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十五章祖沖之、范縝、酈道元

第一節祖沖之 家世與生平 祖沖之（429—500），是南北朝時期傑出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和機械發明家。字文遠，范陽郡遒縣（今河北淶源）人，劉宋元嘉六年（429）生於建康（今江蘇南京）。曾祖父祖台之，東晉時曾任侍中、光祿大夫等要職。祖父祖昌任劉宋大匠卿，是主管土木工程的官員。父親祖朔之為奉朝請，學識淵博，很受時人敬重。祖氏家庭的歷代成員有較高的科學素養，大都對數學和天文曆法有所研究。祖沖之自幼受到科學氣氛的薰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年時代曾到華林學省專門從事學術研究。後來步入仕途，先後在劉宋朝和南齊朝擔任南徐州（今江蘇鎮江）從事史、公府參軍、婁縣（今江蘇崑山）令、謁者僕射、長水校尉等官職。任職期間，曾寫過《安邊論》等討論屯田、墾殖等方面應採取的政策的政論性文章。晚年，齊明帝曾令他巡行四方，興造大業，以利百姓，但因發生戰爭而作罷。這時他已是風燭殘年，老死將至，不久後即於南齊永元二年（500）逝世，享年七十二歲。 祖沖之從很小的時候起便對數學和天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專功數術，搜煉古今」，廣泛收集從上古時代起直到6世紀他生活的時代止的各種文獻資料，進行了認真的考察。他還「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策」，在公餘之暇堅持進行天文觀測和數學計算，積累了大量的新資料。經過深入研究，他終於在數學、天文學和機械製造、交通工具等領域，獲得許多極有價值的新成果，攀登上了他生活時代的科學技術高峰。 關於圓周率的計算祖沖之在數學方面的突出貢獻是關於圓周率的計算，確定了相當精確的圓周率值。中國古代最初採用的圓周率是「周三徑一」，也就是說，π＝3。這個數值與當時文化發達的其他國家所用的圓周率相同。但這個數值非常粗疏，用它計算會造成很大的誤差。隨著生產和科學的發展，π＝3就越來越不能滿足精確計算的要求。因此，中外數學家都開始探索圓周率的算法和推求比較精確的圓周率值。在中國，據公元1世紀初製造的新莽嘉量斛（亦稱律嘉量斛，王莽銅斛，是一種圓柱形標準量器，現存）推算，它所取的圓周率是。世紀初，東漢天文學家張衡在《靈憲》中取用π＝3.15472730232≈，又在球體積計算中取用π＝≈。三國時東吳天文學3.14663.162210家王蕃在渾儀論說中取用π＝≈。以上這些圓周率近似值，比起142453.1556古率「周三徑一」，精確度有所提高，其中π＝還是世界上最早的記錄。但這些數值大多是經驗結果，並沒有可靠10的理論依據。在這方面最先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是魏晉之際的數學家劉徽。他在《九章算術注》中創立了「割圓術」，為計算圓周率建立起相當嚴密的理論和完善的算法。他所得到的圓周率值π＝＝與π＝15750392712503.14＝3.1416，都很精確，在當時世界上是很先進的，至今仍在經常使用。繼劉徽之後，祖沖之則將圓周率推算到更加精確的程度。據《隋書·律曆志》記載，祖沖之確定了π的不足近似值3.1415926和過剩近似值3.1415927，π的真值在這兩個近似值之間，即3.1415926＜π＜3.1415927精確到小數7位。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數學成果，直到約一千年後，才為15世紀中亞數學家阿爾·卡西（Al—kash116F.Vita15401603))）和世紀法國數學家韋達（è，—）所超過。關於他得到這兩個數值的方法，史無明載，一般認為是基於劉徽割圓術。通過現代計算驗證，如果按照割圓術計算，要得到小數7位準確的圓周率值，必須求出圓內接正12288邊形的邊長和24576邊形的面積，這樣，就要對9位數進行上百次加減乘除和開方運算，還要選擇適當的有效數字，保證準確的誤差範圍。對於用算籌計算的古代數學家來說，這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只有掌握純熟的理論和技巧，並具備踏踏實實和一絲不苟的研究精神，才能取得這樣的傑出成就。祖沖之的這項記錄在中國也保持了一千多年。中國古代數學家和天文學家還往往用分數表示常量的近似值。為此，祖沖之確定了π的兩個分數形式的近似值：約率π＝227≈，密率π＝≈。這兩個數值都是π的漸近分數。其3.143.1415929355113中約率，劉宋天文學家何承天及古希臘阿基米德等都已用到過。密率227355113是π的分母小於的最佳近似分數，則為祖沖之首創。關於密率10000355113是如何得到的，今人有「調日法」術，連分數法，解同餘式或不定方程，割圓術等種種推測，迄今尚無定論。在歐洲，π＝是世紀由35511316德國數學家奧托（V.Otto，1550（？）—1605）和荷蘭工程師安托尼茲（A.Anthonisz，1527—1607）分別得到，後通稱「安托尼茲率」，但這已是祖沖之以後一千多年的事情了。自從我國古代燦爛的科學文化逐漸得到世界公認以來，一些學者就建議把π＝稱為「祖率」，以紀念祖沖之355113的傑出貢獻。 關於球的體積公式及其證明祖沖之的另一項重要數學成就是關於球的體積公式及其證明。各種幾何體的體積計算是古代幾何學中的基本內容。《九章算術》商功章已經正確地解決了稜柱、稜錐、稜台和圓柱、圓錐、圓台等各種幾何體的體積計算問題。但球體積的計算比較複雜，《九章算術》中的球體積公式相當於＝Vd9163（d為球的直徑），是一個誤差很大的近似公式。東漢科學家張衡曾經研究了這個問題，他試圖通過先求出球與外切正方體的體積之比然後再來計算球體積，但沒有得到正確的結果。魏晉時的劉徽則將球體積問題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他指出，《九章算術》少廣章所說球與其外切圓柱的體積之比為π∶4，這一結論是錯誤的，並且說明球與外切於球的「牟合方蓋」的體積之比才是π∶4（兩個底半徑相同的圓柱垂直相交，其公共部分稱為「牟合方蓋」，好像兩把扣在一起且上下對稱的正方形的傘）。因此，只要求出牟合方蓋體積，就可推算出球體積。然而，劉徽始終未能求出牟合方蓋體積，所以也未能解決球體積問題。他在《九章算術》少廣章開立圓術的注釋中說，「欲陋形措意，懼失正理，敢不闕疑，以俟能言者」，實事求是的提出問題，留待後人去解決，表現了一位傑出科學家的虛心和慎重的科學態度。以後又經過近200年，祖沖之及其子祖暅才對於這一問題取得了突破。祖沖之父子通過對牟合方蓋水平截面面積的分析，判定它的體積等於正方體與兩個正方錐的體積之差，從而推算出牟合方蓋的體積等於23d3（為球的直徑長度），並進一步得到正確的球體積公式＝π，dVd316完全解決了球體積的計算問題。由於當時用圓周率，所以他們的球體227積公式為＝。祖氏父子在推導球體積公式過程中，還明確地提出了V11213d一個重要原理：「冪勢不同，則積不容異」①，即二立體如果在等高處截面的面積相等，則它們的體積也必定相等。這個原理現常被稱為「祖氏公理」。在西方，這個原理也是一千年後才由17世紀義大利數學家卡瓦列里（F.B.Cavalieri，1598—1647）提出來的，並被稱為「卡瓦列里公理」。這個原理很重要，它是後來創立微積分學的不可缺少的一步。 《隋書·律曆志》在敘述祖沖之圓周率之後說他，「又設開差冪，開差立，兼以正負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①。據考證，這可能是指開帶從平方和開帶從立方法，即解一般形式的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其中各項係數可正可負，在當時中國乃至世界上，要解決這類問題都是比較困難的。但因祖沖之的解法早已失傳，現已無法了解其具體內容。祖沖之及其子祖暅的數學成就總結在《綴術》一書中。唐顯慶元年（656）國子監添設算學館，規定《綴術》為必讀的「十部算經」之一，學習期限為四年，是數學書中學習時間最長的一種。《綴術》還曾傳入朝鮮和日本，被選作數學教育的教材。可惜的是祖沖之的這部數學專著早已失傳，其具體內容已無法詳知了。 對天文曆法的研究祖沖之對天文曆法的研究早在青少年時代就已經開始了。經過多年的實際觀測和反覆推算，他發現當時行用的何承天《元嘉歷》已經與實際天象不合。例如按《元嘉歷》算出的冬至時太陽所在位置與實測結果已差3度，冬①《九章算術》少廣章開立圓術李淳風注。 ①「負」字原著為「員」，此據錢寶琮主編《中國數學史》校改。 至和夏至時刻已差1天，五星出沒時間差40天，等等。這種情況顯然是必須加以改變的。因此，他著手編制了一部新的曆法，即後世所稱的《大明曆》。祖沖之在天文曆法方面的成就，大都包含在《大明曆》和為《大明曆》所寫的「駁議」之中。按祖沖之的自述，《大明曆》「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所謂「改易」是指在曆法計算中引進歲差和對閏周的改革，這是中國曆法史上的重大進步，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謂「設法」是指推算上元積年時增加了一些條件，如甲子年，十一月初一為甲子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等，這在數學上對於同餘式解法的研究有所推動，但對於曆法的發展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祖沖之《大明曆》的重要貢獻是在曆法計算中首先考慮了歲差的影響。 冬至時刻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叫做冬至點。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最初認為，太陽在黃道上運行，從冬至點開始經過一個回歸年又回到原來的冬至點，也就是說，冬至點是固定不變的。實際上，冬至點在恆星間的位置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在星空中有極緩慢的移動，每年的移動值就叫做歲差。早在戰國時期，中國天文學家把冬至點確定在牽牛初度，如當時行用的一種曆法《顓頊曆》，其冬至點距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1度。西漢末年劉歆發現當時的冬至點已經不在牽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東漢天文學家賈逵、編、李梵、劉洪等，通過實際觀測和推算，進一步肯定了冬至點位置的變化，並指出當時的冬至點既不在牽牛初度，也不在建星附近，而是在斗21度。但他們並沒有深究其中的規律，也沒有認識到這一變化對於曆法計算的影響。魏晉以後，天文觀測日趨精密，對歲差現象的探討也有所前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東晉天文學家虞喜。虞喜認識到經過一個回歸年之後，太陽並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處，而是「每歲漸差」，明確指出了歲差現象，並提出「天自為天，歲自為歲」的新觀點。他還給出了50年差1度的歲差值。其後何承天又給出了100年差1度的歲差值。但虞喜和何承天還都沒有在曆法中考慮到歲差。祖沖之不僅肯定了歲差現象的存在，指出「冬至所在，歲歲微差」，而且最早把歲差作為一個重要因素應用到曆法計算中去，這對於提高所編制的曆法的精度，是有重要作用的，並為後世歷家所遵循。據《隋書·律曆志》記載，祖沖之經實測確定當時冬至點已移到斗15度，經與後秦姜岌的觀測值比較，發現不到百年冬至點已移動了2度，因而定歲差為45年11月差1度，並用於曆法計算。根據現代觀測，冬至點大約每年沿黃道西移50.2秒，換算成赤經則為大約78年西移1°，由此可知，虞喜、何承天與祖沖之的歲差值與實際值相比，還有較大的誤差。儘管如此，歲差現象的發現，將太陽在黃道上運行一周的恆星年與反映四季變化周期的回歸年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並將歲差應用到編制曆法中去，仍是中國曆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進步。 祖沖之《大明曆》中另一項重要貢獻是關於閏周的改革。中國古代天文學家長期採用19年7閏的閏法，用以調整回歸年與朔望月的關係。北涼天文學家趙■首先提出600年間置入221個閏月的新閏周。但直到南朝何承天編制《元嘉歷》時，仍未能接受改革閨周的新思想。祖沖之認為19年7閏確實不夠精密，因而在他所編制的《大明曆》中大膽地採用了改革閏周的思想，提出391年置入144個閏月的新閨周，突破了已經沿襲千年的閏法。祖沖之的這一數據，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是諸家曆法中最好的結果。除引進歲差和採用新閏周外，祖沖之在《大明曆》中還提出了交點月的概念並給出了交點月的數值。交點月的發現對於推算日食和月食發生的時間和位置等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根據《大明曆》的數據推算，其交點月長度為27.21223日，與今測值27.21222日僅差十萬分之一日。祖沖之還改進了前代關於木星公轉周期的數值，得出木星（當時叫歲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結論，這相當於求出木星公轉周期為11.858年，與今測值相同。他所採用的其他天文數據也都是相當精確的，如近點月為27.554688日，與今測值相差不到十萬分之十四日；回歸年長度為365.2428日，與今測值只差萬分之六日；五大行星會合周期的數值也很精確，其中誤差最大的火星也沒有超過百分之一日，誤差最小的水星已經接近與今測值相合。此外，他還發明了用圭表測量冬至前後若干天的正午太陽影長以定冬至時刻的方法，這個方法也為後世長期採用。 《大明曆》中有很多創造性的貢獻，是當時最優秀的一部曆法。祖沖之於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上書劉宋政府，請求對新曆進行討論，予以頒行。但因遭到皇帝寵臣戴法興的反對，參與討論的人又畏懼戴法興的權勢，多所附合，所以儘管祖沖之寫了一篇有理有據的辯駁文章，事情仍然拖了下來。等到大明八年，孝武帝打算於次年改元頒用新曆時，卻因孝武帝的去世而作罷。南齊武帝時，文惠太子蕭長懋見到祖沖之《大明曆》，曾建議齊武帝施行，後又因文惠太子的去世而被擱置起來。直到祖沖之去世後，他的兒子祖暅又於天監三年、天監八年和九年三次上書，請求梁朝政府頒行。經過實際觀測檢驗，證實新曆為密，這部當時最好的曆法才在梁天監九年（510）正式頒用，實現了祖沖之的遺願，但這已是祖沖之死後10年，《上大明曆表》以後半個世紀的事情了。 在祖沖之上書請求頒行《大明曆》後，太子旅賁中郎將戴法興曾對祖沖之和《大明曆》進行了激烈的攻擊。思想保守的戴法興認為，曆法中的傳統方法是「古人制章」，「萬世不易」①的，他責罵祖沖之引進歲差，改革閏周等都違背了儒家經典，是「削閏壞章」，「誣天背經」，宣揚天文曆法「非凡夫所測」，「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祖沖之則針鋒相對地寫出了一篇辯駁的奏章（現稱「駁議」，亦有些學者稱之為「駁戴法興奏章」）。在「駁議」中，祖沖之用觀測事實證明，由於歲差，當時所見的天象確實已和儒家經典中所反映的春秋以前的情況不同，而回歸年的長度也的確比《四分曆》要小。這類天文事實「非出神怪」，都是「有形可驗、有數可推」的，只要進行精密的觀測和研究，完全可以掌握日月五星的運行規律。「藝之興因代而推移」，前代天文學家能夠有所發現，有所前進，符合實際情況，得到人們的贊同。那麼完全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累功而求密」，因此，不應該「虛推古人」，「信古而疑今」，假如「古法雖疏，永當循用」，那還成什麼道理！他在「駁議」中還寫下了兩句名言：「願聞顯據，以核理實」，「浮辭虛貶，竊非所懼」。為了明辨是非，他願意彼此拿出明顯的證據來相互討論，至於那些捕風捉影毫無根據的貶斥，他絲毫也不懼怕。「駁議」是科學史上的名篇。這篇理直氣壯，語句鏗鏘和才華橫溢的論文，充分顯示了祖沖之的實踐精神，批判精神，創造精神以及實事求是和敢于堅持真理的可貴品質，這也是古往今來一切傑出科學家所共有的科學精神。當然，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戴法興雖然是驕縱專斷的權臣，但他也是頗知古今的好學之士，因此他的看法也有一些可取之處。祖沖之是一位傑出的天文學家，但他也有缺點。①此段引文均見《宋書·律曆志下》。 例如關於上元積年問題，楊偉《景初歷》和何承天《元嘉歷》都有比較簡單的處理方法，可是祖沖之卻把諸如近點月、交點月以及五星運動周期等都列入了他的上元積年的考慮因素之內，以至把過去已經很複雜的上元積年計算搞得更複雜，所得數據也格外龐大。戴法興的批評中就提到了這一點，並且指出要「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為煩也」，這種看法無疑是很正確的。 對多種機械的研究祖沖之是一位博學多才的科學家，對於各種機械也有研究。他曾經設計製造過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糧食的工具），銅製機件傳動的指南車，一天能走百里的「千里船」以及類似於木牛流馬的陸上運輸工具。他還設計製造過漏壺（計時器）和巧妙的欹器。此外，祖沖之也精通音律，還寫過小說《述異記》10卷。祖沖之著述很多，《隋書·經籍志》記載有《長水校尉祖沖之集》51卷，散見於各種史籍記載的有：《綴術》，《九章算術注》，《大明曆》，《駁議》，《安邊論》，《述異記》，《易老莊義》，《論語孝經釋》等。但其中絕大部分著作都已失傳，現在僅能見到《上大明曆表》、《大明曆》、《駁議》、《開立圓術》等有限的幾篇，《太平御覽》中還收有《述異記》的片斷。為了紀念和表彰祖沖之在科學上的卓越貢獻，人們建議把密率稱為「祖率」，紫金山天文台已把該台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355113「祖沖之星」，莫斯科大學裡刻有世界著名科學家的雕像，其中就有祖沖之的雕像，中國歷史博物館等許多博物館都有祖沖之的雕像或畫像，在月球背面也已有了以祖沖之名字命名的環形山。 祖沖之之子祖暅，字景爍，也是南北朝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和天文學家，曾任梁朝員外散騎侍郎、太府卿、南康太守、材官將軍、奉朝請等官職。在戰亂頻繁的年代裡，祖暅的生活很不安定也不順利，甚至坐過監獄，當過俘虜，但他始終沒有放棄數學和天文學的研究工作。祖暅是祖沖之科學事業的繼承者。在數學方面，他與父親共同解決了球體積的計算問題，並提出了「冪勢既同，則積不容異」的原理，現在稱為「祖氏公理」或「祖暅公理」。數學名著《綴術》很可能是這父子兩人共同勞動的成果。在天文曆法方面，他三次上書梁朝政府建議改用《大明曆》，終於被採納頒行。他還曾親自監造八尺銅表，測量日影長度，並發現北極星與北天極不動處相差1度有餘，糾正了北極星就是北天極的錯誤觀點。出於研究天文和準確計時的需要，他還研究與改進過當時通用的計時器漏壺，並撰有《漏刻經》1卷，現已失傳。晚年曾參加阮孝緒編著《七錄》的工作，負責天文、星占、圖緯等方面的古籍。他還著有《天文錄》30卷，也已失傳，僅存若干片斷，散見於唐瞿曇悉達修撰的《開元占經》等書中。祖暅之子祖皓，少傳家業，也精通數學和天文學。梁朝時曾任江都令，廣陵太守，深受百姓愛戴。侯景之亂時被俘，慘遭殺害。這個世代相傳成績卓著的科技世家至此也就無以為繼了。 第二節范縝① 范縝（約450—515），字子真，祖籍順陽（今河南淅川境內）人，六世祖汪，移居江南。南北朝時期著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傑出的無神論者。青年時期范縝出身於士族家庭，為東晉安北將軍范汪的六世孫。南陽范氏進入南朝後開始衰落，幾乎無人有高官顯爵。祖父范璩之，劉宋時官至中書郎。父范璩，宋奉朝請，在范縝生下後不久就病故，故范縝自幼家境貧寒，與母親相依為命，並以孝謹聞名。他刻苦勤學，十幾歲時，聽說名儒大師沛國劉正招收學生講學，就離家投師門下。他學業優異，卓越不群，劉因而十分鍾愛他，親自為二十歲的范縝行加冠禮。劉在當時學術地位很高，門生大多是所謂「車馬貴游」的權勢子弟，錦衣玉食，狂妄自大。范縝在從學的數年中，經常穿布衣草鞋，上下學都是步行，但卻並未因此自卑自愧。相反，他生性倔強耿直，不肯向權貴低頭，敢於發表「危言高論」，同窗士友都畏他三分，因而他也受到眾人的疏遠和冷落。他成人後，博通經術，對於《三禮》有特殊的造詣。在諸多的士人中，他只與外弟蕭琛情投意合，結為好友。蕭琛以能言善辯聞名，也每每為范縝的言簡意明、通達要旨的議論所折服。但是在劉宋時期，范縝卻很不得志，他的聰明才智和滿腹經綸無處施展。懷才不遇的痛苦無時無刻地煎熬著他，使他未老先衰，在二十九歲時就已白髮皤然，遂寫下了《傷暮詩》、《白髮詠》，以抒發內心的憤憤不平，寄託自己不屈服厄運的志向。 蕭齊禪代劉宋後，范縝的命運有了轉機。他當上了尚書殿中郎。齊武帝永明年間（483—493），蕭齊與北魏和親通好，范縝曾作為使者出訪北魏，他淵博的知識和思想的機智敏捷，博得了北魏朝野的尊重和讚嘆。 《神滅論》及主要思想范縝生活的時代，是南朝佛教興盛的時代。靈魂不死、輪迴報應的宗教迷信的毒霧瀰漫於朝野，籠罩著社會的各個角落。唐朝詩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詩曾生動地勾畫出當時佞佛的景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無數顆靈魂受到佛教的毒害，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費在佛寺僧塔的修建之中。統治階級中一些上層人物，不僅把佛教當作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自己也沉溺於對佛教的篤信中，以求得充實空虛的靈魂。齊竟陵王蕭子良，狂熱地迷信佛教，他在府邸聚會名僧，講論佛典，佞佛盛況，自東晉以來所未有。他甚至不惜有失宰相的身份，親自為僧侶端茶上菜。蕭子良還有交遊賓客，聚會文學名士的雅好。他在京都雞籠山西邸官舍禮賢納士，蕭衍（即梁武帝）、沈約等「八友」，以及范縝等士人，都游於其門。但在這些名士中，幾乎多是佛門信徒。他們認為人的靈魂不滅，靈魂不因人的死亡而消失，而是轉移於其他活人的肉體中；又篤信因果報應，認為前世、今世所行的善或惡，在來世必然要分別得到富貴或貧賤的報應。唯有范縝對這套荒謬的說法嗤之以①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梁書·儒林·范縝傳》，下引此傳者不另作注。 鼻，他大唱反調，盛稱無佛。結果，在齊永明七年（489），以竟陵王蕭子良為首的佛門信徒與范縝展開了一場大論戰。 一天，蕭子良問范縝說：「你不信因果報應說，那麼為什麼會有富貴貧賤？」范縝說：「人生如同樹上的花同時開放，隨風飄落，有的花瓣由於風拂簾帷而飄落在廳屋內，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則因籬笆的遮擋而掉進糞坑中。殿下就猶如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於糞坑中的花瓣。貴賤雖然不同，但哪有什麼因果報應呢？」蕭子良不能駁倒范縝這番有理有據的答辯，無言以對，心裡卻對范縝深為不滿。 經過這一次交鋒，范縝覺得有必要將自己無神論的觀點加以系統闡述，他遂寫出了著名的《神滅論》（今天所見的設賓主形式的《神滅論》並非初稿，是范縝在梁時的修訂稿）。他以犀利的筆鋒，形象的比喻，簡明扼要地概括了無神論與有神論爭論的核心問題，即形與神之間的關係，將有神論批駁得體無完膚。 范縝在《神滅論》一開始就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觀點。他說：「形即神也，神即形也。」所謂「形」是形體，「神」是精神，「即」就是密不可分。范縝認為，精神與形體不可分離，形體存在，精神才存在；形體衰亡，精神也就歸於消滅。在范縝看來，形體和精神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不能分離的統一體，即兩者「名殊而體一」，或曰「形神不二」。 范縝在「形神相即」，「不得相異」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形質神用」的著名論點。他寫道：「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即認為形體是精神的質體，精神是形體的作用；兩者不能分離。他打了一個恰如其分的比喻說：「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刃，舍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這就是說，精神與肉體之間的關係，就好像刀刃與刀刃的鋒利之間的關係，鋒利指的不是刀刃，刀刃指的也不是鋒利。然而，離開刀刃也就無所謂鋒利，離開了鋒利也就無所謂刀刃。既然從未聽說過刀刃沒有了而鋒利還存在的，怎麼能說肉體死亡後而精神還能存在呢？這就有力地證明了精神對形體的不可分割的依賴關係。 范縝對「質」和「用」的範疇也給予了深入淺出的論證。他提出，不同的「質」有不同的「用」，而且精神作用只是活人的特有屬性，宣揚佛教的人以樹木和人為例，說人和樹木同是質體，但人有知覺，樹木則沒有，可見樹木只有一種性質，人有兩種性質，所以人的精神可以離開形體而獨立存在。范縝反駁說：「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所以，質的不同，決定了人的「有知」和木的「無知」，即特定的質體具有其特定的作用，不可混為一談。同時，范縝還從發展、變化的觀點闡述了質與用、形與神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他駁斥了佛教徒對「生形」與「死形」、「榮木」與「枯木」之間區別的故意混淆，說：「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人從生到死，木從榮到枯，形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所以質的作用也隨之而變化。所以，隨著人的死亡，精神活動也停止消失了。這樣，佛教鼓吹的靈魂不死的謬說，即「神不滅論」便不攻自破了。 范縝不僅指出了「用」隨「質」變，而且辯證地認為物體的變化有其內在的規律性。如人的生死，必是先生後死；木的榮枯，必是先榮後枯，順序不可顛倒。他還認為，事物的變化有突變和漸變兩種形式。突然發生的事物，如暴風驟雨，必然突然消失；逐漸發生的，如動植物，必然逐漸消滅。故他總結說：「有欻有漸，物之理也。」認為突變和漸變是客觀事物自身的發展規律。 范縝在對形神關係作深入探討時，還把人的精神活動分為互相連接的兩個階段，把人的生理器官看作是精神活動的物質基礎。所謂精神活動的兩個階段，即一是「痛癢之知」（感覺），二是「是非之知」（思維）；兩者的區別是「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兩者又是屬於一個人的精神活動的整體之中，即「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變有異，亦總為一神矣。」他認為，口、眼、耳、鼻、手足擔負著不同的感知職能；由於科學水平的限制，他還不了解大腦的作用，錯誤地認為「是非之慮」由「心器所主」。但是儘管如此，他的論述也揭穿了佛教徒的「慮體元本」，即思維活動沒有自身的物質基礎，精神可以離開人的形體而獨立存在的謬論。對輪迴說是一個有力的駁斥。 范縝在神滅論的最後部分，無情地揭露了佛教的欺騙性和對社會的嚴重危害。他寫道：「佛教損害了國政，僧尼敗壞了民俗。佞佛如同驟起的狂風迷霧，弛盪不休。我有感於這一弊端，渴望拯救沉溺於佛教的人們。為什麼人們都要傾家蕩產去求僧拜佛而不肯去接濟親友、撫恤貧困呢？這是由於佛教重於利己而輕於濟世。所以佞佛之人在窮親貧友相求時，都不肯解囊相助，而是斤斤計較，吝嗇已極，但卻將千萬資財貢獻佛寺，獻媚求歡於僧尼。豈不是在於從僧侶那兒可以撈取好處，而在親友身上卻無油水可榨；加上拜佛雖破費錢財，還可以獲得周急積善的美名。人們又受到佛教種種虛誕說教的迷惑、引誘、恫嚇和欺騙，紛紛擯廢禮教而遵從佛法，家家不講孝悌，人人不行慈愛。致使兵源短缺，官府缺少辦事的官吏，土地荒蕪，糧食乏匱，而僧寺佛塔卻耗費了無數錢財，奸佞不法之徒層出不窮，人們仍粉飾太平。正由於這樣，佛教的危害和弊端是無限的。我認為人們應稟承自然天性，行自我修養，於有若無，來者不拒，無亦不求，人人各守其職，各安天命。小人甘願躬耕于田畝，君子保其恬和樸素的本性。這樣，種田打糧，糧食將取之不盡；養蠶織衣，衣服將用之不竭；百姓用衣食之餘奉獻君主，君主以無為而治天下。欲使人民昌盛，國家強大，君主權重，必須採用此道。」 范縝的思想受時代以及其所屬階級的局限，是有缺陷的。例如把「聖人」視為生來就具有特殊的體質，因而具有「聖人之神」，而「凡人之形」則決定了「凡人之神」，不免陷入到物質結構的機械論。此外，他又以儒家的宿命論和天性論，以及儒家經典中的神道設教的學說，去反對佛教，即用唯心主義去反對唯心主義，難免在某些問題上缺乏說服力。 決不賣論取官《神滅論》抓住了時弊，擊中了佛教的痛處。它一問世，士林爭相傳抄，朝野為之喧譁。竟陵王蕭子良憑藉宰相的權力，慌忙調集眾僧名士，軟硬兼施，輪番圍攻范縝。但由於他們講不出象樣的道理，儘管人多勢眾，也沒有壓倒堅持真理的范縝。佛門信徒太原名士王琰，借儒家講究孝道為武器，撰文立著，企圖一下子封住范縝的口，他帶著嘲諷的口吻說：「嗚呼！范子，你怎麼竟連自己的祖先在哪裡都不知道！」但范縝當即反唇相譏說：「嗚呼！王子，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祖先的神靈在哪裡，為什麼不殺身去追隨它們呢？」王琰啞口無言，敗下陣來。蕭子良又派名士王融到范縝那兒，企圖用官位加以利誘，王融對范縝說：「神滅之說既然是異端邪說，而你卻堅持己見，恐怕會有傷名教。以你出眾的才華和美德，何愁官至中書郎。而你為什麼要違背眾人的信仰，自討身敗名裂呢？」范縝聽後哈哈大笑，回答說：「倘若我范縝肯於出賣人格，背叛信仰去撈取官位，恐怕早就當上尚書令、尚書僕射一類的高官，你說的中書郎又豈在話下！」 范縝的剛直不阿的可貴品德，以及決不「賣論取官」的原則立場，在當時只能增加他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齊明帝建武年間（494—498），他出尚書省，遷領軍長史。又被出為宜都太守。他仍堅持神滅論，不信鬼神。當時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當地人篤信三廟有神靈，經常祭祀。范縝在任期間，下令嚴禁祭祀活動。不久後，范縝的母親去世，他因此辭官守喪，自此至梁初，他一直未出仕任官，居住在南州。坎坷的後半生齊末，梁武帝蕭衍起兵。范縝雖在守喪，仍身穿喪服去迎接梁武帝。梁武帝與范縝曾在南齊時共游竟陵王蕭子良的西邸，關係不錯，見了范縝後暢敘友情，非常盡興。梁武帝平建康，任命范縝為晉安太守。范縝在任四年，清廉節儉，除了俸祿以外一無所取。天監四年（505），朝廷任命范縝為尚書左丞。范縝離任回京前，所有財產未給親戚，而是都贈與了前尚書令王亮。王亮是王導六世孫，范縝曾與他在南齊時同為尚書殿中郎，結為好友。齊梁之際，王亮擁立蕭衍有功，任尚書令，後因在天監二年（503）對梁武帝大不敬，削爵廢為庶人。當時范縝念及舊日友情，對王亮十分同情，仍經常去王亮家看望他，兩人過往密切。 范縝剛任尚書左丞，一天，梁武帝設宴招待群臣。梁武帝志得意滿，對群臣說：「朕終日聽政，孜孜不倦，希望能知道自己的得失。你們可以說是人才濟濟，望暢所欲言。」范縝為人耿直，站起來說：「司徒謝胐徒有虛名，不涉政務，但陛下卻如此重用。前尚書令王亮擅長治國，陛下卻廢為庶人。對此愚臣百思而不得其解。」梁武帝聽了這番話，臉色變得十分難看，他厲聲說：「你還可以更改你所說的話。」范縝固執己見，並無懼色，梁武帝惱羞成怒，宴會不歡而散。 事後，御史中丞任昉遂上奏彈劾范縝，羅織罪名，說他不遵士操，弄口鳴舌，撥弄是非；指責范縝在居喪時擁立武帝，目的是想要位居台輔，而一旦未得重用，就心懷不滿，黨附王亮，二人私下議論朝政，誹謗正直。因此，建議免去范縝所居官，收付廷尉治罪，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 梁武帝對任昉奏書表示贊同，並親自寫璽書責詰范縝，列舉了王亮的十大罪狀後，氣急敗壞地問范縝：「對此你還有什麼可說的，竟敢妄自喊冤鳴不平！你要對我所說的王亮十大罪狀做出回答。」在這種情況下，范縝自知有口難辯，對武帝所詰王亮十大罪狀，只是支支吾吾，搪塞而已。但仍未能免除懲罰，被流放到廣州。 梁朝時，南朝佛教進入了全盛時期。梁武帝篤信佛教，他在天監三年（504）下詔說：「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內。..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偽就真，舍邪入正。」（《廣弘明集》卷四）這道詔令，無異正式宣布佛教為國教，一時朝野上下，佞佛成風。但也就在詔令頒發後不久，范縝不顧他被流放的不利處境，將《神滅論》充實完善，修訂定稿，並在親友中傳播，再一次向佛教發出了挑戰。 為了不讓范縝的《神滅論》在更大的範圍流傳，當時最高的僧官大僧正法雲上書給梁武帝說：「范縝所著《神滅論》，群僚尚不知道它的觀點，先以奏聞。」提醒梁武帝蕭衍用皇帝的威嚴壓服范縝。蕭衍欲崇尚佛教，當然也必須搬開《神滅論》這塊絆腳石。但為了表示他的寬宏大量，他首先解除了對范縝的流放，將他召回京師建康，並授以中書郎和國子博士的官銜。緊接著，梁武帝又布置了對范縝的圍攻。為了確保一舉成功，他頒布了《敕答臣下神滅論》的詔書，為這次圍攻的總動員令。他在詔書中首先定了神不滅的調子。詔書說：「觀三聖設教，皆雲神不滅。」同時，訓斥范縝「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違經背親，言語可息」。並引經據典，說靈魂不滅在儒家經典里是有記載的。據《禮記·祭義》說，只有孝子才能使死去的親人享受祭品。《禮記·禮運》說，如果在祭祀前三天進行齋戒沐浴，就能見到所祭祀的鬼神。但是，為了表明自己並非以勢壓人，梁武帝又虛偽地把這次圍攻加上學術討論的裝潢，他說：「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長短，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滅之論自行。」（見《弘明集》卷十）所謂「設賓主」，是當時流行的一種問答體論文體；所謂「就佛理以屈佛理」，言外之意是讓范縝放棄真理。 范縝對此毫不示弱，他堅持真理，絕不妥協，勇敢地接受了梁武帝蕭衍以及眾僧名士的挑戰，並將《神滅論》改寫成有賓有主、一問一答的文體，共設三十一個問答。蕭衍見范縝不肯就範，於是唆使光祿寺大僧正法雲寫了《與王公朝貴書》，發動朝野僧俗，一齊上陣，輪番向范縝展開進攻。先後參加圍攻的有六十四人，共拼湊了七十五篇文章。可是，他們多是無真才實學的御用文人，才華、文筆、思辨能力距范縝相去甚遠，只能以謾罵代替爭論。他們指責范縝「欺天罔上」、「傷化敗俗」，叫囂取締「妨政實多」的《神滅論》。范縝從容自若，沉著應戰，據理駁斥，史稱「辯摧眾口，日服千人」（《弘明集》卷九）。當然，圍攻者中也不乏辯士。東官舍人曹思文，能言善辯，筆力不凡，接連寫了《難神滅論》和《重難神滅論》，但與范縝交鋒後，亦一籌莫展，不得不承認自己「情思愚淺，無以折其鋒銳」。 在這場論戰中，范縝終於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並被載入史冊。梁武帝對他無可奈何，只好既不貶黜，也不升擢范縝，讓他位居國子博士，直至死。《神滅論》也未予以取締。 大約天監十四年（515），范縝病逝，終年約六十五歲。他有文集十五卷。范縝有一子，名胥，字長才。他繼承父志，傳父業，亦有口才。官為國子博士。 范縝一生坎坷，然而他生性耿直，為人正派，為堅持真理，不怕威脅利誘，不惜放棄高官厚祿，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向唯心主義宗教神學展開鬥爭，寫下了在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不朽作品——《神滅論》。他在形神關係的論證上，他的思想深度和邏輯的嚴謹不僅超越了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唯物主義者，而且在整個中國封建思想家中，也是獨一無二的。他那種為堅持和捍衛真理而鬥爭的勇氣，更是難能可貴。李延壽在《南史·范縝傳》的論中，曾對此作出了中肯恰當的評價：「縝婞直之節，著於始終，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第三節酈道元 家世 酈道元，字善長，北魏范陽郡涿縣（今河北涿縣）人，生年據後人推算，可能在北魏和平六年（466）或延興二年（472）①，卒於孝昌三年（527）十月。北魏傑出的地理學家。 酈道元出生在封建官宦世家。曾祖酈紹，原是後燕慕容寶的濮陽太守。 祖父酈蒿曾任天水太守。父親酈范，在拓跋燾時曾「給事東宮」，賜永寧男爵，以後晉為子爵、侯爵，封冠軍將軍，任青州刺史，尚書右丞等職。酈道元的童年、少年時代是在他父親任青州刺史期間度過的。酈范死後，道元襲爵永寧侯，按慣例降為伯爵，任尚書主客郎中。太和十八年（494）隨孝文帝北巡懷荒（今河北張北縣北），柔玄（今內蒙古興和縣西北），撫冥（今內蒙古四王子旗東南），武川（今內蒙古武川縣）四鎮。太和十九年（495）任治書侍御史。景明中（500—503）任冀州東府（治信都，今河北冀縣）長史。景明末，任潁川（治長社，今河南許昌市）太守，永平中（508—511）任魯陽（今河南魯山縣）太守。延昌末，任東荊州（治比陽縣，今河南泌陽縣）刺史。正光五年（524）任河南（今河南洛陽市）尹。孝昌元年（525）以後，授官安南將軍、御史中尉。孝昌三年（527）十月，道元和弟弟道峻以及兩個兒子被蕭寶夤的部下殺死在陰盤驛亭（今陝西臨潼縣東）。主要著作有《水經注》40卷，《本志》13篇和《七聘》諸文。但流傳至今的只有《水經注》一種，其餘均已失傳。 《水經注》三國魏人寫的《水經》，記述河流137條，酈道元從小就喜愛讀它。此外，他還喜歡讀《山海經》、《禹貢》、《周禮·職方》、《漢書·地理志》等。他覺得這些書寫的不夠周詳和完備。他把自己看到的地理現象與古代地理書籍對照，發現地理現象是隨時間的流逝而變化發展的。上古的情況已很渺茫，因為部族的遷徙，城市的衰亡，河道的變遷，名稱的更異，都是十分複雜的。如果不把這些變化了的地理現象及時記錄下來，後人就無法弄明白。由此他認識到，把經常變化的地理現象儘可能詳細地記載下來是非常必要的。於是他決定選取《水經》為藍本，為之作注。他以水道為綱，將河流流經地區的古今歷史、地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風俗、古蹟等作了儘可能詳細的描述，從而達到「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①的目的。這樣一來，《水經注》在內容和文字上都大大超過《水經》，河流數目由《水經》的137條增加到1252條①，而文字則三十倍於《水經》，達到31萬多字，成為當時一部內容空前豐富的地理巨著，是北魏以前中國地理的總結②。它在地理學上①趙貞信：《酈道元之生卒年考》，《禹貢》半月刊，7卷1—3期，1937年。王成組在《中國地理學史》中提出生於455年。 ①王先謙：《水經注合校》序。 ①《唐六典》工部·水部郎中注。 ②侯仁之、黃盛璋《選釋》，《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一輯），科學出版社，1963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有四項，分述如下。 一、《水經注》在水文地理上的成就《水經注》講的是陸地上河流、湖泊的水文特徵。全書記載大小河流1252條，名稱有河、江、水、川、溪、渠、瀆、溝、澗、伏流、峽、谷、瀑布等，並按次序描述其發源、幹流、支流、河谷寬度、河床深度、流程、方向以及水量的季節變化，河水的含沙量，河流的冰期等。在給河流命名時，它有一定的指標，如河流的干支關係，長短大小，獨流入海還是匯入大河等。如經水的指標是：「水出山而流入海者」；枝水是：「引佗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川水是：「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于海者」③。在描述河流的發源時，不是千篇一律，而是緊緊抓住各個河源的自然地理特點作仔細描述。如卷九《清水》、《沁水》和《淇水》三篇中，所記三條河流都發源在太行山東麓或黃土高原，但在酈道元的筆下，這三個河源具有各不相同的河源類型。清水是一條以山麓分布的諸陂散泉為水源的河流，「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沁水是一條以山澗小溪為源流的河流，「三源奇注，逕瀉一隍，又南會三水，歷落出左右近溪，參差翼注之也」。淇水則是一條以山崖斷層瀑布為水源的河流，「水出山側，頹波崩注，衝擊橫山，山上合下開，可減六、七十步，巨石磊砢，交積隍澗，傾瀾漭盪，勢同雷轉，激水散氛，暖若霧合」。汝水的發源地，酈道元還對照地圖和地方志，親自進行野外查勘，然後寫入注文。 黃河的流域範圍和流經地區的地理情況，酈道元大都引用歷史文獻予以說明，少數是他親自調查的結果。如黃河支流白鹿淵水，「南北三百步，東西千餘步，深三丈余。其水冬清而夏濁，停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①，這是道元調查以後的記錄。 《水經注》中有不少運河和農田水利的記載。把先秦、漢晉以來各地澤渚、陂塘、堤堰的興廢狀況作了較詳細的陳述。以陂來說，共記載109個陂，較著名的水利工程有28項。象都江堰、白渠、龍首渠、成國渠、靈積渠、鄭國渠、六門碣等，都是在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 《水經注》不僅記載有水河道，而且還注意記載無水舊河道。所記「今無水」的舊河道約24條。它可以為今天尋找地下水提供線索。 《水經注》記載的洪水，不僅有當時的，也有歷史上的。這些歷史水文資料是道元經過實地考察收集來的，非常寶貴。如穀水在魏太和四年（480）發大水，「暴水流高三丈」。道元進一步考察，發現穀水千金堨的石人記載了「太始七年（361）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②。在伊闕左壁上，道元也發現了測水石銘上的記錄：「黃初四年（223）六月二十四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比已下」③。 酈道元非常重視收集歷代河水和泉水顏色的資料，水色不同，反映河水的所含物質有差異。黃河水色黃濁，因為水中含黃泥多，達到「一石水六斗泥」的程度。黃河、渭水的水色有時變赤，可能是含有大量氧化鐵。有的河水呈黑色，有的呈綠色，而廬陵郡（今江西吉水縣）南城中有一口井「其水③《水經·河水注》卷一。 ①《水經·河水注》卷五。 ②《水經·榖水注》。 ③《水經·伊水注》。 色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飲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①。 《水經注》共記伏流30餘處②，其名稱有伏流、潛水、重源。但書中對黃河重源說的傳播，對濟水三伏三見的訛傳，則是《水經注》的不足。所記30餘處伏流，大部分是可靠的。道元還把有些伏流周圍的岩溶地貌作一番描述。有的伏流，道元還記有長度。 對我國北方河流的冰期，《水經注》也有記載，如黃河孟津河段的冰層厚度是：「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③《水經注》記載的湖泊類型名稱有14個，即湖、澤、海、坈、陂、浦、淵、潭、池、藪、渚、塘、淀、沼等。其中有非排水湖，如蒲昌海、卑禾羌海（青海湖）等；有排水湖，如彭蠡澤、洞庭湖、葉榆澤等；有的是人工湖，如芍陂、長湖等。有的湖泊記載了面積大小，大的如洞庭湖，「湖水廣圓五百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④，小的如華池「池方三百六十步」⑤。《水經注》記載的湖泊，反映了分布不均的特點。廣大朔北地區只有屠申澤；而在河南汝河流域的平輿縣，安徽淮河流域的新息縣則湖泊分布比較稠密，有湖陂27處。此外還記載了季節湖和沿海瀉湖。 酈道元多次記載排水湖與河流之間的水文關係，表明湖泊可以調節河流水量。洪水期，河流將洪水排入湖泊；旱季，湖泊又把湖水補給河流。 二、《水經注》在地質、地貌學方面的成就酈道元在《水經注》中闡述的關於流水侵蝕、搬運和沉積作用的見解，在中國古代地質學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通過長期觀察，確認水的侵蝕力量很強，「水非石鑿而能入石」①，「觸石成井」②。他不僅解開了安喜縣（今河北定縣東南）城角下面出現成堆積木之謎，而且體現出他具有流水侵蝕、搬運、沉積的思想。書中寫道：「余考記稽疑，蓋城（指安喜縣城）地當初，山水漭盪，漂淪巨栰，阜積於斯，沙息壤加，漸以成地。板築既興，物固能久耳。」③秦氏建元中（374年前後）又發大水，沖崩兩岸，安喜城也崩了一角，露出了古代沉積下來的積木。這就是積木的來歷。酈道元的分析判斷很正確，運用流水侵蝕、搬運、沉積的原理，解釋了積木的來歷，很了不起。這個卓越的思想，為流水地形成因提供了理論依據，為中國古代地質學理論作出了貢獻。 《水經注》中記載了許多化石，包括古生物殘骸化石和遺蹟化石。如會稽有古脊椎動物殘骸化石，渭水上游成紀縣（今甘肅莊浪縣）僵人峽有人類化石，湖南湘江流域石燕山有腕足動物殼體化石，湖南湘鄉有魚化石。 酈道元很注意收集礦物、岩石資料，所記礦物有20餘種，岩石19種。 如鹽礦，不僅記載種類，池鹽、井鹽、岩鹽、海鹽、戎鹽，而且所記產地很廣，西到天竺，東至海，北到黃河流域，南及長江流域。 ①《水經·贛水注》。 ②陳橋驛：《水經注研究》第43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水經·河水注》卷一。 ④《水經·湘水注》。 ⑤《水經·河水注》卷四。 ①《水經·河水注》卷四。 ②《水經·滱水注》。 ③《水經·滱水注》。 《水經注》中記載溫泉31個，其中可供治病的12個。有的溫泉「赴集者常有百數」①。各地溫泉水溫差異很大，有的暖、有的熱；有的炎熱特甚，可燖雞豚；有的炎熱倍甚，下足便爛；有的炎勢奇毒，可以熟米。從低溫到高溫有五個等級。在當時無溫度計的條件下，作者能用不同程度的詞彙作出區別，很不容易。它為我國地熱變遷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歷史依據。此外，道元還記載了溫泉中的礦物質和生物，以及用溫泉種稻等。 《水經注》中有豐富的地貌學內容。就地貌類型說，有31種，如山、嶺、原、丘、坂、阜、洞穴、沙漠等。有的名稱一直使用至今。《水經注》記載了岩溶洞穴46個，按洞穴結構、性狀特點取不同名稱。描述內容有洞穴大小，洞穴結構，洞穴氣候，洞穴水文，洞穴利用，洞穴生物等。 三、《水經注》在生物地理學方面的成就《水經注》全書所記植物品種大約140餘種②，不算多，但各地的植被狀況卻有不同程度的描述。如「林木茂密」、「多木無草」、「無木多草」、「少草木」、「無草木」、「無樹木」等。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是「林木茂密」和「無草木」兩種。書中記載了植物分布的緯度地帶性、經度地帶性和垂直地帶性。記載了我國東部濕潤地區的沼澤植被和水生植被，也記載了我國西部乾燥地區的草原和荒漠植被。對植被垂直分布的原因作了分析，認為是「由地迥多風所致」①。書中記載的動物種類大約有100多種②，很有特點：第一，明確記載了動物的分布界線，說「瞿塘峽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同貉獸渡汶而不生矣」③。第二，記載了各地的特種動物，如伊水的鯢魚，若水的象、犀、鉤蛇，葉榆河的猩猩、髯蛇，吊鳥山的候鳥，沔水的猴猿、野牛、野羊，長江的鱷魚，■道縣的猶猢，瞿塘峽的猿等。第三，多次記載淡水魚類洄游的習性，是世界上記載淡水魚類洄游的最早文獻。 四、《水經注》在人文地理學方面的成就《水經注》中有關農業地理的內容很多，包括種植業，畜牧業、林業、漁業、狩獵業。其中以農田水利為中心的種植業占了很大比重，全國幾個有系統灌溉工程的大型農業區均作了重點記述。對邊疆地區的農業，如輪台以東廣饒水草的綠洲農業，西南地區溫水流域的「火耨耕藝」原始農業也有記載。在資源開發和利用上，《水經注》的記載也很有特色。如湖泊的開發利用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湖泊的灌溉效益；2.湖泊的資源開發；3.湖泊旅遊資源的開發利用。 工業地理方面，《水經注》記載的門類有採礦、冶金、造紙、食品、紡織等，其中以屈茨的冶鐵工業的記載最出色，是一項完整的工業地理文獻。在這個冶鐵基地上，既有就地開發的原料和燃料，同時也有廣闊的產品銷售市場，是一個十分理想，具有很高經濟效益的冶鐵工場。此外還記載了銅、鐵、金、銀、錫等多處冶煉工場以及冶煉設備，全國各地大小鹽場18處。介紹了池鹽、井鹽、石油、天然氣、金、雄黃等礦物的開採技術和運銷範圍。①《水經·沔水注》上。 ②陳橋驛：《酈道元與水經注》第7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①《水經·漸江水注》。 ②陳橋驛：《水經注研究》第124頁。 ③《水經·江水注》一。 《水經注》中有關運輸地理的內容包括水上運輸和陸上運輸。河道中的灘、堆、峽、瀨常被作為航運條件加以評價。水位的季節變化也結合航運問題介紹，如「泗水冬春淺澀，常排沙通道」①。陸上運輸方面，酈道元廣泛搜羅了各地橋樑和津渡的資料。全書提到的各種橋樑超過90座，津渡有90餘處②。橋的種類按材料性質分有藤橋、木橋、竹篾橋、石橋；按橋的結構形式分有懸索橋、平面橋、浮橋、石拱橋。 民族地理方面：《水經注》提到的民族有13個以上，分別介紹了他們的不同語言和風俗習慣，指明了某些民族的地理分布，敘述了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相互影響，彼此交流等。 沿革地理和地名學方面，《水經注》也是一部傑出的著作。全書出現地名約17756個，有全面地名闡釋的達2134條③。全書提到的縣城、鎮、鄉、聚、村、戍、塢、墟、堡等居民點數目接近4000個④。縣級以上的行政區和居民點，大部分都記載了歷史沿革。有的地名，除了敘述沿革外，還常常進行地名學的考證。 《水經注》是一座異常豐富的文化寶庫，除了地理學的成就外，還在文學、歷史學、民族學、考古學、碑版學、語言學等方面有突出的貢獻。 由於《水經注》的內容十分豐富，所以後世學者紛紛從中吸取營養，進行廣泛的研究。經歷代學者的深入研究，形成一門學問，叫做「酈學」，其中又形成了學派，如考據派，詞章派，地理派。「酈學」不僅在中國發展、壯大，而且在國外有所發展，出現一些著名的「酈學」專家，如伯希和（PaulPellict）、費琅（G.Ferrend）、沙畹（E.Chavannes）、馬伯樂（H·Maspero）、森鹿三等①。 ①《水經·泗水注》。 ②《水經注研究》第17頁。 ③劉盛佳：《我國古代地名學的傑作——》，《華中師院學報》（自然版）1983年1期。④《水經注研究》第17頁。 ①陳橋驛：《水經注研究二集》第1—1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