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九章　秦漢時期的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秦漢時期的中國，在當時世界上是有重要地位的，這在上文已分別有所涉及。今不避重複，就這個問題加以概括的論述。 第一節　秦漢時期的中國和同時的世界 秦和孔雀帝國 中國歷史發展到戰國時期，呈現出一種新的矛盾現象：一方面，各國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和衝突，另一方面，各國內部卻在逐漸郡縣化、一體化。從這種矛盾的趨勢來說，各國內部郡縣化、一體化的結果是國力和兵力的加強，由此而衝突更加劇烈；而劇烈衝突的結果卻又是由兼併而統一。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說：「定於一。」他的確看出了，戰國大動盪的前途是統一。 經過多年複雜的鬥爭，到戰國晚期，秦已成為七國中最有優勢的強國。 秦王政於公元前246年即位，於公元前238年親政。於是「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於公元前230年滅韓，於前225年滅魏，於前223年滅楚，於前222年滅燕、滅趙，於前221年滅齊。更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南海、象郡，北卻匈奴七百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秦王政成為統一國家的元首，稱始皇帝。 統一，是秦始皇在中國歷史上立的大功。他自己對這一點也有相當清楚的認識。他多次巡遊各地，勅石紀功，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消除割據，免黔首於戰亂之苦。他拒絕丞相綰等人的立諸子為王去鎮守各國的建議，而同意廷尉李斯不封侯王的主張，說：「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①他的這一決定，一方面抑制了「封建」的再起，另一方面排除了宗法在政權結構中的作用。這是符合於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的，對以後的歷史具有深遠的影響。 秦以暴力滅六國，同樣以殘暴的手段對待人民。這就在人民中播下了反秦的火種。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次年農民起義爆發。公元前207年秦亡。與秦的興起大體同時，在南亞次大陸曾出現了孔雀帝國。旃陀羅笈多於公元前四世紀末在摩揭陀建立了孔雀王朝。這個王朝通過兼併戰爭不斷擴大領土。到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約公元前273—前232）時期，除半島南端以外，印度次大陸基本歸於帝國版圖。相傳，阿育王原來也是一個十分殘暴的君主。後來，他對戰爭中大量人民的死亡表示懺悔，派人四出宣揚佛教，並建築了大量的佛塔。不過，孔雀帝國內部各地區的民族差異頗大，社會發展程度也很懸殊，很多部落和小邦在帝國內實際處於半獨立的狀態。阿育王死後不久，帝國便四分五裂。孔雀王朝在摩揭陀一隅大約維持到公元前187年為另一王朝所代替。 孔雀帝國和秦帝國都曾威震一時，也都曇花一現便瓦解了。但是，由於內部結構的不同，兩國以後的歷史發展有了很大的差異。在印度，孔雀帝國解體以後，直到公元四世紀才有笈多王朝的局部統一局面；在中國，秦亡以後，緊接著出現的是兩漢四百年大統一的局面。 西漢和羅馬①《史記·秦始皇本紀》。 公元前207年秦亡以後，反秦陣營中的兩大主要勢力——項羽領導的楚與劉邦領導的漢又角逐了五年。公元前202年，楚項羽敗亡，劉邦即位為皇帝，創立了漢帝國。 劉邦出身布衣，原來只是區區一個亭長，他的部下將相也大多出身布衣。他為什麼能在短短五年中再次統一中國？司馬遷注意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並分析了原因：「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①他說的很對，秦在客觀上為漢的統一掃清了道路。其實，六國內部產生的郡縣制又何嘗不是在客觀上為秦的統一掃清了道路？因此，漢的統一可以說是郡縣制代替封建制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從劉邦建國到王莽篡漢，漢都長安，史稱西漢或前漢（公元前202—9年）。西漢基本繼承秦的傳統，但又有所變化。 首先，漢在政治上繼承了秦的大一統的傳統。一則西漢繼續實行郡縣制。雖然在早期封過一些諸侯王，但是經過文、景以至武帝，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以後的王侯實際已是有其名而無其國了。二則加強了中原和邊疆少數民族的聯繫。漢與匈奴有過和親，有過激戰，到宣帝、元帝時又有了政治上的從屬關係。漢在與匈奴衝突中還加強了同西域各族的聯繫。三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公羊家的大一統思想作為實際政治的理論根據。應當指出，西漢所尊的儒家已經不同孔子時的儒家。當儒家竟能排斥百家而居於一尊的時候，它自身實際上已經包攝了多家的思想成分。秦在統一過程中有鄙視傳統的傾向，而漢則重視以經過改造的傳統為自己的統一服務。 其次，漢在經濟上繼承了秦的依靠個體小農的傳統。秦在統一前獎勵耕戰，漢在統一後獎勵孝悌力田。秦統一後不知愛惜民力，殘民以逞，因而早亡；漢統一後則與民休息，乃有文景之治。不過，西漢的重農和與民休息，並未妨礙小農分化和土地兼併的進行。正是這一過程，造成了階級矛盾的激化，導致了西漢的衰落。 當西漢屹立於東亞的時期，南亞的孔雀帝國瓦解了，亞歷山大帝國瓦解後形成的馬其頓王國、埃及的托勒密王國、西亞的塞琉古王國也已過了它們的盛世。它們相互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正在削弱自身的力量，並為開始雄霸於西地中海的羅馬共和國的駸駸東來創造了條件。公元前200至前197年，羅馬利用馬其頓和希臘的矛盾，大敗馬其頓，使它一蹶不振。公元前192至前188年，羅馬又大敗塞琉古王國，使它實際淪於被保護國的地位。至此，羅馬已經實際取得主宰東地中海的地位。公元前168年，羅馬滅馬其頓。公元前146年，羅馬征服了希臘。同年，羅馬徹底消滅了迦太基。公元前64年，羅馬滅塞琉古王國。公元前30年，羅馬滅埃及的托勒密王國。公元前三世紀中葉，大夏和安息從塞琉古王國中獨立出來。約一個世紀以後，大夏為月氏人所征服，而安息卻漸漸強大起來，占有伊朗高原西部、兩河流域和中亞南部，成為一個帝國。公元前一世紀，羅馬滅塞琉古王國以後，企圖繼續東侵。於是羅馬與安息之間就發生了激烈的鬥爭。公元前53年、前36年，①《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羅馬兩次大舉侵犯安息，都遭慘敗。以後雙方屢有爭戰，大體相持於兩河流域和敘利亞一帶。 公元前二至一世紀時，在從東到西的古文明帶上先後形成了三個帝國：漢帝國、安息帝國和羅馬帝國。羅馬實行共和政體，史書稱之為羅馬共和國。從它在公元前二至一世紀中征服和統治的地區來看，它早已是一個跨地區的帝國。大征服促成了羅馬社會結構的變化。隨著奴隸制的發展和大、小土地所有者矛盾的激化，羅馬的權力逐漸集中。公元前27年，屋大維實際成為擁有一切大權的羅馬君主。羅馬的歷史由共和時代轉入帝國時代。 東漢、貴霜、安息和羅馬在屋大維統治羅馬帝國的時期（公元前27—14年），西漢的政權逐漸落入外戚王氏手中。公元6年，王莽篡取大權，稱「假皇帝」，公元9年，他正式代漢，改國號為新。王莽企圖按古書上所說的周代的制度辦事，給人民造成了許多痛苦。公元15年，開始有農民起義，兩三年間起義就廣泛展開。公元23年，王莽在軍事上完全失敗，隨後為長安城內暴動者所殺。同年，一支稱為綠林軍的起義軍擁立劉玄為皇帝，表示要恢復漢室。劉玄一度招撫了另一支稱為赤眉軍的重要起義軍，但是不久又分裂。原來曾在劉玄部下的劉秀這時在黃河以北勢力壯大起來。公元25年，劉秀即位稱帝。隨後，劉玄為赤眉軍所殺，而赤眉軍和劉玄餘部又都被劉秀所消滅。劉秀出身漢的宗室，所建皇朝仍然稱漢，建都洛陽。史稱東漢或後漢。 東漢在多方面都是西漢的繼續。像西漢一樣，基本實行郡縣制，諸侯王在受封國內沒有統治權，封國實際由朝廷派遣的官員統治，與郡縣無大差異。東漢對匈奴繼續採取有聯合、有鬥爭的政策，對西域和其他少數民族也大力加強聯繫。東漢時匈奴南支內附，北支向西遠去。這對以後的東、西方歷史都有很重要的影響。東漢自光武帝劉秀起就尊崇儒術。在西漢時就和陰陽五行說結合起來的儒家，到東漢時更加具有神學的性質，成為鞏固皇權的理論工具。東漢中期以後，出現了比西漢時期更為嚴重的問題。一方面，世家豪族占取大量土地，剝削破產農民並使他們陷於依附地位，階級矛盾日趨深化。另一方面，東漢統治者更加專制，也更加腐朽，外戚和宦官互相爭權，長期傾軋，直至帝國沒落。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東漢政權雖然在一年內鎮壓了起義的主力，但是它自身也更加削弱。隨後發生了軍閥混戰和割據的局面。公元196年，曹操遷東漢末帝獻帝於許昌，實際已經奪取了東漢的政權。公元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篡漢自立，建都洛陽，國號為魏。公元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表示繼承漢朝大統。史書稱之為蜀或蜀漢。公元229年，孫權在建業（今南京）稱帝，國號為吳。統一的東漢帝國被三國鼎立的局面所代替。 公元一至二世紀，在亞歐大陸古文明地區從東到西並列著東漢、貴霜、安息和羅馬四個帝國。貴霜帝國的建立者是大月氏人。他們原來是我國敦煌、祁連山一帶的遊牧部落，公元前二世紀時為匈奴所敗，西遷至阿姆河流域，在征服大夏以後逐漸轉變為以農業為主的部落。大月氏人分五部，各部首領稱「翕侯」。約公元一世紀初，貴霜部翕侯丘就卻（約公元15—65年），統一五部，建立貴霜國家。貴霜不斷擴大疆土，至第三代國王迦膩色迦（約公元78—102年）時，占有帕米爾以西、裏海以東的中亞地區，伊朗高原東部和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國勢最盛。漢與貴霜長期保持友好關係。中間貴霜求漢公主聯姻，未成，一度發生隔閡。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貴霜副王曾率大軍逾蔥嶺進攻班超，遭到挫敗。班超也不為已甚，同意讓他們退回。此後雙方仍然保持友好關係。貴霜帝國在迦膩色迦死後逐漸衰落。公元三世紀前半，貴霜帝國已經分裂。保留南亞次大陸西北部的貴霜勢力，到公元五世紀被消滅。 安息帝國在貴霜帝國以西，占有伊朗高原的中部和西部以及兩河流域地區。安息帝國與羅馬帝國多次發生爭奪領土的戰爭。公元54至60年，兩國為爭奪阿爾明尼亞發生戰爭。羅馬一度趕走了安息安排在阿爾明尼亞的統治者，但是無法鞏固對這裡的統治。結果還是安息的人統治阿爾明尼亞，不過要從羅馬得到王冠。雙方妥協了一個時期。公元114至116年，羅馬打敗安息，把阿爾明尼亞和兩河流域奪歸己有，劃為行省。但是安息不久又奪回了這些土地。公元161年，安息人攻入羅馬所占的敘利亞。羅馬反擊勝利，又奪去了阿爾明尼亞和兩河流域，但是還是不能長期占有這些地方。安息和羅馬的戰爭總的說來難分勝負。安息抑制了羅馬帝國的繼續東侵，但它自身在多次戰爭中也遭到削弱。到公元三世紀初葉，安息帝國滅亡。薩珊王朝的波斯代之而起。 安息帝國以西是羅馬帝國。公元前一至二世紀是羅馬帝國的盛世。羅馬帝國統治了多瑙河以南和萊因河以西的歐洲地區、北非沿地中海地區、巴勒斯坦、敘利亞、小亞細亞，把地中海變為它的內海，短時期里還統治過兩河流域、阿爾明尼亞、達西亞（今羅馬尼亞一帶）和不列顛南部。從公元二世紀中期開始，羅馬國力已由極盛點逐漸下落。到公元三世紀，羅馬的政治危機與社會經濟危機全面爆發，帝國從此走上沒落階段。公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羅馬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君士坦丁（306—337）作了一番整頓和掙扎，但是已無法阻止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在日耳曼人部落的打擊下，帝國於公元395年分裂為東西兩部。410年，羅馬城首次為日耳曼人攻陷，西部逐漸成為日耳曼人的天下。公元476年，西羅馬最後一個有名無實的皇帝被廢，帝國正式滅亡。 公元一至二世紀是四大帝國並存時期。此後它們延續的時間雖然不同，但都失去了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四個帝國之中，東漢與羅馬在歷史的地位尤為重要；而這兩個帝國在幅員、人口以及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程度上都大體相當，是其他兩個帝國不能比擬的。 第二節　秦漢時期東西方聯繫的形成 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幾個文明，原來分散在不同的地區。隨著文明區域的擴展和相互交往的增加，到公元前四世紀，在從地中海區域到南亞次大陸這一地帶中，人們已經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聯繫。可是，東西方聯繫中的最關鍵的一步——中國與其以西的文明的聯繫，卻由於帕米爾高原和喜馬拉雅山的屏蔽，而遲遲不能實現。先秦時期的中國不了解蔥嶺以西的世界，西方同樣也不了解中國。 最初的聯繫最初的聯繫看來是在民間通過間接的方式發生的。印度的古典名著《政事論》（Arthasastra，或譯《實利論》）中說到「來自秦那（Cina）之地的絲和絲綢」（Ⅱ，11，114）。這可能是中國以西最早提到中國的記錄。通常人們認為《政事論》為公元前四世紀晚期孔雀王朝的開國宰輔■底利耶（Kautiliya）①所作。當然，現在學者們對此仍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秦那」所指不是中國的秦，而是另一地方。有人認為，「秦那」所指是中國的秦，而秦之統一在公元前221年，所以這條材料恰好是《政事論》成書較晚的證據之一。還有人認為，秦統一前已在中國西部很有勢力和影響，「秦那」所指不必是統一後的秦。看來最後一說比較切實。張騫在大夏曾見中國出產的邛竹杖、蜀布，而當地人說，這些物品來自印度。可見中國西南地區人民與印度早有直接或間接商業往來。既然蜀布早已到了印度，當蜀歸屬於秦以後，印度人把這些紡織品說為來自「秦那」，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漢與西域各國的直接聯繫中國與蔥嶺以西地區的直接聯繫和相互了解，是從漢代開始的。 漢與匈奴對峙，從匈奴降者得知，月氏為匈奴所破，被迫西遷，常思報復匈奴，而苦於沒有朋友。漢武帝決定聯合月氏，以謀牽制匈奴右翼。張騫應募出使，於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從隴西西行，途經匈奴控制地區，被稽留了十多年。後來匈奴對他的監視逐漸放鬆，張騫逃出，西行數十日，至大宛（前蘇聯費爾干納盆地）。從大宛又到康居（前蘇聯鹹海與巴爾喀什湖之間地區），到月氏（前蘇聯阿姆河以北），到大夏（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境內）。當時月氏已經征服大夏，在阿姆河流域安定下來，報復匈奴的念頭已經泯失。張騫在月氏活動了一年多，但是不得要領。他在東歸途中一度又被匈奴所拘留。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內亂，張騫乘機歸漢，向漢武帝報告了他所親歷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的情況以及他在西域聞知的烏孫（巴爾喀什湖東南、伊犁河流域）、奄蔡（約在裏海東北）、安息、條支（在今伊拉克境內）、身毒（即印度）等地的情況。張騫還提到了黎軒。黎軒是《史記》所記的名稱，在《漢書》中記作犂靬，在《後漢書》則稱為大秦，所指都是羅馬國家。這是中國對蔥嶺以西世界的直接聯繫和了解的開始。此後幾年中，匈奴為漢所敗，或降漢，或退至漠北。河西走廊轉①TheKautiliyaArthasastra，PartⅢ.AStudy.R.P.Kangle，Univ.ofBombay，1965.pp.74—75.入漢控制之下。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命衛青、霍去病追擊匈奴於漠北，又大敗之。約在同年，漢武帝命張騫率領三百餘人，攜帶大批財物，出使烏孫。張騫從烏孫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張騫通西域後，漢武帝銳意西向發展，「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支、身毒國」①。使者相望於道，每批多則數百人，少則百餘人，每年多則十幾批，少則五六批。西漢經營西域的結果是，一方面，大宛、烏孫及其以東以南皆入漢西域都護管轄之下，另一方面，「絲綢之路」開通了。東漢在政治上表現為西漢的再生，在對付匈奴和經營西域方面也是西漢方略的重演。匈奴在西漢宣帝時期開始親附於漢，但因王莽處置不當，又與中原發生對抗。東漢初年，匈奴亦曾侵擾邊塞。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內亂，分為南北兩部。南匈奴內附於漢，與北匈奴對抗。於是西域又成為北匈奴與漢必爭之地。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漢命竇固伐北匈奴，取伊吾（在今新疆）。班超從征有功，被派出使西域。他初到西域時，北匈奴在那裡的勢力和影響還相當大，當地各國常常游移於漢和匈奴之間。班超以高度的果敢和才能打擊北匈奴的影響，爭取到一些西域國家的信任。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漢大將軍竇憲大破北匈奴，追至漠北，勒銘燕然山而還。次年，漢軍再敗匈奴於伊吾。在這樣有利形勢下，班超於西域大顯身手。到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①。班超以後，其子班勇繼承父業，經營西域。 班超在使西域五十餘國內屬以後，於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②東漢與羅馬直接的聯繫沒有成功。但是自兩漢張騫、班超通西域後，「絲綢之路」成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要道。這條路，東起洛陽、長安，經河西走廊，至安西分為兩路：北路經天山北路準噶爾盆地，西抵大宛；南路經天山南路，至蒲昌海（今羅布泊）又分經塔克拉瑪干沙漠以北、以南兩道至喀什會合，逾蔥嶺至大宛，在今浩罕附近與北路相會，再西行至今撒馬爾罕、至今馬里（中國古稱木鹿），再西行至波斯古都埃克巴塔納（今哈馬丹）、至安息都城泰西封（在底格里斯河以東），最後到達地中海東岸的安條克（今土耳其境內安塔基亞）。這條道路歷經雪山、沙漠、鹽鹼灘等天然險障，它的開通無疑是古代史上的一個偉業。兩漢時期的中國人克服了蔥嶺的天險，曾使木鹿以東的道路都在自己的影響之下。這是對人類歷史的一大貢獻。 海上交通與漢對南方、西南方的經營秦漢時期中國與西方的聯繫，除了絲綢之路以外，也在南方通過海路發生了。這個過程是與秦漢時期經營南方和西南方的成就直接相關的。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南粵（越），設桂林（今廣西大①《史記·大宛列傳》。 ①《後漢書·西域傳》。 ②《後漢書·西域傳》。 部和廣東西南部）、象郡（今廣東雷州半島、廣西南部和西部）①、南海（今廣東）三郡。秦末農民起義時，南海郡龍川縣令趙佗（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乘機據南海獨立。秦亡，佗又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王。漢興，高帝劉邦遣使立之為南粵王。呂后時，趙佗反，曾北攻長沙王，並「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今福建）、西甌、駱（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按在今越南北部），役屬焉」②。文帝、景帝時，南粵王向漢稱臣。武帝時南粵相呂嘉殺王，反漢。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命路博德等出征，次年平南粵，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儋耳、珠崖在今海南省。南海在今廣東。蒼梧跨廣東、廣西，在北；合浦包括廣東雷州半島及廣西東南部，在南。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則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秦漢經營南方，為與西方的海上交通創造了條件。 在東漢時期，西起紅海，經阿拉伯海、孟加拉灣、安達曼海，過馬六甲海峽，而至中國南海的海上商路，逐漸開通。中國的絲綢、印度的寶石、阿拉伯的香料等運至羅馬帝國，羅馬的玻璃器皿、貨幣等亦運往東方各國。《後漢書·西域傳》記，大秦（羅馬）人「與安息、天竺（即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按當時羅馬安敦尼王朝馬可·奧理略MarcusAurelius在位）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這一件事在羅馬方面的史書上沒有記載，很可能是羅馬商人假託羅馬皇帝的名義與東漢進行的一次聯繫。同篇又記，天竺（即身毒、印度）於「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乃絕。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公元159年、161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可見，到東漢後期，南方海道的作用逐漸顯著。 漢對西南的經營，與東西方聯繫的發展也有關係。中原經營西南，始於戰國時期的楚。「始楚威王（前339—前329）時，使將軍莊0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莊0者，楚莊王苗裔也。0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嘗破（《史記》此二字作常，或疑為人名）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①所以，戰國末及秦時，今雲、貴地區已經基本內屬中原。漢初，這一帶與中原政權失去聯繫，但是與巴、蜀經濟聯繫未曾斷絕。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漢番陽令唐蒙至南粵，南粵用蜀所產枸醬招待他。他問來自何處，回答是經牂柯江（即今北盤江和紅水河）運來（經今西江運到廣州）。唐蒙回到長安，問蜀商人，知道只有蜀出枸醬，有人私運到夜郎（在今貴州），夜郎臨牂柯江上，行船可以通南粵。唐蒙向漢武帝建議，通過這一條道制服南粵。試了一下沒有成功。到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張騫又說在大夏時見到蜀布、邛竹杖，是從身毒（印度）來的，估計身毒與蜀不遠。漢武帝遣使通西南夷，求通身毒的道路。用了四年多時間，皆因昆明（非今昆明，當時滇在今昆明一帶，昆明則在滇以西今大理、下關一帶）閉塞，道路未通。漢武帝平南粵後，派兵伐且蘭（《史記》作頭蘭，在今貴陽以東），設牂柯郡（在今貴州及雲南①日人瀧川資言以為，「象郡，今安南國」（見《秦始皇本紀·考證》）。②《漢書·南粵王傳》。 ①《漢書·西南夷傳》。 東部）。夜郎降漢，滇王還在觀望。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發巴蜀兵南征，滇王降，被劃歸益州郡，但仍保持王號。以後幾年，又平昆明，亦劃歸益州郡。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哀牢（益州郡以西，今少部在雲南，大部在緬甸東北部）內附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原哀牢地區設哀牢、博南二縣，又劃益州西部六縣，合為永昌郡。這樣就開通了西南地區通往西方的道路。 《後漢書·西南夷傳》記：「永元六年（公元94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公元97年），徼外蠻及撣國（在今緬甸）王雍由調遣使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繳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眾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公元120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可見，這是中國與西方交通的又一條道路。 兩漢時期上述陸路與水路的開通，第一次促成了中國文明與蔥嶺、喜馬拉雅山以外的文明的聯繫。東西方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開始發生，相互的了解日益增長。中國的《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對蔥嶺、喜馬拉雅山以外的國家也有不少記載。其中關於安息和貴霜（大月氏）的記載，至今還是了解這些國家歷史的重要資料來源之一。印度《政事論》提到中國（秦那），只知絲綢出於此。《史記》、《漢書》提到印度（身毒），也未能有更多內容。《後漢書》則說到印度（天竺）與貴霜、大秦的關係，還說到了那裡的風俗、物產和佛教。可見，班超、班勇父子以後，中國對於印度的了解大有增加。西方文獻提到中國，始於羅馬帝國時期。斯特拉波（Strabo，約前64—21）的《地理學》說到賽里斯（Seres，指中國），而無具體內容。老普林尼（GaiusPlinytheElder，23—79）的《自然史》則說到賽里斯產絲綢，運銷至羅馬。不過，老普林尼說賽里斯「紅髮碧眼」，所指顯然是中國西域人而非內地人。他對漢的內地了解甚少。托勒密（ClaudiusPtolemaeus，活動於公元121年至151年間）的《地理學》，則根據商人旅行經歷斷言，亞洲最東部為秦尼（Sinae）和賽里斯，而秦尼更在賽里斯以東。學者或以為賽里斯指中國新疆，秦尼指中國內地；或以為自陸而至者稱中國為賽里斯，由海路而至者稱中國為秦尼①。可見，至公元二世紀前期，羅馬帝國的人對中國內地或東南方已有所了解。中國的《史記》說到黎軒，《漢書》說到犁靬，皆指羅馬，而語焉不詳。《後漢書·西域傳》中有大秦國（又名犁靬或海西國，亦即羅馬），大要說：該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這反映羅馬為大國；又「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這反映羅馬共和制之遺風；又「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這反映當時中國人認為羅馬為與自己相當的文明民族；此外還記載了羅馬物產以及與他國貿易情況。這些材料皆據班勇所記。可見，在公元二世紀初，大體與托勒密同時，中國人對羅馬的了解已相當具體、準確，其程度與托勒密對中國的了解在伯仲之間，或稍過之。總而言之，到公元二世紀，中國與羅馬已清楚地了解到對方的存在了。 ①參閱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第一編，第一章。又《牛津古典詞書》（TheOxfordClassicalDictionary），Seres條。 兩漢時期中外交通中的一件大事，就是佛教開始傳入中國。佛教具體何時傳入中國，前人有不同說法。大抵兩晉南北朝佛教興起以後的典籍，其中尤其是佛教的典籍，有把時間推前的傾向。按《史記》、《漢書》都沒有說到佛教，這說明，直到西漢晚期，佛教即使已經開始傳入，作用也不足道。佛教最初傳入，可能在西漢末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載明帝詔書說，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別譯）之仁祠」，還說到當時有「伊蒲塞」（Upasaka，男居士）和「桑門」（Sramana，或譯沙門，出家人）。可見當時已有外國僧人到中國，也有些中國人信佛了。不過，這時的佛教還是被當作黃老一類的思想被相信的。東漢皇帝中第一個信佛的是桓帝劉志（147—167），不過，他也是對佛和老子同時加以信奉、祭祀的。就在桓帝時期，安息王子安世高來到洛陽，開始了漢譯佛經的事業；隨後西域月氏人支婁迦讖也來到內地，同時從事譯經工作。安世高所譯為小乘佛經，支婁迦讖所譯則為大乘佛經。隨著譯經和講經活動的開展，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逐漸加大。不過，這種影響的加大，那是三國兩晉以後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