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一卷） · 第二章 歷史發展的地理條件

第一節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 中國史學家的有關撰述一定的歷史活動，總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開。歷史的發展是離不開地理條件的。過去中國史學家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關於這方面的撰述。 物產的地域特點及其對人們的影響，這是中國歷代史學家所一向注意的，並從而產生經濟區域的看法。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夫山西饒材、竹、谷、、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此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這是把漢朝的統治地方分為四個大的經濟區域。山西地區，即關中地區；山東地區，即崤山或華山以東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江南地區，即長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廣大地區；龍門（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縣北）以北地區，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線以北直到漢朝北境的廣大地區。從司馬遷的這段話來看，他的經濟區域的觀念是明確的，他對經濟區域的劃分，主要是從地理條件來考慮的。 司馬遷對一些地區的記載，著重記載地理條件的狀況、生產的狀況以及經濟生活的狀況和社會風俗的表現、不同地區在這些方面的相異或相同之處。在這些記載中，幾乎所有有關地理條件的因素，如地形、土壤、氣候、森林、礦藏，以及江、河、湖、海之利與水陸交通狀況等等，都涉及到了。司馬遷以地理條件、生產狀況劃分經濟區域的思想是明確的。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司馬遷首先提出山西、山東、江南、龍門與碣石以北四個經濟區域這一總的觀念之後，接著又重點論述了關中、三河、燕趙、齊魯、越楚等地的自然狀況和社會狀況。這可見他關於經濟區域的觀念是有全局思想的。惟其如此，他才能一方面認識到各地之所出「皆中國人民所喜好」，一方面又認識到各經濟區域在發展上的種種差別。 司馬遷的這種思想受到後來許多史學家的重視，對它加以繼承和發展。 班固《漢書·地理志》在詳載全國郡縣建置、戶口多寡後，於其篇末備言各地地理、生產、風俗等狀況，比《史記·貨殖列傳》所記更加豐富。西晉史學家司馬彪稱讚說：「《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①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標《風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條件及其影響下的當地經濟生活和社會習俗。經濟區域的觀念及其在史書上的體現已成為我國史學上的一個優良傳統。 在人口和地理的關係上，過去中國史學家也有一些認識，這可說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馬遷已經注意到地理條件跟人口分布的關係。他說：三河地區因居「天下之中」，又是歷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狹小，民人眾」；三河北①《後漢書·郡國志》一。 部的中山，是「地薄人眾」；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齊地，因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和「寬緩闊達」的社會風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鄒、魯一帶，也是因為「頗有桑麻之業」，故亦「地小人眾」。他講關中人口和地理的關係比較具體：關中之地占當時全國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過當時全國十分之三。他還注意到有的地區人民「好稼穡」，有的地區則「業多賈」①。這些，涉及到對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門構成的朦朧認識。司馬遷還看到，關於人口與它的土地面積比較起來，不算是多的，但創造出來的財富卻很多，以至占了全國財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這個地方，人雖然多，但地理條件不好，社會風氣也不好，沒有創造出多少財富來。這跟後來以戶口增減來衡量社會經濟是否發展的論點，有很大的不同。 自《漢書·地理志》以後，在《二十四史》中，有地誌者計十六家，「正史」或稱《地理志》，或稱《郡國志》、《州郡志》、《地形志》。它們或記人口的分布，或記人口的遷徙，都是以人口與地理相結合的情況著眼的，這是在封建社會勞動力與土地相結合在史書上的反映，但也可作為我們考察歷史問題的參考。 從地理條件看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是過去中國一些史學家感到興趣的，也是過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興趣的。漢初，劉邦打算建都洛陽。婁敬建議都長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①婁敬這段話講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關中的地理條件的優勢，把經濟、軍事、政治幾個方面都考慮到了。劉邦徵求群臣的意見，「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陽為東周之都）。」劉邦疑而不能決，及至張良也說應都長安，他才下了決心，「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司馬遷很生動地記述了這件事，認為婁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評價是很高的。所謂「建萬世之安」，當然是誇大之辭。但直至唐代中葉，杜佑仍然認為，關中的地理條件對於政治上的鞏固和統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四塞為固，秦氏資之，遂平海內。」這是從歷史上來看。同時，他針對唐初有關遷都的議論，強調說：夫臨制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為海內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於茲，若居之則勢大而威遠，舍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搖矣，非止於危亂者哉！誠系興衰，何可輕議。②司馬遷和杜佑的看法，說明在漢唐時期，關中的地理條件對這兩個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統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贊同司馬遷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據《史記》所記認為：「漢祖入關，諸將爭走金帛之府，惟蕭何收秦圖書，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戶口虛實。厥後受命汜水，定都洛陽，留侯演委輅之謀，田肎賀入關之策，事關興替，理切安危，舉斯而言，斷可識矣。」他申明自己撰寫《元和郡縣圖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認為：中唐以來，「成當今之務，①以上均見《史記·貨殖列傳》。 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也。」①把地理條件和人們對地理條件的認識和利用看作是「事關興替，理切安危」的問題，是這位政治家和歷史、地理學者的政治經歷和學術研究所達到的一個共同的結論。 都城，是歷代皇朝政治統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條件歷來受到更多的重視，此即所謂「卜都定鼎，計及萬世，必相天下之勢而厚集之」②。上文所述地理條件跟政治統治的關係，有些就是和都城相關聯的。劉知幾主張：「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③這說明他對於都城在國史編纂內容上的重視。不過劉知幾主要還是從政治統治的歷史經驗提出這個問題的，沒有著重於地理條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時國子博士朱朴曾上書言當世事，並從地理條件的得失提出遷都的建議，認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以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遠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①99900041_0104_0朱朴的建議沒有被唐昭宗採納。這時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遷都之舉可以挽回頹勢，足見朱朴在政治上是很迂闊的。但是，他的這些議論透露出，由於地理條件的變化，關中地區已逐漸失去了經濟上的優勢；由於社會的動亂、政治的腐敗，長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氣象。這跟中唐時期杜佑、李吉甫對長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朴建議中的這一點啟示是不應忽視的。而他的「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的見解，也還包含著辯證的因素，不可完全視為迂闊之見。鄭樵在《通志·都邑略·序》里引證了朱朴的遷都議，認為：「其論『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則前此或未有之及矣。」這也是贊成他的「隨時制事」的主張。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認為是從地理條件考察「建邦設都」跟政治統治關係的佳作，他是從全國的地理形勢和以往的歷史經驗出發，對地理條件與「建邦設都」的關係和政治上興亡得失的關係作總的考察。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在新的歷史條件（包括地理條件和政治條件）下，長安、洛陽、建業所謂「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於汴京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這跟「靖康之難」有直接的關係；（三）他在這篇序論的末尾還提出南宋建都臨安是不妥當的，應采唐人朱朴之議，移都南陽。鄭樵的這些論點和其他一些看法並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難」都歸結到北宋定都汴京這一點上就是極為片面的。但他從總的地理條件和歷代「建邦設都」的歷史中，試圖總結一些帶有普遍性的認識的這一意向是很難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體結論，如「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等，對於我們從地理條件方面探討歷史上「建邦①《元和郡縣圖志·序》。 ②徐元文：《歷代宅京記》序。 ③《史通·書志》。 設都」的客觀規律，也是很有啟發性的。明清之際，顧炎武撰《歷代宅京記》，就歷代建都之制，備載其城郭宮室、都邑寺觀及建置年月等史實，其總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論議，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輯錄都城歷史資料的專書，有相當高的文獻價值。 過去中國史學家一方面認為地理條件跟政治上的興亡得失有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認為地理條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絕對的。賈誼的《過秦論》是一篇著名的史論，它表明了對地理的及其它物質的條件的作用不能作絕對的理解。他指陳了秦占有各方面的優勢，包括地理條件在內，但歷史發展的結果卻是秦亡漢興。這是為什麼？他寫道：「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的論點，在後來的史學家中也多有之。這可見過去中國史學家對於地區條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當辯證的因素的。 過去，中國史學家關於地理條件跟歷史發展的關係的撰述是很豐富的，還有一個傳統的特點，這就是重視它的社會作用。在這方面，顧炎武所編《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兩部代表作。 《天下郡國利病書》是作者自明末崇禎十二年（1639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編纂而成的。作者寫這部書時是處在歷史的重大轉折時期，他在序言中講到了他編纂的目的：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 他說的「輿地之記」，是指的《肇域志》。他說的「利病之書」，即系《天下郡國利病書》。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和他所堅守的「文須有益於天下」的主張①，使他的「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的心情帶有強烈的時代感。他窮究於地理而著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為經世致用而編纂此書的目的。 作為講地理的書，《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編次上反映出作者對地理條件認識的三個層次：一，全書首卷敘「輿地山川總論」。這是對全國地理條件的概述，是全書的總綱。它從地脈（山脈分布）、形勝（地形特點）、風土（氣候差別）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個方面勾勒出全國地理面貌及其特點，所用文字不多，但輪廓卻很清晰。二，全書以絕大部分篇幅，分別論述了北直、江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及東北、北部和西北邊疆的地理情況；論述過程中，先內地而後邊疆，並專立「邊備」、「河套」、「西域」三個卷目，表明作者對邊疆地理的重視。三，書末扼要論述了中國跟有關國家的地理關係、貿易關係以及一些國家的地理狀況，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開闊的視野。這三個層次，反映了作者在認識地理條件的問題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內地和邊疆、中國和外國這幾個方面的關係。這是他在見識上超過前人的地方。《天下郡國利病書》記各地的自然環境、政區劃分、經濟狀況和戍守形勢等，而以記述各地經濟狀況為主，因而在地理書中獨具特色。它記述經濟狀況的方面很寬廣，包含漕渠、倉廒、糧額、馬政、草場、鹽政、屯田、水①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文須有益於天下》條：「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 利、賦稅、徭役、戶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記述土地、賦役、水利最多。關於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製度、占有和使用情況，土地兼併的發展，以及因自然條件的變化而引起的土地變化和農田建設等等。全書除對各地屯田興廢得失有較多的論述外，還記述了不同地區在區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種種情況①，記述江南地區沙田、洲田的情況以及荒田、勛田、僧田等情況②。關於賦役，作者一方面注意於全國各地的賦役情況，另一方面則尤矚目於江南的賦役之重。他重視《大學衍義補》的說法：「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③又引證王象恆《東南賦役獨重疏》之說：「人止知江南錢糧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與宇內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與他處完輕者相等矣。」①顧炎武在《日知錄》里提出「蘇松二府田賦之重」②的論點，當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國賦役情況特別是江南賦役情況後得到的結論。此外，作者引證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條鞭法在有的地區「屢行屢止，致使忠實良民田鬻大半，戶口尚高，經年累歲，獨當各樣重差，無息肩之日，苦累不可勝言」③；在另一些地區，已經到了「祖宗劃一之規、易簡之政，果終不可復哉，果終不可復哉」的地步了④。關於水利，作者徵引大量歷史文獻及前人的有關言論，對全國各地水利事業均有記載，有的著重臚列歷代水利，有的著重分析一方水利現狀，還有關於這方面的奏議、調查、記事。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視江南的賦役狀況一樣，他也十分重視江南的水利狀況，故於江南水利論述尤多。這反映了明朝時期，江南在地理條件上的特點和社會經濟上的地位。 《天下郡國利病書》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山東、陝西為最多，浙江、廣東、四川、湖廣次之，福建、雲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廣西、貴州最少。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輯上的原因，但也大致反映了明代各地區在全國經濟、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這跟唐中葉以前人們講地理、論食貨必首推關中的情況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語。 《天下郡國利病書》雖以輯錄前人論述成編，但於選材、標目、編次之中，亦足以窺見作者開闊的視野、深刻的政治見解和經世致用的編纂目的；它雖是一部地理書，但卻蘊含著編纂者的豐富的經濟、政治思想。 比《天下郡國利病書》稍晚的《讀史方輿紀要》，是顧祖禹以二十年功夫撰成的一部地理名著。全書一百三十卷，附《輿圖要覽》四卷，文字浩繁，結構嚴謹。《讀史方輿紀要》的正文主要包含三個部分：一是「歷代州域形勢」。這是有關自上古直至元、明的行政區劃及其沿革，是歷史地理部分。二是分敘全國各地方輿。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為次第，論述兩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轄範圍的地理形勢：含序論，概述，分論各府、州、縣、長官司的山川形勢和城、鎮、營、寨、堡、關、隘、橋、驛等軍事設施。這是政治、軍①參見《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一一、河南三、湖廣五。 ②參見《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一三。 ③《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三。 ①《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六。 ②《日知錄》卷一○。 ③《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東五。 ④《天下郡國利病書》河南四。 事地理部分。三是總敘全國山川分布。這是輯錄前人著作中有關文獻資料編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附錄《輿圖要覽》有地圖數十幅，圖前有序，圖後有表；其中「九邊圖」和《黃河圖說》、《海運圖說》、《漕運圖說》等，也反映出作者對於軍事的重視。 《讀史方輿紀要》是一部以地理為基礎、以闡明軍事上的成敗為主要內容、以總結政治興亡為目的的巨著。作者為各地方輿所撰的序論，最能反映出作者在這方面的造詣和旨趣。顧祖禹論江南方輿說：「以東南之形勢，而能與天下相權衡者，江南而已。」①論河南方輿說：「河南，古所稱四戰二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②論浙江方輿說：「浙江之形勢，盡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①這是用幾句話就概括了不同地區的地理形勢的輕重、得失，從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見解之深。 顧祖禹在論述各地方輿時，注意到結合社會歷史的多種因素來評價它們的地位，尤其顯示出作者傑出的政治見解和軍事思想。例如，他論山東方輿說：山東之於京師，犬牙相錯也。語其形勝，則不及雍、梁之險阻；語其封域，則不及荊、揚之曠衍。然而，能為京師患者，莫如山東。何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漕渠中貫于山東，江淮四百萬粟，皆取道焉。②99900041_0110_1這是從漕運與京師的關係來看待山東地理位置的重要。 作者論四川方輿，則認為：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③99900041_0110_2這是強調險不足恃和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所以作者感嘆地說：「夫恃其險而坐守之，以至於亡，又豈惟蜀為然哉！」 在講到陝西方輿時，作者指出：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蒲洪、姚萇之時，可以用關中矣，而其人非也；諸葛武候之才，足以用關中矣，而其時非也；張浚之時，可以用關中，浚之識亦知關中為可用，而其才非也。④99900041_0110_3這是一方面講了關中地理形勢的重要，一方面又講了這種地理形勢要發揮作用是跟一定的時機、人的行為和才能有密切的關係。 在講到湖廣方輿時，作者寫道：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①99900041_0111_0作者一一分析了這三種不同結論的根據。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考察某地地理條件時，能夠緊緊把握住局部和全局的關係，並按照不同的層次來評價它們之間的關係。 以上這些，都顯示了顧祖禹的淵博和卓識。 《讀史方輿紀要》歷來受到人們很高的評價。人們稱讚它「辨星土則列山川之源流，詳建設則志邑里之新舊，至於明形勢以示控制之機宜，紀盛衰①《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 ②《讀史方輿紀要·河南方輿紀要序》。 ①《讀史方輿紀要·浙江方輿紀要序》。 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詞簡，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長，藏之約而用之博，鑒遠洞微，憂深慮廣，誠古今之龜鑑，治平之藥石也。有志於用世者，皆不可以無此篇」②。說它「不征奇，不探異，網羅放失，於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③。認為「非具上下縱橫之識而悠然有所會者，亦何有於是書」④，而其特點則在於詳論「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得失成敗之跡」⑤。這些評論，大多還是比較中肯的。 孟德斯鳩和黑格爾的有關論點西方學者對於地理條件跟歷史發展的關係這一問題，也有不少的論述。 近代歐洲的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大大地向前發展了，從而具有系統的理論的形式。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LouisdeSecondatMontesquieu，1689—1755）在其所著《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提出，土壤的性質和地形的特點直接影響著國家的政體和法律的形式。他認為：一個國家土地優良就自然地產生依賴性。鄉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們不很關心他們的自由；他們很忙，只是注意他們自己的私事。..因此，土地肥沃的國家常常是「單人統治的政體」，土地不太肥沃的國家常常是「數人統治的政體」；這有時就補救了天然的缺陷。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山地、平原、近海三種地形會產生三種不同的政體，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堅決主張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則要求由一些上層人物領導的政體；近海的人則希望一種由二者混合的政體」。在孟德斯鳩看來，居住在不同地形上的居民，在保衛自由的能力和追求自由的熱情上有很大的差別，進而造成了他們對政體選擇的不同要求。 孟德斯鳩還認為，土地腴瘠的不同，對於人們性格的形成、精神的薰陶也會造成很大的差別。他說：「土地貧瘠，使人勤奮、儉樸、耐勞、勇敢和適宜於戰爭；土地所不給予的東西，他們不得不以人力去獲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寬裕而柔弱、怠惰、貪生怕死。」他還認為，氣候的不同，會影響到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面貌和命運：氣候比較好的地區容易受到別的民族的侵擾，如「波斯、土耳其、俄羅斯和波蘭的最溫暖的地區曾受到大小韃靼人的蹂躪」；而「由於中國的氣候，人們自然地傾向於奴隸性的服從」等等。①孟德斯鳩從論證「法律和土壤的性質的關係」出發，廣泛地探討了地形、氣候、土壤跟社會發展的關係。他在探討中所得到的一些具體的結論，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甚至是極其荒謬的。他把民族的精神的形成和國家的政體的形式，統通歸結為地形、氣候、土壤等地理條件，顯然是片面的。由於孟德斯鳩沒有較多地從物質生產方面來認識地理條件的作用，所以儘管他的這些理論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對後世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即片面誇大地理條件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②《讀史方輿紀要》吳興祚序。 ③《讀史方輿紀要》熊開元序。 ④重刻《讀史方輿紀要》黃冕跋。 ⑤《讀史方輿紀要》魏禧序。 ①以上參見張雁深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第279—283頁，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1版。在孟德斯鳩後的一個多世紀，德國大思想家黑格爾（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從歷史哲學的高度精闢地闡述了地理條件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他的名著《歷史哲學》中明確地提出了「歷史的地理基礎」這個概念，他這樣寫道：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繫，就是地理的基礎；假如把自然的聯繫同道德「全體」的普遍性和道德全體的個別行動的個體比較起來，那末，自然的聯繫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我們所注重的，並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據的土地當作是一種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這地方的自然類型和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的類型和性格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個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出現和發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採取的地位。 這一段話，可以看作是黑格爾關於「歷史的地理基礎」的總的看法。他把「地理的基礎」也看作是他的「絕對精神」藉以「表演的場地」，但他卻明確地指出了「地理的基礎」跟「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出現和發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採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聯繫。在這裡，黑格爾思想中的合理的內核，是被他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包裹著的。 黑格爾認為，由於氣候條件的差別，各個地區在世界歷史上所發揮的作用是極不相同的：有好些自然的環境，必須永遠排斥在世界歷史的運動之外..在寒帶和熱帶上，找不到世界歷史民族的地盤。因為..在極熱和極寒的地帶上，人類不能夠作自由的運動；這些地方的酷熱和嚴寒使得「精神」不能夠給它自己建築一個世界。..歷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溫帶，當然是北溫帶，因為地球在那兒形成了一個大陸，正如希臘人所說，有著一個廣闊的胸膛。 這裡，黑格爾以全球的眼光來看待寒帶、熱帶和溫帶在世界歷史上的不同作用，這在人類認識史上還是第一次。他把寒帶和熱帶「永遠排斥在世界歷史的運動之外」的論點，當然是不對的，因為熱帶至少曾經是人類祖先活動的地方；但是，黑格爾指出溫帶在人類歷史發展上具有比寒帶和熱帶更大的優越性這一事實，則是正確的。 黑格爾還認為，地形條件的不同，也影響著人民的生產、生活形式和性格的類型，從而影響著各個民族在歷史上發生、發展及其所處的地位。他認為，人類歷史的地理條件有三種特殊的差別：一是「乾燥的高地，同廣闊的草地和平原」，二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流過的地方」，三是「和海相連的海岸區域」。處在第一種地理條件下的居民主要從事畜牧業，他們「沒有法律關係的存在」，其特性是「好客和掠奪」。具有第二種地理條件的居民主要經營農業，「在這些區域裡發生了偉大的王國，並且開始築起了大國的基礎」，在這裡「土地所有權和各種法律關係便跟著發生了——換句話說，國家的根據和基礎，從這些法律關係開始有了成立的可能」。至於第三種地理條件，黑格爾則特別予以讚揚，他這樣寫道：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他自己底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地上，把他捲入無窮的依賴性裡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的圈子。航海的人都想獲利，然而他們所用的手段卻是緣木求魚，因為他們是冒了生命財產的危險來求利的。因此，他們所用的手段和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恰巧相反。這一層關係使他們的營利、他們的職業，有超過營利和職業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從事貿易必須要有勇氣，智慧必須和勇敢結合在一起。..這種超越土地限制、渡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洲各國所沒有的，就算他們有更多壯麗的政治建築，就算他們自己也是以海為界——象中國便是一個例子。在他們看來，海只是陸地的中斷，陸地的天限；他們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 黑格爾進而指出，這三種地理條件的典型分別是非洲、亞洲和歐洲。從這裡可以看出，黑格爾作為一個歐洲人，他為歐洲擁有這樣優越的地理條件感到自豪。值得注意的是，黑格爾在這裡特別提到了中國，認為中國雖然也是「以海為界」，但中國人卻把海看作是「陸地的中斷」和「陸地的天限」，因而「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黑格爾的這個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早在歐洲人進行遠航之前，中國人已經進行過偉大的航海事業，只是因為中國那時的社會生產水平還沒有達到使這種事業成為真正的需要而得繼續發展罷了。然而，黑格爾所說的這三種地理條件所造成的非洲、亞洲和歐洲在歷史發展上的差別，的確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在講到海的時候，黑格爾對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更有一種特殊的評價。他認為，由於地中海的存在，才使非洲、亞洲和歐洲這「組成舊世界的三大洲相互之間保持著一種本質上的關係，形成一個總體」，所以地中海「是世界歷史的中心」。黑格爾是這樣說的：地中海是地球上四分之三面積結合的因素，也是世界歷史的中心。號稱歷史上光芒的焦點的希臘便是在這裡。在敘利亞則有耶路撒冷——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中心點。它的東南部則有麥加和麥地那，乃是伊斯蘭教徒信仰的搖籃地。迤西則有特爾斐和雅典，更西則有羅馬，還有亞歷山大里亞和迦太基也在地中海上。所以地中海是舊世界的心臟，因為它是舊世界成立的條件，和賦予舊世界以生命的東西。沒有地中海，「世界歷史」便無從設想了：那就好象羅馬或者雅典沒有了全市生活會集的「市場」一樣。 黑格爾強調海對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指出地中海在世界歷史上的特殊作用，誠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他由此得出結論，說地中海「是世界歷史的中心」，「是舊世界的心臟」，「是舊世界的中央和終極」等等，這就過分誇大了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黑格爾說的「舊世界」，是跟被他稱為「新世界」的美洲和澳洲相對而言的；他甚至認為，「新世界裡發生的種種，只是舊世界的一種回聲」①。這位辯證法大師終於還是承認「終極」的存在，從而使他關於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係的理論蒙上一層神秘的外衣，使它無法擺脫「終極真理」的羈絆。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人們對於地理條件和人類社會發展關係的看法，其積極的方面在於，它們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因素對社會發展的影響，這無疑是很有價值的。但是，這些看法或者過分地誇大了地理條件的作用，或者最終還是對地理條件作了唯心主義的解釋。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儘管已經有了比較豐富的思想資料的積累，但並沒有達到對於這個問題的科學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才改變了這種局①以上引文，見《歷史哲學》第121—147頁，王造時譯，三聯書店1956年12月第1版。面。它從五個方面闡述了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的關係。 第一，地理條件是人類歷史發生、發展的前提之一。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而「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又必須有一定的「自然基礎」；這個自然基礎包括「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和「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因此，「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①。關於「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對於人類歷史進程的意義，我們將在本書第三章予以論述；這裡，著重就自然條件即地理條件之作為人類歷史發生、發展的前提談談我們的認識。 從生產和勞動的觀點來看，地理條件乃是生產得以進行的原始條件，是勞動存在的前提。關於這一點，馬克思作了精闢的分析。他說：生產的原始條件表現為自然前提，即生產者生存的自然條件，正如他的活的軀體一樣，儘管他再生產並發展這種軀體，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創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在（肉體存在），是一種並非由他創造的自然前提。被他當作屬於他所有的無機體來看待的這些生存的自然條件，本身具有雙重的性質：（1）是主體的自然，（2）是客體的自然。②99900041_0118_1這說明，如果沒有作為自然的人的存在，沒有作為人的生存的自然條件，生產是不可能進行的；而如果沒有生產，也就沒有人類的歷史。馬克思還說：「自然界一方面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所需的資料。」①這就是說，不論是勞動的存在，還是勞動者本身的生存，都不能離開自然界。總之，地理條件對於生產和勞動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從而也是人類歷史發生、發展不可缺少的前提。 舉例來說，土地是地理條件中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對此，早在馬克思主義以前，人們已經提出過一些看法；但只是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時候，才把這些看法發展為科學的見解。恩格斯指出：「土地沒有人耕作僅僅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動的首要條件恰恰就是土地。」②這裡，恩格斯把人的活動的重要和土地的重要兩種關係都講到了。關於土地對於生產的重要性、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馬克思作了詳細的論述，他寫道：..土地是一切生產和一切生存的源泉，並且它又是同農業結合著的，而農業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方式。 土地是一個大實驗場，是一個武庫，既提供勞動資料，又提供勞動材料，還提供共同體居住的地方，即共同體的基礎。土地本身，無論它的耕作、它的實際占有會有多大障礙，也並不妨礙把它當作活的個體的無機自然，當作他的工作場所，當作主體的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生活資料。①99900041_0120_0從馬克思的這些論述來看，土地是人類生產和生存的源泉，是共同體得以建立的基礎；離開了土地，生產和生存不能維持，共同體無法出現，民族的形成、國家的建立也都成為不可想像的事情。土地跟人類生產和生活的這種密①《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頁。 ①《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二卷第92頁。②《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12頁。 切關係，有力地說明了地理條件是人類歷史發生、發展的前提。 第二，不同的地理條件影響著社會生產力的分布狀況和發展水平。上面講到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之一般的或普遍的關係，這裡涉及的是這種關係的具體的或特殊的表現形式。而這些具體的或特殊的表現形式，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上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例如，一定的地理條件曾經是原始居民的部落共同體即天然的共同體形成的前提。馬克思在分析部落共同體同土地的關係時是這樣講的：..遊牧，總而言之流動，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個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裡找到草場就在哪裡放牧（人類不是天生定居的；只有在特別富饒的自然環境裡，人才有可能象猿猴那樣棲息在某一棵樹上，否則總是象野獸那樣到處遊蕩），所以，部落共同體，即天然的共同體，並不是共同占有（暫時的）和利用土地的結果，而是其前提。①這就是說，有了豐盛的水草這樣的地理條件，才有部落共同體即天然的共同體的出現。這種情況，從我國北方草原民族大多具有「逐水草而居」的歷史看得十分清楚。 又如，不同的地理條件形成了各地居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類型的不同，從而促進了交換的發展。地理條件的差別，對定居下來的原始居民的生產和生活的影響是不一樣的。馬克思認為：「一旦人類終於定居下來，這種原始共同體就將依種種外界的（氣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條件，以及他們的特殊的自然習性（他們的部落性質）等等，而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②這種變化，不僅表現在公社或部落成員對部落土地（即對於部落所定居的土地）之關係的種種不同形式上③，而且還表現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類型的自然差別上。這是因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這種自然的差別，在公社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產品逐漸變成商品④99900041_0121_3。 在馬克思看來，產品交換的發生，即產品逐漸變成商品的現象的發生，是由於不同地區的自然差別所造成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的不同的結果，即由於地理條件不同所造成的生產分布不同和社會分工不同的結果。他在批評那種「把交換看作分工的基礎」的論點時，十分詳盡地闡述了這個思想：亞當·斯密把交換看作分工的基礎，但是相反，交換是（但不一定是）分工的結果。霍吉斯金正確地指出，在一切國家和一切政治制度中都有職業劃分，即社會勞動的分工。這種分工最初存在於家庭中，它是由於生理差別即性別和年齡的差別而自然產生的。個人的體質、肉體和精神方面的差別是這種分工的新原因。後來，由於自然條件不同，即由於土地肥力、水域和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互相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①99900041_0122_0這一段被馬克思所引證並且也為他所贊成的論述表明：社會勞動的分工，最初是由於勞動者的生理差別而產生的；而在比較發展的階段上，這種分工則①《經濟學手稿》（1857—185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72頁。②同上。 ③《經濟學手稿》（1857—185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84頁。是由於勞動者所處的地理條件的不同而引起的。從後者來看，地理條件影響著社會生產力的分布狀況是顯而易見的。 再如，在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階段上，地理條件的差異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溫床；反之，在地理條件的單調和自然產品的單調的地方，一般地說，生產力發展要緩慢得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勢必就步履蹣跚，難得到來。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地理條件的關係，馬克思是這樣說的：資本主義生產一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並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長度的情況下，剩餘勞動量隨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別是隨土壤的肥力而變化。但絕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適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於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公式趨於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①99900041_0123_0一般地說，肥沃的土壤是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的。但是，最肥沃的土壤未必能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需要有相當發展的商品生產作為前提的，而商品生產只有在地理條件存在著差異性以及由此而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的情況下，只有在具備了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的情況下，才可能有充分的發展。如果在那些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地方，則可能造成產業史發展的緩慢。從這個意義上說，地理條件不僅影響著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甚至也影響著新的生產方式的產生。 由於不同的地理條件影響著社會生產力的分布狀況和發展水平，因而人類歷史的發展也就具有不平衡性和多樣性的特點。這個特點，不論就世界範圍來說，還是就一個國家（尤其是那些地域遼闊的國家）來說，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第三，地理條件還影響著一些國家的政權的形式和政權的職能及其歷史特點。馬克思特別舉出亞洲許多國家的歷史來闡明上述論點，他寫道：在亞洲，從很古的時候起一般說來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軍事部門，或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地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以及其他國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注灌溉渠。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蘭德和義大利，曾使私人企業家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這就可以說明一件否則無法解釋的事實，即大片先前耕種得很好的地區現在都荒蕪不毛，例如巴爾米拉、彼特拉、葉門廢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廣大地區就是這樣。同時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一次毀滅性的戰爭就能夠使一個國家在幾百年內人煙蕭條，並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①99900041_0125_0從這一段引文可以看出：馬克思認為，氣候和土地條件引起對水利工程的需要，這種需要又影響到政權的形式和職能，這種政權的形式和職能的存在與否則影響到這一地區的國家的歷史進程。在這裡，地理條件對國家政權形式及其職能的影響是通過經濟的槓桿而發生作用的。這是亞洲許多國家的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歷史上歷代皇朝都重視興修水利工程的事實，同樣證明了馬克思論斷的正確。 第四，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斷變化。地理條件只有在直接地或間接地和生產聯繫起來時，才可能顯示出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如果離開了生產活動，這種影響也就不復存在。質而言之，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通過它與生產相聯繫而實現的。因此，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它跟地理條件相聯繫的狀況會不斷發生變化，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也會不斷發生變化。馬克思指出：撇開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繫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豐富的水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①99900041_0126_0馬克思的這段話告訴我們：人類越是進步，社會越是向前發展，作為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將日益失去它對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決定性的意義，而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將日益增強它對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決定性的意義。這是因為，只有在社會生產發展較高的階段上，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才能更多地、更廣泛地和生產相聯繫，它們對生產的作用才能愈來愈多地被釋放出來；反之，在社會生產發展較低的階段上，儘管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是早已存在的，但由於生產水平的低下，人們還不能夠大量地、廣泛地把生產跟這一部分自然富源結合起來，而只能較多地利用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這說明，不同的自然富源在相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其影響於社會發展的作用是不同的；而相同的自然富源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其影響於社會發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因此，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之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以及這種影響所發揮的作用，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越來越顯著、越來越增強的。馬克思在講到近代勞動生產力和自然條件的關係時是這樣說的：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們的生產技能上的區別撇開不談，那末勞動生產力主要應取決於：（1）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2）勞動的社會力量的日益改進，這種改進是由以下各種因素引起的，即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集中，勞動的聯合，分工，機器，生產方法的改良，化學及其他自然因素的應用，靠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的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並且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是由於這些發明而得發展起來。①99900041_0127_0這裡所說的（1），指的是自然條件本身；所說的（2），指的是生產的規模、分工的發展、機器的發明、生產方法的改進和對於種種自然因素的應用及各種科學發明等等。可見，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一方面要取決於自然條件，一方面也取決於人們對「自然因素的應用」即「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的能力和水平。換言之，人們應用自然因素的能力愈強、水平愈高，則地理條件對勞動生產力發展所發揮的作用就愈大。本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生產上的應用所帶來的生產力的空前發展，證明馬克思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第五，人類在利用地理條件中也不斷改變著地理條件，並獲得對於地理條件的新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確認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但並不認為作為社會的人在地理條件面前是被動的和消極的，因而並不認為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是正確的。恩格斯在批評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時寫道：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於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在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日爾曼民族移入時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現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氣候、植物界、動物界以及人類本身都不斷地變化，而且這一切都是由於人的活動，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這個時期中沒有人的干預而發生的變化，實在是微乎其微的。①99900041_0128_0恩格斯的上述論點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他指出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這個事實，從而說明人在自然界面前並不是消極的和被動的。同時，他又指出了歷史時期人類活動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要比未經人的干預而發生的自然界的變化大得多，從而說明人反作用於自然界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我們認為，只有既承認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又承認社會的人也反作用於地理條件、可以改變地理條件，才是堅持了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之間關係的辯證法則，才能夠同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劃清界限。如上文所述，馬克思一方面指出地理條件的差異性和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對於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又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是堅持這種辯證法則的典範。 應當特別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強調「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這個論點，並不只是著眼於這種反作用所帶來的客觀環境的變化，而且十分重視這種反作用及其後果在人們的認識上的意義。恩格斯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阿爾卑斯山的義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松林，他們沒有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裡的高山畜牧業的基礎給摧毀了；他們更沒有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在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的人，並不知道他們也把瘰癧症和多粉的塊根一起傳播過來了。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徵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特別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但是這種事情發生愈多，人們愈會重新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這種觀點是從古典古代崩潰以後在歐洲發生並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發展的。」①人類對於因自身活動而改變自然界所帶來的積極結果與消極結果的自覺認識，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這不僅是因為「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產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②，更重要的是因為這種認識的獲得對於人類重新審查、調整自身活動與自然界的關係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即正確運用自然規律。恩格斯所說的「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大量地存在著的。恩格斯的這些話寫於一百年前，然而一個世紀以來，不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各地，人們都還沒有能夠免除自然界的這種「報復」，可見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一個需要人們不斷探索、不斷實踐、不斷提出新的認識的問題。 總之，馬克思主義認為，地理條件是經濟關係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之一。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講到「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係」時，明確指出：「..包括在經濟關係中的還有這些關係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餘（這些殘餘往往只是由於傳統或惰力才繼續保存下來），當然還有圍繞著這一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①恩格斯把經濟關係「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也作為經濟關係的一部分看待，這就把地理條件與生產的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它和生產關係的關係都全面概括了。後來，史達林也指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一概念所包括的首先是社會所處的自然環境，即地理環境，因為地理環境是社會物質生活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之一，它當然影響到社會的發展。」①史達林說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跟上文所引恩格斯說的「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係」是一致的。他們把地理條件作為「經濟關係」體系或「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體系的一環來看待的論點，對於我們認識地理條件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關係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最後，我們認為有必要指出普列漢諾夫在關於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係之認識上的錯誤。普列漢諾夫的早期著作在闡釋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關於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和意義，他也作過一些精采的論述，這主要見於他撰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兩書。但是，普列漢諾夫的有關論述卻導致了下列一些錯誤的結論，如：「總之，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則決定著經濟的、以及隨著經濟之後的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發展。」「現在我們知道，生產力的發展歸根到底決定著一切社會關係的發展，而決定生產力的發展的則是地理環境的性質。」②「歸根結底，這個制度（指社會制度—①《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17—518頁。 ②《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18頁。 ①《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史達林文選》（1934—1952）上冊第193頁，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 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第28、29頁，張仲實譯，三聯書店1961年7月第1版。引文中的著重號是—引者）是由地理環境的屬性決定的」③。這樣的結論，無疑是把地理環境看作是決定社會發展的最終的決定因素了，這顯然是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相違背的。誠如史達林所說：地理環境影響到社會的發展，表現在它能夠「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但是這種影響「並不是決定的影響」；「地理環境不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的原因，決定的原因，因為在幾萬年間幾乎保持不變的現象，決不能成為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化的現象發展的主要原因。」①史達林的論點，概括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見解，應當受到足夠的重視。 馬克思主義關於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係的理論，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同於任何唯心主義歷史觀和自然主義歷史觀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地理基礎這個古老的、同時又具有現實意義的重大課題。這個理論，是我們正確認識世界歷史進程的指導方針之一，也是我們正確認識中國歷史進程的指導方針之一。 第二節　中國地理條件的特點及其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關係 中國地理條件的概貌和特點中國幅員遼闊。國境北起漠河附近的黑龍江心，南至南沙群島的曾母暗沙，西起帕米爾高原，東至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匯合的地方。總面積約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陸地邊界長達二萬餘公里，東鄰朝鮮，北鄰蒙古人民共和國，東北和西北鄰蘇聯，西和西南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錫金和不丹，南鄰緬甸、寮國和越南。大陸海岸線長達一萬八千餘公里，隔海與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文萊等國家和地區遙遙相望。 全國有很多山脈，主要是在西部。其中，由西向東延伸的山脈，有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崑崙山脈、祁連山脈、喀喇崑崙山脈、岡底斯山脈、喜馬拉雅山脈、陰山山脈、秦嶺山脈和南嶺山脈；由北向南延伸的山脈，有橫斷山脈，是由大雪山、怒山和高黎貢山等東西並列的山構成的。在國境東部，另有由東北向西南延伸的山脈。其西側有大興安嶺山脈、太行山脈、巫山、武陵山、大婁山、雪峰山等。其東側有長白山、遼東丘陵、山東丘陵和閩浙丘陵。以上這些山脈，構成了全國地形的基本骨架。 就海拔高度的顯著變化說，由西向東，全國地形可分為三級階梯。青藏高原，以崑崙山脈北支和祁連山脈為北緣，以喀喇崑崙山脈、喜馬拉雅山脈、橫斷山脈為西緣和南緣，是世界上最高大的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稱，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喜馬拉雅山的珠穆朗瑪峰，位於中國和尼泊爾邊界線上，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點一三米，是世界第一高峰。高原東北部的柴達木盆地，稍為低平，海拔也近三千米。這是最高的一級階梯。青藏高原的北面和東面，下降到海拔大多為一千米至二千米的高原和盆地。其中，有雲貴高原有的。 ③《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第195頁，博古譯，三聯書店1961年6月第1版。①《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史達林文選》（1934—1952）上冊第191頁，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 原，有在甘肅中部東部、寧夏回族自治區東南部、陝西省北部、山西全省和河南省西部的黃土高原，有內蒙古高原，有四川盆地、有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塔里木盆地和準噶爾盆地。這是第二級階梯。在大興安嶺以至雪峰一線以東，是海拔一千米以下的丘陵至二百米以下的平原。東北、華北、長江中下游三大平原，都在這裡。沿海平原，多在海拔五十米以下。這是第三級階梯。 全國的河流，也多是由西向東，最後流入太平洋。主要的河流，如長江、黃河、黑龍江、珠江、松花江、遼河、海河和淮河，大部都向東流。也有向南流的，如雅魯藏布江、怒江，分別經由印度、孟加拉、緬甸，流入印度洋；瀾滄江、元江，分別經由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和越南，流入太平洋。有向北流的，如額爾齊斯河是流入北冰洋。以上都是外流河。還有不能流入海洋的內陸河流，有塔里木河、柴達木河、疏勒河等。 長江是我國最長的河流，長達六千三百八十公里，流域面積一百八十萬平方公里。其次是黃河，長達五千五百○一公里①，流域面積七十五萬多平方公里。再次是黑龍江，流經國境內和中、蘇邊境的長度，是二千九百六十五公里，流域面積占東北的大部分地區。塔里木河流長二千一百七十九公里，但由於支流不多，流域面積只有一十九萬八千平方公里。珠江，以西江的上游南盤江為正源，流長二千一百二十九公里，流域面積四十二萬五千七百平方公里。松花江流長一千八百四十公里，而流域面積卻有五十四萬五千六百平方公里。雅魯藏布江在國境內的流域面積和海河的流域面積，都在二十萬平方公里以上。 全國各地，分布著大大小小的湖泊，而以長江中下游平原和藏北高原分布最密。較大的湖泊有鄱陽湖，面積有三千九百七十六平方公里；洞庭湖，面積有三千九百一十五平方公里；洪澤湖，面積有三千七百八十平方公里；太湖，面積有二千二百多平方公里。這些都是有名的淡水湖。還有鹹水湖，主要有青海湖，面積有四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羅布泊，面積有二千五百多平方公里。它們的面積和形狀都不穩定。在中、蘇邊界上的興凱湖，面積有四千三百八十平方公里，分屬於中、蘇兩國，是一個淡水湖。 中國大陸的東面和南面都是大海。在東面，最北的，是渤海。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南北對峙，成為渤海的天然門戶。渤海之南是黃海，長江口以南是東海，台灣海峽以南是南海。渤海是中國的內海，其他三個海都是太平洋的邊緣海。在大海中，羅列著五千多個島嶼，總面積約八萬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半在東海。台灣是我國最大的島，面積三萬五千七百平方公里。其次是海南島，面積三萬四千多平方公里。再次是位於長江口的崇明島，面積一千零八十三平方公里。此外，位於渤海門戶的廟島群島、錢塘江口外的舟山群島、台灣海峽的彭湖列島，都相當著名。南海中的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是最南端的島嶼。南海諸群島都是由數目不等的島嶼、沙洲、暗礁、暗沙所組成。在綿長曲折的中國海岸線上，有不少地方可供營建成優良的海港。 由於大洋和大陸之間在熱力上的差異而造成的季風氣候的顯著，加上土地的遼闊、地形的複雜，中國各地的氣溫和雨量相差很大，而氣候類型多種多樣。在夏季，全國氣溫普遍較高。七月份平均氣溫，在黑龍江是二十攝氏①1985年8月24日國家有關方面公布的測量長度，見《人民日報·海外版》1986年5月24日。度以上，在拉薩市是十五度，在杭州市是二十八度。在冬季，黑龍江最北平均氣溫在零下三十攝氏度左右，而海南島則高達十五攝氏度以上。正當北方千里冰封的時候，南方卻是氣候溫煦。同是一個盆地，盆地內部的氣溫與邊緣不同。同是一個山脈，迎風坡的氣溫與背風坡也不同。在垂直自然帶特別明顯的高峻大山，如喜馬拉雅山的南麓，隨著海拔的升降，氣溫和自然景象都有很大的差別，低處是溫暖濕潤的常綠闊葉林林帶而最高處則是終年積雪的冰雪帶。 土地的遼闊，地形的複雜，氣候的差異，以及有關的地區各種不同的自然特點，都使中國的自然資源極為豐富多樣。肥沃的平原地區盛產小麥、水稻、玉米、粟、高粱等糧食作物和棉、麻、油料、糖料等經濟作物。在廣大山區，除生產糧食外，還出產茶葉、茶油、桐油、蠶絲、白蠟和藥材。內蒙、新疆、青海和西藏等省和自治區有大面積的草原，生長著豐茂的牧草，畜牧著大量的牛羊馬駝。森林主要集中在東北、西南及福建省和台灣省東部，林型複雜，樹種繁多，單是喬木就有二千八百多種，有較高經濟價值的用材樹近一千種。全國各地的野生動物，鳥類約有一千一百五十種，獸類約四百多種，爬行兩棲類約四百二十餘種，其中有不少珍禽異獸。水力資源豐富，據初步估計，河流的年總流量達二萬七千多億立方米。各主要河流，又都有通航之利。儲量極為豐富的煤、石油、鐵遍及全國各地。銅、鋁、鎢、銻、鉬、錫、錳、鉛、鋅、汞等礦產，以及油頁岩、磷、硫磺、菱鎂礦、鹽、石膏等，分布也很廣泛。 中國的地域範圍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在這個地域範圍內的地理條件及其變化，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地理條件的複雜性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中國地域遼闊，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條件的複雜性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久遠的年代，黃河流域為我國歷史譜寫了豐富的、瑰麗的篇章，成為中華民族的搖籃。它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是我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這些，都和那時黃河流域的地理條件有密切的關係。考古資料表明，我國遠古時期文化發達的地區是黃河流域，西起隴山、東迄泰山這一廣大平原地區，它與渭河下游、黃河中下游之間以及濟水的上中游相連的東西一線。這是仰詔文化遺址和龍山文化遺址分布最稠密的地區，也是夏、商、西周三個王朝先後興起和立國的地區。在全國範圍之內，遠古遺存能夠與文獻記載的史跡相銜接，當首推這一地區。這決不是偶然的。從始見於文字記載的黃土高原的面貌來看，從西周到漢代，黃土高原上原隰相望，大體上到處呈現一片平整的面貌，由草原、森林和農作物組成的植被相當豐茂，說它是鬱鬱蔥蔥、到處顯現出一派山青水秀的旖旎風光，是並不過分的。始見於文字記載的黃土高原，不僅有湖泊，有的湖泊還相當大，在全國的湖泊中也未見得有任何遜色。黃土高原雖然相當高亢，卻也有較為低下的平原，黃河的一些支流支津的中下游還有相當開闊的河谷。那個時期的湖泊，許多就散布在這些平原上或開闊的河谷中，著名的湖泊有焦獲、楊紆和昭余祁。就是高亢的山地上也並非沒有湖泊，加弦蒲藪，就與楊紆、昭余祁齊名。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表明，春秋以前，黃河泛濫、決口和改道的種種事故是很少見的。黃河流域中下游和河濟之間，植被豐富，森林茂盛，氣候溫暖而濕潤，土質疏鬆、肥沃，宜於耕種，是當時農業最發展的地區。這樣的地理條件，比起當時周圍鄰近的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因而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都處於領先地位。①上面說的這種情況，從公元前一世紀漢武帝時成書的《史記》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里盛讚關中的地理條件及其富庶的情況，他說：「關中自■、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是全國財富最集中的地方。黃河下游的齊、魯一帶，雖比不上關中，但也是比較富庶的：「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鄒、魯一帶，也「頗有桑麻之業」。總之，當時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都是膏壤千里，氣候溫潤，宜於桑麻。與此相對照的是，當時的淮河以南及廣大的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遠不如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程度之高。在司馬遷筆下，西楚，「地薄，寡於積聚」；東楚，「其俗類徐、僮」，也比較落後；南楚，「其俗大類西楚」，而「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更造成了勞動人手的不足。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以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和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兩相比，可以看出，在西漢和西漢以前，這兩大水系所流經的地區，在經濟發展上很不平衡，即北方優於南方的趨勢異常明顯。這與它們當時的地理條件是密切相關的。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認為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的地理條件不好；但我們至少可以認為，當時的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的地理條件，也有其優越於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之處，這應當是沒有疑問的。這種情況，只是由於後來地理條件本身的演變和種種社會條件的變化才有所改變。改變的結果，並不是二者趨於平衡，而是新的不平衡代替了舊的不平衡，即長江流域的經濟、文化的發展超過了黃河流域的經濟、文化的發展。宋代以後的大量的歷史資料反映了這個歷史性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長的時期里，人們在研究和說明一些歷史問題的時候，或者是忽略了地理條件的因素，或者是把我們今天所處的地理條件同歷史上的地理條件混同起來，這就可能造成片面性。近年來，關於古代黃河流域中下游地理條件的研究，在這方面給予我們很多的啟示。 地理條件的複雜性所造成的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現象，當然不限於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這兩大水系的差別；這種不平衡的現象，在所有地形、土壤、氣候、物產等不相同的地區，都是存在的。同時，這種不平衡現象不僅表現為經濟、文化發展的總的趨勢的差別，也表現為各地區在生產部門上發展的差別。這後一種差別，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正是促進各地區、各生產部門加強聯繫的物質因素。在漢代，關中平原，人民「好稼穡，殖五穀」，以農業為主；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天水、隴西一帶，「畜牧為天下饒」；燕地，「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吳郡，「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等等①，各不相同。顯然，這種生產部門上發展的差別，也是和地理條件分不開的。①參見：史念海：《由地理的原因試探遠古時期黃河流域文化最為發達的原因》，載《歷史地理》第三輯；史念海、曹爾琴、朱士光《黃土高原森林與草原的變遷》第174—178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①《史記·貨殖列傳》。 具體說來，生產部門發展的差別，是與一定的地理條件所能提供的產品分不開的，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尤其是這樣。司馬遷給我們提供了認識這個問題的很生動的歷史資料：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①99900041_0140_0這裡說的陸地，澤中，水居，山居，以及安邑，燕、秦，蜀、漢、江陵，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陳、夏，齊、魯，渭川，靠近大城市的上好土地等等，主要是著重指出了地理條件的不同。人們只能根據自身所處的地理條件從事生產和組織生產，其產品自然也因地理條件的差別而有所不同。地理條件的複雜性之影響於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性，還間接地從各地區城市分布狀況反映出來。城市本身並不是地理條件的組成部分，但是它的出現以及它們在各地區的分布狀況，卻不能離開一定的地理條件。古代東方的城市多具有軍事堡壘的性質，中國也是如此。所謂「城為保民為之也」②，「城者，所以自守也」③，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這樣的城，首先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但也不能完全脫離經濟上的支持。隨著城市的增多，城市人口的進一步聚集，日益增長的對手工業和商業的需要，城市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就逐漸顯得突出了。司馬遷論西漢社會經濟，對於都城長安和邯鄲、洛陽，臨菑、陶、睢陽、江陵、壽春、合肥、番禺、南陽等城市作為一方都會的作用，是很重視的①。而《漢書·地理志》記全國各縣治所，除備載其建置沿革、戶口多寡，亦注重記其山川形勢、物產所出，可見城市的興建和發展是和一定的地理條件有關係的。從宏觀方面來看，中國歷史上的城市，主要密集於西起今雲南境內瀾滄江與四川境內岷江以東、北至黃河河套與灤河以南的廣大地區，即黃河流域中下游、長江流域中下游和珠江水系所流經的區域②。歷史上城市分布的這種狀況，自然有多方面原因，而這一地區的良好的地理條件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要之，城市的發展和分布的不平衡性，是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性的一個表現；人們要認識或改變這種不平衡性，都不能不認真考察各種地理條件因素。 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及其與歷史上政治統治的關係中國歷史上，很早就產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和「定於一」的大一統思想③，但政治上統一局面的出現、發展和鞏固，卻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爭霸和群雄兼併，出現了秦、漢皇朝的統一的政治局面；而秦、漢統一後卻又出現了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隋、唐皇朝的統一有過於秦、漢，但隋、唐之後再一次出現了分裂割據的局面；不過分裂並沒有長期存在，最後是元、明、清三朝的統一。造成②《穀梁傳》隱公七年。 ③《墨子·七患》。 ①參見《史記·貨殖列傳》。 ②參見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附圖21，三聯書店1983年12月第1版。③《詩經·小雅·北山》及《孟子·梁惠王》。 這種歷史現象的原因固然有種種，而中國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的特點，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先從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來看。由於中國地域遼闊，極容易形成一些地理條件較好的天然區域，這些區域的土壤、氣候和物產，可以造成若干個並立的經濟、政治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形勢正是各地封建勢力分疆割據的有利的客觀條件①。漢初，劉濞為首的叛亂，固有其政治上的原因，「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②，這種地理條件所造成的物質力量無疑也是重要的原因。諸葛亮在東漢末年預見到三國鼎立的政治局面，也是充分考慮到江東「國險而民附」、「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③，這些地理條件的。中唐以後，藩鎮割據日甚一日，這與安史之亂後中央集權的衰弱有很大的關係，但因地理條件而造成的各地經濟、政治發展的相對獨立性，仍然是一個基本的原因。中唐時期的政治家、史學家杜佑論天下形勢說：巴蜀之地，「土肥沃，無凶歲，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青州，「古齊，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而興霸」；揚州，「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荊楚之地，「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獠，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為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①。杜佑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從地理條件和歷史經驗來說明政治統治的不安定的原因，見解是很深刻的。在歷史上持續了近千年的分封制和郡縣制的爭論，也同地理條件與政治統治局面的關係相關聯著。從主張郡縣制的人來說，他們反對分封制，就包含了從地理條件上考慮問題的因素。西漢賈誼主張「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認為「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②。這句話明顯地考慮到封國地域範圍的廣狹及其所可能提供的物質條件與封建割據的關係。唐人李百藥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行分封制，使「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為采地」，勢必要造成「紀綱弛紊」的局面③。柳宗元認為，周代「裂土田而瓜分之」，而周王「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是其衰微喪亡的主要原因④。他們也是把地理條件作為立論的根據之一。至於南北朝的對峙，五代、十國的割據，以至宋、遼、西夏和宋、金的並立，都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出現的，不可作完全等同的看待，但地理條件的因素卻是一個重要的物質因素。 再從地理條件之整體的統一性來看。我們認識中國地理條件對歷史上政治統治的影響，僅僅從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來看，僅僅認識到這種獨立性對於造成歷史上的分裂割據政治局面有很大的關係，還是很不夠的。我們還應該考察中國地理條件之整體的統一性，考察這種統一性與歷史上政治統治的關係，這同樣是很重要的。中國地理條件，由於天然特點而自成一個自①參見鄧拓：《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第56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第2版。②《史記·吳王劉濞列傳》。 ③《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①分別見《通典·州郡典》六、一○、一二、一三。 ②《新書·藩強》。 ③《全唐文》卷一四三。 ④《柳河東集》卷三。 然地區。這個自然地區的環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東與南濱海；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經的地區是地理條件最好的地區。在這個自然地區里，任何局部地區的特點、局部地區與局部地區之間的差異及其產生的種種社會結果，一般地說，都不能不受到這個整體所具有的統一性的約束。中國地理條件的這個特點，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著歷史上政治形勢的發展。這個影響至少表現在：第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歷史上的重大的政治活動具有明顯的內向性，這是因為一則四出受阻，一則為大河流域的先進的經濟、文化所吸引。漢唐而下，有所謂「絲綢之路」；唐宋以降，航海事業也有發展：但這對歷史上政治局面一般不產生多大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從秦朝開始，「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①，至元朝，「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②，直到後來的明、清兩代，其政治統一的局面，都是對這一地域範圍的繼承和發展。這種政治活動的內向性，從中國歷史上民族關係史的發展也看得十分清楚。第二，如馬克思所說，亞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執行公共工程的職能。在中國歷史上，從傳說中的統治人物開始，直到歷代封建朝廷，都與執行這種公共工程的職能相關聯。水利事業的發達和封建專制的強化，這兩種表面看來完全不同的歷史現象，實際上存在著非常密切的內在聯繫。徐光啟《農政全書·水利·總論》引《荒政要覽》說：「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為有矣」①。這是用形象的比喻說明了這種聯繫。我們從《二十四史》有關名史的《溝洫志》、《河渠志》、《食貨志》以及《地理志》關於水利事業的記載中，可以大致看出這種公共工程的職能在機構設施、具體措置和社會效益方面的反映。由此可見，中國地理條件之整體的統一性影響於歷史上政治形勢的發展，它有維繫國家統一的一面。在中國歷史上，雖然不只一次地出現過分裂割據狀態，但統一畢竟是主要的趨勢，這與中國地理條件的特點有極大的關係。 中國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及其對歷史上政治統治的影響，在具體的表現上是很複雜的。如割據政權的建立，必須具備一定的地理條件，即必須有地方上的經濟條件作基礎。而不同時間或不同地區建立的割據政權，在利用地區經濟條件方面的情況是有差別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一種情況是開發，一種情況是濫用。從總的方面來看，南方的割據政權大多注意於開發，北方的割據政權則濫用多於開發。這是因為：第一，北方的割據大多表現為政治上的混亂、紛爭，極容易造成對自然富源的濫用；南方的割據，比之於北方的混亂和紛爭來說，顯然要安定一些，因而有可能對自然富源作合理的開發。第二，由於北方開發較早，北方割據政權可以濫用這些已經開發出來的經濟成果；南方開發較晚，南方割據政權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不得不更多地致力於開發。從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的割據，還有南宋和金的割據，大致可以看出這種差別。再如統一政權的建立和鞏固與地理條件的關係，也有兩種情況。一是奪取和占據地理條件較好的地區，作為統治全國的基礎，如漢、唐都以占據關中地區作為統一全國的第一步。二是統一皇朝的中心所在地並不是豐腴的地區，但由於能夠比較好地控制了重要①《通典·州郡典》一。 ②《元史·地理志》一。 ①《農政全書》卷一二，引文出自俞汝為《荒政要覽》四《平日修備之要》。的運輸渠道，從而掌握了必要的生活資源和生產資源，因而也能使統一得以存在和發展，如唐代後期，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即是。 地理條件影響到歷史上政治統治局面的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還有待於作進一步的研究。 地理條件與民族、民族關係地理條件與民族的形成、民族間的差別和交往也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史學家很早就重視記載各個民族的歷史，這在本卷第一章已有論述。他們也注意到地理條件與民族發展的關係。杜佑在《通典》中就談論到這個問題，他說：「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貴，實在於斯」。至於少數民族地區，則是「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華舊風、誥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疏而不戚」①。杜佑在這裡提出的有些論點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學家試圖從地理條件的差別上去說明漢族社會發展和少數民族社會發展所以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由於我國許多少數民族基本分布在全國的周邊地區，因而與主要聚居在長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漢族相比，在氣候條件、土壤條件和地理環境的其他許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時，北方少數民族和南方少數民族在地理條件上的差別顯得更為突出。一般地說，漢族居住的地區宜於農業；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氣溫低，多草原、沙漠，宜於牧業。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多高山、丘陵，氣溫較高，宜於農業。這對於各個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可見，民族特點的形成和各民族間的差別，是同地理條件之不同有關的。例如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聯合，社會發展的進程也比較快，這與他們從事集體的遊牧活動、具有勇敢的精神有關。南方民族，往往侷促于山地，交通不便，極不利於聯繫和融合。這是南方民族雖然在民族數量上超過北方民族，但在社會發展上卻落後於北方民族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說明這樣一個歷史現象：北方民族曾經一次又一次地進入中原地區，而南方民族卻很少有過類似的活動。從民族文化來看，北方民族與南方民族的發展也不相同。 中國的地理條件，哺育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幾十個民族，這些民族各有特點，因而產生了相互間的差別，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樣的地理條件，也維繫著中華民族中各個民族間的聯繫，如同它維繫著歷史上長時期的政治統一局面一樣，經久而不衰。這是因為：第一，漢族聚居的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由於其地理條件的優越，生產的發展始終處於領先的地位，並在物質上、生產技術上和文化方面影響著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因而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凝聚力。這種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第二，在東、南瀕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條件下，周邊少數民族向內地發展比向外發展要容易得多，因而產生了一種自然的內向性。這種自然的內向性與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結合，成為維繫中華民族各族①《通典·邊防典·序》。 間的聯繫的紐帶。正因為如此，兩千多年來，在中國民族關係史上，儘管有時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見，有時候「和親」通好，會盟、互市，各族間的關係歹一陣，好一陣，但總的趨勢是相互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越來越不可分離。 地理條件的變化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整個自然界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人類生活於其中的地理條件也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地理條件影響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地理條件的變化也影響著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某些變化。從中國歷史上看，由於地理條件的變化（當然也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經濟、文化上的變化的情況，是值得人們注意的。對於這一現象的研究和認識，不僅具有理論的意義，而且還有現實的意義。這一現象的具體表現是：（一）河流變遷對歷史進程的影響。黃河和長江是我國最重要的兩大河流，它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中國歷史的發展。歷史時期，它們的變遷，尤其是黃河的變遷，是很顯著的，因而受到人們的重視。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這同它的河患一樣，均為世人所矚目。如果對黃河流域作宏觀的考察，就會發現：黃河的安流和河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歷史的發展變化。根據各方面的考察資料證明：歷史時期，黃河決溢雖甚頻繁，但經分析研究核實而論，卻也有前後兩個長期相對安流的時期。前一個時期為商周至秦代，後一個時期則為東漢初年至唐代後期，前後合計，將近兩千年，或者還要過之。頻繁的河患也可分為兩個時期，其一是兩個長期相對安流時期的中間時期，即由西漢初年到東漢初年，其二則是由唐代後期到解放以前。這兩個時期合計，不超過一千五百年。所謂黃河河患，主要是指黃河中游的侵蝕、側蝕、下切和黃河下游的堆積，以及由此引起的陵、原、川、谷的變化和城鄉的興廢，而其癥結則在於河水挾帶泥沙，隨處淤積。黃河泥沙的淤積，雖然遠在地質時期即已有之，但決不如歷史時期這樣嚴重。這裡，除了自然的原因即黃河流經土質松疏的黃土高原外，還有人為的原因，即歷史時期以來，由於農田的擴大，道路的開闢，居民點以及城池的增加與修建，使天然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從而大大加速了黃河流域的侵蝕和堆積，以致造成頻繁的河患。黃河流域原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產絲地區，直到北宋，長江下游蠶桑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幾乎有超過黃河流域的趨勢，但黃河流域到底還保持著一定的水平。然而，北宋以後，這種情況即發生劇變。因為金朝在破遼滅宋後，使女真人大量內遷，廣占土地。這些人不嫻於農桑，因而儘量伐取桑棗，作為薪柴出賣。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情形，朝廷派人到各地巡察、禁止也無濟於事。這不僅直接影響了黃河流域的蠶桑事業的繼續發展，致使金朝統治者因絲、絹來源匱乏而驚慌，而且也破壞了黃河流域的植被，後果自然是嚴重的①。類似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從這些方面來看，兩宋以後，黃河流域在經濟發展上的地位逐漸被長江流域所代替，除了別的原因之外，黃河流域結束了第二個安流時期而開始了第二個河患時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①參見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360—362頁，三聯書店1981年5月第1版；《河山集》第253—279頁，三聯書店1963年9月第1版。 （二）沙漠變遷對歷史的影響。我國北部和西北部，現在有大片的沙漠存在。治沙，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然而，在歷史時期，這些被沙丘覆蓋的土地並非原來都是這樣。例如在今內蒙古和寧夏兩自治區之間的烏蘭布和沙漠原是西漢朔方郡轄地。那時，它是一個繁榮富庶的農墾區，而現在卻是一片茫茫的流沙，橫亘在陰山南麓直到賀蘭山下。這些流沙掩埋了古代的河道、湖泊、城池、村落、墓群，唯其如此，它也就展示了這一地區曾經存在過的一段繁榮富庶的歷史。關於烏蘭布和流沙起源的問題，從自然原因來著，是黃河改道所致；從人為的作用來看，是農墾的廢置，造成表土破壞，覆沙飛揚，終於使這一地區變成了猖狂肆虐的大沙漠②。又如西遼河下游平原，第四紀時期積沙很厚，到更新世晚期，氣候乾燥，產生很多壠崗沙丘，全新世以來氣候變得相當濕潤，沙丘為灌木、草叢所固定，發展為草原環境。歷史時期，它曾是一片好牧場。到遼代，由於在臨潢府（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建置上都，乃擄掠人口，在這裡開墾草地為農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壞草原植被。到了金代，這裡就變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難進行生產活動。還有，在今陝北無定河流域及榆林以北，更新世晚期這裡也曾發育過沙丘，全新世初期，氣候變得濕潤，植物繁茂，把流沙固定起來，而且在低地形成許多淺湖、沼澤。進入歷史時期以來，人們開墾了這裡的黑爐土和沼澤土，砍刈草本灌木以作燃料，覆蓋層和植被遭到破壞，沙丘經大風吹揚，造成連綿不斷的沙荒地①。沙漠的變遷對這些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歷史的進程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僅就這兩點而論，恐怕不能否認地理條件的變化對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轉移所起的推動作用。長時期里，人們在說明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歷史原因時，提出過一些很有價值的見解；但地理條件的變化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似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就有可能誇大其他方面的原因，從而產生片面的認識。片面的認識不能科學地說明歷史。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片面性。至於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變化，其具體表現若何？譬如，生產部門及產品的變化，人口分布的消長，行政區劃的分合，糧食產量的升降，水利系統的興廢等等，以及學校、書院的發展，印刷術的推廣，從進士直到宰相各級人才的來源，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生活的豐富等等，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問世①，本書不再一一論列。當然，在中國歷史上，地理條件的變化之影響到歷史發展進程，也還表現在其他方面。例如由於地理條件的突然變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敗，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潰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間關係的變化。《通典·邊防典·突厥上》記：貞觀初年，薛延陀、回紇等「相率叛之」；頡利與突利之間產生「怨憾」；兼之「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叛之。」②這段話指出，隋末唐初異常強大的突厥汗國，在貞觀初年遭到覆滅的重要原因。陳寅恪根據《通典》和其他有關史料認為：「北突厥或東突厥之敗亡除與唐為敵外，其主因一為境內之②參見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第95—12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 ①參見周廷儒：《古地理學》第339—340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①參見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第5頁—第22頁，1983年12月第1版。②見《通典·邊防典》一三。 天災及亂政，二為其他鄰接部族回紇、薛延陀之興起兩端」。他還根據《唐會要·回紇》條所記「連年飢疫，羊馬死者被地，又大雪為災」③，以及其他有關史料，認為：自唐肅宗以後雄大起來的回紇，至唐文宗時，「天災、黨亂擾其內，黠戛斯崛起侵其外，於是崩潰不振矣」。類似的史實還見於《新唐書·吐蕃傳》所記彝泰贊普執政時，「國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藉」，繼因唐武宗會昌年間，「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終於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奉表歸唐」④。所以陳寅恪又認為：「吐蕃之破敗由於天災及內亂」⑤。象這種由於地理條件發生異常或驟變而影響到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或民族與民族之間關係、地區與地區之間關係變化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也是應當予以重視的。 這裡，應當著重指出的是，人和自然的關係，是在辯證的發展中不斷開闢前進的道路的。一方面是自然力作用於人，另一方面是人力也會反作用於自然。在人和自然的關係中，人並不是消極的。正如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1895）說的：「隨著對自然規律的知識的迅速增加，人對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①。人的生產活動就是對自然的利用。這種生產活動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自然，其後果固然有破壞自然界生態平衡的方面，如上文所舉的那樣；但是，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變自然條件，仍然是人們生產活動的主導方面。如人們把野生動物馴養成家畜和家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新的農作物；人們從遊牧生活發展為定居生活；鄉村的形成與城市的興建及其數量的不斷增加；農田的開闢；礦山的採掘；道路的修築，運河的開鑿，橋樑的架設等等，都從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改變著地理環境。舍此，則無從談論人類的歷史，更無從談論歷史的進步。關於這一點，中國歷史為全世界的歷史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料。 普列漢諾夫（1856—1918）指出：「地理環境不但對於原始部落有著很大的影響，就是對於所謂開化民族也有著很大的影響。」「地理環境對於社會人類的影響，是一種可變的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人類控制自然的權力，因而使人類對於周圍的地理環境發生了一種新的關係。現在英國人對於這種地理環境的反應自然同凱撒時代移居英國的部落對於這種環境的反應完全不同。」①我們在上文曾經指出普列漢諾夫在地理環境和社會歷史之關係的論點上的錯誤，但是他在這裡所說的則是正確的。隨著歷史的進步，人類改變地理環境的能力將日益增強。中國歷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對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之關係的認識，是一個歷史過程。在這個認識過程中，中國近代以來的學者的貢獻是應當特別受到重視的；而對於中國古代學者，尤其是中國古代史學家在這方面的認識和撰述，也應當受到重視，這對我們研究歷史和撰寫歷史書籍都是會有啟發的。 ③見《唐會要》卷九八。 ④見《新唐書》卷二一六。 ⑤參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130—1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新1版。①《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57頁。 ①《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第32、33頁，張仲實譯，三聯書店1961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