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七章　東漢皇朝的建立

第一節　東漢皇朝對全國的統一 公元25年六月，劉秀即皇帝位於鄗縣（今河北高遇縣南），重建漢政權。十月，劉秀收降了扼守洛陽的更始部隊，進入洛陽，遂以洛陽為首都。因洛陽在長安之東，史稱劉秀政權為東漢，而劉秀本人則稱為漢世祖光武皇帝。對山東等地割據勢力的平定劉秀既已消滅了更始和赤眉，等待他的歷史任務是全國的統一。他必須與地主階級內部各個政治集團、各派割據勢力展開激烈的爭奪。當時張步割據于山東，劉永割據於梁地，李憲割據於廬江，秦豐割據於南郡，還有自保河西五郡的竇融，稱雄於天水的隗囂，稱帝於巴蜀的公孫述，以及與匈奴勾結的盧芳等各派政治勢力。 在群雄之中，對劉秀威脅最大的是劉永。當時劉永雄據今豫東、皖北，與青州的張步、蘇北的董憲、廬江的李憲，連成一個頗大的軍事同盟。因而當時的劉永實際上擁有魯西、蘇北、皖北、豫東廣大的土地，專制東方，成為劉秀的勁敵。況且，劉永是梁孝王的八世孫，曾詔封梁王，在宗法中的地位，比劉秀有利，因此對劉秀的威脅最大。劉秀首先要翦滅劉永，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夏，劉秀派將軍蓋延攻陷劉永的首都睢陽（治今河南商丘南），劉永走山東兗州境內的湖陵（今山東魯台東南）。但睢陽的百姓迎劉永，劉永再回睢陽，後來蓋延再圍睢陽，城中食盡。建武三年（公元27年），劉永出走，為其部下所殺，永子劉紆繼立為梁王。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八月，吳漢拔郯（今山東省郯城），斬劉紆。同年十月，耿弇與張步戰於臨淄（今山東省臨淄），大破之，張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平。建武四年九月，漢軍圍李憲於舒（今安徽廬江縣南），六年正月，拔舒，獲李憲。同年二月吳漢拔朐（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於是，劉永的勢力，完全肅清。 與此同時，劉秀又遣別將南征秦豐於黎丘（今湖北宜城北），征延岑於武當（今湖北均縣西北）；征田戎於津倻（今湖北沙市）。秦豐被俘；延岑、田戎皆亡入蜀，投奔公孫述。割據漁陽（今河北密雲西南）的彭寵，為其蒼頭奴所殺，其奴投降劉秀。於是北自幽燕，南至荊襄，皆次第平定。 對公孫述等割據勢力的平定東方雖平，但西南與西北，還是為眾所割據。其中勢力最大者為公孫述，其次為隗囂，又次為盧芳。 當時公孫述據有益州之地，即今日四川、貴州和雲南的大部分地方。地勢險阻，資源豐富。他北連隗囂，東結延岑、田戎，稱帝建號，以拒劉秀。他和劉秀一樣，也歡喜玩弄圖讖，詐欺愚民。他從讖記中找出漢運已盡，公孫當興的預言，並常把這樣的宣傳品送到中原，與劉秀作精神戰。這給劉秀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一定的威脅。 其次是隗囂。當時隗囂據有安定、隴西、天水、武都諸郡，即據有今甘肅省東南部地區。他南連公孫述，北結盧芳，西通諸羌、匈奴，糧草充足，士馬強壯，進可闖入關陝，退可自保邊陲。而且隗囂也有「素謙恭愛士」的名聲，所以「名震西州、聞于山東」①。 再次是盧芳。盧芳據有晉、陝北部和內蒙一帶，有匈奴做後台，而且盧芳造成一套假的譜系，宣言他是武帝曾孫劉文伯，常以此蠱惑群眾，應該由他做皇帝。 劉秀面對這些割據勢力，最初想用政治方法誘降，並首先解決勢力較次的隗囂。隗囂之西是保境河西自守的竇融集團。劉秀有意與竇融聯合，夾擊隗囂。史書說，劉秀「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據之以逼囂、述。」②竇融曾參與鎮壓赤眉、綠林起義，新莽覆滅後，以軍降更始。竇融見更始新立，關東形勢混亂，他家累世仕宦河西，因此求任張掖屬國都尉。更始敗亡後，被張掖、武威、酒泉、金城、敦煌五郡長吏推為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竇融居屬國，置從事監察五郡，據境自保。他先奉隗囂正朔，後見劉秀甲兵最強，號令嚴明，有意投靠。劉秀知道河西殷富，兵馬精壯，又地接隴、蜀，遣使聯絡，以孤立隗囂。建武五年（公元29年）竇融歸附東漢皇朝，任涼州牧。 竇融歸附後，劉秀準備用武力進攻隗囂，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公孫述派兵馬援助隗囂。建武七年秋，囂將步騎三萬侵犯安定，至陰槃（縣名，今陝西長武縣西北），漢將馮異率諸將拒之。建武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漢縣，今甘肅秦安縣東北），囂悉大眾圍來歙。公孫述派其將李育、田弇助隗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劉秀率領諸將西征，竇融率五郡太守及西羌、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於高平第一城（在今寧夏固原），共擊隗囂。劉秀分兵數道上隴，迫使隗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部眾十餘萬投降。建武九年（公元33年）正月，隗囂病死，其將立其子隗純為王。漢軍乘機發動軍事進攻，竇融率軍配合夾擊。十年十月，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今甘肅甘谷縣西），純降，隴右平。 得隴望蜀。至此，東漢對割據巴蜀的公孫述，形成南北夾擊的鉗制攻勢。劉秀髮兩路大軍攻蜀。一路自北南下入蜀，一路溯長江而上。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吳漢奉命發荊州兵凡六萬多人，騎五千匹，與岑彭在荊門（今湖北宜昌附近）會合。岑彭裝戰船數十艘，趁東風狂急，逆流而上，用火攻燒毀公孫述設防的橋樓，蜀兵大亂，漢軍長驅直入，抵達江州（今四川重慶市），直指墊江（今四川合川縣），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自北南進的一路，六月來歙與蓋延攻克下辯（今甘肅成縣北）。在乘勝前進中，來歙被公孫述暗中派遣的刺客刺殺，暫時受阻。公孫述以全部兵力重點防守廣漢（今四川射洪縣南）、資中（今四川資陽）一帶。岑彭避實就虛，派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而上，自分兵回到江州，溯都江而上，晨夜倍道進軍、直拔武陽（今四川彭山縣），使精騎馳擊距成都只數十里的廣都（今成都市南），勢如暴風驟雨，蜀地震駭。臧宮一路，晨夜進軍，採取「多張旗幟，登山鼓譟」的策略，水陸並進，大破公孫述的延岑所部，迫使王元投降。十月，公孫述垂死掙扎，暗地派刺客詐降岑彭，將岑彭刺死。但吳漢奉命自夷陵（今湖北宜昌）率三萬人溯江而上，繼續討伐公孫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①《後漢書·隗囂傳》。 ②《後漢書·竇融傳》。 春正月，吳漢圍武陽，直取廣都，派輕騎燒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橋。公孫述部下恐懼，日夜叛離。吳漢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與公孫述八戰八克，進軍至成都附郭。當時，臧宮所部一路攻拔綿竹（今四川綿竹東南），破涪城（今四川綿陽東），又攻破繁（今四川彭縣）、郫縣（今四川郫縣），與吳漢勝利會師。十一月，公孫述自將數萬人攻吳漢。吳漢部下數萬擊之，述兵大亂。漢將高午奔陣刺中公孫述胸，公孫述當夜身亡。次日，延岑以成都投降，巴蜀平定上報。 最後剩下一個盧芳。因為有匈奴援助，劉秀屢次遣吳漢、杜茂往擊，均不克。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盧芳知劉秀已統一中國，孤立不能相敵，乃逃亡匈奴。至此，全國統一的局面基本實現。 第一節　東漢皇朝對全國的統一 公元25年六月，劉秀即皇帝位於鄗縣（今河北高遇縣南），重建漢政權。十月，劉秀收降了扼守洛陽的更始部隊，進入洛陽，遂以洛陽為首都。因洛陽在長安之東，史稱劉秀政權為東漢，而劉秀本人則稱為漢世祖光武皇帝。對山東等地割據勢力的平定劉秀既已消滅了更始和赤眉，等待他的歷史任務是全國的統一。他必須與地主階級內部各個政治集團、各派割據勢力展開激烈的爭奪。當時張步割據于山東，劉永割據於梁地，李憲割據於廬江，秦豐割據於南郡，還有自保河西五郡的竇融，稱雄於天水的隗囂，稱帝於巴蜀的公孫述，以及與匈奴勾結的盧芳等各派政治勢力。 在群雄之中，對劉秀威脅最大的是劉永。當時劉永雄據今豫東、皖北，與青州的張步、蘇北的董憲、廬江的李憲，連成一個頗大的軍事同盟。因而當時的劉永實際上擁有魯西、蘇北、皖北、豫東廣大的土地，專制東方，成為劉秀的勁敵。況且，劉永是梁孝王的八世孫，曾詔封梁王，在宗法中的地位，比劉秀有利，因此對劉秀的威脅最大。劉秀首先要翦滅劉永，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夏，劉秀派將軍蓋延攻陷劉永的首都睢陽（治今河南商丘南），劉永走山東兗州境內的湖陵（今山東魯台東南）。但睢陽的百姓迎劉永，劉永再回睢陽，後來蓋延再圍睢陽，城中食盡。建武三年（公元27年），劉永出走，為其部下所殺，永子劉紆繼立為梁王。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八月，吳漢拔郯（今山東省郯城），斬劉紆。同年十月，耿弇與張步戰於臨淄（今山東省臨淄），大破之，張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平。建武四年九月，漢軍圍李憲於舒（今安徽廬江縣南），六年正月，拔舒，獲李憲。同年二月吳漢拔朐（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於是，劉永的勢力，完全肅清。 與此同時，劉秀又遣別將南征秦豐於黎丘（今湖北宜城北），征延岑於武當（今湖北均縣西北）；征田戎於津倻（今湖北沙市）。秦豐被俘；延岑、田戎皆亡入蜀，投奔公孫述。割據漁陽（今河北密雲西南）的彭寵，為其蒼頭奴所殺，其奴投降劉秀。於是北自幽燕，南至荊襄，皆次第平定。 對公孫述等割據勢力的平定東方雖平，但西南與西北，還是為眾所割據。其中勢力最大者為公孫述，其次為隗囂，又次為盧芳。 當時公孫述據有益州之地，即今日四川、貴州和雲南的大部分地方。地勢險阻，資源豐富。他北連隗囂，東結延岑、田戎，稱帝建號，以拒劉秀。他和劉秀一樣，也歡喜玩弄圖讖，詐欺愚民。他從讖記中找出漢運已盡，公孫當興的預言，並常把這樣的宣傳品送到中原，與劉秀作精神戰。這給劉秀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一定的威脅。 其次是隗囂。當時隗囂據有安定、隴西、天水、武都諸郡，即據有今甘肅省東南部地區。他南連公孫述，北結盧芳，西通諸羌、匈奴，糧草充足，士馬強壯，進可闖入關陝，退可自保邊陲。而且隗囂也有「素謙恭愛士」的名聲，所以「名震西州、聞于山東」①。 再次是盧芳。盧芳據有晉、陝北部和內蒙一帶，有匈奴做後台，而且盧芳造成一套假的譜系，宣言他是武帝曾孫劉文伯，常以此蠱惑群眾，應該由他做皇帝。 劉秀面對這些割據勢力，最初想用政治方法誘降，並首先解決勢力較次的隗囂。隗囂之西是保境河西自守的竇融集團。劉秀有意與竇融聯合，夾擊隗囂。史書說，劉秀「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據之以逼囂、述。」②竇融曾參與鎮壓赤眉、綠林起義，新莽覆滅後，以軍降更始。竇融見更始新立，關東形勢混亂，他家累世仕宦河西，因此求任張掖屬國都尉。更始敗亡後，被張掖、武威、酒泉、金城、敦煌五郡長吏推為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竇融居屬國，置從事監察五郡，據境自保。他先奉隗囂正朔，後見劉秀甲兵最強，號令嚴明，有意投靠。劉秀知道河西殷富，兵馬精壯，又地接隴、蜀，遣使聯絡，以孤立隗囂。建武五年（公元29年）竇融歸附東漢皇朝，任涼州牧。 竇融歸附後，劉秀準備用武力進攻隗囂，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公孫述派兵馬援助隗囂。建武七年秋，囂將步騎三萬侵犯安定，至陰槃（縣名，今陝西長武縣西北），漢將馮異率諸將拒之。建武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漢縣，今甘肅秦安縣東北），囂悉大眾圍來歙。公孫述派其將李育、田弇助隗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劉秀率領諸將西征，竇融率五郡太守及西羌、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於高平第一城（在今寧夏固原），共擊隗囂。劉秀分兵數道上隴，迫使隗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部眾十餘萬投降。建武九年（公元33年）正月，隗囂病死，其將立其子隗純為王。漢軍乘機發動軍事進攻，竇融率軍配合夾擊。十年十月，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今甘肅甘谷縣西），純降，隴右平。 得隴望蜀。至此，東漢對割據巴蜀的公孫述，形成南北夾擊的鉗制攻勢。劉秀髮兩路大軍攻蜀。一路自北南下入蜀，一路溯長江而上。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吳漢奉命發荊州兵凡六萬多人，騎五千匹，與岑彭在荊門（今湖北宜昌附近）會合。岑彭裝戰船數十艘，趁東風狂急，逆流而上，用火攻燒毀公孫述設防的橋樓，蜀兵大亂，漢軍長驅直入，抵達江州（今四川重慶市），直指墊江（今四川合川縣），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自北南進的一路，六月來歙與蓋延攻克下辯（今甘肅成縣北）。在乘勝前進中，來歙被公孫述暗中派遣的刺客刺殺，暫時受阻。公孫述以全部兵力重點防守廣漢（今四川射洪縣南）、資中（今四川資陽）一帶。岑彭避實就虛，派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而上，自分兵回到江州，溯都江而上，晨夜倍道進軍、直拔武陽（今四川彭山縣），使精騎馳擊距成都只數十里的廣都（今成都市南），勢如暴風驟雨，蜀地震駭。臧宮一路，晨夜進軍，採取「多張旗幟，登山鼓譟」的策略，水陸並進，大破公孫述的延岑所部，迫使王元投降。十月，公孫述垂死掙扎，暗地派刺客詐降岑彭，將岑彭刺死。但吳漢奉命自夷陵（今湖北宜昌）率三萬人溯江而上，繼續討伐公孫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①《後漢書·隗囂傳》。 ②《後漢書·竇融傳》。 春正月，吳漢圍武陽，直取廣都，派輕騎燒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橋。公孫述部下恐懼，日夜叛離。吳漢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與公孫述八戰八克，進軍至成都附郭。當時，臧宮所部一路攻拔綿竹（今四川綿竹東南），破涪城（今四川綿陽東），又攻破繁（今四川彭縣）、郫縣（今四川郫縣），與吳漢勝利會師。十一月，公孫述自將數萬人攻吳漢。吳漢部下數萬擊之，述兵大亂。漢將高午奔陣刺中公孫述胸，公孫述當夜身亡。次日，延岑以成都投降，巴蜀平定上報。 最後剩下一個盧芳。因為有匈奴援助，劉秀屢次遣吳漢、杜茂往擊，均不克。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盧芳知劉秀已統一中國，孤立不能相敵，乃逃亡匈奴。至此，全國統一的局面基本實現。 第二節　東漢的政治體制 東漢的創建者光武帝劉秀，鑒於西漢一朝諸侯強橫、權臣跋扈和外戚篡位的嚴重教訓，為防止那些事件的重演，他採取種種措施，進一步加強專制主義政治體制，以維護皇權的鞏固。 加強朝廷集中的權力劉秀在爭奪封建統治權的角逐中，不能不用利祿來籠絡臣下。建武二年（公元26年），他剛即位不久，即封鄧禹、吳漢等人為列侯，食四縣之地，超過了西漢初年對蕭何的封賞。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平定巴蜀公孫述之後，又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澤四十五人。對於功臣雖給以優禮厚祿，但不給功臣以實權實職，削奪他們的兵柄。功臣除了任邊將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請，《後漢書·賈復傳》說：「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帝方以吏士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當時只有鄧禹、李通、賈復等少數人得與公卿參議大政，改變了西漢初年那種由功臣相繼出任丞相，在朝秉政的情況。對於外戚在經濟方面儘量優容，如光武帝郭皇后家號為「瓊廚金穴」，但不讓外戚干預政事，不給他們尊貴地位。馬援功勳很大，但在明帝時，尚因身為外戚，竟不得列入雲台二十八將功臣圖像之內。當時，外戚授官也以九卿為限①。明帝還明令規定，「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②，並且還令外戚陰、鄧等家互相糾察，不使有越軌行為。對於宗室諸王，則僅封與狹小國土，也嚴加控制。光武帝時，申明西漢舊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讓諸王蓄養羽翼。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劉秀下令郡縣搜捕諸王賓客，牽連而死者以千數。明帝時，其兄楚王劉英，被告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圖書，暗中封侯置吏對抗朝廷，遂以此被廢自殺。窮治楚王之獄的結果，被株連而死徙的外戚、諸侯、豪強、官吏又以千計，被搜捕者達數千人之多。在行政制度上，劉秀雖然仍以三公（司徒、司空、太尉）擔任宰相的職務，但進一步採用漢武帝重用內朝官員的辦法，加重尚書的職權，擴大尚書機構，正式稱為尚書台。凡機密之事全部交給尚書。如三公辟召官吏，須經尚書核准；尚書不僅能舉正和劾奏大臣，而且還有搜捕和誅罰的權力。屬於典章制度中例行的事，亦歸尚書掌管，並有權作出改變或修正；國家大事，常由尚書商議決定，三公則奉行而已。尚書台成為代表君主意志而居於三公之上的決策機構。尚書台的長官叫「尚書令」，他的副手稱為「尚書僕射」。尚書台下設六曹，曹的長官稱「尚書」。六曹分別掌管各種政事：三公曹主管對地方官的考察，吏曹掌管官員的任用，民曹管理修繕營建，二千石曹主管刑法，南、北主客曹掌管少數民族事務。這樣，尚書台官員統管了軍政、吏治、司法等政治事務，真是「眾務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而已。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①，擁有了朝廷的實際行政權力。三公名義上①《後漢書·明帝紀》及注引《東觀記》。 ②《後漢書·明帝紀》及注引《東觀記》。 ①《通典·尚書令》。 是宰相，並沒有實權。劉秀「以吏士責三公」②，讓三公只做一般官員做的事情，使他們名不副實。這種情況，延續了東漢一代。漢安帝時尚書陳忠曾說：「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③東漢末期政論家仲長統指出：「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尚書），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①他們的話反映了東漢政府的實際情況。尚書台官員權力大，官職地位並不高，尚書令的秩祿是一千石，尚書僕射和六曹尚書才六百石，只相當於中級官員。由於尚書品秩低，易於控制。這種尚書台制度在東漢時期起到了加強皇權，削弱相權的作用。然而，皇權強固和相權微弱，在東漢後期皇朝衰敗的條件下，卻導致外戚宦官挾主專權，這是東漢統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加強朝廷在地方上的權力在地方政權方面，光武帝劉秀裁併了四百多縣。這相當於西漢末年縣、邑、道、侯國數的四分之一。吏職減去了十分之九，邊塞的亭候吏卒也陸續罷省了。這些措施主要為了減少開支，並使皇帝的政令更有效地達到地方，提高行政效率，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另一個重要改革，是光武帝廢除了內郡的地方兵，即「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②。他裁撤郡都尉，並其職於太守，以太守兼典郡兵。他取消郡內每年徵兵操練的都試，讓地方兵吏一律歸還民伍。他廢除內郡地方兵後，國家軍隊常常招募農民或徵發刑徒組成，指揮權完全集中在朝廷和皇帝之手。這樣就有可能加強皇帝鎮壓和控制的力量，減少州郡豪強掌握本地軍隊的機會。 地方政權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州的地位由監察區域逐漸變為具有郡以上一級地方政權性質的地方行政區域；刺史變為具有統郡職能的長官。刺史舉動官吏，不再需要三公案驗，即可黜免。史稱：「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帝（光武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①刺史有了固定治所，只須年終派計吏奏事，不復自詣京師。《通典·職官典》指出：「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②這是一個逐漸的變化，到東漢末年才算完成。這樣，州由監察區逐漸轉變為行政區，地方行政區劃由秦漢的郡縣二級制，開始進入州、郡、縣三級制。對豪強地主武裝勢力的妥協西漢後期，豪族地主勢力有了很大發展。農民大起義和東漢建立之初，②《後漢書·賈復傳》。 ③《後漢書·陳忠傳》。 ①《後漢書·仲長統傳》引《昌言·法誡》。 ②《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建武七年（公元31年）。 ①《後漢書·朱浮傳》。 ②《通典·職官》一四。 「豪右往往屯聚」，他們「起塢堡，繕甲兵，為在所害」③，稱霸一方。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豪族，他靠著自己的地主武裝，才得以擴大勢力，搶得皇帝寶座。南陽郡和河北諸郡響應劉秀的人，多是擁有宗族、賓客、子弟的豪族地主。那時，也有許多擁有武裝的豪族地主，稱為兵長、渠帥，雄張鄉里，抗拒政令。這種人既不放棄自己割據鄉土的武裝，歸附劉秀，又無力建號自守，與東漢統治集團公開抗衡。劉秀在建立統一封建政權過程中，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還儘量採取安撫手段對待他們，「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要在平定安集。」①但這些豪族地主中許多人物的欲望難以滿足，這些「兵長渠帥，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②他們橫行郡縣，同官府相抗衡，甚至犯罪「雖已伏法，而私結怨仇，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③。地方豪族勢力，並未因東漢統一局面已經形成，而收斂其囂張氣焰。 針對這種情況，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採取了一個新的措施。他下詔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和戶口年紀，名為度田。度田的實際目的，除為了掌握確實的名籍和田數，以增加賦稅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圖通過戶口年紀的檢核，以控制和解散豪族武裝。但是，州郡官吏畏懼豪族，不敢對他們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躪農民。史稱：「刺史太守多為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為名，聚人田中，並度廬屋裡落，聚人遮道啼呼。」④劉秀為了嚴厲推行度田命令，拿在皇親貴戚集中的河南郡界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等人開刀，處死十多個州郡大吏。接著，郡國大姓和「兵長」便利用農民反抗官府情緒，發動叛亂。「處處並起，攻劫在所，殺害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⑤劉秀採取鎮壓與安撫並用手段，把捕到的作亂首領人物遷往他郡，切斷這些人同原所在郡縣的聯繫。經過度田事件後，郡國大姓的抗衡平靜下來，豪族武裝轉為隱蔽狀態。度田在形式上也成為東漢朝廷的定製，然僅由郡縣官吏歲時「案比」（案戶比民），實際上無法真正實行。度田事件表明，東漢建立伊始，各地豪族、郡國大姓勢力即十分強大，東漢皇朝只能與之妥協。 儒家經學進一步神學化光武帝劉秀深知儒學是封建統治重要的精神武器，特別提倡儒家經學，並把讖緯神學與之緊密結合起來。讖原是預決吉凶禍福的預言，緯是對經書的迷信解釋。讖緯神學，主要是把陰陽五行同儒家倫理學說更深入地攪合在一起，使之帶上神秘色彩，而更具有欺騙性。但它自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誰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解釋。因此，在儒家中對讖緯的態度不盡相同。今文經學家信讖緯，而古文經學家多不大相信，斥責它不合儒家經義。王莽末年，許多地主豪族起兵，都利用讖緯作為割據稱雄的思想工具。劉秀③《後漢書·李章傳》。 ①《資治通鑑·漢紀》三二，建武二年。 ②《後漢書·桓譚傳》。 ③《後漢書·桓譚傳》。 ④《後漢書·光武帝紀》下李賢注引《東觀記》。 ⑤《後漢書·光武帝紀》。 奪取政權也利用讖緯製造輿論，得天下後，遂極力宣揚讖緯，要求臣僚信奉。劉秀死前，更「宣布圖讖於天下」①，命令全國都要信奉讖緯。 但劉秀壓抑不信讖的古文經學家，並不能解決古、今文經學家的爭執，更不能解決讖緯學中的矛盾。漢章帝為了使儒學與讖緯之學進一步結合起來，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諸儒於洛陽的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對不同的意見，漢章帝親自裁決。這樣的考詳同異，連月始罷。最後由班固總結，寫成《白虎通議》（亦稱《白虎通德論》）一書。這書是經學與讖緯學的混合物，中心內容是宣揚三綱六紀。董仲舒已經提出三綱六紀的倫理觀念，《白虎通議》則將它進一步理論化，把它當作永恆不變的道德規範和最高的政治準則。它明確提出「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①。它以唯心論的天命論為理論基礎，並用某些自然現象與封建社會秩序比附，說明「三綱六紀」的「合理」。它神化皇帝，說皇帝享有天下，是「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是天命所決定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又說皇帝和臣民的關係，就像太陽和月亮的關係，因此臣民要對君主竭盡忠誠，這是天意。進一步從理論上把以皇帝為總頭目的封建政權神聖化，白虎觀會議肯定了「三綱六紀」，並將「君為臣綱」列為三綱之首，使封建綱常倫理系統化、絕對化，同時還把當時流行的讖緯迷信與儒家經典糅合為一，使儒家思想進一步神學化。 白虎觀會議後，馬融注《孝經》、《論語》等書，使古文經學更加完整。他的門人鄭玄以「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②為己任，注《周易》、《尚書》，著《天文七政論》等書，以古文經學為主，又雜糅經今文學。其實今文學用讖緯論證封建秩序神聖不可侵犯，古文學則以復古為名，反對現實的一切改革，兩者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以經歷馬融、鄭玄一派的活動，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在古文學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後漢書·鄭玄傳》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廩，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①儒家經典今、古文之爭的結束，適應了地主階級用儒學統治人民思想的需要。 ①《後漢書·光武帝紀》。 ①《白虎通議·三綱六紀》。 ②《後漢書·鄭玄傳》。 ①《後漢書·鄭玄傳》論。 第三節　南北匈奴和西域各國 東漢初期的漢、匈關係自西漢以來，匈奴統治階級內部，即存在對漢和好和對漢敵對的兩種勢力。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便是這兩種勢力的代表。王莽時，對匈奴實行錯誤的貶抑政策，漢、匈關係惡化。當時代表匈奴主和勢力的烏累單于等死去，主張對漢敵對的勢力遂躍居主導地位。兩漢之際，匈奴的侵擾就多起來，並且還勾結和支持中原的地方割據勢力，如割據安定的盧芳在匈奴的支持下占據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等郡（分別在今內蒙包頭西北、杭錦旗北、托克托東北、和林格爾西北和山西朔縣東南），同匈奴經常進擾北邊。當時，上黨、扶風、天水、上谷、中山各地，都遭到匈奴騎兵的騷擾，殺、略、抄、掠甚眾，北方不得安寧。東漢由於政權初建，經濟疲弊，對匈奴只能採取防守為主的方針。光武即位，拜蘇竟為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所謂「固塞」即消極防守障塞之意。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茂「屯田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古城營）、廣武（今山西代縣西南），以備胡」。他的任務主要是防守，更加明確。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段忠率諸郡弛刑徒配合杜茂鎮守北邊，仍是以守為主。故段忠發北邊戍卒「築亭候，修烽火」①，以加強防禦的設備和力量。統一戰爭結束後，盧芳於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逃入匈奴。在此前後不久，漢為了避免邊境衝突，罷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今內蒙東勝境）；徙雁門、代（今山西陽高）、上谷（今河北懷來東南）等郡民六萬餘口於居庸關（今河北延慶東南）、常山關（今河北唐縣西北、太行山東麓的倒馬關）以東。這樣，匈奴左部就得以轉居塞內。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匈奴一度進至上黨、扶風、天水等郡，成為東漢皇朝的嚴重威脅。 東漢初期，匈奴雖不斷南侵，漢、匈關係處在對立狀態，但漢、匈兩族人民之間，在當時戰爭較少的河西走廊一帶，尚能維持較為密切的經濟交換關係。《後漢書·孔奮傳》載：建武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今甘肅武威縣）稱為富邑，通貨羌（西羌）、胡（匈奴與雜胡），日市四合（每日交易四次）。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②按古時市集交易，通例一日三合，今一日四合，足見此地人貨殷繁。姑臧是漢、羌、匈奴、雜胡各族雜居錯處的地方，從東漢初年此地合市一日四次看，當時北方各族人民間的經濟聯繫是相當密切的。 南匈奴的內附匈奴族的發展在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有一個很大的變化，那就是分裂為南、北二部。《後漢書·南匈奴傳》載，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留單于之子比，在其叔父呼都而屍道皋單于輿即位時（公元18年），被封為右薁鞬日逐王，駐牧於匈奴之南，管領南邊八部及烏桓之眾，部屬計有四、五萬人。及單于輿死，子烏達鞮侯立，復死，弟蒲奴立（公元46年）。比既不得①以上參閱《後漢書·蘇竟傳》、《杜茂傳》。 ②《後漢書·孔奮傳》。 立，遂生憤恨。當時適值匈奴地區連年旱災、蝗災，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亡大半。蒲奴單于恐怕漢朝乘其疲弊而出兵進攻，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命比遣使至漁陽郡（今北京密雲縣西南）請求和親，企圖緩和漢、匈之間的緊張關係。漢遣中郎將李茂前往報聘，而比則暗中派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請求內附。事為匈奴兩骨都侯發覺，密報於蒲奴單于，時比弟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率其所主南邊八部眾四、五萬人南投於漢。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匈奴南邊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比的祖父呼韓邪單于稽侯珊曾依漢得安，故欲襲用「呼韓邪」的稱號，於是遣使至五原塞（在今內蒙河套北）向東漢朝廷表示「願永為藩蔽，扜御北虜」①。漢廷正苦於自開國以來，匈奴連年入侵，窮於應付，正可利用他的力量來保衛邊塞，遂接受他的請求。同年冬，比遂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於是匈奴遂分裂為南北二部。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春，南匈奴單于比遣部屬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並得其眾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初分立的南匈奴公開與北匈奴對抗，站住了腳跟。但需要東漢的支持與庇護，因此南單于比復遣使至京城洛陽，表示願意「奉藩稱臣」，貢獻族中珍寶，請求派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重修稽侯珊與宣帝時的舊約）」①。漢朝為了支持他並控制他，乃於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派中郎將段郴等至南匈奴，幫助他設立單于庭帳於五原（今內蒙包頭市西）西部塞八十里處，隨後又讓他入居雲中郡（治所在今內蒙呼和浩特市南）。 東漢朝廷大體上仿照西漢時對待稽侯珊的舊例，給南匈奴單于以優厚的禮遇。以諸侯王的禮儀，頒給南單于黃金璽，賜冠帶、衣裳、車馬、弓劍、甲兵、黑節、用具、樂器、黃金，以及大量的錦繡、繒、絮等物。又由河東郡轉撥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接濟他們。此外特設「使匈奴中郎將」一員（秩比二千石），「主護南單于」，將兵衛護之②。使匈奴中郎將下置安集掾史，帶領弛刑徒五十人，持兵器，執弓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③。建武二十六年冬，因南單于對北單于交戰不利，漢又命南單于將庭帳遷至西河郡美稷縣（今內蒙准格爾旗西北），並派遣使匈奴中郎將段郴等留駐西河郡，「為設官府、從事、掾史」。又由「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從此，南匈奴政權在漢的支持下，便穩定下來。 南匈奴和東漢的關係十分友好。南單于「歲盡輒奉奏，送侍子入朝」，貢獻禮物及匯報情況。「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④賀正月，拜陵廟，漢照例派謁者護送單于使，並贈送大批繒綵、錦、食物，甚至南方珍果「橙、桔、龍眼、荔支」等物給單于及其家屬、左右賢王以下至骨都侯有「功善」者，即有功勞和表現好的人員，「歲以為常」。另外，每一單于死亡，漢朝都派使者前往，「弔祭慰賜」，又賜大批繒綵，「令賞賜諸王、①《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南匈奴傳》及《耿國傳》。 ①《後漢書·南匈奴傳》。 ②《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及《百官志》五。 ③《後漢書·南匈奴傳》。 ④《後漢書·南匈奴傳》。 骨都侯已下」①，並把這種做法列為常規。 南匈奴內附，邊境安寧，原來內徙的邊郡居民，多陸續回歸本郡，南匈奴人口增殖，社會生產逐漸恢復。東漢初期，為躲避匈奴奴隸主侵擾，北方邊郡人民紛紛內徙，邊地空荒。南匈奴內附之後，邊境安寧，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上谷八郡，即今之甘肅慶陽、內蒙古河套、沿長城以北及晉北、冀北一帶，人民陸續各還本土。南匈奴的人口，連同北匈奴陸續歸附的及從戰爭俘虜的人口合計，到公元九○年前後，已有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多，勝兵五萬多人②，較之內附時的四、五萬人，竟增加四、五倍之多。沿邊諸郡的社會生產逐漸恢復。史稱：「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③由於南匈奴人入居塞內，分布沿邊各郡，與漢人雜居，因而逐步轉向定居和農耕生活，並且逐漸向東、向南遷徙。 北匈奴的衰落北匈奴退居漠北之後，社會經濟極度萎縮，力量大大削弱。故於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永平七年（公元64年），多次遣使至漢，請求和親。漢朝因怕重開邊釁，才於永平八年答應合市，並遣使回聘。但漢與北匈奴的通使，引起南匈奴部分上層貴族的猜疑。以須卜骨都侯為首的一小撮人妄圖藉機叛亂生事，並企圖勾結北匈奴的侵擾勢力。事為漢朝發覺，乃採取緊急措施，設置一個「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兵屯於五原郡曼柏縣（今內蒙古達拉特旗東南）；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於西河郡美稷縣，以防止須卜骨都侯的叛眾與北匈奴交通。永平八年（公元65年）秋，北匈奴的侵擾勢力遣騎兵入朔方接應南部叛眾，因漢朝已作了準備，未能達到目的，遂憤恨「數寇抄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眾」，以致「河西城門晝閉」①。當時，北匈奴還脅迫西域諸國隨同入寇②。 北匈奴的侵擾，對漢朝及中原封建社會的發展，是個莫大的威脅。正如明帝時耿秉說：「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③隨著漢朝國力的加強，並在南匈奴的積極支持下，一個目的在於統一全中國的、征伐北匈奴的軍事行動開始了。 早在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漢朝就已派竇固和耿秉出屯涼州（治今甘肅清水縣北），作為經營北伐的準備。次年，大發緣邊兵，分四路出塞征伐北匈奴。這次出征，竇固與耿忠一路，率甲卒及盧水羌胡二萬騎出酒泉塞至天山，擊敗呼衍王部，追至蒲類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留吏士屯伊吾盧城（今新疆哈密西）。其餘三路，因北匈奴聞風逃往漠北，沒有取得什麼戰果。這次戰役，為與北匈奴爭奪對西域的控制創造了條件。 自東漢初年，南匈奴附漢後，北匈奴即加強對西域各國的控制。當時西①《後漢書·南匈奴傳》。 ②《後漢書·南匈奴傳》。 ③《後漢書·張純傳》。 ①《後漢書·南匈奴傳》。 ②《後漢書·西域傳》序。 ③《後漢書·耿秉傳》。 域南道的于闐王和北道的龜茲王都是北匈奴扶植的傀儡。北匈奴還派呼衍王部駐牧於天山、蒲類海一帶，造成對河西走廊的直接威脅。所以永平十六年北征，竇固一路專擊天山的呼衍王部；同時派班超經營西域。因此，漢、匈之間展開了爭奪西域的激烈鬥爭，而漢與北匈奴之間的最後決戰，勢不可免。北匈奴內部矛盾重重，既有其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間的矛盾，又有其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更有與其所奴役各族的矛盾。《魏略·西戎傳》云：「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①這說明東漢初年以來匈奴奴婢由塞外亡匿於塞內的不少。東漢初，原受匈奴統治的烏桓配合漢軍「鈔擊匈奴」，使「匈奴轉徙千里」。於是烏桓大量徙入自遼東以西至朔方的十郡，「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②鮮卑自被冒頓單于擊破後，受匈奴控制，未與漢聯繫；在「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後，才與漢「始通驛使」；其後在漢鼓勵之下連年進攻北匈奴，「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③。北匈奴處於分崩離析之中，其部眾紛紛南下歸漢。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夏，其三木樓訾部落，在大人稽留斯等的率領下，有三萬八千人至五原塞附漢。隨後元和二年（公元85年），又有以大人車利、涿兵等為首的，凡七十三批，先後入塞歸附。這大大削弱了北匈奴的力量。加以南匈奴的攻擊，平時受其控制和奴役的各族乘機進一步反抗，「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④。北匈奴在漠北遂難立足，只得遠遠躲到安侯河（今鄂爾渾河）以西。章和元年（公元87年），鮮卑復從左地猛攻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這更引起北匈奴的大亂。有意內附的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二十萬口，勝兵八千人，乘機紛紛南下，至朔方、五原、雲中、北地附漢。這時，漠北蝗災，人民饑饉，族內階級矛盾尖銳起來，而北匈奴統治集團內部兄弟爭立，各部分勢力紛紛離散。北匈奴的社會危機充分暴露出來。南匈奴欲乘機兼併北匈奴，請求東漢出兵北征。這一切為漢朝再度北伐，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時機。漢朝大舉征伐北匈奴的統一戰爭開始於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漢將竇憲、耿秉聯合南匈奴，夾攻北匈奴於稽落山（今漠北西北部的額布根山），北單于遁走，漢斬首俘獲甚眾，先後接受歸附計八十一部，合二十餘萬人，漢軍追至燕然山（今杭愛山），刻石紀功而還①。次年，漢復驅走北匈奴之守伊吾盧地者，奪回其地②，並派兵與南匈奴共出雞鹿塞（在今內蒙古杭錦後旗西），再擊北匈奴。北單于受傷遁逃，僅以身免。永元三年（公元91年），漢復大舉出擊，耿夔大破北匈奴於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北單于率領一部分人眾「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③。匈奴奴隸制政權瓦解。從此，北匈奴退出了漠北地區。鮮卑族逐步西進，占據了匈奴故地。留駐原地的匈奴餘眾與遷入的鮮卑融合在一起，亦稱鮮卑。附屬於漢的南匈奴由於受鮮卑壓迫，屯居於五①《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列傳》注引《魏略·西戎傳》及注引《魏書》。②《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列傳》注引《魏略·西戎傳》及注引《魏書》。③《後漢書·鮮卑傳》。 ④《後漢書·南匈奴傳》。 ①《後漢書·南匈奴傳》、《竇憲傳》。 ②《後漢書·南匈奴傳》、《竇憲傳》。 ③《後漢書·袁安傳》。 原、朔方、雲中、西河、美稷一帶，並逐步向內郡移徙。此外，還有一股北匈奴勢力長期活動於新疆北部，繼續與東漢爭奪對西域各國的控制達六、七十年之久。 東漢初年的西域西漢晚期，漢失去對西域的控制能力。王莽統治時，匈奴貴族乘機略取西域。但這時莎車力量強大。東漢初，莎車王康率領南道諸國與匈奴對抗，保護故都護吏士和家屬。匈奴僅能控制北道諸國。因此，東漢初年，駐河西大將軍竇融奉命立莎車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其弟莎車王賢后自詐稱大都護向各國發號施令，「重求賦稅」①，並不斷進攻龜茲等國。這時，北道諸國皆苦於匈奴「斂稅重刻」②，都想聯絡東漢以驅逐匈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車師前王庭、鄯善、焉耆等十八個君長，都遣質子入侍，請求漢向西域派遣都護。但是劉秀正在鞏固內部統治，沒有答應西域各國的請求，遣還其侍子，厚加賞賜。莎車見漢都護不出，遂發兵攻破鄯善、龜茲等國，並廢徙于闐等國國王。于闐將休莫霸在於闐人民支持下反抗莎車，大敗莎車兵，自立為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為王，乘莎車疲弊，率諸國兵圍攻，擒殺莎車王賢並滅其地。于闐繼莎車稱霸南道。但後來於闐被匈奴和附屬於匈奴的北道諸國聯軍所擊敗，被迫接受匈奴使者的監護。從此以後，整個西域南北道完全隸屬於匈奴統治之下。而匈奴復得憑藉西域的人力和物力，作為南侵東漢的後方基地。 明帝時，東漢在政局穩定、經濟恢復的基礎上開始發動進擊北匈奴的戰爭。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竇固、耿忠率軍出酒泉塞，擊破呼衍王，追至蒲類海（今巴里坤湖），占領伊吾盧（今新疆哈密西）。伊吾盧是「西域之門戶」，而且是敦煌到車師大道上的食糧補給站。史稱：「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葡萄，其北（按：應為西）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①可知伊吾是漢、匈奴為控制西域，勢在必爭的關鍵地方。漢占領伊吾後，在那裡設置宜禾都尉，留下部分軍隊，進行屯田，以鞏固伊吾根據地。次年，竇固、耿秉進攻車師後部，後王投降；車師前王為後王之子，亦率眾投降。至此，北匈奴勢力退出天山東麓。東漢恢復了西域都護，以陳睦充任，並以耿恭、關寵為戊、己校尉，分駐車師後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和前王部柳中城（今新疆鄯善西南魯克沁附近）②，為東漢使節通往西域恢復了安全的通道。同時，竇固派遣假司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 班超通西域班超（32—102），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市西）人。青年時，常為官府僱傭抄寫文書。當時，北匈奴不斷向漢朝邊境侵擾。班超氣憤地投筆嘆息：①《後漢書·西域傳》。 ②《後漢書·西域傳》。 ①《後漢書·西域傳》。 ②《後漢書·耿弇傳附恭傳》。 「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③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蒲類海之戰，超多斬首虜有功。竇固看他有才能，遂任命他出使西域南道。 班超接受的使命，是聯絡西域各地的君長，使它們親漢，而不被匈奴所利用。他沒有統率軍隊，只帶吏士三十六隨從。他先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帶）。鄯善王開始對班超「禮敬甚備」，後來突然怠慢。班超判斷是北匈奴也派使者來了，通過詐問招待他們的侍者，證實了這一事實。班超乃與隨從三十六人計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連夜用火攻突襲之計消滅了匈奴使者，持其頭以示鄯善王。鄯善遂專心臣服於漢。班超因降服鄯善有功，由假司馬升為司馬，復受命到于闐（今新疆和田一帶）。于闐是當時新疆南道親匈奴的地區，受匈奴使者監護。于闐王對班超「禮意甚疏」，並且聽信妖巫的話，索取班超的馬以祀神。班超佯許之，要巫自來取馬。及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于闐王。于闐王震懾於班超在鄯善的威名，乃殺匈奴使者而投降。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到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帶）。疏勒王兜題是龜茲所立，非本國人，是北匈奴的黨羽。兜題在匈奴的支持下，殘酷壓迫疏勒人。班超掌握了這個情況，派使者出其不意地將兜題抓獲，另立疏勒前王兄子忠為王，解除了龜茲對疏勒的奴役，深得疏勒人民擁護，於是疏勒也歸附東漢。至此，中斷了六十多年的漢朝和西域的交通，得到恢復。 匈奴失去西域，勢所必爭。果然在第二年，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三月，北匈奴發動騎兵二萬，反攻車師，包圍金蒲城和柳中城。金蒲城在耿恭的堅守下，擊退了匈奴兵。十一月，焉耆、龜茲攻殺都護陳睦①。同時匈奴又策動車師後王叛變，共攻耿恭於柳中城。在匈奴的包圍下，耿恭激勵戰士，堅守不屈。糧盡援絕，「乃煮鎧弩，食其筋革」。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東漢派耿秉屯兵酒泉，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兵及西域鄯善等地兵出援，會師柳中，大敗車師和北匈奴，救出耿恭，車師復降。東漢無力固守車師，於是撤銷都護和戊、己校尉，下詔徵召班超回京。次年又撤退伊吾的屯田兵，西域門戶又暴露於北匈奴騎兵之前。 漢從西域撤退，引起南道諸國的驚恐，他們懼怕北匈奴捲土重來，進行報復。因此，當班超奉命準備返京時，疏勒、于闐懇切慰留。疏勒都尉黎弇，竟至引刀自殺。班超行至於闐，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說：「依漢如父母，誠不可去！」竟至互抱班超的馬足，不讓他走。班超知道南道一些地區，可以信用，乃決心留駐西域，勒馬迴轉，再定疏勒。當時西域北道諸國隸屬於匈奴，南道則大多數服從東漢。但南道東通漢內地的道路已被匈奴切斷，在疏勒與于闐之間的莎車役屬於匈奴。因此班超決定首先從疏勒附近排除匈奴勢力的威脅。建初三年（公元78年），他聯合疏勒、于闐、康居、拘彌等國，擊破北道的姑墨，以解除北來的威脅。班超上疏請兵，報告了西域的形勢和自己的對策，取得了東漢朝廷的同意和支持。漢先後發弛刑、義從一千人，士兵八百人，分別由徐幹、和恭率領赴西域支援班超，拜班超為將兵長史。元和元年（公元84年），超遂發疏勒、于闐兵進攻匈奴在南道的羽翼莎車。③《後漢書·班超傳》。 ①陳睦被攻殺的時間，《後漢書·明帝紀》、《耿恭傳》、《西域傳》等記載歧異，茲按《資治通鑑》所記時間，定為永平十八年十一月。 莎車賄買疏勒王忠，使背叛班超。「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①。康居出兵救援忠。班超以錦帛賄買康居姻親大月氏，勸說康居王罷兵，又擊殺忠及其眾。第二年，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攻莎車。北道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五萬人救援。超凌晨發動奇襲，大敗北道諸國聯軍，莎車降服，龜茲等國兵各退散，班超威震西域。①於是南道遂通。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年），東漢竇憲率軍連破北匈奴於燕然山（今杭愛山）、金微山（即阿爾泰山），出塞五千里。北匈奴主力被迫向西遠徙，西域形勢發生了有利於漢的變化。還在竇憲第二次征伐匈奴之際，大月氏想乘兩大勢力互相糾纏之機從中漁利。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月氏貴霜王朝發兵七萬，越過帕米爾高原，企圖與北道各地連兵消滅班超勢力。班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②」。將大月氏派往龜茲求援的士兵一舉消滅，「持其使首以示（月氏副王）謝」，大月氏被迫撤軍。北匈奴既失敗西遷，大月氏又受挫南退，於是，龜茲率姑墨、溫宿於永元三年（公元91年）降於班超。漢任班超為西域都護，徐幹為長史。班超駐守龜茲（治所在今新疆庫車西南），徐幹屯於疏勒。又設置戊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東西遙相呼應③。這時，西域只有焉耆、尉犁、危須因前時攻沒都護，心懷疑慮，尚未降附。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一面大發龜茲、鄯善等八地區的兵力共七萬人，及漢吏士、客商一千四百人討伐焉耆；同時又遣使向三個地區的君長搞政治誘降。在軍事壓力和政治安撫下，三地皆降服，北道遂通，至此「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①。 自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銜命出使西域，至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平定焉耆，經過二十一年的艱苦鬥爭，西域終於再度擺脫匈奴奴隸主的役使，復歸屬漢皇朝。班超以功封定遠侯。 班超平定天山南北以後，漢的政治勢力繼續向西擴展，遠達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②條支，故地在今伊拉克境；安息，古波斯帝國一部分，今伊朗高原東北部。漢與條支、安息等國發生了外交關係。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護班超派遣其屬吏甘英出使大秦（羅馬）。甘英這次出使，一直到達條支海濱，「窮臨西海而還」③。西海，即今波斯灣。甘英到西海以後，如再由波斯灣航海，就可到達大秦。據說甘英聽信了安息船人的話，沒有渡海。但甘英這次遠行是中國外交使節首次到達波斯灣。 班超在西域活動了三十一年，年齡到了七十歲。當年和他同行的三十六個夥伴，差不多都已死亡。班超衰老被病，乃上書朝廷，請求調回。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八月，班超終於回到洛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病卒。班超一生事業，主要是在西域開創的。他平定西域城郭諸國的內亂，抵禦了①《後漢書·班超傳》。 ①《後漢書·班超傳》。 ②《後漢書·班超傳》。 ③《後漢書·西域傳》。 ①《後漢書·班超傳》。 ②《後漢書·西域傳》。 ③《後漢書·西域傳》。 強敵，恢復了祖國的統一和開闢了中西交通，使漢和西域在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得以繼續發展。他在西域進行軍事活動，主要依靠當地兵力。他為政寬簡，吏士團結。 班超東歸以後，繼任的都護任尚失和於西域各國，受到各國的攻擊，接著隴西羌人與東漢發生戰爭，隴道斷絕。東漢再通西域，主要人物就是班超之子、「饒有父風」的班勇。 班勇自幼隨父生長於西域，熟悉西域地理、風土、人情及政治情況。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班超遣班勇隨安息使者入朝，回到內地。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率兵屯駐伊吾，北匈奴與車師後部共同攻殺索班；鄯善告急於漢，求救於曹宗。鄧太后召班勇到朝堂與公卿會議對策。公卿多主張宜閉玉門關，放棄西域。班勇力排眾議，指出「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①以為宜置護西域副校尉於敦煌，恢復敦煌營兵三百人。另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今新疆羅布泊西北岸）。太后從其議，但未及遣長史出屯。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始以班勇為西域長史，率兵經營西域。次年班勇開導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姑墨（今新疆阿克蘇一帶）等國，使之降附。隨後班勇又發其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部（今新疆吐魯番一帶），擊走北匈奴，並屯田柳中。四年秋，班勇發河西三郡（敦煌、張掖、酒泉）兵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大破車師後部，斬其王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以報索班之恥。順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班勇發諸國兵出擊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遠逃，其眾二萬餘人皆降。車師前後部「城郭皆安」。二年，班勇與敦煌太守張朗共討焉耆。二人分兵兩路，約定同時到達的日期。張朗想獨自邀功，先期趕到焉耆，焉耆降。班勇反以後期獲罪，被征下獄，免官，後卒於家。班勇的歷史功績是不可泯滅的。東漢時西域三通三絕，班勇繼承其父遺志，以長史重平西域，自此遂不復絕，勇以在西域的親身見聞，於安帝末年撰成《西域記》，述西域事詳細確切，後來成為劉宋范曄編著《後漢書·西域傳》的重要資料來源，至今仍為研究中亞史的寶貴材料。 班勇以後，東漢不再置西域都護，而以西域長史代行都護之職。桓帝時，長史常駐于闐。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一直維持到靈帝末年。當時刺史權力日益提高，這兩職便成為涼州刺史的屬官了。 ①《後漢書·班勇傳》。 第四節　中外交往的發展 漢皇朝是空前統一的大國，國力強盛，有力量對外發展，積極對周邊民族和國家進行政治、軍事活動，開展經濟、文化交流。當時漢皇朝的外交活動，通過陸路和海路，幾乎遍及亞洲，影響遠達歐、非。同時，漢皇朝也吸收了有關各族和各國經濟、文化的優秀成果，從而豐富了我國當時的經濟、文化。 漢與朝鮮、日本的經濟、文化聯繫與我國東北地區相鄰的朝鮮半島，秦漢時期為高句麗、、馬韓、辰韓、弁韓等部落分立。各部基本上從事農業。人「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出大栗如犁，有長尾雞，尾長五尺。」辰韓「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當時，朝鮮諸部大約處在私有制和階級剛剛發生時期。如「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①。「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殺人者償死。少寇盜。」朝鮮各部之間社會發展不大平衡。如馬韓「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為飾。」辰韓已有手工業並發生了最初的交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國出鐵，、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為貨。」②西漢初年，朝鮮諸部已與我國東北地區發生了經濟交換關係。《史記·貨殖列傳》稱燕「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秦漢之際，我國北方人民因避亂遷往朝鮮的不少。史稱：「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③這些遷往朝鮮的華夏之民，給當地經濟、文化以積極的影響。如「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言語稱謂「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④。由於其經濟水平較高，故在當地「嫁娶以禮」，並用當地產的鐵與其他部落進行交易⑤，引進中原的先進文化，推動了朝鮮經濟、文化的發展。 秦末漢初，燕人衛滿率領一千多人渡浿水（今朝鮮清川江），「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於王險城（今朝鮮平壤市南），統治朝鮮半島西北部。漢初，漢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並不得阻止各部首領同漢交通。衛滿孫衛右渠統治時，漢武帝以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⑥，並阻撓真番鄰近各部來漢謁見天子為理由，派使臣涉何到朝鮮責備衛右渠。右渠拒絕。涉何在歸途中殺死護送他的使者，詭稱斬朝鮮將以邀功。這種錯誤行為引起了漢與朝鮮的武裝衝突。武帝遣楊仆將水軍自齊跨越渤海，左將軍荀彘將陸軍出遼東，夾擊王險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衛氏朝鮮①《後漢書·東夷傳》。 ②《後漢書·東夷傳》。 ③《後漢書·東夷傳》。 ④《後漢書·東夷傳》。 ⑤《後漢書·東夷傳》。 ⑥《史記·朝鮮列傳》。 滅亡。漢在其地設置四郡：樂浪郡，以王險城為中心，統治鴨綠江（古稱馬訾水）以南、清川江南北最富裕的地方；玄菟郡，統治東臨日本海的南沃沮部族；臨屯郡，統治以貉為主體的部族，在樂浪郡以東；真番郡，統治樂浪以南的真番部族。四郡包括半島的絕大部分。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罷臨屯、真番，以並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麗。」①玄菟郡從圖們江南的舊地移至鴨綠江北，遼東郡東，其治所在渾河上游，遼寧新賓附近，從此樂浪郡便成為朝鮮半島上的主要漢郡。漢代朝鮮全境同漢的經濟、文化交流有所加強。朝鮮特產檀弓、文豹、果下馬、班魚皮等輸入中國；中國的銅鏡、漆器等工藝品，以及鐵制生產工具等繼續不斷輸往朝鮮。這不僅見於文獻記載，而且也為近現代朝鮮境內許多出土文物所證明。 朝鮮半島東南隔海的日本，古代中國泛稱為倭。此名稱首見於《山海經》，可能周代我國即開始與其有了最早的接觸。《漢書·地理志》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這可能是指當時以北九州為中心的許多小部落。《後漢書·東夷列傳》說：「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漢武帝時，有三十多個部落國家通過朝鮮半島「使驛通於漢」，與漢朝發生了外交關係。漢代我國對日本情況已有初步的了解。其「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氣溫腝，冬夏生菜茹。」「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有城柵屋室。」「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①倭人善於水上活動，喜食海物，「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沉沒取之。」②東漢時，日本與漢有了進一步的聯繫。「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③。公元1784年在日本福岡市志賀島發現的「漢委奴國王」金印證實了此事。一般認為，「委（倭）奴國」在北九州的博多附近。這說明公元一世紀中期，日本北九州一帶已與漢交通。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冬十月，倭國遣使奉獻④。通過不斷交往，中國的鐵器、銅器、絲帛傳往日本，豐富了倭人的物質文化生活。 「絲綢之路」的開闢。漢同中亞、西亞、南亞地區諸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我國在公元前三世紀，即以盛產絲織品而聞名於世界，被稱為「絲國」。在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國是種桑、養蠶並生產絲織品的國家。各地考古發現證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我國絲綢錦繡的生產技術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那時中國絲綢已經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輾轉販運到中亞、印度等地。漢武帝時，為在軍事上取得反擊匈奴的勝利，陸續設立了河西四郡，派遣使臣到西域開展外交活動。張騫出使西域，不僅到達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烏孫等國，而且其副使遠至安息、奄蔡、條支、身毒、犛靬等國①，跨越蔥嶺①《後漢書·東夷傳》。 ①以上所引皆見《後漢書·東夷傳》。 ②《三國志·魏志·倭人傳》。 ③《後漢書·東夷傳》。 ④《後漢書·安帝紀》。 ①《漢書·張騫傳》。 即帕米爾高原，同高原以西的上述國家建立了聯繫，溝通了一條通向中亞、西亞、南亞，以至歐洲的陸路通道。此後，中亞、西亞、南亞諸國也陸續派遣使節到漢朝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與此同時，中國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綿繡沿此路不斷西運，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陸續輸入中國。 漢為了發展同中亞、西亞、南亞各國的交往，修築了令居（今甘肅永登）以西的道路，設置亭驛，便利商旅。根據文獻記載，當時通西域的道路大致為通過河西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樓蘭（即鄯善），自此分南、北兩道。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庫爾勒）、烏壘、輪台，再西經龜茲（今新疆庫車）、姑墨（今新疆阿克蘇）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車爾臣河，經且末、扜彌、于闐（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自疏勒往西，越蔥嶺，向西南，到大月氏（主要地區在今阿富汗境），再往西到達安息（即今伊朗），更西到達條支（今伊拉克一帶），最後可直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自疏勒越蔥嶺往北，可到大宛（前蘇聯費爾干納）、康居（前蘇聯撒馬爾罕）。東漢時，與北匈奴多次交戰，迫使北匈奴西遷，漢遂開闢了新北道。這條通道的路線是：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後西經柳中、高昌壁、車師前部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經焉耆，越天山至龜茲。再循原北道西行抵疏勒。這些溝通中西交通的要道就是著稱於後世的「絲綢之路」。 通過「絲綢之路」，我國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了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中國的鐵器、絲綢和養蠶、繅絲技術，以及鑄鐵術、穿井法、造紙術都先後西傳。如李廣利伐大宛時，「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①。安息「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②。同時，中亞、西亞的良種馬、植物等土特產，如毛織品、胡桃（核桃）、石榴、胡蘿蔔、胡豆（蠶豆）、大蒜、苜蓿等陸續傳到中國。《漢書·西域傳》載：大宛王「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唐顏師古對此作注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宿者，皆漢時所種也。」東漢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及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國兩次把獅子和條支大鳥（又名安息雀，即鴕鳥）贈獻給東漢朝廷。東漢明帝時印度佛教也傳入中國。史稱：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信其道者。」③當時，到達條支海濱的使臣甘英想遠赴歐洲的大秦（羅馬帝國），受阻於安息人，未達目的。但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使東漢知道了「其王常欲通使於漢」的願望。漢對大秦的社會情況也已有所了解，知道大秦是一個「土多金銀奇寶」④的西方大國。「絲綢之路」從西漢一直到以後的唐代一千多年中，始終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成為我國與中亞、西亞、南亞以及歐洲國家和人民加強聯繫，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南海交通。漢同東南亞及西方諸國的友好往來①《漢書·李廣利傳》。 ②《漢書·西域傳》上。 ③《後漢書·西域傳》。 ④《後漢書·西域傳》。 秦漢以來，嶺南地區和南海的海上交通逐漸開發。南海是泛指東南亞及印度洋地區等國而言。當時的番禺（今廣州）、徐聞、合浦都是中國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據《漢書·地理志》載，由徐聞、合浦或日南邊塞（出海口，在今越南峴港）乘船出海，沿印支半島南下，船行約五月可到都元國（今越南南圻一帶），又船行四月可到邑盧沒國（今泰國華富里），再船行二十餘日到諶離國（指泰國古都佛統）；由這裡舍舟登陸，橫越中南半島，步行十餘日到夫甘都盧國（今緬甸蒲甘地區）。再船行二月余到黃支國（今印度南部東海岸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臘姆），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意為獅子洲，今斯里蘭卡），漢使至此及循原路而歸。回程時，或自黃支出發，船行八月，到達皮宗（今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一帶），再船行二月，經新加坡，到日南、象林界（今越南峴港）①。據此可知，當時南海航線的走向大致是：從徐聞、合浦等地啟航後，沿著印度支那半島的海岸線航行，渡過暹羅灣後，再南下至馬來半島東岸登陸，步行越過克拉地峽，到西岸今緬甸的一個港口再乘船，然後繞孟加拉灣海岸線航行，抵印度半島東南隅，南下斯里蘭卡返航。漢使南行多伴隨有應募的商人。他們帶著「黃金、雜繒（絲織品）而往」，「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沿途由「蠻夷賈船，轉送致之」；「所至國皆稟食為耦」①。不僅政治上友好交往，商業貿易的性質也很明顯。這種海上貿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諸國和整個印度洋區域。漢代，每年不僅有大批中國人南下西去，亦有東南亞和印度洋各邦國的商人、使節東來。當時，我國與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經濟、文化的交流是活躍而較為密切的。西漢平帝時，遠在印度東海岸的黃支國，即受漢厚贈，並「遣使獻生犀牛」②。東漢初期，中國的一些農具製造技術和牛耕傳到越南。如任延為九真郡太守，「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③。越南人民也傾慕中國，元和元年（公元84年）春，「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④同年，究不事（今柬埔寨境內）邑豪到中國，贈送生犀、白雉。順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葉調（今印度尼西亞境內）王便遣使者到東漢贈禮，帝賜金印紫綬。現代考古表明，印度尼西亞境內有許多漢代文物發現，可見當時兩國間已有經濟、文化往來。東漢時，與地處緬甸東部一帶的撣國交往更為密切。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⑤永寧元年（公元120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撣國遣使貢獻。」⑥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撣國遣使貢獻。」⑦漢代，我國南海航路一般達到東南亞與印度洋地區，與歐洲的經濟聯繫尚需安息、天竺等國中轉。甘英由陸路想通使大秦，因受安息人的阻隔，到①關於《漢書·地理志》所載漢使航程及各國地望問題，史學界意見分歧很大。本文所引，主要參考《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秦漢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8月版）及陳佳榮等《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5月版）。 ①《漢書·地理志》下。 ②《漢書·地理志》下。 ③《後漢書·循吏傳》。 ④《後漢書·章帝紀》。 ⑤《後漢書·和帝紀》。 ⑥《後漢書·安帝紀》。 ⑦《後漢書·順帝紀》。 達波斯灣即被勸阻返回。但中國與歐洲的經濟聯繫並未阻斷，安息與天竺在其中起到中轉作用。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①其王「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②大秦最需要的中國絲織品靠安息等國的間接貿易。大秦「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于海中。」③《後漢書·西域傳》一再提到：「（天竺）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和帝時，數遣使貢獻。..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由此可知安息與天竺實為古代中國與歐洲羅馬帝國海上貿易的重要樞紐。 隨著中西貿易的發展，東漢時又開闢了自永昌入印度的一條航線。由於東漢勢力在我國西南地區伸張的關係，滇緬通印度一路，得以暢達。《魏略·西域傳》說：「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④所謂大秦有水道益州永昌，實自印緬中轉，由孟加拉灣經緬甸進入中國西南地區，這較之繞道南洋更為便捷了。所以《後漢書》中所記「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遣使譯向漢貢獻的記載次數最多。永寧元年（公元120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到洛陽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大秦。」⑤這次奉貢很可能又是通過永昌這條路線。可知，永昌（治今雲南保山東北）成為我國和撣國，並與天竺、大秦等國進行通商貿易的又一集散地。 東漢中葉以後，從地中海越印度洋到南海的海路交通終於溝通。中國和羅馬第一次發生了直接的外交聯繫。「延熹九年（公元168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①大秦王安敦即羅馬皇帝馬克·奧勒略·安敦尼阿斯（公元161—180年在位）。這條記載又稱：「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對這位使節是否真為羅馬皇帝所派遣表示懷疑，因而引起中外史家的注意，千多年來，聚訟紛紜。但無可否認的是，即使是羅馬商人假借羅馬皇帝的名義和中國政府聯繫，企圖得到一些商業上的優待。這也是東西方兩大文明古國人民間第一次有記載的正式聯繫，其歷史意義也是巨大深遠而不容否定的。 正因為南海交通的發展，番禺（今廣州）在漢代就成為我國南方海外交通和貿易的門戶。《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都稱番禺為一都會，為「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是南方及海外所產珍奇物品的集散地。番禺經營的重要商品有的並不產於我國。比如「果布」，史家多解釋為龍眼、荔枝、葛布之屬②；據現代史家研究，「果布」是馬來語「果布婆律」上半的音譯，學名龍腦香，又叫冰片，是名貴藥材和高級香料，盛產於東南亞等地③。有的物品我國南方雖有出產，但不夠需求，尚要從海外進口。如犀，①《後漢書·西域傳》。 ②《三國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傳》。 ③《三國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傳》。 ④《三國志》卷三十裴注引。 ⑤《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①《後漢書·西域傳》。 ②此條最早見於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引韋昭曰，自後沿襲至今。 ③參考韓槐准：《龍腦香考》，《南洋學報》第二卷第一輯。 這種動物主要產於東南亞、印度等地。其角是名貴藥材和裝飾品，生犀則供觀賞。《漢書·王莽傳》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的記載。由此可知，番禺流通的物資，有許多是海外舶來品。當時番禺吸引著內地許多商人前往貿易，利潤豐厚。「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①番禺可說是漢代我國南方國際貿易的中心。 ①《漢書·地理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