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十一章 賈誼晁錯劉安

西漢早期，先秦諸子學風仍有流傳。賈誼亦儒亦法，晁錯是法家，劉安雜收諸家。 第一節賈誼 青年政論家及其早死 賈誼（前200—前168），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時稱賈生。西漢著名的政論家。 賈誼十八歲時，以能誦讀《詩》、《書》，善寫文章，在郡中頗受稱譽。河南守吳公因治郡和平數為「天下第一」，又是同邑李斯的學生，為文帝所了解，被徵召入朝任為廷尉。吳公向文帝推薦賈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於是賈誼被文帝召以為博士。 這時朝廷官員多為年長者，因自漢朝建立二十多年來一些功臣宿將多據要職，一般老官吏也未退休。賈誼入朝時年僅二十出頭，在朝廷官員中最為年少。他年輕敢為，思想敏銳。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他都為之對答，還盡如人意。諸生於是公認他才能出眾。文帝為之高興，破格提拔他，一年中升至太中大夫。 賈誼以為漢朝代秦已二十多年，天下安定，應當適時改進一些陳規舊法。他說：「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以為是適然耳..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製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①同時草擬了色尚黃，數用五，改官名，更法令及列侯就國等一些具體方案，呈奏於文帝。文帝因初即位，權位不穩固，自以為不宜過早改制，但對賈誼頗為賞識，考慮將他提到公卿的位置上。絳侯周勃、潁陰侯灌嬰、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馮敬等將相大臣都對賈誼之議非常反感，乃詆毀賈誼說：「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這些人多是漢初功臣，盤據要職，安於現狀，害怕改制損害了他們的權益，故公開反對賈誼改制之議，自然也反對重用他為公卿。文帝遷就功臣宿將，只好稍稍疏遠賈誼，將他外放為長沙王太傅。 長沙國在遙遠的南方，距離京師數千里。賈誼辭別京師前往長沙，因是被排擠出京，又聞長沙炎熱潮濕，擔心身體不能適應，心情非常不好。在渡湘水時，寫了《吊屈原賦》以悼念偉大的屈原，並「因以自喻」。其辭有云：烏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鵠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①賈誼把自己的遭遇與屈原命運連繫起來，認為同遭庸人的排擠與迫害，只好遠走高飛；並要發揚屈原精神，堅決與庸人對立與鬥爭。 賈誼做長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四月，有天下午，一隻鴞飛入他的房間，立在座位旁邊。鴞，又稱貓頭鷹，楚地人稱其為「鵩」，傳說是「不祥鳥」。賈誼外放，本來感觸良多，便藉機寫《鵩鳥賦》，以抒情懷。其辭有云：萬物變化，固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穆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①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於《史記·賈生列傳》和《漢書·賈誼傳》，凡引此兩傳文字不另加注。①《漢書·禮樂志》。 ①此據《漢書·賈誼傳》所載；《史記·賈生列傳》所載，個別文字稍有不同。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②賈誼接受了老莊思想，據禍福相倚之說，認為人生如浮舟，準備對吉凶生死坦然處之，所以不計較細小變故，也不放棄自己的見解，表示出他對生活與政治仍然具有一定的信心。 又過了一年多，賈誼被文帝徵召入京朝見。入見時，文帝正坐在未央殿前宣室里受祭神的余肉。文帝因感於鬼神之事，就向賈誼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體他講了為什麼有祭鬼神的緣故。一直談到半夜，文帝在席上逐漸向前移動坐位，細心地聽賈誼之言。快結束時，還說：「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不久，任命賈誼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劉勝（又名楫），是文帝的小兒子，受寵愛，而好書，所以命賈誼輔導之。同時，文帝在政治上還徵求賈誼的意見，「數問以得失」。 過了幾年，梁王劉勝從馬上墜下而死，賈誼作為梁王師傅自感有失輔導之責，經常傷感，過了一年多，也去世了。他死於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終年僅三十三歲。原有集，已散佚，今人輯有《賈誼集》，其中包括《新書》五十六篇、疏七篇、賦五篇及其他文章。 《過秦》賈誼在其短暫的政治生活中，非常關心國家大事。他察覺當時社會存在嚴重矛盾，政治有著不少過失，反覆思考國家長治久安之計，或著書立說，或上書建議，發表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政論，最著名的是《過秦》與《治安策》。 賈誼寫《過秦》的主要論旨，是如何安民的問題。他說：「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這是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結合現實政治，發表政治見解的表白。他在漢初統治者劉邦、著名學者陸賈等人總結秦漢之際歷史經驗的影響下，也很注意總結秦亡漢興的歷史經驗，大約二十二歲那年就寫了著名的《過秦》，認真地總結了秦朝興亡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為漢初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歷史根據。 此論首先肯定秦的統一結束分裂戰亂的局面，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他指出，早在秦孝公時代，商鞅協助孝公，「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斗諸侯」。孝公之後，惠王、武王、昭襄王等都繼承了孝公事業，才能「吞二周而亡諸侯」，實現統一，「威振四海」，使得「天下之士斐然鄉（向）風」，老百姓「莫不虛心而仰上」。這是評論秦的統一之功，也是肯定漢初的統一大業。在當時諸侯勢強，存在著分裂割據危機之時，此論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此論又指出，秦始皇吞併六國之後，加強了統一措施，還繼續強化軍事力量，使秦的統一呈現出空前的盛況，甚至秦始皇去世後，「餘威振於殊俗」，影響還是不小。這個總結，也符合秦始皇於武力統一後，為鞏固統一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實行有力措施的實際情況。 此論的重點是總結秦朝二世而亡的經驗。曾說：好端端的一個統一皇朝，到了秦二世即位，不幾年就被陳涉起義和諸侯叛變衝垮了。論秦朝，此時的②此據《漢書·賈誼傳》所載；《史記·賈生列傳》所載，個別文字稍有不同。權勢不減當年，威力自然不小。論陳涉，無論是出身地位，還是武力智謀，都比不上以前的六國諸侯。但為什麼陳涉作難，秦朝就垮台了呢？賈誼指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意思是，秦統一前後的形勢不同，統一之前處於攻勢，那是可以憑藉武力的；統一之後已處於守勢，就應該施行仁義，而秦朝卻「暴虐」不施仁義，所以滅亡。 應該指出，秦吞併六國之後，社會上存在著兩類矛盾：一類是新舊勢力的矛盾，或者說是秦朝統治者與被征服的六國貴族及保守勢力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地主階級與農民及廣大人民的矛盾，這是當時的基本矛盾。秦朝的暴力，施之於舊勢力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否定；用之於廣大人民是必然的，但要批判。賈誼所論，沒有區分兩類矛盾，籠統地批判和否定秦朝「暴虐」，未免失之片面性。但他一再提出，秦始皇本來就「不親士民」，秦二世不僅不能「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反而嚴刑重賦，苛剝百姓，子嬰又不「安土息民」，以至於「百姓怨望而海內畔（叛）矣」。這就指出了秦朝統治者在激化了的矛盾之中垮台的原因。同時還指出秦朝統治者拒諫飾非，使得「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這些議論都是正確的。他所說的「牧民之道，務在安之」，是總結秦朝二世而亡得出來的關鍵性的經驗教訓。這也是他立足於漢初「載其清淨，民以寧一」的現實，而為「與民休息」政策提供的有力的歷史論據。 《治安策》賈誼向文帝所上的《陳政事疏》，又稱《治安策》，是在揭露現實矛盾的前提下，而提出治國安民的方案，故此論比之《過秦》，政論性更突出，論旨更具體。他首先批判當時有種「已治已安」的論調，指出：「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他以為當時未治未安，存在嚴重危機。於是，談了下列幾點：首先指出，諸侯王國勢大而使國家不安，必須「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漢初實行郡國制度，既有直屬於漢皇朝的郡縣，又有相對獨立的諸侯王國。諸侯王國與漢皇朝有一定的離心力，時而久之，分裂割據與統一集權的矛盾從緩和趨於激化，由隱蔽走向公開。賈誼覺察到，漢皇朝初期平定了異姓王叛亂之後，剛分封不久的同姓諸侯王「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先是淮南厲王劉長陰謀奪取帝位，接著是濟北王劉興居起來造反，繼之又有人告發吳王劉濞正在謀叛。他強調「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務必抓緊時機，治之於未亂之時。 賈誼以為，要解決分封制帶來的矛盾，只有加強朝廷權力，「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使諸侯王聽命於漢皇朝；對於那些反叛者，堅決予以法治。他第一次提出了「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主張，就是將諸侯王國以大化小，因為「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此論對於以後晁錯的「削藩策」和主父偃的「推恩法」有很大的啟發作用，為文景之世的「削藩」和武帝之世的推恩分封諸王子弟提供了理論依據。故史稱：「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①此說是符合史實的。 其次指出，匈奴侵擾而使漢朝不安，必須對匈奴嚴加控制。西漢之世，匈奴是漢朝之勁敵，常侵擾漢的邊境，掠奪人口與財物，為漢朝面臨的一個大難題。漢皇朝初期，與匈奴戰爭，負擔和損失太重；與匈奴和親，又必須付出很多財物，而且難以阻止其不再來侵擾。賈誼從大漢族主義出發，認為當時漢朝與匈奴的關係是頭足顛倒，漢朝患了半身不遂的痱疾。他認為，這種病應該治，也可以治，因為漢大於匈奴。他向文帝要求承擔制馭匈奴的任務。後來沒有兌現。 還指出，豪富奢侈而隱伏危機，必須「移風易俗」，以「定經制」。西漢之世，豪富通過巧取豪奪，取得大量財富，他們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過著侈靡生活，消耗了大量的勞動成果，影響當時的農業生產；一方面上與王侯公卿等權貴分庭抗禮，儼然獨立姿態，形成一種幾乎不為政權左右的經濟勢力。這對封建經濟與封建政權存在不利因素，但當時統治階級中的凡夫俗子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指出當時買賣奴婢，豪富奢侈的嚴重事實，說豪富者在物質享用上幾乎超過帝王之家，在經濟上越出等級制之軌。又說：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這指出了有豪富必有貧民，貪富之間深刻的矛盾，必然隨之產生激烈的對抗和鬥爭。 同時，賈誼指出秦漢風俗敗壞：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這指出了自秦以來上下都淫侈貪利，不顧禮義廉恥。而公卿大臣忙於行政事務，安於現狀，無視風俗敗壞，不知大體。賈誼以為，必須針對世風，而「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就是要使逐利轉向為義。解決豪富侈靡與風俗敗壞之法，是宣傳重義而輕利，是用封建主義強行抑制。其法較為消極，故在當時收效甚微。稍後，武帝鹽鐵專利，官府經商，上下侈靡，效果也不好。 此論還談到，重法輕禮而禮義道消，必須重禮，以禮義教太子，以禮義待君子，才能使政權興而不亡。 除《過秦》、《治安策》外，賈誼還有一些重要的政論文章，如：《論積貯疏》論重農抑商，「驅民而歸之農」；《諫鑄錢疏》論國家控制銅，「收銅勿令布」，等等。 在《論積貯疏》中，賈誼曾指出當時百姓棄農經商和經濟不佳的實情與困境，說：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①《漢書·諸侯王表·序》。 這與《治安策》所揭現狀是一致的。但《治安策》未提出針對性的經濟對策；而《論積貯疏》則提出了「積貯」與「驅民而歸之農」的方針。這在當時，可謂有的放矢，英明之見。一個國家，如果是以農立國，如漢朝那樣，就得以農為本，就得抓糧食的生產與積儲；否則，就會出亂子。這是由史實所證明了的。 在《諫鑄錢疏》中，賈誼曾指出當時百姓有的棄農而采銅，私鑄銅錢，影響了農業生產，也攪亂了幣制。他認為，聽之任之，不行，嚴令禁止，也不是好辦法；他建議「上收銅勿為布」，就是國家對銅加以控制而不散放。此論之後，漢皇朝禁民鑄錢，官府掌握制錢大權，實際上是賈誼思想在政策上的兌現。 賈誼年輕有為，關心國家大事。其思想有兩點很可貴：一是正視社會矛盾而提出改革意見，無因循之陋，有勃勃生氣；二是尊重歷史，承認陳涉起義在秦漢之際所起的歷史作用，並有「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①的名言。象他這樣的青年人，在我國歷史上並不多見。 ①《新書·大政》上。 第二節晁錯 「削藩策」和晁錯之死 晁錯（？—前154），西漢潁川郡（今河南禹縣一帶）人。早年跟軹縣張恢先生學習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學說。因通曉文獻典故，走上了仕途，當了太常掌故。一生中著作二十篇。 漢初，對文化學術事業較為重視。文帝時，朝廷沒有一個研究《尚書》的專家，只聽說濟南人伏勝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書》，已經九十多歲，因年老不能徵召，文帝就詔令太常派人去向他學習。晁錯被派去學習，回朝後，上書報告向伏勝學習《尚書》的情況。從此晁錯被任命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後又提升為博士。他呈上《言太子知術數疏》，很受文帝的稱讚，被任命為太子家令。因他善辯，得到太子劉啟的寵愛，在太子家裡號稱「智囊」。這時匈奴勢力強盛，往往前來擾亂，漢朝實行防禦政策。晁錯呈上了《言兵事疏》。文帝予以讚許，並以尊崇對方的言語給予答詔。晁錯又把「守邊備塞、勸農力本」這兩件事，作為當世之急務，向皇帝呈上《守邊勸農疏》。文帝聽從了晁錯的建議，招募百姓遷徙到邊塞地區。晁錯又呈上《募民實塞疏》。 文帝詔令朝廷大臣推舉賢良文學士，晁錯是被推舉者之一。文帝親自以詔書策問，晁錯呈上《舉賢良對策》，對時政大發議論。這時賈誼已死，對策者一百多人，唯有晁錯名次最高，於是提升為中大夫，做了朝廷的顧問。晁錯面對當時諸侯與朝廷存在矛盾的情勢，提出「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上書達三十篇。文帝雖然沒有完全採納，「然奇其材」，當時，太子劉啟讚許晁錯的計策，而袁盎等一些大臣「多不好錯」。 景帝（即文帝的太子劉啟）即位，很想有所作為，馬上提拔晁錯為內史，讓他掌治京師。晁錯多次請求與景帝個別談話，所議都被聽取，受寵超過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這就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滿。丞相申屠嘉是「高帝時大臣」，因「自絀所言不用，疾錯」①。他覺得晁錯所為不對，但又無法阻止。內史府座落在太上廟的牆外，大門朝東，因外有廟牆擋著，出入不方便，晁錯就命令開了一個南門以便出入，因此鑿開了堧垣（廟外的圍牆）。申屠嘉得知大怒，打算把此事奏請皇帝殺掉晁錯。晁鍺聽到消息，當晚請求皇帝個別接見，說明情況。申屠嘉上朝報告，說晁錯擅自拆廟牆為門，請求交給廷尉處死。景帝心裡已經明白，說：「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不致於法。」申屠嘉無可奈何，退朝後憤怒地對其部下長史說：「吾當先斬以聞（即先斬後奏），乃先請，為兒（指晁錯）所賣，固誤。」回到家裡，因氣憤「歐血而死」②。從此晁錯更為顯貴。 晁錯升任為御史大夫，掌管全國糾察、彈劾等事，地位僅次於丞相。他向景帝報告諸侯王勢力膨脹的事實，請求削去他們的「支郡」。景帝將晁錯的建議交給公卿、列侯和宗室討論。誰也不敢反對，獨有外戚竇嬰持不同意見，由此與晁錯產生矛盾。對於晁錯所更定的三十章法令，諸侯「喧譁」。晁錯的父親知道後，急忙從潁川老家趕來長安，對晁錯說：「上初即位，公②本節材料主要根據於《史記·晁錯列傳》和《漢書·晁錯傳》，凡引此兩篇文字不另加注。①《史記·申屠嘉列傳》。 ②《史記·申屠嘉列傳》。 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晁錯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其父說：「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於是這位膽小怕事的老人喝了毒藥而死，臨終時說：「吾不忍見禍逮身。」 過了十多天，吳楚等七國起兵反叛朝廷，聲稱誅伐晁錯。景帝與晁錯商議出兵征伐，晁錯打算讓景帝親自帶兵出征，自己在京城留守。這時竇嬰所推薦的袁盎正應詔來到。景帝向袁盎問對付吳楚叛亂的策略和具體辦法。袁盎原與晁錯有矛盾，又因受吳王劉濞賄賂被晁錯懲治過，懷恨在心，現在景帝發問，見報復的時機已到，就要求個別談話。景帝命眾臣退下，獨有晁錯還在。袁盎對景帝說：「臣所言，人臣不能得知。」於是景帝讓晁錯出去。晁錯退避到東廂房，心知袁盎在搗鬼，十分惱恨。這時袁盎對景帝說：「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景帝面臨著重要的決策，是犧牲晁錯而向吳楚讓步呢？還是堅持重用晁錯而堅決征伐吳楚呢？他一時默然不語，過了很久才表示，要看真實情況如何，並說：「吾不愛一人謝天下。」意思是，如果情況真象袁盎所說，那就可以犧牲晁錯而向吳楚認錯。袁盎還要求景帝仔細考慮。景帝就任命袁盎為太常，秘密地出使吳國。 又過了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張歐向景帝劾奏晁錯。他們認為，吳王反叛朝廷，應當誅伐，現在御史大夫晁錯提出討伐軍不可交給群臣，而要陛下親自帶領，讓晁錯居守京師，又主張把尚未淪陷的徐、僮等縣送給吳國。這說明晁錯不能宣揚陛下德信，打算疏遠君主與臣民的關係，又打算以城邑送給吳國，實無臣子之禮。他們建議：「錯當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景帝下令說：「可。」晁錯還不知道。於是派遣中尉召晁錯，騙他乘車巡行市中。晁錯穿著朝服被斬於東市。 晁錯死後，在討伐軍中當校尉的鄧公，回朝來報告軍事，面見皇帝。景帝問他：你從部隊中來，知道晁錯處死，吳楚罷兵否？鄧公回答：吳王蓄意謀反已幾十年了，是因削減他們的封地而惱怒，以誅晁錯為名，其本意並不在晁錯。現在殺了晁錯，我擔心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再講這件事了。景帝驚問：「何哉？」鄧公說：「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劃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嘆，說：「公言善，吾亦恨之。」景帝後悔莫及。 晁錯政論的進步性晁錯生活的西漢前期，是我國歷史上鞏固和發展國家統一和封建專制的重要時期。他的政治言論和活動，對當時的國家統一和封建專制，對所謂「文景之治」，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晁錯在治國問題上，主張君主集權、任人唯賢。晁錯在《舉賢良對策》和《言太子知術數疏》兩篇政論文中，根據歷史經驗和朝廷面臨的形勢，論述了發揮朝廷的威力，打擊分權和分裂勢力的問題，為加強封建專制提供了思想武器。在《舉賢良對策》中，晁錯提出了加強國家政權必須遵循的一些原則，其中特彆強調君主要「躬親」政事，通過君主親自執政，以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的集權。文帝對他的對策很欣賞，擢為「高第」，說明君臣倆是靈犀相通的。 在《舉賢良對策》中，晁錯較為系統地論述了選拔人才的意義和標準。 他指出，古代賢明的君主之所以賢明，就在於他們善於選擇賢臣以輔助自己。他詳細地論述了選拔賢臣的標準和條件：制定法令以「興利除害，尊主安民」為目的，而不是「苦民勞眾」；對害國傷民的法令與行為，要敢於「直言極諫」，「請而更之」，而不是聽之任之；按功罪定賞罰，不徇私情；品行端正，「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這是強調「任人唯賢」，而否定「任人唯親」。 在《舉賢良對策》中，晁錯還闡述了自己對制令行政要「本於人情」的政治見解。他說，三王時代君臣合謀相輔，計安天下，使得「百姓和親，國家安寧」，是「明於人情」的功效。還說，人情都是「欲壽」、「欲富」、」欲安」、「欲逸」，就是想要活得長一點，家庭富一點，生活安一點，還要舒服一點；三王對待的辦法，則是「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節其力而盡」，就是順乎人情的做法，而不是違背民情。晁錯說三王如何如何，顯然不是歷史事實，而是藉助於傳說以表自己的政見。他要明乎人情的，是要漢朝統治者明乎當時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形勢，接受秦朝末年「賦斂不節」、「宮室過度」、「民力疲盡」，以至「內外咸怨」、「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的歷史教訓，不致於有覆舟之災。晁錯強調本於人情，是為了「名位不失」，使「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也就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但這對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也還是有利的。 在《言太子知術數疏》中，晁錯強調君主要知「術數」，就是要講究任用官吏、駕馭政權、控制國家的方法和手段。他指出，皇太子雖然讀書很多，而未深知術數，是無用的，所以提出用「術數」教育太子的建議。文帝對此頗為稱許，所以任命晁錯為太子家令，輔導太子劉啟學習。後來劉啟為帝頗有權術，與晁錯的輔導自然有一定關係。 晁錯在經濟思想方面，是主張重農貴粟，防荒備戰。經秦楚之際大戰亂，到了漢初，「民失作業」，土地荒蕪，糧食缺乏，人民困苦，以至「人相食，死者過半」的地步①。同時，有些諸侯王與地主富商私營冶鐵、煮鹽、鑄錢等手工業和商業，嚴重地影響了農業生產和朝廷收入。西漢朝廷早就制定了重農抑商政策，雖有一定的功效，但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晁錯在《論貴粟疏》和《勿收農民租》兩篇政治經濟論文中，針對當時政治經濟情況，發揮了先秦法家的「耕戰」思想，提出了重農、貴粟、抑商、防備邊患和防水旱災害等一系列政治經濟主張，對於發展當時的經濟和鞏固封建統治，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論貴粟疏》中，晁錯開頭就提出了發展農業、搞好糧食生產的「開其資財之道」問題。他認為，民眾如果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即使慈母也難保全其子，君主也難保全其民，所以英明之主應當「貴五穀而賤金玉」。他說：「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重農貴粟實是其經濟思想的核心問題。他向文帝建議，為了長有其民，就要鼓勵百姓從事農業生產，廣積糧食，充實倉庫，以供應邊防之需，防備水旱之災。他還針對當時「地有遺利，民有①《漢書·食貨志》。 餘力」，「游食之民未盡歸農」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些重農貴粟的具體措施，如：勸農力本，使游食之民盡歸於農，以保證農業生產有穩定的勞動力；「薄賦斂」，甚至「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使農民有一定的糧食儲備，有能力供給戰爭物資和應付水旱之災；「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納粟於國者「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從富人那裡取得糧食，就可少收農民的賦稅，這就是「損有餘補不足」的辦法。這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需要發展農業生產以防荒備邊的西漢社會，是適時的可貴的經濟思想與主張。 同時，晁錯對於當時的「弛禁」政策①，對於私人冶鐵、煮鹽、鑄錢不加限制，以至富商與諸侯王富侈，農民貧困，出現了農民「棄本逐末」，大片農田荒蕪，「耕者不能過半」狀況，極為不滿。他指出：「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他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只有抑商而重農，使游食之民盡歸於農。 文景之時是貫徹重農政策的。文帝曾規定入粟拜爵的標準與辦法，下詔減收一半租稅，還一度免除民田的租稅。景帝屢次命令「有司以農為務」，「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②。所以當時農業有所發展，「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③，米價降低，由漢初每石五千錢降至每石數十錢④。到武帝時，竟有「京師之錢累巨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盛況。這說明晁錯的重農抑商思想，符合於當時的歷史要求。 晁錯在軍事思想方面，主要是守邊備塞，抵禦侵擾。他在《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等三篇軍事論文中，根據當時漢匈鬥爭的形勢，提出了守邊備塞的方針政策以及抵禦匈奴的戰略戰術。 在《言兵事疏》等文中，晁錯總結了近世漢匈關係的經驗教訓，分析了雙方的特點和長短，提出了對待匈奴的戰略戰術。以從事農業的漢民眾對待前來侵擾的遊牧族，晁錯以為漢初那種敵來則消極抵抗，敵去則缺乏邊防的被動挨打狀況，必須解決。他主張招募內地之民移屯於邊塞，適當安排，使他們一面從事農業生產，一面進行軍事訓練，亦農亦兵，「卒伍成於內」，「軍正定於外」，做好守邊備戰工作。 在《守邊勸農疏》和《募民實塞疏》中，晁錯強調募民徙邊，一定要「本於人情」，使他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這就要求官府為他們安排好生活與生產，不僅要管衣食住行，還要注意「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墳墓相從」。這樣才能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貧民相募而勸往」。同時，要把徙邊之民組織起來，「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邑」。按組織進行軍事訓練，「居則習民以射法，出則教民以應敵」。再加之有一套賞罰獎勵的辦法，就可起到守衛邊塞和維護農業生產的作用。在《言兵事疏》中，晁錯從實際出發提出的戰略戰術，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把「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作為克敵制勝的重要條件，詳盡地論述了武器、地形與士兵三者間的關係。他認為，武器要完備精良，要選擇和創造有利的地理條件，還要嚴格訓練士兵，使他們行動敏捷，嚴守紀律，①《史記·貨殖列傳》。 ②《漢書·食貨志》。 ③《風俗通義》。 ④《漢書·食貨志》。 掌握好手中的武器。在此基礎上，又提出兵器要利，士兵可用，將要知兵，君要擇將等軍事要素。晁錯還提出聯合受匈奴政權壓迫的少數民族，供應其作戰物資，發揮其「長技」，使其與漢軍「相為表里」，共同抗擊匈奴侵擾的策略思想。 第三節劉安「謀反」案件 劉安（前179—前122），沛郡豐（今江蘇豐縣）人。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王劉長之子。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封為阜陵侯。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封為淮南王。在西漢政治上和學術上都有一定的影響。 劉安好讀書鼓琴，辯博善為文辭，不喜歡嬉遊打獵，很注意撫慰百姓，「流譽天下」。曾「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中有蘇非、李尚、左吳、陳由、雷被、毛周、伍被、晉昌及大山、小山等等，在其主持下編寫《鴻烈》（後來稱《淮南鴻烈》，也稱《淮南子》）。當時武帝「方好文藝」，對父輩劉安（叔侄關係）較為尊重。每次給予書信，常召司馬相如等文士看過草稿才發出。劉安入朝獻上新作，往往為武帝喜愛而秘藏。曾受命寫《離騷傳》，早上受詔，日食時就獻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次宴見，談說政治及方技賦頌，直到黃昏才罷休。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劉安入朝。當時身任太尉的田蚡，因與劉安原有交情，親自到霸上迎接。還對劉安說：「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宴駕，非大王當誰立者！」劉安因父劉長被文帝處治而自殺，內心怨恨。現在聽田蚡此說，暗中高興，於是，一方面拉攏田蚡，贈與厚禮；一方面廣結賓客，等待時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發兵討伐閩越，劉安上書勸諫，說用兵有害無益，得到武帝的稱讚①。可是，他自己卻在謀兵。這年，「彗星見」，有人對劉安說：「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丈，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劉安心想武帝沒有太子，萬一天下有變，諸侯並爭，不可不早作準備，便籌辦武器，收買人心。有些游士「妄作妖言」，阿諛蠱惑劉安，使得劉安更是暗喜，而積極預謀。 劉安對聰慧、能辯的女兒劉陵非常喜愛，常給予很多金錢，讓她在長安做偵探工作，勾結武帝的近臣。劉安與王后荼所生一子名劉遷，娶了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為妃。劉安擔心修成君泄露秘密，與太子商量之後，讓他假裝不愛妃，三個月不同席；又假裝對太子發怒，把太子與妃關在一起三個月，太子還是不親近妃。修成君要求歸去，劉安暗自高興，就讓她還了家。因此，王后荼、女兒劉陵、太子劉遷都得到劉安愛幸，「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系人」，胡作非為。 太子劉遷學用劍，自以為本領超群，聽說郎中雷被善於用劍，召之比試。雷被一讓再讓，後來劍誤中太子。太子發怒，從此在劉安面前說雷被的壞話，雷被害怕，表示願意去奮擊匈奴，實際上是想藉此離開淮南王國而到長安去。劉安聽信兒子之言，罷了雷被的官。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雷被私自跑到長安，向皇帝上書表白。武帝將他的告章交給廷尉和河南郡查究。河南郡要逮捕淮南王太子，劉安與王后荼想不讓太子去受審，打算發兵對抗，猶豫未決，十多天沒有定下來。適值皇帝有詔就淮南審訊太子，不必逮往河南郡了。這時，淮南相對壽春縣丞順從劉安之意而不及時逮送淮南王太子非常生氣，劾他犯了「不敬」之罪。劉安向淮南相說情，淮南相不聽。淮南王派①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於《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及《漢書·淮南王安傳》，凡引此兩傳文字不另加注。①參考《漢書·嚴助傳》上。 人上書告淮南相，武帝將此事交給廷尉查究。追查到劉安，劉安派人到朝廷偵探，公卿要求將劉安逮捕查辦。劉安擔心事情暴露，打算發兵對抗。太子劉遷建議不要操之過急，伺機謀刺舉兵。這時武帝並沒有批准公卿的要求，而是派遣漢中尉殷宏去審查劉安。漢中尉到了淮南，態度平和，向劉安審問對待雷被之事。劉安估計自己在此事上無多大罪過，未曾動手。漢中尉回朝報告情況。處治此案的公卿說：「淮南王安雍（壅）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就是說劉安壓制雷被不讓去奮擊匈奴，不遵詔令，應處以棄市之罪。武帝詔令不許可。公卿要求廢除淮南王，武帝又不許可。公卿要求削去淮南王國五個縣，詔削去兩個縣，使中尉殷宏赦淮南王劉安之罪。劉安起初聽到公卿要求誅之，不知定了削地之罰，聞漢使來，害怕被捕，便與太子準備照原定謀刺的計謀行事。等到漢中尉來到，向他致賀，劉安因此就未動手。但劉安被削地之後，反悔說：「吾行仁義見削地，甚恥之。」故加緊謀反。有些使者從長安來，胡說些武帝沒有男兒等事，劉安便高興；如果說朝廷治得好，武帝有男孩，劉安以為是妄言，加以否認。 劉安有個庶子劉不害，年齡最大，因不受劉安喜歡，故王后荼不以其為子，太子不以其為兄。劉不害的兒子劉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輕視其父，又因其父不得封侯而心懷不滿，陰結交外人，打算搞垮太子劉遷，以其父代之。劉遷得知，將劉建逮捕拷打。劉建心裡越加怨恨。他了解到太子曾想謀殺漢中尉的情況之後，於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派其友人嚴正向皇帝上書，說才能出眾的劉建知道淮南王太子陰謀之事。武帝將此事交給廷尉、河南郡處治。這時辟陽侯審食其之孫審卿插了一手。審卿怨恨淮南厲王劉長殺了其祖父審食其，便向其友好丞相公孫弘添油加醋地告發淮南之事。公孫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探其獄」。河南郡治劉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 起初，劉安召伍被商議軍事行動。伍被在劉安賓客中位於「冠首」①。他認為劉安考慮不周，不可妄動。劉安發怒，將伍被的父母抓起來，囚禁了三個月，逼迫伍被隨從。伍被認為淮南不足以對抗朝廷。劉安說：「苟如公言，不可以僥倖邪？」伍被說：依我之見，偽造一些朝廷、郡縣及諸侯的印章、衣冠，假傳朝廷之令，遷徙各地豪傑及其家屬到朔方郡，逮捕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再派辯士到各地遊說，這樣也許可以僥倖取勝。於是，劉安立即行動，「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又使人偽裝畏死潛逃去投靠大將軍衛青、丞相公孫弘；一旦發兵，就刺殺衛青，而將公孫弘勸誘過來。 劉安打算調發其國中兵，擔心相與二千石不同意。他就與伍被預謀，打算假傳王宮中失火，如果相與二千石來救，就可乘機殺之。又打算命人穿上捕盜者之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喊「南越兵入界」，因此就可發兵。但尚未派出人去。劉安又與伍被商議聯合諸侯及進退之計。伍被建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占據險要，「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劉安同意，並說「急則走越耳」。 廷尉因此案牽涉很大而上報皇帝。武帝任命廷尉監為淮南中尉，前去逮捕太子劉遷。劉安得知廷尉監前來，與太子陰謀召相與二千石，打算殺了他①《漢書·伍被傳》。 們而發兵。使人召之，相來了，內史不應召而解說已經外出，中尉說有詔命在身而不能見王。在這種情況下，劉安心想只殺了相，而內史、中尉不來，沒有什麼用，就讓相退去。這時劉安仍然猶豫未決。太子以為，雖然牽連謀刺漢中尉事，但同謀者已死，口絕，就對劉安說發兵已錯過時機，恐怕不行了，並表示願意去受審判。劉安一籌莫展，已無可奈何了。這時看風使舵的伍被自動坦白，詳細地交待了與淮南王劉安謀反的情況。法吏因此逮捕了太子、王后，包圍了王宮，盡捕了在其國境內的淮南王賓客，索得「反具」向皇帝報告。 武帝命諸侯與大臣議如何處治淮南王劉安。諸侯和大臣都說應當嚴懲之。武帝使宗正以符節治淮南王劉安。劉安聞知，自殺。王后荼、太子劉遷及所有參與陰謀者都族誅。武帝以為伍被曾說過漢朝好話，打算勿誅。廷尉張湯說：「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於是誅了伍被。廢除淮南王國而為九江郡。不久，衡山王案件發生，劉安之弟劉賜自殺，受牽連者也都被誅除。漢朝治淮南、衡山等案件「皆窮根本」①，株連而死者數萬人。時為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一月。 劉安事件，在當時是個重大政治問題，是朝廷與諸侯矛盾鬥爭的一次大爆發，以朝廷加強了統一集權、諸侯受到削弱而告終，有才能和思想的劉安成了這場鬥爭的犧牲品。了解這個事件，有利於認識當時漢朝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複雜性和殘忍性。 《淮南鴻烈》的編撰劉安不僅是當時政治上的一個頭面人物，而且還是當時學術界一個著名學者。他原有集，已佚。他所主持編寫的《淮南鴻烈》，據《漢書·藝文志》分為「內」、「外」，據《漢書》本傳還有言神仙黃白之術的「中篇」，而現存只是內篇部分。此書反映出他主要的學術成就和思想。 《淮南鴻烈》在形式上類似《呂氏春秋》，在思想上基本是道家，並有陰陽家、神仙家，以至「出入儒、墨、名、法」。作者好言「道」，認為宇宙萬物都由「道」所派生，而「道」是覆天載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的東西。說：「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者不形者乎？」②就是說，「道」不可能耳聞、目見和言傳，誰也不知是形還是無形。照此說來，「道」是不可知的神秘的東西。這說明其自然觀是唯心主義的。又說：「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容於物者，終於無為。」③就是說，達於「道」，只有清靜無為。這就與政治思想掛上了鉤。 此書對儒法多有譏刺，實際上是刺漢武帝內法外儒。作者說：「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眾，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眾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慲觟離跂，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①《漢書·張湯傳》。 ②《淮南子·道應訓》。 ③《淮南子·原道訓》。 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①所提「儒墨」，顯然只是指「緣飾《詩》、《書》」的儒。譏刺儒者是譁眾取寵，趨炎附勢之徒，造成不良影響，以致世風日下。所指是漢儒代表叔孫通、董仲舒、公孫弘之所為。作者又說：「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性，內愁五臟，外勞耳目，乃始招蟯振繾物之毫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②這就不是譏刺儒者，而是抨擊以仁義禮樂招搖過市的「俗世之學」，以及提倡此學「暴行越智於天下」的「有天下」者。這是對漢武帝的明諷暗刺。 不僅抨擊俗世之學，而且還揭露那個「俗世」，把俗學低劣與俗世衰亂聯繫起來，加以詛咒。作者說：「亂世..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佹辯，久稽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又說：「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荊吳芬馨，以嚂其口；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①就是說，俗學無益於治，卻貽患無窮，那套知巧詐偽與繁文縟禮，導致追求享樂與爭相奢侈。因此，俗世是富者富有而侈靡，貧者貧困而饑寒。作者說：「富人則車輿衣纂（繪）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絛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灶口。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仆虜，不足以論之！」②論者以為這種貧富懸殊以及主奴區分的衰世之俗，與「俗世之學」大有關係，故其申明「羞而不為」。作者所為的，是要將道家擺在百家的主導地位，將黃老之術作為君臨天下之道。他說：「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丑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③很顯然，作者是要抬高黃老之道，以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相對抗。即堅持漢初的儒道之爭。漢初封建統治者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採取所謂「與民休息」政策，曹參、陳平等大臣「治黃老之術」。當初勢力較大的功臣、外戚、諸侯王大多崇道黜儒，要求皇帝垂拱無為，不干預藩國的事務。所以當時諸子百家並存，道家居於優勢，儒術尚未獨尊。到了武帝之世，為了制馭大臣、削弱藩國，加強中央集權，採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司馬遷說：「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指漢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①《淮南子·俶真訓》。 ②《淮南子·俶真訓》。 ①《淮南子·齊俗訓》。 ②《淮南子·齊俗訓》。 ③《淮南子·主術訓》。 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①在漢初數十年間，始終存在儒道鬥爭，「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②。這種鬥爭，一直繼續到武帝之時。淮南王劉安標榜道家而攻擊儒學，就是這場鬥爭之最後代表。而這場所謂儒道鬥爭，歸根到底，乃當時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反映，淮南王劉安標榜道家而攻擊武帝獨尊儒術，正是代表藩國而與朝廷對抗和鬥爭的。 可悲的是，劉安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思想上，都是失敗的。當時，削弱藩國與獨尊儒術可謂大勢所趨；劉安逆流而動，實難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