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二章 考古資料
第一節 秦都咸陽和碣石行宮
秦都咸陽
秦都咸陽故城在今咸陽市東十餘公里處。公元1959年開始勘查，截止公元1988年年底，共發現夯土建築遺址27處，手工業作坊遺址6處，秦墓128座，對其中的兩座宮殿遺址進行過部分發掘。
咸陽故城南靠渭水，因為渭水不斷北移，故城受到很大衝決，目前已經看不見城郭的蹤跡，現存遺址應是咸陽故城北半部的宮殿區。其中以西起聶家溝東至山家溝一線的遺蹟分布最多、最密集，規模也最大；在它的外圍有東西長約900米，南北長576米的夯築牆垣。根據遺蹟所在位置及出土遺物判斷，這組大型的建築遺址應是秦咸陽宮，此牆應是秦咸陽宮宮牆。宮殿區的西邊有大片秦墓地；西南邊有鑄鐵、冶銅、制陶作坊遺址和民居建築遺蹟。有學者根據目前掌握的宮殿區範圍，手工業作坊和墓地的分布位置，並參照漢宮殿區占據長安城大部的例證，提出秦咸陽東西十二里，南北十五里的構想。真象如何，有待更多的資料驗證。
公元1973—1982年，發掘宮牆以內保存較好的1號建築遺址的西半部和與之相連的2號和3號建築遺址，共揭露面積15000平方米。1號建築夯土台基東西長60米，南北寬45米，高出地面6米。對揭露出的遺蹟現象，做過初步復原研究，得知這是一座似乎以面呈長方曲尺形的多層夯土高台為基礎，憑台重疊高起的樓閣建築。台頂中部有兩層樓堂構成的主體宮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層次的其他較小的宮室，底層建築的周圍有迴廊環繞。3號宮殿基址在1號基址西南100米處，其間有建築互相連接。它是一座帶有迴廊的殿堂，在廊道兩壁上彩繪壁畫。畫面為車馬儀仗，植物紋飾和幾何紋圖案。根據建築形制和出土的遺物判斷，1號遺址大約建於戰國中、晚期，3號建築大約建於戰國末年或秦代。兩座遺址中都有大量焚毀倒塌的堆積物，表明它們均毀於秦末的烈火。
秦宮遺址的勘查和發掘，證明秦宮殿都建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築物自成一個獨立體，多座建築物之間以甬道、復道相接成為一個組合體；從每座建築物的間次、門道的設計，到一個建築群的整體設計，又都採用對稱式的布局。秦代開創的這種宮殿建築形式，對後代影響很大。
碣石行宮勘察和發掘秦東海行宮，是1984年以來的事。經多年努力，現已初步探明秦東海行宮修建在今渤海沿岸，大約從北起遼寧省綏中縣牆子裡村，南到河北省秦皇島市北戴河，全程四十公里的環渤海地帶。綏中牆子裡地處山海關外15公里處的渤海之濱，這裡有一組自然礁石，聳立在海中，民間傳說為「姜女墳」。在緊靠「姜女墳」的海岸上發現了六處建築遺址群。它們大約都是建於秦代或西漢前期。其中規模最大的是面對「姜女墳」的石碑地建築遺址。其中心建築台基南北長500多米，東西寬近300米，台基高8米。夯土台上有多級建築。在建築基址上發現了通長68厘米、當面直徑52厘米的高浮雕夔紋大瓦當、變形夔紋大瓦當，形式與秦始皇陵出土的十分近似。其他建築材瓦亦與秦咸陽故城出土的相類似，推定此遺址始建於秦始皇時期，西漢時仍沿用，大約到東漢時廢棄。從遺址所在地及與「姜女墳」的關係看，「姜女墳」應即史籍所載的東海碣石，而這組建築則可能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東巡的碣石宮。石碑地西邊有黑山頭遺址，東邊有止錨灣遺址，都出有形制相同的大型空心磚和較大的雲紋瓦當，說明這三處遺址的時代相同，性質相近。
位於秦皇島市金山嘴的另一處秦行宮遺址，北半部已發掘，揭露面積1.5萬平方米。這裡至少有六組以上的建築。北面一組似為正殿，由兩個面闊五間進深四間的宮殿基址組成，共四十大間。有牆基、石柱礎、門道、散水、疊落的筒瓦、板瓦、與石碑村遺址形式相同的高浮雕夔紋大瓦當。它同綏中牆子裡發現的遺址同屬於一個大的建築體系，是秦之國門碣石宮的一部分。參考書目1.秦都成陽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陽第1號宮殿建築遺址簡報》，《文物》1976年11期。
2.劉慶柱：《秦都咸陽幾個問題的初探》，《文物》1976年11期。
3.陳國英：《秦都咸陽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與文物》1988年5、6合期。
4.陶復：《秦咸陽宮第1號遺址復原問題的初步探討》，《文物》1976年11期。
5.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綏中縣「姜女墳」秦漢建築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8期。
6.鄭紹宗：《河北省近十年考古綜述》（二），《文物春秋》1989年4期。
第二節 秦始皇陵園
秦始皇陵園的勘察工作開始於六十年代初，公元1974年以來，勘察發掘全面展開。目前已基本上搞清陵園的建築布局，並先後發掘了兵馬俑坑、銅車馬坑和一部分馬廄坑、陪葬墓、役徒墓）共出土文物5萬多件。
陵園平面呈南北長、東西窄的長方形，有內外兩重夯土圍牆。內牆長1355米、寬580米。外圍牆長2165米、寬940米、牆基厚8米。內外圍牆的四面都有門，除內牆北牆辟二門以外，其餘每面各闢一門。門道兩側各有一土闕。內圍牆的四角有角樓；西北部有夾牆，亦呈長方形。墳丘在內圍牆中部偏南處，覆斗形，夯土築造，底部每邊長350米左右，現存高度76米。墳丘底下是地宮。地宮平面近方形，四周以磚坯砌築宮牆。宮牆南北長460米、東西寬392米。牆體高厚各約4米。四面有門。地宮內的構築和埋藏，目前還不清楚。墳丘西側有銅車馬坑。車馬坑附近和墳丘南側，各有兩個府藏庫。墳丘北部有寢殿、便殿和麗山食官建築遺存。陵園內的這些建築布局，大體上是按照宮廷生活設計的。
陵園外四周的遺蹟，以東部和西部發現為多。東部有兵馬俑坑、馬廄坑、陪葬墓群；西部有建陵役徒墓、窯址、石料加工場；南部靠近驪山處有防洪堤遺址；北部有建陵挖土而形成的魚池遺址。
由於陵園外四周大量遺蹟的發現，引起了人們對陵園實際範圍的關注。
有人認為，秦始皇陵的陵園邊界應該是陵墓外圍的自然屏障。以墳丘頂部為基準，向四方各自延長3750米，南抵驪山，北到新豐原，東到魚池水，西到趙家背戶村的古河道。東西南北各長7.5公里。目前提出的這個設想，不能說沒有道理，但要經受較長時間的工作檢驗。
與陵園建制有關的遺蹟與陵園建制有關的發掘工作，重要的有四項。
（一）兵馬俑坑的發掘。兵馬俑坑共發現四個，都集中分布在陵園東門外1.5公里處。已發掘3號俑坑的全部和1號俑坑、2號俑坑的一小部分。另一個是未建成的廢坑。這幾個兵馬俑坑，規模都很大，大約在始皇生前便開始營造，估計到秦滅亡時尚未完成。已發掘2690平方米，出土武士俑2200件，戰車32輛（每輛配馭馬4匹）、坐騎的戰馬29匹。根據鑽探，三個坑的總面積是20780平方米，按照出土的兵馬俑排列形式復原，這三個坑的武士俑應有7000個，戰車100多輛（配馭馬400多匹），坐騎的戰馬100多匹。像這樣大規模的模擬當時的步卒、騎兵的形象和戰車實物的出土，還是第一次發現，以致被一些中外學者譽為「世界八大奇蹟」。它為研究秦代軍隊編制、作戰方式、甲騎步卒裝備以及秦社會諸問題，提供了一批最直接最形象的實物資料，具有很高的歷史科學價值。
秦兵馬俑的發掘工作，還將長期進行下去。根據已經出土的資料考察，這應該是秦軍士列陳送葬的模擬。它形象地體現了秦始皇時代的軍陣的編列。戰車兵和步兵是當時作戰的主力部隊，騎兵的地位看來仍和戰國時期差不多，武器配備仍舊以遠射程的弩機、弓箭和長木柄的戈、矛、戟、鈹為主；而且絕大多數仍舊是青銅製品。主要的防護性設施是皮革製作的鎧甲，沒有發現頭盔和盾。銅兵器由中央官署機構「寺工」鑄造。服飾鎧甲整齊統一，陣容威武雄壯，再現了秦始皇橫掃六合的氣勢。
（二）馬廄坑。有二處。一處在陵園東門外；另一處在內外圍牆西垣之間。兩處活埋生馬約有六七百匹，另有跽坐俑、飼料，以及供跽坐俑使用的陶器。部分陶器上有「中廄」、「宮廄」、「左廄」、「三廄」等刻文，表明這是宮廷廄苑的象徵，跽坐俑則是養馬的國人。在陵園西垣外大道南側，另有一片陪葬坑。坑內置陶棺，棺內置生埋禽獸和跽坐俑。依馬廄坑例，這應是苑囿中飼養的珍禽異獸。秦始皇生前有許多廄苑，死後把廄苑模擬於地下，以大量的馬匹和珍異的禽獸隨葬。
（三）銅車馬坑。位於墳丘西側。兩輛車馬同置於一長方盒狀的木槨箱內。一前一後面西排列。車均作雙輪，單轅，前駕四匹銅馬，車上各有銅御官一人。車馬人皆約當實物的二分之一。車馬的鞍具齊全，與真車馬無異。根據初步考證，1號車系立車，又名高車、戎車；2號車為安車。象徵秦始皇乘輿出行。
（四）陪葬墓。有兩處。一處在陵園東門外；另一處在始皇陵墳丘北邊。東門外發現17座，皆東西向，南北一字形排列。已發掘的8座均為帶斜坡墓道的洞室墓，葬具皆一棺一槨，作長方盒狀。隨葬品有較多的銅器、陶器和少量金銀器。有的器物上有「少府」銘刻。屍骨經鑑定，死者五男二女，年齡都在20—30歲左右，皆肢解入葬。推測被葬者可能是被胡亥處死的秦公子、公主，可能還包括秦始皇原來的近臣。位於始皇陵墳丘北邊陪葬墓20多座，未發掘，情況不明。
參考書目1.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紀要》，《考古與文物》1988年5、6合期。2.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1974～1984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秦俑考古隊：《秦始皇陵東側馬廄坑鑽探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0年4期。
4.秦俑考古隊：《臨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0年2期。
第三節 西漢長安城和東漢洛陽城
西漢長安城的勘查發掘工作是公元1956年開始的。公元1956—1957年，勘查城牆、城門，發掘宣平門、霸城門、西安門、直城門，並確定其他城門的位置。公元1958—1960年，發掘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遺址群。公元1961—1962年，勘查城內街道和長樂宮、未央宮、桂宮和城西建章宮的範圍。公元1975年以來，主要發掘武庫和未央宮範圍內的建築遺址。
東漢洛陽城的考古工作分兩個階段。公元1954—1966年以勘查為主，採用鏟探的方法，了解城垣、水道、宮城、城內道路和其他建築遺址，繪製實測圖。公元1972年以來，轉入全面發掘。公元1972—1975年，發掘南郊漢晉辟雍太學明堂遺址和靈台遺址；公元1979年發掘北魏永寧寺塔基；公元1981年起發掘魏晉金墉城、北垣「馬面」及其他建築遺址。
漢代兩京的發掘，將是一項長期的考古任務，目前都在繼續工作中。
西漢長安城西漢長安城的城牆，全部用黃土夯築而成。方向基本上作正南北向。東城牆和南城牆保存較好，雖已傾圮，仍連續不斷；西城牆和北城牆保存較差，有不少斷缺。全城平面略呈方形：東牆平直，南西北三面牆都有曲折。四面城牆總長25700米，約合漢代六十里強。與《漢舊儀》長安城周圍六十三里的記載基本相符。城牆剖面下寬上窄，傾斜度里外各約11度左右。基部寬度為12—16米左右。城牆外側有寬約8米、深約3米的壕溝圍繞。
長安城每面有三個城門，四面共十二個城門。東面的城門，由北而南是宣平門、清明門、霸城門。南面的城門，由東而西是覆盎門、安門、西安門。西面的城門，由南而北是章城門，直城門，雍門。北面的城門，由西而東是橫門、廚城門、洛城門。通過對宣平門、霸城門、西安門、直城門的發掘，證實漢長安城的城門各有三個門道；每個門道寬各8米，減去兩側立柱所占的2米，實寬6米。城門全未用磚，而是兩壁直立的闕口。在門道兩側沿邊排列幾對石礎。石礎之上應是立木柱，再在其上建門樓。出土現狀表明，四個城門都焚毀於王莽末年或稍後的戰爭中，其他城門似不例外。在此後的東漢、魏晉、十六國和北朝期間，長安城已衰敗不振，但仍部分被使用。例如宣平門的三個門道，一直作為一個完整的城門被沿用著，直到整個長安城因遷移而廢棄。
長安城內有八條主要大街。最長的是安門大街，有5500米，最短的是洛城門大街，有850米。其餘的大街，長度在3300—3800米之間。這八條大街，或作南北向，或作東西向，皆為一直線，沒有曲折，長度不等，但寬度全同，都在45米左右；而且每條大街都分成三條並行的道路，其間有兩條寬約90厘米的排水溝，將大街一分為三，中間是專供皇帝行走的「馳道」，寬20米；兩側是官吏和平民行走的道路，各寬12米左右。這就是《西都賦》所說的「披三條之廣路」的街制。
占據全城面積一半以上的五大宮殿，已得到考古證實。長樂宮、未央宮、桂宮仍有部分宮牆牆基和宮內建築遺蹟可尋，可以明確標定方位。明光宮和北宮已破壞殆盡，只能根據史書的記載和已揭露的遺蹟，作出大概的判斷。位於長樂、未央二宮之間的武庫已發掘。它的四周有夯土築造的長方形圍牆。圍牆內有庫房遺址七處。每一庫房又分隔成若干間，分置各種兵器。出土時，尚有刀、劍、矛、戟、鏃和鎧甲等鐵兵器殘存。從出土現象判斷，武庫也在王莽末年的戰爭中焚毀，以後一直廢棄不用。
公元1986年以來，發掘工作主要放在未央宮範圍內。其中最重要的是對一座西漢工官官署遺址的發掘。這座官署遺址呈東西向長方形，四周夯築圍牆，長134.7米、寬65.5米，內有署房十五間。在署房內共出土骨簽數萬片。骨簽由動物骨頭製成，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近。一般長5.8—7.2、寬2.1—3.2、厚0.2—0.4厘米。背面平直，正面孤脊形，上部磨平，文字皆刻其上。刻文分二類。一類是一行字的骨簽，字數6—7字，內容是物品名稱、規格、編號等。另一類是2—4行字的骨簽，字數少的十幾個字，多的30—40字不等，內容是紀年、工官及所屬官吏和工匠的名字。紀年自武帝至平帝的都有發現，還有一部分武帝以前的無紀年的骨簽。這批資料尚未全部整理公布，對骨簽的性質和使用法，目前都還不大清楚。
現在考古發現的西漢長安城是外郭城還是帶有內城性質的宮城？近年曾引起一場學術爭論。參加這項工作的考古學者認為，目前考古發現的西漢長安城是外郭城。有的歷史學者則認為，目前考古發現的西漢長安城是帶有內城性質的宮城。在它的北牆外、西牆雍門外和東牆宣平門外的郊區，還存在一個外郭城。個別古建學者甚至認為，不但北牆外有北郭，東牆三座門外也有東郭。看來這個問題應靠更多的田野考古途徑去尋求解決。
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群遺址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群遺址的發掘，最引人注目的是漢辟雍遺址和王莽九廟遺址。
辟雍遺址位於長安城安門外直南大道東側，北距長安城南牆約2公里。
整體建築由主體建築、圍牆、四門、圍牆四隅的曲尺形配房，以及圜水溝等組成。辟雍的主體建築建造在一個直徑62米的圓形夯土台上。夯土台的正中是平面呈「亞」字形的台基。台基上的「主室」、「夾室」已毀沒。台基四邊的「四堂」尚存。「四堂」之內各有抱廈、廳堂之類的設置。由出土現象推測，主體建築可能是一座三重屋檐的高大建築物。主體建築的四周築方形圍牆，每邊長235米。在四面圍牆的正中，各有一個門道。門道中有木門檻的痕跡。門道兩旁有土台，台上應有門樓。圍牆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建築比較簡陋，似為廊屋，或為守衛人員的居室。在圍牆的外面環繞圜水溝。圜水溝直徑368米，溝寬2、深1.8米，與西來的昆明故渠相通。根據建築形制以及遺址所在方位，推定它是西漢元始四年（公元4年）建造的「辟雍」。「王莽九廟」建築群位於長安城安門和西安門南出的平行大道之間，與辟雍隔道相望。這組建築群由十二座建築組成。建築形式全同。在1—11號建築的外邊有周環方形的大圍牆。圍牆每邊長1400米。12號建築在它的南邊正中。這十二座建築都由主體建築、圍牆、四門和圍牆四隅的曲尺形配房所組成。主體建築和圍牆的平面均作方形，輪廓如「回」字形。規距方正，分毫不差。1—11號建築，大小相仿，間距相等。分三排，東西並列。北排的1—4號遺址與南排的8—11號遺址，方位一致，南北對應；中排的5—7號遺址錯落於南排和北排之間。12號建築的圍牆與1—11號的圍牆大小相仿，但12號的主體建築比1—11號的主體建築約大一倍，細部結構也稍有區別。這組建築群中的每一個主體建築、圍牆和圍牆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其細部結構又與辟雍遺址相仿，但無圜水溝。建築群遺址雖然破壞嚴重，但可以互為補充，求得比較接近原貌的復原。根據這組建築群的所在方位，建築規模，以及遺址中出土有「始建國」年號和「節碭」地名等題記，證實這組建築正是《漢書·王莽傳》記載的「王莽九廟」遺址。
東漢洛陽城及南郊禮制建築東漢洛陽城大體作南北長方形，長寬之比，約如古人所說的「九六城」。東西北三面城垣都有幾處曲折，保存較好；南面城垣因洛河北移被毀，已無遺蹟可尋。如果把南垣長度以東西垣的間距計算，全城周長約14345米，相當於西晉里三十三里。從這個數字中減去晉金墉城突出於大城外部分的長度，所得大城周長約為西晉里三十里，與《續漢書·郡國志》引《帝王世紀》，又引《元康地道記》所載的里數基本相符。
西北東三面城垣，共探出城門十座：西垣五座，北垣二座，東垣三座。
現存城門遺址中，以北垣西起第一門為最大，此門即東漢的夏門，魏晉北魏的大夏門。城門缺口寬約31米，缺口中發現夯土牆兩堵，說明原有三個門洞。其他各門只有一個門洞。在東西垣一些城門外還發現有夯築雙闕遺址，確如《洛陽伽藍記》所載，東漢魏晉建都洛陽時，「城有十二門，門皆雙闕」。自曹魏至北魏，洛陽城城垣仍沿東漢舊制，絕大多數城門的位置相沿而不改。東漢洛陽城內的宮殿，主要是南宮和北宮。因未經發掘，遺址至今未被揭露。目前只能根據已探明的城門和街道的分布，大體標出它們的所在方位。城南的辟雍、太學、明堂和靈台等大型建築遺址，已先後發掘。辟雍、明堂、太學分立，建築形式各有不同。辟雍遺址位於開陽門外大道東側，由主體建築、圍牆、圜水溝三部分組成。圍牆平面呈方形，邊長約170米，圍牆外周繞圜水溝。辟雍的主體建築建於圍牆內正中，已毀沒，現僅存方形夯土台基。每邊長45米。公元1930年曾在這台基的南邊發現著名的晉武帝三臨辟雍碑，近年又在這裡發現了它的碑座。確證魏晉重建辟雍系利用東漢辟雍舊址。
太學遺址在辟雍遺址東北邊，四周夯築圍牆，平面略呈南北長方形，長220米、寬150米。圍牆內布列一座座平房，長數十米，頗規整。歷年收集的漢魏石經殘塊，大部分在這裡出土。
明堂遺址位於平城門外大道東側，與辟雍遺址東西相望。圍牆平面亦呈方形，北面圍牆已毀，東南西三面圍牆尚有遺蹟可尋。按銜接線復原，東西約386米，南北約400米。圍牆內正中的主體建築亦早已毀沒，現存圓形夯土台基，直徑62米。
靈台遺址位於平城門外大道西側，與明堂隔道相望。四周築夯土圍牆，平面呈方形，每邊長約220米。圍牆內正中是靈台主體建築。方形高台，全部夯土築成。台基每邊長約50米。台體四周有上下兩層平台。兩層平台上都有迴廊式建築，並有坡道互通。台頂已遭到嚴重破壞，每邊殘長31—41米，殘高8米。從出土的跡象觀察，原來應是「上平無屋」的形制。
參考書目1.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說》，中華書局1982年版。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城工作隊：《漢長安城武庫遺址發掘的初步收穫》，《考古》1978年4期。
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城工作隊：《漢長安城未央宮第3號建築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9年1期。
4.劉慶柱：《漢長安城布局結構辨析——與楊寬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10期。
5.楊寬：《西漢長安布局結構的再探討》，《考古》1989年4期。
6.唐金裕：《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2期。
7.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城發掘隊：《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遺址群發掘簡報》，《考古》1960年7期。
8.黃展岳：《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的位置及其有關問題》，《考古》1960年9期。
9.黃展岳：《關於王莽九廟的問題——漢長安城南郊一組禮制建築的定名》，《考古》1989年3期。
1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南郊的靈台遺址》，《考古》1978年1期。
12.段鵬琦：《漢魏洛陽城的調查與發掘》，《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516—521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第四節 秦漢長城及沿線城鄣烽塞
秦漢長城
近百年來，不斷有中外學者對秦漢長城及沿線的城鄣烽塞進行考察，主要的有：公元1900—1916年，英籍考古學家A.斯坦因曾三次進入甘新地區，對樓蘭、敦煌等地的漢晉烽燧遺址進行考察和掠掘。公元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對居延漢代烽燧遺址作過調查發掘。公元1942年，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團，曾對漢代玉門關、陽關及其以東的長城、鄣塞、烽燧進行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秦漢長城沿線的甘肅、寧夏、陝西、山西、內蒙、河北、遼寧等省區的考古工作者，又對這條長城進行過多次的勘查發掘。勘查證實，秦漢長城是在戰國秦趙燕三國長城舊址上發展起來的。它西起玉門關，東至遼東以遠，直線距離6000公里以上。全線大體上可以分為東中西三段。
秦漢長城的東段幾乎全部沿用燕長城。大約自內蒙古的化德縣與商都縣之間起，沿北緯42°往東，經河北省康保縣南，內蒙古太僕寺旗、多倫縣南、河北省豐寧縣北、圍場縣北，向東沿金英河北岸橫貫赤峰市，抵達奈曼旗土城子，藉牤牛河為天然屏塹，向北推移20公里，在牤牛河東岸的牤石頭溝又繼續向東伸展，至庫倫旗南部，進入遼寧阜新縣東北。根據《史記·朝鮮列傳》「秦滅燕，屬遼東外檄」的記載看，自阜新以東，秦對遼東的燕長城似未加以利用。近年在阜新、法庫、寬甸、靉河發現的長城遺蹟，從遺蹟附近發現的城址和出土遺物來看，全屬燕漢特徵的遺物，未見秦文化特徵的遺物。如果把這些殘段連成一線，西漢長城的東端應是《朝鮮列傳》所云：「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
秦漢長城的中段約自東經114°以西至102°之間。這段長城錯綜複雜，建置年代先後不同。大致可分為南中北三線。南線沿用秦國長城，西起自甘肅岷縣，循東北走向，經臨洮、渭源，寧夏固原，甘肅環縣，陝西吳旗、靖邊、榆林，循毛烏素沙漠東側，越窟野河，北上內蒙古准格爾旗，直達黃河南岸的十二連城。秦滅六國以後，蒙恬修長城以此為西段，漢初仍沿用。漢武帝時，西翼防線北移到河西走廊，這條長城遂失去原有的作用。
中段中線秦漢長城，大約橫貫於秦時九原、雲中郡境。經勘查，遺蹟由寧夏北上，穿越烏蘭布和沙漠北邊的雞鹿塞，進入內蒙古以後，透迤在狼山北面崗巒之上，至石蘭計山口，向東經固陽縣北部，又經武川縣南，沿大青山北，過集寧市，最後由興和縣北部進入河北省圍場縣境，與東段原燕國長城相銜接。這段長城，除了利用戰國趙長城以外，有一部分應是秦蒙恬所擴建。
中段北線，即漢武帝時修築的所謂「外城」。武帝「外城」，最早見於《史記·匈奴列傳》：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胸」，世稱「光祿塞」或「光祿城」，或徑稱「武帝外城」。這是一條複線長城還是長城外的一些不相連續的城鄣列亭？歷代史學家對此意見分歧很大。近年來，有不少考古工作者進行過實地勘查，一致肯定它是一條複線長城，而且分為南北兩條，只是對個別路段的走向看法稍有出入。一種意見認為，武帝外城位於陰山以北，分南北兩條，都向西北方向伸延，兩條走向近似平行，間距5—50公里左右。南面的一條起自武川縣境內，西越烏拉特中後聯合旗、潮格旗，向西北方向延伸，進入蒙古共和國境內。北面的一條，東起達茂聯合旗，西經烏拉特中後旗和潮格旗，伸入蒙古共和國境內，再轉向南，與額濟納旗境內的長城相連接。另一種意見認為，這兩條外城都是東起武川縣西部哈拉合的中線長城處，蜿蜒西北行，經達茂聯合旗、烏拉特中後聯合旗、潮格旗西北進入蒙古高原。北面的一條，一直伸延到阿爾泰山中；南面的一條，折向西南，與居延塞外的長城鄣塞相連接。我們認為，像這樣大面積的調查，出現個別路段走向出入是難免的。看來應有統一的組織，全面的複查，輔以現代的科學測繪記錄，才能取得最後的結論。
西段長城系漢武帝經營河西走廊時修建，大約自額濟納旗的蘇古諾爾湖畔起，沿額濟納河東岸至甘肅金塔縣的北大河畔，西循北山山地南麓，經敦煌疏勒河畔，至玉門關為止。自玉門關往西，直到新疆羅布泊湖畔的古樓蘭（鄯善），仍有不少漢代烽燧遺址，但已不見連接不斷的城垣，故一般指玉門關為漢長城的西端。
秦漢長城是軍事防禦建築，所經地帶自然環境差別甚大，修築方法大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平地夯土築造，山上石塊壘砌，在陡峭的崖壁處，則利用崖壁作牆身，或稍加修築而成；在兩山夾峙的山口，則採用土石混合構築。一般他說，夯土築造的長城，牆身大都毀壞不存，現在僅能見到牆基痕跡。牆基寬4—6米不等。「武帝外城」受自然侵蝕尤為嚴重，現在只能見到間斷的緩緩隆起的土梁。石塊壘砌的長城，石牆下寬上窄或兩壁垂直都有，高寬各4—5米，保存較好。不論夯築石砌，有不少地段都遺留有屢次修繕的痕跡。
長城沿線的誠郭鄣塞長城沿線內側，遍設邊城。這些邊城，多半屬於屯戍性質，一般小於內地縣城。有的邊城使用時間很長，與內地縣城無甚差別。城內有官署，有民居，有街道；城外有墓地，有的還附有城鄣、烽燧。到目前為止，已發現的秦漢長城沿線城址不下一百座。其中托克托古城村城址、准格爾旗瓦爾吐溝城址、寧城縣黑城子城址、奈曼旗沙巴營子城址等少數城址，可以確定始建於戰國或秦代，西漢仍沿用；其他大部分城址應是西漢時期（主要是武帝及其以後）設立的。
邊城城郭一般用夯土築造，除個別外，城門都設在南城垣正中。城垣平面有四種形式：（1）方形或長方形，一般每邊長420—600米。磴口市布隆淖城址、蘭城子城址和奈曼旗沙巴營子城址等屬於這種形式。
（2）呈回字形。城垣內外兩重，平面均呈方形。外城垣每邊長1000米左右，內城設在外城內中間，每邊長200—250米。官署設在內城，內外城之間為屯戍建築和民居。磴口市陶升井城址、烏拉特前旗三頂帳房城址、呼和浩特塔布禿城址等屬於這種形式。
（3）城中也設子城，但子城位於城內一隅，城垣規模略小於回形城。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城址、托克托哈拉板申城址、奈曼旗西土城子等屬於這種形式。
（4）形狀不規整。夯土城垣有曲折，如杭錦後旗太陽廟等少數城址。
在已發現的邊城中，有十八座可與史籍記載中的秦漢郡縣相印證。例如磴口市布隆淖古城為朔方郡臨戎縣城址，烏拉特前旗三頂帳房城址為五原郡郡治，托克托縣古城村城址為雲中郡郡治，准格爾旗瓦爾吐溝古城為西河郡廣衍縣城址，丹東靉河尖古城為遼東郡西安平縣城址，等等。
長城內外，凡重要的關口和適於瞭望的地方，都設置鄣塞、烽台。西起玉門關，東至奈曼旗沿線，發現不下數百處，有一部分已作了發掘。
鄣塞是邊城派出的鄣尉所在，規模較小，形同後世哨所。一般設有圍牆。圍牆有石砌，有土築。平面方形，每邊長數十米至100—200米。鄣門一般設在南垣，作瓮城形。城四角有的向外斜出，形同後代「馬面」設施。公元1972—1976年在額濟納河流域發掘的居延破城子甲渠候官遺址、甲渠塞第四燧遺址和肩水金關遺址，都屬於這一類建築。內蒙古西部黃河北岸的烏蘭布和乃格隆山口的雞鹿塞、潮格旗「武帝外城」內側的朝魯庫倫石城等，也屬於這類建築。
鄣塞的耳目是烽台。烽台用以警訊，都設在視野寬廣的山巔或草原上，沿線羅列，間距0.5—1公里，與長城距離不等。有的設在長城上，有的設在長城附近，有的遠隔數峰。設在山巔上的烽台，一般由石塊壘成，作圓柱形或圓錐形。大小高低因地而異。烏不浪山口東側的一個石烽台，傾圮後實測直徑10米。個別烽台四周加築圍牆。設在草原上的烽台，大都以黃土夯築而成，作圓錐體或方錐體，大小高低不一，一般基寬7—8米，高3—4米。有的四周加築圍牆。地處大漠戈壁的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區，至今仍保存著大量的城鄣烽燧遺址。敦煌西北地廣人稀，鹽鹼特重，城鄣烽燧遺址保存最好。有的烽燧，至今仍高10米以上。許多烽燧備用的「積薪」，依然整齊地在烽燧附近堆放著，甚至連攀登燧頂的繩索仍懸掛於燧旁，是研究漢代邊防鄣塞烽燧制度的最豐富最直接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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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黃展岳：《秦漢長城遺蹟的調查》，《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400—406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五節 漢代帝陵
西漢十一陵
西漢十一個帝陵，除文帝霸陵在西安東郊、宣帝杜陵在西安市東南郊以外，其餘九個帝陵都在渭河北岸咸陽市至興平縣境內。公元1962年開始勘查武帝茂陵，以後陸續勘查諸陵。公元1966年發掘文帝竇後墓的部分從葬坑。公元1970—1978年，發掘長陵的一個陪葬墓——楊家灣大墓和安陵一個陪葬墓的從葬溝。公元1982—1983年，勘查杜陵並發掘杜陵寢殿和陵園的部分門址。
渭河北岸西漢九陵的勘查，其主要收穫是澄清諸陵的方位及其排列順序。排除咸陽原上有西周陵的可能性，同時又對漢唐間的有關西漢陵的記述作了詳細校核。認定《漢書》臣瓚注所記諸陵的方位是可信的。《漢書》臣瓚注的諸陵方位被《三輔黃圖》、《水經注》和唐《元和郡縣誌》所採納，特別是《水經注》在記述北魏成國渠的流向時，詳細標明西漢諸陵的方位和順序，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可靠依據。於是在探明北魏成國渠遺蹟的基礎上，對漢陵逐一進行審定。審定後的西漢陵，自西至東的順序是：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義陵、惠帝安陵、高祖長陵、景帝陽陵。目前的推論是否正確，尚待發掘驗證。
西漢的陵寢制度西漢的陵寢制度，主要是勘查諸陵的墳丘，陵園的圍牆、門道和門闕；還有它們的后妃墓和陪葬墓。
除文帝霸陵「依山為陵」情況不明外，其他十個帝陵的墳丘都作覆斗形，用夯土築造。茂陵墳丘最大，底邊長230米、頂高46.5米。其他略小，一般頂高30米左右，底邊長150—200米。墳丘居陵園中央。陵園四周夯築圍牆，圍牆平面呈方形，每邊長400米左右。四面圍牆的中部辟一門，稱司馬門。門道寬15米左右。門道兩側各有一座土闕。土闕長40、寬15米左右。漢承秦制，設寢殿於陵園，並在陵園附近設廟。在各個陵園的內外地面上，目前還可以見到西漢建築的遺蹟和遺物，大約就是寢殿或原廟這一類建築的遺存。除杜陵寢殿已發掘，情況比較清楚以外，其他都無法確定。
后妃墓的外形與帝陵同，而規模略小。一般設在帝陵東邊，但有少數例外。陪葬墓集中在帝陵的東邊或北邊。
現存陪葬墓最多的是長陵，有63座。延陵陪葬墓最少，僅1座。勘察和發掘均可證明，漢陵陵區內的建築物，大都是在西漢末年焚毀的。
以杜陵為例。杜陵陵墓墳丘現存高29米，覆斗形，夯土築造。底部、頂部平面均為方形，底部每邊長175米、頂部每邊長50米。陵墓四面正中各有一條墓道。墓道內全部用夯土填築。四條墓道的底部都呈斜坡狀，平面呈前端窄、盡端寬的梯形。推測墓室是豎穴式的土坑，坑內棺槨用「梓宮、便房、黃腸題湊」之制。陵園以墳丘為中心，四面夯築圍牆。圍牆平面呈方形。每邊長430米、基寬8—10米。四面圍牆中部各闢一門。門址寬約85米左右。北門和東門遺址已發掘。得知門址由門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組成。門道寬84.24米、進深20.57米。左右塾的四壁都有壁柱，有掖門。配廊地面呈斜坡狀，方磚鋪地，廊道外有卵石散水，散水上有挑檐柱窩。遺址內有大量的磚瓦出土，瓦當數量很多，絕大多數是「長樂未央」、「長生無極」當。推定左右塾上必有門樓建築。陵園南門外東南邊設寢殿，已發掘。寢殿建在長方形夯土台基上。台基東西長51.2米、南北寬29.6米。四周為廊，廊寬一般2.1米，地面鋪磚。寢殿南北兩面各設三個門，東西兩面各設一個門。每門又分左右門道。構築頗為複雜。此外，還在杜陵北637米處發掘從葬坑一個。從葬坑由主室、車室組成。主室內出陶俑，皆男性，著帛衣，腰系革鉤，帶鐵兵器。車室有兩輛明器木車，配置鐵制的車馬器。
孝宣王皇后陵在杜陵東南575米處。墳丘亦呈覆斗形，底部每邊長145—150米，頂部每邊長45米，高24米。四面的圍牆亦呈方形，每邊長330—335米，基寬3.4—3.7米。四面圍牆的中部各闢一門。
杜陵的陪葬墓分布在杜陵東邊和北邊，現存59座。
東漢十二陵東漢遷都雒陽，據《續漢書·禮儀志》注引《帝王世紀》，東漢十二個帝陵，除了獻帝禪陵在河內郡山陽以外，其他十一個帝陵，或在雒陽故城的東南，或在雒陽故城的西北。故城東南的東漢陵區，尚未勘查，情況不明。故城西北當指令洛陽北部的邙山。現在邙山上猶存東漢墓數百座，早年從這裡流散出來的「黃腸石」很多，其中刻有「永建」、「陽嘉」等年號。近年又有許多新的發現。公元1964年曾發掘一座早年被盜掘的黃腸石墓，墓中尚存銅縷玉衣30片；公元1984年又發掘一座被盜掘的黃腸石墓，發現石上刻有「建寧」、「熹平」等年號，並有玉衣同出。由此推定，今洛陽邙山上確實存在一處東漢帝陵區；但具體陵名及排列方位，則無從確認。位處北邙之陰黃河之陽的所謂光武帝原陵，因陵西「光武廟」中有北宋開寶六年（公元973年）的修廟碑，而被歷代史學家所承認。通過近年對邙山東漢黃腸石墓的勘查，所謂光武帝原陵的傳統看法，也有待考古的重新驗證。
參考書目1.杜葆仁：《西漢諸陵位置考》，《考古與文物》198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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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建邦：《河南孟津送莊漢黃腸石墓》，《文物資料叢刊》（四），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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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南可：《從東漢「建寧」「熹平」兩塊黃腸石看靈帝文陵》，《中原文物》1985年3期。
第六節 漢代諸侯王列侯墓
漢代諸侯王列侯的墓葬大約有60多座。其中重要的，依死亡先後的順序有石家莊北郊趙王張耳墓，長沙馬王堆軑侯利蒼家族墓，長沙象鼻嘴吳氏長沙王墓，長沙陡壁山吳氏長沙王后曹■墓，阜陽雙古堆汝陰侯夏侯灶夫婦並穴合葬墓，永城芒山樑王家族墓，徐州北洞山某代楚王墓，銅山龜山楚襄王劉注墓，咸陽楊家灣絳侯周勃（或周亞夫）夫婦並穴合葬墓，廣州象崗南越王趙眜墓，滿城陵山中山靖王劉勝夫婦並穴合葬墓，曲阜九龍山魯王家族墓，巨野紅土山昌邑哀王劉髆墓，定縣八角廊中山懷王劉修墓，北京大葆台廣陽頃王劉建夫婦並穴合葬墓，高郵天山廣陵厲王劉胥夫婦並穴合葬墓，徐州石橋某代楚王夫婦並穴合葬墓，邗江甘泉山廣陵思王劉荊夫婦同穴合葬墓，定縣北莊中山簡王劉焉夫婦同穴合葬墓，定縣北陵頭中山穆王劉暢夫婦同穴合葬墓，亳縣曹氏宗族墓等。
墓制的分類和發展諸侯王列侯墓的構築形式可分兩大類。一類是豎穴土坑，即在地面下挖出長方坑，再在坑底用木板構築墓室（簡稱「木槨墓」），或用石板（塊）砌造墓室（簡稱「石室墓」），或用小型長方磚砌造墓室（簡稱「磚室墓」）。另一類是崖洞墓，即開鑿山洞，將整個墓葬全部穿鑿在山中，如滿城漢墓、銅山龜山漢墓；也有在山坡或山頂上先開鑿出豎穴石壙，然後在壙底用石塊或木板建造墓室，如廣州南越王墓、高郵天山漢墓。這兩種不同的鑿山造墓方法，都可以達到「鑿山為藏」的作用。
西漢早期的王侯墓，大多沿襲戰國以來的豎穴土坑木槨墓墓制。注重高大墳丘，深邃墓室，多重棺槨，隨葬帶有周代禮制象徵的銅陶器。大約到文景時期，模擬地上府第建築的風氣開始流行，槨室規模趨向宏大，諸侯王享用的「黃腸題湊」葬制和諸侯王列侯均可享用的玉衣殮服大量出現，顯示現實生活豪華高貴的絲織品、銅器、漆器、玉器、金銀器以及車馬、炊廚食品，等等，都隨同埋入墓室中。崖洞墓也在文景時期興起，洞穴中分為前室、中室、後室、耳室、側室、迴廊，儼如地上府第。隨後，為模擬地上府第提供更加方便的石室墓、磚室墓相繼出現，特別是磚室墓，傳播最快。東漢時期，磚室墓占居絕對優勢，費工巨大的崖洞墓走向衰退，「黃腸題湊」葬制也因不能適應磚室墓墓制而一度改用象徵性的「題湊石」（方石）。東漢中期以後，大型多室磚墓更加流行，強宗豪右僭越諸侯王列侯葬制的越來越多，「題湊石」實際上歸於消失，玉衣也不僅是王侯的專用品。東漢末期，戰亂不息，社會動盪，經濟凋敝，盜墓風熾，諸侯王列侯的豪華墓葬呈現全面衰敗，與一般漢墓難於區別了。
兩漢王侯墓制舉例下面按西漢早中晚三期、東漢前後兩期，各舉一例介紹，從中可以看到漢代諸侯王列侯墓的變化情況。
軑侯利蒼之妻墓（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長方形豎穴土坑，北邊有斜坡墓道。墳墓的上半部是在原土丘上積土夯築，下半部挖土為穴。墳丘現存高5—6米。墓口長20米、寬17.9米。墓口下有四層台階，墓坑呈覆斗形，往下逐漸縮小。墓底長7.6米、寬6.7米、深16米。棺槨為巨大的木板製成，置於墓坑底部正中。槨室井字形，中間是棺室，四周隔出頭箱、足箱、左邊箱、右邊箱。槨底承托三條墊木。棺槨上下四周填塞木炭和白膏泥。棺室里置四層棺。外棺為黑漆素棺，二層棺為黑地彩繪棺，三層為朱地彩繪棺，內棺內髹朱漆，外髹黑漆，再飾以絨圈錦和羽毛貼花絹，蓋板上覆蓋帛畫一幅。死者置內棺中，女性，年齡約50歲左右。葬式為仰身直肢直伸，全身裹殮各式衣著、衾被及絲麻織物十八層，連同貼身衣二件，共二十層。隨葬器物集中放置於四個邊箱中，總數1000多件，有漆器、紡織衣物、陶器、竹木器、木俑、樂器、銅鏡、農畜產品、食品、瓜果、中草藥、竹簡和印章，等等。根據2號墓出土的三枚印章，證實這裡是第一代軑侯、長沙丞相利蒼及其家屬的墓地。1號墓與2號墓並列，死者自應是軑侯之妻。而地層關係上稍早於1號墓的3號墓（死者利蒼之子），墓中隨葬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紀年木牘，由此推知1號墓下葬年代應在公元前168年稍後數年。中山靖王劉勝墓（滿城1號墓）墓穴升鑿於凌山岩石中。墓門朝東。全長51.7米，最寬處37.5米，最高處6.8米；容積約2700立方米。全墓分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後室等六部分。墓道斜坡式。墓道口用二堵土坯牆封門，二土坯牆之間灌以熔化的鐵水，鑄成一道鐵牆。甬道緊接墓道，長6.76米、寬4.5—4.8米、高5.3米，在其兩側為對稱的南、北耳室。兩耳室均作長條形，長16米多，寬3米多，高4.35—5米。甬道盡端通入中室。中室平面近似方形，長14.92、寬12.6米，四壁弧形，穹窿頂，高6.8米。中室、南耳室、北耳室和甬道內，原來都建有瓦頂的木結構房屋，出土時已倒塌。中室後面是後室，隔以石門。後室亦作穹窿頂的岩洞。岩洞中用石板建成石屋，有門道、主室和側室三部分。環繞後室還開鑿一道迴廊。除墓道外，各墓室都放置隨葬器物。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實用的車6輛、馬16匹、狗11隻、鹿1隻。北耳室置陶器，器內原盛酒、糧食、魚類等。中室主要是銅器、鐵器和陶器，室內還張設兩具帷帳。後室門道置石俑、弩機。主室內設棺床，上置棺槨，載以柩車，棺槨內及周圍放置大量鐵兵器，日常生活用具和五銖錢。側室象徵浴室，內置熏爐、銅燈等。總計隨葬器物3100多件，全部是實用品。另五銖錢2317枚。從隨葬器物的出土位置看，南、北耳室是庫房和車馬庫，中室是寬大的廳堂，後室是象徵臥室的內室。死者身著玉衣，頭枕鑲玉銅枕，腰部左側佩鐵刀一把，右側佩鐵劍兩把。玉衣全長1.88米，由2498塊玉片，以金絲編綴而成，所用金絲重1100克。出土銅器銘文中有「中山府」、「中山內府」，封泥文字「中山御丞」，銅器、漆器銘文紀年又都在三十年以上。據《漢書·諸侯王表》推定，被葬者應是中山靖王劉勝，死於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廣陽頃王劉建墓（北京大葆台1號墓）與王后墓東西並列，墳丘相連，長90、寬50.7、高8米。墳丘下是墓壙。墓壙呈覆斗形，上口長26米、寬21米，壙底長23.2米、寬18米、深近5米。壙內建木構墓室，上下四周鋪木炭和白膏泥。木構墓室由甬道、外迴廊、黃腸題湊、前室、後室、內迴廊等組成。墓道在墓壙之南，殘長34米。外迴廊內置有豹、馬、雁等禽獸和陶器、鐵器、漆器等。前室放置漆床、六博和陶器。後室有二槨三層棺和大量玉器及玉衣殘片，死者已被盜出棺外。內迴廊放陶器，墓道內埋置朱輪木車3輛，馬13匹。此墓早年被盜，剩餘隨葬器物尚有陶器、銅器、鐵器、玉器、漆器、絲織品等共400餘件，五銖錢100多枚。在內迴廊與外迴廊間以黃腸題湊隔開。它由大約15000根柏木條堆壘而成，柏木條長90、寬厚均約10厘米。木頭都向內。外圍長16、寬10.8、高3米；內圍長14.2、寬9、高3米。正南有門通向甬道。根據「黃腸題湊」葬制和墓中出土全是武、宣時鑄造的五銖錢，以及出土漆器上有針刻「廿四年五月丙辰」紀年，結合《漢書·諸侯王表》、《燕王旦傳》的研究，被葬者可能是死於漢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的廣陽頃王劉建。
中山簡王劉焉墓（定縣北莊漢墓）墳丘高20米，底邊長寬各40米。墳丘地下是一座以石材為題湊的大型磚室墓。斜坡墓道長50多米，一側附耳室。墓室平面呈凸字形，由甬道、橫列前堂、方形後室和迴廊組成。題湊位於磚室外圍，用經過加工的石塊單道疊砌，形成一圈繞墓室的石壁，四邊各長20米、高8米、厚1米左右。在磚室券頂上又平鋪石塊三層，厚約80厘米。共用石材4000餘塊，大部分鑿成近方形，長寬各1米左右，厚約25厘米。其中174塊有銘刻或墨書文字，內容為進貢石材的縣名和石工的籍貫、姓氏，個別的刻有尺寸。墓葬早年被盜，後室棺槨已毀，僅存少數骸骨和屬於兩個個體的鎏金銅縷玉衣片5169片。劫餘的重要器物有刻文「建武卅二年二月」的銅弩機，「大官釜」陶釜，少數玉衣片背面有「中山」墨書，以及玉枕、玉帶鉤、玉竅塞和東漢五銖錢153枚。根據題湊石葬制，出土屬於兩個個體的玉衣，銅弩機上「建武卅二年」銘刻和石刻題記所提供的年代範圍，推定墓主應是死於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的中山簡王劉焉與其王后的合葬墓。
中山穆王劉暢墓（定縣北陵頭43號漢墓）墳丘高12米，底邊直徑40米。墳丘地下磚砌墓室，規模宏大，由墓道、甬道、東耳室、西耳室、前室、中室、東後室、西後室組成。墓室南北全長27米多（不計墓道），最寬處13.8米。斜坡式墓道在墓門南邊，未發掘。墓門內有甬道直通中室。在甬道兩側各有一門通入耳室。兩耳室平面均呈長方形，東耳室內主要放置陶飲宴器具；西耳室內放置車馬器和儀仗用具。甬道與前室連接處又設一封門。前室長5米、寬2米，放置大量陶俑。前室北部接中室，中室作橫列式，寬敞高大，長10.5米、寬3.06米。中室後部有兩條甬道分別通入東後室、西後室。兩後室各置一棺一槨，均腐朽，僅存漆皮。墓葬早年被盜，兩具骨架棄置中室。在東耳室內發現銅縷大理石片400多片和錯金鐵鏡；西後室內發現銀縷玉片1100多片，以及錯金鐵刀、鐵劍等兵器。由此知西後室的被葬者是男性，身著銀縷玉衣；東後室的被葬者是女性，身著銅縷石衣。隨葬器物大多被擾亂，劫餘的重要器物有掐絲的金龍、金辟邪、金羊群、銀盒、青玉座屏、玉璧、玉璜、鐵鏡，以及各種鐵兵器和玉石飾品，還有東漢中晚期的五銖錢235枚。根據五銖錢和大量陶質模型器的斷代，並據《後漢書》東漢中山王世系的研究，推定墓主應是死於靈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的中山穆王劉暢及其王后的合葬墓。
秦漢墓在帝、王、侯的陵墓以外還有很多。除西藏、台灣以外，全國各省都有發現。粗略地計算，總數約四五萬座，已發掘的有一萬座以上。發現數量比較多，分布比較密集的地方是秦漢的都城和當時的郡縣所在地。在這些地方，秦漢墓的發現多達一千多座。這些墓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當時當地的文化特點，需要進行大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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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秦漢簡牘和石刻
秦漢考古材料中，有關於漢代農業方面的資料，關於漢代冶鐵業、紡織業和漆器製造業的資料，其中不少是關於漢代生產的重要資料。因為本卷丙編對這些問題將有所論述，這裡就不重複了。
出土的秦漢文物中，很多帶有文字。除了作為書寫材料的簡牘、縑帛書和主要作為信物的璽印以外，還有很多書寫、鏨刻或范鑄在各種器物上的文字，例如石刻、金文、陶文、漆書和鏡銘，等等，文字內容十分豐富。因篇幅限制，下面也只能就史料價值最大、對中國古文字的研究又有特殊作用的簡牘和石刻，略加論述。
秦代簡牘秦代簡牘，重要的發現有三批：第一批是公元1975年湖北雲夢出土的《編年紀》、《語書》和多種秦律的竹簡；第二批是公元1979年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為田律」木牘。第三批是公元1986年甘肅天水秦墓出土的《日書》等竹簡。
雲夢竹簡出睡虎地11號秦墓，共1100多枚。簡長23.1—27.8厘米，寬0.5—0.8厘米。簡文墨書秦篆，一般寫在篾黃上，少數兩面墨書。字跡大部分清晰可辨。從簡上殘存的繩痕判斷，竹簡系以細繩分上中下三道編連成冊。出土時，編綴的繩索已朽沒，前後次序大部分散亂。從書體、內容和其中多處避始皇名諱得知，簡文系多人書寫，有的寫於戰國晚年，有的寫於秦始皇時期。竹簡經整理編纂，分為《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和《日書》，共九種。《語書》、《封診式》、《日書》原有標題，《效律》原有「效」字標題，其餘各書系雲夢秦簡整理小組所擬定。
《編年記》52簡，記述了從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歷史。《語書》14簡。前8簡是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四月南郡守騰頒發給所屬縣、道嗇夫的文書；後6簡是南郡命所屬各縣書曹對吏實行考績。文義與前8簡相呼應，可能是前者的附件。《為吏之道》50簡，每簡分5欄，抄寫格式相同，都沒有標題和起迄標識。內容龐雜，主要是儒家處世言論的雜抄。還附抄兩條魏律，內容與出土秦律相近，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日書》有兩種。甲種166簡，正背兩面皆隸書，字小而密；乙種259簡，只正面隸書，字較大。兩種《日書》內容基本相同，所記都是關於預測吉凶和迷信習俗。《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和《封診式》，可通稱為《秦法律文書》。其成書年代早晚不同。《法律答問》中的部分律文應是秦孝公時商鞅所立。其他大部分是秦昭王至始皇初年所修訂。這批秦法律文書，除《效律》是一篇首尾完整的關於核驗帳目、物資和度量衡器的律文以外，其餘都不是該律的全文。這批秦律，內容十分廣泛，遠遠超出李悝《法經》的範疇，已具備刑法、訴訟法、民法、軍法、行政法、經濟立法等方面的內容。舉凡農田水利、牛馬飼養、糧食貯放、徭役徵發、刑徒服役、工商業管理、官吏任免、軍爵賞賜、物資帳目以及軍官任免、軍隊訓練、戰場紀律、戰勤供應、戰後獎懲，等等，都有具體規定。其中以刑法最為成熟。簡文反映了戰國晚期到秦始皇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等方面的情況。這時正是中國從諸侯割據向中央專制集權制的轉變時期，秦簡為研究這一歷史時期提供了可信史料。
青川木牘出土於郝家坪50號秦墓。長46厘米、寬2.5厘米、厚0.4厘米。兩面修治平滑，都有墨書文字。正面是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命丞相甘茂、內史匽更修《為田律》，共三行，121字。律文是關於田畝阡陌封埒的設置，以及對阡陌封埒的保護和道路的管理維修規定。背面文字四行，33字，內容是與律文有關的紀事。更修《為田律》出土於四川青川，表明這是秦政府針對蜀地新移民的情況而更修的，其目的在於維護新移民的土地私有權。但如何理解律文中畛封埒的含義，以及畛封埒和阡陌的關係，學者間還存在較大分歧。
天水竹簡發現於放馬灘1號秦墓，共460枚。簡上原有三道編繩，上下端各空出1厘米為天地頭，簡文以古隸書體寫在篾黃上，最多每簡43字，一般25—40字。出土時，編繩已不存，次序散亂，無篇題。經整理，內容有「日書」和紀年文書兩類。紀年文書8簡，系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邽丞向御史呈奏的「謁書」，敘述一名叫丹的人的故事。推測丹是1號墓的墓主。《日書》有兩種。甲種73簡，簡長27.5厘米。乙種379簡，簡長23厘米。以形式論，均系抄自當時日者占家手中的巫書，有不少言天道鬼的迷信條文，而更多的是講人與人相關的事，是研究先秦和秦文化的重要資料。
西北邊塞遺址出土的漢代簡牘本世紀初，西方學者便進入我國西北甘新地區，即漢代河西四郡和西域，從事考古活動。從公元1901年起，在新疆羅布泊樓蘭遺址、民豐尼雅遺址和甘肅敦煌居延烽燧遺址中相繼發現漢晉簡牘。隨後，中國學者也有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又有很多新的發現。
1.居延漢簡公元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瑞典人F.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漢張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烽燧遺址中採獲漢代簡牘約10000枚，年代約自武帝末至東漢中葉，以西漢簡為多。絕大部分是漢代邊塞上的屯戍檔案，一小部分是書籍、歷譜和私人信件等。資料已全部發表，並有不少研究論著問世。公元1972—1976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又在第一次發掘地點的附近掘獲19000多枚。內容甚豐，大致有詔書、奏記、檄、律令、品約、牒書、爰書、符傳、薄冊、書牘、歷譜術數、醫藥等。其中紀年簡1222枚，從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至新莽及於東漢建武初年的年號，基本上是連續的，其中以宣帝時期為最多。除少數爰書簡、律令簡、蓬火品約簡已發表外，大部分尚在整理中。
2.敦煌漢簡包括漢代敦煌郡和酒泉郡，即今甘肅敦煌縣、玉門市和酒泉縣。
先後發現六批。第一批是公元1907年，英籍考古學家A.斯坦因在敦煌縣西北採集705枚。第二批是公元1913—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縣西北和酒泉縣西北採集168枚。第三批是公元1944年中國學者夏鼐在敦煌小方盤城發掘48枚。第四批是公元1979年在玉門花海發現91枚。第五批是公元1979年甘肅博物館在敦煌馬圈灣漢烽燧遺址中發掘1217枚。第六批是公元1981年在敦煌酥油土發現76枚。六次總計發現漢簡2305枚。敦煌漢簡大部分是敦煌郡玉門都尉和中部都尉及其下屬各烽燧的文書檔案，內容大多與屯戍有關。年代自武帝末起，至東漢中葉，以東漢簡稍多。屬於酒泉郡的漢簡，包括酒泉郡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和東部都尉的簡，內容亦多屯戍文書。最早的紀年簡是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又有元帝、成帝、王莽以及東漢明帝、安帝年號簡。上述六批敦煌漢簡資料，已全部收入《敦煌漢簡》一書中。3.懸泉置漢簡公元1990年發現於甘肅敦煌市與安西縣之間的漢代郵驛懸泉置遺址中。遺址總面積約22500平方米，由塢和廄兩部分組成。經初步發掘，出土簡牘15000餘枚，麻纖維紙、帛書、封泥、五銖錢、文化用品、絲織品、鐵工具、糧食以及各種生活用品共2650餘件。簡牘多數出土於塢外西側的廢棄物堆積區內，有清晰的按時代自然堆積的層位；少數出土於房屋、馬廄內的垃圾中。經初步整理，絕大多數是木簡，少量竹簡。簡牘形制有簡、牘、觚、封檢、楬、削衣等。完整或較完整的簿冊約40冊。紀年簡最早是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最晚是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以宣帝、元帝、成帝時簡最多。文書有詔書、律令、科品、檄記、簿籍、爰書、劾狀、符、傳、歷譜、術數書、字書、醫方、相馬經，以及尚難以確定篇名的古佚書多種。懸泉置遺址簡牘的出土，使我們對兩漢郵驛設施的職能、機構設置、人員構成、管理制度等，有了初步的認識。簡牘內容突破了敦煌、居延漢簡的內涵，拓寬了簡牘研究領域，為漢代西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關係、郵驛制度、屯田制度等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4.西域漢簡公元1901—1941年外國學者曾多次進入羅布泊古樓蘭遺址活動，掠掘大量漢文簡牘、紙文書和佉盧文文書。漢文簡牘、紙文書，大部分是魏晉及前涼時期的屯戍簿冊，小部分屬東漢；佉盧文多屬經卷文書，年代與漢文相若。公元1930年和1934年，中國學者黃文弼在羅布泊北岸獲漢簡71枚，內容亦多屯戍簿冊，年代集中於西漢宣、元、成三世，不見東漢簡。公元1959年新疆博物館在尼雅遺址掘獲佉盧文簡牘66枚。公元1980年新疆樓蘭考古隊又在樓蘭城址掘獲魏晉前涼木簡、紙文書576件。另有2枚佉盧文木牘，年代屬東漢晚期。
漢墓中出土的簡牘漢墓中的簡牘，全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出土的。重要的有下列幾起：1.武威漢簡共三批，均出於武威漢墓中，包括公元1957年磨咀子6號漢墓中出土的《儀禮》簡、公元1959年和1981年磨咀子漢墓出土的王杖詔書令簡和公元1972年旱灘坡漢墓出土的醫藥簡。《儀禮》簡共三本九篇，實存469簡，27298字。它不同於今傳鄭玄注本和賈公彥疏本，經過勘對、考訂，證明是失傳的西漢慶（普）氏本或後（倉）氏本。抄寫時間可能在西漢晚期。它們都是當時經師誦習的本子。這是目前所見《儀禮》的最古寫本，在版本校勘上有較高的價值。公元1959年出土的王杖10簡，記東漢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幼伯受王杖事，並錄西漢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年七十受王杖」的詔書和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毆擊王杖主當棄市的令。公元1981年出土26簡，也是與王杖有關的詔書令簡，並錄汝南郡王安世等皆坐毆辱王杖主棄市的令。旱灘坡醫藥簡牘92枚，出土於東漢早期墓，內容抄錄的都是當時的驗方，比較完整的有三十多個，涉及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針灸科。有些藥方還記錄了病狀、服藥方法、針灸穴位、禁忌等，是研究漢代臨床醫學、藥物學和針灸學的重要資料。
2.銀雀山漢簡公元1972年出土于山東臨沂縣銀雀山兩座漢墓中。1號墓出土竹簡（包括殘簡）4900多枚，內容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先秦古籍及古佚書。《尉繚子》、《晏子》、《六韜》等書，唐宋以來就被疑為偽書，這次發掘，證實它們在西漢前期已經傳世，並非後人偽托。《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同時出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盛事，對於長期以來存在著關於這兩部書的一些懸案，因之得以徹底解決。2號墓出土《元光元年曆譜》簡32枚，以十月為歲首，是迄今發現的我國最早、最完整的歷譜。所記的朔晦干支，訂正了自宋《資治通鑑目錄》以來有關諸書的錯誤。銀雀山漢墓下葬於漢武帝時期，竹簡的抄寫年代應比墓葬稍早，從簡文書體屬早期隸書看，應是西漢文景至武帝初期寫成的。
3.馬王堆漢簡（附帛書）公元1972—1973年出土於長沙馬王堆漢墓。1號墓出「遣策」竹簡312枚，3號墓出「遣策」竹簡403枚，醫書竹簡200枚（內木簡10枚），另有木牘7枚。1號墓竹簡出土時已部分散亂，經復原研究，其順序大體是：開頭副食品、調味品、酒醴和糧食；其次是漆器、陶器、梳妝用具和衣物；最後是樂器、竹器，以及木製和土製的明器。遣策與隨葬品對照，大多數符合，這對簡文的辨識和隨葬品的定名都有很大幫助。對漢初的社會經濟、農業生產，以及生活習俗的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3號墓的遣策內容與1號墓略同，但增加了車騎、樂舞、僮僕及所持兵器、儀仗、樂器等方面的內容。醫書簡分為兩卷，其中一卷的內容與《黃帝內經》近似。木牘7枚，其中3枚記侍從、車騎；2枚記隨葬食品及其盛器；1枚記衣物；最後1枚記下葬日期及緘封者。據銀雀山《元光元年曆譜》簡推算，3號墓的埋葬時間應是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二月。1號墓大約稍晚數年至十餘年。
帛書出3號墓東邊箱一漆盒內。分兩種：一種寫在48厘米的整幅帛上；另一種寫在24厘米的半幅帛上。形制與簡冊制度基本一致。出土時斷裂破損嚴重。除個別外，均無篇題。經拼復編纂，大致可確定為28件，計12萬餘字。仿《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有六藝類、諸子類、兵書類、數術類、方術類和地圖。六藝類4件：《周易》，《喪服圖》，《春秋事語》和《戰國縱橫家書》。諸子類4件：《老子》甲本附卷後佚書3種，《九主圖》，《黃帝書》和《老子》乙本。兵書類，有《刑德》甲、乙、丙種3件。數術類11件：《篆書陰陽五行》，《隸書陰陽五行》，《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出行占》，《木人占》，《符篆》，《神圖》，《築城圖》，《園寢圖》和《相馬經》。方術類5件：《五十二病方》附佚書4種，《胎產圖》，《養生圖》，《雜療方》，《導引圖》附佚書2種。另有地圖兩幅：《長沙國南部圖》，《駐軍圖》。
帛書大部分用朱絲欄，墨書，也有一部分未划行格。字體有篆、隸兩種。有的書寫十分工整，有的較潦草，似非一人一時書寫。篆書寫本的抄寫時間，約在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左右；隸書寫本的抄寫時間，約在漢文帝初年（公元前179年）左右。
帛書內容涉及戰國至西漢初期政治、軍事、思想、文化以及科學等各個方面，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它豐富了古代史的內容，又可以作為校勘某些傳世古籍的依據。在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等方面，帛書也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經考定，馬王堆3號墓墓主系軑侯利倉之子，他用帛書隨葬，說明這批帛書是他生前讀用或愛好的，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死者甚至是那個時代的思想傾向。
4.張家山漢簡公元1983—1984年出土於湖北江陵張家山247、249、258三座西漢前期墓。247號墓竹簡最多，達1200餘枚，簡文約3萬字。這是我國漢簡的一次重要發現，其重要性可與睡虎地秦簡相埒。簡文內容有一半以上是漢初律令。律名與睡虎地秦律簡相同的有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傳食律、行書律等；與秦律簡不同和新增的漢律有奏律、亡律、戶律、雜律、史律、告律、賊律、興律、賜律、捕律、均輸律、爵律、津關律、收律、具律、□市律，以及奴婢律和變（蠻）夷律，等等。這批漢律的發現，使我們對蕭何制定的「九章律」內容有較具體的了解，為探討漢初社會制度開拓了新的眼界。此外，竹簡中還有《奏讞書》、《蓋廬》、《脈書》、《引書》、《算數書》等五部佚書，以及日書、歷譜、遣策。《奏讞書》是一部與漢律相關的重要文獻。《算數書》則是早於《九章算術》成書的一部數學著作。目前材料尚未全部公布，估計還有很多重要內容未被揭示出來。
5.鳳凰山漢簡公元1973—1975年出土於湖北江陵鳳凰山8、9、10、167、168、169六座西漢墓中，共竹簡548枚，木簡74枚，竹牘1方，木牘9方，共4000餘字，全部屬早期隸書，約抄寫於西漢文景時期。這批簡牘多數是「遣策」，所載隨葬品的類別、排列次序、數量等，與槨內實際情況大體相符。屬於文書、契約、賬目類的竹簡170枚，木牘5方，出土於9號墓、10號墓，內容涉及田租、算賦、芻稿稅、徭役、貸種實、鄉里收支賬目等項，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此外，有「告地策」竹牘、木牘各1方，分別出土於168號墓和10號墓。據牘文所載死者姓名、里居、爵位、下葬年月日，推定168號墓死者是「市陽五大夫■少言」，下葬於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10號墓死者是「平里五大夫張偃」，下葬於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6.揚州漢簡兩批。一批是邗江胡場5號西漢墓。共木牘13方，內容為神靈名位牘、日記牘、文告牘、喪祭物品牘。另有記載隨葬器物的木籤6枚、木觚7枚。另一批出儀征胥浦101號西漢墓，有「先令券書」竹簡16枚，賻贈木牘、木觚各1方，木牘衣物券1塊。「先令券書」是墓主朱夌臨終前夕所立遺囑文書。立囑人、代書人、證人，一應俱全，顯然具有法律效力。它是我國考古發現中時代最早的遺囑，在漢代簡牘中甚為罕見。
此外，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出土《蒼頡篇》、《詩經》等古籍殘簡多種。河北定縣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40號墓）出土《論語》、《儒家者言》等古籍殘簡多種。青海大通上孫家寨115號西漢墓出土似為兵書佚文殘簡多種。
秦漢石刻秦漢石刻，包括碑、碣、摩崖、墓記和石經。從北宋以來一直受到金石學家的重視，著錄數以千計。一般稱「秦刻石」、「漢代石刻」或「漢代碑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又有不少新的發現。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東巡嶧山、泰山、琅琊、之罘、東觀、碣石、會稽時，都立紀功刻石。除碣石刻石可能是摩崖刻石以外，其他都是碣刻。現在僅存《琅琊刻石》殘塊和《泰山刻石》殘片，還有後世仿刻的之罘、碣石、會稽三石拓本。
漢代石刻絕大部分是東漢時期的。西漢時期不多，傳世僅見《群臣上壽刻石》、《麃孝禹刻石》等數石。東漢石刻以碑刻和摩崖石刻為大宗，刻文內容除了仍以紀功頌德為主以外，還出現許多記事碑和契約性質的碑刻。專門用於墓葬的墓碑、墓記和專門用於刊刻經籍的石經，也在東漢時期出現。褒斜道石門上的《鄐君開道碑》、《楊君石門頌》、《李君表》、《楊伯邳生平碑》，以及《劉平國碑》、《西狹頌》、《裴岑紀功碑》、《曹全碑》、《張遷碑》等，都是有名的紀功碑。現存山東省曲阜孔廟的《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碑文記述祭孔盛況及修飾孔廟等活動，屬於記事碑刻。公元1958年河南南陽出土的《張景造土牛碑》，記述張景包修土牛等設施，也屬於記事碑性質。券約碑刻則以1973年偃師出土的《侍廷里約束石券》最具特色。石券記侍廷里二十五個父老成立里「」，斂錢買容田的一些管理條例和規定，刻石以為約束。公元1966年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和傳世的會稽買山地石刻，也屬於這一類。但不論是屬於什麼性質的碑刻，它們都是研究當時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墓碑立在墓前。墓記置於墓內，或刻於墓內石壁，或刻於墓前石祠。刻記死者姓名、官職、生卒年月，以及對死者的悼詞或頌辭；而且經常採用韻文形式造句。最著名的墓碑是《鮮于璜碑》，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立，公元1973年發現於天津武清縣，同時發掘鮮于璜墓。碑座為長方覆斗狀，碑身高242、寬81—83、厚12厘米。碑首圭形，題額居碑首正中，下方一圓穿。額文陽刻篆書「漢故雁門太守鮮于君碑」十個大字。題額兩側刻青龍白虎各一。碑陰額首刻一朱雀。碑身兩面刻文，皆隸書。正面碑文記述鮮于璜的生平經歷、死亡年月，附以頌辭；碑陰刻長篇四言韻語，末附其家族世系。碑陰的這種文式，在漢碑中尚屬少見。墓記出土很多。公元1929年洛陽出土的賈仲武妻馬姜墓記，公元1973年南陽出土的許阿瞿墓記，公元1980年邳縣出土的繆宇墓記，公元1980年嘉祥宋山出土的安國墓祠題記，和公元1973年蒼山出土的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墓記是其典型。蒼山元嘉元年墓記還是一篇很優美的韻文作品，對研究當時的音韻、文學，有重要參考價值。刻經始於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魏正始年間，又刻「三體石經」，與熹平石經並立於漢魏洛陽故城南郊太學講堂的東西兩側。原碑早已不存。宋代以來，時有石經殘石出土。五十年代初期，馬衡將全部出土殘石匯編成《漢石經集存》。七十年代，在洛陽故城南郊東漢太學遺址中又發現漢石經殘石600多塊，碑趺14塊。經復原研究，對碑石數量、排列次序，以及在校勘經本等方面，都有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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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漢代少數族地區的考古資料
漢代少數族地區的考古資料，主要是北方地區以匈奴、鮮卑為代表的遺蹟和遺物；今新疆地區以于闐、樓蘭、姑師、烏孫等西域諸國的遺蹟；以及川西雲貴地區以滇、夜郎為代表的西南夷遺蹟。
北方地區本世紀初，瑞典人安特生等人曾在今內蒙古西部收集過一些以各種動物紋為特徵的匈奴文化系統的遺物，習慣上稱之為「鄂爾多斯青銅器」。科學的匈奴考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開展起來的。到目前為止，已獲得多批匈奴墓葬資料。時代相當於春秋晚期至戰國晚期的重要資料有：杭錦旗的桃紅巴拉墓群，阿魯柴登墓葬，涼城縣的毛慶溝墓地，烏拉特中後旗的呼魯斯太墓地，准格爾旗的西溝畔墓地，玉隆太墓地，速機溝、瓦爾吐溝的遺物，以及寧夏固原縣鴉兒溝、楊郎村的遺物。這個時期的匈奴墓，以出土鄂爾多斯式青銅器著稱。主要的器形有「觸角式」短劍、鶴嘴形斧、弧背凹刃刀，各種富有遊牧民族特色的牌飾和帶扣。屬於戰國晚期的阿魯柴登墓，出土金鷹冠飾等一批製作精美的金銀器，西溝畔2號墓出土9件漢字刻款的金飾牌、銀節約，尤引人注目。
屬於兩漢時期的匈奴考古資料，重要的是准格爾旗西溝畔、東勝縣補洞溝、寧夏同心縣倒墩子三處墓地，以及族屬尚有爭議的遼寧省西豐縣西岔溝墓地。
西溝畔發掘8座匈奴墓，時代相當西漢早期至中期。補洞溝發掘9座，屬於西漢末至東漢初的南匈奴墓。西溝畔4號墓是西漢初期的匈奴貴族墓。墓中出土一批精緻的以金銀玉石琉璃等質料製作的頭飾和項飾，高浮雕的盤角臥羊金飾牌、花草紋的包金帶飾品，以及與西漢中原貴族墓所出極為近似的玉舞人、龍虎紋佩飾等，都是難得的珍品。其他16座都是小型的豎穴土坑墓，葬俗仍保留傳統的殉牲習俗，隨葬少量的工具和器皿，其中既有本族特徵的小口細頸瘦腹罐和襯托草木圖案的動物紋飾牌，又有相當數量的漢式器物，如鐵鼎、鐵劍和銅鏡等。
倒墩子發掘27座西漢中晚期匈奴墓，情況與西溝畔、補洞溝所見略同，除多數是豎穴土坑墓以外，還有少數偏洞室墓。也有殉牲習俗。隨葬小口細頸瘦腹罐和襯托草木邊飾的各種動物紋飾牌，以及來自中原的陶器、漆器、鐵器和五銖錢。根據出土遺物的特點，結合文獻推斷，應屬於西漢安定郡屬國降漢之匈奴人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西溝畔、補洞溝和倒墩子都有小口細頸瘦腹罐隨葬，而這種形式的陶罐，在蒙古諾彥烏拉和俄羅斯外貝加爾的漢代匈奴墓中也經常被發現；各種動物紋飾牌，也基本相似。說明它們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能夠反映匈奴文化面貌的器物群。
北方草原最東端的西豐西岔溝，地處西漢遼東塞外、長城以北。墓地面積約8000平方米，估計有墓葬500座，已遭部分破壞，僅發掘63座，全是長方形土坑墓，單人葬。墓地中心的墓葬較大，隨葬品較多；墓地邊緣的墓葬較小，一般只隨葬1件粗陶罐、一副鐵刀錐和零星的服飾品。共出土遺物13800多件。帶有北方遊牧民族風格的遺物，主要是帶扣、各種動物紋飾和騎士出獵，捉俘虜的雕像。漢式遺物有鐵工具、各式刀劍、銅鏡和銅錢。關於西岔溝墓地的族屬，一般認為屬於匈奴部族集團，但也有認為應是東胡族的烏桓人。
此外，陝西省長安縣客省莊曾發現1座西漢初匈奴墓，出土2件透雕角牴紋銅飾牌。內蒙東勝縣、陝西榆林縣、西安市曾發現東漢匈奴語官號印，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發現1座東漢南匈奴墓，出土「漢匈奴歸義親漢長」銅印。在新疆東部的哈密、巴里坤、木壘等地也零星發現南匈奴遺物。這些都對匈奴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漢代鮮卑考古資料，在東部，最重要的是吉林榆樹縣老河深墓地，時代約當東漢初期或稍晚。遼寧北票、義縣等地發現的慕容鮮卑遺蹟，已屬魏晉時期。西部的拓跋鮮卑遺蹟，從北起黑龍江上游的額爾古納河畔，南迄內蒙古河套東部，都有發現。重要的有滿洲里附近的完工墓群、扎賚諾爾墓群，巴林左旗南楊家營子遺蹟，烏蘭察布盟二蘭虎溝墓群，以及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百靈廟砂凹地墓群。
榆樹縣老河深村共發掘鮮卑墓128座。墓葬由北向南呈長條形分布，排列有序，多數頭向西。墓地西部和南部集中一批較大的男女並穴合葬墓或一男二女並穴合葬墓。並穴合葬墓全是豎穴土坑。有木棺，仰身直肢葬式。男墓在右，女墓在左；或男墓居中，二女墓在兩側。隨葬品大多是實用器。男性墓隨葬品較多，主要是鐵制的兵器、工具、馬具和動物紋銅飾牌，間或有漢式的鐵長劍和銅鏡。女性墓大多隨葬金銀飾品及少量鐵馬具、工具。殉牲用馬，有的墓實行火葬。
老河深墓地的文化面貌與西岔溝墓地、扎賚諾爾墓地大體相似，都出土具有北方遊牧民族特色的炊具——鏤空圈足銅鍑，類似的帶扣和動物紋飾牌。但老河深多鐵器，製作一般較工整，顯示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故推定其時代約當東漢初期或略晚。東漢時，這裡屬鮮卑東界，東與夫余相鄰。從墓地反映的民族習俗與史籍記載相印證，推定為鮮卑人墓地。
拓跋鮮卑是鮮卑諸部中居於最東北的一支，早期活動在大興安嶺北部。
公元1980年在鄂倫春嘎仙洞發現北魏石刻，證明這裡是拓跋鮮卑舊墟石室。後來拓跋部從東北逐漸向西南遷移。完工墓群和扎賚諾爾墓群，就是他們留下的時代最早的遺蹟。完工發掘6座墓，都是豎穴土坑，以樺木板為槨，實行家族叢葬，殉牲牛馬狗亦同埋坑中。隨葬品較多，主要的是各種骨器、石器、珠飾和銅扣帶飾。陶器有壺、罐等，數量不多，皆手制。葬俗和器物都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反映出當時拓跋鮮卑以遊牧經濟為主，內部維持著大家族組織。隨葬品中還發現有陶鬲、漆器和絹麻殘片，說明當時與漢文化已有聯繫。扎賚諾爾東距完工約60公里，發掘31座，皆豎穴土坑墓，內置樺木棺，大部分單人葬。陶器出現輪制，器形較多。鐵兵器和銅炊具（鍑）已出現。隨葬品和殉牲的數量已有很大差別。從葬俗到隨葬品都可以看出扎賚諾爾墓群與完工墓群屬於同一文化的不同發展階段。扎賚諾爾墓中，出土有漢式規矩鏡，「如意」錦殘片，又有匈奴文化特徵的銅鍑和各種動物紋飾牌，說明墓地主人與漢文化的聯繫，又受匈奴的影響。
南楊家營子、二蘭虎溝和百靈廟砂凹地三處墓地，是拓跋鮮卑南遷而後西遷路線上的三個地點。南楊家營子除有墓地外，還有居住遺址。這三處墓地的墓制和隨葬器物與扎賚諾爾相近，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徵，從陶器和骨器的製作看，顯然又比扎賚諾爾進步。由鐵工具的大量使用和骨紡輪的出現，又可以看出這三處墓地的經濟生活比扎賚諾爾有了發展。南楊家營子出土一枚東漢中晚期五銖錢，砂凹地出土剪輪五銖，二蘭虎溝墓中隨葬日光鏡、「長宜子孫」鏡和鑄有「大吉」的銅鈴，表明這三處墓地已經接近東漢晚期，受漢文化的影響很深。
以後拓跋鮮卑繼續向西南遷移，活動範圍集中到今內蒙古和林格爾、涼城至山西大同一線，沿途又有不少遺蹟和遺物被發現，但時間已進入魏晉時期了。
新疆地區新疆的考古資料，按不同的文化類型，大體上可分五個部分，即：南疆塔里木盆地的遺蹟；羅布泊古樓蘭遺蹟；東疆的石堆墓；伊犁河的土墩墓和北疆的石人石棺墓。
塔里木盆地的考古資料，主要是民豐縣的尼雅遺址和和田縣的買力克阿瓦提遺址。
尼雅遺址於本世紀初被英籍A.斯坦因等外國探險家所發現，並遭到多次掠掘。公元1959年新疆博物館又作過調查，對其中的兩處聚落遺址進行局部發掘。獲得不少富有地方特色的木器、陶器，以及「長宜子孫」殘鏡、東漢五銖錢、漢「司禾府印」印范；還有書寫佉盧文、古和田文的簡牘。在遺址北邊發現一片墓地，許多獨木舟式的棺木已暴露在沙面上。發掘的一具木棺作四柱足的長方箱形，長約2米。直接埋於沙中，無墓壙。棺內有夫妻合葬乾屍二具，男右女左。男屍黑髮高鼻高顴骨，女屍多髮辮。二具乾屍所著的衣物絕大多數是內地生產的絲織品，包括漢字織錦，「君宜高官」銅鏡，還有兩塊藍白色的蠟染印花棉布。發掘者根據遺址所在的方位，與《漢書·西域傳》相印證，推定這裡應是西域的精絕國。
買力克阿瓦提遺址位於和田縣南玉瓏喀什河西岸。公元1928年西北科學考察團作過勘查，發現有平面方形的內外兩層城垣。公元1977—1979年，新疆博物館再次調查時，城垣已毀，僅存大小高低不等的土墩和數百個柱礎石。在遺址北部發掘一處寺廟遺址，掘獲一批佛像殘塊和壁畫殘片。寺廟附近掘獲一件大陶缸，內盛西漢五銖錢約45公斤。遺址中部又有陶窯和燒成的陶器遺存。發掘者認為，這裡似為西域于闐國的一個城府。
本世紀初，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國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先後到羅布泊古樓蘭城址進行考察，掠走大批文物。公元1929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到這裡發掘。公元1979—198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又對它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的調查和發掘。現存的樓蘭古城址，建於東漢，平面呈方形，每邊長330米左右。在城內調查和發掘的佛塔建築、官署遺址，以及先後挖獲的漢文木簡412件、紙文書164件，則主要屬於魏晉時期。在樓蘭城郊發掘9座漢墓。出土許多珍貴的絲毛棉織品，其中有不少是內地生產的漢隸織錦、銅鏡、漆器、五銖錢。根據對墓中6個頭骨的測定，結果有5個屬歐洲人種，1個屬蒙古人種。5個歐洲人種中有4個與地中海東支的印度——阿富汗類型接近，1個介於地中海與帕米爾——莫爾干類型之間。另1個屬蒙古人種的頭骨，接近於南西伯利亞類型。由此似可認為，古樓蘭地區的居民種族是以歐洲人種的地中海東支類型占優勢的。
東疆的石堆墓分布在哈密至阿拉溝一帶。因墓坑地面上有塊石封堆，故名。共發掘152座。石堆呈圓形或長方形，大小不等，一般直徑2.5米、高0.2—0.5米。石堆下是長方形豎穴土坑，單人葬。早期墓一般隨葬紅色彩陶器、木器、骨蚌飾品。後期墓出現男女合葬，一般隨葬紅色素陶器、鐵器、絲織品。較大的石堆墓往往在石堆四周圍築石垣，平面近方形，長寬各10餘米。墓底置木槨室，槨蓋上鋪葦草，其上填石積沙直至地表。隨葬富有地方特色的金銀牌飾和內地生產的漆器、銅鏡。石堆墓的碳素測定並校正，早期墓約當戰國；後期墓約當西漢。據《漢書·西域傳》的記載，西漢中期以前，在吐魯番盆地及其周圍居住的是姑師人。漢武帝遣趙破奴破姑師，「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後期的石堆墓應屬於車師前國初期階段的姑師人。
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因地面上有圓丘形的封土堆，故名。土墩墓大部分是幾個或十幾個為一組。土墩大小不等，但每組土墩墓的大小基本一致。封土內經常發現馬羊狗的骨骸，封土上或鋪一層卵石，有的封土周圍環繞淺溝。公元1961年以來先後在昭蘇縣夏台、波馬發掘土墩墓19座。墓室豎穴土坑，東西向，南北並列排列。可分三期。早期墓一般隨葬手制的陶罐、陶缽、陶碟；中期墓也以陶器為主，器形較規整，新出現陶碗、陶盤、陶燭台，還有漢式的鐵環骨刀和鐵犁鏵；晚期墓的陶器皆輪制，器形也較複雜，個別大墓隨葬絲毛織物、金器、銅器、漆器等。發掘者推定它是西漢時期的烏孫人墓葬；並且認為，西遷後他們已進入階級社會，居民以牧為主、農業為輔的相對定居生活。昭蘇土墩墓的13具人骨鑑定還表明，土墩墓的死者大部分是歐洲人種頭骨，並有少量蒙古人種混血。在6個女性頭骨中有2個混雜的類型，其中1個似與南西伯利亞類型接近。昭蘇烏孫人骨的研究結果，與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境內烏孫人材料的研究基本相符。
北疆的石人石棺墓分布在準噶爾盆地周圍。公元1961年進行一次廣泛調查，公元1963年在阿勒泰縣克爾木齊發掘32座。有的在墓地周圍豎列矩形石垣，石垣前立石人或三四塊條石。石垣內埋多座墓葬。墓制有豎穴石棺墓和豎穴土坑墓兩種，個別的土坑墓在骨架四周圍以數塊片石，構成象徵性的石棺。豎穴土坑墓上都有卵石封堆或在封土上覆蓋卵石。豎穴石棺墓一般沒有。葬式以屈肢葬居多，仰身直肢葬較少，個別作俯身直肢葬。石垣內的方形大石棺墓中，還經常發現亂骨葬，肢解埋入，交互疊壓，或身首異處，一般埋數人，多達二十人（以頭骨計）。發掘者認為，他們的身份應是殉人。隨葬品很少，放置無規律。主要是石罐、石鏃，手制的陶罐，還有少量的銅器和鐵器。由於考古工作做的還不多，它們的時代和彼此間的關係都不甚清楚，目前只能籠統地認為，石人石棺墓可能是西漢至唐代一千餘年間，生活在這裡的幾個不同民族的遺存。
西南地區居住在今川西高原和雲貴地區的各族，漢時通稱「西南夷」。
已發現的「西南夷」墓葬和遺物已遍及這三個省的四十多個縣市二百多個地點。按不同的文化類型，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部分，即滇池為中心的滇墓；洱海為中心的滇西各族墓；黔西北的「夜郎」墓和川西的大石墓和石棺葬。
滇池區域的考古發現，以晉寧石寨山墓地最負盛名。公元1955—1960年先後發掘4次，共發現墓葬48座，出土遺物4000多件。公元1964—1979年，先後在安寧太極山、江川李家山、呈貢天子廟，又發掘同一文化性質的墓葬88座，出土遺物3000多件。公元1977年以來，滇池附近各縣的三十多個地點又有零星發現。大致說來，這種文化分布在以滇池為中心，東北至曲靖，西至祿豐，南至元江的範圍內。由於在石寨山6號墓中發現了金質的「滇王之印」，所以將這種類型的墓葬稱為「滇文化墓葬」，或簡稱「滇墓」。這種墓葬的時代延續很長，大約從戰國晚期到東漢早期。根據幾種主要青銅器的組合、演變，可以把這批墓葬分為三期。第一期的年代，大約相當於戰國晚期到西漢前期。隨葬尖葉形鋤、粗莖劍、空首鉞、「石寨山式」銅鼓、貯貝器、干欄式房屋模型、透雕動物飾牌、圓盤狀飾牌、璧環狀手鐲和圓形扣飾為典型的「滇文化」器物。第二期的年代，大約相當於西漢中期。這時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銅兵器、生產用具逐漸減少，內地輸入的鐵器和模仿內地製作的器物大量出現。第三期的年代，大約相當於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這時地方民族特色的器物近於絕跡，內地輸入的鐵兵器、生活用具和五銖錢，已占絕對優勢。
隨葬器物在三個不同時期的變化，反映了自戰國末楚將莊0入滇，直到漢武帝在此地設置益州郡之後的一段時間內，滇人還在相當程度上保持著自己的社會形態。不少學者從多方面的材料論證滇人的社會性質是處於奴隸占有制的早期階段。西漢末到東漢，原有的滇文化已不復存在，與中原漢文化融合為一體。
洱海區域的「西南夷」材料比較複雜，可分土坑墓和大石墓兩大類。重要的土坑墓有楚雄萬家壩墓地，祥雲大波那墓地和劍川鰲鳳山墓地，時代大多相當於戰國至西漢早期。在永勝縣金官龍潭和大理市大墓坪、金梭島等地也有零星發現，時代較晚。土坑墓有單人葬、二次葬、多人合葬或解肢葬。葬具有木棺、獨木棺、銅棺或無葬具。隨葬器物以青銅器為主，但器形頗不一致，具有共同特徵的青銅器是劍、斧、鋤、鼓和鐲。劍作空心扁平莖、山字形格；斧身扁平，形似鉞，滇池區域未見；鋤身近方形或半圓形，與滇池所出近似；銅鼓造型似滇池區域所出，但較原始、簡樸；鐲多數為長條形銅片彎曲而成，亦不見於滇池區域。祥雲大波那墓地還有干欄銅房屋模型、家畜模型。晚期墓出土的同類器，器形已有變化，而且有銅鐵合制器和鐵器。大約在西漢末到東漢，滇西大部分地方已進入鐵器時代。關於滇西青銅文化土坑墓的族屬，目前還沒有一致的看法。比較傾向的意見是：青銅文化時代的洱海區域居民屬氐羌系的昆明諸種，而萬家壩介於滇與昆明交界處，所反映的基本經濟社會是「耕田有邑聚」，應屬於濮系的「靡莫之屬」。滇西大石墓分布於金沙江至怒江一帶，材料比較零散，有的與土坑墓雜處，部分隨葬品也相似，但滇西大石墓實行多人一次性叢葬（主要是多人二次撿骨葬），與本地土坑墓不同，與川西南大石墓也不是一個文化系統。看來應是滇西青銅文化的另一個類型。
貴州西部的赫章縣可樂區和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中水區，先後發掘近200座富有本地特徵的墓葬。這兩批墓葬，都作小型的長方形豎穴土坑，與滇池區域的小型滇墓近似。隨葬帶有民族特徵的器物也與滇墓所出的相同或相似。貴州西南部也有零星發現。赫章、威寧，漢初屬西南夷的夜郎故地，漢武帝以後是犍為郡漢陽縣地。根據《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記載，夜郎與滇同屬「魋髻，耕田，有邑聚」的民族，兩地所表現的文化面貌的一致性，是與史籍記載相符合的。這兩批墓葬的發掘，為探索戰國秦漢時期古夜郎的文化，提供了第一批珍貴的實物資料。但是，兩地發掘的都是小型墓，還不足以反映當時夜郎的典型文化面貌。夜郎文化的真象，還有待進一步充實、驗證。
川西南大石墓以安寧河流域為中心，沿河兩岸都有發現，而以西昌縣境內分布最為集中。這裡的大石墓系在地面上用巨石砌成，石室長達10多米。實行二次撿骨葬，人骨直接堆積在墓底，可延續使用數百年，埋葬若干代人，與滇西建於地下的大石墓不同。早期墓的隨葬品大部分是實用的陶器，以雙耳敞口罐為主，每墓隨葬常達100多件。石器和青銅器不多。晚期墓隨葬青銅器增多，以鐲、環、髮釵等裝飾品為主。鐵器開始出現。大石墓出土的無格銅劍、長骹矛、銅柄鐵劍、雙耳敞口罐、凸唇邊手鐲、玦形耳環、玉石管飾等，與滇、「夜郎」系統的器物近似，其分布地域和時間，又與《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中的邛都相符。由此推測，川西南大石墓可能是邛都人的遺存。
石棺葬又稱石棺墓、石板墓、板岩葬。主要分布在阿壩藏族自治州境內，岷江上游的汶川、理縣、茂汶的沿河兩岸。共發掘80多座。墓向大體一致，似行氏族公共墓地制。葬式一般為仰身直肢，單人葬，麻布裹殮；也有少數行二次葬或火葬。隨葬品不多，一般只有二三件陶罐。發現最多的是一種富有特徵的雙耳罐。有的可從隨葬品的不同來區別性別：男性隨葬劍盾；女性隨葬貝飾、蚌飾和紡輪。少數較大的墓，發現有秦漢銅錢和中原式器物。石棺葬大約流行於戰國至西漢晚期。據《史記·西南夷列傳》，冉在筰的東北，它的位置正當岷江上游；武帝時在冉地區設置汶山郡，郡治在今茂汶境內。由此推測，石棺葬可能是冉一類民族的遺存。
川西雲貴高原，古代民族眾多，遷徙不定，來源複雜，除滇池區域有較多的考古工作以外，其他區域工作不多，又缺乏研究。以上意見，只能說是目前的傾向看法，不能作為定論。可以說明的一點是，自漢武帝開拓西南夷設置郡縣後，中原物質文化大量傳入，與富有特色的西南夷各族文化相融合。西漢晚期到東漢，西南夷各族文化相繼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土坑墓、磚室墓或崖墓，隨葬井灶壺罐，成為與中原文化融為一體的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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