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二十八章 漢光武帝漢明帝漢章帝

光武帝為東漢創業之主，明帝、章帝繼之，維持了相對安定的局面。 第一節劉秀與兩漢之際的農民戰爭① 劉秀的早年 漢光武帝劉秀（前6—57），字文叔，南陽郡蔡陽縣（今湖北棗陽縣西） 白水鄉（舂陵）人，系漢景帝之子長沙定王劉發的六世孫。劉秀的父親劉欽曾經當過南頓（今河南項城縣西）縣令，「娶同郡樊重女，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劉縯），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②。 劉秀九歲時，父親病故，由叔父劉良撫養成人。劉良任蕭縣（今江蘇蕭縣西北）縣令時，劉秀「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③。劉良罷官後，劉秀迴轉家鄉，以農耕為業。王莽天鳳年間，劉秀到長安求學，「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鬥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①。以才識過人，深受南陽士大夫們的器重。不久，劉秀完成學業，從長安回到故鄉。那時，正面臨王莽統治即將崩潰的時候。 參加綠林軍劉秀是從參加綠林軍起家的。綠林軍起義於地皇二年（公元21年）後，聲勢日益浩大。次年，分為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等隊伍。南陽豪族地主，也乘機起事。特別是豪族中的劉氏，「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他們懷著「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②的目的參加起義軍。劉秀族兄劉玄參加了起義軍，劉秀長兄劉縯使鄧晨和兄弟劉秀起兵響應。當時劉秀正在宛城賣谷，遂與當地豪族李通、李軼等合謀，「乃市兵弩」，於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起兵於宛城，時年二十八歲。 十一月，劉秀率領部眾至舂陵，與劉縯會合。以劉縯兄弟為首的這支地主武裝，號稱舂陵兵。劉縯派族人劉嘉勸說新市兵首領王匡、平林兵首領陳牧與之「合軍而進」。從此，劉氏代表人物劉玄、劉縯、劉秀相繼參加了綠林軍。 劉玄稱帝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一月，綠林軍諸部齊心同力，取得勝利，號劉玄①本節主要取材於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凡引此紀文字不另加注。②《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③《東觀漢記·光武紀》。 ①《東觀漢記·光武紀》。 ②《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為更始將軍。乘勝追奔逐北，又大敗陳茂、嚴尤所部王莽大軍於清陽（今河南南陽南），進圍宛城。綠林軍各部兵力發展到十餘萬人。這年二月，「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劉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①劉縯起兵舂陵，本欲自立，當然反對立劉玄為帝，他提出了暫緩的意見，說：等到「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②。但農民軍將領張邛等皆主張維持原議，「眾皆從之」。於是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二月，在宛城以南的縯陽劉玄稱帝，建年號為更始。劉秀被任命為太常、偏將軍之職。 昆陽之戰劉玄稱帝後，派劉縯攻下宛城作為都城，並派王鳳、王常、劉秀率兵北上攻占昆陽（今河南葉縣）、定陵（今河南舞陽縣北）、郾城（今河南郾城）等地。在昆陽與官軍發生一次大戰。劉秀身先士卒，取得大勝。劉秀在此戰中顯出了軍事才能，大大提高了他的聲望和地位。 昆陽戰後，劉縯與劉玄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劉玄恐劉縯勢大難制，設法謀殺了他。 劉縯被殺後，劉秀恐遭劉玄疑忌，深自韜晦。當劉縯的屬官向他致弔唁時，他緘默不言，「難交私語，引過而已，又未嘗自代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但「獨居輒不御酒，坐臥枕席有涕泣處」①。劉玄見劉秀態度恭謹，疑心頓釋，乃任之為破虜大將軍，封陽武侯，賞其在昆陽之戰中的戰功。 綠林軍的勝利與劉玄之死經過昆陽之戰，王莽軍主力被殲。綠林軍乘勝分兩路向長安進軍：一路由王匡等率領北上攻取洛陽；另一路由申屠建等率領向西直搗長安。更始元年（公元23年）九月，綠林軍攻克長安，王莽被殺。推翻王莽統治後的第二年即更始二年（公元24年），劉玄從洛陽徙都長安。劉玄入都長安後，生活日益腐化，大封宗室功臣，委政於親信趙萌，排斥綠林軍將領，因而與綠林軍將領和廣大起義軍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 當劉玄都洛陽時，赤眉軍領袖樊崇等曾隨同劉玄的使者來到洛陽。劉玄僅用官銜籠絡樊崇等人，引起了赤眉軍將領的義憤。赤眉軍立即分兩路向劉玄進攻，大軍直搗長安，連戰皆捷。但在向長安進軍途中，樊崇等赤眉軍將領誤聽平陵人方陽的建議，擁立漢朝宗室子弟劉盆子為帝。更始三年（公元25年，即光武帝建武元年）九月，赤眉軍攻克長安，劉玄投降，不久為赤眉軍將領謝祿所殺。 劉秀勢力的發展①《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②《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①《東觀漢記·光武紀》。 劉玄政權覆滅之日，正是劉秀勢力發展之時。劉玄初都洛陽時，任命劉秀為司隸校尉，先到洛陽，整頓官府文書。繼以劉秀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招撫河北諸州郡。劉秀於更始元年十月「持節渡孟津，鎮撫河北，安集百姓」①。所至之處，「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鄧禹勸劉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劉秀深以為然，「與定計議」。 當劉秀北至真定（今河北正定南）時，有個賣卦的卜者王郎，詐稱是漢成帝之子，由劉林與趙地豪強李育、張參等擁立為天子。他們一面派兵遣將攻占城邑，一面發布檄文招撫州郡，幽州、冀州各地「皆望風響應」。更始二年，劉秀以王郎勢力強盛，乃自真定北走薊城（今北京市），又南奔饒陽（今河北饒陽縣東北），渡嘑沱河至信都（今河北冀縣一帶），得到信都太守任光的支持，乃發信都郡縣兵攻克堂陽（今河北新河縣西北）等地。冀州豪族劉植、耿純等各率宗族子弟相隨，眾至數萬人；並徵發所據郡國的材官、騎士為兵，北向攻克中山之盧奴（今河北定縣），南向攻克常山之真定、元氏（今河北元氏縣西北）、房子（今河北高邑西）等地，大破王郎大將李育所部大軍於柏人（今河北內丘縣東北），然後集中精銳圍攻邯鄲。上谷（郡名，屬幽州，今河北懷來一帶）太守耿況、漁陽（郡名，屬幽州，今河北密雲一帶）太守彭寵派遣部將吳漢、寇恂率兵前來助戰。更始二年五月，攻克邯鄲，斬王郎。 平定王郎後，劉玄封劉秀為蕭王，令其屬部南歸。劉秀以河北未完全平定為藉口，拒不接受南歸的詔令。這時，更始政權土崩瓦解，割據勢力紛紛擁兵自立，劉永據睢陽（今河南商丘一帶），公孫述據巴蜀，李憲據淮南（今安徽壽縣一帶），秦豐據黎丘（今湖北襄樊市一帶），張步據北海（今山東益都一帶），董憲據東海（今江蘇連雲港市一帶），延岑據漢中（今陝西漢中一帶），田戎據夷陵（今湖北宜昌一帶），或稱王，或稱帝。各地起義軍，除赤眉軍而外，河北地區有銅馬等數十支起義軍，共數百萬人。 平定河北各地劉秀擊破王郎後，便積極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向河北地區各支起義軍發動進攻。首先，派遣大將吳漢調發幽州、冀州十郡兵，在這年秋天大破銅馬軍。高湖軍、重連軍來援，亦為所敗，餘部被迫歸附劉秀。劉秀收編銅馬等起義軍後，勢力大增，眾至數十萬，故當時人以「銅馬帝」稱之。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劉秀又率領大軍攻殲尤來、大搶、五幡諸路農民起義軍。於是，河北地區義軍主力被劉秀消滅殆盡，河北地區亦盡歸其所有。 劉秀稱帝劉縯、劉秀兄弟起兵舂陵時，早有帝制自為之心，因而與劉玄之間存在著爭奪帝位的矛盾。其後劉縯被殺，劉秀雖滿腔悲憤，但以勢力孤單，只得隱忍不發，繆為恭順。到了吞併河北義軍之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遂公開與更始政權決裂，於建武元年六月在鄗（今河北高邑）稱帝，改元建武，建立起東漢政權。同年七月，赤眉軍進軍關中，立劉盆子為帝；九月攻①《東觀漢記·光武紀》。 破長安，更始政權宣告滅亡。 第二節光武帝的帝業 統一政權的重建 東漢政權建立後，立即出動大軍渡河南征。首先是掃蕩更始政權在各地的殘餘勢力，然後集中主力鎮壓赤眉軍。建武元年八月，攻取洛陽。這年十月，劉秀由河北至洛陽，遂定都於此。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鄧禹率部到達關中地區，趁赤眉軍撤離長安到扶風（今陝西興平）的時機進入長安。不久，赤眉軍復還長安，擊敗鄧禹軍，迫使其撤出關中。但這時赤眉軍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一方面，關中地區的豪族地主結成營壘，負隅頑抗；另方面，關中又接連發生災荒，糧草供應非常困難。赤眉不得已再度撤離長安，決意引兵東歸。不料在東歸途中陷入漢軍的重圍之中。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光武以鄧禹屢戰敗績，乃命偏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代鄧禹總統諸軍；又命鄧禹率軍與馮異會合，在崤山（今河南澠池以南）一帶布防，狙擊赤眉軍。崤底（今河南澠池西南）之役，赤眉軍大敗，損失八萬餘人。餘眾十餘萬人南走，在宜陽（今河南宜陽縣西）附近陷入重圍。光武「自將征之」，赤眉忽遇大軍，非常驚震，乃遣劉恭乞降。 鎮壓農民起義後，東漢採取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進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據勢力。從建武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9—36年）之間，陸續消滅掉漁陽的彭寵，南郡的秦豐，梁地的劉永，齊地的張步，盧江的李憲，東海的董憲，漢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隴西的隗囂，安定的盧芳和巴蜀的公孫述，重建統一的劉漢封建政權。 為了鞏固新建的東漢封建政權，光武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先後採取了一系列加強皇權和緩和階級矛盾的政策措施。 集權於尚書台光武以優待功臣貴戚為名，賜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祿，而摘除其軍政大權。光武鑒於西漢前期三公權重，權柄下移，雖設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權歸之於設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揮的尚書台。尚書台設尚書令一人，秩千石，尚書僕射一人，六曹尚書各一人，秩皆為六百石，分掌各項政務。以下設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書台直接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從此，「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公）府」①；「雖置三公，事歸台閣」②，「三公之職，備員而已」③。但是到了東漢後期，有權勢的大臣多加「錄尚書事」的職銜，從而權柄再度下移，尚書台又蛻變為權臣專政的工具。 簡化機構，裁減冗員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①《唐六典》。 ②《後漢書·仲長統傳》。 ③《後漢書·仲長統傳》。 置長吏可合併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並有四百餘縣，吏職省減，十置其一」。同時，廢除西漢時的地方兵制，撤銷內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職，也取消了郡內每年徵兵訓練時的都試，地方防務改由招募而來的職業軍隊擔任。但是，到了東漢後期，州牧刺史逐漸權重，兼有軍政財大權，地方兵力又逐漸興起。 提倡儒學，表彰氣節光武繼承了西漢時期獨尊儒術的傳統，東漢建立後，即興建太學，設置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光武巡幸魯地時，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後來又封孔子後裔孔志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別是對儒家今文學派製造的讖緯迷信更是崇拜備至。早在東漢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孫述等人利用讖書作為其承受天命的依據，指使他過去的同學強華偽造了一個叫做「赤伏符」的讖語：「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為主」①，表示他繼承了西漢的火德，是「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的真命天子。東漢統一全國後，更「宣布圖讖於天下」，把讖緯迷信尊為「內學」，作為其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學神學的同時，光武鑒於西漢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祿，依附王莽，乃表彰氣節，對於王莽代漢時期隱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禮聘，表揚他們忠於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企圖養成重名節的社會風氣，為鞏固東漢封建統治服務。 注意民生，與民休息第一，釋放奴婢、刑徒。自西漢後期以來，農民之淪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為西漢末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參加起義；同時在一些割據勢力的軍隊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劉漢封建政權中，為了瓦解敵軍，壯大自己的力量，也為了安定社會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曾多次下詔釋放奴婢，並規定凡虐待殺傷奴婢者皆處罪。詔令免奴婢為庶人的範圍，主要是，王莽代漢期間吏民被非法沒收為奴的，或因貧困嫁妻賣子被賣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饑荒或戰亂被賣為奴婢的；在戰亂中被掠為人下妻的。另外，還規定不許任意殺傷奴婢以及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說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較之過去有所提高。同時，在省減刑罰的詔令中，還多次宣布釋放刑徒，即「見徒免為庶民」。第二，整頓吏治，提倡節儉。光武鑒於西漢後期吏治敗壞、官僚奢侈腐化的積弊，即位以後，注意整頓吏治，躬行節儉，獎勵廉潔，選拔賢能以為地方官吏；並對地方官吏嚴格要求，賞罰從嚴。因而經過整頓之後，官場風氣為之一變。故《後漢書·循吏傳》有「內外匪懈，百姓寬息」之譽。 第三，薄賦斂，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邊功，與民休息。東漢初年，針對戰亂之後，生產凋敝，人口銳減的情況，光武注意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賦斂。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恢復西漢前期三十稅一的賦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邊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①《後漢書·光武帝紀》。 域鄯善、東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請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兵擊滅之，立「萬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詔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強勢力，實行度田政策。東漢政權本是在豪強勢力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但豪強勢力的發展，土地兼併的逐漸嚴重，既威脅皇權，也影響百姓生活，以及為了加強朝廷對全國墾田和勞動人手的控制，平均賦稅徭役負擔，於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詔「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察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縣丈量土地，核實戶口，作為糾正墾田、人口和賦稅的根據。詔下之後，遇到豪強勢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將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及其他諸郡太守十餘人處死，表示要嚴厲追查下去。結果引起各地豪強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區甚而爆發武裝叛亂，「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於是，度田以失敗告終。 因各項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實行，為恢復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得墾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①，從而奠定了東漢前期八十年間國家強盛的物質基礎。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病逝於洛陽南宮，終年六十三歲，在位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葬於洛陽城北之原陵。 光武帝評論漢光武帝劉秀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史稱其才兼文武，豁達有大度。他長於用兵，善於以少勝多，出奇制勝。在昆陽之戰中，他知人善任，中興二十八將大都拔擢自小吏、布衣、行伍之中。他對待臣僚「開心見誠」，不念舊惡，但賞罰嚴明，雖仇必賞，雖親必罰，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鮪。 光武在戰爭中所以能夠克敵制勝，還在於他注意講求策略，具有敏銳的政治眼光。他在統一戰爭中，善於採用政治攻勢，如宣布釋放奴婢、刑徒，減免賦稅刑法，用以瓦解敵軍，壯大自己的勢力。他還注意整飭軍紀。早在他擔任更始政權的將軍時就注意約束部下遵守軍紀，這就有利於取得更多的支持。 在統一全國之後，光武仍能兢兢業業，勤於政事，「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議論經理，夜分乃寐」。他所實行的各項政策措施，既維護了東漢封建統治，也維護了國家統一，與民休息以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後漢書》作者范曄論曰：「雖身濟大業，競競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馬光也說：「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①他們對於光武帝在統一全國後的政績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光武晚年，雖因迷信圖讖，宣布圖讖於天下；①光武中元二年人口為4，279，634戶，21，007，820口，較之建武初年將近增長一倍。①《資治通鑑·漢紀》三十六。 貶逐了桓譚、馮衍等直言敢諫之士，有拒諫之失；但大體說來尚能始終保持謹慎，兢兢業業，勤於政事，在封建帝王中還是難能可貴的。 以上這些評論，對於評價漢光武帝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近世著名史學家范文瀾評光武帝說：「這個以南陽豪強為主體的劉秀軍，在政治上有優勢，在軍事上有謀略，再加上禁止虜掠，爭取民心，這就決定了它的必然勝利。劉秀既是地主階級的代表，自然是農民起義軍的死敵；但是他也代表著社會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國家統一的偉大事業。他在推倒王莽的戰爭中，在削平割據的戰爭中，都起了極大的作用，因之，他是對當時歷史有重要貢獻的歷史人物。」①①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二冊第142—143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三節漢明帝 漢明帝劉莊（28—75），初名陽，後改名莊，漢光武帝劉秀第四子，年十二封東海公，不久，進爵為東海王，年十六立為皇太子。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帝病逝，明帝繼位，時年三十。第二年改年號為永平。 明帝即位後，勤於政事，「乙更盡乃寐，先五更起，率常如此」③。在位期間，「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無改」④，繼續奉行光武帝在位時期為鞏固東漢統治而推行的各項政策。 繼續加強皇權，整頓吏治明帝繼承光武帝抑制外戚、大臣（包括功臣）權勢的政策。《東觀漢記》說：「初，世祖閔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預政。漢家中興，唯宣帝取法，至於建武，朝無權臣。外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總攬盛權，權不借下」①。對於依仗權勢，作威作福的外戚、大臣嚴加懲處。比如護羌校尉竇林系大司空竇融親屬，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外戚之家。永平二年（公元59年），竇林坐欺君罔上、貪贓枉法罪下獄論死。明帝以竇融管教子弟不嚴，「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就第養疴」②，亦被罷官。後來，明帝之弟楚王劉英、廣陵王劉荊、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都以有罪自殺；河東尹薛昭、司隸校尉王康、駙馬都尉韓光等也都先後坐事論死。可見明帝對於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諸王控御極嚴，一旦犯法，從嚴治罪，決不因其官職高、地位親近而加以寬貸。於是，群臣震恐，朝廷肅然。 明帝還注意整頓吏治，對地方官吏進行嚴格的考察和黜陟。明帝即位之初，下詔：「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為奸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從慎重選舉官吏著手，對吏治進行整頓。永平九年（公元66年）又「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規定出對地方官吏的考察黜陟制度，每年進行一次。在選官用人上，明帝嚴令杜絕權門請託。他的姊妹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 明帝還能納諫，聽取逆耳之言。比如：明帝大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建議停工，立即得到採納。他還下令廢除度支日（每月初一至初六日）不受章奏的舊制，以便遠方來京臣民隨時詣闕奏事。 繼續奉行與民休息政策明帝統治時代多次下詔減免賦稅徭役，減輕刑罰；令官吏勸督農桑，治②本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明帝紀》，凡引此紀文字不另加注。 ③《東觀漢記》卷二。 ④《東觀漢記》卷二。 ①《太平御覽》弟九十一引《東觀漢記》。 ②《太平御覽》弟九十一引《東觀漢記》。 理病蟲害；並以公田賜與或賦與貧民。他即位之初，即下詔「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調」；「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永平三年（公元60年）詔令「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永平二年（公元59年），「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除之。」永平九年（公元66年），「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詔郡國死罪囚減罪」。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詔令「濱渠下田賦與貧民，毋令豪右得專其利。」 明帝還大力興修農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黃河。西漢末年以來，黃河年久失修，為患益甚，「兗、豫百姓怨嘆」。明帝乃令著名水利專家王景和王吳率兵卒數十萬人治水。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桐洄注，無復潰漏之患，從而保障了黃河中下游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明帝提倡節儉，宮廷生活不尚奢侈，皇后「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一時之間，上行下效。 因有以上各項政治經濟措施，東漢政局更加穩定，社會經濟文化也得以發展。故史稱永平之世，「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出擊北匈奴，再經營西域在國力增強的基礎上，明帝積極經營邊疆，與北匈奴爭奪西域。光武帝統治時期，因忙於恢復社會生產和安定社會秩序，無力經營邊疆，對西北地區暫時採取羈縻政策。到了明帝永平末年，國勢強盛，明帝乃改弦易轍，變過去的消極羈縻為積極經營。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派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率兵駐屯涼州，以為經營西北的準備。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明帝命竇固、耿秉等分四路出擊北匈奴。竇固率軍出酒泉，大敗匈奴呼衍王於天山，留兵屯守伊吾盧城（今新疆哈密西），並遣假司馬班超等率所部吏士三十六人，先後在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帶）、于闐（今新疆和田）擊敗親匈奴勢力。「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竇固、耿秉等率領大軍再次擊敗北匈奴於蒲類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後，復置西域都護、戊已校尉於龜茲（今新疆庫車）、車師（今新疆吐魯番），恢復漢朝對西域地區的統治。班超之功，得到了明帝的首肯。 繼續崇尚儒術、讖緯神學明帝繼承了漢武以來外儒內法的傳統，在政治上注意吏治，執法嚴明，循名責實，信賞必罰，故史稱「帝尤任文法」；又稱其「追蹤宣帝」，「善刑理，法令分明」。 明帝少習儒業，從名儒桓榮學習經學，「十歲通《春秋》」，「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略舉大義，博觀群書，以助求學，無所不照」。即位後，仍然好學不倦，極力推崇儒術，提倡尊孔讀經，曾經多次召集太子、諸王、文武大臣及知名儒生共同討論儒家經義，有時還親臨參加，親自主講；對於讖緯神學尤為重視，親自主持讖書緯書編寫工作，以讖緯解釋經義。「帝尤垂意經學，刪定擬議，稽合圖讖..親自製作五行章句。」他還親自到曲阜，「幸孔子宅，祠祀孔予及七十二弟子；並親御講堂，令太子、諸王說經」。在明帝的大力提倡下，「是時學者尤盛，冠帶搢紳游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明帝病逝於洛陽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終年四十八歲。臨終遺詔「無起寢廟」，「無得起墳」，「掃地而祭」，「省送終之禮」，一切從儉。葬於洛陽城西北之顯節陵，諡號孝明，廟號顯宗。漢明帝評論明帝是東漢時期一位有作為的皇帝。薛瑩《漢紀》對他極力稱讚，說他「及臨萬幾，約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華嶠《後漢書》一方面稱他「中興以來追蹤宣帝」。另方面又含刺地說：「夫以鍾離之廉法，諫諍懇切，以寬和為首，以此推之，亦難以德言者也。」意謂其稍欠寬和。范曄《後漢書》評漢明帝，也有這個意思。 執法嚴明，嚴於馭下是漢明帝加強皇權、整頓吏治的重要手段，並因此取得了顯著的政績。但執法過嚴，以致發生冤獄，如楚王劉英案件株連而死者竟達數千人之眾，這是明帝政治之累，范曄《後漢書》所謂「弘人之度未優」這個批評基本上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後來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大體沿襲范史的觀點。 第四節漢章帝 漢章帝劉炟（56—88），明帝第五子，永平三年（公元60年）立為皇太子，年方四歲。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病逝後，章帝即位，時年十九歲。即位第二年建年號為建初（76年—84年七月），後來又改元元和（84年八月—87年七月）、章和（87年八月—88年），在位十三年。 繼續與民休養生息章帝在位時期，繼續奉行光武帝、明帝之世所推行的發展社會生產、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 其一，獎勵墾荒，以公田賜與或賦與貧苦農民，並減輕田租、徭役，貸與或給與糧種、田器，或為僱人耕種。如建初元年「詔以上林池籞賦與貧人」；元和元年「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算賦）三年」；元和三年詔：「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與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其二，輕徭薄賦，減輕刑罰，招撫流民。史稱章帝即位後，「平徭簡賦」，多次下令減免田租徭役，如即位之初即下詔「勿收兗、豫、徐三州田租芻稿，以其見谷賑給貧人。」元和二年下詔：「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諸懷孕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建初八年下詔：「減徭費以利饑民。」同時還下詔減輕刑罰：「決獄斷刑，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以從輕者四十一」；「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寧人，..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另外，還下詔招撫流民歸還本鄉從事生產，如建初元年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人方受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核，尤貧者計所貸並與之。流人慾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 其三，注意整頓吏治，飭令地方官吏勉勸農桑。章帝繼續奉行前朝注意整頓吏治的政策，詔令「有司慎選舉，進柔良，退貪冒」，獎勵廉吏，嚴懲貪官；並飭令地方「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順時令，理冤獄」。指出：「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以「勉勸農桑」、增加農業生產作為地方官吏的首要任務。 經過上述各項具體措施，東漢社會生產持續上升，正如《後漢書》所說：「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由此政局也持續出現穩定局面。 繼續經營西域正是在經濟發展、政局穩定的基礎上，章帝繼續加強對西域地區的經營。章帝即位之初，對於是否繼續經營西域，朝廷曾有過爭論。楊終、第五倫等以為：「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工頻年服役，轉輸煩費，..陛下宜留念省察。」意思是要退縮。牟融、鮑昱等則以為：征伐匈奴，屯戍西①本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章帝紀》，凡引此紀文字不另加注。 域，是先帝所建，「不宜回異」。楊終又以「光武絕西域之國」為理由加以反駁。章帝採納楊終等的意見，下詔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征還班超。但西域疏勒，于闐諸國苦留班超，「互抱超馬腳不得行」。班超見恢復西域大業功敗垂成，乃於建初五年（公元80年）上疏朝廷，反覆陳述經營西域的利害得失，請求增兵。並建議與烏孫和親，「遣使招慰，與共合力」①。疏奏之後，章帝「知其功可成」，乃放棄前議，派遣平陵人徐幹為假司馬率兵千人赴西域，後又派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前往，俱受班超節制。在東漢朝廷的支持下，班超等依靠西域各地人民擊敗了親匈奴勢力，「威震西域」，絲綢之路由此復通。至和帝初年，遂明令恢復西域地區行政機構建置。 白虎觀會議章帝還遵循光武帝、明帝時代崇尚儒術的政策。史稱章帝「少寬容，好儒術」②，即位以後，重用儒臣，提倡儒術。建初四年（公元79年），採納了校書郎楊終的建議，詔朝臣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由班固等整理成《白虎通德論》。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巡幸魯地，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從此，儒家讖緯神學在當時思想領域中占了統治地位。 放縱外戚竇氏章帝在防止外戚專權方面則未能繼承父祖遺訓，而啟後來外戚專權之端。章帝即位之初，尚書陳寵建議：「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①章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然凡事從寬，則近於縱容，流弊更甚，其結果，一是影響吏治，「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二則助長了貴族官僚特別是外戚的驕奢淫佚、專橫跋扈。章帝寵信竇後，竇後兄弟竇憲等「恃宮掖聲勢」，橫行霸道，甚至「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章帝雖然「召憲切責」，但「不繩其罪」，以致後來章帝去世後，竇憲更加肆無忌憚地專權怙勢，以致「朝臣上下莫不附憲」②，開東漢時代外戚專政之先例。司馬光對於章帝之縱容竇憲曾加以評論說：「章帝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是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奸臣安所懲哉！」他指出這無異於「放縱」。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章帝病逝於洛陽章德前殿，終年三十一歲，葬洛陽城東南郊之敬陵，廟號肅宗。 明、章二帝為政的異同得失明、章二帝統治時代是東漢皇朝臻於富強的極盛時期。他們所奉行的各項政策，對於東漢前期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以及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的鞏固和發展都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故可以說他們都是東漢時代繼光武帝之①以上引文均見《後漢書·班超傳》。 ②《後漢書·章帝紀》。 ①《後漢書·陳寵傳》。 ②《後漢書·竇憲傳》。 後有作為的封建皇帝。歷代史學家都對他們予以肯定，然而肯定的角度則有所不同。大抵明帝以嚴明著稱，章帝則以寬厚著稱。范曄《後漢書》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薛瑩《漢紀》也說：章帝「除苛法，蠲禁錮，抑有仁賢之風矣！」①范、薛二家只見明帝持法過嚴之弊，而未見章帝持法過寬之失。袁山松《後漢書》則說：「孝章皇帝弘裕有餘，明斷不足，閨房讒惑，外戚擅寵，惜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古之賢君矣。」②這種評論，比起上述范、薛二家所云，似乎較為確切些。 ①《太平御覽》卷九十一。 ②《太平御覽》卷九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