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四十九章醫學
先秦醫學的發展，基本上是以醫學理論的系統總結為特點，是中醫學的理論奠基時期。秦漢時期的醫學，則是在此基礎上的一次臨床實踐經驗總結和再發展。其特點：雖然《內經》的影響明顯可見，但並不十分拘泥於《內經》的觀點。
第一節《神農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的成書年代
「本草」一名，初見於《漢書·平帝紀》。《紀》云：「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經、古紀、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教授者」，「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①。《漢書·樓護傳》有「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②之記述。《漢書·郊祀志》還有：「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③本草待詔是精通本草而等待詔用者，說明中國藥物學在秦漢時已為最高統治當局所重視，並統稱之為「本草」，這個習慣一直延續至今。如前所述，本草學發端極古，千百年無數醫學家用藥經驗的積累，為專門本草學之成書創造了條件。據考證，我國第一部藥學專書——《神農本草經》約成書於漢代。但該書未見《史記》、《漢書》等收錄，至梁陶弘景時，始因參考而提及。因此，對《神農本草經》之成書年代有成於西漢、東漢之分歧。不過陶氏撰《本草經集注》時，凡《神農本草經》內容則以「朱書」。可知本書在梁時尚存，但已多有脫簡蟲蛀和傳抄錯訛，因以為陶氏撰《本草經集注》之重要動機，所以《神農本草經》之成書或早於東漢。
《神農本草經》所收藥物品種《神農本草經》三卷，分藥物為上、中、下三品，如序例所云：「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以應周天之要。其中除18種重複外，實有植物藥239種，動物藥65種，礦物藥43種。植物藥歷來占絕對多數，或系「本草」命名之由來。本書雖謂上品無毒養命，中品少毒養性，下品有毒治病，實際上並不盡然，或正相反。例如：上品中之丹砂、消石等，所謂能「輕身延年」，「久服不老神仙」等，魏晉不知有多少人照此服用而蒙受其害，因為這些服石之品倒多為有毒之物。而下品中之附子、大黃、青蒿、白頭翁等，不但並非大毒之品，相反卻是至今仍很常用的良藥。故從《神農本草經》之內容和思想傾向分析，有明顯的神仙家、道家影響。
《神農本草經》所總結記述的有效藥物，如麻黃定喘，黃連治痢，常山截瘧，附子鎮痛，大黃瀉下等等，均為現代實驗研究所證實，其中不少為國內外學者所推崇運用。該書雖至隋已佚，但《本草經集注》、《新修本草》、《證類本草》等多有引用，故宋、明、清醫家及日本學者有多種輯佚本，其中以宋王炎《本草正經》為最早，現流傳較廣者有盧復、孫星衍、顧觀光及日人森立之的輯佚本。
①《漢書·平帝紀》。
②《漢書·遊俠傳》。
③《漢書·郊祀志》。
第二節記錄病歷的創始者淳于意
淳于意和女兒緹縈
淳于意，姓淳于，名意，齊臨菑（今山東淄博市）人，約生活於公元前二世紀初，西漢時著名醫學家。曾任齊國太倉長，故《史記》為倉公立傳，世人亦多稱之為倉公。淳于意從幼年起即喜好醫學方術，先後以公乘陽慶、公孫光為師，學習黃帝、扁鵲脈書，五色診病，並得師授禁方。因此，他的醫療經驗豐富，治病效果顯著。但因未能滿足某些官吏的欲望而被誣告，於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解送京都長安。淳于氏只生五女，因無男為己之冤案奔走而煩惱。小女緹縈上書漢文帝，為父鳴不平，表示願「身為官婢以贖父罪」。文帝為其膽識所感動，親自過問了這一案件。
記錄病歷的創始當漢文帝詢問淳于意案情時，淳于意一一回答了經他診治的二十五例病人的姓名、職業、貫里，所患病名、病因、脈象、治病用藥、療效、預後等。其中病名有疽、氣鬲病、涌疝、氣疝、熱病氣、風癉等20餘種，多為內科消化系統疾病。從所論述可知，淳于氏診斷疾病精於切脈，分析病因，重視酒色過度，治療多以藥物為主。他強調切脈審疾「以起度量，主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辨表里，調陰陽，別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他在敘述經自己診治的二十五例病人（十例死亡）中，可貴的是對其治療結果實事求是，對治癒和死亡都有分析，並不迴避自己的失誤。這些有系統的記錄，史稱之為《診籍》①，是我國醫學史上最早的病歷記錄。淳于意傳授的生徒有宋邑、高期、王禹、馮信、杜信、唐安等，亦為當世名醫。
①參見《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第三節《治百病方》
漢代醫方簡牘早在《流沙墜簡》、《居延漢簡》中已有發現，但內容零亂，殘缺嚴重，且為數很少。《治百病方》，即《武威漢代醫簡》，1972年在甘肅武威漢墓出土，是一批木質醫藥簡牘，共92枚。經整理，以《武威漢代醫簡》為書名出版。據鑑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逾七十的醫學家，約卒於東漢早期②。這批簡牘十分珍貴，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漢末、東漢初我國西北地區醫藥學水平的真面貌。《治百病方》內容頗為豐富，包括用於臨床內、外、婦、五官及傷寒雜病等的治療方劑三十六首，所用藥物有百種之多，劑型分湯、丸、膏、散、酒、栓等，其方劑組成幾乎均系複方。在用藥等方面也反映了西北畜牧地區的特點，比內地使用的動物藥為多。在治療傷寒、內傷等病方面，反映了當時的醫學家已開始重視辨證論治的思想，在分析病理、辨別病證、處方用藥上尤為明顯，這些及其他地方出土的有關傷寒簡牘，對張仲景撰《傷寒雜病論》辨證論治思想之形成不無影響。
②《武威漢代醫簡的發現與清理》、《武威漢代醫藥簡牘在醫學史上的重要意義》，載《武威漢代醫簡》，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第四節醫聖張仲景與《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攻讀醫學的歷史背景
張仲景，名機，南郡涅陽（今河南南陽）人，約生活於公元150—219年。張仲景在敘述其攻讀醫學之背景時指出：「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桓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木，..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①張氏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以同郡張伯祖為師，經過多年刻苦鑽研，醫術精良，治多有效。他反對墨守陳規，指出：「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順舊。」
《傷寒雜病論》的深遠影響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對中醫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深遠影響，千餘年來，一直為中外學者所推崇，其理論、經驗、醫方等，至今仍是治療傳染病、內科雜病的準繩，甚至被奉為醫學經典。
《傷寒雜病論》經晉王叔和整理，析為《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兩部。前者專門論治傳染病、熱病，後者專門論述內科、婦科和外科等雜病的理論和方法。自宋至今，註解、闡述、發揮其書者數百家①。如孫思邈、錢乙、龐安時、朱肱、成無己、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著名醫學家，幾乎無不尊崇。張仲景對病因提出：「千般災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在疾病診斷上，他強調望、問、聞、切四診，以確定疾病之陰陽、表里、虛實、寒熱；進而判斷其治療大法的原則，即汗、下、吐、和、清、溫、補、瀉八法的運用。因此，在其著作中，理、法、方、藥齊備，使中醫學辨證論治的法則趨於完善，所以歷代醫家推崇張仲景為醫聖，日本醫學家則尊之為先師。
①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序》，見《傷寒論語譯》，人民衛生出版社1959年版。①參閱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版。中醫研究院、北京圖書館編：《中醫圖書聯合書目》，1961年。
第五節華佗對外科、麻醉之貢獻和導引術
華佗對外科、麻醉之貢獻華佗，一名旉，字元化。後漢三國間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約生活於公元141—208年間。遊學於安徽、江蘇、河南一帶，兼通數經，尤以外科、麻醉最為精通。世尊為外科鼻祖，並精曉養性導引之術。《後漢書·華佗傳》：「若疾髮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①《三國志·華佗傳》也作了內容相似的描述。由此可知，華佗曾在酒服麻沸散之全身麻醉下，為病人進行過腹腔瘤腫摘除術、腸部分切除吻合等手術。
養生導引之術華佗除外科手術技術高明外，對養生導引之術也頗有研究，並以之教導弟子吳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我有一術，名五禽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引。」「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華佗的五禽戲源於春秋戰國時的六禽戲和馬王堆出土的《導引圖》，他繼承了「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思想，發展了古代在養生長壽問題上的唯物論思想，對服五石之服食派予以批判。華佗傳授的生徒有吳普、樊阿等，均為當時享有盛名之醫學家、本草家。華佗由於不肯作曹操侍醫，終遭殺害。其著作未能傳世，題名華佗撰之《中藏經》乃後人偽托之作。
①《後漢書·華佗傳》。
第六節針灸學的發展
針灸學的發展
中國針灸學起源極早，扁鵲已以針灸治病而聞名。《內經·靈樞》頗多針灸理論和經驗之論述。西漢劉勝墓出土的金制和銀制醫針，其形制、長短，與《內經》等古典文獻所論述之九針很相近。雖然只有鋒針、毫針、提針和圓針四種，未能完全證實九針，但仍以實物反映了秦漢時期我國針灸學的高度發展①。後漢時，華佗、張仲景、涪翁、郭玉等均擅長針灸治病，所以，這一時期針灸學比以前有了更明顯的進步。
涪翁及其後學涪翁，人不知其姓名，因經常垂釣於四川涪水，人稱之為涪翁。《後漢書·方術列傳》謂其「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①這段記載說明，涪翁是一位頗有名望的民間針灸醫師，而且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理論知識，可惜其針灸著作早已失傳。但他的醫療技術已傳授給學生程高。程高十分崇敬老師，翁乃盡心悉授。程高學成後，尊師教導，亦隱跡不仕，以為群眾療疾為願。其後，程又傳授針灸給郭玉。郭玉，廣漢郡雒（今四川廣漢縣）人，亦以針灸、切脈診斷為專長，秉承先師遺志，熱心民間醫療，所謂「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以高明的醫術聞名於時。和帝時，郭玉曾任太醫丞，然其治療不如為群眾治病的效果高。和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故詢問其所以然，郭玉回答：「夫貴者處尊高而臨臣，臣懷怖懾而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②其論頗富哲理。
①針依研：《西漢劉勝墓出土的醫療器具》，《考古》1972年3期。
①《後漢書·郭玉傳》。
②《後漢書·郭玉傳》。
第七節醫事制度和公共衛生
依文獻及出土文物所見，秦漢時期是有官醫和公共衛生設施的。從這裡也可以見到當時的醫藥衛生水平。
醫事制度秦設太醫令之官職。杜佑《通典》：「秦有太醫令丞，主醫藥。」而且「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①可見秦已設侍醫之職。1975年在湖北雲夢縣發現一批秦律竹簡②，其中有涉及法醫部分之文字。可知秦已設有「令史」、「隸臣」、「隸妾」、「醫」等官職，負責自殺、他殺、鬥毆等之現場勘察、驗屍、驗傷以及麻風病人的檢查確診。對麻風病人之隔離已有病所之設置等。
兩漢時期在秦制基礎上有所發展，《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等六令丞。太醫令丞有二，主管醫藥，所以設二人者，一屬太常，主醫療之事；一屬少府，則主藥材之事。後漢時在少府之下設暴室，由宦官任暴室丞，供宮人及被廢皇后等療病休養之所。其次還有女醫、乳醫、女侍醫，多屬宮廷皇后、少小保健之設。其他如「醫工長」、「太醫監」、「典領方藥」等官職，似為宮廷醫藥管理之官員。值得注意的是「醫待詔」、「本草待詔」，顯然是從民間高明的醫學家、藥學家中被詔至京城皇室的預備官員。《後漢書·百官志》：「設太醫令一人，掌諸醫，計員醫二百九十三人，員吏十九人，藥丞一人，方丞一人，藥丞主藥，方丞主方，..考補選用均由太醫令主之。」此外，從《折傷簿》之出土，證明公元前80年軍隊的醫療衛生也已有了嚴格的制度。
公共衛生設施衛生設施：近幾十年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出土的醫藥衛生文物十分豐富，尤以秦漢為最多。醫藥簡牘、帛書、帛畫等，為研究秦漢及其以前之醫藥學發展狀況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文物資料。此外，從文獻記錄和出土的衛生文物，可知秦漢時已十分講究環境衛生。如飲食衛生方面有公共水井，在水井建設上更有井亭、井欄、井甃等完善的設備以保持水的清潔衛生；還有炊事用的灶具、灶台、甌、盛水器、食具和冷藏食物的深井、冰窖；在洗浴衛生方面有秦阿房宮供多人同時入浴的浴池，鐵制澡盆及個人洗手浴面之器物，都說明秦漢時已很講究個人衛生。當時《漢律》規定：「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環境衛生方面，秦漢時期無論宮廷或人口聚集之城市，都發掘出大量下水道，有圓筒形的，方形的，也有五角形的，其管與管之間的接口，地下管道與地面之接連，在設計上也相當科學，尤其秦宮之五角形下水道管，非常堅固。漢代除陶製的下水管道外，還有以礱石為溝建造者。《三輔黃圖說》：「未央宮有石渠閣，蕭何所造，其下礱石為道。」這更是較大型的下水道建設。又如城市街道的防塵，不但要求定期灑掃，而①《史記·刺客列傳》。
②賈靜濤：《雲夢秦簡與醫學、法醫學》，見《中華醫史雜誌》1980年1期。且設計製造了灑水車之類的工具。畢嵐鑄作「天祿蛤蟆」，可以噴水；還有「翻車」、「渴烏」等引水車作為噴水灑掃街道的機械。《後漢書·張讓傳》：「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面，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貴。」此外，各地都從漢墓的明器中發現許多造型各異或大同小異的豬圈、公廁等，說明當時人畜已經分離，從而可以減少很多消化道傳染病。清潔俑的出土，更證明秦漢時期我國人民對清潔衛生的重視。
第八節中外醫學交流
秦始皇篤信方士，妄圖長生不老，有琅玡方士徐市，上書始皇，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徐市等至日本，不返。此舉雖屬荒誕，卻是中日醫學交流之嚆矢，徐市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有著崇高的地位。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從今阿拉伯世界帶回許多藥用植物，如石榴、胡桃、胡瓜、苜蓿、蒜葫、胡荽、西瓜、無花果等。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①，後帶回薏苡仁等。《後漢書·大秦國傳》：「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②，是今日常用中藥蘇合香傳入之最早記載。如此等等，豐富了我國本草學寶庫。
①《後漢書·馬援傳》。
②《後漢書·大秦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