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二十八章醫學
三國兩晉南北朝醫藥學發展的特點是一方面對《內經》與《傷寒雜病論》的整理研究，一方面則是內容豐富的臨床經驗的系統總結。因此，無論醫學之基礎理論，或是治療經驗，都有著較明顯的進步。
第一節醫學舊籍的研究整理
《內經》的整理研究
《黃帝內經》成書以來，已歷近千年之流傳，除文字古奧難懂外，戰火，蟲蛀、脫簡散亂及傳抄之誤，已給該書內容的完整性、科學性帶來巨大損害，急需予以整理訓解。齊、梁間醫學家全元起，曾任太醫侍郎，對《內經》有著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問訓解》。該書雖然在南宋時已佚，但其內容由於《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之引用，仍部分得到保存。全氏醫術高明，故有「一時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則生，舍元起則死」的譽論①。
《傷寒雜病論》的整理研究東漢張仲景撰成《傷寒雜病論》，最初流行並不廣泛。晉代王叔和對仲景書頗為重視，他為了便利讀者檢閱誦讀，對《傷寒雜病論》加以整理編次，分為《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兩部。前者專論傳染性疾病之辨證論治，後者專述一般雜病之脈因證治。由於王叔和距張仲景生活的時代很近，有人認為王氏可能是張仲景的學生，或曾見過面，所以王氏所整理仲景書是接近原貌的。
因此，歷代醫學家多予以較高的評價。例如：晉代皇甫士妥認為：「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①。宋代以校勘醫學文獻而著名於世的孫奇認為：「自仲景於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①金代成無己是以整理註解《傷寒論》而聞名於醫界的，他稱讚：「仲景傷寒論得顯用於世，而不墮於地者，叔和之力也。」②但也有指責者，如明清學者主要批評王叔和於仲景書中雜以己言，以及在編次、序例中多有謬誤等③。但對這些批評意見，有更多醫學家為王叔和辯護，如清代徐靈胎強調：「不有叔和，焉有此書。」④可見王叔和將《傷寒雜病論》整理析為《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二書，對發展仲景學說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
脈學和中醫診斷術王叔和還撰有《脈經》一書，對疾病診斷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切脈是中醫學診斷疾病、確定預後的一門重要學科，也是中醫學術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晉人王叔和，名熙，高平（今山西高平，一說今山東濟寧）人。性沉靜，博通經史，醫術精良，尤擅切脈，集《內經》、《難經》、扁鵲、淳于意、張仲景等之脈法，結合個人多年臨床切脈診斷的豐富經驗，編撰《脈經》10卷。《脈經》之卓越貢獻有：1.總結前人經驗，確定24種脈象，使①《本草經集注》。
①陳邦賢等著《中國醫學人名志》。據《古今醫統》，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版。①皇甫謐：《黃帝針灸甲乙經·自序》，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重版。②林億等：《傷寒論·序》，見《註解傷寒論》，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年版。③參見嚴器之：《註解傷寒論序》，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年版。
④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第285—287頁，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版。臨床切脈診斷有所準繩；2.列舉八項相類的脈象，可為切脈鑑別之依據；3.系統論述了脈學理論知識和切脈診斷的部位和方法；4.詳論各種脈象之陰陽、逆順、寒熱、虛實、生死之辨別；5.敘述了人體臟腑之生理脈象和病理脈象同各種病證之間的關係；6.對各種疾病之脈證、婦人脈證以及小兒脈證等均加以記述。《脈經》對中醫診斷學之發展是有很大貢獻的，不但推動了中醫學的進步，而且對世界醫學的發展有過重要的影響。例如：公元八九世紀，阿拉伯醫學興起，10世紀前後，阿拉伯醫學與中國醫學形成鼎立的世界兩大醫學體系。但阿拉伯醫學中有關脈學的內容，其中不少是直接引進中國脈學而豐富發展起來的。《脈經》不但為阿拉伯醫學所引進，而且早在6世紀已傳至朝鮮、日本。公元17世紀後還被譯成為多種文字在歐洲流傳⑤。在脈學診斷之外，此期還出現了病理解剖診斷技術，如《南史·顧愷之傳》記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賜的人，因病臨終時告訴妻子，死後作屍體解剖以求病因，妻按遺言解剖，卻為統治者以「不道」，子「不孝」而慘遭殺害，剛興起的求實精神就這樣被泯滅了。《庾書·庾黔婁傳》記有黔婁嘗父便甜苦，以判斷父病之預後吉凶。此舉雖不符合衛生要求，然而我國診斷糖尿病以小便甜為依據即源於此，從而為人類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針灸學之整理與提高晉人皇甫謐編撰的《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是此期針灸學發展承先啟後的代表作。皇甫謐（215—282）字士妥，幼名靜，自號玄宴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肅平涼境）人。幼年家貧，務農為生，從坦席學儒。中年因病風痹，肢體活動受限，始鑽研醫學。為人沉靜寡慾，好學博覽，專事著述，撰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烈女傳》、《逸士傳》、《玄宴春秋》等。魏晉時，多次謝絕當局而不仕，一心致力於學術和醫學研究。在針灸學發展上，他以《素問》、《針經》、《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之有關內容為基礎，結合曆代醫學名家的有關論述和經驗，編撰成《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12卷、《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簡稱《針灸甲乙經》，或《甲乙經》，是現存最早的一部針灸學專著。皇甫氏在編撰過程中遵循「刪浮詞、除重複、論精要」的原則，使前世針灸學得到明顯的提高。《針灸甲乙經》共128篇，對人體生理、病理，腧穴總數、部位、取穴，針法、適應症、禁忌症等，都進行了較系統的論述，對後世針灸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該書使中國針灸之穴位總數達654處，其中單穴48處，其他則為雙穴，分布於全身14個經脈線上，稱為經穴。後世所發現者，則稱之為經外奇穴。關於取穴方法、針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其經驗及理論也都為歷代醫學家所遵循，是針灸學家臨床治病和撰著的指南。《針灸甲乙經》不但是我國發展針灸學的典籍和培養針灸醫師的教科書，而且也是日本、朝鮮等國醫學教育的教科書，並有法文等譯本在歐洲流傳。因此，皇甫謐在醫學界並不以文學、史學聞名，而以其針灸學上之卓越貢獻為歷代醫學家所推崇而聞名於世。
⑤徐靈胎：《醫學源流論》卷下，「傷寒論」條。
第二節醫學經驗總結和醫學的發展
豐富多采的醫療方劑著作
魏晉南北朝時期，名醫輩出，總結經驗，著書立說之風亦甚盛行。根據《隋書·經籍志》所收錄，此期醫學家醫藥方書約有百種，其中在當代及後世有著明顯影響者，如：陳延之撰《小品方》12卷，范東陽撰《范汪方》176卷，姚僧垣撰《集驗方》10卷，徐叔響撰《雜療方》22卷等等，都是有著較高學術水平的佳作。這些醫方著作一般多真實記錄了著作者本人的寶貴經驗，在隋唐時期仍較廣泛地流傳著。例如：《小品方》曾流傳日本，在日本醫學教育中，曾被列入醫學院校教材而廣為傳誦。我國隋唐及後世醫家之綜合性著作，也多有引用。可惜，這些醫方書籍幾乎全部散佚，但由於孫思邈之《千金方》、王燾《外台秘要》等大量引用而尚能窺其梗概。
世醫徐之才與中醫方劑學之發展在中國醫學史上有許多父子傳授世代業醫的醫學世家，政府也很強調醫學籍貫，群眾對「世醫」也更為信任，所以「世醫」成為評價醫生醫術的一個重要條件。徐之才（505—572），字士茂，世醫出身，祖籍東莞（今山東莒縣），遷居丹陽（今江蘇鎮江）。先祖徐熙，好黃老之學，精醫術，從祖徐謇、祖父徐文伯均以醫術著名於時，且擅長煉丹術，頗得統治者之賞識。父徐雄，亦以醫術見稱於江南一帶，曾任南齊政權的蘭陵太守。之才兄弟等也均以醫術聞名，後因戰亂被俘至北魏，封西陽王。他聰明過人，博學多才，治病每多奇效，對藥物方劑之組成原則和方法頗有研究，曾對《雷公藥對》及《藥對》等書詳加修訂，在藥物炮製加工和總結吸收前代方劑學精華方面，有著顯著的貢獻。譬如他總結和發揮中醫學之「七方十劑」理論和經驗，對後世有著巨大的影響。所謂七方，即大、小、急、緩、奇、偶、復；所謂十劑，即宣、通、補、泄、輕、重、滑、濇、燥、濕。由於他闡發了經典，總結了新經驗，故有承先啟後的作用。譬如：宣劑，宣可去壅，生薑、橘皮之屬；通劑，通可去滯，木通、防己之屬；補劑，補可去弱，人參、羊肉之屬等等。結合陶弘景「諸病通用藥」，從而使中醫學在臨床處方之藥物調遣和配伍原則的掌握上，有了一個更為科學的新規律可循。徐之才除發展了中醫方劑學外，對婦產科學也研究有素，特別是對產科的產期衛生，胎兒發育等很有見地。他還撰有《家傳秘方》、《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小兒方》等等。徐氏歷代以醫傳家，學貫南北，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極有名望的醫學世家。
外科學與外科手術的進步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外科之傷殘、感染性疾病大大增加，客觀上促進了外科學與外科手術的發展，我國現存較早的外科專著《劉涓子鬼遺方》即成書於此時。該書作者可能是劉涓子，後經龔慶宣整理編次為10卷而流傳於世。據龔氏序，劉涓子晉末人，曾隨同宋武帝北征，夜射「黃父鬼」而得其所遺醫方書，故名《劉涓子鬼遺方》。據其序，劉涓子為隨軍醫生，用該書處方治病療傷，「千無一失」，並謂「有被創者，以藥塗之即愈」。該書內容包括有戰傷、各種化膿性感染、疥癬，以及其他皮膚病等。其治療技術，載有止血、止痛、解毒、收斂、鎮靜等內、外治法處方140多個。所有藥物也以富有抗菌、消毒作用的黃連、大黃、水銀..等為最多，而且配製成軟膏等劑型。更有價值的是該書提倡早期治療的先進思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該書強調癰疽早期診斷和治療，在膿已成時則應及時進行手術切開引流，對手術切開之部位也作了科學的論斷。
外科手術治療先天性畸形在此期也有顯著的進步。例如《晉書·魏詠之傳》記載詠之先天性唇裂（俗稱兔唇），曾往殷仲堪帳下名醫求治，術後唇裂彌合，達到比較理想的治療效果。這一唇裂修補術的成功是很出色的，反映了我國古代整形外科已達到很高水平，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其次，如目瘤摘除術、頭部巨大腫瘤的手術切除等，也都達到較高的水平。
中外醫藥學交流公元519年，扶南遣使中國，其易貨貿易中有中藥鬱金、蘇合香、沉木香等；中天竺等也以中藥琥珀、鬱金、蘇合香、真珠等與我國交換；波斯更以琥珀、真珠、硃砂、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香、青木香、胡椒、畢撥、石密、香附、訶黎勒、雌黃等與我國互易，這些都反映了此期東南亞、南亞和阿拉伯世界在與我國香藥貿易上的興盛狀況，也反映了我國對這些香藥等的大量需求和廣泛用於臨床治療的情況。公元541年，朝鮮請中國醫生治病，公元552年，我國以《針經》贈送日本，又有吳人知聰帶《明堂圖》等醫藥書籍160卷赴日傳播中醫學。儘管中國尚不統一，戰爭不斷，但醫藥之與國外交流較前代還是有著明顯的擴大，從而也促進了中醫學的發展和進步。葛洪和陶弘景是這一時期的醫學的大家，本編已分別為他們立傳，這裡不再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