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二十六章　鄒容　陳天華

第一節　留學日本 鄒容，譜名桂文，曾改名紹陶，字蔚丹，或書為威丹、味丹，留學日本時改名鄒容，四川巴縣人。生於光緒十一年（1885）。父鄒子璠，經商致富，期望兒子通過科舉博取功名，在仕途上平步青雲。 光緒十七年（1891），鄒容隨大哥蘊丹入私塾發蒙。十一二歲的時候，他就已熟讀《四書》、《五經》，能誦讀《史記》、《漢書》等名著。此時，正當維新運動高漲之時，鄒容逐漸接觸到以推介「新學」、「西學」為主的書刊。他於是開始接受另一種啟蒙教育，並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萌發了蔑視封建文化、科舉制度的感性認識，覺察到清朝統治的腐敗，對中國面臨的遭受帝國主義瓜分的險境也深感憂慮。這樣，鄒容的思想和志趣，就完全和父親的期待相左，新舊衝突，很快就在父子之間爆發。 滿12歲那年（光緒二十三年），鄒容奉父命偕大哥應巴縣童子試。剛進頭場，就因為試題很生僻，他當即同主考官頂撞起來④，於是憤而罷考離去。回到家裡，他遭到了父親的責打。但鄒容並不服氣，倔強地向父親申辯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願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①事後，鄒子璠雖迫令兒子進入重慶經學書院繼續接受儒學經典的教育，但鄒容仍不就範，在書院「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①。「攻擊程朱及清儒學說，尤體無完膚」②。因此，被書院開除。 次年，戊戌維新運動遭到扼殺。譚嗣同等「六君子」伏屍都門的訊息傳到四川。鄒容不勝憤慨，在譚嗣同的遺像前題詩悼唁：「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帷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③這時，鄒容還算不上成年人。 光緒二十七年（1901），四川省首次選派學生赴日留學，在成都舉辦考試。鄒容要求前往應考。鄒子璠感到無法使兒子流連在科舉的道路上，於是允諾他去一試，其目的在於讓他留學回來獲得朝廷賜予舉人、進士的功名，仍舊躋入官場。因為，清皇朝業已下詔「變法」，盛傳已有授予留學生功名官職的措施。是年六月，鄒容冒著盛暑從重慶步行到成都參加考試。試後獲錄取，由主持此次考試的候補知府李立元領著晉見四川總督奎俊。奎俊「勉勵數語，旋命歸渝治行裝，於八月中旬同往日本」④。可是，就在臨行之前，鄒容被某些頑固分子誣為「聰穎而不端謹」，予以除名⑤。但鄒容毫不氣餒，懷著渴望擺脫傳統桎梏，探索新知的心情，在父親面前犯顏力爭，要求自費留日。當年深秋，他從親戚處借得路費，乘船發自重慶，穿過三峽，順流東下，到達上海。不久，進入江南製造局附設的廣方言館補習日語。鄒子璠旋④《黃興集》，第413頁。 ①鄒傳參：《先祖鄒容及其家書》，周永林編：《鄒容文集》，第133頁。①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4篇「列傳」，《鄒容傳略》。 ②章太炎：《贈大將軍鄒君墓表》，《太炎文錄續編》第5卷。 ③《〈革命軍〉作者鄒容》，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④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4篇「列傳」，《鄒容傳略》。 ⑤《家書二》，《鄒容文集》，第34頁。 經親戚勸說，答應支付留日費用。鄒容遂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八月到達日本⑥。入東京同文書院。 此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已有500餘人，思想遠較國內活躍，其中已有一部分顯露了革命的傾向，並開始對改良派的保皇論調加以抨擊。鄒容到了日本，就將在國內被壓抑的思想感情盡情地抒發出來。「凡遇留學生開會，容必爭先演說，犀利悲壯，鮮與倫比。」①倡言對待清皇朝，「不變法當革，變法亦當革」②。他那敏銳的政治嗅覺，激進的反清立場，充沛的愛國熱忱，經常見於形色，溢於言表。在留日學界，他很快成為大家所熟知的革命分子。光緒二十九年（1903）春，鄒容將他的革命激情和愛國赤誠凝聚到筆端，全神貫注地撰寫《革命軍》一書。二月，清廷派到日本管束留學生的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因姦情事被揭露，準備回國。此人多方箝制言論，屢屢迫害學生，為留學界所痛恨。鄒容於是偕張繼借端發難，於三月初三日（3月31日）約集幾個留學生，直入姚的寓所，歷數其劣跡，將其辮子剪下，懸掛到中國留學生會館的正樑上示眾。清駐日公使蔡鈞聞訊，立即照會日本外務省，要求引渡鄒、張二人。為暫時避禍計，鄒、張遵友人規勸，離日回國，於三月十九日（4月16日）返抵上海③。 鄒容懲處姚文甫的前四日（二月二十九日），陳天華偕劉揆一、仇亮、楊昌濟等湘籍留學生到達東京。 陳天華，原名顯宿，字星台、過庭，號思黃，湖南新化縣人。生於光緒元年（1875）。父陳善，是一個貧寒的鄉村塾師。陳天華5歲隨父讀書。嗣以家貧，被迫「廢學營小賣自給以求學」①。喜讀歷史書籍和傳奇小說，尤其愛好民間傳唱的話本彈詞。稍長，清朝官場暴戾貪墨的景象，廣大勞動人民啼飢號寒、備受荼毒的境況，經常激起陳天華的憤慨，從而使他對洪秀全、楊秀清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深表景仰。故「少時即以光復漢族為念，遇鄉人之稱頌胡、曾、左、彭功業者，輒鄙棄不顧，而有愧色」②。 光緒二十一年（1895）前後，陳天華隨父徙居新化縣城，仍以營小販餬口。嗣得族人周濟，入資江書院求學。他深感讀書機會難得，越發勤奮努力，把「書院裡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細心研讀」③。二十三年，維新變法⑥《關於鄒容書信的幾個問題》，《鄒容文集》，第129—130頁。 ①據《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二次報告》、《四川學務處》、《四川遊學諸生調查表》，均在鄒容名下到東京年月一欄內填寫「二十八年八月」，參閱何一民：《鄒容留學日本時間考》。②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四篇《列傳》，《鄒容傳略》。 ③《蘇報鼓吹革命清方檔案》，《辛亥革命》第1冊，第466頁。 ①馮自由撰《〈革命軍〉作者鄒容》稱，鄒容是日本留學生義勇隊的發起人之一，並任隊員，「遂日從眾會操」（《革命逸史》第2集第47頁），實系誤記。查鄒容自述：「予於今年中歷三月間去日本而至上海，即與友人章炳麟同寓」。（《中外日報》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吳稚暉《自蘇報案至赴歐日記》則記載鄒、章系三月十九日抵滬（《吳稚暉先生全集》卷12，第698頁）。四川榮昌■健撰《四川諸君公鑒》（載《蘇報》四月十五日）提到四月初一日張園拒俄大會，「蓋我四川簿中除健以外，僅巴縣鄒君一人而已」。說明鄒容確曾出席張園聚會。又遍查東京留學生拒俄義勇隊（成立後二日改名學生軍）的隊長、區隊長、分隊長、隊員全部名單，亦無鄒容之名（《蘇報》四月二十二日）。馮自由記述的訛誤，近年尚在有關論著中沿襲，故仍有澄清之必要。 ②楊源濬：《陳君天華行狀》，新化縣自治會編。 ③馮自由：《〈猛回頭〉作者陳天華》，《革命逸史》第2集。 運動急劇高漲，湖南因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導，更稱一時之盛。影響所及，新化縣進步人士也相繼進行維新活動，以開風氣。二十四年閏三月，若干士紳上稟請禁幼女纏足，陳天華以童生名義參與其事①。當時，新化縣仿時務學堂例在縣城設實學堂，聘請的教習也都傾向於維新。陳天華考入實學堂肄業。 二十五年（1899），陳天華偕父親以及殘廢的長兄同在縣城廩保公所教小學生，同時在實學堂作通學生。次年春，他得友人資助，到長沙入嶽麓書院就讀。盛夏時，因父喪返鄉，憂傷過甚，又染痢疾，僅免於死。二十七年（1901），「入省中求實書院，以文章名。蒞湘某令，欲妻之，君毅然卻之曰：『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兒女情累我乎！國不安，吾不娶」②。 光緒二十八年（1902），湖南巡撫俞廉三令舉辦咨送出洋遊學和咨送京師大學堂的考選事宜，規定凡在嶽麓、城南、求實等各書院肄業者，擇優錄送；當年壬寅科鄉試落榜後，可調卷評閱，以定是否錄送；各縣、府、道也可保送少量名額。陳天華由長寶道以新化監生名義保送，經考核，調入省城師範館。旋以留學生尚有餘額，因而陳天華、肖仲祁、袁宗翰、成鳳韶等得補為官費遊學師範生③。翌年初，湖南省官費、自費留學生50人領咨啟行，二月二十二日（3月20日）由上海乘日輪博愛丸號東渡，二十九日抵達東京。陳天華入弘文學院師範科學習。 這時，「拒俄」運動大起。鄒容剛返上海，陳天華乍到東京，都積極投身於這個熾熱的反帝愛國運動中。 ①羅元鯤：《陳天華的少青年時期》，《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②《湘報》第149號。 ③楊源濬：《陳君天華行狀》，新化縣自治會編。 第二節《革命軍》和「蘇報案」 鄒容於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中旬返抵上海，就讀於愛國學社。當時，學問文章已負時譽的章太炎在學社任教，他同鄒容交往幾次，就發現這個年近弱冠的青年才思敏銳，膽識超群，於是結為忘年交，並邀約章士釗、張繼四人結盟，以「排滿」革命相勖勉。 清末，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以及新式學堂的興辦和留學風氣的大盛，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要求擺脫封建專制主義的羈絆，抵制帝國主義侵略的願望，在上海表現得日益明顯；偕同這一新的經濟和新的政治力量迅速成長的新式知識分子，也紛紛匯集上海。於是，新舊衝突，新興力量反抗封建桎梏的鬥爭，都漸次以「學界風潮」的形式滋生踵接。愛國學社就是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學退學風潮的產物。因此，學社裡的政治空氣異常活躍，師生們經常在上海著名的張園集會，演講時事。這類引人矚目的社會動態，也推動了一些報刊的政治態度的轉變。上海一份創刊於光緒二十二年名為《蘇報》的日報，就反映了這種現象。二十八年冬，它增闢「學界風潮」專欄，銷路大為改觀。翌年初，《蘇報》主持人陳范與愛國學社訂約，由章太炎、蔡元培等輪流撰稿，銷售量更有所增長。 二十九年（1903）三月，傳聞廣西巡撫王之春將借法兵平定該省會黨起事，東京留日學生即致電愛國學社及中國教育會，盼相互響應，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月25日），上海愛國人士在張園開「拒法」大會。不旋踵，又傳來俄國違約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協議，妄圖獨占東三省權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於四月初一日（4月27日）會於張園，通電「拒俄」。初三日，為抗議侵略暴行，留日學生議決組織「拒俄義勇隊」。初四日，上海千餘人又在張園集會，蔡元培當場宣讀東京留學生電文，群情益憤。愛國學社師生旋即仿東京留學生的作法，組織義勇隊（嗣亦改稱軍國民教育會），計96人，分8個小隊，朝夕操練。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省會學堂的學生相繼仿效。「拒俄」運動迅猛發展。 在狂飆乍起的「拒俄」運動中，鄒容越加意氣奮發，積極參與張園集會和義勇隊的操練。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中國教育會在張園開四月月會，鄒容作《論改革中國現時大勢》的演說，愛國熱望，意切情深。同時，他還提出組織「中國學生同盟會」的倡議，號召全國學生結成大團體。鄒容迫切地期望新興的、最有覺悟的知識分子，乘時振作，肩負起反清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正是在這種愛國激情驅使下，鄒容寫完了《革命軍》一書，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持請章太炎修改。章看過後，擊節讚賞，認為正是這樣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夠發揮廣泛的宣傳作用，因而不作任何修飾，提筆書寫一篇序文，稱許《革命軍》是「義師先聲」。隨即由柳亞子等籌集印刷費用，交大同書局排印，於五月初出版發行。 正當《革命軍》問世之際，《蘇報》因章士釗接充主筆，於五月初六日（6月1日）宣布「大改良」，言論更趨向激進，「排滿」、「仇滿」的文詞，連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為》一文，痛斥康有為力倡保皇、抵拒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日），刊登《讀〈革命軍〉》，將該書譽為「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又在「新書介紹」欄評論說，《革命軍》「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閏五月初五日（6月29日）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題摘登章太炎《駁康有為書》，指斥「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對康有為的保皇謬論痛加批駁。《蘇報》迅即成為舉國矚目，獨步一時的革命報刊。 五月初，江蘇巡撫恩壽即據商約大臣呂海寰的咨文，著上海道向租界當局交涉，捉拿張園集會的倡首諸人，計有蔡元培、章太炎、黃宗仰、吳稚暉等。租界捕房曾幾次按名傳訊。及《革命軍》和《駁康有為書》相繼面世，《蘇報》連日刊登「排滿」文字，清廷即電令兩江總督魏光燾、蘇撫恩壽查禁愛國學社的活動及《蘇報》，飭令「嚴密查拿，隨時懲辦」。魏、恩奉旨，即派候補道俞明震到上海，會同上海道袁樹勛向各國駐上海領事團交涉，請為首領事在拘票上副署，持票捉人。領事團為了維護租界的特權，答應由租界捕房拘人，交會審公廨審理，如應判刑，也在租界內執行。閏五月初五日、初六日，《蘇報》館帳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陳范的兒子陳仲彝、辦事員錢寶仁等被捕。初七日（7月1日），鄒容自投捕房，以與章太炎共患難。蔡元培事前離滬赴青島，陳范、黃宗仰、吳稚暉等避匿，旋出國遠走。隨後，領事團徇上海道的請求，於十三日將《蘇報》封閉。 閏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會審公廨開始審訊。清廷僱請的兩名外國律師和章、鄒僱請的兩名外國律師，在會審公廨當堂對簿，二十七日（21日）續審。嗣又在會審公廨開「額外公堂」，繼續審訊。清廷首先是企圖使租界當局應允將章、鄒二人引渡到華界，按清律處以極刑，未果；於是退而要求公廨判以永遠監禁之罪。租界當局並不是對章、鄒等有所袒護，而是堅持租界內享有「治外法權」，拒絕按清律判決。故這一案件遷延近1年，至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七日（1904年5月21日）才得以結案，判章太炎監禁3年，鄒容監禁2年，罰作苦工。程吉甫等已具保釋放。這就是轟動清末的「蘇報案」。 清廷本擬藉「蘇報案」以興大獄，殺害章太炎、鄒容等一幹革命人士，使參與愛國學社、張園集會、拒法抵俄等活動的人們畏懼後退，並遏制《革命軍》、《駁康有為書》、《蘇報》等反清書刊的流行。因此，它不惜放棄歷來矜持的天朝體統，僱請律師，作為原告一方，在上海租界與章、鄒公堂對簿。孰料事與願違，「蘇報案」荏苒經年，本身就成了一次持久的反清革命宣傳，《駁康有為書》、《革命軍》及其他革命書刊，流傳更廣。 鄒容自入獄起，即抱定為革命犧牲的決心。他同章太炎在獄中賦詩明志，互相砥礪。閏五月二十八日，章吟《獄中贈鄒容》一首：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 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 臨命宜摻手，乾坤只兩頭。 鄒容即賦《獄中答西狩》相唱和：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 並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 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 充分表現了革命者臨危不懼，勇於獻身，對前途充滿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氣概。 不幸的是，鄒容距出獄只有兩個多月，即被折磨致病，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在獄中逝世，年僅20歲。噩耗傳出，中國教育會立即為他開追悼會。遺骸由革命志士劉三（季平）冒險運出，安葬於上海華涇鄉。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經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批示：鄒容「照陸軍大將軍陣亡例賜恤」④。 鄒容以短暫的年華，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勳績。 鄒容所撰《革命軍》風行國內和海外華僑中，銷售達110萬冊，對鼓動清末革命高潮產生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孫中山看到《革命軍》後，讚賞不已，認為「此書感動皆捷，其功效真不可勝量」。他對鄒容和章太炎身陷牢獄，異常關切。二十九年初冬，他又到檀香山，改組興中會，建立「中華革命軍」，確定「今後同志當自稱為軍，所以記鄒容之功也」①。迄1917—1919年期間，孫中山著《建國方略》，還言之諄諄：「《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者大。」②在清廷製造的「蘇報案」里，鄒容以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沉毅果敢的膽略，挫敗了清廷妄圖遏抑革命潮流的企圖。經過「蘇報案」，清皇朝愈益被人民所憎厭，革命浪潮更澎湃高漲。 《革命軍》計7章2萬餘言。它開宗明義就以火熱的激情，鋒利的筆調，譜成了革命的頌歌：「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時也，此其時也！」接著，鄒容用許多事例，歷數清朝統治者對內暴戾恣雅，荼毒人民，對外賣國求榮，引狼入室的苛政罪行，闡明中國已處於「內受滿洲之壓制，外受列強之驅迫」的危險處境，將要落入「十年滅國，百年滅種」的萬劫不復的深淵。而當務之急，在於「欲御外侮，先清內患」。這樣，人們讀了《革命軍》，就能獲得中國革命的正義性、必然性、緊迫性的結論。那麼，中國所要進行的是什麼樣的革命呢？鄒容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學說，明確地答覆：「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幡，以招展於我神州土。」「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鄒容對於美國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尤為傾慕，著重「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制訂了在中國建立獨立自由的「中華共和國」的25條綱領，號召人民奮起，「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干涉爾主權外來之惡魔」。最後，鄒容在《革命軍》中以激昂慷慨的口號表述他對祖國、對人民的誠摯熱切的祝願：「中華共和國萬歲！」 「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少年壯志掃胡塵，叱吒風雲《革命軍》。 號角一聲驚睡夢，英雄四起挽沉淪。 吳玉章的這首輓詩，公允地評價了鄒容和他的《革命軍》的歷史功勳。 ④《湖南官報》第204、211、261、325號。 ①《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51號。 ②《復某友人函》，《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版，第228頁。 第三節　為警醒同胞而蹈海 東京留學界的「拒俄」運動以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1903年4月29日）開會於錦輝館伊始。當日到會500餘人，一致議決組織「拒俄義勇隊」，開赴疆場，與俄國侵略者決一死戰。陳天華到日本剛滿1月，立即投身於義勇隊，加緊操練。同時，他懷著極度憤恨的心情，書寫《敬告湖南人》的公開信，號召群起拒俄救亡。義勇隊旋改稱學生軍，又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以「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愛國主義」為宗旨。陳天華自認為「運動員」，願自備費用返湖南籌措經費，開展活動。嗣因故未成行。 拒俄運動遭到清廷的暴力壓制，天華越發憤懣焦急，寢食不安。從當年初夏至仲秋，揮筆撰寫《猛回頭》、《現世政見之評決》，冀以喚醒國人，奮起反抗侵略，「排滿」革命。是年冬，俄國大量增調軍隊侵入中國東北，國難日亟。陳天華聞訊，「如疾如狂，如孤兒弱女之新喪考妣，奔走徬徨於故舊間，相見無一語，惟緊握友人之手，潸潸然涕淚交橫而已」③。悲憤至極時，乃齧指作血書，備述亡國慘禍，寄回國內。「革黨之名，遂震照一世。」①先是，黃興於軍國民教育會成立後不久，亦自認為運動員，於五月間返國。初秋，回到長沙，著手籌組革命團體。陳天華應邀回國，於九月間到達長沙參加商議成立華興會。他「日與下等社會談論種國大事，雖目不識丁者，聞之皆泣下。所著《猛回頭》及《現世政見之評決》風行於世，湘贛間尤甚。三戶之市，稍識字者，即朗讀《猛回頭》。至有小學校之丱角少年，募資廣刷，其感化力之深類者。..此時所芸，多散見於《俚語報》中」②。因此，湘中反動官紳借端羅織，查封《俚語報》，準備陷害陳天華。經友好催促，陳天華於三十年暮春再次東渡，入東京政法大學，又著《警世鐘》一書。六七月間，終因愛國情熾，深慮瓜分豆剖的橫禍已迫近眉睫，因而又不辭跋涉，回到祖國。 時華興會已聯絡洪江會首領馬福益，確定乘十月間慈禧太后70「萬壽」，長沙文武官員聚於皇殿行禮時，一舉炸斃，發動起義；馬福益率洪江會眾分五路響應。陳天華返湘，即由黃興派往江西，遊說防營統帥廖名縉屆時發難。隨後由江西吉安轉到醴陵，會同劉揆一等前往瀏陽普跡市，藉開牛馬交易集市的機會，舉行授予馬福益少將儀式，發給槍械、馬匹。九月中旬，計謀泄露，黃興、劉揆一等先後脫險逃出湖南。天華「獨正襟危坐待捕，曰：『事不成，國滅種亡，等死耳，何用生為？』逾日，友人勸以他往，留身有待，始從容束裝」①，間道逃江寧，得馮蝕寰等資助，再一次去日本。適在日本的葛謙、仇亮、劉道一、張秀鍾等組織新華會，以「推倒惡劣政府，建設共和民國」為宗旨，因欽仰陳天華的為人，遂邀約入會。②陳天華因苦心策劃反清革命遭受挫折，一度心情抑鬱。經原華興會會員③《建國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36頁。①楊源濬：《陳君天華行狀》，新化縣自治會編。 ②《陳天華事略》，萬沅編纂《新華會虛無黨史》。 ①楊源濬：《陳君天華行狀》，新化縣自治會編。 ②楊源濬：《陳君天華行狀》，新化縣自治會編。 徐佛蘇、羅傑介紹，與梁啓超有所往來，頗受梁的影響。光緒三十一年初，陳天華在留學界散發一份《救亡意見書》，建議由留學生選派代表歸國，向清廷請願，立即頒行立憲，以救危亡。當他正準備返國上書時，事為宋教仁所知。宋於是約同黃興，懇切勸告陳天華擺脫保皇派的誘惑，對清廷勿存幻想③。陳天華這才消釋了請願的念頭，同梁啓超等改良派人士疏遠起來。三十一年夏，孫中山又一次來到日本，在留學生當中展開建立聯合的革命團體的活動。六月二十六日（7月28日），宋教仁、陳天華等在《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同孫中山會面。陳天華談到去年華興會起事的大略情況。孫中山則詳盡地闡明了各省革命團體、革命同志結成大團的必要。次日，華興會領導人聚談於黃興寓所，商決加入孫中山所倡議的聯合團體問題。陳天華主張華興會作為一個團體加入。黃興建議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仍保留華興會。劉揆一則認為可不加入。由於意見不一致，最後是以「個人自由」為據①。二十八日（7月30日），陳天華出席了孫中山召集的同盟會籌備會，被推舉偕同黃興、宋教仁、馬君武等8人起草會章。七月十三日（8月13日），由黃興、宋教仁等發起的歡迎孫中山大會在東京舉行，到會1300餘人，盛況空前。陳天華撰寫一篇《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刊於《民報》第一號），對孫中山的遠大理想、恢宏抱負、愛國赤誠和革命業績備加推崇，斷言孫中山「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在《民報》第一號上，陳天華還發表了《論中國宜改制民主政體》、《中國革命史論》兩篇政論文，《怪哉上海各報館之慰問出洋五大臣》、《丑哉金邦平》、《今日豈分省界之日耶》等三篇時評，還有一篇《周君辛鑠事略》。同盟會成立伊始，陳天華就以踔勵奮發的姿態，出現在宣傳陣地的前沿。他的文章清新流暢，激情洋溢，感人至深，被譽為「革命黨之大文豪」。②該年夏秋間，日本報刊披露日本政府行將頒布「清韓學生取締規則」的消息。中國留日學生群情憤激，認為日本政府將中國置於它的保護國同列，實屬不堪忍受，要求清廷駐日公使楊樞向日本外務省提出質詢。外務省答稱並無其事。實際上，這是日本政府正在策劃的一個侵略陰謀，事過兩個月，它就暴露出來了。 原來，清廷鑒於留日學生中革命分子急劇增多，曾強烈要求日本方面實行取締辦法。夏秋間日本報刊披露的消息就具有試探意味，並向清廷示意，日本將會應允此項要求。適日俄戰爭結束，訂立《日俄朴茨茅斯條約》，日本攫取了俄國在中國東北長春以南的各項侵略權益。接著，日本政府派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前來北京談判，迫使清廷承諾日俄之間上述侵略權益轉讓為有效。就在小村壽太郎來華之際，日本政府文部省於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905年11月2日）發布《關於准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即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對中國留學生的集會、結社、言論、通信等橫加限制、取締。其用意顯然是允諾清廷的要求，以利於小村壽太郎在談判桌上施加壓力①。故《取締規則》中主旨尤在於阻禁和迫害中國留學生的革命宣傳和活動，這一點，文部省次官木場在談到《取締規則》時就直言不諱③《陳天華事略》，萬沅編纂《新華會虛無黨史》。 ①參閱《宋教仁日記》第2卷，1905年1月28日至2月2日。 ②同上書，1905年7月28、29日。 ①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編上冊，第4章《陳天華投海》，上海書店印行，第25頁。地承認：「留學生之中，屬於革命派者甚多，這次文部省頒布的規則，將使他們蒙受一大打擊，殆無疑義。」②所以，《取締規則》的發布，並不是一般地取締留學生的「性行不良」，而是旨在打擊中國留學生的反清革命活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是藉此作為一個條件，以誘脅清廷在即將舉行的「會議東三省事宜」中作出更多的讓步。 多數中國留學生當然也看出了文部省發布《取締規則》的意圖，對日本和清朝雙方政府這樁卑鄙的交易深表憤慨，於是群起奔走呼號，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對《取締規則》的運動。日本各報竟肆意譏嘲，指為「烏合之眾」。1905年12月7日《朝日新聞》發表一報道稱：東京市內各校之清國留學生八千六百餘人集體停課..此蓋由於清國留日學生對文部省命令之解釋過於褊狹而生不滿，以及清國人特有之放縱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團結之力則頗為薄弱。 事件初起時，陳天華雖異常憤慨，但又怕留學界不能團結一致，所以對罷課抗議尚心存猶豫。及至見8000餘留學生竟能同心協力地實行罷課，而日本報章卻肆行誹謗，他不禁又驚又懼：驚的是留學生果真能團結一致；懼的是罷課難於持久不懈，以致證實了日本報道的讕言蜚語。為此，他憂心如焚，憤恚難消。及至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讀到《朝日新聞》的惡意攻訐，就更感到無法忍受，痛不欲生，遂於晚間伏案疾書，寫下了一份悲壯悽愴的《絕命辭》，情深意切地激勵學生界堅持一心，貫徹始終，做到「堅忍奉公，力學愛國」，使日本報章的種種誣陷伎倆不能得逞。在《絕命辭》里，陳天華還告誡國人，決不能相信改良派的說教，「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他又諄諄規勸人們不要聽從那些親日的主張，「彼以日本為可親，則請觀朝鮮！」次日晨，他將《絕命辭》掛號寄留學生會館楊度收，隨即到大森海岸投海自盡。噩耗傳出，留學生群聚會館前，《絕命辭》「一人宣讀之，聽者數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①。留學界同聲哀悼，罷學返國者，絡繹不絕。 陳天華在《絕命辭》里勸告人們：「慎毋誤會其意，謂鄙人為取締規則問題而死。」他聲明，主要是對日本報章侮為「放縱卑劣」極為憤慨，「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又稱：「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於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臥薪嘗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亟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因此，陳天華的投海，不能認為是意志薄弱，灰心喪志，而是以一死來警醒同胞，「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①。無疑，譽為蹈海英雄，陳天華是當之無愧的。 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初一日（1906年5月23日），陳天華的靈柩運返長沙。革命黨人禹之謨、陳家影、寧調元等首倡將陳的靈柩與在上海投江的②永井算已：《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國近代政治史論叢》，東京汲古書店1983年版，第164—166頁。 ①永井算已：《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國近代政治史論叢》，東京汲古書店1983年版，第142頁。 ①《陳星台先生〈絕命書〉跋》，《民報》第2號。 姚宏業的靈柩一同葬於長沙嶽麓山，遭到官方阻撓，於是發動各學堂學生群起抗爭。初七日（29日）長沙全城學生出動，護送陳、姚的靈柩，首尾綿延十多里，哀歌動地，鞭炮震天，分從朱張渡、小西門兩處渡江。「適值夏日，學生皆著白色制服，自長沙城中觀之，全山為之縞素。」②「公葬陳姚」的事件，成為一次震驚全國的反帝愛國運動。 陳天華的著作，大部分通俗易懂，激情洋溢，悲壯感人。而蘊蓄在他的著作里最為昂揚生動的內容，又首推強烈的反帝愛國主張。聽聽他在《猛回頭》里一段怵目驚心的唱詞吧：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計中藏；法蘭西，占廣州，窺伺黔桂；德意志，膠州領，虎視東方；新日本，取台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分疆。 這中國，哪一點，我還有分？ 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 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制我，眾漢人，拱手降洋！①面對如此危如累卵的處境，陳天華並不感到氣餒，而是豪邁沉毅地號召人們奮起反抗。他在《警世鐘》里寫道：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仇人方罷手！」我所最親愛的同胞，我所最親愛的同胞，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殺！殺！殺我累世的國讎，殺我新來的大敵，殺我媚外的漢奸。殺！殺！殺！②在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危急之秋，這種豪言壯語，是何等的扣人心弦，令人血涌肺張啊！ 在陳天華的著作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也是很警世醒目的。他把清皇朝稱作「洋人的朝廷」，而且嚴肅地指出：「中國早已是各國的了！那些財政權、鐵道權、用人權，一概拱手送與洋人。洋人全不要費力，要怎麼樣，只要下一個號令，滿洲政府就立刻奉行。..故我們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從何處勤哩？」①他也如同孫中山、章太炎、鄒容一樣，把民主革命看作順天應人，符合歷史進化規律的運動，認為「質而言之，革命者，救人世之聖藥也。終古無革命，則終古成長夜矣！」因此，在他的著述里，也充滿著謳歌民主，盛讚共和，期待步武泰西革命的文詞，宣稱「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②。所以，他在《絕命辭》里又諄諄相囑：「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眾響應，其於事何難焉！」 ②《絕命辭》，劉晴波、彭國興編校《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①曾傑：《乙戌集》，《黃花崗與中國同盟會》。 ②劉晴波、彭國興編校：《陳天華集》，第35—36頁。 ①劉晴波、彭國興編校：《陳天華集》，第71頁。 ②同上書，第76頁。 由於陳天華「所著咸用白話文或通俗文，務使輿夫走卒皆能讀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冊散播於長江沿岸各省，最為盛行，較之章太炎《駁康有為政見書》及鄒容《革命軍》，有過之無不及。..其中以《猛回頭》、《警世鐘》二種為效力至偉」③。尤其在湖北新軍里，流傳最廣，「各兵士每每讀《猛回頭》、《警世鐘》諸書，即奉為至寶，秘藏不露，思想言論，漸漸改良。有時退伍，散至民間，則用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學堂之青年，亦時以偷看《猛回頭》為樂」①。清廷也早有察覺，故廣張文網，嚴行查禁，但卻事與願違。光緒三十二年（1906）夏，浙江金華龍華會員曹阿狗公開演唱《猛回頭》，被劣紳告發。金華知府嵩連將曹慘殺，「廣出告示，嚴禁逆書《猛回頭》，閱者殺不赦，以曹阿狗為例。然此告示一出，而索觀此逆書之人轉多，於是革命之風潮乃又加緊一度矣」。②辛亥革命時期兩個卓越的革命宣傳家——鄒容和陳天華，雖然因盡瘁革命大業而過早地捨身成仁，沒有親身參與推翻清廷、創立共和國的決戰，但辛亥決戰的偉大勝利，是與他們屹立於宣傳陣地的前沿，不怕犧牲，百折不撓地喚起民眾，激勵民眾投身於這次決戰的勞績分不開的。他們前驅先路，號角警鐘的殊勛，永遠銘刻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豐碑上。 ③《中國革命史論》，《陳天華集》，第215頁。 ①馮自由：《〈猛回頭〉作者陳天華》，《革命逸史》第2集。 ②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編第七章《武昌日知會之破案》上冊，第1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