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常識 · 五　政治制度

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國家就出現了。 階級 古代部族之間，互相爭鬥；勝者把敗者作為俘虜，使之從事於勞役，是為奴隸；其但收取其賦稅的，則為農奴。古代奴婢之數，似乎並不甚多（見下 ）。最嚴重的問題，倒在征服者和農奴之間。 國人和野人，這兩個名詞，我們在古書上遇見時，似不覺其間有何嚴重的區別。其實兩者之間，是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關係的。不過其時代較早，古書上的遺蹟，不甚顯著，所以我們看起來，不覺得其嚴重罷了。 所謂國人，其初當系征服之族，擇中央山險之地，築城而居。野人則系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夷之地，從事於耕耘。所以（一 ）古代的都城，都在山險之處。國內行畦田，國外行井田。（二 ）國人充任正式軍隊，野人則否。大詢於眾庶之法，限於鄉大夫之屬。鄉是王城以外之地，鄉人即所謂國人。厲王的被逐，《國語》說：「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則參與國政，和起而為反抗舉動的，都是國人。若野人，則有行仁政之君，即歌功頌德，襁負而歸之；有行暴政之君，則「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在可能範圍之內逃亡而已。所以一個國家，其初立國的基本，實在是靠國人的（即征服部族的本族 ）。 國人和野人之間，其初當有一個很嚴的界限；彼此之間，還當有很深的仇恨。後來此等界限，如何消滅？此等仇恨，如何淡忘呢？依我推想，大約因：（一 ）距離戰爭的年代遠了，舊事漸被遺忘。（二 ）國人移居於野，野人亦有移居於國的，居地既近，婚姻互通。（三 ）征服部族是要朘削被征服的部族以自肥的，在經濟上國人富裕而野人貧窮；又都邑多為工商及往來之人所聚會，在交通上，國人頻繁而野人閉塞。所以國人的性質較文，野人的性質較質。然到後來，各地方逐漸發達，其性質，亦變而相近了。再到後來，（四 ）選舉的權利。（五 ）兵役的義務，亦漸擴充推廣，而及於野人，則國人和野人，在法律上亦無甚區別，其畛域就全化除了。 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可說全是政治上的原因。至於職業上的區別，則已帶著經濟上的原因了。 古代職業的區別，是為士、農、工、商。士是戰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稱，可見古代的用人，專在戰士中拔擢。至於工商，則專從事於生業。充當戰士的人，雖不能全不務農，但有種專務耕種的農民，卻是不服兵役的。所以《管子》上有士之鄉和工商之鄉（見《小匡篇》 ）。《左傳》宣公十二年說，楚國之法，「荊屍而舉（荊屍，該是一種組織軍隊的法令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有些人誤以為古代是全國皆兵，實在是錯誤的。士和卿大夫，本來該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同是征服之族，服兵役，古代政權和軍權，本是混合不分的。但在古代，不論什麼職業，多是守之以世。所以《管子》又說：「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小匡》 ）政治上的地位，當然不是例外，世官之制既行，士和大夫之間，自然生出嚴重的區別來，農、工、商更不必說了。此等階級，如何破壞呢？ 其在經濟上，要維持此等階級，必須能維持嚴密的職業組織。如欲使農之子恆為農，則井田制度，必須維持。欲使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則工官和公家對於商業的管理規則，亦必須維持。然到後來，這種制度，都破壞了。農人要種田，你沒有田給他種，豈能不許他從事別種職業？工官制度破壞了，所造之器，不足以給民用，民間有從事製造的人，你豈能禁止他？尤其是經濟進步，交換之事日多，因而有居間買賣的人，又豈能加以禁止？私產制度既興，獲利的機會無限，人之趨利，如水就下，舊制度都成為新發展的障礙了，古代由社會制定的職業組織，如何能不破壞呢？ 在政治上：則因（一 ）貴族的驕淫矜誇，自趨滅亡，而不得不任用游士。（二 ）又因有土者之間，互相爭奪，敗國亡家之事，史不絕書。一國敗，則與此諸侯有關之人，都夷為平民。一家亡，則與此大夫有關的人，都失其地位。（三 ）又古代階級，並未像喀斯德（caste）這樣的嚴峻，彼此不許通婚。譬如《左傳》定公九年，載齊侯攻晉夷儀，有一個戰士，喚作敝無存，他的父親，要替他娶親，他就辭謝，說：「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齊國的兩個世卿之家 ）可見貴族與平民通婚是容易的。婚姻互通，社會地位的變動，自然也容易了。這都是古代階級所以漸次破壞的原因。 奴隸的起源，由於以異族為俘虜。《周官》五隸：曰罪隸，曰蠻隸，曰閩隸，曰夷隸，曰貉隸。似乎後四者為異族，前一者為罪人。然罪人是後起的。當初本只以異族為奴隸，後來本族有罪的人，亦將他貶入異族群內，當他異族看待，才有以罪人為奴隸的事。 經學中，今文家言，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屏諸四夷，不及以政。」（謂不使之當徭役。見《禮記·王制》 ）；古文家言，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周官》秋官掌戮 ）。固然，因刑人多了，不能盡棄而不用，亦因今文所說的制度較早，初期的奴隸，多數是異族，仇恨未忘，所以不敢使用他了（《穀梁》襄公二十九年：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 ）。不但如此，社會學家言：氏族時代的人，不慣和同族爭鬥，鎮壓本部族之職，有時不肯做，寧願讓異族人做的。《周官》蠻、閩、夷、貉四隸，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及野之厲禁正是這個道理。這亦足以證明奴隸源出於異族。 女子為奴隸的謂之婢。《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李《注》引韋昭云：「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可見奴婢有自相嫁娶，亦有和平民婚配的。所以良賤的界限，實亦不甚嚴峻。但一方面有脫離奴籍的奴隸，一方面又有淪為奴隸的平民，所以奴婢終不能盡絕。這是關係整個社會制度的了。 奴隸的免除，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法令。《左傳》襄公三十二年，晉國的大夫欒盈造反。欒氏有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有一個奴隸，喚作斐豹的，和執政范宣子說道：「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歡道：你殺掉他，「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斐豹大約是因犯罪而為奴隸，丹書就是寫他的罪狀的。一種是以財贖。《呂氏春秋·察微篇》說：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者，贖之者取金於府。」這大約是俘虜一類。後世奴隸的免除，也不外乎這兩種方法。 以上是封建時代的事。封建社會的根柢，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占優勢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亦占優勝。到資本主義時代，就大不然了。 《漢書·貨殖列傳》說：「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又說：後來自諸侯大夫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餘。」（谷貨，猶言食貨。谷、食，本意指食物，引申起來，則包括一切直接供給消費之物。貨和化是一語。把這樣東西，變成那樣，就是交換的行為。所以貨是指一切商品 ）於是「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余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唅粟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仆隸，猶無慍色。」這幾句話，最可代表從封建時代到資本主義時代的變遷。 封建社會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奪。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奪，則人人的生命財產，俱不可保。這未免太危險。所以社會逐漸進步，武力掠奪之事，總不能不懸為厲禁。到這時代，有錢的人，拿出錢來，就要看他願否。於是有錢就是有權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於狡猾慳吝的守財奴之前了。這是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根源。 平心而論：資本主義的殘酷，乃是積重以後的事。當其初興之時，較之武力主義，公平多了，溫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歡迎的。資本主義所以能取武力主義而代之，其根源即在於此。然前此社會的規則，都是根據武力優勝主義制定的，不是根據富力優勝主義制定的。武力優勝主義，固然也是階級的偏私，且較富力優勝主義為更惡。然而人們（一 ）誰肯放棄其階級的偏私？（二 ）即有少數大公無我的人，亦不免為偏見所蔽，視其階級之利益，即為社會全體的利益；以其階級的主張，即為社會全體的公道；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所以資本主義的新秩序，把封建社會的舊眼光看起來，是很不入眼的；總想盡力打倒他，把舊秩序回復。 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史記》本傳 ）就是代表這種見解，想把富與貴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回復到富與貴相一致的時代的。然而這如何辦得到呢？封建時代，統治者階級的精神，最緊要的有兩種：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惟不好利，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惟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維持其治者階級的地位的原因。在當時原非幸致。然而這種精神，也不是從天降，從地出；或者如觀念論者所說，在上者教化好，就可以致之的。人總是隨著環境變遷的。假使人而不能隨著環境變遷，則亦不能制馭環境，而為萬物之靈了。 在封建主義全盛時，統治階級因其靠武力得來的地位的優勝，不但衣食無憂，且其生活，總較被治的人為優裕，自然可以不言利。講到武勇，則因前此及其當時，他們的生命，是靠體力維持的（取之於自然界者如田獵。取之於人者，則為戰爭和掠奪 ），自能養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到武力掠奪，懸為厲禁，被治者的生活，反較治者為優裕；人類維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體力取之於自然界，或奪之於團體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剝削團體以內的人；則環境大變了。統治階級的精神，如何能不隨之轉變呢？於是滔滔不可挽了。 在當時，中堅階層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為兩派：近乎文者則為儒，近乎武者則為俠。古書多以儒俠並稱，亦以儒墨並稱，可見墨即是俠。儒和俠，不是孔墨所創造的兩種團體，倒是孔墨就社會上固有的兩種階級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在孔墨當日，何嘗不想把這兩個階級振興起來，使之成為國家社會的中堅？然而滔滔者終於不可挽了。儒者只成為「貪飲食，惰作務」之徒（見《墨子·非儒篇》 ）。俠者則成為「盜跖之居民間者」（《史記·遊俠列傳》 ）。 質而言之，儒者都是現在志在衣食，大些則志在富貴的讀書人。俠者則成為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了。我們不否認，有少數不是這樣的人，然而少數總只是少數。這其原理，因為在生物學上，人，大多數總是中庸的，而特別的好，和特別的壞，同為反常的現象。所以我們贊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數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贊成認現社會的制度為天經地義，責成人在現制度之下做好人，陳義雖高，終成夢想。直到漢代，想維持此等階級精神，以為國家社會的中堅的，還不乏其人。試看賈誼《陳政事疏》所說聖人有金城之義，董仲舒對策說食祿之家不該與民爭利一段（均見《漢書》本傳 ），便可見其大概。 確實，漢朝亦還有此種人。如蓋寬饒，「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兒子步行戍邊，專務舉發在位者的弊竇，又好犯顏直諫，這確是文臣的好模範。又如李廣，終身除射箭外無他嗜好，絕不言利，而於封侯之賞，卻看得很重。廣為衛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兒子敢，因此射傷衛青，又給霍去病殺掉，漢武帝都因其為外戚之故而為之諱，然李廣的孫兒子陵，仍願為武帝效忠。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而且「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見《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 ），這真是一個武士的好模範。還有那奮不顧身，立功絕域的傅介子、常惠、陳湯、班超等，亦都是這一種人。然而滔滔者終於不可挽了。 在漢代，此等人已如鳳毛麟角，魏晉以後，遂絕跡不可復見。豈無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時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質出現了。過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復燃。後人談起這種封建時代的精神來，總覺得不勝惋惜。然而無足惜也。這實在不是什麼好東西。當時文臣的見解，已不免於偏狹。武人則更其要不得。 譬如李廣，因閒居之時，灞陵尉得罪了他（如灞陵尉之意，真在於奉公守法，而不是有意與他為難，還不能算得罪他，而且是個好尉 ），到再起時，就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這算什麼行為？他做隴西太守時，詐殺降羌八百餘人，豈非武士的恥辱？至於一班出使外國之徒，利於所帶的物品，可以乾沒；還好帶私貨推銷；因此爭求奉使。到出使之後，又有許多粗魯的行為，訛詐的舉動，以致為國生事，引起兵端（見《史記·大宛列傳》 ），這真是所謂浪人，真是要不得的東西。中國幸而這種人少，要是多，所引起的外患，怕還不止五胡之亂。 封建時代的精神過去了。社會階級，遂全依貧富而分。當時所謂富者，是（一 ）大地主，（二 ）大工商家。晁錯《貴粟疏》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俗之所貴，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可見法律全然退處於無權了。 因資本的跋扈，奴婢之數，遂大為增加。中國古代，雖有奴婢，似乎並不靠他做生產的主力。因為這時候，土地尚未私有，舊有的土地，都屬於農民。君大夫有封地的，至多只能苛取其租稅，強征其勞力（即役 ），奪農民的土地為己有，而使奴隸從事於耕種，那是不會有這件事的（因為如此，於經濟只有不利。所以雖有淫暴之君，亦只會棄田以為苑囿。到暴力一過去，苑囿就又變作田了 ）。大規模的墾荒，或使奴隸從事於別種生產事業，那時候也不會有。其時的奴隸，只是在家庭中，以給使令，或從事於消費品的製造（如使女奴舂米、釀酒等 ），經濟的力量所限，其勢自不能甚多。 到資本主義興起後，就不然了。（一 ）土地既已私有，原來的農奴，都隨著土地，變成地主的奴隸。王莽行王田之制，稱奴隸為「私屬」，和田地都不得買賣。若非向來可以買賣，何必有此法令呢？這該是秦漢之世，奴婢增多的一大原因（所以奴婢是由俘虜、罪人兩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少，由經濟上的原因造成的多 ）。（二 ）農奴既變為奴隸，從事於大規模的墾荒的，自然可以購買奴隸，使其從事耕作。（三 ）還可以使之從事於別種事業。如《史記·貨殖列傳》說：「刁閒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所以又說童手指千，比千乘之家。如此，奴婢越多越富，其數就無制限了。 此時的奴婢，大抵是因貧窮而鬻賣的。因貧窮而賣身，自古久有其事。所以《孟子·萬章上篇》就有人說：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之家。然在古代，此等要不能甚多。至漢代，則賈誼說當時之民，歲惡不入，就要「請爵賣子」，成為經常的現象了。此等奴婢，徒以貧窮之故而賣身，和古代出於俘虜或犯罪的，大不相同，國家理應制止及救濟。然當時的國家，非但不能如此，反亦因之以為利。如漢武帝，令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的增秩。其時行算緡之法，遣使就郡國治隱匿不報的人的罪，沒收其奴婢甚多，都把他分配到各苑和各機關，使之從事於生產事業（見《史記·平準書》 ）。像漢武帝這種舉動，固然是少有的，然使奴婢從事於生產事業者，必不限於漢武帝之世，則可推想而知，奴隸遂成為此時官私生產的要角了。漢末大亂，奴婢之數，更行增多。 後漢光武一朝，用法令強迫釋放奴婢很多（均見《後漢書》本紀 ）。然亦不過救一時之弊，終不能絕其根株。歷代救濟奴隸之法：（一 ）對於官奴婢，大抵以法令赦免。（二 ）對於私奴婢則（甲 ）以法令強迫釋放；（乙 ）官出資財，替他贖身；（丙 ）勒令以買直為傭資，計算做工的時期，足滿工資之數，便把他放免。雖有此法，亦不過去其太甚而已。 用外國人做奴婢，後世還是有的。但非如古代的出於俘虜，而亦出於鬻賣。《漢書·西南夷列傳》和《貨殖列傳》，都有所謂「僰僮」，就是當時的商人，把他當商品販賣的。《北史·四裔傳》亦說：當時的人，多買獠人做奴僕。因此，又引起政治上的侵略。 梁武帝時，梁、益二州，歲歲伐獠以自利。周武帝平梁、益，亦命隨近州鎮，年年出兵伐獠，取其生口，以充賤隸。這在後世，卻是少有的事，只有南北分立之世，財力困窘，政治又毫無規模，才會有之。至於販賣，卻是通常現象。如唐武后大足元年，敕北方緣邊諸郡，不得畜突厥奴婢；穆宗長慶元年，詔禁登、萊州及緣海諸道，縱容海賊，掠賣新羅人為奴婢；就可見海陸兩道，都有販賣外國人口的了。南方的黑色人種，中國謂之崑崙。唐代小說中，多有崑崙奴的記載，更和歐洲人的販賣黑奴相像。然中國人亦有自賣或被賣作外國人的奴隸的。宋太宗淳化二年，詔陝西緣邊諸郡：先因歲飢，貧民以男女賣與戎人，官遣使者，與本道轉運使，分以官財物贖，還其父母；真宗天禧三年，詔自今掠賣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領並處死。誘至者同罪，未過界者，決杖黥配（均見《文獻通考》 ），就是其事。 後漢末年，天下大亂，又發生所謂「部曲」的一個階級。 「部曲」二字，本是軍隊中一個組織的名稱（《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 ）。喪亂之際，人民無家可歸，屬於將帥的兵士，沒有戰事的時候，還是跟著他生活。或者受他豢養或者替他工作。事實上遂發生隸屬的狀態。用其力以生產，在經濟上是有利的，所以在不招兵的時候，將帥也要招人以為部曲了（《三國志·李典傳》說，典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就是戰時的部曲，平時仍屬於將帥之證。《衛覬傳》說：覬鎮關中時，四方流移之民，多有回關中的，諸將多引為部曲，就是雖不招兵之時，將帥亦招人為部曲之證 ）。平民因沒有資本，或者需要保護，一時應他的招。久之，此等依賴關係，已成過去，而其身份，被人歧視，一時不能回復，遂成為另一階級。 「部曲」的女子，謂之「客女」。歷代法律上，奴婢傷害良人，罪較平民互相傷害為重。良人傷害奴婢，則罪較平民互相傷害為輕。其「部曲」、「客女」，傷害平民的罪，較平民加重，較奴婢減輕；平民傷害「部曲」、「客女」的，亦較傷害奴婢加重，較其互相傷害減輕。所以「部曲」的地位，是介於良賤之間的。歷魏、晉、南北朝至唐、宋，都有這一階級。 使平民在某種程度以內，隸屬於他人，亦由來甚久。《商君書·竟內篇》說：「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為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有爵者不當差徭，在自己家裡的時候 ），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隨而養之。」有爵者替公家當差徭時，庶子亦跟著他出去。這即是《荀子·議兵篇》所說秦人五甲首而隸五家之制。 秦爵二十級（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級級都可乞人為役，則人民之互相隸屬者甚多，所以魯仲連要說秦人「虜使其民」了。晉武帝平吳以後，王公以下，都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其租調及力役等，均入私家。此即漢世封君食邑戶的遺法，其身份仍為良民。遼時有所謂二稅戶，把良民賜給僧寺，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金世宗時免之 ），亦是為此。此等使人對人直接徵收，法律上雖限於某程度以下的物質或勞力，然久之，總易發生廣泛的隸屬關係，不如由國家徵收，再行給與之為得。 封建時代的階級，亦是相沿很久的，豈有一廢除即鏟滅淨盡之理？所以魏晉以後，又有所謂門閥的階級。魏晉以後的門閥，舊時的議論，都把九品中正制度，看作他很重要的原因，這是錯誤的。世界上哪有這種短時間的政治制度，能造成如此深根固柢的社會風尚之理？ 又有說：這是由於五胡亂華，衣冠之族，以血統與異族混淆為恥，所以有這風尚的。這也不對。當時的區別，明明注重於本族士庶之間。況且五胡亂華，至少在西晉的末年，聲勢才浩大的，而劉毅在晉初，已經說當時中正的品評，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了。可見門閥之制，並非起源於魏晉之世。 然則其緣起安在呢？論門閥制度的話，要算唐朝的柳芳，說得最為明白（見《唐書·柳沖傳》 ）。據他的說法：則七國以前，封建時代的貴族，在秦漢之世，仍為強家。因為漢高祖起於徒步，用人不論家世，所以終兩漢之世，他們在政治上，不占特別的勢力。然其在社會上，勢力仍在。到魏晉以後，政治上的勢力和社會上的勢力合流，門閥制度，就漸漸固定了。這話是對的。當時政治上扶植門閥制度的，就是所謂九品中正。 至於在社會上，則因漢末大亂，中原衣冠之族，開始播遷。一個世家大族，在本地方，是人人知其為世家大族的，用不著自行表暴。遷徙到別的地方，就不然了。琅邪王氏是世族，別地方的王氏則不然。博陵崔氏是世族，別地方的崔氏則不然。一處地方，新遷來一家姓王的，姓崔的，誰知道他是哪裡的王？哪裡的崔呢？如此，就不得不鄭重聲明，我是琅邪王而非別的王氏；是博陵崔而非別的崔氏了。這是講門閥的所以要重視郡望的原因。 到現在，我們舊式婚姻的簡帖上，還殘留著這個老廢物。這時候，所謂門第的高下，大概是根據於：（一 ）本來門第的高下。這是相沿的事實，為本地方人所共認，未必有譜牒等物為據。因為古代譜牒，都是史官所記。隨著封建的崩壞，久已散佚無存了。（二 ）秦、漢以來，世家大族，似乎漸漸的都有譜牒（《隋書》著錄，有家譜，家傳兩門。《世說新語》注，亦多引人家的家譜 ）。而其事較近，各家族中，有何等人物、事跡，亦多為眾人所能知，所能記，在這時期以內，一個家族中，要多有名位顯著的人，而切忌有叛逆等大惡的事。如此，歷時稍久，即能受人承認，為其地之世家（歷時不久的，雖有名位顯著的人，人家還只認為暴發戶，不大看得起他。至於歷時究要多久，那自然沒有明確的界限 ）。（三 ）譜牒切忌佚亡，事跡切忌湮沒。倘使譜牒已亡；可以做世家的條件的事跡，又無人能記憶；或雖能記憶，而不能證明其出於我之家族中。換言之，即不能證明我為某世家大族或有名位之人之後；我的世族的資格，就要發生動搖了。要之，不要證據的事，要沒人懷疑；要有證據的事，則人證物證，至少要有一件存在；這是當時判定世族資格的條件。譜牒等物，全由私家掌管，自然不免有散佚，偽造等事。政治總是跟著社會走的。為要維持此等門閥制度，官家就亦設立譜局，與私家的譜牒互相鉤考；「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了（亦柳芳語 ）。 當這時代，寒門世族，在仕途上優劣懸殊；甚至婚姻不通，在社交上的禮節，亦不容相併（可參看《陔余叢考·六朝重氏族》條 ）。此等界限，直至唐代猶存。 《唐書·高士廉傳》及《李義府傳》說，太宗命士廉等修《氏族志》，分為九等，崔氏猶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又說：魏大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後房玄齡、魏徵、李勣等，仍與為婚，故其望不減。義府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後轉益自貴，稱禁婚家，男女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 《杜羔傳》說：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邪？」可見唐朝中葉以後，此風尚未剷除。然此時的門閥，已只剩得一個空殼，經不起雨打風吹，所以一到五代時，就成「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之局了（《通志·氏族略》 ）。 這時候的門閥，為什麼只剩一個空殼呢？（一 ）因自六朝以來，所謂世族，做事太無實力。這隻要看《廿二史札記·江左諸帝皆出庶族》《江左世族無功臣》《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各條可見。（二 ）則世族多貪庶族之富，與之通婚；又有和他通譜，及把自己的家譜出賣的。看《廿二史札記·財昏》《日知錄·通譜》兩條可見。（三 ）加以隋廢九品中正，唐以後科舉制度盛行，世族在選舉上，亦復不占便宜。此時的門閥，就只靠相沿已久，有一種惰力性維持，一受到（四 ）唐末大亂、譜牒淪亡的打擊，自然無以自存了。門閥制度，雖盛於魏晉以後，然其根源，實尚遠在周秦以前，到門閥制度廢除，自古相傳的等級，就蕩然以盡了（指由封建勢力所造成的等級 ）。 然本族的等級雖平，而本族和異族之間，等級復起。這就不能不嘆息於我族自晉以後武力的衰微了。中國自漢武帝以後，民兵漸廢。此時的兵役多以罪人和奴隸充之，亦頗用異族人為兵。東漢以後，雜用異族之風更盛。至五胡亂華之世，遂習為故常。此時的漢人和異族之間，自然不能不發生階級。 史稱北齊神武帝，善於調和漢人和鮮卑。他對漢人則說：「鮮卑人是汝作客（猶今言僱工 ），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陵之？」對鮮卑人則說：「漢人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疾之？」就儼然一為農奴，一為戰士了。 但此時期的異族，和自女真以後的異族，有一個大異點。自遼以前（契丹為鮮卑宇文氏別部，實仍系五胡的分支 ），外夷率以漢族為高貴而攀援之，並極仰慕其文化，不恤犧牲其民族性，而自願同化於漢族。至金以後則不然。這隻要看五胡除羯以外，無不冒托神明之胄（如拓跋氏自稱黃帝之後，宇文氏自稱炎帝之後 ），金以後則無此事；北魏孝文帝，自願消滅鮮卑語，獎勵鮮卑人與漢人通婚，自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然除此以外，亦未有拒絕漢族文化的。金世宗卻極力保存女真舊風及其語言文字。這大約由於自遼以前的異族，附塞較久，濡染漢人文化較深，金、元、清則正相反之故。渤海與金、清同族，而極仰慕漢人的文化，似由其先本與契丹雜居營州，有以致之，即其一證。 對於漢族的壓制剝削，亦是從金朝以後，才深刻起來的。五胡雖占據中原，只是一部分政權入於其手。其人民久與漢族雜居，並未聞至此時，在社會上，享有何等特別的權利（至少在法律上大致如此 ）。契丹是和漢人不雜居的。其國家的組織，分為部族和州縣兩部分，彼此各不相干（設官分南北面，北面以治部族，南面以治州縣 ）。財賦之官，雖然多在南面，這是因漢族的經濟，較其部族為發達之故，還不能算有意剝削漢人。到金朝，則把猛安謀克戶遷入中原。用集團之制，與漢族雜居，以便鎮壓。因此故，其所耕之地，不得不連成片段。於是或藉口官地，強奪漢人的土地（如據梁王莊，太子務等名目，硬說其地是官地之類 ），或口稱與漢人互換，而實系強奪。使多數人民流離失所。初遷入時，業已如此。元兵占據河北後，盡將軍戶（即猛安謀克戶 ）遷於河南，又是這麼一次。遂至和漢人結成骨仇血怨，釀成滅亡以後大屠戮的慘禍了（見《廿二史札記·金末種人被害之慘》條 ）。 元朝則更為野蠻。太宗時，其將別迭，要把漢人殺盡，空其地為牧場，賴耶律楚材力爭始止（見《元史·耶律楚材傳》 ）。元朝分人為蒙古、色目（猶言諸色人等，包括蒙古及漢族以外的人。其種姓詳見《輟耕錄》 ）、漢人（滅金所得的中國人 ）、南人（滅宋所得的中國人 ）四種，一切權利，都不平等（如各官署的長官，必用蒙古人。又如學校及科舉，漢人南人的考試較難，而出身反劣 ）。漢人入奴籍的甚多（見《廿二史札記·元初諸將多掠人為私戶》條 ）。明代奴僕之數驟增（見《日知錄·奴僕》條 ），怕和此很有關係。清朝初入關時，亦圈地以給旗民。其官缺，則滿、漢平分。又有蒙古、漢軍、包衣（滿洲人的奴僕 ）的專缺。刑法，則宗室、覺羅（顯祖之後稱宗室，自此以外稱覺羅。宗室俗稱黃帶子，覺羅俗稱紅帶子，因其常系紅黃色的帶子為飾。凡漢人殺傷紅黃帶子者，罪加一等。惟在茶坊酒肆中則否，以其自褻身份也 ）及旗人，審訊的機關都不同（宗室、覺羅，由宗人府審訊。與人民訟者，會同戶、刑部。包衣由內務府慎刑司審訊。與人民訟者，會同地方官。旗人由將軍、都統、副都統審訊 ），且都有換刑（宗室以罰養贍銀代笞、杖，以板責、圈禁代徒、流、充軍。雍正十二年，並推及覺羅。其死罪則多賜自盡。旗人以鞭責代笞、杖，枷號代徒、流、充軍。死刑以斬立決為斬監候，斬監候為絞 ），都是顯然的階級制度。民族愈開化，則其自覺心愈顯著，其鬥爭即愈尖銳。處於現在生存競爭的世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誠不可以不凜然了（近來有一派議論，以為滿、蒙等族，現在既已與漢族合為一個國族了，從前互相爭鬥的事，就不該再提及，怕的是挑起惡感。甚至有人以為用「漢族」二字，是不甚妥當的。說這是外國人分化我們的手段，我們不該盲從。殊不知歷史是歷史，現局是現局。不論何國，何族，在已往，誰沒有經過鬥爭來？現在誰還在這裡算陳賬？若慮挑起惡感，而於已往之事，多所顧忌而不敢談，則全部歷史，都只好拉雜摧燒之了。漢族兩字不宜用，試問在清朝時代的滿漢兩字，民國初年的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等語，當改作何字？歷史是一種學術，凡學術都貴真實。只要忠實從事，他自然會告訴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當遵循的途徑。現在當和親的道理，正可從從前的鬥爭里看出來，正不必私智穿鑿，多所顧慮 ）。 總而言之，凡階級的所以形成，其根源只有兩種：一種是武力的，一種是經濟的。至於種族之間，則其矛盾，倒是較淺的。近代的人，還有一種繆見，以為種族是一個很大的界限，同種間的鬥爭，只是一時的現象，事過之後，關係總要比較親切些。殊不知為人類和親的障礙的，乃是民族而非種族。種族的同異在體質上，民族的同異在文化上。體質上的同異，有形狀可見，文化上的同異，無跡象可求。在尋常人想起來，總以為種族的同異，更難泯滅，這就是流俗之見，需要學術矯正之處。從古以來，和我們體質相異的人，如西域深目高鼻之民，南方捲髮黑身之族，為什麼彼我之間，沒有造成嚴重的階級呢？ 總而言之，社會的組織，未能盡善，則集團與集團之間，利害不能無衝突。「利惟近者為可爭，害惟近者為尤切」。這是事實。至於體質異而利害無衝突，倒不會有什麼劇烈的鬥爭的。這是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有很明白的證據的。所以把種族看作嚴重的問題，只是一個俗見。 近代有一種賤民。其起源，或因民族的異同，或因政治上的措置，或則社會上積習相沿，驟難改易。遂至造成一種特別等級。這在清朝時，法律上都曾予以解放。如雍正元年，于山、陝的樂戶，紹興的惰民；五年於徽州的伴檔、寧國的世仆；八年於常熟、昭文的丐戶，都令其解放同於平民。乾隆三十六年，又命廣東的疍戶、浙江的九姓漁戶，及各省有似此者，均查照雍正元年成案辦理。這自然是一件好事情。但社會上的歧視，往往非政治之力所能轉移。所以此等階層，現在仍未能完全消滅。這是有待於視壓迫為恥辱的人，繼續努力的了。 階級制度，在古昔是多少為法律所維持的。及文化進步乃覺得人為的不平等不合於理，此等法律，遂逐漸取消。然社會上的區別，則不能驟泯。社會地位的區別，顯而易見的是生活的不同。有形的如宮室衣服等等，無形的如語言舉動等等。其間的界限，為社會所公認。彼此交際之間，上層階級，會自視為優越，而對方亦承認其優越；下層階級，會被認為低微，而其人亦自視為低微。此等階級的區別，全由習慣相沿。而人之養成其某階級的氣質，則由於教育（廣義的 ）；維持其某階級的地位，則由於職業。 舊時社會所視為最高階級的，乃讀書做官的人，即所謂士。此種人，其物質的享受，亦無以逾於農工商。但所得的榮譽要多些。所以農工商還多希望改而為士，而士亦不肯輕棄其地位（舊時所謂書香之家，雖甚貧窮，不肯輕易改業，即由於此 ）。這還是封建殘餘的勢力。 此外則惟視其財力的厚薄，以判其地位的高低。所謂貧富，應以維持其所處的階級的生活為標準。有餘的謂之富，僅足的謂之中人，不足的謂之貧。此自非指一時的狀況言，而當看其地位是否穩固。所謂穩固，包含三條件：即（一 ）財產收入，較勞力收入為穩固。（二 ）有保障的職業，較無保障的為穩固。（三 ）獨立經營的職業，較待人雇用的為穩固。階級的升降，全然視其財力。財力足以上升，即可升入上層階級。財力不能維持，即將落入下層階級。宮室衣服等，固然如此，即教育職業亦然。如農工商要改做士，則必須有力量能從師讀書；又必須有力量能與士大夫交際，久之，其士大夫的氣質，乃得養成。此系舉其一端，其他可以類推。 總之，除特別幸運的降臨，凡社會上平流而進的，均必以經濟上的地位為其基礎。下層社會中人，總想升入上層的；上層社會中人，則想保持其地位。舊時的教育，如所謂奮勉以求上進，如所謂努力勿墜其家聲等等，無論其用意如何，其內容總不外乎此。 至於（一 ）剷除階級；（二 ）組織同階級中人，以與異階級相鬥爭；則昔時無此思想。此因（一 ）階級間之相去，並不甚遠；（二 ）而升降也還容易之故。新式產業興起以後，情形就與從前不同。 從前所謂富、中人、貧，相去實不甚遠的，今則相去甚遠（所謂中產階級，當分新舊兩種：舊的，如舊式的小企業等，勢將逐漸為大企業所吞併。新的，如技術、管理人員等，則皆依附大資本家以自存。其生活形式，雖與上層階級為儕，其經濟地位的危險，實與勞工無異。既無上升之望，則終不免於墜落。所以所謂中間者，實不能成為階級。從下級升至上級，亦非徒恃才能，所能有濟。昔時的小富，個人的能力及際遇，足以致之，今之大富豪則不然。現在文明之國，所謂實業領袖，多系富豪階級中人，由別階級升入的很少 ）。於是雖無世襲之名，而有世襲之實。上級的地位，既不易變動，下級的惡劣境遇，自然不易脫離。環境逼迫著人改變思想，階級鬥爭之說，就要風靡一時了。剷除階級，自是美事。但盲動則不免危險；且亦非專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濟；所以舉措不可不極審慎。 政體 社會發達到一定的程度，國家就出現了。在國家出現之前，人類團結的方法，只靠血緣，其時重要的組織，就是氏族，對內的治理，對外的防禦，都靠著它。世運漸進，血緣相異的人，接觸漸多，人類的組織，遂不復以血統相同為限，聚居一地方的，亦不限於血統相同的人。於是氏族進而為部落。統治者的資格，非復族長而為酋長。其統治亦兼論地域，開國家領土的先河了。 從氏族變為部落，大概經過這樣的情形。在氏族的內部，因職業的分化，家族漸漸興起。氏族的本身，遂至崩潰。各家族非如其在氏族時代絕對平等，而有貧富之分。財富即是權力，氏族平和的情形，遂漸漸破壞，貧者和富者之間，發生了矛盾，不得不用權力統治。其在異氏族之間，則戰鬥甚烈。勝者以敗者為俘虜，使服勞役，是為奴隸。其但徵收其貢賦的，則為農奴。農奴、奴隸和主人之間，自然有更大的矛盾，需要強力鎮壓。因此，益促成征服氏族的本身，發生變化。 征服氏族的全體，是為平民。其中掌握事權的若干人，形成貴族。貴族中如有一個最高的首領，即為君主的前身。其初是貴族與平民相去近，平民和農奴、奴隸相去遠。其後血統相同的作用漸微，掌握政權與否之關係漸大，則平民與農奴、奴隸相去轉近，而其與貴族相去轉遠。但平民總仍略有參政之權，農奴和奴隸則否。政權的決定，在名義上最後屬於一人的，是為君主政體。屬於較少數人的，是為貴族政體。屬於較多數人的，是為民主政體。這種分類之法，是出於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雖與今日情形不同，然以論古代的政體，則仍覺其適合。 氏族與部落，在實際上，是不易嚴密區分的。因為進化到部落時代，其內部，總還保有若干氏族時代的意味。從理論上言，則其團結，由於血統相同（雖實際未必相同，然苟被收容於其團體之內，即亦和血統相同的人一律看待 ），而其統治，亦全本於親族關係的，則為氏族。其不然的，則為部落。因其兩者雜糅，不易區別，我們亦可借用《遼史》上的名詞，稱之為部族（見《營衛志》 ）。 至於古代所謂國家，其意義全和現在不同。古所謂國，是指諸侯的私產言之。包括（一 ）其住居之所。（二 ）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謂家者亦然（古書上所謂國，多指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為諸侯的住所。諸侯的封域以內，以財產意義言，並非全屬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還是要用以分封的。對於此等地方，諸侯僅能收其貢而不能收其稅賦。其能直接收其稅賦，以為財產上的收入的，亦限於諸侯的采地。《尚書·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即指此。采地從財產上論，是應該包括於國字之內的。《禮記·禮運》說：「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乃所謂互言以相備。說天子有田，即見得諸侯亦有田；說諸侯有國，即見得天子亦有國；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義，亦包括國，國字的意義，亦包括田。乃古人語法如此 ）。 今之所謂國家，古無此語。必欲求其相近的，則為「社稷」兩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穀神，是住居於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說社稷淪亡，即有整個團體覆滅之意。邦和封是一語。封之義為累土。兩個部族交界之處，把土堆高些，以為標識，則謂之封。引申起來，任用何種方法，以表示疆界，都可以謂之封（如掘土為溝，以示疆界，亦可謂之封。故今遼寧省內，有地名溝幫子。幫字即邦字，亦即封字。上海洋涇浜之浜字，亦當作封 ）。疆界所至之地，即謂之邦。古邦字和國字，意義本各不同。漢高祖名邦，漢人諱邦字，都改作國。於是國字和邦字的意義混淆了。現在古書中有若干國字，本來是當作邦字的。如《詩經》里的「日辟國百里」「日蹙國百里」便是。封域可以時有贏縮，城郭是不能時時改造的（國與域同從或聲，其初當亦系一語，則國亦有界域之意。然久已分化為兩語了。古書中用國字域字，十之九，意義是不同的 ）。 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在古書上，亦未嘗無相類的制度。然以大體言之，則君權之在中國，極為發達。君主的第一個資格，是從氏族時代的族長沿襲而來的，所以古書上總說君是民之父母。其二則為政治或軍事上之首領。其三則兼為宗教上之首領。所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等（《禮記·王制》 ）。均有代表其群下而為祭司之權，而《書經》上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梁惠王下篇》引 ）。君主又操有最高的教育之權。 君主前身，既然是氏族的族長，所以他的繼承法，亦即是氏族族長的繼承法。在母系社會，則為兄終弟及，在父系社會，則為父死子繼。當其為氏族族長時，無甚權利可爭，而其關係亦小，所以立法並不十分精密。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說周朝的繼承法，適庶相同則論年，「年鈞以德，德鈞則卜。」兩個人同年，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月，同日，同時則甚難，何至辨不出長幼來，而要用德、卜等漫無標準的條件？可見舊法並不甚密。 《公羊》隱公元年何《注》說：「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侄娣。適侄娣無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無子，立左媵侄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春秋》以殷為質家，周為文家 ），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定得非常嚴密。這是後人因國君的繼承，關係重大而為之補充的，乃係學說而非事實。 周厲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凡十四年。主權不屬於一人，和歐洲的貴族政體，最為相像。案：《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此雖有君，實權皆在二相，和周召的共和，實際也有些相像。但形式上還是有君的。至於魯昭公出奔，則魯國亦並未立君，季氏對於國政，絕不能一人專斷，和共和之治，相像更甚了。可見貴族政體，古代亦有其端倪，不過未曾發達而成為一種制度。 至於民主政治，則其遺蹟更多了。我們簡直可以說：古代是確有這種制度，而後來才破壞掉的。《周官》有大詢於眾庶之法，鄉大夫「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小司寇「擯以序進而問焉」。其事項：為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 案：《左傳》定公八年，衛侯欲叛晉，朝國人，使王孫賈問焉。哀公元年，吳召陳懷公，懷公亦朝國人而問，此即所謂詢國危；盤庚要遷都於殷，人民不肯，盤庚「命眾悉造於庭」，反覆曉諭。其言，即今《書經》里的《盤庚篇》。周太王要遷居於岐，「屬其父老而告之」（《孟子·梁惠王下篇》 ），此即所謂詢國遷；《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周朝的王子朝和敬王爭立，晉侯使士景伯往問。士伯立於乾祭（城門名 ），而問於介眾（介眾，大眾 ）。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納衛侯，衛人亦致眾而問。此即所謂詢立君。可見《周官》之言，系根據古代政治上的習慣，並非理想之談。 《書經·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此以一君主，二卿士，三庶人，四龜，五筮，各占一權，而以其多少數定吉凶，亦必系一種會議之法，並非隨意詢問。至於隨意詢問之事，如《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梁惠王下篇》 ），以及《管子》所謂嘖室之議等（見《桓公問篇》 ），似乎不過是周諮博採，並無必從的義務。 然其初怕亦不然。野蠻部落，內部和同，無甚矛盾，輿論自極忠實。有大事及疑難之事，會議時竟有須全體通過，然後能行，並無所謂多數決的。然則輿論到後來，雖然效力漸薄，竟有如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而然明欲毀鄉校之事（見《左傳》襄公三十年 ）。然在古初，必能影響行政，使當局者不能不從，又理有可信了。原始的制度，總是民主的。到後來，各方面的利害衝突既深，政治的性質亦益複雜，才變而由少數人專斷。這是普遍的現象，無足懷疑的。 有人說：中國自古就是專制，國人的政治能力，實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殺史實。有人舉此等民權遺蹟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 以上所述，是各部族內部的情形。至於合全國而觀之，則是時正在部族林立之世。從前的史家，率稱統一以前為封建時代，此語頗須斟酌。學術上的用語，不該太拘於文字的初詁。封建兩字，原不妨擴而充之，兼包列國並立的事實，不必泥定字面，要有一個封他的人。然列國本來並立，和有一個封他的人，兩者之間，究應立一區別。我以為昔人所謂封建時代，應再分為：（一 ）部族時代，或稱先封建時代。（二 ）封建時代。所謂封建，應指（甲 ）懾服異部族，使其表示服從。（乙 ）打破異部族，改立自己的人為酋長。（丙 ）使本部族移殖於外言之。 中國以統一之早，聞於世界。然秦始皇的滅六國，事在公元前二二一年，自此上溯至有史之初，似尚不止此數，若更加以先史時期，則自秦至今的年代，幾乎微末不足道了。所以歷史上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實在是到很晚的時期才出現的。 從部族時代，進而至於封建時代，是從無關係進到有關係，這是統一的第一步。更進而開拓荒地，互相兼併，這是統一的第二步。這其間的進展，全是文化上的關係。因為必先（一 ）國力充實，然後可以征服他國。（二 ）亦必先開拓疆土，人口漸多，經濟漸有進步，國力方能充實。（三 ）又必開拓漸廣，各國間壤地相接，然後有劇烈的鬥爭。（四 ）而交通便利，風俗漸次相同，便於統治等，尤為統一必要的條件。所以從分立而至於統一，全是一個文化上的進展。向來讀史的人，都只注意於政治方面，實在是掛一漏萬的。要知道封建各國的漸趨於統一，只要看其封土的擴大，便可知道。今文家說列國的封土，是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五十里的為附庸（《孟子·萬章下篇》《禮記·王制》 ）。古文家則說：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周官》大司徒 ）。這固然是虛擬之辭，不是事實（不論今古文和諸子書，所說的制度，都是著書的人，以為該怎樣辦所擬的一個草案，並不全是古代的事實 ），然亦必以當時的情勢為根據。 《穀梁》說：「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 ）。這是古代封土，必須有一個制限，而不容任意擴大的原因。今古文異說，今文所代表的，常為早一時期的制度，古文所代表的則較晚。秦漢時的縣，大率方百里（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可見方百里實為古代的一個政治區域，此今文家大國之封所由來。其超過於此的，如《禮記·明堂位》說：「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說：「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大公於齊，兼五侯地。」這都是後來開拓的結果，而說者誤以為初封時的事實的。列國既開拓至此，談封建制度的人，自然不能斫而小之，亦不必斫而小之，就有如古文家所說的制度了。 以事實言之：今文家所說的大國，在東周時代，已是小國。古文家所說的大國，則為其時的次等國。至其時的所謂大國，則子產稱其「地方數圻」（圻同畿，即方數千里，見《左傳》襄公三十五年 ）。《孟子》說：「海內之國，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梁惠王上篇》 ）惟晉、楚、齊、秦等足以當之。此等大國，從無受封於人的，即古文家心目中，以為當封建之國，亦不能如此其大；所以談封建制度的不之及。 此等大國，其實際，實即當時談封建制度者之所謂王。《禮記》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曾子問》 ），這只是古人的一個希望，事實上並不能如此。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是分為若干區域，每區域之中，各自有王的。所以春秋時吳、楚皆稱王，戰國時七國亦皆稱王。公、侯、伯、子、男等，均系美稱。論其實，則在一國之內，有最高主權的，皆稱為君。（《禮記·曲禮》：「九州之伯，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 其為一方所歸往的，即為此一區域中的王。《管子·霸言篇》說：「強國眾，則合強攻弱以圖霸；強國少，則合小攻大以圖王。」此為春秋時吳楚等國均稱王，而齊晉等國僅稱霸的原因。因為南方草昧初開，聲明文物之國少，肯承認吳楚等國為王；北方魯、衛、宋、鄭等國，就未必肯承認齊晉為王了。倒是周朝，雖然弱小，然其稱王，是自古相沿下來的，未必有人定要反對他；而當時較大之國，其初大抵是他所封建，有同姓或親戚的關係，提起他來，還多少有點好感；而在國際的秩序上，亦一時不好否認他；於是齊桓、晉文等，就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舉了。 霸為伯的假借字。伯的本義為長。《禮記·王制》說：「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這又是虛擬的制度，然亦有事實做根據的。凡古書所說朝貢、巡守等制度，大抵是邦畿千里之內的規模（或者還更小於此。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說天子巡守的制度，是「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這只是後世知縣的勸農 ）。後人擴而充之，以為行之於如《禹貢》等書所說的九州島之地，於理就不可通了（春天跑到泰山，夏天跑到衡山，秋天跑到華山，冬天跑到恆山，無論其為回了京城再出去，或者從東跑到南，從南跑到西，從西跑到北，總之來不及 ），然其說自有所本。 《公羊》隱公五年說：「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即二伯之說所由來。分《禮記·王制》的九州為左右，各方一伯，古無此事；就周初的封域，分而為二，使周公、召公各主其一，則不能謂無此事的。然則所謂八州八伯，恐亦不過就王畿之內，再分為九，天子自治其一，而再命八個諸侯，各主一區而已。 此項制度，擴而大之，則如《左傳》僖公四年，管仲對楚使所說：「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等於《禮記·王制》中所說的一州之伯了。此自非周初的事實，然管仲之說，亦非憑空造作，亦仍以小規模的伯為根據。然則齊桓、晉文等，會盟征伐，所牽連而及的，要達於《禮記·王制》所說的數州之廣，其規模雖又較大，而其霸主之稱，還是根據於此等一州之伯的，又可推而知了。 春秋時晉、楚、齊、秦等國，其封土，實大於殷周之初。其會盟征伐的規模，亦必較殷周之初，有過之無不及。特以強國較多，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不能稱王（吳楚等雖稱王，只是在一定區域之內，得其小國的承認 ）。 至於戰國時，就老實不客氣，各自在其區域之中，建立王號了。然此時的局勢，卻又演進到諸王之上，要有一個共主，而更高於王的稱號，從來是沒有的。乃借用天神之名，而稱之為帝。齊湣王和秦昭王，曾一度並稱東西帝；其後秦圍邯鄲，魏王又使辛垣衍勸趙尊秦為帝，即其事。 此時研究歷史的人，就把三代以前的酋長，揀了五個人，稱之為五帝（所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之稱，是人神相同的 ）。後來又再推上去，在五帝以前，揀了三個酋長，以說明社會開化的次序。更欲立一專名以名之，這卻真窮於辭了。乃據「始王天下」之義，加「自」字於「王」字之上，造成一個「皇」字，而有所謂三皇（見《說文》。皇王二字，形異音同，可知其實為一語 ）。至秦王政並天下，遂合此二字，以為自己的稱號，自漢以後，相沿不改。 列國漸相吞併，在大國之中，就建立起郡縣制度來。 《禮記·王制》說：「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又說：「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可見內諸侯和大夫，法律上本來不該世襲的。事實上雖不能盡然，亦不必盡不然；尤其是在君主權力擴張的時候。儻使天子在其畿內，大國的諸侯在其國內，能切實將此制推行，而於其所吞滅之國，亦能推行此制；封建就漸變為郡縣了。（一 ）春秋戰國時，滅國而以為縣的很多，如楚之於陳蔡即是。有些滅亡不見記載，然秦漢時的縣名，和古國名相同的甚多，亦可推見其本為一國，沒入大國之中，而為其一縣。（二 ）還有卿大夫之地，發達而成為縣的。如《左傳》昭公二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是。（三 ）又有因便於戰守起見，有意設立起來的，如商君治秦，並小都、鄉、邑，聚以為縣是（見《史記·商君列傳》 ）。 至於郡，則其區域本較縣為小，且為縣所統屬（《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其與縣分立的，則較縣為荒陋（《左傳》哀公二年，趙簡子誓師之辭，說「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然此等與縣分立之郡，因其在邊地之故，其兵力反較縣為充足，所以後來在軍事上須要控扼之地，轉多設立（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皆見《史記》本傳 ）。事實上以郡統制縣，保護縣，亦覺便利，而縣遂轉屬於郡。戰國時，列國的設郡，還是在沿邊新開闢之地的（如楚之巫、黔中，趙之雲中、雁門、代郡，燕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等 ）。到秦始皇滅六國後，覺得到處都有駐兵鎮壓的必要，就要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了。 封建政體，沿襲了幾千年，斷無沒有反動之力之理。所以秦滅六國未幾，而反動即起。秦漢之間以及漢初的封建，是和後世不同的。在後世，像晉朝、明朝的封建，不過出於帝王自私之心。天下的人，大都不以為然。即封建之人，對於此制，亦未必敢有何等奢望，不過舍此別無他法，還想藉此牽制異姓，使其不敢輕於篡奪而已。受封者亦知其與時勢不宜，惴惴然不敢自安。所以唐太宗要封功臣，功臣竟不敢受（見《唐書·長孫無忌傳》 ）。 至於秦漢間人，則其見解大異。當時的人，蓋實以封建為當然，視統一轉為變局。所以皆視秦之滅六國為無道之舉，稱之為暴秦，為強虎狼之秦。然則前此為六國所滅之國如何呢？秦滅六國，當恢復原狀，為六國所滅之國，豈不當一一興滅繼絕嗎？倘使以此為難，論者自將無辭可對。然大多數人的見解，是不能以邏輯論，而其欲望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爭的。所以秦亡之後，在戲下的諸侯，立即決定分封的方法。 當時所封建的：是（一 ）六國之後。（二 ）亡秦有功之人。此時的封建，因漢高祖藉口於項王背約，奪其關中之地而起兵，漢代史家所記述，遂像煞是由項王一個人做主，其實至少是以會議的形式決定的。所以在《太史公自序》里，還無意間透露出一句真消息來，謂之「諸侯之相王」。 當時的封爵，分為二等：大者王，小者侯，這是沿襲戰國時代的故事的（戰國時，列國封其臣者，或稱侯，或稱君，如穰侯、文信侯、孟嘗君、望諸君等是。侯之爵較君為高，其地當亦較君為大。此時所封的國，大小無和戰國之君相當的，故亦無君之稱 ）。諸侯之大者皆稱王，項羽以霸王為之長，而義帝以空名加於其上，也是取法於東周以後，實權皆在霸主，而天王僅存虛名的。以大體言，實不可謂之不愜當。然人的見解，常較時勢為落後。人心雖以為允洽，而事勢已不容許，總是不能維持的。所以不過五年，而天下復歸於統一了。然而當時的人心仍未覺悟，韓信始終不肯背漢，至後來死於呂后之手，讀史者多以為至愚。其實韓信再老實些，也不會以漢高祖為可信。韓信當時的見解，必以為舉天下而統屬於一人，乃事理所必無。韓信非自信功高，以為漢終不奪其主，乃漢奪其王之事，為信當時所不能想像。此恐非獨韓信如此，漢初的功臣，莫不如此。若使當時，韓信等預料奉漢王以皇帝的空名，漢王即能利用之把自己誅滅，又豈肯如此做？確實，漢高祖翦滅所封的異姓，也是一半靠陰謀，一半靠實力的，並非靠皇帝的虛名。 若就法理而論，就自古相傳列國間的習慣，當時的人心認為正義者論，皇帝對於當時的王，可否如此任意誅滅呢？也還是一個疑問。所以漢高祖的盡滅異姓之國（楚王韓信，梁王彭越，韓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盧綰。惟長沙王吳芮僅存 ），雖然不動干戈，實在和其盡滅戲下所封諸國，是同樣的一個奇蹟。不但如此，漢高祖所封同姓諸國，後來醞釀成吳楚七國這樣的一個大亂，竟會在短期間戡定；戡定之後，景帝摧抑諸侯，使不得自治民補吏；武帝又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各以國邑，分封子弟；而漢初的封建，居然就名存而實亡，怕也是漢初的人所不能預料的。 封建的元素，本有兩個：一為爵祿，受封者與凡官吏同。一為君國子民，子孫世襲，則其為部落酋長時固有的權利，為受封者所獨。後者有害於統一，前者則不然。 漢世關內侯，有虛名而無土地。後來列侯亦有如此的（《文獻通考·封建考》云：「秦、漢以來，所謂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關內侯，則惟以虛名受廩祿而已。西都景、武而後，始令諸侯王不得治民，漢置內史治之。自是以後，雖諸侯王，亦無君國子民之實，不過食其所封之邑入，況列侯乎？然所謂侯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東都，始有未與國邑，先賜美名之例，如靈壽王、征羌侯之類是也。至明帝時，有四姓小侯，乃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請外戚子弟，以少年獲封者。又肅宗賜東平王蒼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此二者，皆是未有土地，先佩印，受俸廩。蓋至此，則列侯有同於關內侯者矣。」 ），然尚須給以廩祿。唐宋以後，必食實封的，才給以祿，則並物質之耗費而亦除去之，封建至此，遂全然無礙於政治了。 後世在中國境內，仍有封建之實的，為西南的土官。土官有兩種：一是文的，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之類。一是武的，凡以司名的，如宣撫司、招討司、長官司之類皆是。聽其名目，全與流官相同。其實所用的都是部族酋長，依其固有之法承襲。 外夷歸化中國，中國給以名號（或官或爵 ），本是各方面之所同，不但西南如此。但其距中國遠的，實力不及，一至政教衰微之世，即行離叛而去，這正和三代以前的遠國一樣。惟西南諸土司，本在封域之內，歷代對此的權力，漸形充足，其管理之法，亦即隨之而加嚴。在平時，也有出貢賦，聽徵調的。這亦和古代諸侯對王朝，小國對大國的朝貢及從征役一樣。至其（一 ）對中國犯順；（二 ）或其部族之中，自相爭鬩；（三 ）諸部族之間，互相攻擊；（四 ）又或暴虐其民等；中國往往加以討伐。有機會，即廢其酋長，改由中國政府派官治理，是謂「改土歸流」，亦即古代之變封建為郡縣。 自秦至今，近二千二百年，此等土官，仍未盡絕，可見封建政體的剷除，是要隨著社會文化進步的，不是政治單方面的事情了。 封建之世，所謂朝代的興亡，都是以諸侯革天子之命。此即以一強國，奪一強國的地位，或竟滅之而已。至統一之世，則朝代的革易，其形式有四：（一 ）為舊政權的遞嬗。又分為（甲 ）中央權臣的篡竊，（乙 ）地方政權的入據。前者如王莽之於漢，後者如朱溫之於唐。（二 ）為新政權的崛起，如漢之於秦。（三 ）為異族的入據，如前趙之於晉，金之於北宋，元之於南宋，清之於明。（四 ）為本族的恢復，如明之於元。而從全局觀之，則（一 ）有仍為統一的，（二 ）有暫行分裂的。後者如三國、南北朝、五代都是。然這只是政權的分裂，社會文化久經統一，所以政權的分立，總是不能持久的。 從前讀史的人，每分政情為（一 ）內重，（二 ）外重，（三 ）內外俱輕三種。內重之世，每有權臣篡竊之變。外重之世，易招強藩割據之憂。內外俱輕之世，則草澤英雄，乘機崛起；或外夷乘機入犯。惟秦以過剛而折，為一個例外。 政權當歸諸一人，而大多數人，可以不必過問；甚或以為不當過問；此乃事勢積重所致，斷非論理之當然。所以不論哪一國，其原始的政治，必為民主。後來雖因事勢的變遷，專制政治逐漸興起，然民主政治，仍必久之而後消滅。觀前文所述，可以見之。 大抵民主政治的廢墜：（一 ）由於地大人眾，並代表會議而不能召集。（二 ）大眾所議，總限於特殊的事務，其通常的事務，總是由少數主持常務的人執行的。久之，此少數人日形專擅，對於該問大眾的特殊事務，亦復獨斷獨行。（三 ）而大眾因情勢渙散，無從起而加以糾正。專制政治就漸漸形成了。這是形式上的變遷。若探求其所以然，則國家大了，政情隨之複雜，大的、複雜的事情，普通人對之不感興趣，亦不能措置。此實為制度轉變的原因。 然民主的制度可以廢墜，民主的原理則終無滅絕之理。所以先秦諸子，持此議論的即很多。因後世儒術專行，儒家之書，傳者獨多，故其說見於儒家書中的亦獨多，尤以《孟子》一書，為深入人心。其實孟子所誦述的，乃係孔門的書說，觀其論堯舜禪讓之語，與伏生之《尚書大傳》，互相出入可知（司馬遷《五帝本紀》亦采儒家書說 ）。兩漢之世，此義仍極昌明。 漢文帝元年，有司請立太子。文帝詔云：「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此雖系空言，然天下非一人一家所私有之義，則詔旨中也明白承認了。後來眭孟上書，請漢帝誰差天下（誰差，訪求、簡擇之義 ），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尤為歷代所無。效忠一姓，漢代的儒家，實不視為天經地義。劉歆系極博通的人，且系漢朝的宗室，而反助王莽以篡漢；揚雄亦不反對王莽；即由於此。但此等高義，懂得的只有少數人，所以不久即湮晦，而君臣之義，反日益昌盛了。 王與君，在古代是有分別的，說已見前。臣與民亦然。臣乃受君豢養的人，效忠於其一身，及其子嗣，盡力保衛其家族、財產，以及榮譽、地位的。蓋起於（一 ）好戰的酋長所豢養的武士，（二 ）及其特加寵任的僕役。其初，專以效忠於一人一家為主。後來（一 ）人道主義漸形發達，（二 ）又從利害經驗上，知道要保一人一家的安全，或求其昌盛，亦非不顧萬民所能。於是其所行者，漸須顧及一國的公益。有時雖違反君主一人一家的利益，而亦有所不能顧。是即大臣與小臣，社稷之臣與私昵嬖倖的區別。然其道，畢竟是從效忠於一人一家進化而來的，終不能全免此項色彩。 至民則絕無效忠於君的義務。兩者區別，在古代本極明白，然至後世，卻漸漸湮晦了。無官職的平民，亦竟有效忠一姓的，如不仕新朝之類。這在古人看起來，真要莫名其妙了（異民族當別論。民族興亡之際，是全民族都有效忠的義務的。顧炎武《日知錄·正始》條，分別亡國亡天下，所謂亡天下，即指民族興亡言，古人早見及此了 ）。至於國君失政，應該誅殺改立之義，自更無人提及。 剝極則復，到晚明之世，湮晦的古義，才再露一線的曙光。君主之制，其弊全在於世襲。以遺傳論，一姓合法繼承的人，本無代代皆賢之理。以教育論，繼嗣之君，生來就居於優越的地位，志得意滿；又和外間隔絕了；尤其易於不賢。此本顯明之理，昔人斷非不知，然既無可如何，則亦只好置諸不論不議之列了。君主的昏愚、淫亂、暴虐，無過於明朝之多。而時勢危急，內之則流寇縱橫，民生憔悴；外之則眼看異族侵入，好容易從胡元手裡恢復過來的江山，又要淪於建夷之手。仁人君子，蒿目時艱，深求致禍之原，圖窮而匕首見，自然要歸結到政體上了。於是有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出現，其《原君》《原臣》兩篇，於「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義，發揮得極為深切，正是晴空一個霹靂。但亦只是晴空一個霹靂而已。別種條件，未曾完具，當然不會見之於行動的。於是磅礴鬱積的民主思想，遂仍潛伏著，以待時勢的變化。 近百年來的時勢，四夷交侵，國家民族，都有絕續存亡的關係，可謂危急極了。這當然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但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分野，政治力量的界限，昔人是不甚明白的。眼看著時勢的危急，國事的敗壞，當然要把其大部分的原因，都歸到政治上去，當然要發動了政治上的力量來救濟它，當然要擬議及於政體。於是從戊戌變法急轉直下，而成為辛亥革命。中國的民主政治，雖然自己久有根基，而親切的觀感，則得之於現代的東西列強。代議政體，自然要繼君主專制而起。但代議政體，在西洋自有其歷史的條件，中國卻無有。於是再急轉直下，而成為現在的黨治。 中國古代，還有一個極高的理想，那便是孔子所謂大同，老子所謂郅治，許行所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這是超出於政治範圍之外的，因為國家總必有階級，然後能成立，而孔、老、許行所想望的境界，則是沒有階級的。 選舉 國家，因為要達其目的，設立許多機關，這許多機關，都是要有人主持的。主持這些機關的人，用何法取得呢？這便是選舉問題。 選舉是和世襲對立的。按世襲之法，倘一個位置出缺，便有一個合法繼承的人，不容加以選擇。選舉之法則不然，它是毫無限制，可以任有選舉權者，選舉最適宜的人去擔任的。這是就純粹的選舉和世襲說；亦有從兩方面說，都不很純粹的，如雖可選擇，仍限於某一些人之內之類是。但即使是不純粹的選舉，也總比純粹的世襲好些。西洋某史家曾把中國兩漢時代的歷史，和羅馬相比較，他說：凡羅馬衰亡的原因，中國都有的。卻有一件事，為中國所有，羅馬所無，那便是選舉。觀此，便知選舉制度關係之重大了。 選舉制度，在三代以前，是與世襲並行的。俞正燮《癸巳類稿》，有一篇《鄉興賢能論》，說得最好，他說：古代的選舉，是限於士以下的，大夫以上是世官。這是什麼理由呢？已經說過：原始的政治，總是民主的，到後來，專制政治才漸漸興起，如其一個國家是以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組成的，高級的位置自然不容被征服之族染指。即使原是一族，而專制政治既興，掌握政權的人，也就漸漸地和群眾離開了。所以選舉僅限於士以下。 士以下的選舉乃係古代部族，專制政治尚未興起時的制度，留遺下來的。其遺蹟略見於《周官》。據《周官》所載：凡是鄉大夫的屬官，都有考察其民德行道藝之責。三年大比，則舉出其賢者能者，「獻賢能之書於王。」《周官》說：此之謂使民興賢，入使治之；使民興能，出使長之。俞正燮說：入使治之，是用為鄉吏（即比閭族黨之長 ）；出使長之，是用為伍長，這是不錯的。比閭族黨等，當系民主部族固有的組織，其首領，都是由大眾公舉的。 專制政體興起後，只是把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加於其上，而於此等團體固有的組織，並未加以破壞，所以其首領還是出於公舉的，不過專制的政府，也要加以相當的參預干涉罷了（如雖由地方公舉，然仍須獻賢能之書於王 ）。 在封建政體的初期，上級的君大夫等，其品性，或者比較優良，但到後來，就漸漸地腐化了。由於上級的腐化和下級的進步，主持國政者，為求政治整飭起見，不得不逐漸引用下級分子，鄉間的賢能，漸有升用於朝廷的機會，那便是《禮記·王制》所說的制度。 據《禮記·王制》說：是鄉論秀士，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於學，則稱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官指各種機關，謂分別其材能，適宜於在何種機關中辦事 ），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然後因其材而用之。案：《周官》司士，掌群臣之版（名籍 ），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也是司馬的屬官。 《禮記·射義》說：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以中之多少，定得與於祭與否，可見射宮即在太廟之中。 古代規制簡陋，全國之中，只有一所講究的屋子，謂之明堂。也就是宗廟，就是朝廷，就是君主所居的宮殿，而亦即是其講學的學校，到後來，這許多機關才逐漸分離，而成為各別的建築。 合觀《周官》《王制》《射義》之文，可知在古代，各地方的貢士，是專講武藝的。到後來，文治漸漸興起，於是所取的人才，才不限於一途（所以司馬要辨論官才，此時的司馬，乃以武職兼司選舉，並非以武事做選舉的標準了 ）。此為選舉之逐漸擴大，亦即世襲之漸被侵蝕。 到戰國之世，世變益亟，腐敗的貴族，再也支持不了此刻的政治。而且古代的貴族，其地位，是與君主相逼的，起於孤寒之士則不然，君主要整頓政治，擴充自己的權力，都不得不用游士。而士人也有懷抱利器，欲奮志於功名的。又有蒿目時艱，欲有所藉手，以救生民於塗炭的。於是君主和游士相合，以打擊貴族，貴族中較有為的，亦不得不引用游士。選舉之局益盛，世襲之制愈微。然這時候，游士還是要靠上級的人引用的。到秦末，豪傑起而亡秦，則政權全入下級社會之手，更無所謂貴族和游士的對立了。此為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廿二史札記》有此一條，可參看 ），在此情勢之下，用人自然不拘門第，世襲之局，乃於此告終。 漢以後，選舉之途，重要的，大概如下所述： （一 ）徵召：這是天子仰慕某人的才德，特地指名，請他到京的。往往有聘禮等很恭敬的手續。 （二 ）辟舉：漢世相府等機關，僚屬多由自用，謂之辟。所辟的人，並無一定的資格，做過高官的人以至布衣均可。 （三 ）薦舉：其途甚廣。做官的人，對於自己手下的屬員，或雖未試用，而深知其可用的人，都可以薦舉。就是不做官的布衣，深知什麼人好，也未始不可以上書薦舉的，並可上書求自試。此等在法律上都毫無制限，不過事實上甚少罷了。 （四 ）吏員：此系先在各機關中服務，或因法律的規定，或由長官的保薦，由吏而變作官的。各機關中的吏，照法律上講，都可以有出路。但其出路的好壞，是各時代不同的。大體古代優而後世劣。 （五 ）任子：做到某級官吏，或由在上者的特恩，可以保薦他的兒子，得一個出身，在漢世謂之任子（亦可推及孫、弟、兄弟之子孫等 ）。任的本義為保，但其實不過是一種恩典罷了，被保者設或犯罪，保之者未必負何等責任的。任在後世謂之蔭。明以後，又有蔭子入監之例。即使其入國子監讀書。國家既可施恩，又不令不學無術的人濫竽充選，立法之意，是很好的。惜乎入監讀書，徒有其名罷了。 （六 ）專門技術人員：此等人員，其遷轉，是限於一途的。其技術，或由自習而國家擢用，或即在本機關中養成。如天文、曆法、醫學等官是（此制起源甚古。《禮記·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即是 ）。 （七 ）捐納：這即是出錢買官做。古書中或稱此為貲選，其實是不對的。貲選見《漢書·景帝本紀》後二年，乃因怕吏的貪贓，假定有錢的人，總要少貪些，於是限定有家資若干，乃得為吏。這只是為吏的一個條件，與出錢買官做，全然無涉。又爵只是一個空名，所以賣爵也不能算作賣官的。暗中的賣官鬻爵，只是腐敗的政治，並非法律所許，亦不能算作選舉的一途（歷代賣官之事見後 ）。 以上都是入官之途。但就歷代立法者的意思看起來，這些都只能得通常之才，其希望得非常之才的，則還在： （八 ）學校。 （九 ）科舉。學校別於科舉。科舉又可分為（甲 ）鄉貢，（乙 ）制科。鄉貢是導源於漢代的郡國選舉的。以人口為比例，由守相歲舉若干人。制科，則漢代往往下詔，標出一個科名，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類，令內外官吏薦舉（何等官吏，有選舉之權，亦無一定，由詔書臨時指定 ），其科目並無限制。舉行與否，亦無一定。到唐代，才特立制科之名。 漢代的用人，是比較沒有什麼階級之見的。唐柳芳論氏族，所謂「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見《唐書·柳沖傳》 ），但是（一 ）貴族的勢力，本來潛伏著；（二 ）而是時的選舉，弊竇又甚多，遂至激成九品中正之制，使貴族在選舉上，氣焰復張。這時候選舉上的弊竇如何呢？ 自其表面言之，則（甲 ）如貴人的請託。如《後漢書·種暠傳》說：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令，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便可見當時風紀之壞。然（乙 ）貴人的請託，實緣於士人的奔走。看《潛夫論》（《務本》《論榮》《賢難》《考績》《本政》《潛嘆》《實貢》《交際》等篇 ）、《申鑒》（《時事》 ）、《中論》（《考偽》《譴交》 ）、《抱朴子》（《審舉》《交際》《名實》《漢過》 ）諸書可知。 漢代士人的出路，是或被徵辟，或被郡縣署用，或由公卿郡國舉薦，但此等安坐不易得之。於是或矯激以立名；或則結為徒黨，互相標榜，奔走運動。因其徒黨眾多，亦自成為一種勢力，做官的人，也有些懼怕他，在積極方面，又結交之以謀進取。於是有荒廢了政事，去酬應他們的。又有豐其飲食居處，厚其送迎，以敷衍他們的，官方因之大壞。究之人多缺少，奔走運動的人，還是有得有不得。有些人，因為白首無成，反把家資耗廢了，無顏回家，遂至客死於外。這實在不成事體，實有制止他們在外浮游的必要。又因當時的選舉，是注重品行的，而品行必須在本鄉才看得出，於是舉士必由鄉里，而九品中正之制以生。 九品中正之制，起於曹魏的吏部尚書陳群。於各州置大中正，各郡置中正。依據品行，將所管人物，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這是因歷來論人，重視鄉評，所以政治上有此措置。但（一 ）鄉評的所謂好人，乃社會上的好人，只須有德，政治上所用的人，則兼須有才。所以做中正的人，即使個個都能秉公，他所以為好的人，也未必宜於政治。（二 ）何況做中正的人，未必都能公正，（甲 ）徇愛憎，（乙 ）快恩仇，（丙 ）懾勢，（丁 ）畏禍等弊，不免繼之而起呢？其結果，就釀成晉初劉毅所說的，「惟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以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了。因為世族是地方上有勢力之家，不好得罪他，至於寒門，則是自安於卑賤的，得罪了他，亦不要緊。這是以本地人公開批評本地的人物，勢必如此而後已的。 九品中正，大家都知道是一種壞的制度。然直至隋文帝開皇年間才罷。前後歷三百四五十年。這制度，是門閥階級造成的，而其維持門閥階級之力亦極大，因為有此制度後，無論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世族和寒門的進用，都絕對不同了（如後魏之制，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以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又如蔡興宗守會稽郡，舉孔仲智子為望計，賈原平子為望孝。仲智高門，原平一邦至行，遂與相敵，當時亦以為異數 ）。九品中正之制既廢，科舉就漸漸的興起了。科舉之制，在取士上，是比較公平的，切實的，這是人人所承認的，為什麼興起如此之晚呢？ 用人的條件，第一是德，第二是才，第三才數到學識。這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事實上也無人懷疑。考試之所覘，只是學識。這不是說才德可以不論，不過明知才德無從考校，與其因才德之無從考校，並其學識的試驗而豁免之，尚不如就其學識而試驗之，到底還有幾分把握罷了。這種見解，是要積相當經驗，才會有的。所以考試之制，必至唐宋之世，才會興盛。 考試之制，其起源是頗遠的。西漢以前本無所謂考試（晁錯、董仲舒等的對策，乃係以其人為有學問而請教之，並非疑其意存冒濫，加以考試。所以策否並無一定；一策意有未盡，可以至於再策三策，說見《文獻通考》 ）。直至東漢順帝之世，郡國所舉的人，實在太不成話了。左雄為尚書令，乃建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試箋奏」（家法，指所習的經學言 ），史稱自是牧守莫敢輕舉，察選清平，就可見得考試的效驗了。但是自此以後，其法未曾認真推行。歷魏晉南北朝至隋，仍以不試為原則。 科舉之制興於唐。其科目甚多（秀才系最高科目，高宗永徽二年後停止。此外尚有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科，均見《唐書·選舉志》 ），常行的為明經和進士。進士科是始於隋的，其起源，歷史記載不甚清楚。據楊綰說：其初尚系試策，不知什麼時候，改試了詩賦。到唐朝，此科的聲光大好。這是社會上崇尚文辭的風氣所造成的。唐時，進士科雖亦兼試經義及策，然所重的是詩賦。明經所重的是帖經，墨義。詩賦固然與政治無涉，經學在政治上，有用與否，自今日觀之，亦成疑問。這話對從前的人，自然是無從說起，但像帖經墨義所考的只是記誦（帖經、墨義之式，略見《文獻通考》。其意，帖經是責人默寫經文，墨義則責人默寫傳注，和今學校中專責背誦教科書的考試法一般 ），其無用，即在當日，亦是顯而易見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奇異的考試法呢？這是因為把科舉看作掄才大典，換言之，即在官吏登庸法上，看作唯一拔取人才之途，怕還是宋以後的事，在唐以前，至多只是取才的一途罷了。所以當時的進士，雖受俗人看重，然在政治上，則所取的人並不多，而其用之亦不重（唐時所取進士，不過二三十人，仍須應吏部釋褐試，或被人薦舉，方得入官；授官亦不過丞尉；見《日知錄·中式額數》《出身授官》兩條 ）。可見科舉初興，不過沿前代之法而漸變，並非有什麼隆重的意思、深厚的期望存乎其間了。所以所試的不過是詩賦和帖經墨義。帖經墨義所試，大約是當時治經的成法，詩賦疑沿自隋朝。隋煬帝本好辭華，所設的進士科，或者不過是後漢靈帝的鴻都門學之類（聚集一班會做辭賦和寫字的人，其中並有流品極雜的，見《後漢書》本紀及《蔡邕傳》 ）。進士科的進而為掄才之路，正和翰林的始居雜流，後來變成清要一樣。這是制度本身的變化，不能執後事以論其初制的。科舉所試之物，雖不足取，然其取士之法，則確是進步而可紀念的。 唐制，願應舉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州縣先試之，而後送省（尚書省 ）。初由戶部「集閱」，考功員外郎試之。玄宗開元時，因考功員外郎望輕，士子不服，乃移其事於禮部。宋太祖時，知貢舉的人，有以不公被訴的，太祖乃在殿廷上自行複試。自此省試之外，又有殿試。前此的郡國選舉，其權全操於選舉之人。明明有被選舉之才，而選舉不之及，其人固無如之何。到投牒自列之制興，則凡來投牒者，即使都為州縣所不喜，亦不得不加以考試，而於其中取出若干人；而州縣所私愛的人，苟無應試的能力，即雖欲舉之而不得。操選舉之權者，大受限制，被選舉之權，即因此而擴大。 此後白屋之士，可以平步青雲；有權的人，不能把持地位，都是受此制度之賜。所以說其制度是大可紀念的。考試的規則逐漸加嚴，亦是助成選舉制度的公平的。唐時，考官和士子交通，還在所不禁。考官採取聲譽，士子托人游揚，或竟自懷所作文字投謁，都不算犯法的事。晚唐以後，規則逐漸加嚴，禁懷挾和糊名易書等制度，逐漸興起。明清繼之，考試關防，日益嚴密。此似不尊重人格，但利祿之途，應試者和試之者，都要作弊，事實上亦是不得不然的。 以上所說的，均系鄉貢之制。至於制科，則由天子親策，其科目系隨時標出。舉行與否，亦無一定。 對於科舉的重視，宋甚於唐，所以改革之聲，亦至宋而後起。 科舉之弊有二：（一 ）學非所用；（二 ）所試者系一日之短長。從經驗上證明：無學者亦可弋獲，真有學問者，或反見遺。對於第一弊，只需改變其所試之物即可。對於第二弊，則非兼重學校不行。不然，一個來應試的人，究曾從事於學問與否，是無從調查的。仁宗時范仲淹的改革，便針對著這兩種弊竇：（一 ）罷帖經、墨義，而將詩賦策論通考為去取（唐朝的進士，亦兼試帖經及策，明經亦兼試策，但人之才力有限。總只能專精一門，所以閱卷者亦只注重一種，其餘的都不過敷衍了事。明清時代，應科舉的人，只會做四書文，亦由於此 ）；（二 ）限定應試的人，必須在學三百日，曾經應試的人一百日。他的辦法，很受時人反對，罷相未幾其法即廢。到神宗熙寧時，王安石為相，才大加以改革。 安石之法：（一 ）罷諸科，獨存進士。這是因社會上的風氣，重進士而輕諸科起的；（二 ）進士罷試詩賦，改試論、策，其帖經、墨義，則改試大義（帖經專責記誦，大義是要說明義理，可以發抒意見的 ）；（三 ）別立新科明法，以待不能改業的士子；（四 ）安石是主張學校養士的，所以整頓太學，立三舍之法，以次遞升。升至上捨生，則可免發解及禮部試，特賜之第。 熙寧貢舉法，亦為舊黨所反對。他們的理由是：（一 ）詩賦聲病易曉，策論汗漫難知，因此看卷子難了。這本不成理由。詩賦既是無用之學，即使去取公平，又有何益呢？（二 ）但他們又有如蘇軾之說，謂以學問論，經義、策、論，似乎較詩賦為有用。以實際論，則詩賦與策、論、經義，同為無用。得人與否，全看君相有無知人之明。取士之法，如科舉等，根本無甚關係，不過不能不有此一法罷了。這話也是不對的。科舉誠不能皆得人，然立法之意，本不過說這是取士的一法，並沒有說有此一法之後，任用時之衡鑑，任用後之考課，都可置諸不論。況且國家取士之途，別種都是注重經驗的；或雖注重學識，而非常行之法；只有學校、科舉，是培養、拔擢有學識的人的常法。有學識的人，固然未必就能辦事，然辦事需用學識的地方，究竟很多（大概應付人事，單靠學識無用，決定政策等，則全靠學識 ）。 「人必先知其所事者為何事，然後有欲善其事之心」，所以學識和道德，亦有相當的關係。衡鑑之明，固然端賴君相，然君相決不能向全國人中，漫無標準，像淘沙般去覓取。終必先有一法，就全體之中，取出一部分人來，再於其中施以簡擇。此就全體之中取出其一部分人之法，惟有科舉是注重學識的，如何能視之過輕？ 經義、策、論，固亦不過紙上空談，然其與做官所需要的學識關係的疏密，豈能視之與詩賦同等？所以舊黨的議論，其實是不通的。然在當時，既成為一種勢力，即不能禁其不抬頭。於是至元祐之世，而熙寧之法復廢。熙寧貢舉之法雖廢，舊法卻亦不能回復了。因為考試是從前讀書人的出身之路，所試非其所習，習科舉之業的人，是要反對的。熙寧變法時，反對者之多，其理由實亦在此。到元祐要回復舊法時，又有一班只習於新法的人，要加以反對了。於是折衷其間，分進士為詩賦、經義兩科。南宋以後，遂成定製。連遼、金的制度，也受其影響（金詩賦、經義之外，又有律科。詩賦、經義稱進士，律科稱舉人。又有女真進士科，則但試策論，系金世宗所立。遼、金科目，均須經過鄉，府，省三試。省試由禮部主持，即明清的會試。元、明、清三代，都只有會試和本省的鄉試 ）。 近代科舉之法，起於元而成於明。元代的科舉，分蒙古、色目人和漢人、南人為兩榜。蒙古、色目人考兩場：首場經義，次場策論。漢人、南人考三場：首場經義，次場古賦和詔、誥、表，三場策論。這是（一 ）把經義、詩賦，並作一科了；（二 ）而諸經皆以宋人之說為主；（三 ）鄉會試所試相同，亦皆為明清所沿襲。 明制：首場試四書五經義，次場試論判，又於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策。 清制：首場試四書義及詩一首，次場試五經義，三場亦試策。 明清所試經義，其體裁是有一定的。（一 ）要代聖賢立言；（二 ）其文體系逐段相對，謂之八股。［八股文體的性質，盡於此二語：（一）即文中的話不算自己所說，而算代聖賢說一篇較詳盡的話；（二）則歷來所謂對偶文字，系逐句相對，而此則系逐段相對，所以其體裁系特別的。又八股文長短亦有定限。在清代，是長不能過七百字，短不能不滿三百字。此等規則，雖亦小有出入，但原則上是始終遵守的。因有（一）之條件，所以文中不能用後世事，這是清代學者，疏於史事的一個原因。 ］其式為明太祖及劉基所定，故亦謂之制義。其用意，大概是防士子之競鶩新奇的（科舉名額有定，而應試者多。如清末，江南鄉試，連副貢取不滿二百人，而應試者數逾兩萬。限於一定的題目，在幾篇文字內，有學問者亦無所見其長。於是有將文字做得奇奇怪怪，以期動試官之目的，此弊在宋代已頗有 ）。 明清時代科舉之弊，在於士子只會做幾篇四書義，其餘全是敷衍了事，等於不試。士子遂至一物不知。此其弊，由於立法的未善。因為人之能力，總是有限的，一個人不過懂得一門兩門。所以歷代考試之法，無不分科，就其所習而試之。經義詩賦的分科，就等於唐朝的明經進士。這兩者，本來不易兼通。而自元以來，並兩者為一。三場所試的策，絕無範圍。所以元明清三朝的科舉，若要實事求是，可說是無人能應。天下事，責人以其所不能為者，人將並其所能為者而亦不為，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明清科舉致弊之源，即在於此。 宋代改革科舉之意，是廢詩賦而存經義策論，這個辦法，被元、明、清三代的制度推翻了。其學校及科舉並用之意，到明朝，卻在形式上辦到。明制，是非國子監生和府州縣學生，不能應科舉的（府州縣學生應科舉，是先須經過督學使者的試驗的，謂之科考。科考錄取的人，才得應鄉試。但後來，除文字違式者外，大抵是無不錄取的。非學生，明代間取一二，謂之「充場儒士」，其數極少 ）。所以《明史》謂其「學校儲材，以待科舉。」按科舉所試，僅系一日之短長，故在事實上，並無學問，而年少氣盛，善於作應試文字者，往往反易弋獲，真有學問者反難。學校所授，無論如何淺近，苟使認真教學，學生終必在校肄習幾年，必不能如科舉之一時弋取。但課試等事，極易徒有其名，學問之事，亦即有名無實。畢業實畢年限之弊，實自古有之，並不自今日始。使兩者相輔而行，確係一良好的制度。但制度是拗不過事實的。 入學校應科舉的人，其意既在於利祿，則學問僅系工具（所以從前應舉的人，稱應舉所作文字為敲門磚 ），利祿才是目的。目的的達到，是愈速愈好的。（一 ）假使科舉與學校並行，年少氣盛的人，亦必願應科舉而不願入學校。（二 ）況且應試所費，並來往程途計之，遠者亦不過數月，平時仍可自謀生活。學校則不能然。所以士之貧者，亦能應科舉而不能入學校。（三 ）何況學校出身，尚往往不及科舉之美呢，職是故，明朝行學校儲材以待科舉之制後，就釀成這樣的狀況：（一 ）國子監是自有出身的，但其出身不如科舉之美，則士之衰老無大志者都歸之；（二 ）府州縣學，既並無出身，住在學校里，又學不到什麼，人家又何苦而來「坐學」？做教官的人，亦是以得祿為目的的。志既在於得祿，照經濟學的原理講，是要以最少的勞費，得最大的效果的。不教亦無礙於利祿，何苦而定要教人？於是府州縣學，就全然有名無實了。明初對於國子監，看得極為隆重。所以後來雖然腐敗，總還維持著一個不能全不到校的局面，到清朝，便幾乎和府州縣學一樣了。 制科在唐朝，名義上是極為隆重的。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對於社會的影響，不如鄉貢的深刻。自宋以後，大抵用以拔取鄉貢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過長於辭章，或學問較博之士（設科本意，雖非如此，然事實上不過如此，看《宋史·選舉志》可知 ）。清聖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兩次舉行博學鴻詞科，其意還不過如此。德宗光緒二十五年，詔開經濟特科，時值變法維新之際，頗有登用人才之意。政變以後，朝廷無復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舉的人，加以考試，不過敷衍了事而已。 科舉在從前，實在是一種文官考試。所試的科目，理應切於做官之用。然而歷代所試，都不是如此的。這真是一件極奇怪的事。要明白此弊之由來，則非略知歷史上此制度的發展不可。 古代的用人，本來只求有做官的智識技能（此智識兩字，指循例辦公的智識言，等於後世的幕友胥吏，不該括廣泛的智識 ），別無所謂學問的。後來社會進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須通知原理，並非循例辦事而已足。於是學問開始影響政治，講學問的人，亦即攙入政治界中。秦朝的禁「以古非今」，只許學習「當代法令」，「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是和此趨勢相反的。漢朝的任用儒生，則順此趨勢而行。這自然是一種進步。但既知此，則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學問，不應將做官的人與學問之士，分為兩途，同時並用。然漢朝卻始終如此。只要看當時的議論，總是以儒生、文吏並舉，便可知道。 《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載後漢光武帝的詔書，說「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 ）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 ）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 ）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 ）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第一種是德行，第四種是才能，都是無從以文字考試的。第二種即系儒生，第三種即系文吏。左雄考試之法，所試的亦系這兩科。以後學者的議論，如《抱朴子》的《審舉篇》，極力主張考試制度，亦說律令可用試經之法試之。 國家的制度，則唐時明法仍與明經並行，所沿襲的還系漢制。歷千年而不知改變，已足驚奇。其後因流俗輕視諸科，把諸科概行廢去，明法一科，亦隨之而廢，當官所需用的智識技能，在文官考試中，遂至全然不占地位。（一 ）政治上的制度，既難於改變；（二 ）而迂儒又有一種見解，以為只要經學通了，便一切事情，都可對付，法令等實用不著肄習，遂益使此制度固定了。歷史上有許多制度，憑空揣度，是無從明白其所以然的。非考其事實，觀其變遷不可。科舉制度，只是其一端罷了。 近世的科舉制度，實成於明太祖之手。然太祖並非重視科舉的人。太祖所最重的是薦舉，次之則是學校。當時曾令內外大小臣工，皆得薦舉，被薦而至的，又令其轉薦，由布衣至大僚的，不可勝數。國子監中，優禮名師，規則極嚴，待諸生亦極厚，曾於一日之中，擢六十四人為布、按兩司官。 科舉初設於洪武三年，旋復停辦，至十五年乃復設。當時所謂三途並用，系指（一 ）薦舉，（二 ）進士貢監，（三 ）吏員（見《日知錄·通經為吏》條 ）。一再傳後，薦舉遂廢，學校寖輕，而科舉獨重。此由薦舉用人，近於破格，非中主所能行。學校辦理不能認真，近於今所謂畢業即畢年限。科舉（一 ）者為習慣所重，（二 ）則究尚有一日之短長可憑，所以為社會所重視。此亦不能謂絕無理由。然凡事偏重即有弊，何況科舉之本身，本無足取呢？ 明制：進士分為三甲。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第二、第三人授編修。二、三甲均得選庶吉士。庶吉士本系進士觀政在翰林院、承敕監等衙門者之稱。明初，國子監學生，派至各衙門實習的，謂之歷事。進士派至各衙門實習的，謂之觀政。使其於學理之外，再經驗實事，意本甚善。然後亦成為具文。庶吉士初本不專屬翰林。成祖時，命於進士二甲以下，擇取文理優者，為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才為翰林所專。後復命就學文淵閣。選翰（翰林院 ）、詹（詹事府 ）官教習。三年學成，考試授官，謂之教館。出身特為優異。 清制：二、三甲進士，亦得考選庶吉士。其肄業之地，謂之庶常館。選滿漢學士各一人教習，視為儲材之地。然其所習者，不過詩賦小楷而已。鄉舉在宋朝還不過是會試之階，並不能直接入官。明世始亦為入仕之途。舉貢既特異於雜流，進士又特異於舉貢。所謂三途並用者，遂成（一 ）進士，（二 ）舉貢，（三 ）吏員（見《明史·選舉志》 ）。在仕途中，舉貢亦備遭輕視排擠，雜流更不必論了。清制以科目、貢監、蔭生為正途，薦舉、捐納、吏員為異途，異途之受歧視亦殊甚。然及末造，捐納大行，仕途擁擠，亦雖欲歧視而不可得了。 賣官之制，起於漢武帝。《史記·平準書》所謂「入羊為郎」「入財者得補郎」「吏得入谷補官」，買武功爵者試補吏皆是。後世雖有秕政，然不為法令。明有納粟入監之例，亦仍須入監讀書。清則僅存虛名。實官捐，順康時已屢開，嘉道後尤數，內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而下，皆可報捐。直至光緒二十七年才停，從學校、科舉、吏員等出身之士，雖不必有學識，究不容一物不知，捐納則更無制限，而其數又特多。既系出資買來，自然視同營業。清季仕途人員的擁塞，流品的冗雜，貪污的特盛，實在和捐納之制是大有關係的。元代各機關長官，多用蒙古人。清朝則官缺分為滿、漢、包衣、漢軍、蒙古，這實在是一種等級制度。滿缺有一部分是專屬於宗室的，其選舉權在宗人府，包衣屬內務府，均不屬吏部。以上所說，大略都是取士之制，即從許多人民中，拔擢出一部分人來，給他以做官的資格。其就已有做官資格的人，再加選試，而授之以官，則普通稱為「銓選」。其事於古當屬司馬，說已見前。 漢朝凡有做官的資格，而還未授官的，皆拜為郎，屬於光祿勛，分屬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謂之三署郎。光祿勛歲於其中舉茂材四行。其選授之權，初屬三公府，東西曹主其事。後來尚書的吏曹，漸起而攘奪其權。靈帝時，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可見到後漢末，三公已不大能參預選舉了。 曹魏以後，既不設宰相，三公等官，亦不復參與政事，選權遂專歸尚書。 唐制：文選屬於吏部，武選屬於兵部。吏部選官，自六品以下，都先試其書、判，觀其身、言。五品以上則不試，上其名於中書門下。 宋初，選權分屬中書、樞密及審官院，吏部惟注擬州縣官。熙寧改制，才將選權還之吏部。神宗說古者文武不分途，不以文選屬吏，武選屬兵為然。於是文武選皆屬吏部，由尚書、侍郎，分主其事。 明清仍文選屬吏，武選屬兵。明代吏部頗有大權，高官及邊任等，雖或由廷推，或由保舉，然實多由吏部主其事。清代則內分於軍機、內閣，外分於督、撫，吏部所司，真不過一吏之任而已。 外官所用僚屬，自南北朝以前，均由郡縣長官自行選用（其權屬於功曹 ），所用多系本地人。隋文帝始廢之，佐官皆由吏部選授。此與選法之重資格而輕衡鑑，同為一大變遷，而其原理是相同的，即不求有功，但求防弊。士大夫蔽於階級意識，多以此等防弊之法為不然。然事實上，所謂官僚階級，總是以自利為先，國事為後的。無以防之，勢必至於泛濫不可收拾。所以防弊之法，論者雖不以為然，然事實上卒不能廢，且只有日益嚴密。用人由用之者察度其才不才，謂之衡鑑。鑒是取譬於鏡子，所以照見其好壞；衡則取喻於度量衡，所以定其程度的。用人若在某範圍之中，用之者得以自由決定其取捨，不受何等法律的限制，則謂之有衡鑑之權。若事事須依成法辦理，絲毫不能自由，即謂之依據資格。兩者是正相反對的。 資格用人，起於後魏崔亮的停年格，專以停解先後為斷，是因胡靈後秉政，許武人入選，仕途擁擠，用此為手段，以資對付的。崔亮自己亦不以為然。北齊文襄帝做尚書時，就把它廢掉了。唐開元時，裴光庭又創循資格。然自中葉以後，檢校、試、攝、判、知之法大行，皆以資格不相當之人任事，遂開宋朝以差遣治事之端。明孫丕揚創掣籤法，資格相同者，納簽於筒，在吏部堂上，由候選者親掣（不到者由吏部堂官代掣 ）。當時亦系用以對付中人請託的（見於慎行《筆麈》 ）然其後卒不能廢。 大抵官吏可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政務官以才識為重，自不能專論資格。事務官不過承上官之命依據法律，執行政務。其事較少變化。用法能得法外意，雖是極好的事，然其事太無憑據，若都藉口學識，破棄資格，一定得才的希望少，徇私的弊竇多。所以破格用人，只可視為偶然之事，在常時必不能行，歷來詆諆資格之論，都是憑臆為說，不察實際情形的。迴避之法，亦是防弊的一端。此事古代亦無之。因為迴避之法，不外兩端：（一 ）系防止人與人間的關係；（二 ）則防止人與其所治的地方的關係。 在世官制度之下，世家大族，左右總是姻親；而地不過百里，東西南北，亦總系父母之邦，何從講起迴避？地方既小，政治之監察既易，輿論之指摘亦嚴，要防止弊竇，亦正無借乎迴避。所以迴避之法，在封建制度下，是無從發生的。 郡縣制度的初期，還毫無形跡，如嚴助、朱買臣均以胡人而為會稽守，即其明證。東漢以後，此制漸漸發生。《後漢書·蔡邕傳》說：時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因此有三互之法（《注》：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 ），是為迴避之法之始。然其法尚不甚嚴。 至近世乃大為嚴密。在清代，惟教職止避本府，余皆須兼避原籍、寄籍及鄰省五百里以內。京官父子、祖孫不得同在一署。外官則五服之內，母、妻之父及兄弟、女婿、外甥、兒女姻親、師生，均不得互相統屬（皆以卑避尊 ）。此等既以防弊，亦使其人免得為難，在事實上亦不得不然。惟近代省區太大，服官的離本籍太遠，以致不悉民情風俗，甚至言語不通，無從為治。以私計論，來往川資，所費大巨，到任時已不易籌措，罷官後竟有不能歸家的，未免迫人使入於貪污，亦是立法未善之處。 選舉之法，無論如何嚴密，總不過慎之於任用之初。（一 ）人之究有德行才識與否，有時非試之以事不能知。（二 ）亦且不能保其終不變節。（三 ）又監督嚴密，小人亦可為善，監督鬆弛，中人不免為非；所以考課之法，實較選舉更為重要。然其事亦倍難。因為（一 ）考試之法，可將考者與被考者隔離；（二 ）且因其時間短，可用種種方法防弊；（三 ）不幸有弊，所試以文字為憑，亦易於複試磨勘，在考課則辦不到。 考課之法，最早見於書傳的，是《書經》的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堯典》，今本《舜典》 ）。《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 ），亦系此法。 漢朝京房欲作考功課吏法，因此為石顯所排。王符著《潛夫論》極稱之，謂為致太平之基（見《考績篇》 ）。魏世劉劭，亦曾受命作都官考課及說略。今其所著《人物誌》具存，論觀人之法極精，蓋遠承《文王官人》之緒（《大戴禮記》篇名。《周書》亦有此篇，但稱《官人》 ）。案：京房嘗受學焦延壽，延壽稱「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京房《易》學，雖涉荒怪，然漢世如此者甚多，何致有亡身之懼？疑《漢書》文不完具。京房課吏之法，實受諸延壽得我道以亡身之說，實指課吏之法言之。 如此，則考課之法，在古代亦系專門之業，而至後來乃漸失其傳者了。後世無能講究此學的。其權，則初屬於相府，後移於尚書，而專屬於吏部。雖有種種成法，皆不過奉行故事而已（吏部系總考課的大成的。各機關的屬官，由其長官考察；下級機關，由上級機關考察；為歷代所同。考課有一定年限。如明代，京官六年一考察，謂之「京察」。外官三年一考察，謂之「外察」，亦謂之「大計」，武職謂之軍政。清朝均三年一行。考察有一定的項目，如清朝文官，以守、才、政、年為四格。武官又別有字樣，按格分為三等。又文武官均以不謹、罷軟、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為六法。犯此者照例各有處分。然多不核其實，而人事的關係卻頗多。高級的官，不由吏、兵部決定的，明有自陳，清有由部開列事實請旨之法，余皆由吏、兵部處理 ）。 官制 官制是政治制度中最繁複的一門。（一 ）歷代設官既多。（二 ）而又時有變遷。（三 ）它的變遷又不是審察事實和制度不合而條理系統地改正的，而是聽其遷流之所至。於是有有其名而無其實的，亦有有其實而無其名的。名實既不相符，循其名遂不能知其實。而各官的分職，亦多無理論可循。求明白其真相，就很不容易了。然官制畢竟是政治的綱領。因為國家要達其目的，必須有人以行之。這行之之人，就是所謂官。所以明於一時代所設之官，即能知其時所行之政。對於歷代的官制，若能知其變遷，即亦能知其政治的變遷了。 人的見解，總是較時代落後一些的。時代只有新的，而人之所知，卻限於舊。對付未來的方法，總是根據既往的情形，斟酌而出之的。所以無論如何，不能全合。制度才定出來，即已不適於用。制度是拗不過事實的，（一 ）非格不能行；（二 ）即名存實亡。這是一切制度都如此的，而官制亦不能例外。 我國的官制，大略可分為六期：（一 ）自周以前，為列國時代的制度；（二 ）而秦及漢初統一時代的制度，即孕育於其末期；（三 ）因其大體自列國時代蛻化而來，和統一時代不甚適合，不久即生變遷，各方面變遷的結果，極其錯雜不整，直至唐朝，才整理之，成為一種有系統的制度；（四 ）然整理甫經就緒，又和事實不符，唐中葉以後，又生變遷，而宋朝沿襲之；（五 ）元以異族，入主中原，其設施自有特別之處，明朝卻沿襲著他，清朝的制度，又大略沿襲明朝，然因實際情形的不同，三朝的制度，又自有其大相違異之處；（六 ）清朝末葉，因為政體改變，官制亦隨之改變。然行之未久，成效不著。直至今日，仍在動盪不定之中。以上略舉其變遷的大概，以下再略加說明。因為時間所限，亦只能揭舉其大綱而已。 官有內外之分。內官即中央政府之官，是分事而治的。全國的政務，都匯集於此，依其性質而分類，一官管理一類的事。又有綜合全般狀況，以決定施政的方針的，是即所謂宰相。外官則分地而治。在其地界以內，原則上各事都要管的。出於地界以外，則各事一概不管。地方區劃，又依等級而分大小。上級大的區劃，包含若干下級小的區劃。在行政上，下級須聽上級的指揮。這是歷代官制的通則。 列國並立之世，到春秋戰國時代，已和統一時代的制度相近了。因為此時期，大國之中，業已包含若干郡縣。但其本身，仍只等於後世一個最大的政治區域。 列國官制：今文家常說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但這只是爵，沒有說出他的職守來。三公依今文家說，是司馬、司徒、司空。九卿無明文。古文家說，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冢宰（天官 ）、司徒（地官 ）、宗伯（春官 ）、司馬（夏官 ）、司寇（秋官 ）、司空（冬官 ），為六卿（許慎《五經異義》 ）。按今文說的三公，以配天、地、人。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古文說的六卿，以配天、地、四時。此外還有以五官配五行等說法（見《左傳》昭公十七年，二十九年。《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 ）。這不過取古代的官，隨意揀幾個編排起來，以合學說的條理而已。和古代的事實，未必盡合。古代重要的官，不盡於此；並非這幾個官特別重要；不過這幾個官，亦是重要的罷了。 司馬是管軍事的，司徒是統轄人民的，司空是管建設事務的。古代穴居，是就地面上鑿一個窟窿，所以謂之司空（空即現在所用的孔字 ）。《周官》冬官亡佚，後人以《考工記》補之（其實這句話也靠不住。性質既不相同，安可相補？不過《考工記》也是講官制的。和《周官》性質相類，昔人視為同類之書，合編在一起，後人遂誤以為補罷了 ）。《周官》說實未嘗謂司空掌工事，後世摹仿《周官》而設六部，卻以工部擬司空，這是後人之誤，不可以說古事的。 冢宰總統百官，兼管宮內的事務，其初該是群仆的領袖。所以大夫之家亦有宰。至於天子諸侯，則實際本來差不多的。天子和諸侯、大國和小國制度上的差異，不過被著書的人說得如此整齊，和實際亦未必盡合。宗伯掌典禮，和政治關係最少，然在古代迷信較深之世，祭祀等典禮，是看得頗為隆重的。司寇掌刑法，其初當是軍事裁判。三公坐而論道，三孤為之副，均無職事。 按《禮記·曾子問》說：「古者男子，內有傅，外有慈母。」《內則》說：國君世子生，「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儉，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太師、太傅、太保，正和師、慈、保三母相當。古夫亦訓傅，兩字蓋本系一語，不可以稱婦人，故變文言慈。然則古文的三公，其初乃係天子私人的侍從，本與政事無關係，所以無職事可言。《周官》說坐而論道之文，乃采諸《考工記》，然《考工記》此語（「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是指人君言，不是指大臣言的，說《周官》者實誤采。 總而言之：今文古說，都系春秋戰國時的學說，未必和古代的事實密合。然後世厘定製度的人，多以經說為藍本。所以雖非古代的事實，卻是後世制度的淵源。 列國時代的地方區劃，其大的，不過是後世的鄉鎮。亦有兩種說法：《尚書·大傳說》：「古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這是今文說。《周官》則鄉以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遂以五家為鄰，鄰有長。五鄰為里，里有宰。四里為酇，酇有長。五酇為鄙，鄙有師。五鄙為縣，縣有正。五縣為遂，遂有大夫。這是古文說。這兩種說法，前者和井田之制相合，後者和軍隊編制相合，在古代該都是有的。後來井田之制破壞，所以什伍之制猶存，今文家所說的組織，就不可見了。 漢初的官制，是沿襲秦朝的。秦制則沿自列國時代。 中央最高的官為丞相。秦有左右，漢通常只設一丞相。丞相之副為御史大夫（中央之官，都是分事而治的。只有御史是皇帝的秘書，於事亦無所不預，所以在事實上成為丞相的副手。漢時丞相出缺，往往以御史大夫升補 ），武官通稱為尉。中央最高的武官，謂之太尉。這是秦及漢初的制度。 今文經說行後，改太尉為司馬，丞相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謂之三公，並稱相職。又以太常（本名奉常，掌宗廟禮儀 ）、光祿勛（本名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 ）、衛尉（掌宮門衛屯兵 ）、太僕（掌輿馬 ）、廷尉（掌刑辟，嘗改為大理 ）、大鴻臚（本名典客，掌歸義蠻夷 ）、宗正（掌親屬 ）、大司農（本名治粟內史，掌谷貨 ）、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 ）為九卿。這不過取應經說而已，並無他種意義。三公分部九卿（太常、光祿勛、衛尉屬司馬。太僕、廷尉、大鴻臚屬司徒。宗正、大司農、少府屬司空 ），亦無理論根據。有大事仍合議。後漢司馬仍稱太尉。司徒、司空，均去大字，余皆如故。 外官：秦時以郡統縣。又於各郡都設監御史。漢不遣監御史，丞相遣使分察州（「州」字並非當時的區域名稱，後人無以名之，乃名之為州。所以截至成帝改置州牧以前，「州」字只是口中的稱呼，並非法律上的名詞 ）。武帝時，置部刺史十三人，奉詔書六條，分察諸郡（一條察疆宗巨家。二條察太守侵漁聚斂。三條失刑。四條選舉不平。五條子弟不法，都是專屬太守的。六條察太守阿附豪強 ）。成帝時，以何武之言，改為州牧。哀帝時復為刺史。後又改為州牧。後漢仍為刺史，而止十二州，一州屬司隸校尉（武帝置，以治巫蠱的，後遂命其分察一部分郡國 ）。 《禮記·王制》說：「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這或者附會周初的三監，說未必確，然天子遣使監視諸侯（實即大國之君，遣使監視其所封或所屬的小國 ），則事所可有。大夫之爵，固較方伯為低。秦代御史之長，爵不過大夫。漢刺史秩僅六百石，太守則兩千石。以卑臨尊，必非特創之制，必然有所受之。以事實論，監察官宜用年少新進的人，任事的官，則宜用有閱歷有資望之士，其措置亦很適宜的。何武說：「古之為治者，以尊臨卑，不以卑臨尊，」不但不合事宜，亦且不明經義。舊制恢復，由於朱博，其議論具載《漢書》，較之何武，通達多了。 太守，秦朝本單稱守，漢景帝改名。秦又於各郡置尉，景帝亦改為都尉。京師之地，秦時為內史所治。漢武帝改稱京兆尹，又分其地置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諸王之國，設官本和漢朝略同，亦有內史以治民。七國亂後，景帝乃令諸侯王不得自治民，改其丞相之名為相，使之治民，和郡守一樣。縣的長官，其秩是以戶數多少分高下的。民滿萬戶以上稱令，不滿萬戶稱長。這由於古代的政治，是屬人主義，而非屬地主義之故。侯國的等級，與縣相同。皇太后、公主所食的縣稱為邑。縣中兼有蠻夷的謂之道。這亦是封建制度和屬人主義的色彩。 秦漢時的縣，就是古代的國。縣令就是古代的國君，只能總握政治的樞機，發蹤指示，監督其下。要他直接辦事，是做不到的。所以真正的民政，非靠地方自治不可。後世地方自治之制，日以廢墜，所以百事俱廢。秦漢時則還不然。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和《續漢書·百官志》：其時的制度系以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一里百家，有里魁檢察善惡，以告監官。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管教化，體制最尊。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其權尤重。人民竟有知嗇夫而不知有郡縣的（見《後漢書·爰延傳》 ），和後世絕不相同。 以上所述，是秦及漢初的制度。行之未幾，就起變遷了。漢代的丞相，體制頗尊，權限亦廣。所謂尚書，乃係替天子管文書的，猶之管衣服的謂之尚衣，管食物的謂之尚食，不過是現在的管卷之流。其初本用士人，漢武帝游宴後庭，才改用宦官，謂之中書謁者令。武帝死後，此官本可廢去，然自武帝以來，大將軍成為武官中的高職。昭宣之世，霍光以大將軍掌握政權。其時的丞相，都是無用或年老的人，政事悉從中出，沿襲未改。成帝時，才罷中書宦官，然尚書仍為政本，分曹漸廣。 後漢光武，要行督責之術。因為宰相都是位高望重的人，不便督責他，於是崇以虛名，而政事悉責成尚書。尚書之權遂更大。魏武帝握權，廢三公，恢復丞相和御史大夫之職。此時相府復有大權，然只曇花一現。魏文帝篡漢後，丞相之官，遂廢而不設。自魏晉至南北朝，大抵人臣將篡位時則一設之，已篡則又取消。此時的尚書，為政務所萃，然其親近又不敵中書。中書是魏武帝為魏王時所設的秘書監，文帝篡位後改名的，常和天子面議機密。所以晉初荀勖從中書監遷尚書令，人家賀他，他就發怒道：「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焉」了。 侍中是加官，在宮禁之中，伺候皇帝的。漢初多以名儒為之。從來貴戚子弟，多濫居其職。宋文帝自荊州入立，信任王府舊僚，都使之為侍中，與之謀誅徐羨之等，於是侍中亦參機要。至唐代，遂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為相職。中書主取旨。門下主封駁。尚書承而行之。尚書諸曹，魏晉後增置愈廣，皆有郎以辦事。尚書亦有兼曹的。 隋時，始以吏、戶、禮、兵、刑、工六曹分統諸司。六曹皆置侍郎，諸司則但置郎。是為後世以六部分理全國政務之始。三公一類的官，魏晉後亦時有設置，都不與政事，然仍開府分曹，設置僚屬。隋唐始仿《周官》，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都不設官屬。則真成一個虛名，於財政亦無所耗費了。九卿一類的官，以性質論，實在和六部重複的。然歷代都相沿，未曾並廢。御史大夫改為司空後，御史的機關仍在。其官且有增置。唐時分為三院：曰台院，侍御史屬之。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屬之。曰監院，監察御史屬之。御史為天子耳目，歷代專制君主，都要防臣下的壅蔽，所以其權日重。 前漢的改刺史為州牧，為時甚暫。至後漢末年，情形就大不同了。後漢的改刺史為州牧，事在靈帝中平五年，因四方叛亂頻仍，劉焉說由刺史望輕而起。普通的議論，都說自此以後，外權就重了。其實亦不盡然。在當時，並未將刺史盡行改作州牧（大抵資深者為牧，資淺者仍為刺史，亦有由刺史而升為牧的 ）。然無論其為刺史，為州牧，實際上都變成了郡的上級官，而非復監察之職。而且都有兵權，如此，自然要尾大不掉了。三國分離，刺史握兵之制，迄未嘗改。其為亂源，在當時是人人知道的。所以晉武帝平吳後，立即罷州牧，省刺史的兵，去其行政之權，復還監察之職。這真是久安長治之規。惜乎「雖有其言，不卒其事。」（《續漢書·百官志注》語 ）。而後世論者，轉以晉武帝的罷州郡兵備，為召亂的根源，真是徇名而不察其實了。 東晉以後，五胡擾亂，人民到處流離播遷，這時候的政治，還是帶有屬人主義的。於是隨處僑置州郡，州的疆域，遂愈縮愈小，寖至與郡無異了（漢朝只有十三州，梁朝的疆域，遠小於漢，倒有一百零七州 ）。此時外權之重，則有所謂都督軍事，有以一人而督數州的，亦有以一人而督十數州的。甚至有稱都督中外諸軍的。晉南北朝，都是如此。後周則稱為總管。隋時，并州郡為一級（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職同郡守。煬帝改州為郡 ），並罷都督府。唐初，又有大總管，總管，後改稱大都督，都督，後又罷之。分天下為若干道，設觀察使等官，還於監察之舊。 唐代的官制，乃係就東漢、魏、晉、南北朝的制度，整理而成的。其實未必盡合當時的時勢。所以定製未幾，變遷又起。三省長官，都不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目，就視為相職了。而此兩省的長官，實亦仍合議於政事堂，並非事後審查封駁。都督雖經廢去，然中葉以後，又有所謂節度使，所駐紮的地方，刺史多由其兼領。支郡的刺史，亦都被其壓迫而失職。其專橫，反較前代的刺史更甚。這兩端，是變遷最大的。而中葉以後，立檢校、試、攝、判、知等名目，用人多不依資格，又為宋朝以差遣治事的根源。 宋朝設中書省于禁中。宰相稱同平章事，次相稱參知政事。自唐中葉以後，戶部不能盡總天下的財賦，分屬於度支、鹽鐵二使。宋朝即合戶部、度支、鹽鐵為三司，各設使、副，分案辦事。又設三司使副以總之，號為計相。樞密使，唐時以宦官為之，本主傳達詔命。後因宦官握兵，遂變為參與兵謀之官。宋朝亦以樞密院主兵謀。指揮使，本藩鎮手下的軍官。梁太祖篡位後，未加改革，遂成天子親軍。宋朝的禁軍，都隸屬殿前司、侍衛馬軍親軍司、侍衛步軍親軍司。各設指揮使，謂之「三衙」。 宋初的官，僅以寓祿秩（即藉以表明其官有多大，所食的俸祿有多少 ），而別以差遣治事。名為某官的人，該官的職守，都是與他無涉的。從表面上看來，可謂錯亂已極。但差遣的存廢、離合，都較官缺為自由，可以密合事情。所以康有為所著《官制議》，有《宋官制最善》一篇，極稱道其制。宋朝的改革官制，事在神宗元豐中，以《唐六典》為模範。然卒不能盡行。以三省長官為相職之制，屢經變遷，卒仍復於一個同平章事，一個參知政事之舊；樞密主兵之制，本來未能革除；三衙之制，亦未能改，便可見其一斑。 宋初懲藩鎮的跋扈，悉召諸節鎮入朝，賜第留之京師，而命朝臣出守列郡，謂之權知軍州事。特設通判，以分其權。縣令亦命京朝官出知，以削藩鎮之權，而重親民之選。特設的使官最多。其重要的，如轉運使，總一路的財賦，發運使，漕淮、浙、江、湖六路之粟。他如常平茶鹽、茶馬、坑冶、市舶，亦都設立提舉司，以集事權於中央。太宗命諸路轉運使，各命常參官一人，糾察州軍刑獄。真宗時，遂獨立為一司，稱為提點刑獄，簡稱提刑。是為司法事務，設司監察之始。南渡後，四川有總領財賦。三宣撫司罷後，亦設總領以籌其餉。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銜，則參與並及於軍政了。 元朝以中書省為相職，樞密使主兵謀，御史台司糾察。尚書省之設，專以位置言利之臣。言利之臣敗，省亦旋廢。而六部仍存，為明清兩朝制度所本。設宣政院於中央，以轄吐蕃之境，亦為清代理藩院之制所本。元代制度，關係最大的是行省。前代的尚書行台等，都是暫設的，以應付臨時之事，事定即撤。元朝卻於中原之地，設行中書省十行御史台二，以統轄路府州縣。明朝雖廢之而設布政、按察兩司，區域則仍元之舊。清朝又仍明之舊。雖然略有分析，還是龐大無倫，遂開施政粗疏，尾大不掉之漸了。唐初，惟京兆、河南稱府設尹，後來梁州以為德宗所巡幸，亦升為興元府。宋朝則大州皆升為府，幾有無州不府之勢。其監司所轄的區域則稱為路。元於各路設宣慰司，以領府州縣而上屬於省。然府亦有不隸路而直隸於省的。州有隸於府的，亦有不隸於府，而直隸於路的。其制度殊為錯雜。 明清兩朝的制度，大體相沿。其中關係最大的，在內為宰相的廢罷，在外為省制的形成。明初本亦設中書省，以為相職。後因胡惟庸謀反，太祖遂廢其官，並諭後世子孫，不得議設宰相。臣下有請設宰相的，處以極刑。於是由天子親領六部。此非嗣世之主所能，其權遂漸入殿閣學士之手。清世宗時，又設立軍機處。機要之事，均由軍機處徑行，事後才下內閣，內閣就漸漸的疏闊了。 六部：歷代皆以尚書為主，侍郎為副。清代尚侍皆滿漢並置。吏、戶、兵三部，又有管部大臣，以至權責不一。明廢宰相後，政務本由六部直接處理。後雖見壓於內閣，究竟權力還在。吏兵二部，尤真有用人及指揮軍事之權，清朝則內官五品，外官道府以上，全由內閣主持。籌邊之權，全在軍機。又明朝六部用人，多取少年新進，清朝則一循資格，內官遷轉極難，非六、七十不得至尚侍。管部又系兼差，不能負責。於是事事照例敷衍，行政全無生氣了。 御史一官，至明代而其權益重，改名為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均分置左右。又有分道的監察御史。在外則巡按清軍、提督學校、巡漕、巡鹽等事，一以委之，而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其權尤重。這即是漢朝刺史之職。既有巡按，本可不必再行遣使。即或有特別事務，非遣使不可，亦以少為佳。然後來所謂巡撫者，愈遣而愈頻繁。因其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權限不免衝突，乃派都御史為之。其兼軍務的加提督銜，轄多事重的，則稱總督。 清代總督均兼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巡撫均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又均有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之銜，成為常設的官了。給事中一官，前代都隸門下省。明廢門下省，而仍存給事中，獨立為一官，分吏、戶、禮、兵、刑、工六科，以司審查封駁。其所駁正，謂之「科參」，在明代是很有權威的，清世宗將給事中隸屬於都察院，就將審查和糾察，混為一談了。 翰林在唐朝，為藝能之士（如書、畫、弈棋等 ）待詔之所，稱為雜流，與學士資望懸絕，玄宗時，命文學之士居翰林中，稱為供奉。與集賢殿學士分掌制誥。後改稱為學士，另立學士院，即以翰林名之。中葉後頗參機密，王叔文要除宦官，即居翰林中，可見其地位的重要。宋代專以居文學之士，其望愈清。至明中葉後，則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六部長官，亦多自此而出。其重要，更非前代所及了。 外官：明廢行省，於府州之上，設布政、按察兩司，分理民政及刑事，實仍為監司之官。監司之官侵奪地方官權限，本來在所不免。清代督撫既成為常設之官，又明代布政司的參政參議，分守各道，按察司的副使僉事，分巡各道的，至清朝，亦失其本來的性質，而在司府之間，儼若別成為一級。 以府州領縣，為唐宋相沿之制。元時，令知州兼理附郭縣事，明時遂省縣入州，於是州無附郭縣。又有不領縣而隸屬於府的，遂有直隸州與散州之別。清時，同知、通判有駐地的謂之廳，亦或屬於府，或直達布政司，稱為散廳及直隸廳。 地方制度，既極錯雜。而（一 ）督撫，（二 ）司，（三 ）道，（四 ）府、直隸州、廳，（五 ）縣、散州、廳，實際成為五級。上級的威權愈大，下級的展布愈難。積弊之深，和末造中央威權的不振，雖有別種原因，官制的不善，是不能不屍其咎的。 藩屬之地，歷代都不設官治理其民，而只設官監督其酋長，清朝還是如此的。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清朝稱為發祥之地。其實真屬於滿洲部落的，不過興京一隅。此外奉天全省，即前代的遼東、西，本系中國之地。吉、黑兩省，亦是分屬許多部落的，並非滿洲所有。此等人民，尚在部落時代，自不能治以郡縣制度。清朝又立意封鎖東三省，不許漢人移殖。所以其治理之法，不但不能進步，而反有趨於退步之勢。奉天一省，只有奉天和錦州兩府，其餘均治以將軍、副都統等軍職。蒙古、新疆、西藏亦都治以駐防之官。這個固然歷代都是如此，然清朝適當西力東侵之時，就要情見勢絀了。末年回亂平後，改新疆為行省。日俄戰後，改東三省為行省。蒙古、西藏，亦圖改省，而未能成功。藩屬之地，驟圖改省，是不易辦到的。不但該地方的人民感覺不安，即使僥倖成功，亦不易得治理其地的人才。 蒙藏的情形，和新疆、東三省是不同的。東三省漢人已占多數，新疆漢人亦較多，蒙藏則異於是。自清末至民國初年，最好是中央操外交、軍事、交通、幣制之權，余則聽其自治。清季既不審外藩情勢和內地的不同，操之過急，以致激而生變。民國初年，又不能改弦易轍，許其自治，以生其回面內向之心，杜絕強鄰的覬覦。因循既久，收拾愈難，這真是賈生所說，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的了。 以上是中國的舊官制，中西交通以來，自然不能沒有變動。其首先設立的，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實因咸豐八年，中英《天津條約》規定要就大學士、尚書中簡定一員，和英國使臣接洽而起，不過迫於無可如何，並非有意改革。 內亂平後，意欲振興海軍，乃設立海軍衙門。後來卻將其經費，移以修理頤和園，於是中日戰後，海軍衙門反而裁撤了。庚子以後，又因條約，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其時舉辦新政，隨事設立了許多部處。立憲議起，改革舊官制，增設新機關，共成外務、吏、民政（新設的巡警部改 ）、度支（戶部改。新設的財政處，稅務處併入 ）、禮（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併入 ）、學（新設的學務處改，國子監併入 ）、陸軍（兵部改，太僕寺和新設的練兵處併入 ）、農工商（工部改，新設的商部併入 ）、郵傳、理藩（理藩院改 ）、法（刑部改 ）十一部，除外務部有管理事務大臣，會辦大臣各一人外，余均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滿漢。都察院亦改設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前此左都御史，滿漢各一。左副都御史各二。右都御史、副都御史但為督撫兼銜 ）。大理寺改為院，以司最高審判。宣統二年，立責任內閣。設總協理大臣。裁軍機處及新設的政務處及吏、禮二部（其事務併入內閣 ），而增設海軍部及軍諮府（今之參謀部 ）。改尚書為大臣，與總協理負連帶責任。外官則仍以督撫為長官。於其下設布政、提法（按察司改 ）、提學、鹽運、交涉五司，勸業、巡警二道，而裁分巡，分守道。 此等制度，行之為日甚淺，初無功過可言。若從理論上評論：內官增設新官，將舊官刪除歸併，在行政系統上，自然較為分明，於事實亦較適切。若論外官，則清末之所以尾大不掉，行政粗疏，其癥結實在於省制。當時論者，亦多加以攻擊。然竟未能改革，相沿以迄於今，這一點不改革，就全部官制，都沒有更新的精神了。民國成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定行政分五部，為外交、內務、財政、軍務、交通。這是根據理論規定的，後修改此條。設陸軍、海軍、外交、司法、財政、內務、教育、實業、交通九部。其時采美國制，不設總理。孫文遜位後，袁世凱就職北京，《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改為《臨時約法》，設總理，分實業為農林、工商兩部。三年，袁世凱召開約法會議修改《臨時約法》為《中華民國約法》（即所謂《新約法》 ）。復廢總理，設國務卿。並農林、工商兩部為農商部。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為總統，復設總理。 外官：民軍起義時，掌握一省軍權的稱都督。管理民政的稱民政長。廢司、道、府、直隸州、廳及散州、廳的名稱，但存縣。袁世凱改都督為將軍，民政長為巡按使。於其下設道尹。護國軍起，掌軍權的人，復稱都督。黎元洪為總統，改將軍、都督都稱督軍，巡按使稱省長。其兼握幾省兵權，或所管之地，跨及數省的，則稱巡閱使。裁兵議起，又改稱督理或督辦軍務善後事宜，然其尾大不掉如故。國民黨秉政，在訓政時期內，以黨代人民行使政權，而以國民政府行使治權。其根本精神，和歷代的官制，大不相同，其事又當別論。 無官之名，而許多行政事務，實在倚以辦理的為吏。凡行政，必須依照一定的手續。因此職司行政的人，必須有一定的技術。這種技術，高級官員往往不甚嫻習，甚或不能徹底通曉，非有受過教育，經過實習的專門人員以輔助之不可。此等責任，從前即落在胥吏肩上。所以行政之權，亦有一部分操於其手。失去了他，事情即將無從進行的。 吏之弊，在於只知照例。照例就是依舊，於是凡事都無革新的精神。照例的意思，在於但求無過，於是凡事都只重形式，而不問實際。甚至利用其專門智識以舞弊。所以歷來論政的人，無不深惡痛絕於吏，尤以前清時代為甚，然其論亦有所蔽。因為非常之事，固然緊要，尋常政務，實更為緊要而不可一日停滯。專重形式，誠然不好，然設形式上的統一不能保持，政治必將大亂。此前清末年，所以詔裁胥吏，而卒不能行。 其實從前所謂吏，即現在所謂公務員，其職實極重要。而其人亦實不能缺。從前制度的不善，在於（一 ）視其人太低，於是其人不思進取，亦不求名譽，而唯利是圖。（二 ）又其人太無學識，所以只能辦極呆板的事。公務員固以技術為要，然學識亦不可全無，必有相當的學識，然後對於所行之政，能夠通知其原理，不至因過於呆板而反失原意。又行政的人，能通知政治的原理，則成法的缺點，必能被其發現。於立法的裨益，實非淺鮮。昔時之胥吏，是斷不足以語此的。（三 ）其尤大的，則在於無任用之法，聽其私相傳授，交結把持。自民國以來，因為政治之革新，法律的亟變，已非復舊時的胥吏所能通曉，所以其人漸歸自然淘汰，然現在公務員的任用、考核，亦尚未盡合法，這是行政的基礎部分，斷不可不力求改良的。 古代官職的大小，是以朝位和命數來決定的。所謂命數，就是車服之類的殊異。古人所以看得此等區別，甚為嚴重。然因封建制度的破壞，此等區別，終於不能維持了。朝位和俸祿的多少，雖可分別高低，終嫌其不甚明顯。於是有官品之別。官品起於南北朝以來。南朝陳分九品。北朝魏則九品之中，復分正從；四品以下，且有上中下階，較為複雜。宋以後乃專以九品分正從。官品之外，封爵仍在。又有勛官、散官等，以處閒散無事的官員。此等乃國家酬庸之典，和官品的作用，各不相同的。 官俸，歷代雖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為最甚。古代大夫以上，各有封地。家之貧富，視其封地之大小、善惡，與官職的高下無關。無封地的，給之祿以代耕，是即所謂官俸。 古代官俸，多用穀物，貨幣盛行以後，則錢穀並給。又有實物之給，又有給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時廢墜，專以銀為官俸。而銀價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襲其制。於是官吏多苦貧窮。內官如部曹等，靠印結等費以自活，外官則靠火耗及陋規。上級官不親民的，則誅求於下屬。京官又靠外官的饋贈，總而言之，都是非法。然以近代官俸之薄，非此斷無以自給的。而有等機關，收取此等非法的款項，實亦以其一部分支給行政費用，並非全入私囊。所以官俸的問題，極為複雜。清世宗時，曾因官俸之薄，加給養廉銀，然仍不足支持。現代的官俸，較之清代，已稍覺其厚。然究尚失之於薄。而下級的公務員尤甚。又司法界的俸祿，較之行政界，不免相形見絀，這亦是亟須加以注意的。 兵制 中國的兵制，約可分為八期。 第一期，在古代，有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征服之族，全體當兵，被征服之族則否，是為部分民兵制。 第二期，後來戰爭劇烈了，動員的軍隊多，向來不服兵役的人民，亦都加入兵役，是為全體皆兵制。 第三期，天下統一了，不但用不著全體皆兵，即一部分人當兵，亦覺其過剩。偶爾用兵，為顧恤民力起見，多用罪人及降服的異族。因此，人民疏於軍事，遂招致降服的異族的叛亂，是即所謂五胡亂華。而中國在這時代，因亂事時起，地方政府擅權，中央政府不能駕馭，遂發生所謂州郡之兵。 第四期，五胡亂華的末期，異族漸次和中國同化，人數減少，而戰鬥顧甚劇烈，不得已，乃用漢人為兵。又因財政艱窘，不得不令其耕以自養。於是又發生一種部分民兵制，是為周、隋、唐的府兵。 第五期，承平之世，兵力是不能不腐敗的。府兵之制，因此廢壞。而其時適值邊方多事，遂發生所謂藩鎮之兵。因此引起內亂。內亂之後，藩鎮遍於內地，唐室卒因之分裂。 第六期，宋承唐、五代之後，竭力集權於中央。中央要有強大的常備軍。又覷破兵民分業，在經濟上的利益，於是有極端的募兵制。 第七期，元以異族，入主中原，在軍事上，自然另有一番措置。明朝卻東施效顰。其結果，到底因淤滯而敗。 第八期，清亦以異族入主，然不久兵力即腐敗。中葉曾因內亂，一度建立較強大的陸軍。然值時局大變，此項軍隊，應付舊局面則有餘，追隨新時代則不足。對外屢次敗北。而國內的軍紀，卻又久壞。遂釀成晚清以來的內亂。直至最近，始因外力的壓迫，走上一條曠古未有的新途徑。以上用鳥瞰之法，揭示一個大綱。以下再逐段加以說明。 從前的人，都說古代是寓兵於農的，寓兵於農，便是兵農合一，井田既廢，兵農始分，這是一個重大的誤解。寓兵於農，乃謂以農器為兵器，說見《六韜·農器篇》。 古代兵器是銅做的，農器是鐵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臨戰才發給（所謂授甲、授兵 ），也只能供給正式軍隊用，鄉下保衛團一類的兵，是不能給與的。然敵兵打來，不能真箇制梃以自衛。所以有如《六韜》之說，教其以某種農器，當某種兵器。古無稱當兵的人為兵的，寓兵於農，如何能釋為兵農合一呢？ 江永《群經補義》中有一段，駁正此說。他舉《管子》的參國伍鄙，參國，即所謂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和高子、國子，各帥五鄉。伍鄙，即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乃所以處農人（所引《管子》，見《小匡篇》 ）。又引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見《左傳》定公八年 ）。以證兵常近國都。其說可謂甚精。 按《周官》夏官序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則六軍適出六鄉。六鄉之外有六遂，鄭《注》說：遂以軍法如六鄉。其實鄉列出兵法，無田制，遂陳田制，無出兵法，鄭《注》是錯誤的（說本朱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司馬法非周制說》 ）。六鄉出兵，六遂則否，亦兵在國中之證。這除用征服之族居國，被征服之族居野，無可解釋。 或謂難道古代各國，都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階級嗎？即謂都有此階級，亦安能都用此治法，千篇一律呢？殊不知（一 ）古代之國，數逾千百，我們略知其情形的，不過十數，安知其千篇一律？（二 ）何況制度是可以互相模仿的。世既有黷武之國，即素尚平和之國，亦不得不肆力於軍事組織以相應，既肆力於軍事組織，其制度，自然可以相像的。所以雖非被征服之族，其中的軍事領袖及武士，亦可以逐漸和民眾相離，而與征服之族，同其位置。（三 ）又況戰士必須講守御，要講守御，自不得不居險；而農業，勢不能不向平原發展；有相同的環境，自可有相同的制度。（四 ）又況我們所知道的十餘國，如求其根源，都是同一或極相接近的部族，又何怪其文化的相同呢？所以以古代為部分民兵制，實無疑義。 古代之國，其兵數是不甚多的。說古代軍隊組織的，無人不引據《周官》。不過以《周官》之文，在群經中獨為完具罷了。其實《周官》之制，是和他書不合的。 案：《詩經·魯頌》：「公徒三萬，」則萬人為一軍。《管子·小匡篇》說軍隊組織之法正如此（五人為伍，五十人為小戎，二百人為卒，二千人為旅，萬人一軍 ）。《白虎通義·三軍篇》說：「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二千人，」亦以一軍為本萬人。《說文》以四千人為一軍，則據既加二千人後立說。《穀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這個軍字，和師字同義。變換其字面，以免重複，古書有此文法 ），一師當得二千人。《公羊》隱公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稱師，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五百」兩字必後人據《周官》說妄增。然則古文家所說的軍隊組織，較今文家擴充了，人數增多了。此亦今文家所說制度，代表較早的時期，古文家說，代表較晚的時期的一證。 當兵的一部分人，居于山險之地，山險之地，是行畦田之制的，而《司馬法》所述賦法，都以井田之制為基本，如此，當兵的義務，就擴及全國人了。《司馬法》以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如前一說：一封當得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一畿當得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後一說：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外，定出賦的六千四百井，所以有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有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一畿有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見於《漢書·刑法志》 ）。若計其人數，則一同七千五百，一封七萬五千，一畿七十五萬。 《史記·周本紀》說：牧野之戰，紂發卒七十萬人，以拒武王；《孫子·用間篇》說：「內外騷動，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都系本此以立說。《司馬法》之說，固系學者所虛擬，亦必和實際的制度相近。春秋時，各國用兵，最多不過數萬。至戰國時，卻坑降斬級，動以萬計。 此等記載，必不能全屬子虛，新增的兵，從何處來呢？我們看《左傳》成公二年，記齊頃公鞍戰敗北逃回去的時候，「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可見其時正式的軍隊雖敗於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戰國策》載蘇秦說齊宣王之言，說「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竟不守；戰而不勝，國以危亡隨其後」，可見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調出去，充作正式軍隊了。這是戰國時兵數驟增之由。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全國皆兵的，怕莫此時若了。 秦漢統一以後，全國皆兵之制，便開始破壞。《漢書·刑法志》說：「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官儀》（建武七年 ）說：「高祖令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則漢兵制實沿自秦。 《漢書·高帝紀》《注》引（《漢儀注》二年 ）說：「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裡。」《昭帝紀》《注》引（如淳說：元鳳四年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此為秦漢時人民服兵役及戍邊之制。法雖如此，事實上已不能行。 晁錯說秦人謫發之制，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見《漢書》本傳 ），此即漢世所謂七科謫（見《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注》引張晏說 ）。二世時，山東兵起，章邯亦將驪山徒免刑以擊之。則用罪人為兵，實不自漢代始。漢自武帝初年以前，用郡國兵之時多，武帝中年以後，亦多用謫發。此其原因，乃為免得擾動平民起見。 《賈子書·屬遠篇》說：「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十里而至。秦輸將起海上，一錢之賦，十錢之費弗能致。」此為古制不能行的最大原因。封建時代，人民習於戰爭，征戍並非所懼。然路途太遠，曠日持久，則生業盡廢。 又《史記·貨殖列傳》說，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則當時從軍的人，所費川資亦甚巨。列侯不免借貸，何況平民？生業盡廢，再重以路途往來之費，人民在經濟上，就不堪負擔了。這是物質上的原因。至於在精神上，小國寡民之時，國與民的利害，較相一致，至國家擴大時，即不能盡然，何況統一之後？ 王恢說戰國時一代國之力，即可以制匈奴（見《漢書·韓安國傳》 ）。而秦漢時騷動全國，究竟宣元時匈奴之來朝，還是因其內亂之故，即由於此。在物質方面，人民的生計，不能不加以顧恤；在精神方面，當時的用兵，不免要招致怨恨；就不得不漸廢郡國調發之制，而改用謫發、謫戍了。這在當時，亦有令農民得以專心耕種之益。然合前後而觀之，則人民因此而忘卻當兵的義務，而各地方的武備，也日益空虛了。所以在政治上，一時的利害，有時與永久的利害，是相反的。調劑於兩者之間，就要看政治家的眼光和手腕了。 民兵制度的破壞，形式上是在後漢光武之時的。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七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自此各郡國遂無所謂兵備了（後來有些緊要的去處，亦復置都尉。又有因亂事臨時設立的。然不是經常、普遍的制度 ），而外強中弱之機，亦於此時開始。 漢武帝置七校尉，中有越騎，胡騎，及長水（見《漢書·百官公卿表》。長水，顏師古云：胡名 ）。其時用兵，亦兼用屬國騎等，然不恃為主要的兵力。後漢光武的定天下，所靠的實在是上谷、漁陽的兵、邊兵強而內地弱的機緘，肇見於此。 安帝以後，羌亂頻仍，涼州一隅，迄未寧靜，該地方的羌、胡，尤強悍好鬥。中國人好鬥的性質，誠不能如此等淺演的降夷，然戰爭本不是單靠野蠻好殺的事。以當時中國之力，謂不足以制五胡的跳梁，絕無此理。五胡亂華的原因，全由於中國的分裂。分裂之世，勢必軍人專權，專權的軍人，初起時或者略有權謀，或則有些獷悍的性質。然到後來，年代積久了，則必入於驕奢淫逸。一驕奢淫逸，則政治紊亂，軍紀腐敗，有較強的外力加以壓迫，即如山崩川潰，不可復止。 西晉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是軍閥擅權的結果，五胡擾亂的原因。五胡亂華之世，是不甚用中國人當兵的。其時用漢兵的，除非所需兵數太多，異族人數不足，乃調發以充數。如石虎伐燕，苻秦寇晉諸役是。這種軍隊，自然不會有什麼戰鬥力的（軍隊所靠的是訓練。當時的五胡，既不用漢人做主力的軍隊，自然無所謂訓練。《北齊書·高昂傳》說：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鬥，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反借昂等以致克捷。可見軍隊只重訓練，並非民族本有的強弱 ）。所以從劉、石倡亂以來，至於南北朝之末，北方的兵權，始終在異族手裡。這是漢族難於恢復的大原因。不然，五胡可乘的機會，正多著呢！然則南方又何以不能乘機北伐？此則仍由軍人專橫，中央權力不能統一之故。試看晉朝東渡以後，荊、揚兩州的相持，宋、齊、梁、陳之世，中央和地方政府互相爭鬥的情形，便可知道。 北強南弱之勢，是從東晉後養成的。三國以前，軍事上的形勢，是北以持重勝，南以剽悍勝。論軍隊素質的佳良，雖南優於北，論社會文明的程度，則北優於南，軍事上勝敗的原因，實在於此。後世論者，以為由於人民風氣的強弱，實在是錯誤的（秦雖並六國，然劉邦起沛，項籍起吳，卒以亡秦，實在是秦亡於楚。所以當時的人，還樂道南公「亡秦必楚」之言，以為應驗。劉項成敗，原因在戰略上，不關民氣強弱，是顯而易見的。吳楚七國之亂，聲勢亦極煊赫，所以終於無成，則因當時天下安定，不容有變，而吳王又不知兵之故。孫策、孫權、周瑜、魯肅、諸葛恪、陸遜、陸抗等，以十不逮一的土地人民，矯然與北方相抗，且有吞併中原之志，而魏亦竟無如之何，均可見南方風氣的強悍 ）。 東晉以後，文明的重心，轉移於南，訓卒厲兵，本可於短期間奏恢復之烈。所以終無成功，而南北分裂，竟達於二百六十九年之久，其結果且卒並於北，則全因是時，承襲漢末的餘毒，（一 ）士大夫衰頹不振。（二 ）軍人擁兵相猜，而南方的政權，全在此等北來的人手中之故。試設想：以孫吳的君臣，移而置之於東晉，究竟北方能否恢復？便可見得。「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無怪杜甫要對呂蒙營而感慨了。經過這長時期的腐化，而南弱的形勢遂成。而北方當是時，則因長期的戰鬥，而造成一武力重心。 趙翼《廿二史札記》有一條，說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武川，可見自南北朝末至唐初，武力的重心，實未曾變。案：五胡之中，氐、羌、羯民族皆小，強悍而人數較多的，只有匈奴、鮮卑。匈奴久據中原之地，其形勢實較鮮卑為佳。但其人太覺凶暴，羯亦然。被冉閔大加殺戮後，其勢遂衰。 此時北方之地，本來即可平靖。然自東晉以前，虎鬥龍爭，多在今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數省境內。遼寧、熱、察、綏之地，是比較安靜的。鮮卑人休養生息於此，轉覺氣完力厚。當時的鮮卑人，實在是樂於平和生活，不願向中原侵略的。所以北魏平文帝，昭成帝兩代，都因要南侵為其下所殺（見《魏書·序紀》 ）。然到道武帝，卒肆其凶暴，強迫其下，侵入中原（道武帝伐燕，大疫，群下咸思還北。帝曰：「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群臣乃不敢復言，見《魏書·本紀》皇始二年。道武帝這話，已經給史家文飾得很溫婉的了。若照他的原語記錄下來，那便是「你們要回去，我就要把你們全數殺掉。」所以群臣不敢復言了 ）。 此時割據中原的異族，既已奄奄待斃，宋武帝又因內部矛盾深刻，不暇經略北方，北方遂為所據。然自孝文帝南遷以前，元魏立國的重心，仍在平城。屬於南方的侵略，僅是發展問題，對於北方的防禦，卻是生死問題，所以要於平城附近設六鎮，以武力為拱衛。南遷以後，因待遇的不平等，而釀成六鎮之亂。因六鎮之亂而造成一個爾朱氏、連高氏、賀拔氏、宇文氏等，一齊帶入中原。龍爭虎鬥者，又歷五六十年，然後統一於隋。隋、唐先世，到底是漢族還是異族，近人多有辯論。然民族是論文化的，不是論血統的。近人所辯論的，都是血統問題，在民族鬥爭史上，實在無甚意義。至於隋唐的先世，曾經漸染胡風，也是武川一系中的人物，則無可諱言。所以自爾朱氏之起至唐初，實在是武川的武力，在政治舞台上活躍的時代。要到唐貞觀以後，此項文化的色彩，才漸漸淡滅（唐初的隱太子、巢剌王、常山愍王等，還都系帶有胡化色彩的人 ）。 五胡亂華的往事，雖然已成過去，然在軍事上，重用異族的風氣，還有存留。試看唐朝用蕃將蕃兵之多，便可明白。論史者多以漢唐並稱。論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較漢朝為尤大。然此乃世運為之（主要的是中外交通的進步 ）。若論軍事上的實力，則唐朝何能和漢朝比？漢朝對外的征討，十之八九是發本國兵出去打的，唐朝則多是以夷制夷。這以一時論，亦可使中國的人民減輕負擔，然通全局而觀之，則亦足以養成異族強悍，漢族衰頹之勢。安祿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橫行中原，都由於此。就是宋朝的始終不振，也和這有間接的關係。因為久已柔靡的風氣，不易於短時期中訓練之使其變為強悍。而唐朝府兵的廢壞，亦和其擱置不用，很有關係的。 府兵之制起於周。籍民為兵，蠲其租調，而令刺史以農隙教練。分為百府，每府以一郎將主之，而分屬於二十四軍（當時以一柱國主二大將，一將軍統二開府，開府各領一軍 ），其眾合計不滿五萬。隋、唐皆沿其制，而分屬於諸衛將軍。唐制，諸府皆稱折衝府。各置折衝都尉，而以左右果毅校尉副之。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而免。全國六百三十四府，在關中的有二百六十一府，以為強幹弱枝之計。 府兵之制：平時耕以自養。戰時調集，命將統之。師還則將上所佩印、兵各還其府。（一 ）無養兵之費，而有多兵之用；（二 ）兵皆有業之民，無無家可歸之弊；（三 ）將帥又不能擁兵自重。這是與藩鎮之兵及宋募兵之制相較的優點。從前的論者多稱之。但兵不惟其名，當有其實。 唐朝府兵制度存在之時，得其用者甚少。此固由於唐時征討，多用蕃兵，然府兵恐亦未足大用。其故，乃當時的風氣使之，而亦可謂時勢及國家之政策使之。兵之精強，在於訓練。主兵者之能勤於訓練，則在預期其軍隊之有用。若時值承平，上下都不以軍事為意，則精神不能不懈弛；精神一懈弛，訓練自然隨之而廢了。所以唐代府兵制度的廢壞，和唐初時局的承平，及唐代外攘，不甚調發大兵，都有關係。 高宗、武后時，業已名存實亡。到玄宗時，就竟不能給宿衛了（唐時宿衛之兵，都由諸府調來，按期更換，謂之「番上」。「番」即現在的班字 ）。時相張說，知其無法整頓，乃請宿衛改用募兵，謂之騎，自此諸府更徒存虛籍了。 唐初邊兵屯戍的，大的稱軍，小的稱城鎮守捉，皆有使以主之。統屬軍，城鎮守捉的曰道。道有大總管，後改稱大都督。大都督帶使持節的，人稱之為節度使。睿宗後遂以為官名。唐初邊兵甚少。武后時，國威陵替。北則突厥，東北則奚、契丹，西南則吐蕃皆跋扈。玄宗時，乃於邊陲置節度使，以事經略。而自東北至西北邊之兵尤強。天下遂成偏重之勢。 安祿山、史思明皆以胡人而懷野心，卒釀成天寶之亂。亂後藩鎮遂遍於內地。其中安史餘孽，唐朝不能徹底剷除亦皆授以節度使。諸鎮遂互相結約，以土地傳子孫，不奉朝廷的命令。肅代兩世，皆姑息養癰。德宗思整頓之，而兵力不足，反召朱泚之叛。後雖削平朱泚，然河北、淮西，遂不能問。憲宗以九牛二虎之力，討平淮西，河北亦聞風自服。然及穆宗時，河北即復叛。自此終唐之世，不能戡定了。唐朝藩鎮，始終據土自專的，固然只有河北。然其餘地方，亦不免時有變亂。且即在平時，朝廷指揮統馭之力，亦總不甚完全。所以肅代以還，已隱伏分裂之勢。至黃巢亂後，遂潰決不可收拾了。然藩鎮固能梗命，而把持中央政府，使之不能振作的，則禁軍之患，尤甚於藩鎮。 禁軍是唐初從征的兵，無家可歸的。政府給以渭北閒田，留為宿衛，號稱元從禁軍。此本國家施恩之意，並非仗以戰鬥。 玄宗時破吐蕃，於臨洮之西置神策軍。安史之亂，軍使成如璆遣將衛伯玉率千人入援，屯於陝州。後如璆死，神策軍之地，陷於吐蕃，乃即以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仍屯於陝，而中官魚朝恩以觀軍容使監其軍。伯玉死，軍遂統於朝恩。 代宗時，吐蕃陷長安，代宗奔陝，朝恩以神策軍扈從還京。其後遂列為禁軍，京西多為其防地。德宗自奉天歸，懷疑朝臣，以中官統其軍。其時邊兵賞賜甚薄，而神策軍頗為優厚，諸將遂多請遙隸神策軍，軍額擴充至十五萬。中官之勢，遂不可制。 「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唐書·僖宗紀》贊語。參看《廿二史札記·唐代宦官之禍》條 ）。順宗、文宗、昭宗皆以欲誅宦官，但或遭廢殺，或見幽囚。當時的宦官，已成非用兵力不能剷除之勢。然在宦官監製之下，朝廷又無從得有兵力（文宗時，鄭注欲奪宦官之兵而敗。昭宗欲自練兵以除宦官而敗 ）。召外兵，則明知宦官除而政權將入除宦官者之手，所以其事始終無人敢為。然相持至於唐末，卒不得不出於此一途。於是宦官盡而唐亦為朱梁所篡了。宦官之禍，是歷代多有的，擁兵為患的，卻只有唐朝（後漢末，蹇碩欲圖握兵，旋為何進所殺 ）。總之，政權根本之地，不可有擁兵自重的人，宦官亦不過其中之一罷了。 禁兵把持於內，藩鎮偃蹇於外，唐朝的政局，終已不可收拾，遂分裂而為五代十國。唐時的節度使，雖不聽政府的命令，而亦不能節制其軍隊。軍隊不滿意於節度使，往往譁變而殺之，而別立一人。政府無如之何，只得加以任命。狡黠的人，遂運動軍士，殺軍帥而擁戴自己。即其父子兄弟相繼的，亦非厚加賞賜，以餌其軍士不可。凡此者，殆已成為通常之局。所謂「地擅於將，將擅於兵」。 五代十國，惟南平始終稱王，余皆稱帝，然論其實，則仍不過一節度使而已。宋太祖黃袍加身，即系唐時擁立節度使的故事，其餘證據，不必列舉。事勢至此，固非大加整頓不可。所以宋太祖務要削弱藩鎮，而加強中央之兵。 宋朝的兵制：兵之種類有四：曰禁軍，是為中央軍，均屬三衙。曰廂軍，是為地方兵，屬於諸州。曰鄉兵，系民兵，僅保衛本地方，不出戍。曰蕃兵，則系異族團結為兵，而用鄉兵之法的。 太祖用周世宗之策，將廂軍之強者，悉升為禁軍，其留為廂軍者，不甚教閱，僅堪給役而已。鄉兵，蕃兵，本非國家正式的軍隊，可以弗論。所以武力的重心，實在禁軍。全國須戍守的地方，乃遣禁軍更番前往，謂之「番戍」。 昔人議論宋朝兵制的，大都加以詆毀。甚至以為唐朝的所以強，宋朝的所以弱，即由於藩鎮的存廢。這真是瞽目之談。唐朝強盛時，何嘗有什麼藩鎮？到玄宗設立藩鎮時，業已因國威陵替，改取守勢了。從前對外之策，重在防患未然。必須如漢之設度遼將軍、西域都護，唐之設諸都護府，對於降伏的部落，（一 ）監視其行動，（二 ）通達其情意，（三 ）並處理各部族間相互的關係。總而言之，不使其（一 ）互相併吞，（二 ）坐致強大，是為防患未然。 其設置，是全然在夷狄境內，而不在中國境內的，此之謂「守在四夷」。是為上策。經營自己的邊境，已落第二義了。然果其士馬精強，障塞完固，中央的軍令森嚴，邊將亦奉令維謹，尚不失為中策。若如唐朝的藩鎮擅土，則必自下策而入於無策的。因為軍隊最怕的是驕，驕則必不聽命令，不能對外而要內訌；內訌勢必引外力以為助，這是千古一轍的。以唐朝幽州兵之強，而不能制一契丹，使其坐大；藩鎮遍於內地，而黃巢橫行南北，如入無人之境，卒召沙陀之兵，然後把他打平；五代時，又因中央和藩鎮的內訌，而引起契丹的侵入，都是鐵一般強，山一般大的證據。藩鎮的為禍為福，可無待於言了。 宋朝的兵，是全出於招募的，和府兵之制相反，論者亦恆右唐而左宋，這亦是耳食之談。募兵之制，雖有其劣點，然在經濟上及政治上，亦自有其相當的價值。天下奸悍無賴之徒，必須有以銷納之，最好是能懲治之，感化之，使改變其性質，此輩在經濟上，即是所謂「無賴」，又其性質，不能勤事生產，欲懲治之、感化之極難。只有營伍之中，規律最為森嚴，或可約束之，使之改變。此輩性行雖然不良，然苟能束之以紀律，其戰鬥力，不會較有身家的良民為差，或且較勝。利用養兵之費，銷納其一部分，既可救濟此輩生活上的無賴，而餉項亦不為虛糜。 假若一個募兵，在伍的年限，是十年到二十年，則其人已經過長期的訓練；裁遣之日，年力就衰，大多數的性質，必已改變，可以從事於生產，變作一個良民了。以經濟原理論，本來宜於分業，平民出餉以養兵，而於戰陣之事，全不過問，從經濟的立場論，是有益無損的。若謂行募兵之制，則民不知兵，則舉國皆兵，實至今日乃有此需要。在昔日，兵苟真能禦敵，平民原不須全體當兵。所以說募兵之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自有其相當的價值。宋代立法之時，亦自有深意。不過所行不能副其所期，遂至利未形而害已見罷了。 宋朝兵制之弊在於：（一 ）兵力的逐漸腐敗。（二 ）番戍之制。（甲 ）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既不便於指揮統馭，（乙 ）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習地形；又和當地的人民，沒有聯絡。（丙 ）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費，卻等於三年一次出征。（丁 ）而其尤大的，則在帶兵的人，利於兵多，（子 ）既可缺額刻餉以自肥，（丑 ）又可役使之以圖利。乞免者既不易得許；每逢水旱偏災，又多以招兵為救荒之策，於是兵數遞增。宋開國之時，不滿二十萬。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萬。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萬。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萬。仁宗時，西夏兵起，增至一百二十五萬。後雖稍減，仍有一百一十六萬。 歐陽修說：「天下之財，近自淮甸，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重，至於不可復加。」養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戰，亦伏危機，何況並不能戰，對遼對夏，都是隱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時，仍驅鄉兵以禦敵呢？當時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顧慮召變而不敢裁。直至王安石出，才大加淘汰。把不任禁軍的降為廂軍，不任廂軍的免為民。兵額減至過半。又革去番戍之制，擇要地使之屯駐，而置將以統之（以第一、第二為名，全國共九十一將 ）。安石在軍事上，雖然無甚成就，然其裁兵的勇氣，是值得稱道的。惟其所行民兵之制，則無甚成績，而且有弊端。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連帶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為一保，設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設大保長。五百家為一都保，設都保正副。家有兩丁的，以其一為保丁。其初日輪若干人儆盜。後乃教以武藝，籍為民兵。民兵成績，新黨亦頗自詡（如《宋史》載章惇之言，謂「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趨赴，馬上藝事，往往勝諸軍」之類 ）。 然據《宋史》所載司馬光、王岩叟的奏疏，則其（一 ）有名無實，以及（二 ）保正長巡檢使等的誅求，真是暗無天日。我們不敢說新黨的話全屬子虛，然這怕是少數，其大多數，一定如舊黨所說的。因為此等行政上的弊竇，隨處可以發現。 民兵之制，必要的條件有二：（一 ）為強敵壓迫於外。如此，舉國上下，才有憂勤惕厲的精神，民雖勞而不怨。（二 ）則行政上的監督，必須嚴密。官吏及保伍之長，才不敢倚勢虐民。當時這兩個條件，都是欠缺的，所以不免弊余於利。 至於伍保之法，起源甚古。《周官》大司徒說：「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這原和《孟子》「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意相同，乃使之互相救恤。商君令什伍相司（同伺 ）連坐，才使之互相稽查。前者為社會上固有的組織，後者則政治上之所要求。此惟亂時可以行之。在平時，則犯大惡者（如謀反叛逆之類 ），非極其秘密，即徒黨眾多，聲勢浩大（如江湖豪俠之類 ）；或其人特別兇悍，為良民所畏（如土豪劣紳之類 ），必非人民所能檢舉。若使之檢舉小惡，則徒破壞社會倫理，而為官吏開敲詐之門，其事必不能行。所以自王安石創此法後，歷代都只於亂時用以清除奸宄，在平時總是有名無實，或並其名而無之的（伍保之法，歷代法律上本來都有，並不待王安石的保甲，然亦都不能行 ）。 裁募兵，行民兵，是宋朝兵制的一變。自此募兵之數減少。元祐時，舊黨執政，民兵之制又廢。然募兵之額，亦迄未恢復。徽宗時，更利其缺額，封樁其餉，以充上供，於是募兵亦衰。至金人入犯，以陝西為著名多兵之地，种師道將以入援，僅得一萬五千人而已。以兵多著名的北宋，而其結果至於如此，豈非奇談？ 南渡之初，軍旅寡弱。當時諸將之兵，多是靠招降群盜或招募，以資補充的。其中較為強大的，當推所謂御前五軍。楊沂中為中軍，總宿衛。張俊為前軍，韓世忠為後軍，岳飛為左軍，劉光世為右軍，皆屯駐於外。是為四大將。光世死，其軍叛降偽齊（一部分不叛的，歸於張俊 ），以四川吳玠之軍補其缺。其時岳飛駐湖北，韓世忠駐淮東，張俊駐江東，皆立宣撫司。宗弼再入犯，秦檜決意言和，召三人入京，皆除樞密副使，罷三宣撫司，以副校統其兵，稱為統制御前軍馬。駐紮之地仍舊，謂之某州駐紮御前諸軍。四川之兵，亦以御前諸軍為號。直達朝廷，帥臣不得節制。其餉，則特設總領以司之，不得自籌。其事略見《文獻通考·兵考》。 北族在歷史上，是個侵略民族。這是地理條件所決定的。在地理上，（一 ）瘠土的民族，常向沃土的民族侵略；（二 ）但又必具有地形平坦，利於集合的條件。所以像天山南路，沙漠綿延，人所居住的，都是星羅棋布的泉地，像海中的島嶼一般；又或仰雪水灌溉，依天山之麓而建國；以至青海、西藏，山嶺崎嶇，交通太覺不便；則土雖瘠，亦不能成為侵略民族。 歷史上侵掠的事實，以蒙古高原為最多，而遼、吉二省間的女真，在近代，亦曾兩度成為侵略民族。這是因為蒙古高原，地瘠而平，於侵掠的條件，最為完具。而遼、吉兩省，地形亦是比較平坦的，且與繁榮的地方相接近，亦有以引起其侵略之欲望。北族如匈奴突厥等，雖然強悍，初未嘗侵入中國。 五胡雖占據中國的一部分，然久居塞內，等於中國的亂民，而其制度亦無足觀。只有遼、金、元、清四朝，是以一個異民族的資格，侵入中國的；而其制度，亦和中國較有關係。今略述其事如下。 四朝之中，遼和中國的關係最淺。遼的建國，系合部族及州縣而成。部族是他的本族和所征服的北方的遊牧民族。州縣則取自中國之地。其兵力，亦是以部族為基本的。部族的離合，及其所居之地，都系由政府指定，不能自由。其人民全體皆隸兵籍。當兵的素質，極為佳良。《遼史》稱其「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能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部族實為之爪牙」，可謂不誣了。 但遼立國雖以部族為基本，而其組織軍隊，亦非全不用漢人。世徒見遼時的五京鄉丁，只保衛本地方，不出戍，以為遼朝全不用漢人做正式軍隊，其實不然。遼制有所謂宮衛軍者，每帝即位，輒置之。出則扈從，入則居守，葬則因以守陵。計其丁數，凡有四十萬八千，出騎兵十萬一千。所謂不待調發州縣部族，而十萬之兵已具。這是遼朝很有力的常備軍。然其置之也，則必「分州縣，析部族」。又太祖征討四方，皇后述律氏居守，亦摘蕃漢精銳三十萬為屬珊軍。可見遼的軍隊中，亦非無漢人了。 此外遼又有所謂大首領部族軍，乃親王大臣的私甲，亦可率之以從征。國家有事，亦可向其量借。又北方部族，服屬於遼的，謂之屬國，亦得向其量借兵糧。契丹的疆域頗大，兵亦頗多而強，但其組織不堅凝。所以天祚失道，金兵一臨，就土崩瓦解。這不是遼的兵力不足以御金，乃是並沒有從事於抵禦。其立國本無根柢，所以土崩瓦解之後，亦就更無人從事於復國運動。耶律大石雖然有意於恢復，在舊地，亦竟不能自立了。 金朝的情形，與遼又異。遼雖風氣敦樸，然畜牧極盛，其人民並不貧窮的。金則起於瘠土，人民非常困窮。然亦因此而養成其耐勞而好侵掠的性質。《金史》說其「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致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可見其侵掠的動機了。金本系一小部族，其兵全系集合女真諸部族而成。戰時的統帥，即系平時的部長。在平時稱為孛堇，戰時則稱為猛安謀克。猛安譯言千夫長，謀克譯言百夫長，這未必真是千夫和百夫，不過依其眾寡，略分等級罷了。 金朝的兵，其初戰鬥力是極強的，但遷入中原之後，腐敗亦很速。看《廿二史札記·金用兵先後強弱不同》一條，便可知道。金朝因其部落的寡少，自伐宋以後，即參用漢兵。其初契丹、渤海、漢人等，投降金朝的，亦都授以猛安謀克。女真的猛安謀克戶，雜居漢地的，亦聽其與契丹、漢人相婚姻，以相固結。熙宗以後，漸想把兵柄收歸本族。於是罷漢人和渤海人猛安謀克的承襲。移刺窩斡亂後，又將契丹戶分散，隸屬於諸猛安謀克。世宗時，將猛安謀克戶移入中原，其人既已腐敗到既不能耕，又不能戰，而宣宗南遷，仍倚為心腹，外不能抗敵，而內斂怨於民。金朝的速亡，實在是其自私本族，有以自召之的。 總而言之：文明程度落後的民族，與文明程度較高的民族遇，是無法免於被同化的。像金朝清朝這種用盡心機，而仍不免於滅亡，還不如像北魏孝文帝一般，自動同化於中國的好。元朝的兵制，也是以壓制為政策的。其兵出於本部族的，謂之「蒙古軍」。出於諸部族的，謂之「探馬赤軍」。既入中原後，取漢人為軍，謂之「漢軍」。 其取兵之法，有以戶論的，亦有以丁論的。兵事已定之後，曾經當過兵的人，即定入兵籍，子孫世代為兵。其貧窮的，將幾戶合併應役。甚貧或無後的人，則落其兵籍，別以民補。此外無他變動。其滅宋所得的兵，謂之新附軍。帶兵的人，「視兵數之多寡，為爵秩之崇卑」，名為萬戶、千戶、百戶。皆分上、中、下。初制，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職，死於病者降一等。後來不論大小及身故的原因，一概襲職。所以元朝的軍官，可視為一個特殊階級。 世祖和二三大臣定計：使宗王分鎮邊徼及襟喉之地。河、洛、山東，是他們所視為腹心之地，用蒙古軍、探馬赤軍戍守。江南則用漢軍及新附軍，但其列城，亦有用萬戶、千戶、百戶戍守的。 元朝的兵籍，漢人是不許閱看的。所以占據中國近百年，無人知其兵數。觀其屯戍之制，是很有深心的。但到後來，其人亦都入洪爐而俱化。末葉兵起時，宗王和世襲的軍官，並不能護衛他。 元朝以異族入據中國，此等猜防之法，固然無怪其然。明朝以本族人做本族的皇帝，卻亦暗襲其法，那就很為無謂了。 明制：以五千六百人為衛。一千一百一十二人為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什伍之長，歷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數內，明朝則在其外。每一百戶所，有總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為一百一十二人 ）。衛設都指揮使，隸屬於五軍都督府。 兵的來路有三種：第一種從征，是開國時固有的兵。第二種歸附，是敵國兵投降的。第三種謫發，則是刑法上罰令當兵的，俗話謂之「充軍」。從征和歸附，固然是世代為兵，謫發亦然。身死之後，要調其繼承人，繼承人絕掉，還要調其親族去補充的，謂之「句丁」。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為本，而加以補充的。 五軍都督府，多用明初勛臣的子孫，也是模仿元朝軍官世襲之制。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有私心，要把一群人團結為一黨，互相護衛，以把持天下的權利，其結果，總是要自受其害的。軍官世襲之制，後來腐敗到無可挽救，即其一端。 金朝和元朝，都是異族，他們社會進化的程度本淺，離封建之世未遠，猛安謀克和萬戶千戶百戶，要行世襲之制，還無怪其然。明朝則明是本族人，卻亦重視開國功臣的子孫，把他看作特別階級，其私心就不可恕了。 抱封建思想的人，總以為某一階級的人，其特權和權利，既全靠我做皇帝才能維持，他們一定會擁護我。所以把這一階級的人看得特別親密。殊不知這種特權階級，到後來荒淫無度，知識志氣都沒有了，何謂權利？怕他都不大明白。明白了，明白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了，明白自己的權利，如何才得維持了，因其懦弱無用，眼看著他人搶奪他的權利，他亦無如之何。所謂貴戚世臣，理應與國同休戚的，卻從來沒有這回事，即由於此。 武力是不能持久的。持久了，非腐敗不可。這其原因，由於戰爭是社會的變態而非其常態。變態是有其原因的，原因消失了，變態亦即隨之而消失。所以從歷史上看來，從沒有一支真正強盛到幾十年的軍隊（因不遇強敵，甚或不遇戰事，未至潰敗決裂，是有的。然這隻算是僥倖。極強大的軍隊，轉瞬化為無用，這種事實，是舉不勝舉的。以宋武帝的兵力，而到文帝時即一蹶不振，即其一例。又如明末李成梁的兵力，亦是不堪一擊的，僥倖他未與滿洲兵相遇罷了。然而軍事的敗壞，其機實隱伏於成梁之時，這又是其一例。軍隊的腐敗，其表現於外的，在精神方面，為士氣的衰頹；在物質方面，則為積弊的深痼；雖有良將，亦無從整頓，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世人不知其原理，往往想就軍隊本身設法整頓，其實這是無法可設的。因為軍隊是社會的一部分，不能不受廣大社會的影響。在社會學上，較低的原理，是要受較高的原理的統馭的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這種思想，亦是以常識論則是，而經不起科學評判的。因為到有事時，預備著的軍隊，往往無用，而仍要臨時更造。 府兵和衛所，是很相類的制度。府兵到後來，全不能維持其兵額。明朝對於衛所的兵額，是努力維持的，所以其缺額不至如唐朝之甚。然以多數的兵力，對北邊，始終只能維持守勢（現在北邊的長城，十分之九，都是明朝所造 ）。末年滿洲兵進來，竟爾一敗塗地，則其兵力亦有等於無。此皆特殊的武力不能持久之證。 清朝太祖崛起，以八旗編制其民。太宗之世，蒙古和漢人歸降的，亦都用同一的組織。這亦和金朝人以猛安謀克授渤海、漢人一樣。中國平定之後，以八旗兵駐防各處，亦和金朝移猛安謀克戶於中原，及元朝鎮戍之制，用意相同。惟金代的猛安謀克戶，系散居於民間；元朝萬戶分駐各處，和漢人往來，亦無禁限。清朝駐防的旗兵，則系和漢人分城而居的，所以其衝突不如金元之烈。但其人因此與漢人隔絕，和中國的社會全無關係，到末造，要籌劃旗民生計，就全無辦法了。 清代的漢兵，謂之綠旗，亦稱綠營。中葉以前的用兵，是外征以八旗為主，內亂以綠營為主的。八旗兵在關外時，戰鬥之力頗強。中國軍隊強悍的，亦多只能取守勢，野戰總是失利時居多（洪承疇松山之戰，是其一例 ）。然入關後腐敗亦頗速。三藩亂時，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自此至太平天國興起時，內地粗覺平安，對外亦無甚激烈的戰鬥。武功雖盛，實多僥天之幸。所以太平軍一起，就勢如破竹了。 中國近代，歷史上有兩種潮流潛伏著，推波助瀾，今猶未已，非通觀前後，是不能覺悟出這種趨勢來的。這兩種潮流：其（一 ）是南方勢力的興起。南部數省，向來和大局無甚關係。自明桂王據云貴與清朝相抗，吳三桂舉兵，雖然終於失敗，亦能震盪中原；而西南一隅，始隱然為重於天下。其後太平軍興，征伐幾遍全國。雖又以失敗終，然自清末革命，至國民政府北伐之成功，始終以西南為根據。現在的抗戰，還是以此為民族復興的策源地的。其（二 ）是全國皆兵制的恢復。自秦朝統一以後，兵民漸漸分離，至後漢之初，而民兵之制遂廢，至今已近二千年了。康有為說，中國當承平時代，是沒有兵的。雖亦有稱為兵的一種人，其實性質全與普通人民無異（見《歐洲十一國遊記》 ）。此之謂有兵之名，無兵之實。 曠觀歷代，都是當需要用兵時，則產生出一支真正的軍隊來；事過境遷，用兵的需要不存，此種軍隊，亦即凋謝，而只剩些有名無實的軍隊，充作儀仗之用了。此其原理，即由於上文所說的戰爭是社會的變態，原不足怪。但在今日，帝國主義跋扈之秋，非恢復全國皆兵之制，是斷不足以自衛的。更無論扶助其他弱小民族了。這一個轉變，自然是極艱難。但環境既已如此，絕不容許我們的不變。 當中國和歐美人初接觸時，全未知道需要改變。所想出來的法子，如引誘他們上岸，而不和他在海面作戰；如以靈活的小船，制他笨重的大船等；全是些閉著眼睛的妄論。到咸同間，外患更深了。所謂中興將帥，（一 ）因經驗較多，（二 ）與歐美人頗有相當的接觸。才知道現在的局面，非復歷史上所有。欲圖適應，非有相當的改革不可。於是有造成一支軍隊以適應時勢的思想。設船政局、製造局，以改良器械；陸軍則改練洋操；亦曾成立過海軍，都是這種思想的表現。 即至清末，要想推行徵兵制。其實所取的辦法，離民兵之制尚遠，還不過是這種思想。民國二十餘年，兵制全未革新，且復演了歷史上武人割據之局。然時代的潮流，奔騰澎湃，終不容我不捲入旋渦。抗戰以來，我們就一步步的，走入舉國皆兵之路了。 這兩種文化，現在還在演變的中途，我們很不容易看出其偉大。然在將來，作歷史的人，一定要認此為劃時代的大轉變，是毫無可疑的。這兩種文化，實在還只是一種。不過因為這種轉變，強迫著我們，發生一種新組織，以與時代相適應，而時代之所以有此要求，則緣世界交通而起。在中國，受世界交通影響最早的是南部。和舊文化關係最淺的，亦是南部，受舊文化的影響較淺，正是迎受新文化的一個預備條件。所以近代改革的原動力，全出於南方；南方始終代表著一個開明的勢力（太平天國雖然不成氣候，湘淮軍諸首領，雖然頗有學問，然以新舊論，則太平天國，仍是代表新的，湘淮軍人物，仍是代表舊的。不過新的還未成熟，舊的也還餘力未盡罷了 ）。千迴百折，似弱而卒底於有成。 幾千年以來，內部比較平安，外部亦無真正大敵。因此，養成中國（一 ）長期間無兵，只有需要時，才產生真正的軍隊；（二 ）而這軍隊，在全國人中，只占一極小部分。在今日，又漸漸地改變，而走上全國皆兵的路了。而亘古未曾開發的資源，今日亦正在開發。以此廣大的資源，供此眾多民族之用，今後世界的戰爭，不更將增加其殘酷的程度麼？不，戰爭只是社會的變態。現在世界上戰爭的殘酷，都是帝國主義造成的，這亦是社會的一個變態，不過較諸既往，情形特別嚴重罷了。變態是決不能持久的。資本的帝國主義，已在開始崩潰了。我們雖有橫絕一世的武力，大勢所趨，決然要用之於打倒帝國主義之途，斷不會加入帝國主義之內，而成為破壞世界和平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