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四十章　醫藥學

1840年以後，西方文化大量湧入，西方醫學也隨之蜂湧而至，並逐漸發展，終於成為我國一支重要的醫學力量，從而與我國固有的傳統醫學——中醫學形成對峙的局面。這種局面充分顯示出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特點，也顯示出這種社會醫學的獨特的性質。 第一節　傳統醫學的緩慢發展 清代以來，由於封建保守思想的極端發展，中醫的發展是極為緩慢的，有些方面甚或停滯不前。 醫學文獻學在尊經復古之風的影響下，醫學考據之風盛行，對前代重要經典著作進行了大量的文獻學研究，包括考證、校勘、註疏及輯復等，並出現了一大批文獻整理性質的著作，如類書、全書、叢書等一類作品。 作為最重要的經典作品《黃帝內經》，是受到最多注意的一部醫經。這一時期，有關《黃帝內經》的考證、訓詁、註疏及校勘等著作層出不窮。如著名考據家、經學家俞樾，對《內經》做了48條經文的考證，後經他人集為《內經辨言》（1850年）。另一考據家陸懋修則著有《內經難字音義》、《內經音義稿》等等，對該經的難字進行訓詁和考據（1866年）。其他尚有胡澍的《黃帝內經素問校義》（1880年）、高玉章等的《素問直講》（1867年）。除了一般的註疏訓釋之外，還有一類是對《內經》中某些專題進行研究和發揮的。如廖平曾輯有《六譯館醫學叢書》（1913年），共輯有5種有關《內經》的評註及考釋。對《內經》中運氣學說的研究則更多，包括陸懋修的《內經運氣表》、《內經運氣病釋》，薛福辰的《素問運氣圖說》、陳在山的《運氣舉要》、高思敬的《運氣指掌》等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當然，在西醫學思潮的影響下，也有少量開始用一些初步的西醫知識對《內經》進行闡釋的。如唐容川的《醫經精義》（1892），就屬於這一類，但由於其對西醫的了解有限，故其見解的新義也十分有限。 這一時期，對另一部醫經《難經》也做了一些文獻學的整理工作。如葉霖的《難經正義》（1895年），對原著進行了校注，並參照以往注家的內容作了發揮。王廷俊的《難經摘抄》則整理和保存了原著的面貌，對後世研究該書有一定參考價值。 對張仲景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由於其在臨證中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研究者不乏其人，較清代以前有明顯的增多，有的還提出不少新的觀點和見解。例如，陸懋修的《校正王朴莊傷寒論注》、高學山的《傷寒論尚論辨似》，都提出個人的新見解，以與其前代的注家進行商榷質疑，各不失為一家之言。應當提出的是，由於受西洋醫學思想的影響，有些醫家提出以中西醫匯通的思想對《傷寒論》進行發揮和重新評價。其中以中西醫匯通大家唐容川最有代表性。他的《六經方證中西通解》（1884年）、《傷寒論淺注補正》（1894年），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而對《金匱要略》一書進行整理和發揮的，則有陸懋修《仲景方匯錄》、楊希閩的《金匱百七十五方解略》、王介庵的《金匱平脈辨脈匯編》等。當然，也不乏對張仲景這兩部書進行綜合研究者，如胡嗣超的《傷寒雜病論》和李纘文的《訂正醫聖全集》，都屬於這一類。 醫案和醫話這兩類著作的整理出版，也是這一時期的一個特點。醫案大致有兩類：一是整理個人臨證心得，一是把他人主要是前代醫家的驗案加以收集。前者如溫病學家王孟英的《王氏醫案》。此書包括《回春錄》、《正續編》、《仁術志》、《三編》等；還有《王旭高臨證醫案》、《馬培之外科醫案》等。後者則有柳寶詒的《柳選四家醫案》、羅定昌《醫案類錄》等。在醫話方面，陸以湉的《冷廬醫話》最為著名，五卷中包括醫范、醫鑒、慎疾、慎藥、保生和診法、用藥，最後還集有歷代名醫的驗案，以病證為綱，此書對後世頗有影響。柳寶詒的《惜余醫話》，也屬於這一時期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編纂大型的醫學叢書、全書等著作，是這一時期的另一個特點。其中著名的有陳修園的《南雅堂醫學全書》。陳氏的著作文字較為通俗，為一般醫家所樂於接受，切於實用，流傳頗廣，後世書商常於其中加入其他醫家著作而形成《陳修園醫書二十一種》，或四十種、六十種甚至七十二種者；而陸懋修的《世補齋醫書》、周學海的《周氏醫學叢書》、鄒漢璜的《鄒氏純懿廬集》、雷豐的《雷氏慎修堂醫書三種》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另有唐容川的《中西匯通醫書五種》等，則是中西醫匯通方面的叢書。在全書方面，本階段末期有《醫學易知》，又稱《醫學捷徑》，全書包括醫藥及臨證各科內容共14種，比較全面。 臨證醫學儘管這一階段的臨證醫學發展緩慢，也比較平淡，缺少突出的成就可言，但仍有少數醫家值得一提，其中費伯雄及王孟英兩人較有成就。費伯雄（1800—1879）為江蘇武進孟河人，幼時聰穎過人，人稱「神童」，因其醫名而曾奉召進京為道光帝及其太后治病獲效而名噪一時。他曾著有《醫醇》一書，自認為所言皆醇正不雜。後因戰亂，其稿毀於兵火，及至晚年，仍憑記憶，追記原書內容，與原稿相比，「不及十之二三」①，遂取書名為《醫醇剩義》。其醫療思想以師古而不泥於古，「巧不離乎規矩而實不泥乎規矩」①，對內科雜病頗有發揮，如僅以「火」證一門，就列出十多種火，除內臟火證外，還提出諸如毒火、鬱火、痰火、邪火、濕火、風火等一類火證，論證較詳。王孟英主要貢獻為溫熱病，其著作《溫熱經緯》等有不少創見。其先著成之《霍亂論》，經二十餘年之實踐，於晚年增補成《隨息居重訂霍亂論》（1862年），認為霍亂一證有時疫與非時疫之別，指出大流行之原因乃「人煙繁華，地區愈熱，室廬稠密，穢氣愈盛，附廓之河，藏垢納污，水皆惡濁不堪」②之故，這是很正確的。治療則分寒熱兩大類。此外，王旭高的《肝病論治》，也是這一時期較有影響之作。 在外科方面，中醫外科至這一時期主要集中於外治法。馬培之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治療特點是強調外證不能只著眼於局部，而要內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種丸、散、膏、丹等從內而治之外，還用刀針相結合，內外並舉，具有辨證論治的整體觀思想，主要著作有《馬評外科全生集》、《外科傳薪集》及《醫略存真》等。另一外科醫家為吳尚先，更確切一些應稱為外治法醫家。吳尚先（1806—1886）字師機，為杭州人，他從事外治法研究長達20年，提倡不論內、外、婦、兒各科之病證，均可以外治薄貼（膏藥）之①公俠：《植物研究會緣起》，《理學雜誌》1907年第5期，9～10頁。①費伯雄：《醫醇剩義》。 ②《孟河四家醫集》。 法治療，並羅列出枕藥、搗塗、掌攤、絹熨、點眼、納臍、臥砂、圍爐等多種外治方法，提出「凡病多從外入，故醫有外治法..矧上用嚏，中用填，下用坐，尤捷於內服」③。其治療心得經反覆記錄修改，著成《理瀹駢文》一書，別樹一幟，對後世頗有影響。 這一時期出現的張振鋆《釐正按摩要術》，對於用手法治療小兒科之病證頗有發揮，且全書圖文並茂。書中還提出按摩時，尚需兼用服藥，內外同治。兒科方面值得提出的是已開始傳播西方引進之牛痘接種，並認為痘瘡是一種癘氣，即烈性傳染病。 在婦產科方面，潘蔚的《女科要略》，對胎前產後病證，尤有心得，提出「胎前則順氣安胎，產後則扶虛消瘀」，確是的論。另一醫家單南山，強調胎產病之治則是「胎前專以清熱補脾為主，..產後專以大補氣血、兼行滯為主」①，確有異曲同工之妙。 本階段在喉科方面有一定的進展，主要是由於多次喉痧大流行，遍及全國，為害甚烈。為了探索此證的診治，不少醫家致力於喉證的鑑別。蓋因喉證種類多，有急緩輕重之分，此時流行之喉痧，實為現時所指之白喉，醫家多致力於其鑑別診斷。著名的專著有沈善謙的《喉科心法》、夏春農的《疫喉淺論》，對喉痧則分其初起及病情變化，因證施治，對後世有一定影響。中藥學和方劑學的進展傳統中藥學源於《神農本草經》，歷代雖出現不少新的本草學著作，但對本經至此時期仍有不少人致力鑽研。本時期顧觀光對《神農本草經》的輯復，是歷代諸輯複本中較好的一種。由於顧氏是具有相當深厚的文史基礎的文人，後來又專志習醫，他整復《神農本草經》就具有比其他人優越的條件。他認為：「大率考古者不知醫，業醫者不知古，遂使赤文綠字，埋沒於陳編蠹簡之中」②，因而根據他的文史修養，從《證類本草》、《本草衍義》、《抱朴子》、《博物志》、《太平御覽》、《本草綱目》等有關著作中輯出365種中藥。他明確提出他輯復此書的目的是「為考古計，非為業醫計也」①。因此，此輯本是一部比較理想的輯本，具有較好的文獻學價值。 正如歷代本草學的發展過程所示，這一時期雖比較短暫，仍然有一些本草學家依照歷代本草學者的慣例，根據個人用藥的體會與經驗，重新編纂本草著作。如屠道和的《本草彙纂》和周岩的《本草思辨錄》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本草彙纂》（1863年）的編纂，是綜合了不同的分類方法進行的，全書共收藥560種，以藥物的藥性為分類依據，計分成31類，即溫補、平補、補火、滋水、溫腎、溫澀、寒澀、收斂、鎮虛、散寒、驅風、散濕、散熱、吐散、溫散、平散、滲濕、瀉濕、瀉水、降痰、瀉熱、瀉火、下氣、平瀉、溫血、涼血、下血、殺蟲、發毒、解毒、毒物。書中又以其自然屬性另分出谷、菜、果、禽獸、鱗等五部。在另一卷中，則又仿古代通用藥之例，以病③《霍亂論·熱證》。 ①吳尚先：《理瀹駢文》。 ②單南山：《胎產指南·女科總論》。 ①顧觀光輯：《神農本草經·自序》。 為綱，每綱之下列所用藥物，計依五臟六腑各臟器所受之病證包括風、寒、暑、濕、燥、火、熱、痰、氣、血、積、痛等，列200餘種病證，各證均列所用之藥物。因此，本書是一部切於實用，取諸家之長的本草著作。《本草思辨錄》為周岩所作，刊於1904年，作者對128種常用中藥之臨證應用，依據其個人經驗，進行了詳細的辨識，其立論主要從張仲景之《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中的方劑的方意加以發揮，頗有個人見地，具有時代特色。中醫的方劑，具有獨特的品格，主要以複方為多。每一個時代的方劑，既有繼承前代行之有效的舊方經方，又有自創的新方。迨至近代，歷經數千年之考驗，方劑以千萬計，但行之有效的常用方，也並不特別多。清代名醫汪昂於1682年所著之《醫方集解》，主要系收集其前代一些驗方，加以通俗化的解釋，便於醫家們推廣應用，的確起到很好的普及作用。經過200年左右的實踐，諸多醫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至本階段，名醫費伯雄又著成《醫方論》（1865年），書中除肯定了《醫方集解》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外，他又發揮了師古不泥於古的精神，對該書中若干方劑之弊病作了無情的批評，如認為書中對李東垣的麻黃白術湯可治六經之各種病證不妥，評以「未聞可以六經通治也」。對書中所用其他古方，如朱丹溪越鞠丸、劉完素防風通聖散等等，也都批評時人濫用套用《醫方集解》之弊，勸誡人們：「古人立方，不過昭示大法」，要靈活運用，不可泥古不化，「方能得古人之意」②，確是擊中時弊的中肯之言。 這一時期另一重要方劑學著作是鮑相璈的《驗方新編》（1846年）。此書收集民間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劑共3200餘首，分92門羅列，其中不乏頗有效驗的方劑。 ②顧觀光輯：《神農本草經·自序》。 第二節西方醫學的傳入 西方醫學，又稱西洋醫學，一般簡稱為西醫，是指西歐在文藝復興以後，在近代實驗科學的武裝之下，發展起來的醫學體系。與我國固有的傳統醫學相比，它是另外一個醫學體系，從理論體系、思想方法到研究途徑等方面，都與中醫不同。由於它是近代實驗科學的體系，屬於直觀的、量化的研究和分析體系，易於為人們理解和觀察，被認為是科學的，因而在我國近代歷史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事實上，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早在十六世紀，就已經有西歐的傳教士來華傳播西方近代科學，包括西醫。如義大利的利瑪竇、龍華民（NicolasLongobardi）、艾儒略（JuliusAleni）和瑞士的鄧玉函。其中鄧玉函就譯有《泰西人身說概》，其他人也譯述了《人身圖說》、《欽定格體全錄》等，但在我國影響很小。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我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獲得許多特權，西醫也如潮水一般湧入我國。 傳教醫士的初期活動就在鴉片戰爭的前夕，西歐來華的傳教士，已經成倍增長。他們深知用醫藥的方法，比用槍炮更容易使中國人屈服，所謂「當西方大炮不能舉起一根橫木時，他以一把手術刀打開了中國的大門」①。這裡的他，是指美國傳教醫士伯駕（PeterParker）。他於1834年來華，在澳門、廣州等地開診所行醫，並且抓住每一個機會宣傳西方的科學和宗教，以擴大其市場和影響。他也曾千方百計想為當時兩廣總督林則徐治病並接近他。伯駕由於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而為西方統治者所賞識，最後升任為美國駐華公使。 初期的醫療活動多注重外科、眼科，這些疾病較易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當時來華的傳教醫士還有東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Livingstone）、郭雷樞（T.R.Colledge）等，都是外科醫生。儘管他們竭力擴展其工作，但早期的影響很小。 建立診所和醫院1840年以後，各帝國主義爭先恐後地在我國開辦診所和醫院，業務逐漸開展，影響也隨之擴大。 最早的教會醫院是由伯駕1842年在廣州開設的眼科醫院，10多年後，伯駕因就任外交職務，其醫院改由另一美國傳教醫士嘉約翰（J.G.Kerr）主持。此醫院前後存在約14年。 影響較大，歷史較長的教會醫院是嘉約翰主持的廣州博濟醫院。博濟醫院開辦時也是業務清淡，後來，醫院聘請了中國人做助手，使業務便於開展。先後在這裡工作的早期華人有關杜亞、黃寬、伍亞忠、楊英等。醫院主要開展外科手術，並先後應用乙醚及氯仿於麻醉，僅嘉約翰一人在該院進行的手術就有4.9萬例。 這一時期的教會醫院，就是這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起來的。①《醫方論》卷2。 最早的教會醫院或診所，都是在五個通商口岸建立的，大約從1842至1848年短短五六年間，共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建了7所。1856年的天津條約和南京條約的簽訂使我國向帝國主義列強毫無保留地敞開了大門，從1860年開始，到十九世紀結束，教會醫院已遍布全國，包括台灣省；甚至象陝西漢中這樣的內陸城市和福建的霞浦這樣的沿海省份的偏遠小城，都有教會醫院的蹤跡；總數已經滿100所。 培養和吸引留學生西方教會除了就地吸收中國人到教會醫院進行培養外，在這一時期還開始吸引較多的中國人到西方留學，以培養較全面而且正規的西醫人才。 早期赴國外留學習醫的，以廣東的黃寬為最早。他先到美國獲文學士學位，後於1850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獲醫學博士學位，於1857年回國，在香港、廣州等地開設診所、醫院，還兼任醫院附校教員，大量培養醫學人才。我國第一位女留學生為浙江之金韻梅，1881至1885年在美國習醫，回國後在廈門、成都等地行醫辦學，並創辦我國早期護士學校，培養護士人才。 除了英、美等國而外，也有大量留學生到日本學醫。我國早期的民主主義者如秋瑾、魯迅等人，早年都曾經到日本學醫，如魯迅就曾在日本的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就讀。 總之，這一階段是西方醫學以培養西醫人才的方式吸引我國留學生的開始階段。我國早期的主要西醫人才，都是在這一時期出外就學的。如中華醫學會的一些創始人，包括伍連德、顏福慶、俞鳳賓、牛惠生、牛惠霖、湯爾和、閻德潤以及一些女醫人，如甘介侯、石美玉等，甚至還包括最早的留洋護士鍾茂豐，都是在這一時期出國留學、學成後再回國行醫、辦學，大大地擴大了西醫在我國的影響。 編譯醫著為了普及並加速西醫的傳播，一些來華的西方傳教醫士還十分重視利用出版物作為工具，擴大影響。 在這方面工作比較突出的有以下幾個人。 合信（Hobson）：英國人，他從1850年就開始用中文編譯一些西醫書，其中最早的有《全體新論》，是一部主要闡述解剖學的書。其他還有《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另有一部介紹自然科學一般知識的《博物新編》，後人將這些書合編為《合信氏醫書五種》。這些是西醫著作譯成中文的濫觴，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嘉約翰：他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先後編譯了一些西醫著作，共有30多種，較偏重於臨床方面及西藥的介紹，如《西藥略說》、《藥物學手冊》、《割症全書》、《炎症論說》、《內科全書》等等。他對精神疾病還有較深入的研究，除創辦精神病院外，還發展用西醫藥治療精神病人經驗的學術論文。德貞（JohnDudgeon），這位美國傳教醫士比較重視生理解剖學的編譯工作，編有《全體功用》、《全體通考》等，都附有圖解。他還編有《醫學詞彙》6卷，對於統一西醫藥的名詞術語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其他有關的臨床著作還有10多種。 傅蘭雅（JohnFryer），英國人，也編譯有10多種西醫西藥著作，如《儒門醫學》《西藥大成》和《英國洗冤錄》（《法醫學》）等。 第三節　中西醫匯通派的產生 本歷史階段西醫的輸入，是中國醫學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西醫作為一門科學，在保障我國人民的健康方面，是有其客觀上的積極意義的。由於我國傳統醫學與西醫學在思想方法及研究方法上，並不屬於同一個體系，而是各有特點，因此，客觀上就形成了兩個不同體系的醫療系統。 面對這種客觀形勢，如何對待外來的西醫，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在這裡，有拒絕接受和排斥的，有全盤接受的，但最具代表意義的卻是一種折衷的思潮，也就是所謂中西醫匯通的思潮，這種思潮是近代中國文化在醫學上的反映，是中國文化近代化變革的一個組成部分。 其實，在明末清初，西醫學已經開始對我國醫學界產生一些影響。有些醫家已在自己的著作中收入一些西醫的片斷知識，如方以智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收入一些西醫的藥物和解剖生理內容，但尚未形成中西匯通的思想。經過一二百年的接觸，尤其是鴉片戰爭後教會醫學的大量傳播，終於促成了中西醫匯通思潮的形成，並成為近代醫學史上的一個學派。 中西醫匯通學派的思想也並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出於維護中醫的利益，使中醫仍能繼續生存，向前發展；有的則是企望從匯通的醫學中，創造一種盡善盡美的醫學。在這方面，有兩位代表人物值得提出。 唐宗海（1846—1897），字容川，四川彭縣人，醫術高明，活人無數。 在西醫的衝擊面前，他的思想產生極大的矛盾。他深知中、西兩個醫學體系互不相容，也認為西醫與中醫的醫理及生理解剖方面，有一些相通之處，有必要加以融通。因此，他撰寫了《中西匯通醫書五種》，包括《中西匯通·醫經精義》、《血證論》、《本草問答》等。他的主觀願望應該說是積極的，但從總的方面看，他對西醫的觀點並不全面，總認為西醫在各方面皆不如中醫。他認為古代中醫不論在生理解剖，或醫理闡釋等方面，皆遠遠比西醫高明，尤其是古代醫經，認為西洋醫學「與中國近醫互有優劣，若與古聖《內經》、《本經》較之，則西洋遠不及矣」①。這些論述也充分表現出他的保守思想，難於取得進一步的發展。 朱沛文（十九世紀中、下葉），字少廉，廣東南海人。由於他出身中醫世家，功底較好，且他親眼目睹西洋醫學在西醫集中地區廣州的種種實情，深知兩種不同體系各有短長，需互相學習，但卻不能強合。他的這種思想集中表現在他1892年著成的《華洋髒象約纂》一書中。他相當重視人體臟腑形體及功用，並主張醫家應親驗臟腑，而不能空談名理。他認為中西兩種醫學體系，各有長短，有可相通者，有的則不能強合，而要「存其互異」。所有這些思想，可以說是比較進步的，比起唐宗海、朱沛文的思想可以說更為正確與先進。只是因為當時對西醫的整體還缺乏全面了解，在思想上也還有時代的局限，難於取得匯通中西的突出成就，這也是不能苛求的。 ①《教務雜誌》（ChineseRecorder）vol.14，p.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