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簡編 · 第五章 兼併劇烈時期——戰國

——前四○三年——前二二一年 第一節戰國形勢 東周兼併戰爭繼續發展，以三家分晉為標誌，進入戰爭劇烈的戰國時期。形式上是七個大領主爭城奪地，實際是一個已經成為階級的新興地主階級以及與它血肉相聯的大商賈和說客游士推動大領主們為建立地主政權而展開劇戰。一百八十二年長期戰爭，基本上是地主政權的秦對領主地主混合政權的山東六國猛烈進攻，結果秦國勝利，出現了統一全國的封建地主皇朝——秦朝。 前四○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晉國韓趙魏三家世卿立為諸侯，戰國時期開始了。在東周時期政治上還發生一些天下大宗和共主作用的封建領主王朝——東周，到戰國時期，完全失去了作用，它只是作為一個小國存在著（前二四九年秦滅周國），不再是代表一個歷史時期的王朝。 戰國是七個獨立的強國，各儘自己最大的力量相互間進行攻擊或防禦的戰爭。戰勝國擴地，戰敗國削地，疆域常有變動。七國位置，西方秦國，東方齊國，南方楚國，北方燕國，中部韓趙魏三國，趙在北，韓近西，魏居中，韓魏最接近秦國，先受秦攻擊。 一秦國 秦在東周時期，是個文化落後的國家。前三六一年，秦孝公立，下令求賢。衛國人法家公孫鞅（仕秦有功，封於商，號商鞅）應募入秦，得孝公信任，變舊法創立新法。秦從此成為七國中第一強國。早在戰國初年，李悝（音虧kuī）在魏，吳起在楚，曾行新法，但為舊勢力所阻。秦舊勢力較小，因之商鞅變法得到成功。商鞅也就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代表人物。 前三五九年，商鞅第一次變法，要點如下： （一）組織民戶重編戶籍，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什伍內各家互相糾察，一家作奸犯法，別家必須告發，如不告發，連同受重罰。這是殘酷的統治法，但在貴族領主役使下的大量農夫因此得直接作為國君的民戶，是有進步意義的。 （二）加強勞動力戶主如有兩個兒子，兒子到一定的年齡，必須分家各自獨立謀生，否則加倍出賦稅。父子兄弟各立門戶，可以加強生產中的自動性，防止一家人相互依賴，勞逸不均。分家之後，各自照顧自己；兒子借給父親耕具，就覺得是個很大的恩惠；婆母不經兒媳的許可，使用簸箕掃帚，立即受到兒媳的責備；婆母兒媳間一不融洽，就會爭吵起來。這種制度，對家族制度的父權起著限制作用。 （三）獎勵軍功立軍功的人，各按功勞大小受爵賞；私鬥的人，各按犯罪輕重受刑罰。商鞅制定秦爵，分二十級，第一至第八為民爵，第九以上為官爵，農民立功得爵（戰陣上斬敵人首一級，賜爵一級），受各種優待，有機會成為中小地主。 （四）崇本（耕織）抑末（商賈手工業）獎勵耕織，生產粟帛多，超過一般人產量的得免徭役。工商和游手貧民，連同妻子沒入官府做奴婢。戰國時東方各國所謂工商食官的手工業奴隸商業奴隸，雖然還被貴族領主所占有，但自由民身分的工商也已普遍存在和活躍。商鞅抑末政策，意在防止商賈高利貸者兼併土地，使秦民專力從耕織與戰爭中求富貴。同時，國君獨占工商業，也可以增強國家的富力。文學遊說之士，屬於末一類，不許入秦。秦國富強而文化不及東方各國，這也是一個原因。法家一般也代表商賈（地主常兼作商賈）的利益，商鞅抑末是在秦國的特殊措施。 （五）變領主為地主無軍功的宗室（貴族領主），一概廢除他們的名位，按軍功從新規定尊卑爵秩等級，各依等級占有田宅臣妾（奴隸）。這是變法中最重要的一個措施，許多無軍功的貴族領主因此失去了特權，變為民戶中的富戶。有軍功的宗室，最高爵不過封侯（第十九級關內侯，第二十級徹侯）。侯僅收食邑內租稅，不直接管理民事，也失去了原有的特權。領主制度的秦國從此變為地主制度的秦國。 這個巨大的改革，必然引起貴族領主的反抗。以秦太子為首，反抗者多至千數。商鞅說「法令不行，由於貴戚犯法，要行法先從太子開始」。因為太子是嗣君不便施刑，把太子的師傅公子虔（音錢qián）、公孫賈兩個大貴族施了黥刑（面上刻黑字），第二天新法完全通行了。秦國行新法十年，秦民大悅，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不窮乏）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農村）邑（城市）大治，秦成為第一大強國。 前三五○年秦建都咸陽，築冀閥，在闕上公布法令。商鞅又實行第二次變法，使秦國更進一步的地主政權化。 （一）歸併各小都、鄉邑、聚（村落）為大縣。全國凡四十一縣（《史記·六國表》和《商君列傳》作三十一縣），每縣置一縣令，掌管全縣政事，消除領主政治的殘餘影響。 （二）開闢阡陌封疆（田間分疆界的土堆），承認各人新闢土地的所有權，按各人所占土地面積定賦稅。阡是田間南北車路，陌是東西車路。戰國時戰爭用步騎兵，兵車極少用，田間無須留寬廣的車路。東方各國阡陌早已逐漸開闢為田地，商鞅開秦國阡陌，用意正相同，說井田廢於商鞅，是腐儒的謬說。 （三）劃一斗、桶（斛），權、衡，丈、尺。全國貨物交易，有統一的度量衡制度。 （四）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革除殘留的戎狄舊俗。 秦國地廣人稀，鄰近國三晉土狹民眾，商鞅知道「民所欲者田宅也」（《商君書·徠（音賴lài）民篇》），懸賞招徠鄰國農民到秦國種地，給田宅，免兵役，使專力耕織。秦民服兵役，輪番出戰，常有餘力。秦國足食足兵，有戰必勝。 商鞅兩次變法，破壞了領主的宗族制度，也限制了地主的家族制度，使秦國成為當時先進的富強無比的統一國家。消滅政治落後的山東六國，推行秦制建立封建大帝國的基礎從此萌芽了。秦孝公死後，太子秦惠王即位，車裂商鞅，殺商鞅一家人，但商鞅新法，除了秦莊襄王用大商人呂不韋為相，停止對商賈和游士的排斥，其餘大都相沿不變。 秦國孝公、商鞅在咸陽創地主政權，與周國文武周公在豐鎬創領主政權，對歷史同樣是偉大的貢獻。 前三八七年，秦伐蜀，取南鄭。前三一六年，秦惠王使司馬錯滅蜀國（都城在四川成都市），徙秦民一萬家到蜀地，後又滅巴國（都城在四川重慶市）。秦對當地居民似乎是保持著良好關係，如昭襄王與巴人盟誓說「秦犯夷輸黃龍一隻，夷犯秦輸清酒一鍾」（《華陽國志·巴志》）。意思是說秦罰重，夷罰輕，秦決不犯夷。秦得巴蜀廣大土地和居民的助力，確如司馬錯說「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補充）兵」（《戰國策·秦策》）。 秦國疆域，北有上郡（陝西北部），南有巴蜀，東有黃河與函谷關（河南靈寶縣）。地勢險固，宜於守御又宜於出擊，被稱為天府雄國。 二韓國 韓東鄰魏國，西當秦函谷關大路，兩面受敵，連年被兵。前三七五年，韓哀侯滅鄭，自平陽（山西臨汾縣）遷都到鄭都新鄭（河南新鄭縣）。後來又遷都陽翟。韓昭侯用法家申不害為相，行苛刻政治，國力暫時加強。申不害死，韓又被侵伐。韓國疆土北自成皋（河南滎陽縣西北）過黃河到上黨（治設山西長治縣），南有陘山（在河南郾城縣），東臨洧水（源出河南密縣，至新鄭東南流入潁水）。山地多，平原少，物產貧乏，人口稀疏，七國中最為弱小。 三魏國 前四二四年，魏文侯即位。魏文侯學儒術，著書六篇，《漢書·藝文志》列在儒家。他尊敬田子方、段干木，重用西門豹、李悝（即李克，子夏弟子）、樂羊及大軍事家吳起，在諸侯中最有聲望。秦孝公變法以前，魏是一個最強的國家。魏國疆土：南有鴻溝（即汴河），與楚為鄰；東有淮潁與宋齊為鄰；函谷關內黃河西岸，自鄭（陝西華縣）西北過渭河，沿洛水（北洛河）東岸到上郡，築長城與秦為鄰（前三二八年，魏河西地全部入秦）；北有卷（河南新鄉陽原一帶）、酸棗（河南延津縣），與趙為鄰。魏地平原肥沃，人口稠密，無險可守，四面受敵。魏惠王因畏秦兵；前三四○年，自安邑（山西安邑縣）遷都大梁（河南開封市），與韓為近鄰。 四趙國 建都邯鄲（河北邯鄲縣）。西有黃河，南有漳河，與魏為界；東有清河（河北清河縣西境），與齊為界；北有易水，與燕為界；又西北傍陰山築長城，與匈奴、樓煩、林胡為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向北開拓疆土，鞏固了北方邊界。 五燕國 建都薊（北京市），又有下都（河北易縣）。燕君是西周初召公奭後裔，東周時期燕國弱小，常為山戎所攻掠。燕昭王招募賢士，得樂毅，出兵破齊，燕成北方強國。燕疆域東北有遼東與朝鮮為鄰，北築長城與東胡、林胡、樓煩為界，西有雲中、九原，與趙為鄰，南境築長城與齊為界。燕離秦遠，受戰禍較緩，有餘力開拓遼河流域，奠定了古代中國東北方的疆域。 六齊國 建都臨淄（山東臨淄縣）。在西周東周，齊都是大國。前三八六年，世卿田和代姜姓為國君，齊更強盛。疆土南有泰山，與楚魯宋（前二八六年齊滅宋）為鄰；北有渤海，隔海與燕為鄰；西有清河，與趙為鄰；東濱大海。齊國富兵強，與秦遠隔，不受秦兵威脅。齊宣王招集天下文學士幾百千人，給與優厚的待遇，讓他們自由地講學議論。這些人聚居在都城稷門（西門）外，當時號稱稷下先生。宣王以後，養士風氣繼續保存，各種學派，大體匯集在齊國，臨淄成為戰國時期的文化城。稷下先生不同於貴族卿相門下的食客，對文化確有可貴的貢獻。 七楚國 楚自西周以來，吞併小國最多。戰國時期，楚農業落後，兵力不強，但常開拓國土。前三三四年，楚威王取越國浙江以西土地。楚威王又遣將軍莊（音敲qiāo）率兵入滇（雲南），以滇池（雲南昆明市）為中心，擴地數千里。（前二八○年秦奪楚黔中郡，莊歸路阻絕，在滇建國，自稱滇王。）楚國地大，北至中原，與韓、魏、宋、齊為鄰；西有黔中（治設湖南沅陵縣）、巫郡（治設四川巫山縣），與巴及秦為鄰；南有蒼梧（湖南南部九疑山），與百粵為鄰；東至海濱。在廣大國境內，有苗族華族和許多其他小族，居民相互間交流文化，產生以巫文化融合華夏文化為基本的楚文化。各族也就在同一文化中大體融合了。楚國八百餘年擴張經營，為秦漢創立偉大封建帝國準備了重要條件，七國中秦楚應是對歷史貢獻最大的兩個國家。楚舊都郢，後遷都鄀（音若ruò湖北宜城縣），又遷都陳，前二四一年遷都壽春（安徽壽縣）。 七國土地楚最大，秦趙次之，齊魏燕又次之，韓最小。人口楚魏最多。楚兵一百萬，按五人出一兵約計，當有人口五百萬。魏兵七十萬，當有人口三四百萬。秦兵六十萬，趙兵四五十萬，秦趙兩國當共有人口五六百萬。齊全國七十餘城，前二七九年，田單守即墨城，得壯士五千人，即墨全境合老弱婦女當有四五萬人。如每城連鄉村平均有一萬戶，每戶平均五人，全國當有人口三四百萬。韓兵三十萬，燕與韓相似，兩國當共有人口三百萬，七國人口總數約計當在二千萬左右。二千年前中國已有同族同文化如此龐大的人口，秦漢建立統一大帝國，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第二節經濟情況 東周、戰國的兼併戰爭，實質上是領主與新興地主爭奪政權的鬥爭。戰國時期，地主階級在秦國取得完全勝利，在山東六國也取得勝利，但還不能完全壓倒領主。由於領主政權的破壞和削弱，剝削方式改變了，束縛在宗族裡面的大量農奴，比東周后期更進一步獲得了解脫的機會，農奴大體變為農民了。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在這個變化下，戰國社會呈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氣象。 戰國社會的繁榮氣象，表現在下列各方面： 一人口大增 《戰國策·趙策》載趙奢（戰國後期人）說「古代海內分為萬國，城大不超過三百丈，人多不超過三千家。⋯⋯現在一千丈的城，一萬家的邑到處可以看到」。戰國時大城市齊國都城臨淄有戶七萬，韓國宜陽縣城方八里，可駐兵十萬，趙奢所說古代，不必拘泥在何時，說戰國時一萬家的中等城邑很常見是可信的。東周前期大夫采邑不過國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人口最多不過千室。諸侯國都三百雉（城牆長三丈，高一丈為一雉），三倍於大采邑，人口三千家，也是大采邑的三倍。前六六○年，衛國被狄人攻破，衛國民人被俘或逃散，遺民僅得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河南輝縣）、滕（山東滕縣）兩地民眾也只有五千人。經二十餘年的休養生息，人口增加十倍。衛是與魯並稱、大而不強的諸侯國，人口如此稀少，其他國家相差當不會很多。人稀自然地曠，秦穆公襲鄭，路遇鄭商人弦高，才被發覺。杞國本在今河南杞縣，後來遷到今山東昌樂縣，又遷安丘縣。鄭宋邊境，有大塊空地，兩國相約不許奪取。這都說明當時人力非常缺乏，土地荒廢不能開墾。東周前期的情形很象趙奢所說的古代。東周后期人口已漸增加，戰國時人口大增。豐富的人力與農業手工業工具和技術的改進相配合，生產力大大提高了。 二鐵制工具的廣泛使用 東周時鐵稱惡金，只能用作農業工具。戰國時鐵的用途推廣，農業工具如耜、銚（音姚yáo）、鐮、鎒（音耨nòu）、銍等，木工工具如斧、鋸、鑽、鑿等，女工工具如刀、錐、針等，都用鐵製造。農業手工業工具用鐵而外，沒有鋒刃的戰爭用具也開始用鐵，如鐵甲、鐵杖、鐵殳等。某些地區又發明煉鋼術。《禹貢》梁州（四川）貢品有鐵、有鏤，鏤是可以刻鏤器物的鋼鐵。據《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所記，吳越是最先發明煉鋼的地方。鑄鐵劍成功的人，在越有歐冶子，在吳有干將和干將妻莫邪（音爺yé）。歐冶子干將是同學，都能鑄寶劍。據說他們的老師曾因鑄劍不成，夫妻二人投身冶爐中，劍才鑄成。弟子們改用發爪投爐中，也鑄成了劍。這裡含有神話成分，劍師投身冶爐中，未必真實。當時的冶煉技術，不可能從生鐵煉成鋼，所謂鑄，當是造青銅劍稱鑄，造鐵劍也通稱為鑄，實際是在熟鐵上加一些含炭的物質，經過淬（增加硬度）鍛（擠出雜質）等工，造成鐵刀劍。熟鐵里加一點炭質可以成鋼（含炭百分之一點七到百分之○點二五，都是鋼，含炭百分之一點七以上是生鐵，含炭百分之○點二五以下是熟鐵），最早的煉鋼術從無意中獲得了。此後逐漸改善，並傳到楚國。楚國宛地出鋼鐵，所制的矛很銳利。秦昭王曾誇獎楚國鐵劍的鋒利（長沙楚墓中已發見鐵劍一柄，長約七七公分，寬約四公分）。韓國出寶劍最多，河南西平縣有冶爐城，有棠谿村，都是韓國著名的鑄劍處。西平有龍淵水，淬刀劍特別堅利，稱為龍淵之劍。制青銅刀劍不須用水淬，要用水淬一定是鋼鐵。戰國以來有一種髡刑，把罪人鬚髮剃光。《韓非子·顯 學篇》說，嬰兒不剃頭要肚痛。罪人頭面也許可用青銅刀硬刮，剃嬰兒頭應該用鋼刀。東周時嬰兒生三月才剪髮，足見還沒有剃刀。前二一一年（秦始皇三十六年）東郡地方，白天落下一塊星石來，有人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個字。隕石含鐵質，隕石上刻字，非好鋼不可。秦始皇統一後，遊行全國，到處刻石紀功，刻石工具也應是鋼製。戰國時某些地區已能制鋼，無可置疑，不過鐵還不能代替青銅在武器製造上的地位。《管子·地數篇》說，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此句據《史記·貨殖列傳正義》補），其中出銅的山四百六十七，出鐵的山三千六百零九。這裡所說山數未必真確，鐵產量多於銅產量，鐵用途廣於銅用途，則是事實。又說，上有丹砂，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上有陵石，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石，下有鐵。戰國時期，已有這些採礦知識，足見礦業頗為發達。 三農業進步 孟子反對當時最普遍的三件事，說好戰的人該受頭等刑，講合縱連橫的人該受二等刑，辟草萊（開闢草荒）任土地（無限制占有耕地）的人該受三等刑。從孟子主張行均分田地的井田制與反對任便占有耕地看來，戰國時土地確是大量開墾出來了，同時地主與少地失地農民間的區分也極為顯著了。不過草萊地變為耕稼地，無論土地為誰所有，總是一個進步。 東周已有牛耕，戰國時似頗推廣，這與地主富農從宗族制度中分化出來並逐漸發展是一致的。商鞅改長六寸四分（營造尺）的周尺為長七寸二分的秦尺。又改一百方步的周畝為二百四十方步的秦畝。田畝面積的擴大，用意在提倡牛耕，也就是獎勵地主富農經濟，因為地主富農才有養牛的財力。放大畝的面積，又可省去田間若干封疆田洫。商鞅第二次變法，開阡陌、改田制後，「初為賦」，當是按新畝制制訂賦稅法。山東六國仍用周畝，想見牛耕不象在秦國那樣被提倡。《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十二月）「命農（《呂氏春秋》作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這又說明不論秦和山東六國的普通農民仍用耦耕法。 孟子說到深耕和糞田，荀子更屢言肥料的功用。荀子說多糞肥田，又說五穀一歲再獲。《周禮·草人》分土壤為九類，用九種動物骨煮汁拌穀物種子，種在一定的土壤上，稱為「糞種」。《周禮·薙氏》、《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六月），都說燒草取灰或漚草使腐用作肥料。深耕、施肥、糞種、一年再獲，顯然是戰國時農業技術上的進步。孟子說省刑罰，薄稅斂，農民才能深耕。《荀子·富國篇》說 「民富自然田肥，田肥自然出產加倍；民貧自然田瘦，田瘦自然出產減半」。事實上遭受刑罰稅斂的迫害，最嚴重的是普通農民，深耕肥田的只能是地主和富農。 古史稱禹、益時起，即知利用河渠溝洫和井灌溉農田、園圃。東周時漸見正式記載，特別是楚相孫叔敖創建芍陂（在安徽壽縣）灌田，規模最大。入戰國後，灌田更被重視，《周禮·稻人》敘述灌溉法，想見戰國時對水利的講求。著名水利工程如魏文侯時西門豹、襄王時史起引漳水灌溉鄴田，秦始皇初年，用韓國水工（水利專家）鄭國創建鄭國渠，灌田四萬餘頃。戰國時治水有專門名家，能施行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是古代文化的一個重大成就。東周對園圃種蔬菜已成專業。園圃用井水灌溉，先前是鑿隧道通井中，人抱瓮入井汲水。戰國用桔槔汲水，代替極拙劣的抱瓮灌溉法。 戰國時期無疑是一個農業躍進的時期，基本原因在於戰國時土地私人所有制已經確立，這在當時是進步的制度，因而對農業起著推動的作用。 四手工業發達 東周時魯齊兩國手工業在各諸侯國中最為著稱。戰國時山東各國手工業更見發展。如《周禮·考工記》敘述木工分七部，金工分六部，皮革工分五部，設色工分五部，刮磨工分五部，陶工分兩部。《考工記》文有殘缺，但就現存文字看來，可以想見分工的細密及技術的講究。《禮記·月令》季春之月（三月），命百工審查五庫器材的質量，其中有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干、脂、膠、丹、漆等物，這些正是金工、皮革工、設色工、刮磨工所用的原料。金（青銅）工造重要器物主要是造武器。《考工記》敘述制青銅法，分青銅為六種：第一種銅五分錫一分，可造鐘鼎，第二種銅四錫一可造斧斤，第三種銅三錫一可造戈戟，第四種銅二錫一可造刀劍，第五種銅三錫二可造削刀及田獵所用箭鏃，第六種銅錫各半可造鏡及燧（日光下取火的鏡）。上述各工都是官府手工業，戰國時戰爭規模巨大，一次戰爭雙方兵士多至數十萬或百萬。官府製造大量兵器及軍用品，需要很多的工人（工業奴隸）與很大的工作場所，民用器物不得不讓民間百工自由製造，自由交易。東周后期本已存在著「百工居肆」、「工肆之人」的民間手工業者，到戰國愈益發達起來。孟子說農與百工間紛紛交易，相互依賴，不可或缺，特別是陶工、冶鐵工、木工、車工對農業生產的關係更是密切。民間百工一般是小規模製造，製成物品後，即在肆（攤）上出賣，小手工業者兼作小商人。戰國時鐵耕盛行，冶鐵業中出現大富豪。如邯鄲郭縱，富敵國王；趙國卓氏，冶鐵致富；魏國孔氏、魯國丙氏冶鐵起家，致富巨萬。冶鐵成為民間手工業的最重要部門，其經濟上地位超過官府手工業的金工部門。 五商業興盛 東周時期有官府商業與私人商業的區別。范蠡、端木賜是著名的大商人。戰國時，私人商業更盛。大鹽商猗頓富比王公，名馳天下。周人白圭講致富術，要旨在於掌握時機，精確運用「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史記·貨殖列傳》）的法則，白圭被尊為商賈的祖師。戰國時大都邑如齊都臨淄、趙都邯鄲、以及大梁（開封）、洛陽都是著名大商業城市。中等都邑有市，稱為「有市之邑」，如韓國的上黨，其中七十邑有市。小邑也多有小市。《周易·繫辭》所謂「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會天下的貨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指這種趕集式的小市。《韓非子·亡征篇》說「商賈的錢財存放國外，可以亡國」，足見商業中更重要的是私人商業。戰國時自由買賣的土地私有制已經確立，大量農民因土地被兼併失去本業或不勝地主商人的剝削，自願放棄本業，群向工商業求生計，所謂「從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記·貨殖列傳》），所謂「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經商）之利百倍」（《戰國策·秦策》），都說明經商致富為當時一般人所願望和追求的。周國人風俗，不愛做官吏，專心做工商，求十分之二的利息。魯國人喜歡講儒學，後來風俗改變，經商謀利比周人更迫切。周魯人如此，別國人也未必不如此。商鞅重農抑商政策，不僅不能行施於山東六國，即在秦國也不能遏阻重商的趨勢，到戰國末年，大商人呂不韋終於參加了秦國的政權。 《荀子·王制篇》形容當時貨物流通的情形說，北方的走馬大狗，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顏料，東方的海魚海鹽，西方的皮革毛織品氂牛尾，中國市場上都能買到。住在澤地的人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水產，農民不動刀斧不陶不冶可以得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種可以得到糧食。荀子看到通商的重要，主張「四海之內若一家」（《王制篇》），中外交易，互相救助，都可以得到安樂。戰國商業的發達，給學術上的大一統思想以影響，也給秦漢統一併向外擴展提供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條件。但這裡必須注意，自戰國以後長期封建社會裡，商業雖在逐步的發展，對整個封建經濟卻並不起決定的作用。企圖用所謂「商業資本主義」來曲解歷史，是必須予以駁斥的。 《禹貢》揚州荊州貢物有金三品，即金、銀、銅三種。墨子弟子耕柱到楚國做官，得十金送墨子。楚王答張儀說，楚國出產黃金珠璣犀象。黃金白銀用作貴重貨幣，當從東周后期楚國開始，至戰國隨著商業的發達，黃金成為通行的貨幣。現存古貨幣有「郢爰」，形似小餅，稱為餅子金或餅金。餅金有黃金餅，也有銀餅。北方別有稱鎰的黃金貨幣。金銀幣以外，又有銅幣，分貝形、刀形、錢（耕器）形、圓形四種。銅幣輕重不等，鑄錢地區也極紛雜，想見當時商賈可以私鑄，官府並不禁止。商賈獲得鑄錢權，又增加了一個牟利致富的大門徑。 戰國比東周生產力有更大的發展，因而社會各階級也有更多的變化。 一統治階級 領主秦相自商鞅後，有公孫衍、張儀、甘茂、樗里子、魏冉、范睢、蔡澤以至呂不韋、李斯等人。除了樗里子是秦宗室，其餘全是異姓客卿，這說明秦國貴族領主失去了政治上特權。山東諸國有異姓客卿也有貴戚之卿。國王有大事，得和貴戚之卿商量，有大過不聽諫，貴戚之卿有權廢國王。山東大領主如齊國孟嘗君田文，私招天下俠客遊民六萬餘家到自己的封邑薛，齊王不敢幹涉。趙國平原君趙勝，家有大量土地，管事人多至九人，不肯出田租給趙王。韓非子說，士卒依靠權勢人家，逃避徭役，人數上萬。這說明六國殘留著領主勢力，政治和經濟都落後於秦國。 地主韓非子說趙襄子時候（春秋末期），住宅園圃已經自由買賣。戰國時土地所有權的取得，主要是用買賣的形式，有錢的人就可以享受地主的樂趣。蘇秦說，「我如果有洛陽負郭（近城市）田二頃，我還會出門求富貴掛六國相印麼！」二頃田的地主就什麼都不想幹了，地主生活的優裕可以想見。地主階級中有將相官吏擁有田宅的地主，如趙將趙括得錢就買田宅，秦將王翦請秦王賜田宅，留給子孫做產業；有地主兼營商業，如有棗樹一千株，栗樹一千株，漆樹一千畝，桑麻一千畝等所謂素封的地主；有農民上升的地主，如《呂氏春秋·孝行覽》、 《淮南子·人間訓》所說，孔子的馬吃路旁禾稼，被耕者扣留。馬夫對耕者說，你耕地東到東海，西到西海，我的馬怎能不吃你的禾稼呢？耕者大喜，把馬送還。這個故事說明有的農民可能上升為地主。地主階級在朝廷上有參與政治權，在農村中有各種享受。荀子說，鄉間輕薄子服裝美麗，態度妖冶，專門引誘婦女，這就是地主富農家子弟享受的一種。地主階級的興起，對破壞領主制度說來，是一種進步，但土地在買賣形式的兼併下，農民失去耕地也愈益加劇。 士士，除了代表農與工肆之人的墨家，大都是地主階級參加政治活動的代表。春秋時期諸侯卿大夫養士的風氣已經開始，到戰國，山東各國國王將相爭著養士，士成為社會上最活躍的一種人。 宗族制度破壞後，國王和貴族勢力削弱了，他們迫切需要大量擁護者，不得不向地主階級的士求助。戰國初年，魏太子擊（武侯）路遇文侯的老師田子方，太子趕快下車拜謁，子方昂然不答禮。太子問，「富貴該驕傲，還是貧賤該驕傲？」子方說，「自然貧賤該驕傲。諸侯驕傲要失國，大夫驕傲要失官。貧賤的士主張不合，議論不用，立即跑到別國去，好比丟掉一隻草鞋子，你怎麼拿富貴來比貧賤！」（《史記·魏世家》）田子方這些話，說明領主依賴士來鞏固統治地位，士也依賴領主來取得富貴，雙方有密切的關係。 領主地位愈來愈危殆，養士風氣也愈來愈盛行。戰國末年領主卑躬屈節招天下士，惟恐士不來附己。當時著名養客的貴族有孟嘗君、平原君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楚國春申君黃歇。四人養士各在三千人以上。孟嘗君與賓客吃同樣的飯，並贈送禮物給賓客的親戚。平原君散家中財物供養賓客。信陵君待士更謙恭，搜求隱士無所不到，在四人中聲譽最高。春申君門下上等客都著珠履。別一著名養客者燕太子丹，要討刺客荊軻的喜歡，尊荊軻為上卿。最好的房舍，最好的飲食和車馬，都送給荊軻享用。太子丹還天天到荊軻那裡問安，惟恐荊軻不滿意。太子丹把燕國的命運寄托在可恥的刺客身上，是養客者中間最下等的一個。這些領主們，儘量吸取勞動群眾的血汗，來求得士的滿意，企圖得到士的助力，維持自己的地位，這正好說明領主統治已經走到了末路。 士大體分為四類：一類是學士，如儒、墨、道、名、法、農等專門家，著書立說，反映當時社會各階級的思想，提出各種政治主張，在文化上有巨大貢獻。這一類人聲名大，待遇優，如儒家大師孟子，後車數十乘，侍從數百人，往來各國間，憑他的聲名，所到國家，國君們都得饋贈黃金，供給衣食，聽取孟子的議論。一類是策士，即所謂縱橫家。這一類人長於政論，富有才能，憑口舌辯說，得大官取富貴。《戰國策》專記載策士的議論，蘇秦張儀是他們的代表人物。一類是方士或術士，這一類人可分兩等，一等是天文、歷算、地理、醫藥、農業、技藝等學科的專門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貢獻；一等是陰陽、卜筮、占夢、神仙、房中術等騙取衣食的遊客。最下一類是食客，這一類人數量最大，流品最雜，其中包括雞鳴、狗盜、任俠（惡霸）、奸人、罪犯、賭徒、屠夫、刺客等等無賴凶人，通過貴族將相來吸食勞動人民的血汗。田文曾路過趙國，趙人聞名，聚立路旁看他，笑道「原來只是一個短小男子」。田文發怒，他的食客下車斬殺觀眾數百人，索性把一縣人都殺死才走路。後來田文失位，食客都跑散了，田文復位，食客又回來。所謂食客，就是這樣野蠻的貴族走狗。四類士身分不同，他們活動的目的基本上都是為了鞏固統治者的地位。 大商賈戰國時富商大賈與士一樣，也成為社會上最活躍的一種人。孟子主張對工商業什一而稅，去關市之徵。他的主張沒有一個國君能採用。他斥大商賈為賤丈夫，但賤丈夫仍為王公貴族所尊重。大商賈可分為三類：一類是作政治活動的商賈，呂不韋是這一類人的顯著代表。一類是兼營農業畜牧業的商賈。一類是兼營大手工業的商賈，《史記·貨殖列傳》所舉巨富，多屬這一類。大商賈所使用的人，一種是夥計，如洛陽貧民到富商家學商業，替富商貿易，走遍天下各都市，更多的一種，是大商賈憑藉財勢，用高利貸、價買、擄掠等方式，壓迫窮人作奴隸，從事商業、農業、手工業勞動，因之大商賈實際是封建社會裡存在著的奴隸主，是最落後的一個階層。秦始皇初年，呂不韋為秦相國，封河南洛陽十萬戶。呂不韋在政治上得勢後，表現出大商賈發展的方向。呂不韋並不滿足於十萬戶的封建性租稅，他占有奴隸一萬人，驅使他們從事各種勞動，壟斷洛陽工商業。 戰國時期的統治階級，是由衰落的領主階級和新起的地主階級（包括士和大商賈）構成的。 二被統治階級 農民農民是人口中占最大數量、生產中占主要地位的一個大階級。孟子說「無君子（統治者）莫治野人（農民），無野人莫養君子」。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子·滕文公篇》）。孟子造出農民應該受治的理論，正好說明統治階級只有依靠農民才能得到生存。荀子主張「省（減少）工賈，眾（加增）農夫」（《荀子·君道篇》），以為「工商眾則國貧」（《富國篇》），加增農業生產者是國富的根本，這也說明農民是主要生產者。戰國初，魏文侯用李悝行「盡地力之教」。所謂盡地力之教，就是辟草萊，任土地，允許土地自由兼併。李悝又創立一種平糴法來減輕兼併對農民的迫害。這個方法是國家遇豐年，平價買入農家余粟，凶年則平價賣出積粟，使農民得繼續生產免於流亡。照李悝的計算，農夫一家五口，耕田百畝，平均每畝收一石半（約合今三斗），得粟一百五十石。除十分之一的租稅十五石，餘一百三十五石。一人每月平均食一石半，五人一年共食九十石。餘四十五石，每石賣錢三十，得錢一千三百五十。除祭祀、賽會用錢三百，余錢一千零五十，每人衣服用錢三百，五人共一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加上婦女紡織，全家收入大體相抵。）如遇天災和疾病、喪葬、臨時賦斂等意外費用，便入不敷出。事實上，公田制廢棄後，農民不是都有田百畝，少地農民生活自然更窮困，有百畝田的農民，負擔也極沉重，很難出入相抵，李悝平糴法多少起著保護農民的作用，是有進步意義的一種措施，因為比商人地主任意操縱，到底是好一些。 上述農民生活情況，各國大體相似。商人、地主乘農民困急，放高利貸，因而取得粟米、土地與奴婢。弱賴對秦王說，商人不耕作，卻有積粟，是有其實而無其名；農夫終年勞苦，家無積粟，是有其名而無其實。可見農民的收穫物、田宅與一家人，都是商人、地主榨取的對象。 農民遭受殘酷的剝削，竭力求謀生存：有的節衣縮食，生活費用減到最低程度；有的放棄本業，轉入工商業；有的離鄉背井，散至四方謀生。一般失去耕地的農民，有的在商店當傭工，有的為人灌園，有的充當僱農。韓非子說僱農出賣勞力替人耕作，主人給他衣食工錢，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流浪到都市上，充當臨時僱工的，人數也不少。如荀子說，雇市上傭工打仗；韓非子說，僱傭工開溝渠。農民用這些方法都不能維持生活時，有的只得餓死在溝壑里，有的只得賣身為奴隸。 有了農民階級，自然要分化出富農、中農、貧農、僱農等各個階層。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它們都是封建主義性質的，決不能說封建社會的農民階級已經存在著農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了。因為農民階級本身並無發展的前途，在封建社會裡，農民只能希望自己變成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才能希望自己變成資本家，富農也就成為農村資產階級。同樣，在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裡，除了富農，農民也可以變成工人階級。由於農民階級的特性，所以無須懷疑封建社會裡是否存在著富農。 魏國有溫囿（果園或菜園），每年收租八十金，後來租給西周君，年租一百二十金。小國君可以向大國租園子，農民向地主租耕地，自然更是常事。孟子荀子都說，一個農夫應該有五畝宅地，百畝耕地。孟子又說「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篇》）。農民失去耕地或耕地不滿百畝，不能養活一家人，是當時普遍的現象，所以孟子主張行井田制度，給農民一百畝恆產，使束縛在土地上「死徙無出鄉」（《滕文公篇》），這樣，封建統治才能鞏固。 工商戰國時民間小工商業比東周更見發達，在山東各國，當有相當大的人口從事小工商業。這種人自己製造器物，自己設肆出賣，如韓非子所說，車匠希望人富貴，棺匠希望人死喪。韓非子又說，工匠造惡劣器械，騙農民的錢。荀子主張禁止工匠在家裡製造器具。這都說明自由經營的小工商業，在生產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們是農民生產的主要配合者。 奴隸奴隸也有相當數量，來源是俘虜、罪人和貧民。《周禮》質人掌管市上買賣貨物的契券，所謂貨物，指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人民當作一種貨物來買賣，自然是奴隸或農奴。《周禮》司厲掌管懲治盜賊，罰盜賊為奴，稱為罪隸。《禮記·曲禮》有獻民虜禮，民虜就是奴隸。官府和富貴人家用奴隸供役使，但多數用在手工業生產上。官府手工業的大官稱工師，管理百工，督促手工業奴隸工作的人稱監工。孟冬月（十月）國君考驗製成的器物，器物上刻有工人姓名，如製作不良，要追究治罪。季秋月（九月）百工停工一月，其餘不得休息。官府手工業造貴族用和軍用器物，對人民生活沒有益處。大商賈利用奴隸勞動，經營採礦冶鐵等業，這種奴隸勞動，對農民和小工商業者起了配合的作用。《韓非子·喻老篇》說「好年景，臧獲（奴隸）耕種的田也能豐收」，足見奴隸也用在農業上，不過耕種得不好。 戰國時，構成封建社會的階級，主要的不是領主和農奴而是地主與農民了，但山東各國的領主在政治上仍占統治地位。秦與六國間進行長期的激烈戰爭，說明完全地主政權與半地主半領主政權間的鬥爭是當時主要的鬥爭。地主與農民間的階級鬥爭，在這種情勢下還不到激化的程度。秦統一全國後，地主成為農民面前唯一的大敵對階級，從陳勝吳廣開始，歷史上不斷地發生農民反抗地主壓迫的大小起義。 第三節七國興亡 商鞅相秦孝公變法，變落後國為先進國。商鞅定策，先擊敗魏國，逼魏東遷。秦據黃河、函谷的天險，可以出兵攻擊山東諸國，完成帝王統一的大事業。從秦孝公到秦始皇，都是為達到這個目的而進行戰爭。 魏在秦孝公以前，是天下最強的國家。魏都安邑，逼近秦國，商鞅認定魏是秦的心腹病，非魏滅秦，即秦滅魏。前三四○年商鞅大破魏軍，魏惠王棄安邑遷都大梁。前三三二年（秦惠文王六年），魏獻陰晉（陝西華陰縣）。前三三一年，秦大敗魏兵，斬首八萬，次年魏獻黃河西岸地求和。前三二九年，秦兵渡河取魏汾陰（山西榮河縣北）皮氏（山西河津縣西）。前三二八年，魏獻上郡十五縣。秦既得河西全部魏地，黃河天險，在秦掌握。從此秦不斷攻奪河東魏趙土地，主力則出函谷關攻擊韓國。 正當秦魏兩大國連年戰爭的時候，山東諸國害怕起來，不知怎樣來抵禦秦國。策士洛陽人蘇秦創合縱說。前三三四年，蘇秦見燕文侯說合縱的利益，文侯送他車馬金帛，去聯合各國。趙、韓、魏、齊、楚都聽從，趙王做縱長，蘇秦一人佩六國相印。所謂合縱，就是從燕到楚，南北合成一條直線，共同反對西方的秦國。蘇秦合縱的規約是： 秦攻楚——齊魏出兵援救，韓斷秦糧道，趙燕作聲援。秦攻韓魏——楚攻秦軍後路，齊出兵助楚，趙燕作聲援。秦攻齊——楚攻秦軍後路，韓守成皋，魏阻秦道路，燕出兵救齊，趙作聲援。秦攻燕——趙守常山（河北正定縣），楚屯武關（陝西商縣東），齊渡渤海援燕，韓魏出兵援救。秦攻趙——韓守宜陽，楚屯武關，魏屯黃河南岸，齊渡清河，燕出兵援趙。蘇秦這個計劃，對秦國是不利的，因為山東六國土地比秦大五倍，兵力大十倍，如果六國堅持合縱，秦的統一戰爭將遭受極大的阻礙。不過六國相互間存在著矛盾，都想乘機從與國方面得些便宜，縱約極不穩固。蘇秦的合縱前後只有三年便解散了。後來幾次合縱也不曾阻止秦兵的進攻。 秦國破壞合縱的方法叫做連橫，就是結合山東任何一國，連成一條橫線，攻擊其他各國。《韓非子·五蠹篇》說「縱者，合眾弱（山東六國）以攻一強（秦）也；而衡（橫）者，事（投降）一強以攻眾弱也」。戰國策士奔走遊說，議論風生，歸根只是縱與橫兩種主張。七國間此戰彼和，變化無常，歸根也只是縱與橫兩種活動。秦昭王時，范睢為相，定「遠交近攻」策，連橫愈益得勢，合縱愈不易成，但秦仍怕山東合縱，直到戰國末年，勝敗已定，還是怕縱的合成，所以秦始終堅持連橫，用山東策士為相，執行這個國策。 當蘇秦在山東合縱，秦用魏人張儀為相，進行連橫。前三一八年，六國第一次合縱出兵攻秦，推楚懷王為縱長。秦出兵函谷關擊破韓軍，六國退走。前三一七年，韓、趙、魏、燕、齊五國連同匈奴共攻秦，秦大敗韓趙軍，斬首八萬二千，韓趙引外族兵助內戰，結果是遭受可恥的大敗。前三一六年，秦滅蜀，後又滅巴，愈益富強。前三○七年，秦取韓宜陽，斬首六萬。宜陽是韓國大都邑，宜陽入秦，行軍更便利。秦又渡河築武遂城。韓君先世墳墓在平陽（山西臨汾縣西南），武遂離平陽七十里，韓君被脅不敢反秦。前二九三年，秦大將白起大破韓魏兵於伊闕（河南洛陽縣龍門山），斬首二十四萬。此後韓魏兵力大衰，獻地求和，不敢抗秦，秦主力南向擊楚。 楚懷王與齊湣王相約彼此互救，秦派遣張儀見楚懷王，勸楚與齊絕交，秦願送還商於（河南省淅川內鄉一帶）地六百里。楚懷王大喜，與齊絕交，請張儀為楚相，派人跟張儀到秦受地。張儀說，我只說六里，不曾說過六百里。楚懷王怒，前三一二年，發兵攻秦，大敗，死甲士八萬，失漢中郡。楚懷王大怒，發全國兵攻秦，又大敗。前二九九年，楚懷王受秦欺，被秦俘獲。楚喪地破軍，國力衰落。秦在伊闕大勝後，移主力圖楚。前二八○年，秦攻楚，取楚上庸（湖北房縣均縣等地）及漢水北岸等地。前二七八年，白起攻破楚都郢，楚兵敗散，楚襄王逃到陳（河南淮陽縣）躲避。前二七七年，秦又奪楚巫郡、黔中郡，楚國兵號稱百萬，此時僅有兵十餘萬，衰弱不能再振。 楚既破敗，秦移主力攻北方強國趙。前二七○年，秦兵攻趙，被趙大將趙奢大破於閼與（閼音玉yù河北武安縣西），這是秦很少遇到的一次大挫折。此後秦兵力暫時轉向韓國，奪取韓地。前二六二年，白起取韓野王（河南沁陽縣），隔斷上黨。上黨降趙。前二六?年，秦攻上黨，趙大將廉頗駐軍長平（山西高平縣）築壁壘堅守，秦兵挑戰，廉頗持重不應。秦派間諜送趙權臣黃金千斤，對趙王說，秦最怕趙奢的兒子趙括做將軍，廉頗容易對付，而且快要投秦了。趙括善於談兵法，趙奢還談不過他，但是趙奢知道他將來一定要壞事。趙王中秦反間計，果然令趙括代廉頗為主將。秦聽說趙用趙括為將，秘密使白起為上將軍。趙括出兵擊秦軍，秦軍詐敗退走，趙括乘勝進擊，直到秦壁下。秦據壁堅拒，吸引趙兵在壁下，出奇兵斷趙軍後路。趙兵受困，臨時築壘堅守，等待援救。秦昭王聽得趙糧道已斷，親到河北，徵發十五歲以上的男子，悉數送長平，阻絕趙救兵及糧食。趙兵飢餓四十六日，殺人而食。趙括分兵四隊，輪流攻秦壘，不能破，趙括自率精兵猛攻，被秦兵射死。趙軍失主將，投降秦軍，凡四十餘萬人。白起怕趙兵尋機會反抗，把四十餘萬人一起在長平坑死。這是戰國時期最大的也是最殘酷的一個大戰爭，趙兵前後死亡四十五萬人，秦兵也死去大半。兵法空談家趙括憑他的空談就斷送了四十餘萬人的生命。前二五八年，秦圍趙都邯鄲已一年余，魏公子信陵君及楚軍救趙，擊破秦軍，邯鄲才得保全。 長平大戰後，秦連年攻韓魏趙三國。前二三○年（秦始皇十七年）秦滅韓。前二二八年秦滅趙。前二二五年秦滅魏。前二二三年秦滅楚。前二二二年秦滅燕。前二二一年秦滅齊。山東六國全部滅亡，中國開始成為統一的大帝國。 第四節秦統一的原因 秦滅山東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一統大帝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事件。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里指出，「如果說，秦以前的一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末，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著封建割據的狀態。」①這樣簡要深刻的語句，把周秦以下三千年封建國家的本質完全刻畫出來了。由於宗族制度的崩潰，被殘酷地束縛著的農奴從大小宗族中得到解脫，成為比較自由一些的廣大農民階級，這個階級受盡戰爭的痛苦，是反對割據，要求統一的。由於家族制度的興起，地主比起領主來，數量大大增加了，力量卻大大分散了。地主階級的豪強，在某種程度是實行割據的，但不遇特殊的時機，要象領主那樣割據稱雄，也是困難的。地主階級面對著這個巨大的農民階級，既不能恢復宗族制度分而治之，那末，建立起一個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統治機構，是完全合於需要了。農民階級要求統一，地主階級在一般情況下，也要求統一，再加上當時社會已經存在著許多有利於統一的因素，這就只剩下一個誰來統一的問題。秦擁有各種優勢，代表地主階級向領主殘餘勢力進攻，客觀上相當地符合於農民階級的要求，主觀上則是滿足了地主階級的願望，秦帝國就在這種情勢下出現了。 秦國僻在西方，文化落在東方諸侯國的後面，但也在逐步前進。前三八四年（秦獻公元年）開始廢用人殉葬制；前三七八年（七年），開始有市；前三七五年（十年），開始有戶籍。秦孝公時，商鞅變法，制訂許多法令，建立起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前三三六年（秦惠文王二年）開始用錢。落後的秦國，入戰國後，一變而成先進的國家。 正因為秦國的腐化勢力比較薄弱，所以新的制度得以實施。荀子曾到過秦國，在《疆國篇》里誇獎秦國民俗的樸素，官吏的忠實，大官的守法，朝廷的清靜，認為是最好的政治。秦國軍制，荀子也認為比別國好。《議兵篇》說，齊國講求勇力技擊，斬敵首一級，賞金一錙（音資zī，一兩二十四銖，六銖為一錙），這種軍隊只能「事小敵」，遇上大敵就離散崩潰了，這是「亡國之兵」。魏國的武卒，是按照嚴格的標準選拔來的。被挑選上的人可以免戶賦徭役，這樣一來，軍隊輾轉增加，「地雖大，其稅必寡」，這是「危國之兵」。秦國以軍功升進，不管他是什麼人，打勝仗的有賞，打敗仗的有罰，所以人人奮勇，求得軍功。齊國的技擊，不能碰上魏國的武卒，魏國的武卒，不能碰上秦國的銳士，一碰上，就象以卵擊石了。足見秦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占有優勢。 前二四六年，即秦始皇即位的時候，秦地有巴、蜀、漢中、宛、郢、上郡、河東（山西西南部）、太原、上黨等郡。函谷關外有滎陽及周國舊地。單就疆土形勢來說，秦對山東占有優勢。 關中地本肥沃，鄭國渠造成後，溉田四萬餘頃，農產更加豐富。秦昭王時，蜀郡太守李冰造都江堰，開闢稻田，大興水利，蜀地沃野千里，無水旱災，富饒無比。秦擁有兩個大農業區，再加上巴、蜀出銅鐵木材，西北戎狄地區出牛馬，資源豐足，能夠支持連年不斷的戰爭。《史記·貨殖列傳》說「關中土地約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過十分之三，財富卻占十分之六」。 ①《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八七頁。這種估計，未必確實，但經濟力量，秦確占優勢。 秦自商鞅變法以來，獎勵力耕力戰，造成與山東諸國不同的民俗。秦始皇以前，秦國奪得重要都邑，往往驅出原來居民或令秦民遷往雜居。如前三二五年，取陝，放還陝民給魏國。前二八六年，魏獻安邑，秦出其居民，募秦民並赦免罪人遷徙安邑。前二八二年，取趙二城，前二七九年，取楚鄢、鄧，都赦免罪人遷居新地。前二七三年，立南陽郡，釋免奴隸去居住。這大概是防止山東腐化生活傳染秦民的緣故。同時，山東遊士也反對秦國習俗，如魯仲連願跳東海尋死，不願做秦民。秦始皇時，改變了這種辦法，秦民與非秦民的差別，雖然還是存在，不過沒有以前那樣嚴格了。大抵秦國民俗，比山東樸素勇武，這也是秦的一種優勢。 商鞅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建立單純的地主政權。不過，地主階級沒有結合士與大商賈，力量還不能說是完整。秦始皇改變舊習慣，尊崇大畜牧主烏氏倮（音裸luǒ），位比封君（地位和侯爵一樣），優待大丹砂商寡婦清，「禮抗萬乘」（國王用客禮相待）。又用大商賈呂不韋為秦相國。呂不韋養學士、食客三千人。這樣，山東遊士和大商賈，不再反對秦的統一戰爭了。秦國地主政權的加強和影響的擴大，又是一種優勢。 秦比山東六國有上述多種優勢，但在全中國範圍內，如果還沒有統一的條件，秦統一仍是不可能的。當時形勢，卻已具備了促成全國統一的下列條件： 水陸交通陸路用車，西周時期以宗周為中心，通達四方各國。東周時又有海上內河兩種水上交通，戰國時更為發達。特別是內河交通，照《禹貢》所說，貢道（商路）以黃河為幹路，聯絡各水，全國九州都可通達。《史記·河渠書》所說內河交通，自滎陽引黃河水南流為鴻溝，與濟、汝、淮、泗四水相會，中原地區宋、鄭、陳、蔡、曹、衛等地水上都可以交通。楚地西部有漢水；東部有邗溝，貫通江淮二大水，北上聯濟沂二水。吳越地區有三江（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五湖（太湖），掘渠相通，外可通海，內可通邗溝。齊地淄水濟水相通。巨大人工溝通了大小各水，成一南北各地水路交通網，大有助於全國的統一。 商業戰國時商業發達，居澤地的人得用木材，居山地的人得吃魚鹽，各地居民，因貨物交換，經濟生活上相互聯繫相互依賴，不可割離了。《禮記·月令》仲秋月， 「開放關市，招徠商賈，以有易無，各得所需。四方來集，遠鄉都到，自然財物充足，國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順利。」這是商業有相當重要地位的說明。因為各國間需要通商，閉關不相往來成為不可能。 水利灌溉山東各國，各造堤防，天旱爭奪水利，天澇放水到鄰國。例如東周國想種稻，西周國不放水（前三六七年周分為東西兩國）；趙魏兩國地高，齊國地勢卑下，黃河不決齊堤，便要泛濫趙魏。壅水和放水，給地主、農民以生死的威脅，統一的管理成為兩大階級的共同要求。 障礙水陸交通的有各國所設的關津和長城、巨塹。障礙商業流通的有苛稅，如客人過關，關吏要關稅並勒索賄賂，騎白馬過夫，照例要多納稅。《孟子·盡心篇》說「古代設關為了禁暴，今世設關為了行暴」。障礙水利灌溉的有以鄰國為壑的各國堤防。這都是人為的障礙，只有全國統一才能消除或減少由於割據所發生的災害。 以上所說諸原因以外，還有下列看來是抽象的，但是有巨大作用的兩個原因： 勞動人民要求統一春秋時期大小一百多國，象莒、邾等小國，也要準備兵車一千乘。小國對大國繳納的貢賦徭役，以及列國間的戰爭損害，國內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全壓在勞動人民的肩上，那時候小國人民，負擔是極其嚴重的。但如晉齊等大國，土地人口比莒邾大幾十倍，兵車不過四五千乘，從這一點說，大國人民的負擔，要比小國輕得多。戰國時期，秦趙等大國，兵力六十萬，戰爭中用全兵力的次數極少，可以說人民負擔又比春秋時期大國要輕些。所以人民的經驗是：做小國的人民不如做大國的人民，做大國的人民不如做全中國統一的人民。鄒魯兩小國打仗，鄒國官員戰死三十三人，兵卒一個也沒有死亡。鄒魯人民不願意打仗，七國人民當然也不願意打仗，誰能統一中國，人民就希望從他那裡得到和平。《孟子·公孫丑篇》說「人民遭受虐政的苦難，再沒有比現時更厲害的了。飢人見食物就要吃，渴人見水就要喝，⋯⋯那個國王能行仁政，人民喜歡他，好比倒掛的人得到了解救」。秦國政治在七國中比較好一些，因此人民把希望寄托在秦國，荀子曾代表這個希望斷定秦國將實現統一全中國的偉大任務。 共同文化要求統一西周以來，雖說華族居住中原，非華族的各種族居住在華族的四周，但事實上，中原地區也是各族雜居，與華族對敵，勢力不小。東周后期，華族生產力進步，文化程度提高，因此逐漸地把居住在中原地區和四周邊沿地區的各族融合起來。苗族的楚國統一南方，文化向上發展，與華族的區別消失了。東夷各族，長期接觸華族文化，陸續併入齊魯楚各國。秦在西方，受戎狄影響，被東方諸侯看作戎狄，戰國初年秦國文化上升，成為華夏文化國。北方和東北方各族對趙燕等國，經過戰爭和文化交流，一部分併入華族，大部分退到長城以外。戰國時期，北起秦、趙、燕三國長城，南至舊吳、越海濱，大體上只存在著一個華夏文化，也就是居住在廣大境域內二千萬左右的人口，文化是共同的，心理狀態是共同的。孟荀大儒主張行仁政，使天下「定於一」。明確地代表了這種共同心理。 秦國擁有多種優勢，在全中國範圍內又具備著多種統一的條件，配合起來，這就是秦為什麼能夠結束八百年諸侯割據稱雄的局面，建立起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原因。 第五節孟子與鄒衍 孔子創儒家學說，墨子反對儒家，創墨家學說。楊朱生在墨子後，針對兼愛，創「為我」學說，反對墨家。孟子說，「拔他身上一根毛，天下人都可以得到利益，他是不乾的。」楊朱是這樣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提倡者。孟子時，楊墨兩家學說滿天下，士人們不是從楊就是從墨。儒家禮樂學說被墨家破壞了，儒墨兩家說法不同的仁義學說又被楊朱破壞了。繼承傳統文化即所謂周道的儒家學派，自然要起來堅決反抗，代表人物就是孟子。 孟子名軻，魯國鄒人。孔子中庸學說傳曾參，曾參傳子思（孔伋，孔子孫），子思再傳為孟子，孟子學說可以說是孔子的嫡傳。孟子與齊宣王梁惠王同時，帶著車子數十乘，侍從多至數百人，遊說齊魏等國王，雖然他的學說被國王們看作「迂闊而疏於事情」（不合時宜），但在當時思想界中卻發生大影響。晚年回家著書七篇，又給後世思想界極大的影響。孟子確是孔子以後最大的一個儒學大師。 孟子自任為孔子的繼承人，《孟子》七篇，充分發揮了孔子學說的仁義部分。大體說來，作為孟子思想中心的仁義學說，表現在他的反對非儒家學派和他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等三個方面。 孟子反對當時各種非儒家學說，主要是「辟楊墨」。他在《滕文公篇》里痛斥楊朱墨翟，說「楊氏為我是無君，墨氏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墨翟有君，硬說他無父，稱為禽獸；楊朱無君又無父，卻說他無君，看作與人相近的禽獸。在《盡心篇》里說「逃出墨家一定到楊家去，逃出楊家一定到儒家來」。足見孟子認為楊與儒是比較相近的。孟子「辟楊墨」，正說明孟子的階級偏見。墨子被認作禽獸，只是因為墨家代表勞動群眾要求一些政治上的利益。墨家流派宋鈃（音堅jiān）創製華山冠（華山形狀，上下平均）表示上下應該平等，這是儒家絕不能允許的。楊朱與孟子同屬地主階級，區別只在楊朱所暴露的剝削思想，毫無掩飾、毫無節制，孟子則是談仁義，使剝削思想有掩飾與節制。楊朱的思想在政治上就是暴君污吏的民賊思想，孟子對它深惡痛絕確是事實，但和墨家比起來，卻看作較好的思想了。孟子又和許行的農家學說作了一次著名的辯論。《滕文公篇》載許行主張「君民同耕，不耕不得食。布和帛長短同，麻和絲輕重同，五穀數量同，鞋子大小同，那末價錢都一樣，即使幼童上市，不會受騙」。這種虛幻反動的平均思想的學說，孟子予以非常明快的駁斥，是有重大意義的。孟子說，「貨物不同，價值也不同，大鞋與小鞋同價，誰還製造大鞋呢？照許行的做法，天下再沒有好質量的貨物了，怎麼治國家！」孟子一生辯論，影響最大的在於辟楊墨，但有較多進步意義的卻在辟許行。當時各國都在講求富國強兵的方法，孟子獨依據仁義學說，與各種學派進行爭辯，對儒家學派有極大的貢獻。 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勸國王行仁政以達到全中國統一的目的。仁政首先是實行井田制度，給農民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另外給國君耕公田十畝，比種田百畝抽稅十分之一的徹法，農民收入可以多一些。當時地主兼併，農民失地或少地，給農民土地是必要的，但土地從何處來，孟子不曾說及。不過，孟子既有此主張，總會想到土地的來源。他是孔子的嫡傳，要復西周之古。他對滕文公談施行井田的辦法是劃地主的土地為井田（所謂「正經界」），分配給農民去種，使農民「死徙無出鄉」，「公事畢（種公田），然後敢治私事（種私田）」。這種辦法，實際是要地主回到領主、農民回到農奴的地位上去。象滕那樣小國，也許實行得了。至於齊魏大國，不僅不能阻止地主的兼併，同時也不能強迫多數農民再去當農奴，所以孟子的仁政學說，被國王們看作不合時宜，無法採用。但是孟子的仁政學說，含有不少獨辟的積極思想，如痛斥民賊，說湯放桀，武王伐紂是誅獨夫不是弒君；如重民輕君，說「民為貴，社稷（國）次之，君為輕」。得民心的人得做天子，天子失民心，就是獨夫，人人得而誅之。如君臣關係，說君待臣象手足，那末臣待君象腹心；君待臣象犬馬，那末臣待君象路人；君待臣象土芥（輕賤物），那末臣待君象仇敵。如限制君權，說國君用人或殺人，不要單聽左右親近人的話，也不要單聽大夫們的話，要國人都說這個人好或國人都說這個人可殺，經過國君考察後，才決定用或殺。孔子在《春秋》弒君書法中，承認國人有權殺暴君。孟子依據孔子及西周時敬天保民思想，大膽予以發揮，成為封建時代最可寶貴的一種政治理論。 孟子的哲學思想，是性善論。這是仁義學說必然的出發點，猶之性惡論必然主張禮樂學說一樣。孟子把口、耳、目、心所喜歡的東西人人相同，來證明合於統治階級利益的理義，也是為一切人所喜歡。事實恰相反，統治階級的理義，根本在於維護剝削，而被統治階級的理義，根本在於反對剝削。統治階級的理義，怎能說是為一切人心所喜歡呢？孟子性善論是從統治階級看本階級的性是善的，所以本階級的理義也是善的。以此為標準，被統治的人當他對理義表示順從的時候，性也是善的，表示反對的時候，象墨子代表庶民要求一些政治上的權利，那就是性惡的禽獸。與孟子相反，荀子主張性惡論，是從統治階級看被統治階級的性是惡的，所以要用統治階級的刑法來強迫被統治階級順從，事實上荀子也以為統治階級的性是善的，否則不可能有制禮的聖人，也就不可能有遵禮的士大夫。性善性惡說法不同，本質都是宣布統治階級權利的不可侵犯。性惡論的出現，也說明戰國後期階級矛盾比前期更趨尖銳。 荀子說子思、孟子是五行學說的創始者。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公孫丑篇》），「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盡心篇》）等近乎五行推運的說法。比孟子稍後的鄒衍，擴大五行學說，成為陰陽五行家。秦漢時孟子一派儒者與陰陽五行家結合，大得統治者的尊信。 《周易》講陰陽，《洪範》講五行，原來是解釋宇宙的兩種不同的哲學思想。陰陽是樸素的辯證法，五行是樸素的唯物論。至齊人鄒衍混合兩種思想，並且改造成唯心論，大大加強它們的神秘性，創立起陰陽五行家。鄒衍著書五十六篇，十餘萬言。 戰國時期海陸交通開始發達，地理知識大為增加，如《山海經》、《穆天子傳》、《逸周書·王會解》以及比較真實的《禹貢》、《周禮·職方氏》等書，都反映出人們的眼界不再局限在黃河中下游這個小區域裡面。鄒衍依據當時已有的一些地理知識，用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邊的方法，先詳述中國九州名山、大川、道路、禽獸、物產、奇珍，稱為赤縣神州。從此推廣，象赤縣神州的州共有九個，稱為九州，外面有小海環繞。小海環繞的九州稱為一州，這樣的州又共有九個，外面有大瀛海環繞。再往外便是天地的邊際。鄒衍又用同樣的方法，從當時上推至黃帝各時代的制度和盛衰，再往上推直到天地剖判以至天地未生的時候。這些雖出臆測，但擴展了空間觀念和時間觀念，應是鄒衍學說中的有益部分。 曾子反對天圓地方說，以為如果地是方的，那末地的四角就沒有天。又重視歷數，說聖人注意日月的度數，考察星辰的運行，使四時節氣不發生錯誤。孟子也說一千年的冬至日可以算出來。曾子、子思、孟子學派，主要在講論仁義，其次才兼講天文歷數。這個學派的支流陰陽五行家，主要在講論天文歷數，其次才講仁義。古代天文歷數與災異占候混為一事，迷信成分極濃厚。前五一一年，晉國史官史墨給趙簡子占夢，預言六年後吳將攻入楚都，但不能滅楚，理由是火勝（克）金。墨子不信五行，駁斥占卜術用五色龍定吉凶。足見東周時五行說早已通行，至鄒衍特加發揮，號稱「談天衍」，把陰陽消長與五行相勝配合起來，造出五德終始（水德克火德，火德克金德等）的循環論與命定論。 陰陽五行家傳播「推五德終始之運」的學說，要人們一舉一動完全聽命於鬼神天數。這種學說影響最廣泛而流傳又極久遠，是戰國諸家學說中最有害的一種。 第六節老子與莊周 《道德經》五千言，確是戰國時期的著作。據《史記·老子列傳》所說，《道德經》的著者是楚國苦縣（河南鹿邑縣）厲鄉曲仁里人李耳。李耳的兒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前二七三年，宗被秦白起擊敗，魏使宗獻南陽求和。《史記·魏世家、六國表》與《戰國策·魏策》均有記載。宗（《魏策》作段干崇）是戰國後期人，事無可疑，那末，李耳的年代也可以推知。宗兒子名注。注兒子名宮。宮玄孫名假。假在漢文帝時做官。假兒子名解，為膠西王邛（前一五四年邛死）的太傅，就在齊地住家。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崇尚黃老，《史記》在《老子列傳》記李耳世系，在《樂毅列傳》後記道家傳授，體例略同《孔子世家》與《仲尼弟子列傳》。《史記》敘述李耳鄉里世系及師弟傳授，如此明確，必有根據，決非虛構。 據《禮記·曾子問篇》，孔子師事老聃，是老聃確有其人。戰國諸子創學說，多依託古人，道家書依託尤多。《漢書·藝文志》道家：《老子鄰氏經傳》四篇。班固自註：「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班固生在東漢初年，不曾懷疑《老子》非李耳所作。道家書有《伊尹》（商湯相）五十一篇，《太公》（周文王師）二百三十七篇，《辛甲》（周太史）二十九篇，《鬻子》（周文王師）二十二篇，《管子》（齊桓公相）八十六篇，《黃帝四經》四篇，《力牧》（黃帝相）二十二篇。這些書都依託古代帝王師相，李耳所作依託孔子師老聃，是不足為奇的。《黃帝四經》非黃帝作而世稱為黃帝，《老子》上下篇非老聃作而世稱為老聃，事同一例。說《老子》上下篇一定是老聃所作，未免拘泥，說《老子》上下篇一定是關尹（《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環淵（《漢書·藝文志》道家有 《蜎子》（蜎音淵yuān）十三篇）之流所作，未免穿鑿。莊子說孔子到東周，見道家思想的老聃問禮，接受老聃的教訓。莊子也說楊朱見老聃。按楊朱生在墨子後，孟子前，決無見老子之理，莊子說顯然不可信。《莊子》書本來十分之九是寓言，信寓言為真事，未免過於天真。《史記·老子列傳》列舉若干荒誕不可通的說法以後，用「誰也不知道對不對」一句話把那些不可通的說法都否定了。司馬遷最後斷定說老子（李耳）是個隱君子，不是東周史官；他的兒子名宗，是魏國的將軍；李耳學說的宗旨是「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不是教孔子篤守古禮的那個老聃。著《老子》上下篇的人，應根據《史記·老子列傳》與班固《漢書·藝文志》肯定是李耳。孟子批評當時各學派，沒有提到老子，這說明李耳學說流行在孟子後。荀子開始評論老子，說他只看到屈的好處，沒有看到伸的好處。韓非子作《解老》、《喻老》兩篇，發揚老子學說。足見老子學說的傳播在戰國後半期。 老子是有極大智慧的古代哲學家。他觀察了自然方面天地以至萬物變化的情狀，他觀察了社會方面歷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與敗，存與亡，禍與福，古與今相互間的關係與因果，他發現並了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個古代哲學家更廣泛更深刻。他把這種矛盾性稱為道與德。道是從一切具體事物中抽象出來的自然法則或規律。《老子》書中多用「一」代表道。「一」裡面有正反兩面對立著。有對立，才有變動，老子稱為「反者道之動」。反面開始是柔弱的，但是它可以轉化到強大方面去，取得正面的地位。老子稱為「弱者道之用」，「柔弱勝剛強」。正反兩面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老子稱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德是宇宙間一切具體存在著的事物所含有的特性。德不能脫離具體事物而獨立存在，德所寓的事物稱為得。韓非子說「德者內也，得者外也」，王弼注《道德經》（即《老子》）說「德者得也」。從各個的德綜合為一般的道，從一般的道表現為各個的德，有道便有德，反之，沒有德也就沒有道。韓非子稱為「道有積（積眾德成道）而德有功（實在的事功），德者道之功（道不離德）」（《解老篇》）。莊子說道在萬事萬物的裡面，郭象注《莊子》說「道不逃於物」。老子以這些樸素的辯證法，講論「人君南面之術」（統治術）與一個人（統治階級的人）如何立身處世的方法，全部學說貫穿著道德這個根本思想。 老子看到了矛盾的某些重要法則，特別是正反兩面互相轉化的法則，成為老子學說的精髓。因為戰國時期，貴族領主正在沒落中，已沒落的企圖恢復失去了的特權，未沒落的企圖鞏固將失去的地位，思想上帶著消極、保守的色彩，老子學說正是這些沒落領主思想的反映。老子學說的精神，不是要發展矛盾，解決矛盾，向前推進，而是要阻止發展，保持原狀以至向後倒退。老子在政治上人事上應用他所了解的法則，大體有四類：一類是「抱（守）一」。所謂「抱一」，就是一方面「無為」、「好靜」、「無事」、「無欲」，緩和另一方面的反對，使事物常常保持原來的情狀，不讓矛盾發展起來。老子以為治民做事，最好象「嗇」（農夫）種田，只許田上有一種禾，不許有別種草。國君能在危機未起前去危機，亂事未起前除亂事，國家可以長久。做事情始終如一（「慎終如始」），可以免於敗壞。一類是「取」。其方法是「將欲歙（音系xì縮小）之（對方），必固（定要）張（擴大）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自方處於柔弱地位，使對方處於剛強地位，剛強已極，就要轉化到它的對面，歸於失敗。這個道理叫做「柔弱勝剛強」、「強梁者不得其死」。一類是「守」。既然正反兩面要易位，已在正面的人，如何能常得而無喪（失），常利而無害呢？韓非子在《解老篇》里解釋禍福的關係說，「人有禍害，心裡恐懼，心恐懼則行為端正，行為端正則思慮周到，思慮周到則明白事理。行為端正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明白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長壽，必成功則富貴。長壽富貴叫做福，而福本於有禍，所以說，禍兮福之所倚。⋯⋯人有福自然是富貴，富貴自然衣食美，衣食美自然驕心生，驕心生自然行為淫邪，舉動違理。行為淫邪自然要短命，舉動違理自然無成功。短命無成功叫做禍，而禍本生於有福，所以說，福兮禍之所伏。」這裡說明正反易位是有一定的條件的，要常保正面，不轉到反面，必須「知止、知足」，必須「去甚、去奢、去泰」，必須「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正面不完全脫離反面，正面就會保持常態。例如王公大人自稱孤、寡、不穀（不善），表示貴不棄賤，高不棄下，因為「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貴、高脫離賤、下，貴、高也就不能存在。劉向《別錄》論道家「秉要執節（關鍵），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柔弱）」；《漢書·藝文志》班固論道家說，「秉要執本（道、德），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能謙遜退讓）。」這都是說，老子善於守高貴地位，是統治階級最有用的學說。一類是「無」。老子闡發無的妙用，是老子學說獨到的見解。老子以為「有無相生」，「有生於無」，例如房屋，當門窗處無牆壁，這個無對房屋正是有用。老子把無當作最高的理想。他說，學道應天天進益，行道應天天減損，減損又減損，一直到無為。無為才能無不為。想取天下，一定要無為，如果有為，就不能取天下。戰國時期社會動盪劇烈，人民迫切希望安靜休息，老子所說無為、清虛、靜止，正是當時取天下的一個方法。無為政治在一定時期是有效的，西漢前期便是明證。 老子應用無的學說在階級矛盾上，對統治階級主張無為。他說，民為什麼飢餓，因為統治者食稅太多；民為什麼難治，因為統治者喜歡有為。又說，朝廷很奢華，民間一定田荒食虛，所以「損有餘（統治者）而補不足（民）」是合乎天道的政治。對被統治階級主張愚民。他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要「虛其（民）心（無知），實其腹（有飯吃），弱其志（無欲），強其骨（能勞動），常使民無知無欲」。事實上愚民是困難的，因此他想倒退到小國寡（少）民的遠古時代去。那裡用不著各種器械，不要舟車，不要甲兵，不要文字，結繩就行了。這一國望得見那一國，這一國聽得到那一國的雞狗聲，國與國間居民自給自足，一輩子不相往來。老子想分解正在走向統一的社會為定型的和分離的無數小點，人們被拘禁在小點裡，永遠過著極低水平的生活，彼此孤立，沒有接觸的機會，社會進步所不可缺少的願望和努力，老子都看作有害。這種反動思想，正是沒落領主的思想，他們不敢向前看，只好回頭看那遼遠的後面，幻想在那些小點裡過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美滿生活。 道家學說比儒家更保守。儒家復古，只復到西周，道家卻想復到「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遠古。社會向前發展，在地主階級的儒家看來，只要加以節制，不使變動太快、離舊禮制太遠，就可以了；在沒落領主的道家看來，則是不可容忍的罪惡。《莊子·天地篇》載一段故事，說子貢在路上看見一個種菜老人，抱瓮入井，汲水灌園，用力多，見功少。子貢勸他使用桔槔，老人忿怒道「誰不曉得那個東西，我不能無恥到用桔槔的地步」。這當然是寓言，但正表現道家的極端的保守思想。 老子小國寡民的政治思想是反歷史的，就其深刻地觀察了當時社會各方面的矛盾，發見了若干辯證法的規律來說，卻是極可珍貴的。老子生在戰國時期，對辯證法已有如此程度的認識，雖然古代的辯證法必然是不完備的、自發的、樸素的，但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傳入中國以前，古代哲學家中老子確是傑出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哲學家。 老子的唯物論是把天地萬物的運行生滅，看作純循自然規律，並無人格化的神存在。人對自然只能任（順從）和法（效法），不能違背它。他說「天地不仁（無情），以萬物為芻狗」，所以「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芻（草）、狗（獸）、人都是天地間自然生長的物，獸食草，人食狗，都合乎自然規律，天地並不干預獸食草，人食狗，所以聖人也不干預百姓的各謀其生活，所謂「聖人無常心（成見），以百姓心為心」，與「以百姓為芻狗」，用意相同，歸根還是無為，任自然的意思。後來法家引申這種思想為極端的專制主義，就是君主制訂法令，臣民絕對服從，象服從自然規律一樣。 儒道兩家是封建統治階級不可偏廢的兩個重要學說。儒家是一條明流，它擁護貴賤尊卑的等級制度，使統治者安富尊榮；道家是一條暗流，它闡明駕馭臣民的法術，使統治者加強權力。秦漢以後歷朝君主，凡善於表面用儒，裡面用道，所謂雜用王霸之道的國常興盛，不善用的國常衰亡。儒經和道經也為歷朝士人所必讀，成為學術思想的主要泉源。因此，孔子與老子兩大學派，一顯一隱，灌溉著封建社會政治、文化的各個方面。 莊周，宋國蒙（河南商丘縣東北）人。《史記》說他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也就是與孟子同時，恐不可信。莊周當是宋王偃（前三二八年至前二八六年）時人，與李耳同時或稍後，因為莊子思想顯然源出老子，《史記》已有定論。莊子所說人事極大部分是荒誕無稽的寓言（《莊子·寓言篇》所謂「寓言十九」）。所謂與惠施辯論，楚威王聘請為國相等事，都屬假設，並非實有。《莊子》三十三篇，其中內篇七篇是莊子自作，外篇雜篇共二十六篇，多出道家依託，不全合莊子本意。論莊子應以內篇為主。 宋王偃狂妄，逐宋君剔成，自立為王。他是戰國時著名暴君。攻擊齊、楚、魏，與三大國為敵。掛起一個盛血的皮囊，把它射破流血，叫做射天。酗酒淫婦人，群臣勸諫，就被他射死。各國都說宋國出了桀紂，不可不誅。齊魏楚三國出兵殺王偃，滅宋國。莊子宋國人，目睹王偃作亂，正象狸子黃鼬子東跳西躍，不顧高低，一朝被捉，無地逃命。戰國末葉，爭城奪地，機詐無窮，辯士說客，議論紛紜，莊子都看作狸子黃鼬子跳東跳西，蚊子牛虻子飛來飛去，不算作一回事。老子主張無為，目的在於有為、無不為，主張任自然，目的在於效法自然規律來治國、馭眾、固位、保身。莊子以「物（人）不勝天」（《莊子·大宗師篇》）為中心思想，說無可奈何的叫做命，不可違離的叫做天。他把無為說成無是非，無成敗，無夢醒，無生死，無空間（「天地並」）、時間（「無古今」），一切歸於無；把任自然說成棄絕人世，學做渾沌，不視不聽不食不呼吸，回到無人類的世界裡去。莊子所作內篇七篇，把戰國社會的消極面集中表現出來，他那種極端厭世悲觀的思想和縱肆無邊際的辯說，似乎要引導人們走到毀滅的路上去。郭象《莊子序》說「讀了他的書，自己好象經過崑崙山，入太虛境，游惚恍庭的樣子了」。荀子評莊子只見天不見人，是的，莊子完全失去了人對自然鬥爭的自信心。 莊子思想源出老子，流派卻不同，所以兩漢時黃老並稱，不稱老莊。魏晉時期以莊配老，並稱老莊，與佛經同為腐朽的統治階級所宗尚。 第七節荀子與韓非 孔子提倡仁義、禮樂，墨子反對禮樂，提倡兼愛。楊朱反對兼愛，提倡為我。孟子反對楊墨，提倡仁義。老子莊子反對仁義、禮樂，提倡無為、任自然。荀子反對孟、墨、老、莊，提倡禮義。荀子弟子韓非，博採荀、老、名、法各家要旨，集成韓非的刑（形）名法術之學。孔子仁義學說至孟子得到充分的發揮，孟學結合陰陽五行家成一大學派。孔子禮樂學說至荀子得到適時的修正，通過韓非結合黃老名法成一大學派。荀子在儒家中是和孟子有同等地位的大師，在諸子百家中也和孟子一樣，善於評論異家，表彰儒學，是孟子以後最大的儒者。韓非傳荀學，脫出儒家範圍，自成專家，完成了極端專制主義的政治理論，為戰國時期最後的也是最合時的大思想家。 荀子名況，趙國人。齊宣王招天下著名學士來齊國，居稷下，食大夫祿，號稱列大夫，著書議論，不治政事。齊湣王時，稷下學士更盛，多至數萬人，齊湣王晚年，荀子到稷下遊學。當時齊將敗亡，列大夫離齊散去，荀子南遊楚國。齊襄王時，稷下士又盛，荀子回到齊國在列大夫中「最為老師」，被尊稱為卿。荀子遭讒，離齊至楚，春申君以荀子為蘭陵（山東棗莊東南）令。荀子又遭讒，離楚至趙，在趙孝成王前議兵。離趙至秦，見秦昭王與秦相范睢。離秦歸趙，又至楚為蘭陵令。前二三八年，春申君死，荀子失官家居，著書數萬言，死後葬蘭陵。《史記·荀卿列傳》說荀子「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齊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時，約五十年，如《史記》所說，荀子年當在一百歲左右，似不可信。應劭《風俗通》改年五十為年十五。荀子見齊國將亡，說齊相行王道，十五六歲童子談論王道，游齊游楚，也未必可信。荀子確實年齡無法證明，自前二八六年（齊滅宋年）至前二三八年是荀子活動時期，則近事實。 孔子所傳授的禮，內容是等級制度及由此產生的法令和刑罰。外表是朝聘喪葬、揖讓周旋等繁縟的儀式。樂配禮儀居附屬地位。儒家禮樂，經墨家道家的攻擊，又不合時君世主的好尚，戰國時古儀古樂崩壞略盡，禮義（禮的本意）卻因荀子的修正和發揮，更接近法家學說，符合地主階級政治上的需要。秦朝建立大一統制度，基本上採用了荀子的禮義學說。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鄭大夫子大叔說，「人是靠禮生活的，人不論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禮來矯正自己的性格，合禮才得稱為成人。」荀子從這個傳統觀點出發，創造出一套禮義學說。 荀子對自然界的看法，與孔子孟子有極大的區別，與老子卻有些接近。荀子以為天有常道，地有常法，按照自然規律在運行變化，並無鬼神、命運、妖怪操縱著天地萬物。吉凶禍福在於人為，不在天地。尊敬天地，希望多生財物，不如加強生產，積蓄財物，由人自己來控制。讚美天地的威德，不如利用物性，由人自己來制裁。等待好時候的到來，不如自己按時勤作，不失機會。依賴天地生長財物，不如依賴自己的智能，使生長得更多。想望萬物來供人使用，不如自己治理萬物，各得其用，不使失喪。心愿天地多生些有用的物，不如治理已有的物使成為有用。棄人為而望天賜，是反萬物之情（理）的妄想，即使勞心苦思，決不能得到益處。君子盡力做自己的事，不希望天有什麼賜與，所以一天天有進步；小人放棄自己的努力，希望天有什麼幫助，所以一天天在後退，君子小人的懸殊，就在於一個靠自己，一個靠天地。人對自然界，不是要順從畏敬，恰恰相反，要發揮人力，向自然界作鬥爭，使天地萬物為人所控制、所利用。這種人勝天的思想，正是戰國時期生產力顯著發展的反映（《荀子·富國篇》說，人力可以增加生產，不愁衣食缺乏）。從孔子的畏天命到老莊的任自然，各學派中只有荀子能正確地說明人對自然界的關係，《天論篇》應是諸子書中最有積極意義的也是唯物論思想最顯著的一篇重要著作。 荀子認為人勝天地萬物的原因在於合群，群所以能合的原因，在於合理分配生產物。分配合理自然大家協和，協和自然一致，一致自然多力，多力自然堅強，堅強自然勝物。反之，分配不合理就要爭奪，爭奪就要紛亂，紛亂就要分離，分離就要衰弱，衰弱就不能勝物。人勝物的關鍵既在於合理分配生產物，那末，貴賤有等級，長幼有差別，貴者長者分多，賤者幼者分少，自然是不容量辯的真理了。荀子把這個所謂真理叫做禮，也叫做禮義。制禮的是聖人，行禮的是王公大夫士，所以天子至尊至貴，應得最高的享受，握最大的權力。自天子至士按禮分祿，是合理的。眾庶百姓不知禮，必用刑法來制服，使出力生產，供養長上，也是合理的。荀子把封建等級制度看作與人類同時並存的永恆真理，把制禮行禮的國君大夫士看作養活眾庶百姓的人，說禮的定義就是養（《禮論篇》說「禮者養也」）。孟子說「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還算是治人者因分工而得食，荀子則說成治人者養人，事實完全顛倒了。他的封建專制主義學說，就在這個治人者養人的觀點上建立起來。 荀子以為人生而有欲，有欲必爭奪，這就是性惡論的根據。性惡論形式上是說凡人之性皆惡，實際卻分王公大夫士與庶人（民）為兩大類。士以上屬知禮類。照荀子的說法，人性原來是惡的，因為學禮與為禮而知禮義，惡變為善了，這種行為善的人，可用禮樂來對待。眾庶百姓屬不知禮類，因為他們不學禮不為禮，所以始終是性惡的。這種行為不善的人，必用刑罰來制服。荀子又分人為聖人、中庸、元惡三種。聖人能自動矯正本性，製作禮義；中庸能受教化知禮義；元惡不受教化不知禮義。王公士大夫的子孫，如果不學禮義，應歸入庶人類；庶人的子孫，如果學禮義，應歸入卿相士大夫類。不學禮義便是性惡，庶人顯然不能學禮義，所以性惡的是庶人。孟子用統治階級的理義來證明人性善，荀子用統治階級的禮義來證明人性惡。性善論性惡論歸根只是說，合於統治階級利益的就是善，不合的就是惡。 對善人用禮樂，對不善人用刑法。禮樂刑法歷代有變化，孟子法先王，虞夏商周都是先王，無法得到適合當今的禮樂刑法。荀子改為法後王，理由是天地過了長久的日子，眼前的卻是今天，先王行了各種的治道，合時的卻是後王。荀子斥責俗儒，說他們粗略地取法先王，擾亂當世的法制，議論談說，實際上無異於墨子。這大概是指孟子一派的儒者，因為他們標榜法先王，無異於墨子的法先王。荀子所讚美的大儒是法後王，重禮義，輕詩書，劃一制度，輔佐當今後王統一天下，這大概是說荀子自己的志願。孟子法先王，是想行周公孔子的所謂王道，荀子法後王，是要實行戰國末年已經成熟了的中央集權制度。孔孟政治學說經荀子修正，不再是迂闊難行的儒學了。 荀子人勝天地萬物說，是有進步意義的，由此造出專制主義的學說，在當時也是適合政治需要的。可是荀子否認命運，不敬天地，不信鬼神，不法先王，輕視仁義，人本性惡諸說，對統治階級並不合用。因為統治階級要利用命運、天地、鬼神來鞏固自己的地位，要利用先王、仁義、性善來文飾自己的政治，赤裸裸地用刑法來實行專制主義，是和王霸雜用的統治術不合的。所以在形式上合用的還是孔孟傳統儒學，而荀子在儒學中地位不得不落後於孟子。後世孔子廟中沒有荀子的位置，雖然專制主義是他倡導的。 荀子是儒家傳經大師，秦漢儒生所傳《詩》、《禮》、《易》、《春秋》諸經說，多出荀子，因之在儒家傳經事業上荀子遠高於孟子。 韓非繼承荀子的哲學與政治學，推進一步便失去儒家面貌，成為刑（形）名法術之學。 韓非是韓國貴族，與李斯同在荀子門下為大弟子。李斯自以為不及韓非。韓國衰弱昏亂，韓非屢諫韓王任用賢人，富國強兵，韓王不能用。《韓非子·問田篇》載堂谿公勸韓非不要得罪昏君權臣，遭受禍害。韓非回答說「我不怕昏君權臣，寧願遭死亡的禍害，一定要替眾庶百姓謀利益」。韓非所說為眾庶謀利，實際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思想，堅決反對殘餘領主的腐朽政治。韓非著書十餘萬言，傳到秦國，正合秦國政治的需要，秦始皇讚嘆不已，說「我得見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秦攻韓求韓非，前二三三年，韓非入秦。李斯怕韓非得信任，進讒言殺害韓非。 韓非子是戰國末總結諸子學說的大思想家，他吸收荀子的儒家學說、老子的道家學說以及東周以來鄭國傳統的法家名家學說，構成韓非的刑名法術之學。荀子依據儒家「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的舊說，主張人君對士以上用禮義，對庶民用刑罰。韓非子廢棄禮義，主張人君對臣民一概用刑。韓非思想的基礎是更加擴大的性惡論。韓非推崇老子，全書多引《道德經》語，但老子宗旨在柔弱無為，韓非卻主張剛強有為。《解老》《喻老》兩篇，闡發道德本意，語甚詳備，但其中無一語說及無為柔弱，可見韓非僅取老子的法術，並不取老子的宗旨。法家（包括名家）有法、術、勢三派。李悝、商鞅一派專主用法。李悝著《法經》六篇，為律家之祖。商鞅定秦法，國富兵強。他們所主張的法是君主制訂法令，全國臣民無不遵守，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君主一人所說出的話是最高貴的話，說出來就成為令，所要做的事是最適當的事，定出來就成為法。一國裡面，不許有兩個人定法出令。申不害、尹文一派專主用術。術是君主駕馭臣下的方法，形名是術的一種。所謂形名，就是「循名以責實」，要臣下名（言）實（行）相符。尹文說，有形的（實在的事情）一定有名（名義、言論），有名的卻未必一定有形。有了事實，不一定被言論到，但事實仍是事實；有了言論，是否真合事實，不可不根據言論去檢查事實。所以君主必須根據臣下所言，檢查臣下所行。慎到一派專主用勢。勢是憑藉權位，有重權高位便能治天下，用不著要等待賢智。韓非綜合三派學說，以為君主當乘勢執術，臣下當守法奉令，不可偏廢。 集一切權力於君主一人，是韓非學說的本旨。但君主一人決不能有這種無限的智力，照韓非說：國君一人力不敵眾人，智不勝萬事，與其靠自己不如靠一國。用一國的眼睛看，看得最清楚，用一國的耳朵聽，聽得最明白。所以下君用儘自己的智能，中君能用眾人的力，上君能用眾人的智。用眾人的方法是「聽其言必責（檢查）其用（實用），觀其行必求其功（效果）」（《韓非子·六反篇》）。 韓非思想是荀子思想進一步的發揮，以此為基礎，採取老子的術，商鞅的法，申不害、尹文的術（形名），慎到的勢，造成完整的極端專制主義的政治理論。當春秋後期農民地主兩個新階級開始產生的時候，與領主對比，勢力自然是微弱者。孔子主張復興周道來求政治上的統一，正反映了那些微弱階級的政治要求。戰國前期，兩個新階級力量增加了，孟子主張行仁政、保民而王，說明地主階級向領主要求統一，還不能離開農民階級的援助。戰國後期，地主階級更加強大，公然和農民階級對立，它的代表人荀子主張用專制主義來求統一。到了韓非學說的出現，說明中央集權制度已經達到完全成熟的時期，地主階級成為主要的統治階級，同時農民階級也成為主要的對抗階級。 第八節散文與詩賦 黃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黃炎族與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華族，巫史兩種文化並存，互相影響也互相鬥爭。傳說：顓頊曾禁巫教。《墨子·非樂篇》說，商湯禁巫風，貴族犯禁罰絲二襚，庶民加倍；想見巫史間一向存在著鬥爭。史重人事，長於徵實；巫事鬼神，富於想像。商朝人信鬼，巫風盛行，祭祀特多，歌舞降鬼神，應有許多詩篇，惜全部亡佚。史官所記，除大量甲骨文字記載當時大事，現存《商書·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等篇，是大體上保持原來辭句的商史遺文，尤可寶貴。依據這些文篇來看，可以推知商朝已有相當成熟了的散文，也可以推知有相當成熟了的詩歌，與西周初年的詩文應有同樣的水平。 周朝重史不重巫，史官掌記事也兼作詩歌（詩三百篇不少是史官所作）。史官世代專業，儒家所傳經書，其原始部分大都是兩周史官舊藏的典冊。經書文辭分散文與詩歌兩類。散文分質言文言兩體。質言如《周書·大誥》、《康誥》、《酒誥》等篇，直錄周公口語，辭句質樸，不加文飾。凡朝廷誥誓、鐘鼎銘文多屬質言體。文言如《周書·洪範》、《顧命》以及《儀禮》十七篇，都是史官精心製作，條理細密，文字明白。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篇》）凡史官所自作，多屬文言體。魯史左丘明採集諸侯國史記，作《左氏春秋傳》，創文言體散文的極致。詩歌基本上四字成句，叫做四言詩。體裁分風雅頌三類。《周頌》是配合宗廟祭祀時所奏音樂的詩篇，辭句最樸素。西周貴族美（讚美）、刺（諷刺）王政，用西方古音樂歌唱的詩篇叫做雅詩。東周時宋國作《商頌》，魯國作《魯頌》，從章句形式看來，可能是用雅詩同類的音樂。《國風》是用各國地方音樂歌唱的詩篇，多採取民間歌謠，貴族所作也不象雅詩那樣嚴肅。風詩吟詠情性，文學價值特高，最為流行。戰國初魏文侯聽古樂想睡覺，聽鄭衛之音不知倦，因為鄭衛音樂繁音急促（「煩手躑躅」），是一種悅耳的音樂，和它相配合的詩篇，也是一種悅心的文學。 兩周散文與詩歌，經孔子刪訂成為儒家專門的經學。傳經師儒，或闡發經義，或講明訓詁，與文學完全絕緣。文學的主流詩歌被尊為經，失去了活力，儒生只能背誦古詩三百篇，不能創作新詩一篇。孔子以後，學術由貴族轉移到士階層，諸子並起，各述所聞，散文因諸子著書而發展起來。首先是墨子，用質言體著書，引用古語，多譯成當時庶民口語。墨家以外，諸子都用文言體著書。戰國時孟子、莊子，《戰國策》所載諸策士口說，都是議論風發，文質並勝。荀子、韓非子說理精密，不重文采。諸家文風不同，卻都是優秀的散文作者。 諸子著書，重在談論政治，闡明哲理，但其中包含寓言、故事、神話、隱語，往往雋永有味，類似文學。諸子中專有小說一家，採取街談巷語，反映民間風俗，最有文學意義，儒家說它道聽途說，小能小善，對大道有礙。戰國小說因不被重視，全部亡佚。或說：《燕丹子》是戰國小說的僅存者，確否未可知。 詩歌與音樂互為影響，不可分離，民間永遠在創造新音樂新詩歌，新的流行了，舊的自然衰落。公羊家說，周時國家養活貧窮無子的老年男女（男年六十以上，女年五十以上），到鄉間採取新詩歌。從鄉送到邑，邑送到國，國君送給天子。天子有掌音律的大樂官叫做太師。太師選擇新詩歌若干篇，修正章句和音樂，給天子演奏後，流傳到四方。《詩經》十五國風中很多詩篇是這樣得來的。最晚的風詩是陳靈公（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九年）時詩，此後不再有新篇。當時正是周天子愈益衰弱，兼併戰爭愈益激烈，公田制改變為稅畝制的時候，這個養老人采詩制度勢必廢棄，民間新詩歌新音樂不能通過樂官的修正、士大夫的記誦，傳到後世來。儒家反對新聲，以為鄭聲淫，鄭衛宋齊是亂世之音，桑間濮上（衛）是亡國之音。墨家非樂，以為「虧奪民衣食之財」（《墨子·非樂篇》），道家以為「五音令人耳聾」（《老子》），儒家守舊，墨道二家反對音樂。儒墨道三大學派都是新樂新詩的障礙，但民間創造並不因此停止。孟子記錄孺子《滄浪之水歌》，想見東周后期至戰國，四言詩正向五言詩發展。 東周時列國朝聘，賓主多賦詩言志。賦是一種聲調，與歌不同，與誦相似，所謂「不歌而誦謂之賦」，就是不用音樂，隨口朗誦幾句古詩，表達自己的意旨。東周列國間有時用廋辭（廋音搜sōu謎語）來測驗對方君臣的智力，戰國時有所謂隱書，記載各種謎語，不讀隱書，就會答不上廋辭。荀子用賦的聲調寫廋辭，作《禮》、《智》、《雲》、《蠶》、《箴》（針）五賦，形式缺乏變化，含義也只是些儒家常談，雖是新體裁，卻少新意義。荀子又仿民間舂米歌調作《成相辭》，每章四句或五句，音節短促，所講又都是儒家訓條，和五賦同樣，有新體，少新意。 北方學士無一人從事韻文文學，荀子獨作賦與《成相辭》，應是受楚國屈原的影響。《成相辭》作於春申君死後，五賦大概也是荀子晚年所作。儒家老師仿賦詩聲調作賦，用北方音韻，說儒家教義，因而看不出受《楚辭》影響的形跡來。 新體文學的創造在南方楚國，屈原是最大的創造人。 屈原是《三百篇》後推動文學到更高境界，使文學內容更加豐富的偉大詩人。楚國傳統文化是巫官文化，民間盛行巫風，祭祀鬼神必用巫歌，《九歌》就是巫師祭神的歌曲。又巫師行術，唱禁咒辭，句尾用「些」字。民間歌唱，句尾帶兮（音同侯字）字。屈原作《離騷》、《九歌》，弟子宋玉作《招魂》，都是用楚國方音，修改民間流行的曲調，變成新創造。《呂氏春秋·侈樂篇》說「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可知楚辭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現。其特點在於想像力非常豐富，為史官文化的《詩》三百篇所不能及。戰國時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達到成熟期，屈原創楚辭作為媒介，在文學上使兩種文化合流，到西漢時期，楚辭成為全國性的文學，辭賦文學燦爛地發展起來。 屈原是楚國貴族，被楚懷王（前三二八年至前二九九年）放逐出朝廷，又被楚頃襄王（前二九八年至前二六三年）流放到江南。屈原遭兩個昏君以及佞臣的迫害，憂愁煩亂，作《離騷》。他熱愛楚國，他同情楚國人民，《離騷》充分表現出他的天才創造力和高尚的政治理想以及本人的志潔行芳。《離騷》的產生，標誌著中國古代文學向前大進了一步。屈原所作，據傳說還有《九歌》、《天問》、《九章》等篇。最後作《懷沙賦》，投汩羅水自殺。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所作，純用楚國方音，自有聲調，稱為「楚辭」，與賦異體。漢人用賦的聲調讀楚辭《離騷》、《懷沙》等篇也就被稱為賦，統稱為辭賦。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作《離騷傳》，以為《離騷》義兼風、雅，可與日月爭光。東漢初班固作《離騷序》，以為《離騷》多說虛無之事，不合經義。以《離騷》為首的楚辭，與《詩》三百篇起源不同，據儒家經義來評論楚辭，是儒家的迂見，楚辭的真價值並不在於符合儒家的經義，恰恰相反，正在於不受儒家經義的拘束。 第九節戰國文化的一般狀況 古來文化積累至戰國，經諸子百家著書立說，作成類似總結性的記錄。儒墨道三大學派主要是論述社會方面的知識，三大學派以外，諸子百家中還記載不少關於自然的社會的知識，這些知識，或有書流傳，或僅存書名，或偶見徵引，雖然殘缺不全，一般文化狀況大體可以推見。 天文歷算學觀測天象，敬授民時，從來是國家大政，天子和國君設史官專掌天文歷算（《周禮》有馮相氏、保章氏）。戰國時諸子中也有專家，陰陽五行家就是談天的一個學派。辯士惠施能說天所以不墜，地所以不陷，風雨雷霆所以發生的緣故，大概也是這一門學問的專家。惠施想證明地形是圓的，提出「南方無窮而有窮」，「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莊子·天下篇》）兩個辯題。第一題是假設一個人向南方一直走去（無窮），到了極南的一點，再走便成了向北（有窮）。第二題是假設兩個人走不同方向，向北轉南，向南轉北，兩人相遇的地方便是地的中央。漢朝渾天家說天的形狀象鳥蛋，天包地外象蛋白包蛋黃，地圓如彈丸。惠施所說，可能就是渾天家的起源。戰國時天文歷算家講天體，流行著比天圓地方說前進一步的蓋天論。蓋天論以為天象一個圓盆蓋在上面，地象一個圓盤覆在下面，天離地八萬里，天以斗極為中央，中央比四旁高六萬里，斗極下的地是地的中央，比人所居的地也高六萬里。惠施兩個辯題，正是反對天地都是一個半圓體，和中央固定在斗極所在的蓋天論。 西周時期，用二十八宿觀測太陽的運行，求得朔日所在。至戰國中期，楚人（《史記·天官書》作齊人）甘德、魏人石申測定黃道附近約一百二十個恆星的位置與這些恆星距北極的度數，用來觀測木、火、土、金、水五個行星的運行。甘、石二人開始發見五星出伏的規律，他們測定恆星的記錄，是世界最古的恆星表。 地理學西周到戰國，中國（西周初中國是指黃河北商國，《禹貢》所謂冀州）的疆域繼續在擴大，凡華夏文化到達的地方，都稱為中國或海內，中國以外土地叫做四裔或海外，華族以外各族叫做諸夷。因中國疆域擴大，積累起豐富的地理知識，因與各族有經濟、文化的接觸，積累起關於地理、民俗、特產、神話等各種傳聞。例如墨子《節葬篇》說，越國東有慨沐國（溉音慨kǎi），生下長子，殺了吃掉；父死，棄母不養，說她是鬼妻，不可在家裡住。楚國南有炎人國，父母死，颳去皮肉，單葬骨骼，算是孝子。秦國西有儀渠國，父母死，火燒遺體，稱為登天。荀子也說，氐羌不愁被俘當奴隸，卻愁死後不得火葬。這些大概是可信的傳聞。又如《山海經·海外經》有貫胸、三首、三身、一臂等國，自然是荒誕無稽的傳聞。戰國時地理學家依據地理知識和各種傳聞所著的書，大體分兩類。一類是比較確實的地誌，《山海經》的《山經》、《周禮》的《職方氏》、《尚書》的《禹貢》，《禹貢》與《職方氏》九州合圖《尚書·禹貢》與《周禮·職方氏》有關九州的記載，充分表明戰國時期地理觀念的廣闊，並反映這一時期的大一統思想。因而，根據這種記載，製成簡圖，是很值得的。不過，兩者所記卻不盡一致：《職方氏》有幽、並而無徐、梁。本圖諸州方位，以《禹貢》為本，圖上帶有括號的各州，系表示《職方氏》所異於《禹貢》各州的大致方位。貢》屬這一類。《禹貢》所記最為確實。一類是真偽混雜，偽多於真的傳聞，《穆天子傳》（假託周穆王西遊事）、《逸周書》的《王會解》（假託周成王受四方諸族的貢品）、《山海經》的《海外經》、《大荒經》屬這一類。《穆天子傳》、《逸周書》西晉初才發見，其中不免有晉人附益處，但並非全出偽造。從《穆天子傳》可以想見華族與西方諸族的接觸較多，從《王會解》可以想見華族與四方諸族的物產交換。《山海經》記載許多怪物異事，一部分是巫書的殘餘，一部分是華族與諸族自古相傳的神話和祖先故事。照這些記載說來，北狄犬戎出黃帝族，苗民出顓頊族，搖（瑤）民出帝舜族，氐羌出伯夷父（顓頊師）族，巴人出太拜皞族。本來華族是黃炎族與諸族的融合族，諸族中也融合著黃炎族，因之各族傳說中的祖先也成為各族的共同祖先。 醫學醫學從巫術開始。劉向《說苑》說上古有人名叫苗父，向北誦十字咒，輕重病立即平復。這個苗父就是苗黎族的巫師。巫治病主要是用祈禱禁咒術，但也逐漸用些酒、草等藥物。《山海經·大荒西經》有靈山，說巫咸、巫彭等十巫，往來靈山采百藥。咸彭是商朝名巫，大概他們開始兼用草藥。東周時醫與巫分業，醫專用藥治病。魯國上卿季康子曾送孔子一服藥，孔子說，我不懂藥性，不敢嘗試。《孟子·滕文公篇》引《尚書》說，「如果吃了藥，病人不昏悶，病不會好。」可見醫生用藥，病人服藥，都帶有冒險性。因之國君飲藥，要臣先嘗；父母飲藥，要子先嘗，免得病人遭危險。許悼公患瘧疾，長子許止沒有先嘗藥，許悼公被藥毒死了，許止哭泣一年也死了。《禮記·曲禮》說「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左傳》定公十三年載齊大夫高彊說「三折肱知為良醫」，這都是說經驗的重要。戰國初李悝計算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用費，其中包括疾病費，這是宗族制度破壞後，民間也有了醫生，從此治病經驗愈益增多了。戰國時醫學就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 戰國著名醫生有號稱扁鵲（相傳黃帝時有扁鵲）的齊國秦越人。扁鵲是一個民間醫生，他發明脈理，能望色、聽聲、寫（觀）形，知病輕重。他週遊各國大都市間行醫：到趙都邯鄲，俗重婦人，就做帶下醫（婦科）；到周都洛陽，俗尊老人，就做耳目病醫；到秦都咸陽，俗愛小兒，就做小兒醫。秦國大醫官李醯（音希xí）自知技術不如，使人刺殺扁鵲。《史記》為良醫立傳，扁鵲居首，是有理由的。扁鵲明確反對巫術，說病有六種不可治，「信巫不信醫」，就是不可治的一種。扁鵲著《難經》，用人體解剖來闡明脈理和病理，完全脫離了鬼神迷信的影響。巫醫分業以後，扁鵲是總結醫學經驗的第一人，又是切脈治病的創始人。 戰國醫學家託名黃帝，作《內經》十八卷，現存《素問》、《靈樞》，就是《內經》的殘餘。《素問》談病理，《靈樞》又名《鍼（針）經》，治病用針艾。《靈樞·經水篇》說 「其（病人）死可解剖而視之」。戰國醫學家知道從解剖求病理，確是找到了發展醫學的道路，不過當時的解剖術很粗疏，要說明病理，不得不採取陰陽五行說。 《周禮·天官》冢宰屬官有醫師 （大醫生）、食醫（掌調飲食）、疾醫（內科）、瘍醫（瘍音陽yáng外科），又有獸醫，這是官醫的分類。《漢書·藝文志》分方技為四類：有醫經類，總論醫理；有經方類，包括內科、婦科、小兒科、狂顛病科所用藥方及食物宜忌；有房中類，說是調節情慾以求壽考；有神仙類，包括步引（體操）、按摩、芝菌（不死藥）、黃冶（煉丹砂為黃金）等長生法。上述方技四類，前二類屬醫學，後二類多是方士欺人的邪術，《漢志》總稱為方技，從巫術分出的醫學，又被方士邪術混淆了。 農學戰國諸子中有農家，總結農業經驗。《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當即農家學說的一部分。《漢書·藝文志》有論耕種、積蓄、養蠶、種樹、養魚鱉、藏果實、看土壤、相六畜等書，這些書可能含有迷信成分，但也記載著不少農業生產的知識。 制器技術《周禮》所記器物不下數百種，這都是實際存在的器物，並非儒生偽造。《周禮·冬官》（工官）亡佚，今存《考工記》，還保存戰國時器物製作法的一部分。《考工記》說「發明器物的人叫做聖人」；《世本》有《作篇》，記古來各器物的發明人。大抵戰國以前，統治者還重視發明，以為百工之事都是聖人所創造。儒家道家主張一切守舊。《荀子·王制篇》說「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要把不合古制的器物一概毀壞，使國君好古不用新器械。老子甚至想毀舟車，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愈弱）；人多技巧，奇物（邪事）滋起」。認為器械的改進，對統治者有害。儒道思想盛行，嚴重地障礙了手工業的順利發展。 戰國時戰爭劇烈，儒道思想不能阻止武器製造上的進步，連弩和鐵劍比弓箭銅刀大進一步。連弩和鐵劍的使用，是戰國手工業的重大成就。 軍事學兵法是戰爭指揮者高度智慧的表現。軍事學家總結戰爭經驗，著成兵法書，在文化上也是一種重要的貢獻。東周時期，北方齊國、南方楚國都是積累起豐富的軍事知識的國家，特別是齊國，軍事學專家尤多。孫武著兵法十三篇，最為傑出。戰國時齊孫臏著兵書，主張用騎兵。春秋齊景公時，大夫攘苴（音攘居rǎngjū）作《司馬法》。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論述古兵法，成《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齊楚兩國外，各國都有兵家，衛人吳起最著名。漢初張良、韓信整理兵書，共得一百八十二家，其中戰國兵家占極大多數。戰國時諸子百家活躍，兵家是最活躍的一家。 藝術殷墟甲骨上所刻文字和殷周鐘鼎上各種花紋，是殷周兩朝傳流至今的繪畫與雕刻。戰國時藝術有新的進展，製作器物，多極精美，如水陸攻戰紋銅鑒，可以推見戰國藝術的一般。其他偶見於文字記載的，如楚國宗廟祠堂，有大壁畫，圖繪天地山川神靈怪物以及古聖賢的神話與故事，讀《楚辭·天問篇》想見大壁畫內容的豐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載，一個畫家為周國君在竹片上作畫，三年才畫成，看不出畫的是什麼。清晨放在窗口，望見竹片上有龍蛇禽獸車馬人物各種形狀。《喻老篇》又說，一個宋國人用象牙雕刻楮葉，三年才刻成，放在真楮葉里，分不出真假來。韓非子所說如是事實，則戰國藝術已達到相當高度的水準。相傳舜禹時已有漆器，戰國時漆器成為高級藝術品，近年來從長沙楚墓中發見漆器多件。器物上彩繪色澤竟似新制。又楚墓中發見料器，製作甚為精美。這些，不僅表現了手工業技術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表現了藝術上的成就。 簡短的結論 恩格斯曾指出，封建戰爭在各國集權國家形成過程中乃是一種必然的合法的階段。東周和戰國的長期戰爭正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從東周時期開始的大小宗族兼併戰爭，戰國時期發展到了劇烈階段。在這個階段里，秦國首先建立起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政權。秦在當時是先進的國家，政治、經濟、軍事都占有優勢，但比較上落後的山東六國，也有強大的反抗力量。戰國將近二百年的長期戰爭，本質是地主政權代替領主政權的戰爭，是家族制度代替宗族制度的戰爭，是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代替諸侯割據稱雄的戰爭，秦國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是歷史發展的一個偉大成就。 在這個階段上，束縛在宗族裡的農奴得到解脫，成為廣大的農民階級。由於農民階級的出現，生產力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以農業生產為基礎，工商業也跟著發展起來。 墨子說「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樂篇》）。戰國時戰爭規模比東周大無數倍，一次戰爭斬首數萬以至數十萬，三巨患以外又加戰死一巨患，戰國時人民的苦難是非常嚴重的。但是這種苦難，也有它一定的代價，那就是從戰爭中取得了中國的統一，從養士中發展了燦爛的文化。 稱為諸子百家的士，對文化有巨大的貢獻。儒家法家積極提倡大一統思想，是進步性較多的學派。墨家雖稱顯學，但它是一種既不合於統治階級的需要，又無益於勞動群眾的學派。道家哲學高出諸子，但含有較多的反動思想。其他諸家各有所短也各有所長。總起來成為多面性的戰國文化。 屈原創造楚辭，豐富了華夏文化。巫史兩種文化的合流，不僅在文學上開出新境界，在華夏文化的擴展上，意義更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