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九章刁協、劉隗、郗鑒、溫嶠
第一節刁協、劉隗①
刁協（？—322），字玄亮，渤海饒安（河北舊縣鎮）人，出身於二流士族。祖父刁恭，官至魏齊郡太守。父刁攸，晉武帝時為御史中丞。刁協天資聰明，博聞強記，自幼就喜歡博覽儒家經籍。起家為濮陽王國文學，後以精通儒學，諳習典章制度，被任命為太常博士，兼本郡（即渤海郡）大中正。劉隗（272—333），字大連，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人。自稱是漢楚元王交的後人。其父祖在魏晉時官爵並不顯赫。父劉砥，只是東光縣令而已。劉隗喜好文史，文化修養很好，故起家為秘書郎，掌管圖書著述。但由於秘書郎是貴勢子弟所把持的官職，劉隗沒有強硬的父祖背景，遂在當時內官重、外官輕的風氣下，被排擠出秘書省，出為冠軍將軍、彭城內史，成為本郡長官。
擁戴皇權，以法御下刁協、劉隗家族勢力不強，本人官位不高，卻因局勢的演變，而在兩晉之際被推上政治歷史舞台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西晉末年，八王爭權，問鼎於中原。在這種形勢下，劉隗、刁協都極力謀求在政治上有所依託，以求晉身。刁協棄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穎，為平北司馬。後看到趙王倫兵多勢眾，棄穎投倫，任相國參軍。趙王倫敗，他又轉奔長沙王乂門下，為驃騎司馬。而當局勢朝著有利於東海王越的方向發展時，他又投靠鎮守鄴城（今河北臨漳）的東嬴公司馬騰，被任為長史，遷潁川太守。東嬴公司馬騰敗死，刁協經過選擇，認為東海王越系統的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琅邪王司馬睿所轄的兩淮及江南地區比較穩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餘地，遂避難渡江，被用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劉隗則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馬睿的轄區之內，與睿是上下級關係而交上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好運，被睿任為從事中郎。
可是，刁協、劉隗所依附的卻是弱主。琅邪王司馬睿勢單力薄，完全有賴於以王導、王敦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擁戴才得以立足。王導內控朝政，王敦外居荊州重鎮，司馬睿不過是門閥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時有諺云：「王與馬，共天下。」形象生動地說明了當時主弱臣強的政治狀況。對此，不僅司馬睿十分不滿，而且家族勢力不強的劉隗、刁協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鞏固受到直接威脅。所以，司馬睿不甘寂寞，從移鎮建鄴（今江蘇南京市）開始，就有意重用刁協和劉隗，引二人為自己的親信；刁協、劉隗二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也盡心悉力，志在扶植皇權，以期蒙被顯貴。
刁協因為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熟悉封建禮儀制度。所以他在東晉皇朝創立初期，被委以創立憲章的重任。當時，朝臣中很少有人熟悉過去的禮儀制度，刁協排除各種困難，在較短的時間內，經過反覆修改補充，終於制定了一整套封建典章禮儀制度。它的建立，對於明尊卑、辨貴賤、別等級、防僭越、崇皇權、抑權臣具有一定作用。司馬睿因此更加器重刁協，拜其為①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刁協傳》及《劉隗傳》，下引此傳者，不另作注。尚書左僕射。太興初年，遷尚書令，又加金紫光祿大夫。
劉隗則善於探求司馬睿的旨意，並憑藉他兼通文史、習於政務的長處，往往能夠在司馬睿尚未發話時就滿足他的願望，故司馬睿將劉隗視為十分稱心得力的心腹。司馬睿對王導的鎮之以靜、「寧使網漏吞舟」的扶植縱容門閥勢力的政策深為反感，一反「本諸家傳禮來久」的儒學家族傳統，而「用申韓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針。而劉隗為人耿直，不畏權勢，又對司馬睿忠心無貳，故司馬睿以劉隗為丞相司直，後又轉為御史中丞，委以刑憲。劉隗忠實地執行「以法御下」的方針，堅持排抑豪強，不避權貴的原則，對違反封建禮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權的行為堅決地予以舉劾。
護軍將軍戴若思也是晉元帝司馬睿的親信，但他擅自讓府將篡取軍士，劉隗奏免戴若思官。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喪而結婚，以孝友著稱的東閤祭酒顏含居叔父喪而嫁女，劉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東晉初，在王導「寧使網漏吞舟」政策的保護下，貨賂公行，吏治腐敗。劉隗力圖予以糾正。丞相行參軍宋挺是揚州刺史劉陶的門生，劉陶死後，他強娶劉陶愛妾為妻，又盜竊官布六百餘匹，本應棄市，遇赦而免予追究。不久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為長史。劉隗得知此事，認為宋挺霸占舉主劉陶之妻，違背三綱之義，有悖人倫之序，而且尚貪贓枉法，雖遇赦免死，但應除名，禁錮終身並發配邊境充兵；對於明知宋挺贓污亂倫，卻仍欲舉薦為官的阮抗，則應給予免官和下獄治罪的處分。晉元帝雖表示贊同，但因宋挺已經病亡而不想再追究。劉隗據理力爭，認為為了作法垂於後世，整肅風紀，必須堅持原判，並班下遠近，使人人皆知。晉元帝同意了他的意見。
劉隗法不阿貴，不畏強御，他將矛頭直指當權的門閥世族。汝南周f，是東晉政權的台輔重臣，權勢頗重。有一次，廬江太守梁龕居喪請客，周f與三十多人赴宴。劉隗奏免梁龕官，削侯爵，以明喪服之禮；周f等人則明知梁龕居喪而仍然赴宴，宜各給予剝奪一個月俸祿的處分，以肅其違。晉元帝從之。而後，周f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擅自砍傷門生二人，又砍傷前來糾察的建康左尉。劉隗因此再次彈劾周f，周f坐免官。
對於權傾朝野的琅邪王氏家族，劉隗也不留情面。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強顯貴，驕傲自恣。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劉隗劾奏，只是因晉元帝畏於王導，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審理。但是，劉隗並未因此氣餒。當時，「用法不及權貴」之弊十分嚴重，執法不公，用法不嚴，故有「延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的民諺。建興中，丞相王導府中的督運令史淳于伯被冤殺。劉隗為其申理冤情，指責具體負責此案的從事中郎周f、法曹參軍劉胤等人刑殺失於公允，不能勝任其職，請皆免官。其矛頭直指周f等人的後台王導。王導被迫上疏引咎，請求辭職。晉元帝未接受其辭呈。
刁協雖不負責刑憲，但他性格倔強剛悍，不肯與當時門閥世族相沉浮，凡事都崇上抑下。他對優遊無事、貪污腐化、朋黨比奸、趨炎附勢的風氣深惡痛絕。他放達不羈，飲酒過量，常常借醉酒之機而指責辱罵公卿大臣。刁協和劉隗對皇權的忠誠以及執行「以法御下」的堅決，使晉元帝對他們更加信任。太興初年，任命劉隗為侍中，又賜爵都鄉侯。不久代薛兼為丹楊尹。他雖不在中朝，但仍與尚書令刁協一起參予制定所謂「萬機秘密」，二人成為晉元帝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對此，極力想要專權擅政的門閥勢力極為不滿，他們對劉隗、刁協二人莫不側目以視，一方面將「以法御下」的政策比之為「刻碎之政」，一方面則對劉、刁二人進行直接的人身攻擊，說他們是佞幸小人。
如汝南周嵩曾被劉隗舉劾，對隗恨之入骨，以至於仇及刁協。他的哥哥吏部尚書周f曾在尚書省內當值，夜裡突然發病，十分危險。刁協正好在場，馬上採取措施予以醫治，百般照料。到天亮時，周f病情有所好轉，刁協遂讓人通知周嵩。周嵩急忙趕來，刁協見到他，哭泣著述說周f晚上病危的狀況。而周嵩十分冷淡，揮手讓刁協走。刁協走到戶外以讓其兄弟敘談。周嵩看到周f，連病情都沒問就說：「你在中原時曾與和嶠齊名，現在怎麼能與佞幸小人刁協有交情。」說完便揚長而去。
周嵩將刁協、劉隗比成佞幸，是對晉元帝疏遠和排抑南北世族勢力表示不滿。他曾上疏晉元帝，力諫切勿疏遠王導，重用刁、劉。在奏疏中，他把王導比作諸葛亮，認為晉元帝「以危為安，以疏易親，放逐舊德，以佞為賢。」晉元帝沒有理睬他的意見。至於王導，由於自己是「以法御下」政策的首要目標，自然不便對刁協、劉隗進行直接人身攻擊，但他對刁、劉二人的仇視卻往往不由自主地溢於言表。他聲稱為政不應「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而當他對當朝人物進行品評時，卻說：「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壼）之峰距」。評價刁協為人「察察」，實是貶斥而非讚譽。
劉隗、刁協既然將其命運繫於皇權，所以毫不在乎來自門閥勢力的種種非議和反對，繼續在晉元帝的支持下，採取了一系列弱枝強幹的措施，從而使得皇權與門閥世族之間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王敦起兵，以清君側東晉初年主弱臣強的重要原因，就在於門閥世族握有軍權，盤據外藩，司馬氏為代表的中央皇朝幾乎無兵可用。在握有強兵的諸家族中，以琅邪王氏為最盛。王敦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軍事，居長江中上游重鎮，與內控建康朝權的王導遙相呼應，是威脅封建皇權的主要力量。王敦又因素有重名，有擁立之功，專任外藩，「手控強兵，群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晉書·王敦傳》）。因此，劉隗、刁協認識到，欲加強皇權，僅僅實行「以法御下」是不行的，還必須削弱乃至剝奪門閥世族的兵權。於是，劉隗以王敦威權過於強盛，終將成為禍亂之源為由，竭力勸說晉元帝司馬睿任用心腹為外藩方鎮長官，以收兵權。此議剛剛提出，恰好湘州刺史出現空缺。王敦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力範圍，立即表請以自己的親信、宣城內史吳興沈充為湘州刺史。湘州號稱南楚險國，據長江上游之勢，位於荊交廣三州交界處，是「用武之國」（《晉書·閔王承傳》）。控制湘州，對建康東晉朝廷來說，無疑等於在王敦勢力範圍內打進一個楔子。因此，晉元帝在劉隗、刁協等人的勸告下，未理會王敦的表請，而於太興三年（320）十二月，任命自己的從叔父左將軍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可是，因湘州經動亂後荒殘困弊，加上譙王承本人將才不足、能力較低，故王敦雖心懷不滿，但對此也並無太大異議。他憑藉湘州位於自己的都督區內，既不給本來就沒有多少軍隊的湘州增加兵員，又不供給軍事器械，聽任譙王承之鎮湘州。主弱臣強的局面仍未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
王敦知道朝廷不信任自己，就要求將部下在揚州的家屬接到荊州。其用意有二，一是如朝廷同意這一要求，則可收買人心，並可以防備來自建康的不虞；二是如朝廷拒絕，則可因此煽動將士對朝廷不滿，為起兵提供藉口。劉隗、刁協接到王敦的上表，認為王敦奸逆之心已經昭著，則一方面抗絕了王敦的要求，以期用王敦部下家屬為人質，牽制王敦以便儘可能地延緩他反叛的時間。另一方面，開始積極地著手建立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和指揮的新軍，以便在萬一王敦反叛的情況下，不至於因無兵可用而束手就擒。但在當時的軍戶制下，良人無當兵的義務，軍戶又多由門閥世族所把持，故建立新軍，必須要解決兵源問題。為解燃眉之急，尚書令建議徵發揚州諸郡的奴客為兵，以備征役。太興四年（321）五月，晉元帝下詔發奴為兵。七月，任命親信、尚書僕射戴若思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以丹楊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今江蘇淮安市），各領以奴為兵者萬餘人。劉隗、戴若思臨行前，晉無帝司馬睿親自來到他們的營地，慰問勉勵將士；並為劉、戴二人設宴餞行，開懷暢飲，賦詩勵志。
劉隗、戴若思分別鎮戍合肥、淮陰，名義是為了防禦北方入侵，實際上則是使合肥、淮陰、建康形成犄角之勢，以應付可能發生的王敦反叛。劉隗出任外藩後，仍遙控朝政，凡是朝廷重要事務，如選舉用人等，晉元帝都要與他密謀後才作出決定。王導則被架空，受到冷落，鬱郁而不得志。王敦因此極為不滿，寫給劉隗一封帶有威脅和利誘雙重含意的信，信上說：「聽說近來皇帝非常信任你，所以我想在中原動亂、大賊未滅的形勢下，與你和周f等人齊心協力，輸佐王室，以便安定天下。如果我們之間可以平安相處，則皇室國運可以歷久不衰，反之，則天下將永無安定之日。」劉隗回信引用了《莊子大宗師》中所說的「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認為人各有志，不必強求一致，非有過往不可，拒絕了王敦的拉攏；又引用晉大夫荀息所說的「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表示這也是他的志向，含蓄地指斥王敦懷有不臣之心。王敦見信，氣急敗壞，對劉隗更加怨恨。他在荊州聚集軍隊，加強戰備，籌劃東征京師建康；又充分利用發奴客為兵後在揚州地區士族地主中對朝廷存在的不滿情緒，派吳興人沈充回到揚州，糾合反對朝廷的勢力以配合即將發動的東征。在舉兵反叛前，王敦向自己幕府長史、名士謝鯤徵詢意見，說：「劉隗這個奸佞小人，將要危及朝廷，我打算清君側之惡，匡輔皇帝，以拯救國家，你看如何？」謝鯤回答說：「固然像你所說的那樣，劉隗是造成禍亂的根源。但是，躲在城牆中的狐狸以及宗廟裡的老鼠之所以安然無恙，是因為人們擔心如果熏燒它們將毀壞城牆和宗廟。劉隗之所以恣意而為，是憑藉皇帝的支持。除掉他，必然會因此侵僭君權，危害國家。」王敦反意已定，聽了這番話後勃然大怒，說：「你這庸才，豈識大體！」永昌元年（322）春正月，王敦以討劉隗、清君側為名，在武昌（今湖北武漢市）起兵。他上疏列舉了劉隗十大罪狀：其一，邪佞諂媚，譖毀忠良，擾亂朝政；其二，大興事役，賦役不均，勞擾士庶；其三，選舉不公，進人退士，高下由己；其四，免良人奴為兵，百姓嗟怨；其五，僭越過制，以朝廷黃門侍郎、散騎侍郎為參軍；其六，假借舉義，扶植個人勢力，招收徐州流民為府兵；其七，拒絕荊州將士接迎妻小，使三軍將士無不怨憤；其八，以曾在皇帝即位前投書勸進的王官充征役；其九，以自贖得免和已放遣的客或其子弟為兵，有所不得，輒歸罪於原來的客主，使百姓怨聲載道；其十，刑罰失中，人人自危，有識杜口。
王敦軍至蕪湖（今安徽省蕪湖市），又上表列舉了刁協的罪狀。晉元帝見疏表，大怒說：「王敦竟敢犯上作亂，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將親自率領六軍，討伐叛逆。有能殺王敦者，封五千戶侯。」同時，命令劉隗、戴若思急速率兵回建康勤王助討。
劉隗到建康時，百官列道迎接。他舉止瀟灑，神態自若，慷慨陳詞，激勵眾志。他與刁協一同入宮見晉元帝，竭力主張誅殺留在建康的以王導為首的琅邪王氏。晉元帝未採納這一建議。劉隗因此知道晉元帝在為自己留條退路，並無堅決平叛的決心，感到前景不妙，遂忐忑不安，面有懼色。
晉元帝首鼠兩端，不敢堅決平叛的態度，以及不滿於「以法御下」政策的門閥世族和受發奴客為兵之害的士庶對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叛軍進展神速，在沒有遭到什麼抵抗的情況下，兵鋒直指建康。晉元帝雖仍口喊平叛，實際上卻畏敵如虎。他一反疏遠王導的態度，任命王導為前鋒大都督，王導在軍事上毫無建樹，致使建康城的守衛形勢岌岌可危。晉元帝無奈，派琅邪王廙帶旨勸說王敦止兵，但王廙一去不返，投棄了王敦。晉元帝又任用陰險好利的大族名士周札為右將軍，都督石頭城諸軍事，戍守建康門戶石頭城。而力主平叛的刁協、劉隗，卻沒有在平叛中受到重用。世族頭面人物周f被任命為尚書左僕射，實際上是剝奪了尚書令刁協的實權；而劉隗也只能戍守位於建康外圍的丹楊江乘蒲上的金城，作為外援而已。
王敦因此氣焰囂張，進兵不止，很快就兵臨建康城下。他打算先攻金城，消滅劉隗，以解心頭之恨。部將杜弘勸他說：「劉隗養了許多敢死士兵，所以金城不容易攻克。不如先攻石頭城。石頭城守將周札為人苛刻，士兵都不願為其效力，攻城必勝無疑。周札兵敗則劉隗必然不攻自潰。」王敦言聽計從，以杜弘為前鋒，進攻石頭城。周札未加抵抗就打開石頭城門，投降了王敦。
石頭城既陷，建康城危在旦夕。晉元帝命令刁協、劉隗等人率眾反攻，企圖奪回石頭城，以挽救敗局。刁協、劉隗攻城不下，反被王敦所敗。王敦乘勝進入建康城內。這時，建康城內一片混亂，叛軍四出劫掠燒殺，無惡不做，宮省內百官公卿驚恐萬狀，奔逃一空。晉元帝見大勢已去，決定放棄抵抗。他脫去了戎衣，改穿朝服，對左右隨從說：「王敦想要取我代之，早明說就是了，何必要如此殘害百姓！」又派使者對王敦說：「你如果仍忠於朝廷，就息兵停戰，天下尚可以維持安定；如不是這樣，朕將仍回琅邪國為王，給你讓出皇位。」
在這種情況下，劉隗、刁協亦無回天之力。他們敗退到台城，在太極殿東側的階下見到了晉元帝。元帝拉著劉隗、刁協兩人的手，流淚嗚咽，不勝悲傷，並勸他們立即逃離建康，以避殺身之禍。刁協說：「臣應當以死節事君，故不敢有貳心而出逃。」元帝說：「現在事逼無奈，不走怎麼可以呢？」遂令人給劉隗、刁協人馬，讓他們自尋生路。劉隗、刁協與晉元帝揮淚告別。劉隗行至淮陰，為戍守此地的劉遐所襲擊，不得不帶著妻子、子女和親信二百多人投奔後趙的石勒。石勒以劉隗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成帝咸和八年（333），劉隗隨從石虎征前趙，戰死於潼關，終年六十一歲。刁協因年老體弱，出逃後不能騎馬，行動遲緩，加上他向來對下屬毫無恩惠，同行的左右都與之離心離德，故行至江乘（今南京東北二十公里處）時，刁協被人誅殺，首級送至王敦。王敦允許刁氏家屬為刁協收屍埋葬。晉元帝聽到刁協身死未免的消息，十分悲痛，秘密下令，逮捕並誅殺了送刁協首級的人。
為刁協平反引起的爭議晉明帝太寧二年（324），王敦之亂被平定。與王敦有矛盾而被其誅殺的世族頭面人物，如譙王承、甘卓、戴若思、周f、虞望、郭璞、王承等人，東晉王朝都予以平反昭雪，被以顯贈。甚至曾為王敦開城門投降的周札（被王敦在太寧二年所殺），也在王導的堅持下，按「以身許國」的功名贈以衛尉。而在當時「不與劉石通」的情況下，劉隗投奔石勒，顯然屬於投敵叛國，大逆不道，所以王敦雖平，劉隗仍不得歸國。至於刁協，因素來與當權的王導等人有矛盾，也以出奔不盡臣節的罪名，不在平反之列。至成帝咸康年間（335—342），刁協的兒子刁彝上疏，為其父鳴不平。朝議時，在位權貴多認為晉明帝時褒貶已定，不宜再予以更改；而且刁協不能守臣道死身事君，在出逃後遇害，所以不能恢復其官爵。丹楊尹殷融持有異議，他認為：「王敦是十惡不赦的叛臣，罪不容誅。因此，與王敦勢不兩立的刁協之善亦不容賞。如果認為刁協的忠君是出於一己之私利，出謀劃策又常有失算，並以此對刁協橫加指責，不過是出於偏見而已。現在，把叛臣王敦所行的誅殺確定為國刑，將如何能達到勸善沮惡的目的！在王敦目無君主，專權擅政時，刁協挺身而出，是為了國家而非個人。過去楚國的孔寧、儀行父追隨昏君，幹了不少壞事，而楚國仍恢復了其官位，就是因為他們是君主的親信，況且刁協與晉元帝之間還是忠義的關係！刁協又是中興四佐之一，位於群臣之首。至於出走，是因為勢窮計屈，奉命而行，並非為了逃避刑罰，所以宜予以顯贈，以明忠義。」
當時庾冰輔政，對殷融的建議遲疑而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又寫信給庾冰，為刁協申理，信的大意是：「刁協是中興功臣，死於王敦之亂。天下不知道他有什麼罪過，卻只看到他被貶黜，致使其兒子稱冤喊屈。這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沮喪忠臣之節，使天下生惑，為王敦之黨報仇。刁協功大於過，與過去楚國的佞幸小人孔寧、儀行父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宜追加顯贈。我聽說有人認為明帝時刁協已被廢黜，現在不宜再予以糾正。我以為不然。刁協不是在明帝時被誅，而只是未加贈而已。至於明帝時加贈的周f、戴若思，都不是王敦檄文所欲誅討者，在叛亂得逞後才被殺害；周f、郭璞等人也不是在為君主御難時被殺，卻都加以褒贈。與此相比，刁協忠義為重是顯而易見的。我又聽說下面的人多認為應該給刁協加贈。刁協為什麼會得到眾人的同情和支持呢？如果說以寬柔得人心，則刁協為人粗曠，積怨甚多；如果說以富貴得人心，則刁氏今日已成貧賤寒門。其原因就在於事不公允。希望足下深思。」
庾冰看信後，深以為然，上奏書給成帝。成帝詔曰：「刁協欲忠於君主，卻喪失了為臣之道，致使王敦得以託名清君側，肆行叛逆，遂使社稷致禍，君主受辱，對此刁協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若嚴明國典，則對刁協處以刑罰亦不為重。現在之所以重議刁協事，不過是因他尚有功勞可言，王敦叛亂亦未持久而已。可以復刁協本來官位，加以冊祭，以明凡忠君者有微功必顯。雖然不能對其過失加以貶裁，然而或許可以對後人以勸勉。」於是追贈刁協本官（尚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祭以太牢，基本上予以平反昭雪。
劉隗有子名綏，與劉隗一同投奔石勒。孫劉波，曾為石虎手下的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後投奔東晉，官至散騎常侍。劉波子劉淡，東晉末年，為廬江太守。
刁協有四子：刁逵、刁暢、刁弘，另一子名不詳。刁協平反後，逵、暢、弘並列顯職。桓玄篡政，三人都依附於桓玄。後為劉裕所族誅，刁氏遂滅族。刁協諸子不以儒家名教為準則，專事商業和搜刮民財，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又占固山澤，被稱為「京口之蠹」。刁氏族滅後，劉裕將其財產分給百姓，讓大家儘自己的力量隨便拿。就這樣，分財產也持續了好幾天。當時天下饑饉，百姓多因此而得以免於死亡。
第二節郗鑒、溫嶠①
東晉時期，由於南北民族矛盾的影響，士族高門為了不再重演家破身亡的悲劇，一反西晉時的頹風，勵精圖治，奮勵向上。士族中出現了一些有作為的人物。郗鑒和溫嶠就是為穩定當時政局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
抗胡名將郗鑒（269—339）字道徽，高平金鄉（今山東金鄉北）的大族。他的曾祖郗慮，曾受學於東漢大儒鄭玄，建安年間官至御史大夫。可見他家是有儒學淵源的。郗鑒年輕時即以儒雅著名，被稱為「兗州八伯」（即八名士）的「方伯」（《晉書·羊曼傳》）。
溫嶠（288—329）字太真，太原祁縣（今山西祁縣東）的大族。他父親兄弟六人，並有名當世，號稱「六龍」。叔父溫羨西晉惠帝時為中書監。西晉時士族門閥制度已經確立。這一制度保證了居於統治地位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經濟等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權。又由於封建國家統一，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使大量財富集中在統治階級手中。當時，門閥士族中盛行著腐朽不堪極為荒淫的生活方式。他們或是「鬥富」，揮霍掉大量財物，或是飲酒狂歡，以殺女奴取樂。郗鑒雖列身士族，但他「少孤貧」，「躬耕隴畝」，平日「博覽經籍」，「吟詠不倦」。溫嶠的家境可能要好一些，他「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從這些記載看，他們兩人奉行的還是正統儒學。郗鑒年輕時雖有名望卻「不應州命」。八王之亂中，他三十歲左右了，為趙王倫闢為掾。他「知倫有不臣之跡，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溫嶠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而奏之，京都振肅」。西晉政治極其腐敗。官吏嗜財如命、貪贓枉法成為風氣，以至公開搶劫。士族高門孜孜於祿位，不惜參與宗室諸王爭權奪利的爭鬥，支持司馬氏骨肉相殘。郗鑒、溫嶠雖廁身官場，卻還能卓然處世，這在當時並不多見。他們後來在抵抗胡族統治者屠殺漢人中起了重要作用就不是偶然的了。
八王之亂，諸王互相殘殺。兵連禍結，人民遭受極大的災難。而西晉王朝的統治力量也大大削弱。隱伏著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一發而不可收拾。匈奴劉淵、羯人石勒以反晉為號召起兵，胡、漢人民紛紛響應。隨著劉、石勢力的壯大，他們志欲建立胡族統治政權的野心也愈來愈膨脹，變反抗西晉的殘酷統治為對漢族人民的屠殺。「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晉書·石季龍載記》）。西晉愍、懷二帝被俘後，西晉在北方的統治即告瓦解，北方的社會矛盾也就成為漢族人民反抗胡族統治者殘酷屠殺及奴役的鬥爭。
為了躲避胡族統治者的屠殺，大量的北方人逃往比較安定的長江以南。
「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晉書、王導傳》）。而那些一時走不掉留在北方的西晉官吏、地方大族、豪強則紛紛部勒宗族、部曲築起塢堡自保。這些結塢自保的塢主多以東晉為「正朔」，並積極與劉、石作戰，所以周圍的漢族人大量地投入塢堡避難。一時間，這些塢堡成為北方各地抵抗胡族進①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郗鑒傳》及《溫嶠傳》，下引兩傳者，不另注。攻、廣大漢族人民團聚求生的中心。
八王之亂中，諸王百般拉攏名士壯大力量。趙王倫、東海王越等都曾辟郗鑒為掾，他都藉故推辟。溫嶠這一時期的情況不清。但是在永嘉之亂中他們卻成了抵抗劉、石的有名將領。
八王之亂後期，并州刺史司馬騰為參加混戰，率并州軍民東下冀州。在并州離石（今山西離石）起兵的劉淵趁機將他的勢力擴大到并州的中部和南部。由於劉淵的屠殺和掠奪，并州地區已完全殘破。并州治所晉陽「府寺焚毀，殭屍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晉書·劉琨傳》）。光熙元年（306）並以刺史劉琨為收復劉淵控制的并州，以溫嶠為掾屬，招募千餘人進入并州。「於時並土荒殘，寇盜群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憑恃焉」。由於劉琨、溫嶠的努力，他們很快在「荊棘成林，豺狼滿道」的并州站住腳，並在晉陽「撫循勞徠，甚得物情」（《晉書·劉琨傳》），迅速擴大了勢力。驕橫一時的劉淵不得不將都城從離石遷到蒲子（今山西隰縣），以避劉琨、溫嶠。
郗鑒在八王之亂後期回到家鄉。永嘉之亂起，郗鑒與鄉里千餘家避難魯國之鄒山（今山東鄒縣東南），據山自保。郗鑒被推為塢主。在鄒山，郗鑒率眾與石勒等日日交兵，雖「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眾至數萬」。
當時劉淵、石勒鐵騎在北方縱橫馳騁，攻城屠邑，許多塢主因劉、石軍事壓力而相繼與其合作。郗鑒、溫嶠在那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堅持鬥爭，並能壯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沒有堅定的民族立場，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但是，他們並沒有在北方繼續戰鬥下去。因江東政治形勢的變化，溫嶠、郗鑒相繼渡江來到江南。
平定王敦、蘇峻之亂東晉是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情況下建立的。西晉滅吳後，江東地方大族並不甘心他們在政治上受制於中原士族。江東之地西晉時期雖有重兵鎮守，反叛仍時有發生。永嘉之亂，大量的北方人源源過江，使這裡的政治情況異常複雜起來。東晉初年，南北士族間的鬥爭，士族地方勢力與皇權的鬥爭交替發生，使東晉政局動盪不安。特別是永昌元年（322）的王敦之亂，造成東晉嚴重的政治危機。
東晉元帝司馬睿雖是西晉宗室，以惠帝皇統而論，卻是疏而又疏。他能渡江登基稱帝，主要是得到琅邪王敦、王導家族的支持。所以，王敦、王導倍受寵遇。他們權力之大，當時人認為是「王與馬，共天下」。
然而司馬睿不希望這種「共天下」的局面繼續下去。他企圖削弱王氏等士族的權力，引起士族們不滿。永昌元年手握強兵的王敦自上游而下，攻進建康。在建康，王敦總攬朝權，誅殺朝士，改易百官，並欲廢立太子。不但造成東晉嚴重危機，也使北方抗胡鬥爭連連受挫。已進逼黃河使「石勒不敢窺兵河南」的祖逖，看到王敦和元帝的矛盾日趨尖銳，「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晉書·祖逖傳》），憂憤發病而死。在鄒山堅持數年的郗鑒，在王敦攻下建康後不久，不得不退屯合肥，結果「徐、兗間諸塢多降後趙」（《資治通鑑》卷九二，元帝永昌元年）。
就在東晉內亂迭起、抵禦胡人南下的防線節節南撤的情況下，溫嶠和郗鑒先後來到江南。
建興四年（316）匈奴劉曜攻破長安，愍帝被俘，西晉亡。由於趙淵、石勒等以反晉名義起兵進行民族仇殺，廣大漢族人民也就以晉室作為民族旗幟。西晉滅亡，東晉又成「正朔」所在。建武元年（317）溫嶠為劉琨所遣，攜表勸進，來到建康。司馬睿登基後，他被留在江南。後為太子司馬紹屬官，「太子與為布衣之交」。
王敦起兵最終目的是要取司馬氏而代之。廢掉太子是他實現這一目的重要一步。王敦曾召集百官，當著眾人，聲色俱厲逼問溫嶠，欲迫使溫嶠對太子品行有所否定。但溫嶠不為王敦淫威所動，從容答對，力陳太子「至孝」品行。眾人皆以為信然，挫敗了王敦企圖動搖晉室「根本」的陰謀。
郗鑒是在撤出鄒山南屯合肥不久奉召渡江的。王敦兵進建康後引起了東晉一系列矛盾的變化。王敦專權，其黨皆至大官，引起了其他受排擠士族的不滿；他誅殺異己，連一些沒介入王、馬之爭的江東士族也成刀下之鬼，更引起江東士族的不滿。其時，勢力單薄的江東士族要擺脫受制於王敦的困境，只有和其他反王敦的勢力結合起來。他們看到郗鑒將是一個有力的合作者。江東士族尚書右僕射紀瞻以郗鑒「雅望清德，宜從容台閣，上疏請征之；乃征拜尚書」（《資治通鑑》卷九二永昌元年條）。
郗鑒迅速過江，表面上由元帝下詔，而實際上是得到王敦同意的。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情況下，南北方廣大漢族人民將司馬氏政權看作是自己的民族旗幟，這是王敦篡晉的最大障礙。郗鑒作為北方抗胡名將，在南北方頗有影響。若能得到郗鑒的支持，必能緩和反對情緒。由於王敦與郗鑒過去同居司馬越府，所以他認為憑過去的關係會得到郗鑒支持的。但是王敦打錯了算盤。郗鑒過江後不久，即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馬睿在憂憤中死去。太子司馬紹繼位，是為明帝。東晉諸帝中，唯明帝能有所作為。他看到郗鑒過江後朝廷中正在出現一個南北士族聯合反對王敦的政治形勢，看到郗鑒、溫嶠、紀瞻等人是他聯繫反對王敦勢力的重要人物，對他們特別予以重視。「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威逼，謀杖鑒為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明帝這一做法是想改變建康自元帝以來軍事上孤立無援的局面。這引起了王敦的猜疑。王敦要求改授郗鑒為尚書令，明帝只得召郗鑒還朝。途徑姑孰，為王敦扣留，因郗鑒聲望甚高，敦未敢加害，只得放還。郗鑒回建康後即與明帝密謀討伐王敦。當時王敦耳目遍及朝廷內外，郗鑒這樣做是擔很大的風險。隨著王敦與明帝對壘的形勢越來越分明，支持明帝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在郗鑒之後又有王導、王舒、溫嶠、應詹等與明帝謀討王敦。由於得到這些士族的贊同，明帝才下決心先出兵討伐。可見在這一點上郗鑒的膽識過人。
溫嶠在明帝即位後任侍中。因有「棟樑之任，帝親而倚之」，「機密大謀皆所參綜」。王敦不願明帝身邊有這樣一個智囊，便將溫嶠調到他身邊做左司馬，以圖溫嶠為他效力。溫嶠偽與王敦親近，參與密謀，附其所欲，頗得王敦信任。及丹陽尹缺，為在京師多設耳目，王敦使溫嶠出任。溫嶠得由此還都，隨即向明帝報告了王敦的意圖，使建康方面先有準備。後王敦發現受騙，氣得下令要活捉溫嶠，親自處決他。
太寧二年（324），明帝乘王敦病重，下詔討伐。當時王敦已不能率軍，派其兄王含、錢鳳等率五萬大軍自武昌順流而下。王含大軍兵臨城下，明帝等據城為守，情況和永昌元年時如出一轍。但王含軍隊終被擊潰。這除了因王敦病死其內部出現變化外，在軍事上建康方面得力於三個重要因素。
第一，王含等企圖利用建康守備力量薄弱，在逼近建康時偃旗息鼓，突襲攻城。溫嶠率軍燒掉秦淮河上的朱雀桁大橋，並夾水與戰，敗王含，挫其銳氣。爭取了時間使外援軍隊進入建康。
第二，王含大軍來攻，郗鑒建議明帝火速調兵入衛建康。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等帶兵趕到，增加了建康兵力。《資治通鑑》述及此事，胡三省注云：「以敦、鳳同惡相濟，率大眾以犯闕，雖諸公忠赤，若以台中現兵抗之，是復周、戴石頭之事，微郗鑒建請而召劉遐、蘇峻，殆矣！」可見這一建議對保住建康、最後擊破王含軍起了重要作用。當時又有人建議乘王含軍遠道而來立足未穩，明帝親率兵出戰。王含兵精將勇，又有順流之勢，冒然出戰，必有很大的危險牲。郗鑒向明帝分析了兩邊人心向背的情況；王敦過去對建康周圍搶掠，百姓人人痛恨，王敦傾巢出動要求速戰，我們則應堅守避戰。時間一久，義軍必起，王含必敗。明帝聽從了郗鑒的建議。後來形勢果如郗鑒所預料。
第三，明帝注意到江東士族對王敦的不滿，對他拉攏江東士族的重要渠道紀瞻特別重視。「紀瞻受領軍（將軍），會錢鳳作逆，詔上殿參定謀策事』（《北堂書鈔》卷六四引王隱《晉書》）。永昌元年王敦自上游攻建康，派其死黨沈充攻三吳，形成對建康的兩面合擊。後沈充被安插在吳郡任內史，作為王敦控制建康及東部地區的踏板。當王含兵臨建康時，三吳的江東士族紛紛起兵攻擊沈充。會稽大族虞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眾以萬數..明帝手詔潭為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即受命，義眾雲集」（《晉書·虞潭傳》）。三吳的「義軍」興起，根據改變了建康兩面受敵的形勢，對於整個戰爭形勢的變化起了促進作用。
由此可見，在平定王敦之亂的過程中，郗鑒和溫嶠起了重要作用。《資治通鑑》卷九二明帝太寧二年條述及溫嶠、郗鑒二人支持明帝討滅王敦事，胡三省在此注云：「王敦遙制朝權，其所甚害者如郗鑒、溫嶠，終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綱紀尚能自立也。」胡三省這一見解確有見地。
王敦之亂平，東晉危機總算渡過。溫嶠和郗鑒的地位也在上升。明帝死，郗鑒、溫嶠與王導、庾亮等同受顧命，輔佐五歲的成帝。咸寧二年（327）歷陽太守蘇峻又舉兵入建康，使東晉才安定不久的政局再次動盪起來。郗鑒、溫嶠又為平定蘇峻之亂做出重要貢獻。
成帝繼位後大權掌握在外戚庾亮手中。庾亮專權，但外重內輕的情況並未有什麼改變。他感到對朝廷也是對他的威脅主要是居上游的荊州刺史陶侃和歷陽內史蘇峻。陶侃據上流，握強兵。蘇峻本為北方豪強。永嘉之亂中他聚眾數千家結塢自保。後率眾渡江。平王敦中他立功，被朝廷寄以江外之任，鎮歷陽。「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資治通鑑》卷九三成帝咸和元年條）。因此，庾亮使溫嶠為江州刺史鎮武昌西防陶侃。同時下詔征蘇峻入朝，以奪其兵權。蘇峻當然不肯輕易就範。他聯絡對庾亮不滿的祖約，咸和二年（327）在歷陽起兵，率二萬人渡江，直攻建康。庾亮征蘇峻時，很多人指出歷陽距建康僅一江之隔，一旦蘇峻反叛，建康則危在旦夕；溫嶠亦屢次寫信勸阻，庾亮皆不聽。結果蘇峻攻陷建康，庾亮倉皇外逃，成帝則被蘇峻控制在手。
蘇峻攻進建康，又一次造成東晉政局動盪。蘇峻為北方豪強，他把持朝政，親戚徒黨皆至大官，損害了南北高門士族的利益。各地刺史、郡守紛紛起兵。溫嶠、郗鑒成為討伐蘇峻的核心人物。
建康陷落後，徐州刺史郗鑒在廣陵起兵渡江擊蘇峻。溫嶠聯絡荊州刺史陶侃，並推陶侃為盟主，合軍四萬，自上游而下。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太守虞潭等在三吳起兵，有眾約三萬。當時諸路勤王兵力數倍於蘇峻，又將形成對建康的東西合圍，但戰爭並不順利。
蘇峻在起兵前聯絡了對庾亮不滿的豫州刺史祖約。蘇峻所統將士多是隨蘇峻渡江的北方流民。這些人長時間在北方從戰，已形成極為驍勇善戰的武裝集團。而祖約部下是祖逖在北伐中擴充起來的，更是能攻善戰。所以，儘管蘇峻軍隊數量少，形勢上又處於不利，但仍「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向多捷，人情恟懼」（《資治通鑑》卷九四咸和三年條）。以至很多人認為蘇峻「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因累戰不勝「亦憚之」。
正在這緊要關頭，陶侃為保存實力突然提出率軍西歸荊州。溫嶠力勸陶侃應以翦除凶逆、安定社稷為重，同時嚴正指出臨陣撤軍是「沮眾敗事」，惹犯眾怒「義旗將回指於公矣」（《資治通鑑》卷九四咸和三年條）。這時溫嶠部將毛寶攻破句容等蘇峻儲糧地，峻軍乏食，陶侃才決定留下與溫嶠合力作戰。
蘇峻的糧儲被燒，遂傾力東攻，企圖打通通向三吳的道路。在京口一帶奮力阻擊蘇峻的是郗鑒。建康糧食全仰仗三吳地區供應。郗鑒在廣陵起兵時，即派人告訴溫嶠注意切斷三吳通向建康的糧運。吳興太守虞潭、會稽內史王舒起兵攻蘇峻，屢為所敗。陶侃即命虞潭、王舒等皆受郗鑒節度，使郗鑒堅守京口及外圍大業諸壘。蘇峻遣其將急攻大業壘，壘中乏食，人飲糞汁。京口震動。郗鑒部下勸郗鑒避峻軍北返廣陵，被他嚴詞拒絕。京口堅守對於消滅蘇峻起了重大作用。首先，蘇峻在缺糧的情況下得不到三吳糧食的接濟，加速了其內部瓦解。同時也有效地防止蘇峻放棄建康進入三吳的可能，保證了江南糧倉免遭戰亂破壞。其次，由於京口的堅守，東軍和西軍對蘇峻的包圍已經形成。蘇峻的活動區域僅局限在建康一個狹小的範圍，在頻繁的戰鬥中糧食、兵源都得不到補充，徹底失敗已經是不可避免了。
在一次戰鬥中，蘇峻因醉酒墜馬，被殺。峻軍失去主帥，內部隨即大亂。在東、西軍的合力攻打下，歷時二年的蘇峻之亂很快被平息。
穩定東晉政局的功臣蘇峻之亂平後，朝廷論功封賞。陶侃以「盟主」排在第一。郗鑒、溫嶠分居第二、第三。郗鑒官至侍中、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資治通鑑》卷九四咸和四年條）。整個東晉一代，皇權衰微，士族勢力強大。士族權臣之間為控制朝權進行的爭鬥，是造成政局動盪的重要原因。溫嶠儘管在平定兩次內亂中功績卓著，且大亂之後居中輔政又是眾望所歸，但他堅辭不就。這就避免了可能出現的他與其他權臣之間的摩擦，對於東晉政局的安定顯然有積極作用。咸和四年（329）四月，溫嶠因拔牙中風而死，年僅四十二歲。「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
郗鑒從蘇峻之亂平定的咸和四年（329）起到咸康五年（339）的十年間，一直以徐、兗刺史的身份鎮京口。京口地理位置的重要在平定蘇峻之亂中已充分顯示出來。永嘉之亂中，淮河下游一帶的漢族人民避難渡江，多居住在京口及其附近。咸和四年，郗鑒又將江北的很多流民遷到這一地區。大量的北方流民為郗鑒補充了許多驍勇的士兵。加之郗鑒致力經營，使這一地方的政治、軍事地位變得更為重要。所以，郗鑒能以他特有的政治地位和軍事實力制止了兩次即將發生的內亂。
在平定王敦、蘇峻兩次內亂後，江東士族的政治實力大增。尤其是陶侃，蘇峻之亂後任荊、江二州刺史、都督荊、江等八州軍事。其權勢在南士中絕無僅有，東晉一朝也不多見。時成帝幼小王導執政，陶侃「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晉書·陶侃傳》）。「嘗欲起兵廢導，因郗鑒不從而止」（《晉書·庾亮傳》）。陶侃死後，庾亮任荊州刺史，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晉書·王導傳》），與輔政的王導矛盾日趨尖銳。庾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諮鑒」（《晉書·庾亮傳》），也因郗鑒不許而未敢貿然興兵。由於郗鑒制止了這兩次即將發生的內亂，對於保證東晉政局在相當一段時間的安定是有重要作用的。咸康五年（339）郗鑒病故，時年七十一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