在宋為明州，在元為慶元。當北宋初年，曾移杭州舶司於此，其後與杭並立（見前注），入元則杭為明絀矣（《元史·食貨志》：「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三於慶元、上海、澉浦。」而杭州不與焉）。
杭屈於明之故，蓋因海岸變遷，杭漸不適於碇泊，明則恃內河轉運之便，灌輸內地（宋姚寬《西溪叢話》卷上引無名氏之海潮說云：「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北望嘉興大山，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舶船，畏避沙潬，不由大江，惟浮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矣。」按：據此知杭州商舶日少之故，由於錢塘江所淤沙灘太大，不適碇泊，而寧波有餘姚小江，接連運河，可通杭州、紹興各地也）。
寧波以交通優便故，元初江浙間雖三市並立，非久皆並於慶元（《元史·食貨志》：「大德二年並上海、澉浦入慶元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
明則專為日本通市之地（《明史·食貨志》：「市舶司……洪武初……設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日本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為十年，人數為二百，舟為二艘。」）。
嘉靖間，日人以爭互市真偽哄於長官，遂引起倭寇之難。於是寧波封鎖，而全國海禁且緣之而起。中國自唐宋以來皆獎勵互市，輓近政策之變，自茲始也（《明史·食貨志》：「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設、朱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真偽。市舶中官賴恩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遂大掠寧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寧台，數千人登岸焚劫……乃嚴海禁，毀余皇。」）。
明清之交，浙東為明守者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間開海禁，仍置浙海關於寧波，道光二十二年，遂為五口通商之一。
其五溫州。南宋及元曾開市，非久遂罷，無得而詳述焉（《元史·食貨志》稱：「至元三十年以溫州市舶司併入慶元。」溫市何時旬置，無考，想為期甚暫）。
其六澉浦。今海鹽也，宋末開市（？），元因之，非久亦並歸慶元（明王樵《槜李記》：「澉浦在海鹽之西，宋元時通番舶之處。」宋常棠《澉水志》：「市舶場在鎮東海岸，淳祐六年創市舶官，十年置場。」《元史·食貨志》：「至元三十年，泉州、上海、澉浦、溫州、廣州、慶元市舶司凡七所。」元姚桐壽《樂郊私語》云：「澉浦市舶司，前代不設，惟宋嘉定間置有騎都尉監本鎮鹽課耳。國朝至元三十年，以留夢炎議置市舶司。」按：以上各書所言，互相違異，據《澉水志》則宋已置司，且能確指其年與地。據《樂郊私語》則雲「前代不設」，且明述其創之年與建議之人，而《宋史》亦絕不言有澉浦置司事。兩說孰當，更待考證。又《元史》及《續文獻通考》皆言澉浦司置於至元十四年，姚相壽雲在三十年，疑姚較可信）。
其七秀州、上海。秀州在宋時領嘉興、華亭、海鹽、崇德四縣，屬兩浙路。宣和中始置市舶務於華亭之青龍江浦，實今日上海市場之嚆矢（《宋史·食貨志》：「宣和元年，秀州開青龍江浦，舶船輻輳，請復置監官。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至是復設官專領焉。」）。
華亭為舊松江府附郭，南宋時既為通商名縣（宋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四《朱公墓志銘》云：「華泉據江瞰海，富室大家，蠻商舶賈，交錯於水陸之道，為東南第一大鎮。……」）。
青龍江在城北七十里，明隆慶間始即其地分置青浦縣，蓋宋時海舶出入之所（《明一統志》「松江府」條下：「青龍江在府城北七十里，上接松江，下通滬瀆，吳孫權造青龍戰艦於此，故名。」明隆慶六年分青龍鎮置青浦縣，亦見《明一統志》）。
然吳淞江為大江入海尾閭之泄，淤積最易，故宣和元年青龍雖一度開浚，及南宋淳熙開又復堙塞（宋袁燮《絜齋集》卷十二《羅公行狀》云：「華亭河流斷絕，邑宰劉璧相視青龍江可通潮，而湮廢已久，集丁夫，給官價，不超五日，浚七十餘里，潮達縣市。」按：此文所記為淳熙十四年事，上距宣和元年僅六十八年）。
今之上海，本華亭屬，舊名華亭海。青龍湮後，江岸南徙，宋末已發展為市，及元而折置縣治。歷明迄清，至今遂為國中第一市場（《明一統志》：「上海本華亭縣地，居海之上洋，舊曰華亭海。宋時商販積聚，名曰上海市。元至元中，置上海縣。」明曹學佺《松江志勝》云：「按《永樂大典》載《郟亶水利考》謂：『松江南有大浦十八，中有上海、下海二浦。』今縣治之左有大川，曰黃浦，亦曰上海浦，縣之得名以此。」按：以上兩條，記上海沿革及其名稱之由來，甚明。《文獻通考》卷六十二載宋乾道間臣僚言「市舶置司，乃在華亭」，疑即指「華亭海」，即今上海地）。
其八江陰。在北宋時亦為賈船走集之所（《王荊公詩集》卷三十四有一題云：「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詩云：「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賈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
南宋初曾置市舶務，蓋來者多高麗賈客雲［江陰市舶務《宋史》食貨志、職官志皆未載，不知設於何年，惟《文獻通考》一言之（詳下條）。袁燮《絜齋集》卷十七《趙公墓志銘》云：「擢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江陰縣……有市舶務，公兼之。高麗之至者，初止一艘，明年六七焉。語人曰：吾聞長官清正，所以來此。」是袁燮時其官猶存也］。
蓋南宋以都浙故，浙中設官特多，市舶之在兩浙路者凡五處，江陰軍其一也（《宋史·食貨志》紀宋時市舶，其在兩浙者僅及杭、明、秀三州。《職官志》則言：「福建廣南各置務於一州，兩浙市舶乃分建於五所。」所謂「五所」者未嘗舉其名。《文獻通考》卷六十二引乾道初臣僚言：「兩浙惟臨安、明州、秀州、溫州、江陰軍凡五處有市舶。」此足補《宋史》之闕矣）。
其九太倉。蓋明太祖初起時互市之所，未幾而廢（《明史·食貨志》：「市舶司提舉官……洪武初設於太倉黃渡，尋罷。」）。
其十密州板橋鎮。今青島也，自晉以來，即為中國與印度交通孔道（法顯歸國時，舟泊於長廣郡之勞山，即青島也。西域僧遵此路來朝者尚有數人。見《高僧傳》。今未及細檢，容更補註）。
北宋之初，其地海上貿易已頗盛［有蔡齊者，官密州，范仲淹為作墓志銘，稱其「力請放海利以救東人」（見《範文正集》卷十二）。歐陽修為作行狀，稱其「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飢，東人至今賴之」（見《歐陽文忠公集》卷□）。據此知前此密州有海禁，至仁宗時由蔡齊解放］。
至神宗元豐間，遂議置板橋市舶司，哲宗元祐間實行，徽宗政和間益趨繁盛（《宋史·食貨志》元豐五年知密州范鍔言：「板橋瀕海，東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商賈所聚，海舶之利，顓於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元祐三年，鍔等復言：「……若板橋市舶法行，則海外諸貨物積於府庫者，必倍於杭、明二州。……乃置板橋市舶司。」楊時《龜山集》卷三十四《陸愷墓志銘》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海舶麋至，多異國珍寶。」按：此蓋徽宗大觀、政和間事）。
密州所以勃興之故，蓋緣淮南一帶，既因唐末五代之亂而衰落，而北宋建都汴梁，北方宜有海港以為灌注，恰值當時對高麗貿易正盛，故密為其最適之地點焉（《萍洲可談》卷二：「元豐待高麗人最厚，沿路亭傳皆名高麗亭。高麗人泛海而至明州，則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謂之南路。或至密州，則由京東陸行至京師，謂之東路。……」按：此文敘汴梁與海岸交通狀況最明了）。
南北海路交通，在此時似亦已盛開，而北之密，南之明，即為兩主要港（姚寬《西溪叢話》：「今自二浙至登州與密州，皆由北洋。水極險惡，然有自膠水鎮三日而抵明州定海者。」）。
宋南渡後，密州實為宋金互市之要地（《宋史·李全傳》：「膠西當寧海之沖，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
元行海運，此為運河入海處，置海倉焉（《萊州府志》：「元至元時，海運故道入海處，尚有海倉遺蹟。」）。
明初為倭寇滋擾，逐漸衰落，海禁後益無可紀。直至近代，德日先後占領，迄今葛藤未絕焉（《山東通志》云：「黃島在膠州東南六十裏海中，舊有居民，因倭寇遷避，遺址多存。」）。
以上十地，並前文所述之揚州、龍編，可稱為自唐以來中國沿海十二大都市。尤大者為廣、泉、揚、杭、明、秀六州，其他六地次之。最盛時期為唐宋，元尚繼續保持，自明以迄清中葉則為中落時期。其原因，蓋緣波斯、大食人在唐宋時正為全世界商業活動最主要之民族。其人無政治野心，壹惟以通商為務，我國人亦以懷柔遠人之態度歡迎之保護之，耦俱無猜焉。都市之繁榮，彼我皆利賴之。明清以還，波斯久衰，大食亦日已不競。葡萄牙、荷蘭先後代興，其勢力未能大伸於遠東。故東西互市，頓呈中落之象。中間倭寇滋擾，幾與明祚相終始，國人厭惡外夷之心日益甚，馴至有海禁之設。清中葉後，英人橫行海上，馴至有「毒藥戰役」，我師熸焉，作城下盟。今之所謂通商口岸，非復昔所云矣。各市商業狀況，當於《通商篇》別述，今但刺取僑民掌故與市政有連者論次一二雲。
外人除通商市外是否可以雜居內地，唐以前法制無可考（唐文宗太和八年詔書言：「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似當時無雜居內地之禁）。
宋初，蓋僅聽在廣州居止，不得適他地，崇寧間始由市舶司發給護照來往焉（《宋史·食貨志》：「崇寧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券，毋雜禁物奸人。初，廣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廣州，聽其往還居止，而大食諸國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
即在通商市中，原則上亦只許居城外（朱熹《文公集》卷九十八《傅自得行狀》云：「化外人法不當城居。」可見南宋時法律上明有此規定，大抵自唐時已然矣）。
外人所居地謂之「蕃坊」，名義上頗類今租界矣。蓋起自唐時，宋後沿之［朱彧《萍洲可談》云：「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彧書成於宋徽宗宣和元年（據《直齋書錄解題》），則北宋時確有蕃坊可知。然蕃坊恐不止起於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四引《投荒錄》云：「頃年在廣州蕃坊，獻食多用糖蜜腦麝，有魚俎，雖甘香而腥臭自若也。」《投荒錄》為唐文宗太和中房千里所著，見《新唐書·藝文志》，則唐之中葉，廣州既有蕃坊矣］。
明則政府特建館舍以居之（《明史·食貨志》：「永樂三年，以諸蕃貢使益多，乃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廣東通志》卷一八〇引郝《志》云：「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建屋一百二十間以居番人。」據此知福建、浙江兩驛亦必有建屋矣）。
清則牙商築室招待焉（《廣東通志》卷一八〇：「番舶來粵則勞以牛酒，牙行主之，所謂『十三行』也，皆起重樓台榭為番人居停之所。」按：十三行今為西關街名，在城中極繁盛處，蓋昔日番商租界遺址也。十三行招待番商，蓋鴉片戰役前尤然）。
宋時蕃坊所在，廣、泉、杭三州尚約略可考，廣州蓋在城西南（廣州蕃坊所在確地，今難考。惟據《廣東通志》卷二一八引金《志》云：「舊府學在西城蕃市通衢。」則蕃市在城西可知。又引黃《志》云：「明市舶提舉司署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樓故址。」又云：「海山樓建於嘉祐中，……在鎮南門外，山川拱揖，百越偉觀此為第一，樓下即市舶亭。」市舶亭計當與蕃坊相近也。又引郝《志》云：「明懷遠廢驛在府城西。」先輩或言今濠畔街為懷遠驛站故址。要之，宋以來外僑皆居城西南，殆無可疑。昔時珠江江面必較今為闊，故在城西南一里之海山樓即臨大江。《萍洲可談》記其形勝云：「廣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樓，正對五洲，其下謂之小海。」）。
泉州蓋在城南（南宋趙汝適《諸蕃錄》卷上記：「大食巨商施那幃僑寓泉南，且在泉州城外東南作叢冢為賈胡之公葬地。」又言：「南毗國蕃商時羅巴智力干父子住居泉南。」又言：「天竺僧囉護哪在泉州城南建寶林院。」據此，則當時泉州蕃坊在城南可知）。
杭州蓋在城東清泰門內（《西湖遊覽志》云：「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基也，元僧也里可溫建。」又云：「文錦坊在薦橋西。」又云：「真教寺在文錦坊南，元延祐間回回大師阿老丁所建。先是宋室徙蹕，西域夷人安插者多從駕而南。元時內附者又往往編管江浙閩廣之間，而杭州尤夥。」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八云：「杭州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俗謂之八間樓，皆富貴回回所居。……」則薦橋一帶為外僑所聚居，甚明。薦橋在何地耶？《遊覽志》云：「清泰門在城東，宋名崇新門，俗稱薦橋門。」據此諸條，杭州蕃坊地可以略定矣。前文引伊般具都達所言杭城第二、第三市區，即其地也。《輟耕錄》又云：「聚景園回回蕞冢在焉。」聚景園又在何處耶？徐逢吉《清波小志》卷上云：「聚景園在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此《武林舊事》所載，今則為番回埋骨之地。」嘉靖《仁和縣誌》云：「舊城基南路有回回墳。」則宋聚景園故址入元為回回墳者，明時在舊城基南可知。舊城基又在何處耶？《遊覽志》又云：「張士誠據兩浙，改築杭城，自艮山門、清泰門展出三里，而絡市河於內，此其舊基也。」據此則清泰門內一帶地即所謂薦橋附近者，在張士誠以前實為城外，宋元蕃坊即在此）。
然所謂「化外人法不當城居」者，不過法律上有此規定云爾。事實上因禁網疏闊之故，城居者蓋亦不少（宋樓鑰《攻媿集》卷八十八《汪大猷行狀》云：「蕃商雜處民間。」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四云：「自唐設結好使於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詭服殊音，多流寓海濱灣泊之地，築石聯城以長子孫。……禁網疏闊，夷人隨商，翱翔城市。」）。
唐代蕃人雜居廣州事，前文已述（看第八十葉），至宋時則有蒲姓之酋豪，世居廣州城中，實為宋末賣國奴蒲壽庚之祖（宋岳珂《桯史》卷十一：「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曰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復反，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侈靡逾制，使者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
蕃商在唐時則波斯最富（波斯胡賈之豪奢，見於唐人筆記小說中者甚多，不可悉舉。李商隱《雜纂》卷上有「不相稱」一條，所列舉者一窮波斯，二病醫人，三瘦人相撲，四肥大新婦。波斯不宜有窮人，此段小滑稽語句，可代表晚唐時人感想），在宋時則阿剌伯最富［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云：「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桯史》卷十一所記豪商蒲姓者，即大食人也。岳珂記其人赴知州宴時豪侈之狀云：「其揮金如糞土（賞犒），輿皂無遺，珠璣香貝，狼藉座上。」］。
其商人至能報效私財以修城池［《宋史·外國傳》「大食國」條下云：「熙寧中，其使辛押陀羅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許。」按：使所云使者，蓋前此商人皆以貢使為名，其實則僑商耳。蘇轍《龍川略志》（《天下郡國利病書》引）別有關於辛氏之紀事云：「番商辛押陀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資數百□緡。」明楊思謙《泉州府志》卷四云：「嘉定四年，守鄒應龍以賈胡簿錄之貲請於朝而大修之，城始固。」是熙寧中雖不許蕃商助修廣州城，嘉定間卻許其助修泉州城矣］。
其僑民首領，名曰蕃長，又有都蕃長，實為後此領事、總領事之濫觴（《萍洲可談》卷二：「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唐會要》卷一百：「天祐元年六月，授福建道三佛齊國入朝進奉，使都蕃長蒲訶栗為寧遠將軍。」），亦名曰蕃首，或呼之為番酋（《宋史·大食傳》記都蕃首蒲陀羅離慈事。唐劉恂《嶺表錄異》記在番酋家食棗事）。
蕃長雖以蕃人為之，但須經朝命，非如今領事官由彼國簡派也（《宋史·大食傳》云：「熙寧中，其使辛押陀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云：「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阨婆離慈表令男麻勿奉貢物，乞以自代，詔但授麻勿郎將。」可見蕃長次經政府任命，不輕授，且常須經廣州吏察核保舉）。
故其人實為中國官吏，服中國之服（《萍洲可談》卷二：「蕃長用蕃官為之，巾袍履笏如華人。」）。
其關於外人犯罪之裁判，據《唐律疏議》所規定：
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卷六《名例》）
此實為領事裁判權之嚆矢。蓋守「因其風不易其俗」之訓，以寓「懷柔遠人」之意，純出於恩惠的特許，非有所脅而然也（《疏議》云：「化外人謂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製法不同。其有同類自相犯者，須問其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異類相犯者，若高麗之與百濟之類，皆以國家法律論定刑名。」按：此疏解釋律文甚明。例如英人與英人爭訟，則適用英國法律。英人與法人爭議，則適用中國法律也。至英法人與中國人爭訟，須用中國法律，自無待言）。
《明律》則改為「凡化外人犯罪者並依律擬斷」，無復中外之別（《明律》注云：「化外人即外夷來降之人及收捕夷寇散處各地方者皆是。」對於化外人之解釋與《唐律疏議》不同，恐非是。蓋來降人等，已變成中國人，不必別立規定也。明代外人僑寓者視唐宋為少，且不見有蕃長等官，則其一切受治於本國法律固宜）。
依《唐律》本意，則中國法官審判外人罪犯時，「須問其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云爾，原則上並不以審判權授諸外人也。然對於外國而一一調查其「俗法」，為事頗繁難，故為程序簡易起見，往往委蕃長以便宜從事，然亦限於輕微罪而已，罪稍重者仍付正式法庭（《萍洲可談》卷二：「蕃人有罪，詣廣州鞫實，送蕃坊行遣，……徒以上罪，則廣州決斷。」）。
然而官吏偷惰，奉行不善，時或放棄職權委諸外人，甚至中外斗訟之案，亦依蕃例「樓鑰《攻媿集》卷八十八《特進汪公（大猷）行狀》云：「蕃商雜處民間，而舊法與郡人爭鬥，非至折傷，皆用其國俗。」］。
惟伉直守法之長吏，每當官而行，不稍假借（《宋史·王渙之傳》：「渙之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殺奴，市舶使據舊比，止送其長杖笞，渙之不可，論如法。」又《汪大猷傳》：「大猷知泉州。故事，蕃商與人爭鬥，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又《張昷之傳》：「徒廣南路轉運使，夷人有罪，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昷之請一以漢法從事。」）。
其有濫用此特許的恩惠與惰力的習慣，而認為正當權利為治外法權之要求者，實自明成化間之日本人始，論史者有餘恫焉耳（《明史·日本傳》云：「成化四年十一月，使臣清啟復來貢，傷人於市，有司請治其罪，詔付，清啟奏言：『犯法者當用本國之刑。』且自服不能鈴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無忌。」按：清啟曲解《唐律》條文，不服裁判，而朝廷亦竟優容之。此領事裁判權痛史之第一幕也矣）。
（1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