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三十九章　生物學

第一節　西方生物學的東傳與西方人在華的生物採集活動 隨著西方商人和傳教士的不斷東來，我國與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的與日俱增，西方的生物學知識也逐漸傳到我國。最初傳進來的是人體解剖學知識。明末來華的著名傳教士鄧玉函（J.Terrenz1576—1630）曾著《人身說概》，比較系統地向我國介紹了當時西方的這方面的知識。隨後在清康熙年間，法國傳教士巴多明（D.Paremin1665—1741）也曾向康熙介紹過當時的西方解剖學知識。而此期間，另一些西方人編寫的《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獅子說》、《鷹論》、《職方外記》等等，也零星地向我國傳播了一些西方的動植物學知識。 1858年，英國傳教士韋廉臣和我國著名學者李善蘭合作編譯了《植物學》，這是我國第一本介紹西方近代植物學的著作。它比較全面地向我國傳播了當時新的植物學基礎理論知識。全書分為8卷，約35000字，有插圖200多幅，主要內容包括植物的地理分布、植物分類方法、植物體內部組織構造、植物體各器官的形態構造和功能、細胞等等。此外，書中還述說了雌、雄蕊在生殖過程中的作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善蘭用了很多較好的植物學名詞和術語來翻譯西方的植物學內容。這些詞有些是沿用以前的，有些則是他創造的。如描述植物形態和組織的花瓣、萼、子房、心皮、胎座、胚、胚乳和細胞；分類等級的「科」，以及各種科的名稱，如傘形科、石榴科、菊科、唇形科、薔薇科、豆科等。上世紀末我國還出現一些傳播西方生物學的小冊子，如《植物圖說》、《植物學須知》和《動物學須知》。當時會文出版社出版的《普通百科全書》也有《植物新論》、《黴菌學》、《植物營養論》等一些有關生物學的書籍。另外，1876年創刊的我國最早的一種自然科學期刊——《格致匯編》，也曾刊登過一些有關動植物學的文章。總的來說，自明末起，西方生物學知識雖然開始在我國有所傳播，但內容簡單，影響不大。儘管如此，應該承認它還是起了啟蒙作用的。 另一方面，西方人到我國後，出於商業和學術等諸多目的，千方百計地從我國收集有關生物資源的情報資料，並進而大舉在我國收集動植物種苗和標本。象上面提到的傳教士韋廉臣就曾在我國的東北收集過植物標本。他們的這種舉動，既給西方帶去了大量的生物資源，也大大促進了西方生物科學的發展，並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刺激了我國近代生物學的萌芽。 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生物種類眾多的大國。因此，當明末西方商人和傳教士等各色人物一踏上我國，馬上注意到我國生物資源的豐富，動植物種類的繁多。首先是傳教士想方設法搜集動植物資源的資料，與此同時，他們和當時來華的商人一起將所能得到的各種動植物種苗送回西方。稍後，不僅傳教士和商人，許多來華的軍人、外交使團人員、海關官員、旅行者、探險者都曾在我國採集動植物標本。著名者如法國傳教士譚微道（A.David）、賴神甫（J.M.Delavay）、法蓋斯、蘇里和韓伯祿；德國傳教士花之安；英國駐華領事人員漢斯、郇和、東印度公司雇員福群，一些大的花木公司和植物園派出的威爾遜（E.H.Wilson）、福雷斯特、和進入我國海關的韓爾禮（A.Henry）；俄國軍人普熱瓦爾斯基、普塔寧、科茲洛夫、植物學家馬克西姆維茲、科馬洛夫；美國紐約自然博物館的安得思、蒲伯、美國農業部雇員梅耶、羅克；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植物學家史密斯；奧地利植物學家韓馬迪（H.Handel-Mazzetti）等都在我國採集過大量生物標本。這些標本材料的研究整理，對世界生物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對我國以後生物學的發展也有相當的影響。這體現在一方面它為我國後來的生物分類學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另一方面由於大量的模式標本流落在外，而對其進行研究定名的原始文獻也都在國外，這使得我國自己的分類學家進行相關的研究時困難重重。 第二節國人介紹和引進西方生物學 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我國的統治階層初步意識到我國的落後，於是，不得不搞點「洋務」、翻譯些西方書籍，顯示出一些輸入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要求。隨之便出現了一些翻譯和傳授西方科技知識的機構，如1862年清政府開設的京師同文館，後二年又分別在上海和廣州兩地設立廣方言館。1866年，設福州船政學堂。次年又在上海江南製造局內設上海機械學堂。1874年，還有西方人倡設但有部分中國人參加的格致書院。但是上世紀這些學堂以及稍後成立的一些學堂主要教授外語、工業技術或軍事，基本與生物學無關，只有1893年湖北設立的自強學堂設有博物科，講授動、植物課程。②但由於師資困難等原因，於1897年停辦。 1897年創刊的《農學報》是我國最早的一種傳播農業科技的專業刊物。 此刊出版時間長達10年，共出版了315期。在《農學報》上刊出的文章主要是譯文，有不少與生物學有關。如《論橡膠》、《植物始產諸地》、《論稻中成分之轉移》、《論植物吸取地質多寡之率》、《阿芙蓉考》；日本宇田川榕庵編譯的《植學啟原》，松村任三的《植物學教科書》、《植物名匯》，以及「論益蟲」、《普通動物學》、《日本昆蟲學》等等。負責出版《農學報》的農學會還於本世紀初期翻譯出版了一套《農學叢書》，其中有《森林學》和《造林學》等。 1903年，上海科學儀器館鍾觀光等創辦的《科學世界》，也刊載了一些傳播生物學知識的文章。諸如《原生物》、《論動物學之效用》、《動物與外界之關係》、《人類與猿之比較》、及虞和欽的《植物對營養之適應說》、《植物受精說》、《植物吸收淡氣之新實驗》；虞和寅的《植物學略史》，虞翼祖的《有用植物及有毒植物述略》，胡雪齋的《植物營養上之緊要原質》等等①。 在本世紀初，介紹生物學知識比較多的有上海宏文館薛蟄龍等辦的《理學雜誌》。其1906年發行的第一期中有神武的《說蚊》，公俠（即薛蟄龍）的《植物與日光的關係》（第二、三期連載），仲箎的《野外植物》（第二、三、四、六期連載），俠民的《植物學語彙》（第二期連載）。第二期有金一的《人猿同祖說》，公俠的《論動物之本能與其習慣》。1907年繼續刊出的第三期有金一的《蠶性說》，公俠的《我國中世代之植物》，志群的《植物園構設法》（第四、五期連載）。第四期有松岑的《動物之彩色觀》、《拔克台里亞（細菌）廣論》。第五期刊有十九世紀5位德國植物學家的照片，登載了清任的《蠶體解剖學》，國城的《植物品種之改良》，公俠的《昆蟲採集之預備》（第六期連載），《十九世紀德國植物學家略傳》，《植物研究會緣起》。還節錄了福勃士和赫姆斯萊的《中國植物名錄》的部分內容編成《中國植物之種類》。第六期有鳳尾生的《生物之道德觀》，仲箎的《養蠶談》以及《犬與狼及豹之關係》。據《植物園構設法》一文介紹，至遲在1906年，京師大學堂已設有植物園。 ②參見黃汲清：《辛亥革命前地質科學的中國先驅》，《中國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黃汲清：《略述中國早期地質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驅學者》，《中國科技史料》1988年第1期。①李亮恭：《中國生物學發展史》，（台灣）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版，164頁。1909年，金陵大學創辦的《金陵光》、1910年中國地學會創辦的《地學雜誌》也刊出一些生物學方面的文章，如植物學家鍾觀光的10篇「旅行採集記」就是在《地學雜誌》中刊登的。很顯然，在本世紀的前十年，一些有識之士已進行了力所能及的鋪墊工作，除較系統地介紹各種生物學知識外，主要體現在已有初步的組織，注意到植物學術語，設置了研究實習用的植物園，並傳播了野外動植物實習採集的一些基本知識。熱心的推進者還開始介紹生物學史，以引起公眾更廣泛的興趣，促進生物科學的發展。在這一時期，有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學生可能開始採集植物標本。 當然，稍後幾年一些與生物學關係更加密切的科學雜誌更多的湧現。1914年，由中華博物學會創編，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博物學雜誌》開始出版。1915年，中國科學社主編的高質量自然科學期刊——《科學》開始刊行。此刊從一開始就登有大量的生物學文章。1918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博物學會創辦了《博物學會雜誌》（後改名為《武昌師範大學博物學會雜誌》，1924年又改名為《生物學雜誌》）。五四運動以前，許多一般性的雜誌，如《東方雜誌》、《中華學生界》、《婦女雜誌》也都刊行過一些生物學的科普文章。如1913年的《進步雜誌》和1915年的《東方雜誌》都刊登過介紹孟德爾遺傳學說的文章。顯然，在本世紀的前二十年，無論是刊登生物學文章的雜誌數量，還是生物學文章本身的數量都比上個世紀大大增加，而且質量也在不斷提高。 進入本世紀，有關生物學的教科書和教學參考用書也有所增加。1905年峨嵋教育部出版了由黃明藻編寫的一本小書——《植物講義》。1906年，山西大學也翻譯出版了《植物學教科書》。上海宏文館等書局出版了供中學用的《動物學》、《植物學》教材及《博物學大辭典》等參考書。1908年，京師譯學館教授及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場長葉基楨編寫了《植物學》。191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奚若等人翻譯的《胡爾德氏植物學教科書》。1918年，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馬君武編譯的《實用主義植物學教科書》，此書大部分取材德國施邁爾（Schmeil）的《植物學》（Lehre－buchderBotanik）。全書421頁。分為（一）總論：第一章、細胞學，第一節、細胞概論，第二節、細胞之內容，第三節、細胞膜，第四節、細胞團體；第二章、植物形態學及生理學，第一節、葉之形態及生理，第二節、根之形態及生理，第三節、莖之形態及生理，第四節、花之形態及生理，第五節、果實和種子之形態及生理。（二）各論：第三章、植物分類學，第一節隱花植物，第二節顯花植物。全書有圖356幅。②1918年，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植物學大辭典》。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1905年前後即著手編寫。除作為主持人的著名學者杜亞泉外，留學日本歸來的植物學者黃以仁大約是主要的編輯人之一。1917年，蔡元培曾在《東方雜誌》發表該書的序言，文中指出編者們「有感於植物學辭典之需要，而商務印書館乃有此植物學大辭典之計劃，集十三人之力，歷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一千七百有餘面之巨帙。吾國近出科學辭典，譯博無逾此者」。杜亞泉在書中的序言寫到該辭典的編著的緣起和目的。他寫道：「吾等編譯中小學校教科書，或譯自西文，或采諸東籍，遇一西文之植物學名，欲求吾國固有之普通名，輒不可得，常間接求諸東籍..故其計劃不過作一植物學名與中日②謝振聲：《上海科學儀器館與〈科學世界〉》，《中國科技史料》1989年2期。兩國普通名之對照表而已。既而以僅列名稱不詳其科屬、形態及應用，則其物之為草為木，為果為蔬，茫然不辨，仍無以適用。吾等乃擴張計劃，而系之以說，附之以圖。」從中不難看出編者的良苦用心。 《植物大辭典》包含植物名稱和植物學名詞8980條。每種植物之下給出中文名稱、拉丁學名和日文名稱。該植物的形態描述，產地和用途，以及別名的考證等。還附有插圖1000餘幅。植物學名詞之下則給出對應的英文和德文。書後還附有拉丁學名和日名的索引。很顯然，這本植物學辭典對於普及近代植物學知識、推動我國近代植物學的發展意義深遠。 第三節　生物學教育和科研的始萌 1902年，京師大學堂創立師範館，目標是培養「中學堂的教員」。教學的內容分四個門類，其中第四類（博物類）為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和礦物學，授課教師是日本人。1904年，師範館改為優級師範科。1907年，原師範館第四類有24人畢業。1908年，京師大學堂的優級師範科改為優級師範學堂。課程設置與原來類似，第四類的主要課程是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其次是礦物學和農學。在這以後，許多省份都先後設立了優級師範學堂，也有類似上述的課程設置。①此外，京師大學堂還曾開辦過博物實習科簡易班，於1907年招生。重要課程分為三類：(1)製造標本，專以製造動植物標本為能事。其中又分剝製、解體、卵殼、骨骼、昆蟲、切片。(2)圖畫。(3)模型。當時的教師大多為日本人。據說在1906年的時候，京師大學堂開始設立了供教學實習用的一個植物園。這可能是我國近代植物學意義上的第一個植物園。①民國初年，前清時期的優級師範學堂都改為高等師範學校。教育部在全國分區設立的7所高等師範學校和另外6所省立的高等師範學校，大多設立了包含生物學的博物部。其中影響較大的是1912年成立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該校將原第四類設置改為理科第三部，後來又改為博物部，聘請出國歸來的留學生任教。其中有博物部動物學教授兼主任人類學家陳映潢，植物學教授彭世芳，以及蔣維喬、吳續祖、張永朴等。我國著名的生物學家雍克昌、孔憲武、張作人、陳兼善都是該校早年的畢業生。1913年成立的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博物部，是次年植物學家張珽從日本留學回來才設立的。在這裡任教的還有王其澍、王海鑄、薛德焴等。生物學家何定傑和辛樹幟是該部的第一屆和第三屆的畢業生。1915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成立，該校未設博物部，但從1917年開始設有農業專修科，由留學美國的農學家鄒秉文任主任並講授植物學。從1919年開始，從美國留學回國的胡先驌、秉志、錢崇澍都曾在此授課。雖其任務主要在培養農業院校的師資人才，但其基礎學科也是動植物學。該校後與東南大學合併成立了生物系。該科的前兩班學生分別於1920年和1921年畢業。其中不少後來成為著名的農學家和生物學家。如金善寶、馮澤芳、王家楫、伍獻文、壽振黃及嚴楚江等。廣東、成都、及瀋陽的高等師範設立博物部晚一些，但最遲的到1918年都已招生。1923年以後，這些學校都改為大學，為我國的生物科學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此外，1917年，北京大學也設立了生物學門（後改系），教授有留學法國歸來的李石曾和譚熙鴻，以及鍾觀光。其後金陵女子大學也於1920年成立了生物系。 上面的論述表明，我國生物學教育的形成，主要依靠從海外留學歸來的學者。眾所周知，自上個世紀末開始，為了國家的富強和發展，我國有許多青年出國留學。正是早期我國這一批批留學人員把西方的近代科學引進到我國，並使之在我國立下根基和得到發展的。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出國留學的以去日本的為多。其中有不少是學林學和生物學的。如林學家陳嶸和梁希①王宗訓：《近代植物學史總論》，載汪振儒主編：《中國植物學史》，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43頁。 ①薛攀皋：《我國生物系的早期發展概況》，《中國科技史料》，11（2）—65，1990年。都是1906年留學日本的學生，差不多同一時期留學日本學習植物學和動物學的大約還有黃以仁和張珽及張巨伯等。但自本世紀的1907年以來，留學美國和西歐各國的學生也迅速增加。其中學農林生物的人也不少。如1907年，韓安到美國密執安大學學林學，並於1911年獲林學碩士學位。次年，鄒樹文亦至康奈爾大學學習昆蟲學。1909年，秉志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生物系）學習，並於1918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與他同年出國留學的金邦正和凌道揚則分別在康奈爾大學和耶魯大學獲得林學碩士學位。1910年和1912年，錢崇澍和胡先驌也先後到美國留學。較早到西歐留學學生物的有去法國的李石曾等。早期這批留學生大多懷著滿腔的報國熱情求學，學成歸來後，如前所述，成為我國的生物學教育和科研的中堅力量，為我國的生物科學培養了大批的人才。 大約在1907年的時候，有人即在上海成立過植物研究會②，但沒有什麼影響。1915年，留美學生任鴻雋、趙元任、胡達、秉志、過探先、金邦正等人在美國紐約州的伊薩卡成立了中國科學社。該社的成立在我國近代科技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對於我國的生物學的發展也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同年，他們還創辦了《科學》期刊。1918年，科學社總部從美國遷到中國的南京。 在我國最早進行生物標本採集的可能是留日學者黃以仁，他於1910年前後在江蘇和山東採集過植物標本，而且曾將標本送到日本請有關的專家鑑定，1911年日本的《植物學雜誌》發表了這批標本的鑑定文章。黃采的標本數量不多，且送到國外，所以在國內沒有什麼影響。從1911年開始，鍾觀光先生也開始採集植物標本，他是我國學者自己大規模採集植物標本的第一人。1916年，鍾觀光在北京大學任副教授，這給他提供了更好的考察、採集和研究植物的機會。從1918年開始，他帶著數名助手，先後到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四川、陝西、河南、山西等省作了4年多的生物學採集，歷盡艱辛，共採得臘葉植物標本16000多種，計15萬多號；動物標本數百種；以及大量的植物果實、根莖和竹類等。為創建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農學院的標本室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以前，我國的學者主要進行的是傳播和吸收近代生物學的工作。但也有一些學者也開始發表研究論文。如秉志於1915年發表的《加拿大金杆草蟲癭內的昆蟲》；錢崇澍於1916年發表的《賓州毛茛的兩個亞洲近緣種》；胡先驌1915年發表的《菌類鑑別法》。一些學者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開始局部地方動植物名錄的編寫工作。1914年，吳家煦發表了數篇的《江蘇植物志略》，1918年至1923年間，張珽發表了十餘篇的《武昌植物名錄》；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發表了廣東和浙江一些地方的植物名錄等等。 總之，在1915年前後，隨著我國一批在海外受過良好生物學教育的留學生的學成歸來，及與像鍾觀光等國內成長起來的富於創業精神的生物學家的共同奮鬥，使我國近代生物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他們教書育人，普及生物學知識，培養和造就了大批的生物科學人才；他們帶頭考察、採集生物標本並進行開創性的生物學研究工作；不僅如此，他們還在「科學救國」的旗幟下，團結一致，切磋學術，為祖國的生物科學事業努力奮鬥。正是這批人，在這一時期為我國近代生物科學奠定了基礎。 ②以益：《植物園構設法》，《理學雜誌》1907年第3期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