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 · 第二十六章 明之文物
歷代史書，所志藝文、經籍，大抵兼舉前代及當時所有之書籍，惟《明史》不志前代之書，第述有明一代之著作。
《明史·藝文志》：「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晉、宋以來因之。前史兼錄古今載籍，以為皆其時柱下之所有也。明萬曆中，修撰焦竑修國史，輯《經籍志》，號稱詳博，然延閣廣內之藏，竑亦無從遍覽，則前代陳編，何憑記錄？」「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寧闕而不詳雲。」
其數為十萬零五千九百七十四卷。觀其一朝之人著作之富，則其當時之文化，可以推想。史稱北京文淵閣貯書近百萬卷，
《明史·藝文志》：「明太祖定元都，大將軍收圖籍致之南京，復詔求四方遺書，設秘書監丞，尋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樂四年，帝御便殿閱書史，問文淵藏書。解縉對以尚多闕略，帝曰：『士庶家稍有餘資，尚欲積書，況朝廷乎！』遂命禮部尚書鄭賜遣使訪購，惟其所欲與之，勿較值。北京既建，詔修撰陳循取文淵閣書一部至百部，各擇其一，得百櫃，運致北京。宣宗嘗臨視文淵閣，親披閱經史，與少傅楊士奇等討論。……是時秘閣貯書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
蓋宋、遼、金、元之書，悉萃其中，故卷數之富，為歷代館閣所未有也。秘閣之外，行人司藏書亦富，
《識小錄》（王夫之）：「翰林名讀中秘書而實無一書之可讀，惟行人司每一員出使，則先索書目以行，購書目中所無者，多至數冊，少亦必一冊，納之司署，專設司吏一人，收貯簡曬，故行人司藏書最富。」
蓋古者太史採風陳詩之遺也。其他貴族縉紳儒流士庶藏書之家，尤指不勝屈。若朱睦、
《明史諸王傳》：「鎮國中尉睦字灌甫，鎮平王諸孫，被服儒素，覃精經學。」《萬卷堂書目跋》（睦）：「余宅西遊息之所，建堂五楹，以所儲書環列其中。仿唐人法，分經、史、子、集，用各色牙籤識別。經類凡十一：《易》《詩》《書》《春秋》《禮》《樂》《孝經》《論語》《孟子》、經解、小學，凡六百八十部，六千一百二十卷；史類凡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制書、傳記、職官、儀注、刑法、譜牒、目錄、地誌、雜誌，凡九百三十部，一萬八千卷；子類凡十：儒、道、釋、農、兵、醫、卜、藝、小說、五行家，凡一千二百部，六千零七十卷；集類凡三：楚詞、別集、總集，凡一千五百部，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編為四部。」
葉盛、
《乾隆蘇州府志》（習嶲）：「崑山葉文莊公盛宅，在東城橋西。公生平嗜書，手自讎錄，至數萬卷。」
《靜志居詩話》（朱彝尊）：「文莊儲藏之目為卷止二萬餘，然奇秘者多，亞於冊府。」
楊循吉、
《澹生堂藏書訓》（祁承）：「楊儀部君謙[1]，性最嗜書，家本素封，以購書故，晚歲赤貧，所藏十餘萬卷。」
何良俊、
《列朝詩傳》：「何良俊字元朗，少而篤學。……每喟然嘆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
王世貞、
《少室山房筆叢》（胡應麟）：「王長公[2]，小酉館在弇州園涼風堂後，凡三萬卷，二典不與，構藏經閣貯焉。」
胡應麟、
《澹生堂藏書訓》：「婺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書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
黃虞稷、
《黃氏千頃齋藏書記》（錢謙益）：「虞稷之先人，少好讀書，老而彌篤，自為舉子，以迄學官，修脯所入，衣食所余，未嘗不以市書也。藏書千頃齋中，約六萬餘卷。余小子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3]
徐、
《紅雨樓家藏書目序》（徐）：「合先君子、先伯兄所儲，可盈五萬三千餘卷。」
毛晉、
《同治蘇州府志》：「毛晉世居迎春門外七星橋，少為諸生，性嗜捲軸。湖州書舶雲集於門，邑中為之諺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前後積至八萬四千冊，構汲古閣、目耕樓以庋之。」
謝兆申等，
《筆精》（徐）：「邵武謝兆申好書，盡罄家資而買墳籍，藏蓄幾盈五六萬卷。」
皆收藏至二三萬卷以上。其范氏之天一閣，
《茶餘客話》（阮葵生）：「范欽號東明，喜購舊本，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為第一。」
錢氏之絳雲樓，
《絳雲樓書目題詞》（曹溶）：「虞山宗伯所積，幾埒內府，視葉文莊、吳文定及西亭王孫或過之。……晚歲居紅豆山莊，出所藏書，重加繕治，區分類聚，棲絳雲樓上，大櫝七十有三。」
尤為目錄家所艷稱。士大夫咸以嗜書殖學為務，故能上紹唐、宋，而下開有清之文治焉。
官書之風，以明為盛。
《書隱叢說》（袁恬）：「官書之風，至明極盛。內而南北兩京，外而道學兩署，無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數卷新書與土儀並充饋品，稱為書帕本。」「孫毓修曰：明時官司衙署刊本，周弘祖《古今書刻》略載之。明祖分封諸王，各賜宋板書帖，諸王亦能於養尊處優之餘，校刊古籍，模印精審，至今見稱。如沈、唐、潞、晉、徽、益諸藩，皆有傳刻。」
南北兩監，藏板至夥，歷代正史，一再雕印。
《南雍志》（黃佐）：「梓刻本末《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則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4]。自後四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修補，板既叢亂，旋補旋亡。成化初，祭酒王懙會計亡數，已逾二萬篇。弘治初，始作庫供儲藏。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刊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學博才裕，使將原板刊補。其廣東原刻《宋史》差取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後邦奇、汝璧遷去，祭酒林文俊、司業張星繼之，方克進呈。」
《善本書室藏書志》（丁丙）：「北監二十一史，奉敕重修者，祭酒吳士元、司業黃錦也。自萬曆二十四年開雕，閱十有一載，至三十四年竣事，皆從南監本繕寫刊刻。」
書坊之多，以燕京、江、浙為盛。
《經籍會通》（胡應麟）：「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輦下所雕者，每一當浙中三，紙貴故也。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當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冊類書，咸會萃焉。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涌金門之內，及弼教坊、清和坊，皆四達衢也。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姑蘇書肆，多在閶門內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率其地梓。……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宋本稱最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工匠刻書，價值亦廉。
《茶香室續鈔》（俞樾）：「明劉若愚《酌中志》云：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厘，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費相同。按此知明時刻書價值至廉，今日奚翅倍之也。」
然如《永樂大典》之巨書，當國家財力全盛之時，亦未能付諸雕板，是亦至可惜之事也。
明代儒臣奉敕編輯之書至夥，而卷冊最富者，無過於《永樂大典》。
《明史·藝文志·類書類》：「《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九百卷。原註：永樂初，解縉等奉敕編《文獻大成》既竣，帝以為未備，復敕姚廣孝等重修，四歷寒暑而成，更定是名。成祖制序，復以卷帙太繁，不及刊布。嘉靖中，復加繕寫。」
其書以韻為綱，而以古書字句排列於下，以便檢尋。而體例不一，至有舉全部大書悉納於一韻之一字中者，與前此類書割裂原文以事相次者有別。故元以前佚文秘典所不傳者，轉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復見於世。
《四庫全書總目》：「《明實錄》載成祖諭解縉等：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採摘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無厭浩繁云云。故此書以《洪武正韻》為綱，全如《韻府》之體。其每字之下，詳列各種書體，亦用顏真卿《韻海鏡原》之例。惟其書割裂龐雜，漫無條理，或以一字一句分韻，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韻，或全錄一書，以書名分韻，與卷首凡例多不相應，殊乖編纂之體。……然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傳者，轉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訂，復見於世。」
當明之世，南北二京，僅有寫本三部。
《四庫全書總目》：「《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明永樂元年七月奉敕撰，二年十一月奏進，賜名《文獻大成》。總其事者，為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與其事者，凡一百四十七人。既而以所纂尚多未備，復命太子少保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與縉同監修。與其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於永樂五年十一月奏進，改賜名曰《永樂大典》[5]。並命複寫一部，鋟諸梓，以永樂七年十月訖工[6]。後以工費浩繁而罷[7]。定都北京以後，移貯文樓[8]。嘉靖四十一年，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拱、張居正校理[9]。至隆慶初告成，仍歸原本於南京[10]。其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宬[11]。明祚既傾，南京原本與皇史宬副本並毀。今貯翰林院庫者，即文淵閣正本，僅殘闕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顧炎武《日知錄》以為全部皆佚，蓋傳聞不確之說。書及目錄共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與原序原表併合。《明實錄》作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明史·藝文志》作二萬二千九百卷，亦字畫之誤也。」
議者雖請鐫印，頒發國學，訖未實行。
《野獲編》（沈德符）：「甲午春，南祭酒陸可教有刻書一疏，謂文皇帝所修《永樂大典》，人間未見，宜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匯成，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上即允行，至今未聞頒發也。按此書至二萬餘卷，即大內止寫本一部。至世宗重錄，以備不虞，亦至穆宗朝始告竣。效勞諸臣，俱敘功優升，若付梨棗，更豈易言。」
至清僅存殘本一部，修《四庫全書》時，曾就其中輯錄古書數百種。
《四庫全書總目》：「今裒輯成編者，凡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
然其可采者尚多，翰林之嗜古者，往往從而抄輯。至光緒庚子之亂，毀於兵燹，今只存六十四冊。
《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永樂大典》六十冊[12]，明解縉等撰，嘉靖重錄正本，存二支、九真、十八陽、十九庚、二十尤、六姥、四霽、五御、一屋、二質等韻。」「此書尚有四冊，留教育部。」
尚有零冊散入外國，頗為外人珍視，美之圖書館曾以珂羅版影印一冊焉。
京師圖書館藏有美國圖書館長勃特蘭博士所贈珂羅版印《永樂大典》一冊，自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卷至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卷，僅一服字韻中，繪衣服圖甚多。
明代取士，專重科舉，試以制義，至清猶沿其法，此世所詬病也。
《明史·選舉志》：「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詩》《書》《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曰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於廷，曰廷試，亦曰殿試。分一、二、三甲以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鄉試第一為解元，會試第一為會元，二、三甲第一為傳臚雲。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皆初九日為第一場，又三日為第二場，又三日為第三場。初設科舉時，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後頒科舉定式，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廷試，以三月朔。鄉試，直隸於京府，各省於布政司。會試，於禮部。主考，鄉、會試俱二人，同考，鄉試四人，會試八人。提調一人，在內京官，在外布政司官。會試，禮部官監試二人，在內御史，在外按察司官。會試，御史供給收掌試卷；彌封、謄錄、對讀、受卷及巡綽監門，搜檢懷挾，俱有定員，各執其事。舉子，則國子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閒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試卷之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本經、所司印記。試日入場，講問、代冒者有禁。晚未納卷，給燭三支。文字中迴避御名、廟號及不許自序門地。彌縫編號，作三合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謄錄用朱，謂之朱卷。試士之所，謂之貢院。諸生席舍，謂之號房。人一軍守之，謂之號軍。試官入院，輒封鑰內外門戶。在外提調、監試等謂之外簾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內簾官。廷試用翰林及朝臣文學之優者為讀卷官。共閱對策，擬定名次，候臨軒。或如所擬，或有所更定，傳制唱第。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不第，入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或授府佐及州縣正官，或授教職。此明一代取士之大略也。」
然明初立法，實非專尚時文。
《日知錄》（顧炎武）：「《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13]，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此真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其後展轉流變，士益不務實學，至有「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之嘆。
《日知錄》：「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鉤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丘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相交譙呵，以為必不得顓業於帖括，而將為坎坷不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歟！」
蓋人心嗜利苟得，有可以簡陋而得虛榮者，則相率從之，而目務實用者為迂遠。雖有善法，不時時為之改良，其歸宿亦猶是耳。
明初最重學校，以學校為科舉之本；而出身學校者，可不必由科舉。
《明史·選舉志》：「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
觀明初國學之制及國子生之盛，殆遠軼於唐、宋。
《明史·選舉志》：「國子學之設，自明初乙巳始。洪武元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義者並充學生。……」「天下既定，詔擇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子學。……」「初，改應天府學為國子學，後改建於雞鳴山下。既而改學為監，設祭酒、司業及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饌、典簿等官。分六堂以館諸生：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學旁以宿諸生，謂之號房。厚給廩餼，歲時賜布帛文綺襲衣巾靴。正旦、元宵諸令節俱賞節錢。孝慈皇后積糧監中，置紅倉二十餘舍，養諸生之妻子。歷事生未娶者賜錢婚聘，及女衣二襲，米月二石。諸生在京師歲久，父母存，或父母亡而大父母、伯叔父母存，皆遣歸省，人賜衣一襲，鈔五錠，為道里費，其優恤之如此。而其教之之法，每旦，祭酒、司業坐堂上，屬官自監丞以下，首領則典簿，以次序立。諸生揖畢，質問經史，拱立聽命。惟朔望給假，余日升堂會饌，乃會講、復講、背書、輪課以為常。所習自四子本經外，兼及劉向《說苑》及律令、書、數、《御製大誥》。每月試經、書義各一道，詔、誥、表、策論、判、內科二道。每日習書二百餘字，以二王、智永、歐、虞、顏、柳諸帖為法。每班選一人充齋長，督諸生工課。衣冠、步履、飲食，必嚴飭中節，夜必宿監，有故而出，必告本班教官，令齋長帥之以白祭酒。監丞置集愆簿。有不遵者書之，再三犯者決責，四犯者至發遣安置。其學規條目，屢次更定，寬嚴得其中。堂宇、宿舍、飲饌、澡浴俱有禁例。司教之官，必選耆宿。」
各地土官，及日本、琉球、暹羅諸國，皆有官生入監讀書。
《明史·選舉志》：「直省諸士子云集輦下。雲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羅諸國亦皆有官生入監讀書，輒加厚賜，並給其從人。永、宣間，先後絡繹。至成化、正德時，琉球生猶有至者。」《續文獻通考·學校考》：「洪武三年，高麗遣其國金濤等四人來學，次年濤成進士歸。自是日本、琉球、暹羅諸國皆有官生入監讀書，朝廷輒加厚賜，並給其從人。雲南、四川等土官時遣子弟民生入監者甚眾，給賜與日本諸國同，監前別造房百間居之。」
《長安客話》（蔣一葵）曰：「國初高麗遣金濤等入太學，其後各國及土官亦皆遣子入監。監前別造房居之，名王子書房。今太學前有交趾號舍，蓋成祖設北監以來，所以處交趾官生者。」
其學生最盛之時，幾及萬人。
《南雍志·儲養考》（黃佐）：「永樂十八年，監生九千五百五十二人。」「十九年，九千八百八十四人。」「二十年，九千九百七十二人。」「二十一年，九千八百六十一人。」「二十二年，九千五百三十三人。」
而整理田賦，清查黃冊，興修水利等事，皆命監生為之。
《南雍志》：「洪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魚鱗圖冊成。先是上命戶部核實天下土田，而蘇松富民畏避徭役，以土產詭寄親鄰佃仆，相習成風，奸弊百出。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隨糧多寡，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四人，使集裡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量其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丈尺四至，編類為冊。繪狀若魚鱗然，故名。至是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隸、蘇州等府縣冊成進呈，上喜，賜淳等鈔錠有差。」「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初令監生往後湖清查黃冊。」「戶部所貯天下黃冊，俱送後湖收架，委監察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如有戶口田糧埋沒差錯等項，造冊徑奏。其官員監生合用飲饌器皿等項並膳夫，俱於國子監取用。如不敷，於都稅司並上元、江寧縣等衙門支撥。其後奏准本監惟供給監生，凡官員監生吏卒人匠等，每五日一次，過湖曬晾。」「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郡縣，督吏民修治水利，給道里費而行。」
或繕寫書籍，或學習翻譯，
《南雍志》：「永樂二年十月丁巳，翰林院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上以其未備，遂命重修，以祭酒胡儼兼翰林院侍講及學士王景等為總裁，開館於文淵閣，禮部簡能書監生繕寫。」「五年三月癸酉，命禮部選監生胡敬、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處之，以四夷字學，分為四齋，命都指揮李賢以錦衣衛軍守門，務令成業。」
或以特事遣使，或以巡狩從行。
《南雍志》：「永樂元年四月，頒敕二萬道，令監生馬宗誠等齎之，賜道里費。」「二年正月丁未，遣監生劉源等三十三人分行郡縣，訪求高皇帝御製詩文。」「七年二月壬午，巡狩北京，車駕發京師，擇吏部歷事監生四十人，譯寫四夷文字監生十三人以從。」
而分部歷事，
《南雍志》：「洪武二十九年六月壬寅，初令監生年長者分撥諸司，歷練政事……建文二年十月，定監生歷事考核法。歷事各衙門者，一年為滿，從本衙門考核，分上中下三等引奏。上等不拘選用，中等、下等仍歷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級，隨材任用；下等者回監讀書。」
隨時任官，尤為重視。
《續通考》：「洪武二十六年十月，擢監生六十四人為布政使等官。先是天下初定，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嘗遣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既而推及他省。擇其壯歲能文者，為教諭等官，至是乃盡擢劉政、龍鐸等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李擴等自文華、武英擢御史[14]。擴尋改給事中兼齊相府錄事。蓋台諫之選，亦出於太學，其常調者乃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
蓋明之國學，第為儲才之地，並無畢業之期。以師儒督其學，以世務練其才，隨時選任，不拘資限，斯實從古以來惟一重用學校人才之時代。世徒以明祖定八股試士之制，遂謂其欲使天下英雄腐心於無用之空文，豈知當時事實，並不如是。第其後偏重科舉，而學校又有納粟之例，流品日雜，學生始不為天下所重耳。
《續通考》：「宣宗以後，進士日益重，薦舉浸廢，舉貢日益輕，迨開納粟之例，流品漸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員之例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
明代國學，有南北兩監，
《續通考》：「成祖永樂元年二月，設北京國子監。……在城東北隅，即元國學遺址。明初為北京府學，至是改焉。十八年遷都，乃以京師國子監為南京國子監，而太學生有南北之分矣。」
此外府、州、縣、衛無不有學，教養之法甚備。
《明史·選舉志》：「郡縣之學，與太學相維，創立自唐始。宋置諸路州學官，元頗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教官四千二百餘員，弟子無算，教養之法備矣。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上下之間，波頹風靡，學校雖設，名存實亡。兵變以來，人習戰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於是大建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學有額田，
《續通考》：「洪武十五年四月，賜學糧，增師生廩膳。」「初制，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至是命凡府、州、縣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俾供祭祀及師生廩膳。仍定為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學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學生月給廩膳米一石。」
教有規定，
《續通考》：「洪武二十五年，定禮、射、書、數之法。（一）頒行經、史、律、誥、禮儀等書，生員皆須熟讀精通，以備科貢考試。（一）朔望習射。於學校外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挾四矢，以次相繼。長官蒞射。射畢，中的飲三爵，中鵠飲二爵。（一）習書，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一）數學，務精通《九章》之法。」
《顏氏學記》（戴望）：「祁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為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為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笞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王源曰：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
學生名額，復迭有增加。
《明史·選舉志》：「生員雖定數於國初，未幾即命增廣，不拘額數。宣德中，定增廣之額：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成化中，定衛學之例：四衛以上軍生八十人，三衛以上軍生六十人，二衛、一衛軍生四十人，有司儒學軍生二十人；士官子弟，許入附近儒學，無定額。增廣既多，於是初設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於額外增取，附於諸生之末，謂之附學生員。……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
惜其後學生僅務考試，而埋首於時文，明初善制，以漸而廢。提學者亦只分諸生等第，不復問六藝之科目耳。
《明史·選舉志》：「提學官在任三歲，兩試諸生。先以六等試諸生優劣，謂之歲考。一等前列者，視廩膳生有缺，依次充補，其次補增廣生。一、二等皆給賞，三等如常，四等撻責，五等則廩、增遞降一等，附生降為青衣，六等黜革。繼取一、二等為科舉生員，俾應鄉試，謂之科考。其充補廩、增給賞，悉如歲試。其等第仍分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應鄉試，撻黜者僅百一，亦可絕無也。」
府、州、縣學之外，又有社學。
《續通考》：「洪武八年正月，詔天下立社學。……詔曰：『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導民善俗，稱朕意焉。』於是鄉社皆置學，令民間子弟兼讀御製大誥及本朝律令。」「二十年，令社學子弟讀誥律者赴京，禮部較其所誦多寡，次第給賞。」「英宗正統元年，詔有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訪保明師，民間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社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法。」
官吏之留心民事者，恆以興舉社學為務。
《王文成全書·興舉社學牌》：「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尚多淆雜，是以詩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為此牌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訪擇，務使學術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記姓名，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崇勸。其各童生之家，亦各通飭行戒，務在隆師重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染，習為偷薄，自取愆咎。」
社會教讀，且與有地方風化之責。
《王文成全書·頒行社學教條》：「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系客寓，日給為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以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啟迪為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
觀王文成《訓蒙大意》，亦可見當時教讀督責幼兒之法，及儒者研究教育之學說焉。
《王文成年譜·訓蒙大意》（錢德洪）示教讀劉伯頌等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頌以宣其志也。若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矣，求其為善也得乎？」
宋、元之間，書院最盛，至明而浸衰。蓋國學網羅人才，士之散處書院者，皆聚之於兩雍，雖有書院，其風不盛。
《續通考》：「初太祖因元之舊，洪武元年立洙泗、尼山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憲宗成化十二年，命江西貴溪縣重建象山書院。孝宗弘治元年，以吏部郎中周本言，修江南常熟縣學道書院。武宗正德元年，江西按察司副使邵寶奏修德化縣濂溪書院，其時各省皆有書院，弗禁也。」
其後國學之制漸隳，科舉之弊孔熾，士大夫復倡講學之法，而書院又因之以興。王陽明講學之所，若龍崗書院，
《王文成年譜》：「正德三年在龍場……夷人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崗書院以居之。」
若貴陽書院，
《王文成年譜》：「正德四年在貴陽……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若濂溪書院，
《王文成年譜》：「正德十三年在贛……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書院居之。」
若稽山書院，
《王文成年譜》：「嘉靖三年，在越……辟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禮、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艮、孟源、周銜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來、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宮剎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
若敷文書院，
《王文成年譜》：「嘉靖七年，巡撫兩廣……興南寧學校……委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
既皆隨處經營，隱然以復古學校為己任。而同時如鄒守益之築復古書院，
《王文成年譜》：「鄒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
湛若水之建白沙書院，
《明史·湛若水傳》：「若水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獻章。」
又與陽明相應和。比陽明歿而建書院以祀之者尤夥，
《王文成年譜》：「嘉靖四年十月，立陽明書院于越城。……門人為之也。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貞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嘉靖九年，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十三年，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15]「十六年，僉事沈謐建書院於文湖，祀先生。」「十九年，周桐、應典等建書院於壽岩，祀先生。」「二十一年，范引年建混元書院於青田，祀先生。」「二十三年，徐珊建虎溪精舍於辰州，祀先生。」「二十七年，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二十九年，史際建嘉義書院於溧陽，祀先生。」「三十三年，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三十五年，趙鏜修復初書院，祀先生。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先生。」「四十二年，耿定、羅汝芳建志學書院於宣城，祀先生。」
學校性質幾變而為宗教性質，世宗因言者請毀書院而嚴禁之，殆以此故。
《續通考》：「世宗嘉靖十七年四月，吏部尚書許讚請毀書院，從之。……十六年二月，御史游居敬疏斥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院，乞戒諭以正人心。帝慰留若水，而令所司毀其書院。至是讚復言撫按司府多建書院，聚生徒，供億科擾，亟宜撤毀，詔從其言。」
然一方面撤毀，而一方面依舊建設[16]，是其時社會勢力，固不下於政府也。萬曆間，張居正當國，再申嚴禁，亦未盡革。迄居正敗，其事復興。
《野獲編》（沈德符）：「書院之設，昉於宋之泰山、徂徠及白鹿洞，本朝舊無額設明例。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學，行江浙、兩廣間，而羅念庵、唐荊川諸公繼之，於是東南景附，書院頓盛。雖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嘉靖末年，徐華亭以首揆為主盟，一時趨鶩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撫台蒞鎮，必立書院，以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其後間有他故，駐節其中，於時三吳間竟呼書院為中丞行台矣。今上初政，江陵公痛恨講學，立意剪抑。適常州知州施觀民以造書院科斂見糾，遂遍行天下拆毀，其威令之行，峻於世廟。江陵敗，而建白者力攻，亦以此為權相大罪之一，請盡行修復，當事者以祖制所無折之，其議不果行。近年理學再盛，爭以皋比相高，書院聿興，不減往日。李見羅在鄖陽，遂拆參將衙門改造，幾為武夫所殺，於是人稍有戒心矣。至於林下諸君子相與切磋講明，各立塾舍名書院者，又不入此例也。」
明末書院之著者，曰首善，曰東林。以講學者忤魏閹，遂並天下書院毀之。
《續通考》：「神宗萬曆十年，閣臣張居正以言官之請，概行京省查革，然不能盡撤。後復稍稍建，其最著者，京師曰首善書院，江南曰東林書院。」
《燕都遊覽志》：「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左方，天啟初，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為都人士講學之所。大學士葉向高撰碑誌，禮部尚書董其昌書。黨禍起，魏忠賢矯旨毀天下書院，搥碎碑，嗣即其地開局修歷。」
《春明夢余錄》（孫承澤）：「東林，無錫書院名也。宋儒楊時建，後廢為僧寺。萬曆中，吏部考功郎顧憲成罷歸，即其地建龜山祠，同志者為構精舍居焉。乃與行人高攀龍等開講其中，及攀龍起為總憲，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魏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既而楊漣、左光斗交章劾忠賢，益信呈秀之言不虛也。於是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毀矣。」
魏閹敗，儒者復立書院講學。劉宗周之證人書院，其尤著者也。
《明史·劉宗周傳》：「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為王畿，再傳為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為陶奭齡，皆雜於禪。奭齡講學白馬山，為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謂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
明儒講學之所，自書院之外，復有寺觀祠宇之集會，月有定期，以相砥礪。
《王文成年譜》：「嘉靖四年，先生歸姚江，定會於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為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問學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櫱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或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勵，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為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陽明門人，集會尤盛。
《王文成年譜》：「嘉靖十一年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歐陽德、方獻夫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十二年，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遠方誌士四集，類萃群趨。或講於城南諸剎，或講於國子雞鳴，倡和相稽，疑辯相繹。」
徐階靈濟宮之會，聽者至數千人。
《明史·羅汝芳傳》：「汝芳為太湖知縣，召諸生論學，公事多決於講座。遷刑部主事，歷寧國知府。民兄弟爭產，汝芳對之泣，民亦泣，訟乃已。創開元會，罪囚亦令聽講。入覲，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階遂大會於靈濟宮，聽者數千人。」
《明儒學案·徐階傳》（黃宗羲）：「先生受業聶雙江，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為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為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為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南京來，復推先生為主盟，仍為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
當時講學之巨子，所至集會開講，至老不衰。
《明史·錢德洪傳》：「德洪既廢，遂週遊四方，講良知學。時士大夫率務講學為名高，而德洪、王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為人所宗。」《陳時芳傳》：「年八十餘，猶徒步赴五峰講會。」《王畿傳》：「畿既廢，益務講學，足跡遍東南，吳、楚、閩、越皆有講舍。年八十餘，不肯已，善談說，能動人。所至聽者雲集，每講雜以禪機，亦不自諱也。」
隨時舉示，亦無定法。
《明儒學案·耿定理傳》：「京師大會，舉中義相質，在會各呈所見，先生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因嘆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本上覓中，終身罔矣。』在會中因有省者。其機鋒迅利如此。」
樵夫、陶匠、農工、商賈，無人不可聽講，無人不可講學。
《明儒學案》：「樵夫朱恕，泰州草堰場人，聽王心齋講，浸浸有味，每樵必造階下聽之。飢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陶匠韓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為業。慕朱樵而從之學，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為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游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誦之聲，洋洋然也。」
斯實前世之所未有也。
明人之集會講學，蓋本於文士之以詩文結社。自元季以來，東南士夫盛聯詩社，
《明史·張簡傳》：「當元季，浙東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名士畢至，宴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
至明而其風不衰。
《明史·林鴻傳》：「閩中善詩者稱十才子，鴻為之冠，閩人言詩者悉本於鴻。……無錫浦源，慕鴻名，逾嶺訪之。造其門，鴻弟子周元、王元請誦所作，曰：『吾家詩也。』鴻延之入社。」《謝榛傳》：「李攀龍、王世貞輩結詩社，榛為長，攀龍次之。」《李攀龍傳》：「攀龍之始官刑曹也，與濮州李先芳、臨清謝榛、孝豐吳維岳輩倡詩社。王世貞初釋褐，先芳引入社，遂與攀龍定交，明年先芳出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譽入，是為五子。未幾，徐中行、吳國倫亦至，乃改稱七子。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王世貞傳》：「世貞好為詩古文，官京師，入王宗沐、李先芳、吳維岳等詩社。」《袁宏道傳》：「宏道年十六，為諸生，即結社城南，為之長。」
達官為之倡，而山人名士附之。
《野獲編》（沈德符）：「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鄴侯僅得此稱。不意數十年來，出遊無籍輩，以詩卷遍贄達官，亦謂之山人。始於嘉靖初年，盛於今上之近歲，吳中人遂有作山人歌曲者，而情狀著矣。」
《明史·王稚登傳》：「嘉隆、萬曆間，布衣、山人以詩名者十數，俞見文、王叔承、沈明臣輩，尤為世所稱。然聲華烜赫，稚登為最。」
始則標榜風雅，交通聲氣，繼則聯結黨朋，干預政事，至其季世之復社，且以嗣東林則幟。故文人之社與儒者之會，實有相互之關係焉。
《明史·張溥傳》：「溥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四方啖名者爭走其門，盡名為復社。溥亦傾身結納，交遊日廣，聲氣通朝右。所品題甲乙，頗能為榮辱，諸奔走附麗者輒自矜曰：吾以嗣東林也。執政大僚由此惡之。里人陸文聲者，輸貲為監生，求入社，不許。文聲詣闕言，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溥、採為盟主，倡復社亂天下。」[17]
明代詩文字畫，均有名家，然無特創之體。其特創者，惟八股文，以王鏊、唐順之、歸有光、胡友信為最。
《明史·歸有光傳》：「有光制舉義，湛湛經術，卓然成大家。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世並稱歸、胡。」「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王鏊、唐順之，後則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別號也。」
順之、有光皆能為古文，然其古文亦有八股文氣息。八股文既盛行，於是有匯選評點之本，而學者之治古書，往往亦用此法，故明代批評經史子集之書最多，是亦一時之風氣也。
《經史百家簡編序》（曾國藩）：「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征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勘書秘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讎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義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藉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18]
時文之外，小說、戲曲頗有創製。今世所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皆明人所著。
《交翠軒筆記》稱《三國演義》為明人作，《郎潛紀聞》稱《三國志》為羅貫中所作。《水滸傳》相傳為元施耐庵著，而《七修類稿》謂系羅貫中作，《茶香室續鈔》亦稱《水滸傳》為洪武越人羅貫中作。《冷廬雜識》稱《西遊記》為嘉靖中淮安吳承恩作。《金瓶梅》則相傳為王世貞作，以毒唐順之者也。
今人以小說為純文學，則明代小說之盛，當軼於古文之價值矣。元代傳奇以質樸勝，即最有名之《西廂》《琵琶》諸記，亦多質過於文。至明之湯顯祖、阮大鋮等所編傳奇，則綜各種文體，皆入於詞曲中，尤可見文藝之進化。至魏良輔等以崑曲著，則又因傳奇之盛興，而自製新調也。
《琵琶行》（吳偉業）：「百餘年來操南風，《竹枝》《水調》謳吳依。里人度曲魏良輔，高士填詞梁伯龍。」注引陳僖《客窗偶筆》：「昆有魏良輔者，造曲律，世所謂崑腔者自良輔始。」
《靜志居詩話》（朱彝尊）：「梁辰魚字伯龍，崑山人，雅善詞曲，所撰《江東白苧》，妙絕時人。時邑人魏良輔能喉囀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為崑腔，伯龍填《浣紗記》付之。」
明太祖以僧為帝，其立國極重釋教，明之諸儒講心學者，又多出入於釋氏。然禪門如溈仰、雲門、法眼三宗，俱已失傳，惟臨濟、曹洞蟬聯不絕，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黃宗羲）：「今溈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曹洞、臨濟耳。」
而隋、唐諸宗更無論矣。明僧之著者，僅萬曆間紫柏、雪浪、蓮池、憨山諸僧，
《列朝詩集·閏集》（錢謙益）有憨山大師德清、紫柏大師真可、蓮池大師袾宏、雪浪法師洪恩等傳。
大抵以禪宗參淨土，未能特創一宗也。明之佛教，較之歷代，當以刻經之多，為其時之特色。考佛藏雖自北宋以來，已有官私諸本，
《大藏經雕印考》（常盤大定）：「藏經種類：（一）宋朝官板蜀本；（二）宋朝私板福州本；（三）南宋私板思溪本；（四）元代私版普寧寺本；（五）元代官本。」
而明代所刻最多，官刻者既有南北兩藏及石藏，
《續釋氏稽古略》（幻輪）：「永樂十八年，旨刻大藏經，板二副，南京一藏，六行十七字；北京一藏，五行十五字。」[19]「旨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聖旨：向後木的壞了，有石的正。」
又有武林、徑山二本。
《大藏經雕印考》：「南北二藏刊刻之後，浙之武林，仰承德風，更造方冊，歷歲既久，其刻遂湮。……《緣山目錄》稱法珍尼為欲刻宏通簡便的方冊本，決意自斷其臂，激發四方。由是海內感動，或破產鬻子以應之。至三十餘年始告成功，此則方冊之創製也。」[20]「《緣山目錄》稱萬曆十四年，有密藏禪師者，追悼珍尼藏板之歸於烏有，欲繼興方冊藏板，化緣時熟，經五六十年，藏板方成……《縮藏目錄序》稱，比時緇素，如響之應，紫柏、憨山等等碩德羽翼之，陸光祖、袁了凡、馮開之等贊成之，始刻於五台山。未幾藏師沒，幻余禪師代之，亦遷化。其初與藏師共事者四十人，至萬曆二十九年存沒各半，其半之繼續刊刻者，不知告終於何年。其辛苦勤勞，可謂至矣。爾來海內緇素，得以翻閱大藏，皆密藏師之賜也。」
徑山改梵夾為方冊，於嘉興楞嚴寺發售，無論僧俗，皆可按價購買，其功尤盛於從前之刻藏。
《大藏經雕印考》：「宋、元諸藏，與明本所異者，實在根本目的。宋、元之刻藏，以藏經為法寶，欲藏之於名山大剎而崇拜之，明本則以普及於天下為事。」
明末諸儒，多通內典，即緣佛藏流通之影響也。
世譏明人之學多空疏，實亦不可概論。明之研究詩文心學者，固亦多博洽之士，他如李時珍之著《本草綱目》，
《明史·方技傳》：「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好讀醫書。醫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既繁，名稱多雜，或一物而析為二三，或二物而混為一品。時珍病之，乃窮搜博採，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稿三易而成書，曰《本草綱目》。增藥三百七十四種，厘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標正名為綱，余各附釋為目，次以集解詳其出產形色，又次以氣味、主治附方。書成，將上之朝，時珍遽卒。未幾，神宗詔修國史，購四方書籍。其子建元以父遺表及是書來獻，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
宋應星之著《天工開物》，
《重印天工開物記》（丁文江）：「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縣北鄉人，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舉人。崇禎七年，任分宜教諭，著《天工開物》。十年，刊行。書計十八卷九冊，凡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器、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無不具備。說明之外，各附以圖。三百年前，言工業天產之書，如此其詳且明者，世界之中，無與比倫。」
方以智之著《物理小識》，
《明末理學闡微》（錢嘉淦）：「當有明末造，愛新覺羅氏興於滿洲，國家運命，危在旦夕。山林隱逸者流，抱殘守缺，從事著述，而理學亦起於此時。至崇禎十六年，即西曆1643年，適彼理學界之雙明星，意人卡利利（Galileo）逝，而英人奈端（Newton）生之翌年，有密山愚者方以智著《物理小識》六卷，公諸世。大別為十六門，即天、歷、風雷雨暘、地、占候、人身、醫要、醫藥、飲食、衣服、金石、器用、草木、鳥獸、神鬼方術、異事，搜羅綦廣，時有精義。今中國若後於現世界文明數世紀，而當奈氏之前，已有此著，誠可引以自豪者矣。」
今之講博物及物理者，多盛稱其書，正不得以「空疏」二字該明之一切學者也。又明之儒者多究心於武事，如王守仁、唐順之等兼資文武，既見於史傳，
《王文成年譜》：「先生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
《明史·唐順之傳》：「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句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
至其末年，尚有陳元贇者，以拳術開日本之柔道。
《陳元贇與柔道始祖》（下川潮）：「陳元贇字義都，明之虎林人，寬永十五年（崇禎十年）避亂來我國，以支那之拳法，傳福野七郎右衛門等。」
此明之風氣與清不同者也。
明代工藝之盛，有軼於前代者數事。一曰陶器，江西景德鎮之磁器，莫盛於明，以諸帝之年號名其窯，而一朝有一朝之特色。
《南村隨筆》：「景德鎮所造，永樂尚厚，成化尚薄，宣德青尚淡，嘉靖青尚濃。成青未若宣青，宜彩未若成彩。」「宣德祭紅以西紅寶石末入渤，凸起瑩厚如堆脂。」
《陶說》（朱琰）：「宣德窯選料制樣，畫器填款，無一不精。此明窯極盛時也。」
宜興陶器亦始於明，
《陽羨名陶錄》（吳騫）：「今吳中較茶者，壺必言宜興瓷，雲始萬曆間大朝山[21]寺僧，傳供春。供春者，吳氏小史也。至時大彬以盛。」
雅淡質素，與景德磁以濃彩勝者不同。蓋明人講求服用，務極風雅，故工藝因之以興也。一曰漆器，亦多古所未有。
《物理小識》：「漆器永樂果園廠制最精，有剔紅、填漆、戧金、倭漆、螺鈿諸種。近徽吳氏漆絹胎鹿角灰磨者，螺鈿用金銀粒雜蚌片成花者，皆絕，古未有此。」
一曰銅器，宣德中以銅鑄鼎、彝、爐、鬲等，是為宣德爐，其材料多選各國各地絕精之物為之，如暹羅國風磨銅、天方國硇砂、三佛齊國紫石、渤泥國胭脂石、琉球國安瀾砂及辰州珠砂、雲南棋子等。每銅一斤，煉十二次，僅存銅精四兩，光色煥發。又以赤金、水銀等物塗而熏之，故與尋常銅器迥異（詳見《宣德鼎彝譜》）。是皆明代工藝美術之特色也。至若南京報恩寺塔，九級八面，咸覆以五色琉璃瓦，建築經二十九年始成[22]，為中外人士所艷稱。
《陶庵夢憶》（張岱）：「中國之大古董，永樂之大窯器，則報恩塔是也。報恩塔成於永樂初年[23]，非成祖開國之精神、開國之物力、開國之功令，其膽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剛佛像千百億金身，一金身，琉璃磚十數塊湊成之。其衣褶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斗筍合縫，信屬鬼工。聞燒成時，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編號識之。今塔上損磚一塊，以字號報工部，發一磚補之，如生成焉。夜必燈，歲費油若干斛。天日高霽，霏霏靄靄，搖搖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菸繚繞，半日方散。永樂時，海外夷蠻重譯至者，百有餘國，見報恩塔必頂禮讚嘆而去，謂四大部洲所無也。」
北京宮殿及曲阜孔、顏諸廟，雕刻石柱，咸精深華美，至今猶存，可以推見明之注重工藝矣。
元以蒙古人入主中夏，其冠服車輿雜用宋、金之制，並存其族之舊俗，故天子有冕服，儒士有唐巾，皆沿中夏之法。惟常服之質孫，則為胡服。
《元史·輿服志》：「質孫，漢言一色服也。天子質孫，冬服十有一等，夏服十有五等。百官質孫，冬服九等，夏服十四等。」「按其制有暖帽、鈸笠、比肩等。暖帽、鈸笠大致如滿清之暖帽、涼帽，比肩則今所謂背心也。」
明祖崛起濠上，驅逐胡人，爰詔衣冠悉如唐制。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詔衣冠如唐制。」
此實漢族戰勝異族之標識，而《明史·輿服志》僅稱其車服尚質，酌古通今，合乎禮意，
《明史·輿服志》：「太祖甫有天下，考定邦禮，車服尚質。酌古通今，合乎禮意。」
不言其取別胡元之意，蓋諱之也。明之服制，雖與古禮亦不盡同，然上自袞冕，下至深衣，大抵皆周、漢以來相承之式。自滿清入關，辮髮胡服，而明人多抵死不從者，實亦文野之教殊也。
明代階級之制甚嚴，宮室服用，均有等差。
《明史·輿服志》：「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許雕刻古帝後、聖賢人物及日月、龍鳳、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凡官員任滿致仕，與見任同。其父祖有官，身歿，子孫許居父祖房舍。洪武二十六年定製……公侯，前廳七間，兩廈，九架。中堂七間，九架。後堂七間，七架。門三間，五架，用金漆及獸面錫環。家廟三間，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樣瓦獸，梁、棟、斗栱、檐桷彩繪飾。門窗、枋柱金漆飾。廊、廡、庖、庫從屋，不得過五間，七架。一品、二品，廳堂五間，九架，屋脊用瓦獸，梁、棟、斗栱、檐桷青碧繪飾。門三間，五架，綠油，獸面錫環。三品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屋脊用瓦獸，梁、棟、檐桷青碧繪飾。門三間，三架，黑油，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三間，七架，梁、棟飾以土黃。門一間，三架，黑門，鐵環。品官房舍，門窗、戶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後，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許那移軍民居止，更不許於宅前後左右多占地，構亭館，開池塘，以資游眺。」「庶民廬舍，洪武二十六年定製，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栱，飾彩色。三十五年，復申禁飭，不許造九五間數，房屋雖至一二十所，隨其物力，但不許過三間。正統十二年，令稍變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間少者，不在禁限。」「器用之禁：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盞金，余用銀。三品至五品，酒注銀，酒盞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盞銀，余皆瓷、漆。木器不許用朱紅及抹金、描金、雕琢龍鳳文。庶民，酒注錫，酒盞銀，余用瓷、漆。百官，床面、屏風、槅子，雜色漆飾，不許雕刻龍文，並金飾朱漆。」「建文四年，申飭官民；不許僭用金酒爵，其椅棹木器亦不許朱紅金飾。正德十六年定，一品、二品，器皿不用玉，止許用金。商賈、技藝家器皿不許用銀。余與庶民同。」「明初，庶人婚，許假用九品服。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帶巾，改四方平定巾，雜色盤領衣，不許用黃。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綢、絹、素紗，其靴不得裁製花樣、金線裝飾。首飾、釵、鐲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六年，令庶人巾環不得用金玉、瑪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頂，帽珠止許水晶、香木。十四年，令農衣綢、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得衣綢、紗。」「二十三年，令耆民衣制，袖長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人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六寸，袖樁廣一尺，袖口五寸。……正德元年，禁商販、僕役、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
即平居相見，官民亦有分別。
《明史·禮志》：「洪武五年令，凡鄉黨序齒，民間士農工商人等平居相見，及歲時宴會謁拜之禮，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長者居上。十二年令，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及外祖妻家序尊卑如家人禮。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凌侮者論如律。凡民間子孫弟侄甥婿見尊長，生徒見其師，奴婢見家長，久別行四拜禮，近別行揖禮。其餘親戚長幼悉依等第，久別行兩拜禮，近別行揖禮，平交同。」
然明初甚重耆民，其糧長至京者，得朝見。其老人得聽斷鄉間獄訟，
《日知錄》：「明初以大戶為糧長，掌其鄉之賦稅，或多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洪熙元年，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者，使勸民為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太祖實錄》載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年高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鬥毆者，則會裡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謂之越訴。」
其儒者蒞官，亦有以鄉約輔官治者。
《王文成全書·南贛鄉約》：「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眾所敬服者一人為約長，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廉干者四人為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為，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會期以月之望，立約所於道里平均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為之。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不能改者，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人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親族鄉里，一應鬥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
蓋雖官治極盛之時，亦時時思以民治為基本，第未能一切決於民治，而使之蕩然平等耳。
* * *
[1] 名循吉，吳人。
[2] 即世貞，太倉人。
[3] 此據虞稷自稱。
[4] 按元代刻史，多分路雕刻。若建昌路刊《南北史》，瑞州路刊《隋書》之類，不能舉十七史而同在一處刊刻。至明匯集其板，始有匯刻全史之舉。
[5] 以上俱見《明實錄》。
[6] 事見明趙友同《存軒集》。
[7] 見《舊京詞林志》。
[8] 文樓即今之宏義閣。
[9] 事見《明實錄》。
[10] 見《舊京詞林志》。
[11] 事見《春明夢余錄》。
[12] 清翰林院書。
[13] 原註：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即宋時之法。
[14] 按《明史·選舉志》：「洪武初，擇年少舉人趙惟一等及貢生董等入學讀書，賜以衣帳。命於諸司先習吏事，謂之歷事監生。取其中尤英敏者李擴等入文華、武英堂說書，謂之小秀才。其才學優贍、聰明俊偉之士，使之博極群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謂之老秀才。」故《續考》舉李擴等為言。
[15] 按復古書院之建已見前，此時特祀之耳。
[16] 如混元、雲興等書院，皆建於嘉靖十七年以後。
[17] 張采，溥同里人，號婁東二張。
[18] 按宋呂祖謙選《文章關鍵》、謝枋得選《文章軌範》，始創評點選本，然於古人全書未有評點者。明代選本之加評點者不可勝記，而古書如《尚書》《左傳》《史記》《莊子》等皆有詳圈密點之本。歸有光、鍾惺等皆可稱評文家。
[19] 據常盤大定《大藏經雕印考》，南藏為太祖時所刻。
[20] 舊刻藏經皆梵夾本，故方冊本為創製。
[21] 當是金沙寺。
[22] 自永樂十年至宣德六年。
[23] 此說誤，據《江寧府志》，永樂十年敕工部造九級琉璃塔，至宣德六年，凡二十九年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