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三章　官私手工業

我國的封建社會，自始至終強調扶植與發展「男耕女織」的個體小農經濟，把手工業視為農業的副業，顯示出自給自足的特徵。但雖然如此，手工業與商業仍有它們的地位和作用。因為以自然經濟為特徵的封建經濟，並不絕對排斥商業與手工業。恰恰相反，窮奢極欲的統治階級是需要有商業與手工業為他們提供優質的產品；各地區物品資源的差別，也需要彼此交換、流通，以通有無。由於生產工具的發展和小農經濟生產規模的狹小，各種農業器物的生產已非小農家庭之力所能奏效，「故工不出，則農用乖」①；何況農業的發展，直接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場。這一系列的因素，就使得我國封建社會的統治者雖然一再倡導以農為本、工商為末和主張重農桑而抑工商，而手工業和商業卻始終存在著和不斷發展著、甚至構成了封建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以致出現了把從事手工業與商業作為致富的必要手段的思想，連司馬遷也認為「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②秦漢時期的手工業，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上承戰國而加速發展的時期。 ①《鹽鐵論·本議》。 ②《史記·貨殖列傳》。 第一節官府手工業 所謂官府手工業，即封建國家直接經營、管理的而所有權屬於國家的手工業。這種性質的手工業，在我國是有其傳統的。在商、周奴隸制國家統治下，創造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者都是奴隸，從事農業勞動者為農業奴隸，從事手工業者為工匠奴隸即「百工」①，甚至連商業也由官府經營並由賈人服役，故有「工商食官」的說法②，又有「質人掌成市之貨賄」③。《呂氏春秋·上農》說得更明白：「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政粟，工攻器，賈攻貨」，各司其事。這些從事手工業的「百工」，「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土齒」④。他們永遠只能是「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⑤。因此，在奴隸制度下，基本上不存在私營手工業與商業。但是，到了春秋、戰國之際，隨著井田制的瓦解、私有土地制的出現和封建依附關係的產生，奴隸制度崩潰了，一部分手工業奴隸與農業奴隸，在鬥爭中逐步獲得了解放，離開了官府的控制而成了私營手工業者和私營商人；個體小農的大量存在，也為民營手工業者和商人提供了原料與產品來源。於是，「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了，逐步形成了官私手工業與官私商業並存的局面。戰國時期形成的這種新格局，到秦漢時期就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與定型化，這裡單就秦漢官府手工業的狀況述其梗概。 官府手工業的管理系統秦漢的官府手工業，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統。例如，主建築宗廟、宮室、陵園等土木工程的官吏，叫將作少府，又名將作大匠。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有兩丞、左右中侯。」西漢「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將作大匠，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長丞。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東園主章為木工。成帝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省中侯及左右前後中校五丞。」東漢因之，且復左、右二校令，分掌左、右工徒①。主管官府絲織業的官吏，叫東織令丞、西織令丞，均屬少府。西漢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為織室」②。東漢時，少府設織室令，有丞③。又《後漢書·和熹鄧皇后傳》謂「御府尚方織室」，是尚方令下也有織室主管絲織手工業。至於管紡織品染色的官吏，叫平準令。《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無平準令，《續漢書·百官志》始有之，屬大司農，「掌知物價，主練染，作采色。」《宋書·百官志》亦載平準令掌染，而且說是「秦官」，《通典·職官》同《宋志》，因知《漢表》漏載掌染色之平準令。主管高級手工業工匠及製作①《禮記·王制》。 ②《國語·晉語》。 ③《周禮·質人》。 ④《禮記·王制》。 ⑤《逸周書·大聚解》。 ①《續漢書·百官志》。 ②《漢書·百官公卿表》。 ③《續漢書·百官志》。 御刀劍等兵器的官吏，叫尚方令。《漢書·百官公卿表》雖無此官，但《續漢書·百官志》載少府有尚方令，「主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器物。」又《通典·職官》亦謂尚方令為「秦官」，可見秦已有此官，《漢表》漏載而已。主管奴婢製作衣服及縫補之業的官吏，叫「御府令」。《漢書·百官公卿表》亦無此官，但《續漢書·百官志》少府屬官有之，謂「御府令，宦者，典奴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通典·職官》同，且謂為「秦官」；又《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御府令丞」官名，可見秦時確有此官，《漢表》實漏。主管制作兵器、弓弩、刀鎧之類武器的官吏，叫「考工令」。《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少府屬官有「考工室令丞」，臣瓚曰：「考工，主作器械。」《續漢書·百官志》亦有之，屬太僕，「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緩諸雜工，左、右丞各一人。」東漢之制，顯系繼承秦和西漢而來，故考工令的職掌可視為通制。主管瓦當製作的官吏，叫做「都司空令丞」，屬宗正。據《金石萃編》所收「宗正官當」瓦當、「都司空瓦」等，知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為主管宮殿建築的瓦當製作手工業的機構與官吏，叫「東園匠令」，《漢書·百官公卿表》以「東園匠令丞」為少府所屬十六令丞之一，顏師古注曰：「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也。」還有主管錢幣製造手工業的「鍾官」，屬水衡都尉，東漢亦如之。於上可見，秦漢時期的官府手工業，即使在中央機構中，也分工細緻，各有主官，其重要程度可知。 郡國縣等地方機構中，也有分工主管各種不同手工業的官吏。據《漢書·地理志》所載，河內郡懷縣、泰山郡及其所屬豐高縣、河南郡、濟南郡東平陵、潁川郡陽翟、廣漢郡及所屬雒縣、南陽郡宛縣、蜀郡成都等十郡縣均設有工官。（據樂浪出土漆器銘文，還有梓潼郡、武都郡也有工官。）京兆鄭縣、沛郡沛縣、左馮翊夏陽縣、魏郡武安縣、右扶風雍縣與漆縣、常山郡都鄉縣、弘農郡澠池縣、蜀郡臨邛縣、潁川郡陽城縣、犍為郡南安縣、汝南郡西平縣、南陽郡宛縣、遼東郡平郭縣等凡四十八郡國①均設鐵官。河東郡安邑縣、太原郡昔陽縣等三十五郡縣均設有鹽官（《通典》作三十七處，以增東平之故；馬非百在《桑弘羊年譜訂補》中作三十六處，系誤將雁門郡之沃陽、鹽澤同時列入所致）。此外，丹陽郡有銅官，桂陽郡有金官，陳留郡與齊郡有服官，蜀郡嚴道有木官，巴郡朐忍與魚腹均有桔官，廬江郡有樓船官，千乘郡有均輸官，南郡有發弩官等。其中鹽官主煮鹽，鐵官主鐵的冶鑄，服官主衣服製作，銅官主銅的冶煉，樓船官與發弩官分別主造船和制弩，工官則主金、銀器的製作。總之，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個專門為官府及宮廷所需製作各種器物、軍械、衣服、金銀器物及煮鹽、冶鐵、採礦、鑄造、鑄幣等的手工業網，構成了官府手工業的龐大體系。 據云夢出土的秦簡，表明秦國及秦皇朝時期，均設有「漆園嗇夫」一官，主管官府漆園的種植與漆的生產；又有「司空嗇夫」，主管大車與各種「公器」的生產；還有「左採鐵」、「右採鐵」等機構及「採鐵嗇夫」一官，主管鐵的開採與冶煉。這些主管不同經濟部門的「嗇夫」，被通稱為「官嗇夫」，均受「大嗇夫」的管轄。此外，還有「太官」、「右府」、「左府」、「都官」、「令、丞」及「曹長」等機構和官吏，也參加了對各種官府手工業的管理，他們又由中央的「太倉」和「內史」等官吏或部門管轄，詳見高敏《雲①王先謙《補註》作五十處，蓋誤多宜陽與千乘二處。 夢秦簡初探》（增訂本）的有關篇目，此不贅述。以嗇夫主管官府手工業的制度，漢代也同樣存在。《漢金文錄·雁足燈》銘文有「元康六年（公元前65年），考工工賢友繕作，府嗇夫建、護萬年、般長當時主」字樣；同書銅鼎銘文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考工工蒲造，佑臣主、守嗇夫臣彭、掾臣明主」字樣；同書鍾銘文有「居攝元年（公元6年），考工□□繕，守嗇夫□、守令史獲、掾褒主」字樣；《文物》1972年12期所載漢漆耳環銘文，有「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考工工並造，■工豐、護臣彭、佐臣■（？）、嗇夫臣孝主」字樣；《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三《東海宮司空鐙槃》銘文，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七月十六日，東海宮司空作銅槃□鐙，重五斤，..嗇夫臣倍主，丞臣壽、長臣福省」等語。所有這一切，確證西漢、東漢時主管官府手工業的低級官吏，有嗇夫、護、長、般長、令、丞、佐、掾、守令史及守嗇夫等官名，而且都是考工令下及東海王國宮司空之下的屬官。足證文獻所記，不僅完全屬實，而且有不少遺漏，還進一步證明秦漢官府手工業管理之嚴格，因為在器物上載明製作工匠的名字及主管官吏名字，是為了檢查督促和以明職責。 秦漢的官府手工業，從上引《漢書·百官公卿表》及《續漢書·百官志》所載主管機構及官吏名稱看，知其管理系統歷東漢而無大變。然而，關於鹽鐵等手工業的管理辦法，卻變化不小，並不像其他官府手工業那樣有恆制不變。西漢之初，煮鹽、冶煉及鑄錢等手工業，除官營外，還允許民間私營。故吳王濞可以擅國內之鹽鐵生產，鄧通可以任意鑄造，賈誼則主張取消「縱民鼓鑄」的政策。到漢武帝時期，由於政治、軍事及財政上的需要，才正式實行煮鹽、冶鐵及鑄錢等手工業的全部官營和禁止私營的制度。故各郡國鹽、鐵官之設，多在此時。武帝死後，官營鹽、鐵的政策，立即引起了爭論。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開的鹽鐵會議，就圍繞著是否罷去鹽鐵官和取消其官營政策開展了激烈的爭論。但最後並未因此而取消鹽、鐵官營，僅僅廢除了酒的官營，因而鹽鐵官營「歷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改變」①。其中，「元帝時」，雖然「嘗罷鹽鐵官」，但僅僅「三年」就恢復了鹽鐵官營②。漢末王莽時，進一步推行了鹽、鐵、鑄錢等業的官營制度，公開宣布鹽、酒、鐵、名山大澤、五均賒貸、鐵幣銅冶「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須由官府經營③。東漢政權建立後，據《續漢書·百官志》所云：「郡有鹽、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這表明東漢在所有產鹽、產鐵郡縣設置的鹽官、鐵官並非官營鹽、鐵，只是收鹽、鐵之稅而已。又同書同志大司農條云：「郡國鹽、鐵官，本屬大司農，中興均屬郡國。」表明東漢的鹽、鐵官，在隸屬方面也不同於西漢。雖然，據《後漢書·鄭興傳附鄭眾傳》：「建初六年（公元81年），（眾）代鄧彪為大司農」時，章帝「議復鹽鐵官」，鄭眾反對而不成。但轉眼之間，鹽鐵官營的制度又廢除了。故《後漢書·和帝紀》載和帝即位之初下詔曰：「先帝即位（指章帝而言——引者），..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①《漢書·食貨志》。 ②《漢書·食貨志》。 ③《漢書·食貨志》。 事。」這表明章帝建初六年「復收鹽鐵」之後，因為出現了「吏多不良」的情況，不久又罷去了鹽鐵之禁，恢復了「縱民煮鑄」的政策。和帝此詔，不過是重申章帝末年之詔而已。因此，《後漢書·朱暉傳》，載章帝元和間（公元84—86年），「尚書張林上言：..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行。事遂寢。」同章帝末年已罷去鹽鐵之禁的事實，正相符合，否則，張林不必請求「官可自鬻」食鹽了！所有這些情況，說明東漢時期的煮鹽、冶鐵等手工業，是允許民間私營的，這時雖然有郡國鹽鐵官之設置，其職事在於收鹽鐵之稅而已，同西漢的官營鹽鐵官制度是有一定程度差別的①。 官府手工業的類別秦漢官府手工業的類別較多，大別之，有採礦業和冶煉業、煮鹽業、器物製作手工業、漆器手工業、衣服製作手工業等。 關於採礦業和冶煉業：《睡虎地秦墓竹簡》的《秦律雜抄》簡文，有「采山重殿」者，「貲嗇夫一甲，佐一盾」及「太官、右府、左府、右採鐵、左採鐵課殿」者，「貲嗇夫一盾」等規定。這裡的「采山」，就是指官府的採礦手工業；「左採鐵」與「右採鐵」，則是指主管採礦手工業的官吏。至於主管專賣鐵器的官吏，則有鐵官長丞，《華陽國志·蜀志》載秦惠王使張若治成都，「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及長丞」；《史記·自序》謂司馬昌「為秦主鐵官」；《通典·職官》謂秦郡縣有鐵官。漢代鐵官設置之多，已於前述，足證官府的採礦、冶礦手工業已遍及全國，其中採礦、冶鐵業為最多，但也不乏采銅、採金手工業，故漢代郡國中有設置金官、銅官者。漢代除置鐵官經營鐵的開採、冶煉與鐵器製作、出賣外，還專設有名目繁多的官，如《續封泥考略》有「臨菑採鐵」封泥，北大歷史系藏有「齊鐵官印」、「齊鐵官長」、「齊鐵官丞」及「臨菑鐵丞」等封泥，益見官府採礦與冶煉手工業，以鐵的開採與冶煉和鐵器的製作與銷售為大宗。 關於煮鹽手工業：上引《華陽國志·蜀志》載秦惠王使張若治成都，「置鹽鐵市官及長丞」，可見秦官府經營者除採鐵手工業外，還有煮鹽手工業。漢代鹽官的設置更為普遍，詳見《漢書·地理志》；又齊地有「琅邪左鹽」封泥出土，西安有「玡左鹽印」的發現，《封泥考略》有「楗鹽左丞」封泥，鹽官名目之多，足證官府煮鹽手工業的發達。 關於器物製作手工業：器物製作手工業門類很多，主要有鐵器製作手工業、銅器製作業與金銀器製作業等。漢代的金、銀器製作業，主要集中於蜀郡與廣漢郡，故《漢書·貢禹傳》云：「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主管器物製作者為「工官」，故蜀郡與廣漢郡均設有「工官」。漢代官府經營的銅器製作業，有屬於少府的尚方令的，有屬於少府的考工令的，東漢屬太僕；還有屬於郡國工官的。製作銅器的類別有鼎、鍾、弩機、銅壺、銅鏡、銅扁、銅銚、雁足鐙及其他用具①。至於鐵器製作手工業，尤為發達。鐵器之中，除兵器外，「田器」實為大宗。為了生產大量的鐵制農具，武帝時曾在①詳見高敏《東漢鹽、鐵官制度辨疑》一文，刊《中州學刊》1986年5期。①參閱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 「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②。桑弘羊也說：「今縣官鑄農具，使民務本。」③主作兵器、弓弩、刀鎧的考工令，自然也是製作鐵器的部門。此外，各郡國的鐵官，除主管採礦、冶煉之外，還有權製作鐵器，即使是邊陲地區也不例外。如「肩水都尉彭祖歸寧」，言及肩水侯官「鑄作鐵器」，「令品甚明」④。 關於漆器手工業：漆器的製作，首先要作成木器，然後再塗漆。由於需要漆，故又有漆園的種植與漆的生產。《睡虎地秦墓竹簡》的《秦律雜抄》，有「漆園殿，貲嗇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及「漆園三歲比殿，貲嗇夫二甲而廢，令、丞各一甲」等規定，可見秦國早有漆園的種植，而且有專職官嗇夫及令、丞、佐等官吏主管漆樹的種植與漆的生產。漢代漆的生產地區甚廣，《史記·貨殖列傳》有「陳、夏千畝漆」的記載：《太平御覽》卷七六六引何晏《九州論》，謂「共汲好漆」；同書同卷引《續述征記》云：「古之漆園在中牟，今猶生漆樹也」；《金石索》卷五有「常山漆園司馬」印，可見常山亦有漆樹的種植。漢代主管漆器製作者，大抵為各郡國之工官。具體製作漆器的工匠，據樂浪出土漆器題名，有素工、髹工、上工、畫工、雕工、清工、造工、供工等，足見分工之細；具體監造漆器的低級官吏，有長、丞、掾、令史、佐、嗇夫等①，足見其管理系統之完備。至於漆器的主要製作地區，大都集中於工官設置之地，故蜀郡、成郡、廣漢、懷、河南、陽翟、宛、東平陵、泰山郡、奉高、雒縣等有工官的地方，都應是產漆器的地方。據樂浪出土漆器銘文，知梓潼郡、武都尉也有工官。《太平御覽·器物部》引《鹽鐵論·散不足》，有「作野王紵器」語，野王即河內，可見漢之河內也產漆器。 關於衣服製作手工業：《漢書·地理志》載陳留郡襄邑有服官；齊郡有「三服官」。特別是齊郡的三服官，尤為衣服製作手工業的中心。這裡的「三服官」，主管制作「天子之服」，所屬「作工」「各數千人」。所謂「三服官」，即少府屬官考工室、右工室、東園匠。此「三工官」，每年「官費五千萬」①，其生產規模之大，可想而知。 關於鑄錢手工業：《史記·秦始皇本紀》謂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錢」。從《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得知早在商鞅變法後，就有錢幣的使用與鑄造。諸法律條文中，凡言及損壞公物、糧食及盜竊問題時，往往按其價值多少錢計算；可見錢的使用是相當廣泛的。對錢幣的鑄造，是絕對禁止私鑄的，故《封診式》有一個關於盜鑄錢者的案例，其爰書云：「丙盜鑄新錢，丁佐鑄」，因而被人捕得交官。由此可見盜鑄錢是受到禁止的。而漢初，鑄錢由少府主管，《封泥考略》有「少府銅丞」封泥，《漢印文字征》有「斡官泉丞」銅印均可證。《漢書·百官公卿表》謂，大司農屬官有「斡官長丞」，又說：「初，斡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顏注引如淳曰：「斡，音筦，主均輸之事，所謂斡鹽鐵而榷酒酤也。」實則②《漢書·食貨志》。 ③《鹽鐵論·水旱》。 ④《鹽鐵論·復古》。 ①參閱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 ①《漢書·貢禹傳》。 「斡官」為專主鑄錢之官。到孝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②。但「自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③，可見武帝之初就已禁止私鑄。到元狩五年，進一步「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前郡國所鑄錢，皆廢銷之。」④此「上林三官」，在《鹽鐵論·錯幣》作「專命水衡三官作」。「三官」究何所指，史書無說明，據陳直先生考證，應為鏡官令丞、技巧令丞與辨鋼令丞，因為《齊魯封泥集存》中，分別有「鍾官火丞」、「鍾官錢丞」、「技巧錢丞」等封泥出土，又《漢書·百官公卿表》謂水衡屬官恰有鍾官、技巧、辨鋼三丞令名，與此正合①。錢幣鑄造權之收歸中央，對於提高錢幣質量和統一規格，都有一定的作用。 此外，還有紡織手工業，染色及釀酒等加工性手工業，建築器材的製作手工業，兵器、車輛、陶器等日常用品製作手工業等，無不在官府手工業中保持一定的地位。此不悉舉。 官府手工業的材料來源官府手工業所需原材料的來源，則依據手工業門類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來源。以漆器手工業來說，其所需漆，主要依賴於官府漆園的種植。以煮鹽、採礦等手工業來說，主要依賴于山林川澤之利不許私有的國有土地制度。自商鞅變法以來，國家有權「顓山澤之利，管山林之饒」②即指此。但是，還有一些原料，非國有土地的所有權所能自然提供者，必須仰賴於各郡國的土貢方物。關於秦漢的土貢方物之制，史書頗少言及，但並非無之。《鹽鐵論·本議》云：「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可見昭帝之前已有土貢方物之制。又《漢書·賈山傳》建議文帝以亡秦為鑑，「減外徭、衛卒、止歲貢」。又《漢書·文帝紀》元年（公元前179年）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以此言之，「歲貢」之制，早在文帝之前就已有之。而漢初之制，多直接承秦而來，故土貢方物之制有可能也是秦制。值得注意者，官府手工業的原件，還有一部分來源於官府用錢向民間購買者。1955年，在西安漢城門外，發現了一批銅的原料，其中有一銅塊，刻有「汝南富波宛里田戎賣」字樣①。可見官府經營的銅器手工業，其原料除來源於官府的采銅手工業之外，也確有來源於用錢向民間購買者，而且遠從汝南郡購買來。 官府手工業的勞動力來源秦漢官府手工業的勞動力及其來源，綜而言之，不外乎如下幾種情況：第一，是以官府奴婢從事手工業勞役。我們知道，漢代官府奴隸不少，秦時尤多。據云夢秦簡，官府奴隸之「隸臣妾」，其中男性為「隸臣」，女性為②《漢書·食貨志》。 ③《漢書·食貨志》。 ④《漢書·食貨志》。 ①參見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 ②《漢書·食貨志》。 ①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 「隸妾」。「隸臣妾」的服役是終身性的，「隸臣妾」所生子女，也同樣是奴隸，必須經過取贖或立軍功，才能免去其奴隸身份。「隸臣妾」被強迫從事各種勞役，其中從事手工業的男性勞動者，謂之「工隸臣」。一旦淪為「工隸臣」，即使立了軍功可以贖免時，也只能免去其奴隸身份，但仍得為工，《軍爵律》關於「工隸臣斬首及人為斬首以免者，皆令為工」的規定，便是例證。如果是能用「針為緡繡它物」的「隸妾」，即會手工技藝的女性奴隸，法律規定：不得贖免；只有其中屬於「邊縣者」，才允許「複數其縣」，詳見《倉律》。法律對於「工隸臣」和有手工技藝的「隸妾」的贖免規定，其所以特別嚴格，就在於官府手工業仰賴於這些技術性奴隸。到了漢代，以奴隸從事官府手工業勞動者同樣不少。《漢書·食貨志》載武帝用楊可告緡後，沒收了「以千萬數」的奴婢，官府也把這些「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諸官」。這顯然是把奴隸分配給京師的各個苑囿和各個部門去從事各種勞役，其中無疑包括官府手工業作坊。至於同書所載武帝時，「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則更明顯是以奴隸從事官府手工業生產。第二，以刑徒從事官府手工業。所謂「刑徒」，系指因觸犯法律而被判處徒刑的社會罪犯而言。他們雖有刑期，但在服刑期間，必須戴著刑具同奴隸一樣參加勞役，這在雲夢秦簡的法律條文中有不少反映。秦簡《徭律》有「興徒以為邑中之功者，令婞卒歲」的規定；《秦律雜抄》有「徒絡徂廿給」及「徒絡徂五十給」的話，可能是以「徒」編織絲帶並規定其完成數量；同律還有「大車殿，貲司空嗇夫一盾，徒笞五十」的條文。除《徭律》所云之以「徒」從事土木建築勞役外，其餘都是在官府手工業作坊中服役。到了漢代，這種情況更多了。貢禹所論：「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①，就是這種情況的寫照。又《鹽鐵論·水旱》云：「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今縣官作鐵器」，「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同書《復古》也說：「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都是以刑徒和更卒、工匠一道從事官府手工業的生產勞動。故成帝時，潁川有「鐵官徒申屠聖」等領導的一百八十人的起義，也有「山陽鐵官徒蘇令等」領導的二百二十八人起義②。《古刻叢鈔》所錄建平郫縣石刻，有「徒要本」的題名。所有這些都是以「徒」從事官府手工業之證。第三，是官府以徵發來服更役的「更卒」從事官府手工業勞動。上引《漢書·貢禹傳》及《鹽鐵論·水旱》、《復古》等篇所載同「徒」一道從事官府鑄錢、採礦及製作鐵器等手工業勞動的「卒」就是證明。第四，是工匠及工師：雲夢秦簡中多次提到工匠與工師，如《秦律雜抄》有「工擇榦」，「工久榦」，「貲工」，「非歲功及無命書，敢為它器，工師及丞貲各二甲」及「縣工新獻」等說法，其中言「工」者，即工匠，言「工師」者，即教新工學手技藝的技工教師。所以，《均工律》有「工師善教工，故工一歲而成，新工二歲而成」的規定。在樂浪出土漆器題名中，關於工匠，有「素工」、「上工」、「畫工」、「清工」等之分，可見官府手工業中的工匠，不僅有按工齡劃分的「故工」與「新工」的區別，而且還有按工秩命名的各種不同的工匠名稱。漢代的官府手工業作坊中，也有工匠，如《漢書·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謂梧齊侯陽城延「以軍匠」從劉邦起兵；前引《鹽鐵論·水旱》中，也有「卒徒工匠以縣官田作公事」的說法，西漢①《漢書·貢禹傳》。 ②均見《漢書·元帝紀》。 之末，長安「工匠餓死」①；王莽作九廟時，曾「博征天下工匠」②；《太平御覽》卷八二六引崔寔《政論》，就稱從事手工業的工匠叫「織師」；地下出土的若干漢代器物上，大都刻有「工×造」字樣。所有這些，都是官府手工業中有工匠及工師之證。 無償勞役制無償勞役制，在秦漢官府手工業中占有極大比重，這是官府手工業勞動形式的最大特徵。上述在官府手工業作坊勞動的奴隸，顯而易見，是人身最不自由的強制性勞役者。至於刑徒，他們雖有刑期，刑滿以後仍為自由人，在這些方面同奴隸有差別，但當其服勞役時，不僅在工種、勞動強度和生活待遇等方面，同奴隸沒有差別，而且其不自由的程度有時還超過奴隸，如在勞動時必須戴上刑具，這在秦簡《司空律》及《徭律》等有關規定中可以清楚看出①。因此，刑徒也屬於人身極不自由的強制性無償勞動者。說到「工匠」及「工師」，其人身名義上是自由的，但實際上並不自由。例如秦簡的《工律》規定：官府手工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必須刻上所屬官府及生產者的名稱和名字，不能刻者以漆書之。漢代若干出土器物的題名情況尤其證明這一點。這樣的規定與作法，目的在於迫使監工者和生產者負責和便於追究，以防止監工及工匠的消極怠工。又秦簡《均工律》規定：「新工初工事，一歲半功，其後歲賦功與故等」，即工匠每年都有生產定額，新工的定額只有老工匠的一半，第二年就得與「故工」相同。如果沒有完成定額，或學習技藝不能如期完成以及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評為下等時，工匠與工師都要分別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詳見《均工律》、《工律》及《秦律雜抄》。特別是被徵發來的工匠，長期被固定於某一官府作坊，雖餓死也不能離開。因此，「工匠」與「工師」，名義上雖為自由人，實際上接近於人身不自由的奴隸與刑徒，已為向隸屬關係十分嚴格的「匠戶」、「百工戶」及「伎作戶」的轉化準備了條件，可視為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百雜之戶」的前身。至於「更卒」，來源於徵發，雖然人身基本上是自由的，但是在服役期間必須按時到達，不到期限不能離開，限期內服役是無償的。因此，實質上也是強制性的無償勞役。總而言之，四種人中，有奴隸與刑徒兩種是不折不扣的無償服役者，且人身極不自由；更卒，雖名義上有人身自由，在服役期內，也是不自由的無償勞役者。只有「工匠」與「工師」，可能略有報酬，但至少也是半不自由和半無償的勞動者。這表明無償勞役制，在秦漢官府手工業作坊中占主導地位。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封建的官府經濟制度在手工業領域的表現形式所規定的；另一方面，則同這時奴隸制殘餘的嚴重影響不無關係。基於此，就給秦漢官府手工業帶來了許多弊端和嚴重的桎梏性。 官府手工業的作用與弊端關於官府手工業的作用與弊端，當時人頗多論及者。以官府經營的採礦、①《後漢書·隗囂傳》。 ②《漢書·王莽傳》。 ①參閱高敏《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的有關篇目。 冶煉、鑄造、煮鹽及鐵器製作等手工業來說，有人認為：「總一鹽鐵」，除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外，還是「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併兼之路」的手段。因為由官府來經營這些重大的手工業，可以改變「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煮海為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在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奸偽之業，遂朋黨之權」①的危險局面；也可限制像吳王濞那樣「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贍養窮乏，以成私威」②的割據勢力；官府「總鹽侯」和「鑄農器」還可以使國家「財用饒」，使農民「器用備」而「務本」，並「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③。一言以蔽之，官府經營這些重大的手工業，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穩定市場價格、發展農業生產、打擊割據勢力和富商大賈、加強中央集權制度的物質基礎的有力措施。在當時情況下，這些看法也是基本符合實際的。但是，與此同時，它所帶來的弊端和消極作用，也同樣不容忽視。以官府製造的鐵器來說，「多苦惡」，「器多堅」，農民購買時，「善惡無所擇」；又「多為大器」，而且是一個模式，「不給民用」；有時農民需要購買，而出賣鐵器的「吏數不在，器難得」；出賣鐵器的地方離農村太遠，農民往往「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以致誤了農時；官府規定的價格太高，出現了「鹽鐵賈貴，百姓不使」的情況；有的器物質量太低劣，農民購買以後，以致「民用鈍弊，割草不痛」，弄得農民「作劇」而「得獲者少」；當質量低劣的鐵器無法出賣時，就強制攤派於民，所謂「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即指此事。在採礦、冶礦和製作鐵器的過程中，又「徵發無限」，「更繇以均劇」，使「百姓疾苦之」①。有時被徵發服役的更卒，強迫他們出錢代役，出現了「郡中卒踐卒更者，多不堪責取庸代」②，也正如卜式所說：「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賣買之。」③所有這些情況，都是官府手工業特別是官營鐵器製作手工業帶來的弊端。造成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第一，在於管理不善，如鐵器的大小、規格，製作時「務應員程」，故不合民用④，因而不隨「秦、楚、燕、齊土力不同」的特點，使鐵器的「剛柔異勢」和大小適宜⑤；或價格規定太死，官府「一其賈」，使購買者無可選擇⑥；或者布局不合格，不能把冶鑄之所，靠「通鐵炭」地區，造成「咸遠而作劇」和「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的狀況⑦。第二，主管者用人不當，「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⑧；更有甚者，「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①；「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縣吏厲諸①《鹽鐵論·復古》。 ②《鹽鐵論·禁耕》。 ③《鹽鐵論·水旱》。 ①以上均見《鹽鐵論·水旱》。 ②《鹽鐵論·禁耕》。 ③《史記·平準書》。 ④《鹽鐵論·水旱》⑤《鹽鐵論·禁耕》。。 ⑥《鹽鐵論·水旱》⑦《鹽鐵論·禁耕》。 ⑧《鹽鐵論·復古》。 ①《鹽鐵論·執務》。 小吏，小吏厲諸百姓」②；「吏匠侵利」，貪污盜竊③，或「吏恣留難」百姓，或「行奸賣平」，以次充好④。第三，勞動者消極怠工。如錢幣鑄造，「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更匠便利，或不中式，故有厚薄輕重」⑤。而此三者，都與封建剝削制度有關。可見在剝削制度下，即使實行很有利的經濟制度，也將帶來許多不利的後果。 ②《鹽鐵論·疾貧》。 ③《鹽鐵論·錯幣》。 ④《鹽鐵論·本議》。 ⑤《鹽鐵論·錯幣》。 第二節　民間手工業 在官府經營的手工業外，秦漢時期的民間手工業也得到發展，其表現形式通常有三種：一為獨立的民營手工業者所經營的手工業；二為大手工業主經營的手工業；三為同農業相結合併作為它的副業的個體小農經營的家庭手工業。三者各占多大比重，雖然很難準確回答，但三者同時存在卻是可以肯定的。如當王莽時，「博征天下工匠」以建九廟。這些工匠被徵發之前，顯然屬於獨立的民營手工業者。《史記·平準書》所說的「諸賈人、末作」中的「末作」，當就是城市中的獨立手工業者。由於他們大都擁有自己的手工作坊，故《史記》又稱他們為「諸作」，《集解》引如淳釋「諸作」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即以手工方式為市場而生產的獨立手工業者。擁有大量奴隸或手工業勞動者，並用以採礦、冶煉和鑄造器物的大手工業主，在《史記》、《漢書》的貨殖列傳中有集中的反映。至於耕織結合的小農家庭手工業，幾乎比比皆是。因此，秦漢民營手工業一般存在這三種形式。 民營手工業的類別，也同官府手工業一樣頗為複雜，但主要的要算採礦業、煮鹽業、冶鑄業、紡織業、造紙業及其他雜手工業。 採礦業、煮鹽業與冶鑄業我們知道，早在商鞅變法時，就「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①，「外收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②，隨後就有「鹽鐵市官及長丞」的設置。這表明鹽鐵早已官營。但自從「漢興，海內為一」，有了「開關梁，弛山澤之」的條件，於是「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③，私營工商業發展了，這中間自然也包括鹽、鐵的私營。加上文帝的「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的政策的實行，在「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鹵鹽，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的情況下，魯國的猗頓「用監鹽起家」；邯鄲的郭縱「以鐵冶成業」；巴蜀寡婦名清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也」；趙人卓氏「用鐵冶富」，秦破趙遷之於臨邛，仍「即鐵山鼓鑄」，「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長，擬於人君」；山東的程鄭「亦冶鑄」，秦滅六國後遷之臨邛，仍營其業，「賈椎髻之民」；梁人孔氏，「用鐵冶為業」，秦滅魏後迂於宛，仍「大鼓鑄」，「家致富數千金」；魯人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齊人刁間，「逐漁鹽商賈之利」，「起富數千萬」④。 吳越一帶，「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①，吳王劉濞得以「專山澤之饒」②，「擅障海澤」③，「即山鑄錢，富埒天子」④。「鄧通專西山」以鑄錢，「財①《漢書·食貨志》。 ②《鹽鐵論·非鞅》。 ③《史記·貨殖列傳》。 ④《史記·貨殖列傳》。 ①《史記·貨殖列傳》。 ②《鹽鐵論·禁耕》。 ③《鹽鐵論·錯幣》。 ④《漢書·食貨志》。 過王者」，以致「秦、雍、巴、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⑤。漢初所封趙國，也「以冶鐵為業」⑥。封于山東之膠東國與魯國，都以「鼓鑄鹽鐵」為務⑦。所有這一切，除漢初諸封國之經營鹽鐵多少有王國經營的性質外，其餘都是私營鹽鐵手工業主兼大商人。實則王國所經營鹽鐵，相對於西漢官府中央的官府手工業而言，也有私營性質。各王國君主，實為大的鹽鐵業主。 煮鹽、冶鐵、鑄錢三大手工業，自漢武帝實行嚴格的從採礦、冶煉、鑄造到銷售的官營制度以後，私營的比重雖下降了，卻並未絕跡。故西安城門外，發現刻有「汝南富坡苑裡田戎賣」給官府字樣的銅塊⑧。元帝時，貢禹也說：「民坐盜鑄，陷刑者多」⑨。即使在王莽嚴禁私鑄錢幣的情況下，私鑄仍然不能斷絕，出現了「坐..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人以至庶人，不可勝數」的局面，最後迫使王莽改變「私鑄錢者死」的立法，「更輕其法」為「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⑩。到了東漢，郡國雖仍設鹽、鐵官，但只徵稅而已，實際上恢復了西漢初「縱民煮鑄」(11)的製作度。因此之故，民營採礦、冶煉等民間手工業便迅速發展起來。以遠在江南的桂陽郡來說，這裡「縣出礦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建武年間遷桂陽太守的衛颯，為了不使「招來亡命，多致奸盜」，就在這裡「起鐵官，斥罷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①。可見在衛氏「起鐵官」之前，這裡的私營採鐵與冶鐵手工業是十分發達的。又河內郡的林慮縣，西漢在這裡設有鐵官，東漢這裡仍然產鐵。據《後漢書·黨錮·夏馥傳》，桓帝時，馥為人所陷，「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為冶家庸」。這個「冶家」既用錢僱人冶鐵，其為民營手工業主無疑。其實，不單是一般平民，即使是皇親國戚，也有私營冶煉之業的。《太平御覽》卷八三三引壬子年《拾遺記》云：「漢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人，黃金為器，功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鑄鍛之聲盛也。」顯然，郭況實為一個大冶煉手工業主，不過像郭況所經營的手工業，就不能說是民營了，而是官宦人家的。 紡織手工業由於紡織手工業的材料來源容易獲得，又不需要有雄厚的資金，一般小農家庭往往又是紡織手工業的兼營者，以致當時的統治者言及社會生產時，總是以男耕女織為標誌。這表明家庭的紡織手工業是私營手工業的主要形式。由於家庭手工業的原料來源，主要依賴於農業的種植範圍和水土所宜，於是隨著各個地區氣候條件的不同，帶來了農作物產品的差別和產量的多少與優劣，從而使得不同地區的家庭紡織手工業也發生了差別。如河內的絲紡織業就比較發達。《後漢紀》卷二○，質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九月，⑤《鹽鐵論·錯幣》。 ⑥《史記·酷吏·張湯傳》。 ⑦《漢書·終軍傳》。 ⑧參閱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 ⑨《漢書·貢禹傳》。 ⑩《漢書·食貨志》。 ①《後漢書·循吏·衛颯傳》。 載朱穆奏記曰：「河南一郡，嘗調縑、素、綺、縠才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於民。」這裡的「調」，是調發、調運之意，意即在質帝本初元年之前，朝廷每年要向河內郡調發縑、素、綺、縠等絲織品八萬多匹，而這些絲織品，都是河內郡的農民以納稅形式交給郡里的。如果農民沒有普遍從事家庭絲紡織業的情況，是不會有這麼多絲織品上交官府的。再從「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於民」的話來看，表明有官府以錢購買絲織品的跡象，但實際上都是取之於民，更見繳納絲織品者都是農戶。據《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有戶十五萬。以十五萬戶之民，一次調絲織品十五萬匹，合每戶一匹，則河內地區絲紡織手工業之發達可知。又《居延漢簡釋文》卷三有「河內廿兩帛八匹，三尺四寸大半寸，二千九百七十八」簡文，可見河內地區絲紡織品已遠銷至邊郡居延地區，反映出河內絲紡織品商品化傾向之突出。又曹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詔「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等「答汝（指倭使）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勾文錦三匹」，而此皆當時「好物也」①，可見絳地、紺地，也早已成為具有地方特色的優質絲織品的集中產地。至於蜀、漢之地，則盛產蜀布；齊、陶之地，盛產縑；兗、豫之地，多產絲、絺、紵。故「齊、陶之縑」與「蜀、漢之布」並稱②。漢簡中也屢見「廣漢八稯布」及「九穢稯布」等簡文；「兗、豫之漆、絲、絺、紵」，「為養生送終之具」①；齊地「織作」的「冰紈綺秀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②；蜀地之「女工之業，覆衣天下」③，其所產的「錦」號為「蜀錦」，以致漢末三國時成了這裡的主要經濟來源，所謂「決敵之資，唯仰錦耳」④。還有魯地，「頗有桑麻之業」；粵地「女子桑蠶織綾」；燕、代之地，「田畜而事蠶」⑤；三輔地區，出「白素」⑥。特別是巨鹿郡一帶和任城亢父等，也以產縑稱著，故官府曾給馬援以「巨鹿縑三百匹」⑦；而《西京雜記》卷一載：「霍光之妻遺淳于衍散花綾二十五匹。」至於任城亢父所產之縑，則遠銷河西走廊及西域，故《流沙墜簡考釋》中有「任城國亢父縑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重二十五兩，直錢六百十八」的簡文。還有陳留郡的襄邑，由於盛產優質絲織品，故官府在這裡設有服官，而《論衡·程材》則有「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的話。《陳留風俗傳》也有「襄邑..有黼黻藻錦，日月華出，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⑧此外，房縣出御綿，朝歌產羅綺，清河產縑總，也同襄邑的縑繡齊名，故左思《魏都賦》有「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綿纊房子，縑總清河」的概括。所有這一切，不僅說明絲織品與麻織品各有不同的產地；而絲織品中，又有錦、縑、綺、紈、縠、縞、綾、羅、白素、帛、絹等之分，又各有其集中產地。如此眾多的紡織業產品，其中固然有的①《三國志·魏志·倭人傳》。 ②《鹽鐵論·本議》。 ①《鹽鐵論·本議》。 ②《漢書·地理志》。 ③《後漢書·公孫述傳》。 ④《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引《諸葛亮集》。 ⑤《漢書·地理志》。 ⑥范子：《計然書》卷下。 ⑦《太平御覽》卷八三一引《東觀漢記》。 ⑧《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引。 出於官府手工業，但小農經營的家庭紡織業和手工業主經營的紡織業，也不可忽視，而且在紡織技術上銳意改進者和具有專門紡織技術者，多在民營紡織手工業作坊中。東漢崔寔做五原太守時，為了發展本地的民間手工業，「乃賣諸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工作機及紡以教民織」①，可見雁門、廣武一帶，早已有技術高超的民間「織師」，而且五原一帶民戶也普遍學會了紡織技術。邊遠地區的情況尚且如此，中原地區自然更不用說了。 如果以紡織品來說，無疑更以民營手工業為主。因為麻的生產者都是小農，而且其績麻、紡織，技術性較低，麻布的生產也形成了不同地區的不同特產；而且麻布的類別也很多。以著名的麻布產地來說，除前述之蜀漢地區的「蜀漢布」及「廣漢八稯布」外，還有產于越地的「越布」，曾使「光武帝見而好之」，令會稽以此為貢②；還有東萊惤縣所產之「惤布」。《說文解字》釋惤曰：「惤布出東萊。」即其證。更有「江東葛」，《太平御覽》卷八六引《魏文帝詔》中有「江東為葛，寧可比羅紈綺縠」語可證。此外，少數民族地區也多產布。如氐人稱殊縷布為「絣」，西胡人稱毳布為「■」，南郡蠻夷所出布稱「賨布」，又叫「幏布」③。至於麻布的類別，許慎《說文解字》中已有緆、絺、綌、縐、紵、絟、繐、紨等之分，並謂「緆為細布」，「絺為細葛」，「綌為粗葛」，「縐為絺之細者」，「紵為枲類布白而細者」，「絟為細布」，「繐為細疏布」及「紨為粗細布」。如果按紡織時所使用的縷的粗細而分，又有「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及「十稯布」等不同名目。《說文解字·禾部》云：「布八十縷為稯。」「七稯布」大約是最粗布，故多為徒隸者之衣。《史記·孝文帝本紀》：「後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令徒隸衣七稯布。」可證。雲夢秦簡《金布律》有「褐衣」的名稱，且用為刑徒與「隸臣妾」之衣。「枲」是製作褐衣的原料，枲即粗麻。可見秦漢時均以麻布供徒隸衣著用。實則，一般貧苦農民，也多作粗麻布，故一旦發跡為官，便稱作「釋褐」，意即脫下褐衣而穿官服了。八稯布與九稯布，多為戍卒所服用，故居延漢簡中常見此等布名。至於十稯布，可能是最細的布，可以為官俸。《漢書·王莽傳》所云：「一月之祿，十稯二匹。」即其證。 制陶手工業早在戰國時期，制陶手工業就很發達，產地遍及齊、魯、燕、秦、楚諸國。秦漢時期，更有進一步發展。秦的制陶手工業，多集中於鳳翔，鳳翔彪腳鎮畫磚最為出色。秦漢官府手工業中，也有專門主管制陶業機構和官吏。《漢書·地理志》載汝南郡安城設「陶官」，《齊魯封泥集存》有「安城陶尉」封泥，便是例證。根據西安漢城出土的各種瓦當文中有「宗百官瓦」、「都司空瓦」及「右空」等文字來看，表明宗正屬官都司空令及少府屬官左、右司空令，實為其主管機構。漢武帝時期，官府制陶手工業達到了鼎盛時期。據《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華嶠《後漢書》云：「卓曰：武帝時，居①《太平御覽》卷二六三引崔寔《政論》。 ②《後漢書·獨行·陸續傳》。 ③均見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有關字義。 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窯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裴注引《續漢書》云：「杜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由此可見，在終南山有官窯區，專門燒制官瓦。除官府制陶業外，民營制陶業也同樣存在。特別是今之咸陽縣窯村，漢人稱「咸里」、「咸亭」或「咸陽亭」，就是西漢民營制陶手工業的集中地。因為在這裡出土的陶器中，有「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壺」及「咸里亭久陶瓮」等等字樣的若干陶片或陶器，而這些陶器上的文字，大都寫上了私人的姓名，這同官府手工業題名的作法大不相同，故知為私人制陶者所題，亦得知漢之咸里為民營制陶業的集中所在①。 秦漢時期的制陶手工業中，值得注意的是釉陶的正式出現和彩陶的盛行。早在商代和西周，就已有在陶器表面上釉的開端。1953年在鄭州二里崗商城遺址中，發現了一種豆青釉布紋陶尊，質地堅硬，有不吸水性。次年，在西安封普渡村西周長田墓中，也發現了帶豆青色釉的陶豆。這說明商周時就已多少知道上釉的技術。不過，這時的上釉技術還僅僅是開端，陶器表面還沒有光澤，色澤也不純正。但是漢代北方的釉陶，不僅數量多，而且色澤或作濃黃，或作深綠；南方的釉陶，多是淡綠色或淡黃色，這說明上釉的技術已有發展。因為釉是一種矽酸鹽，施於素底上，經過火燒，就成了有釉的光澤面，可以洗滌而不剝蝕，更不會被玷污。釉的色彩，取決於在砂酸鹽里加入某些氧化物。如加入氧化鐵即成黃色，經過還得火，又呈青色，即成青釉，也即青瓷的前身②。漢代的釉陶色彩純正，這說明已經懂得加入氧化鐵和掌握火候等技術。這就為瓷器的生產奠定了基礎。 造船和造紙手工業以造船手工業來說，屬於官府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缺載其主管機構及官名，但京兆尹有「船司空縣」，顏師古注曰：「本主船之官，遂以為縣。」以此言之，秦或漢初本有船司空一官。又同書水衡都尉屬官有「輯濯令丞」，師古曰：「輯濯，船官，為檝櫂之假借。」《漢書·地理志》載廬江郡有樓船官，顯然是郡國主管造船的官吏。從當時用船從事水戰的需要量以及江南民間水上交通的需要來看，官府和民間的造船業應當都是存在的。從吳王劉濞能造「一船之載，當中間數十輛車」①的大船和公孫述能「造十層赤樓帛蘭船」②等情況看，造船業的分工應當是很細緻的。特別是長沙漢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型，前後有三艙，有槳十六支，後有舵，廣州出土的木船一件，船上建重樓，槳十櫓一。如無發達的民間造船業為基礎，官府也無法造出這種大船來。可惜史料缺載，無以知當時民間造船業之詳情。 造紙手工業的出現，是漢代歷史上的大事。我國史學界公認：「紙是中國人民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的發明對人類文化傳播與推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計量的。在中國，有了紙，才有印刷術的發明；有了紙，才能大量地抄書藏書印書，書籍才能流通，文化才能傳播；有了紙，在世界藝術史上大放異①上所引陶器字樣，均見《關中秦漢陶錄》卷一；參閱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②參閱：《中國青瓷史略》。 ①《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②《後漢書·公孫述傳》。 彩的中國繪畫才能得到蓬蓬勃勃的發展。紙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也是同樣大的。傳到歐洲，就助成了世界歷史上有名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促進了社會的進化。」①事實正是這樣，這些話一點也不誇張。西漢史籍缺載關於造紙的主管部門和官吏，但西漢時確已有紙的生產。《漢書·遊俠·原涉傳》，謂他在武帝時曾「削牘為疏」，可見這時尚無紙的使用。但《漢書·外戚·孝成趙皇后傳》云：「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顏師古注引孟康曰：「蹏，猶地也，梁紙素令赤書而書之，若今黃紙也。」又引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由此可見，西漢後期，確已有紙使用。 東漢前期，已有紙寫經、傳者。《後漢書·賈逵傳》云：章帝時，「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李賢注曰：「竹簡及紙也。」所謂「簡紙經傳各一通」，即簡寫經傳與紙寫經傳各一通。可見和帝之前，已有用紙寫經傳者。又《後漢書·和熹鄧皇后傳》云：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至冬，立為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後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此事發生在蔡倫於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奏上其新的造紙術以前三年，更見蔡倫之前早已有以紙充貢獻之物者。近人勞榦在其《論中國造紙術之原始》一文中，說他於1942年秋天，曾在額濟納河流域的烽燧台下，在已掘舊坑中，發現了一張漢代的紙，尚可見三十餘字，且此舊坑曾出土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及七年的兵器簿，還出土了一枚永元十年的木簡。此紙出土的位置，在永元十年木簡之下，表明它埋入地下的時間應在永元十年之前。由此可見，在元興元年蔡倫發明造紙術之前已有紙的使用了①。1958年5月，在西安市郊灞橋的一座西漢墓中出土一疊大小不等的古紙片，共有八十八片。據鑑定，是用大麻的韋及樹纖維製作的植物纖維紙。又1973年至1974年，在內蒙居延漢代遺址中，也發現了麻質纖維紙。可見，蔡倫之前確已有植物纖維紙，蔡倫只是改進了造紙術而已。到了東漢，官府造紙手工業正式規範化了，由少府屬官尚方令主其事。《北堂書鈔》卷一○四引《東觀漢記》曰：「蔡倫典作尚方作紙。」又《太平御覽》卷六○五云：「黃門蔡倫，典作尚方作紙，所謂蔡倫紙也。」《後漢書·宦者·蔡倫傳》云：「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李賢注引《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雲是倫舂紙臼也。」《後漢書補註續》云：「漢人能為紙者蔡倫之外，又有左伯。伯字子邕，東萊人。漢興，用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又為之，而子邕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邕之紙，妍妙輝光。』」由上可見，早在西漢後期和東漢前期，確已有紙的使用。不過這時的紙，多絲、絮參用造成。大抵這段時期，各地都在改進造紙的技術。故東①季羨林《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見《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第11頁，三聯書店1982年版。 ①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冊。 漢和帝時前後，蔡倫、左伯同工造紙之術。他們的作法，顯系總結大量民間造紙之法而成，並實現了從絲、絮參用造紙別用樹皮、麻頭、破布、魚網等植物纖維造紙的飛躍。從此以後，用紙日多，如《北堂書鈔》卷一○四引馬融《與竇伯可書》云：「孟陵來賜書，見手書歡喜何量！書雖兩紙八行，行七字。」又同書同卷引崔瑗《與葛元甫書》云：「今遣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按馬氏為順帝與桓帝間人，崔瑗則為吏於安帝以後，可見在和帝時蔡倫發明造紙術以後不久，紙的使用便大為推廣了。隨之而來的，必然是造紙手工業的發展。 如上所云，東漢時期的民間手工業似有發展的趨勢，至少採礦、冶煉與鑄造手工業是這樣。造紙手工業，則是新興的手工業，官府未立專官經營，應以民營為主。造船手工業曾有官營者，但是主管機構並不很多，可能也以民營造船手工業為主。正因為如此，東漢時人王符曾以洛陽為例，描述當時手工業與商業等末業的興盛情況時說：「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千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①毫無疑問，這些為末業者，都是屬於民營手工業。①《潛夫論·浮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