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二章　左宗棠

第一節　究心經世之學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號湘上農人。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出生於湖南湘鄉左家塅一個下層地主知識分子的家庭。 從4歲開始，左宗棠就隨祖父和父親學習儒家經傳。19歲時，才正式到城南書院讀書，受教於名儒賀熙齡。賀熙齡主張經世致用，左宗棠受他的影響很大，一直以宗師事之。賀熙齡的哥哥賀長齡，是著名的《皇朝經世文編》的主編，時為江蘇布政使，在回鄉時見到左宗棠，對這個年輕人很為器重。賀的藏書很多，左宗棠每次借書，他必「親自梯樓取書，數數登降，不以為煩」①，還經常同他討論問題。通過賀氏兄弟，左宗棠逐漸密切了與封建統治階級中士大夫集團的關係，思想逐步向經世致用發展。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20歲時，參加了本省的鄉試，與他哥哥同榜中舉。這是左宗棠在科舉道路上獲得的唯一一次功名。同年，他與湘潭一位富室千金周詒端結婚。由於家境清寒，此後就以招贅女婿的身份一直住在周家。 當時的左宗棠，年輕氣盛，自負不凡，極想由此一舉登上仕途，曾三次赴京會試，但連遭失敗。科舉的失意使他憤懣不平，「遂絕意進取」，「棄詞章為有用之學」①，精力完全集中到經世致用方面來。由於外患日深，不少士大夫特別注意邊疆史地的研究，左宗棠也深受影響。他17歲時，即從書肆中購得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以及《齊氏水道提綱》等書，「喜其所載山川險要，戰守機宜」①。科舉失意的幾年中，他悉心鑽研地學，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對社稷安危的關切和西北邊防重要性的認識，形成了比較遠大的政治眼光。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擔任了醴陵淥江學院的主講。這年，兩江總督陶澍「乞省墓道」，回湖南安化，路過醴陵。左宗棠應醴陵知縣之請，為陶澍的公館作了楹聯。聯中巧妙地嵌入道光帝欽賜「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大得陶澍的賞識，特地邀見左宗棠，「傾談竟夜，與訂交而別」②。此後來往不斷。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歿，與陶澍有深交的賀熙齡要左宗棠擔負起教育陶子（陶桄）的責任，於是左宗棠於次年來到安化小淹陶澍家教學。 在小淹八年之久的教館生涯，對左宗棠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陶澍家中所藏書籍，特別是「本朝憲章」十分豐富。左宗棠「課讀之暇，博觀縱覽」③，閱讀了大量有關水利、田賦、鹽政的書籍，探求如何上慰宸衷、下安百姓、振刷綱紀、濟世匡時的途徑，以挽救正在衰落的封建皇朝。同時，又①《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840頁。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7，第30頁。 ①賀熙齡：《寒香館詩鈔·舟中懷左季高》，《左文襄公全集·年譜》卷1，第16頁。②《左文襄公全集·年譜》卷1，第14頁。 ③同上書，第10頁。 從陶澍的往來書信中開始知道了林則徐，並產生了仰慕之情。林、陶都是當時的重要人物，他們關心民情，剛直不阿，主張改革弊政和抵制外來侵略。這些，對左宗棠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第二節御「外患」與除「內憂」 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侵略軍犯浙江，陷定海，進逼天津、海口。消息傳到湖南，激起了左宗棠的愛國熱情。於是他研究了反侵略的「戰守機宜」，寫出了《料敵》、《定策》、《海屯》、《器械》、《善後》諸篇，並在給賀熙齡的幾封長信中，詳細討論了這些問題。其中不少主張與林則徐在廣東抗擊英國侵略者的策略不謀而合。他還尖銳地指出：「方今時事之壞，無過上下相蒙，賢奸失別」，必須對琦善這樣「以奸謀誤國，貽禍邊疆」的罪魁禍首「馳使封劍，斬首軍前」，「以壯三軍之氣，而寒彼族之膽」①。對於被無辜問罪、發配新疆的林則徐，他則寄予滿腔的同情，心「如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憤」，「心神依倚，惘惘相隨」②，表現了對這位民族英雄的高度敬仰。 但是，左宗棠在主張抵禦「外患」的同時，又深為農民起義的「隱憂」 而焦慮。特別是《南京條約》簽訂後，由於清廷的屈辱求和，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暫時緩和下來，而國內的階級矛盾又因封建統治者的橫徵暴斂而尖銳化。面對岌岌可危的局面，他常與好友胡林翼（陶澍之婿）在小淹「徹夜長談」，深為「國威屢挫之餘，亂民益無所忌」而「百憂攢集」③。地主階級的立場、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自負不凡的性格，都使他「夢卜夐求」干一番為「聖君」清除「內憂」的大事業。這正是他不久後與曾國藩、胡林翼等「中興名臣」殘酷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共同政治基礎和思想基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則徐引疾還閩，經過長沙時，特遣人召左宗棠一見。左宗棠「謁之長沙舟中」，「宴談達曙，無所不及」①。林則徐很賞識左宗棠，稱他為「不凡之才」②。 咸豐二年（1852），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撫張亮基的禮聘，入張幕充當謀士。太平軍圍攻長沙時，左宗棠在省城內為張亮基調兵遣將進行頑抗，還獻「河西合圍之策」，企圖一舉包圍、殲滅太平軍。在太平軍久攻長沙不下，毅然撤圍北上後，左宗棠又協助張亮基訓練兵丁、整飭吏治，並對響應太平軍的廣大群眾進行報復。他以「首先決策」鎮壓瀏陽秘密會黨「征義堂」有功，升用直隸州同知。 不久，張亮基調任湖廣總督，左宗棠隨往湖北，與江忠源等一起，抗拒太平軍的西征。後張亮基又調任山東巡撫，左宗棠不願隨往，而在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中，一連幹了6年。 從咸豐四年（1854）至咸豐九年（1859），左宗棠的主要活動是為清皇朝堅守湖南。當時的湖南，是曾國藩湘軍的發源地，是支持東南五省反動力量的重要基地。在湘軍已經傾巢出省鎮壓太平軍，而湖南又受到來自鄰邊各省和本省農民起義軍不斷衝擊的形勢下，左宗棠既要為出省的湘軍籌辦糧餉、船炮、軍械，又要設法抵擋紛至沓來的打擊，確是不遺餘力，費盡心機。左宗棠在湖南所顯示的才幹，為統治階級所賞識。潘祖蔭說：「國家不①《左文襄公全集·年譜》卷1。 ②《致賀蔗農先生》，《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 ③《復胡潤之書》，《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 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 ②《與賀仲肅》，《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 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連最高統治者咸豐帝也特意「垂詢及之」。左宗棠對咸豐帝的「特達之知」，刻骨銘心，感激涕零。 咸豐六年（1856），左宗棠以接濟曾國藩軍餉攻占武昌有功，「詔以兵部郎中用，賞賜花翎」，不久，又加四品卿銜③。正當他得到咸豐帝的青睞，飛騰有望之時，卻突然被湖廣總督官文奏劾，幾遭不測。雖由於胡林翼、曾國藩、潘祖蔭等人的力爭才免於一死，但不得不退出駱幕。統治階級內部的傾軋，使左宗棠初次嘗到「世網之險」。他知道，即「匿影深山」，也不一定能躲過對方再下毒手，因此轉而投靠為他脫險出過力的曾國藩。 ③胡林翼：《啟程晴峰制軍》，《胡文忠公遺集》卷54。 第三節　參與鎮壓太平天國 咸豐十年（1860）六月，左宗棠奉詔命以四品京堂從曾國藩治軍。他招募了5000人，組成了「楚軍」，這就是左系湘軍的起點。 左宗棠這次因禍而投靠曾國藩，是他經歷中的一個轉折。過去8年，他雖然倍受重用，名聲不小，然而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高級師爺而已；而這一來，卻真正成了一員擁兵帶隊、手握實權的將領。以後，正是憑著這一資本，他的權力越來越大，以至與曾國藩等並駕齊驅，成為同治年間的「中興名臣」。「楚軍」組成後，在長沙金盆嶺練軍。年底，由江北戰場西進的李秀成大軍，包圍了曾國藩指揮機關所在地——安徽祁門。曾國藩驚恐萬狀，四處呼救。於是左宗棠不得不率領剛剛練成的楚軍出湘，進入江西，在皖、贛交界的德興、婺源一帶與太平軍交鋒。這一地區是曾國藩大營的糧道，已被太平軍攔腰切斷。左宗棠的任務就是要打通這一糧道，「嚴防大營後路」，以解曾國藩之圍。他知道，初次出陣的成敗，關係今後的命運，因此勢在必爭。而太平軍方面，由於李秀成對救援安慶並不積極，與湘軍稍一接觸後，就繞過祁門，過浙江，入江西招兵去了。因而左宗棠得以比較順利地占領了德興、婺源，接著又在東平、鄱陽擊敗了準備深入江西腹地的侍王李世賢部，從而打通了曾國藩大營的後路。清廷為對左宗棠表示嘉獎，命其幫辦江南軍務，並授太常寺卿。 咸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從湖北回師的李秀成與李世賢會合，一舉攻克浙江省會杭州。浙江巡撫王有齡自縊，清廷大震。這時，曾國藩雖受命節制浙江軍事，但他占領安慶之後，正集中力量進犯天京，無暇顧及，故一再推薦左宗棠去收拾殘局。於是，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 同治元年（1862）春，左宗棠率軍自江西入浙。這時，清廷多次令他率兵進駐清軍在浙西的唯一據點衢州城，並迅速拿下金華、杭州。但左宗棠是十分謹慎的，他知道在當時的形勢下，要馬上進攻金華、杭州，固然是「痴人說夢」，就是進入衢州城，也十分危險。因為太平軍「每遇堅城，必取遠勢包圍，待其自困而後陷之」，必須「避長圍，防後路，先為自固之計」①。於是他決定採取「置於四旁，漸進中央」的策略，先不入衢城，而是分兵拔除贛、皖邊境的太平軍據點，掃清後路，步步為營，逐漸往前推進；然後避開堅城，從側路進攻杭州。在英勇善戰的太平軍面前，他的如意算盤實現得並不順利。直到同治二年（1863）初，左軍雖然竭盡全力，但仍然停滯在龍游、湯溪、蘭溪一帶，進展緩慢。但後來太平軍整個戰局逐漸惡化，外國侵略者公開與清軍聯合，並在浙東開闢了第二戰場，攻占了寧波，因而浙西戰場的太平軍內部發生動搖，出現了火併、叛變。而這一切，都被左宗棠乘機利用，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攻占了處州、嚴州和龍、湯、蘭三城，並進一步占領了金華，軍鋒直逼杭州。接著，這時已是閩浙總督的左宗棠派蔣益澧率軍進攻「為杭州鎖鑰」的重鎮富陽。堅守此城的太平天國康王汪海洋在富陽、新城之間大破蔣軍。左宗棠急於事功，在久攻不克的情況下，竟不惜「兼募外國軍助之攻」①。同治二年八月，左宗棠軍與法人德克碑率領的1500人「常捷軍」勾結在一起，向富陽再度發起攻勢。德克碑以重炮轟城，終於奪①《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 取了富陽。 攻占富陽後，左宗棠兵分兩路：一路由蔣益澧等率領，直驅杭州；一路由魏喻義、康國器率領，進犯餘杭。在左軍的圍困下，杭州城內彈盡糧絕。同治三年（1864）二月，太平天國聽王陳炳文突圍出走，比王錢桂仁投降，杭州陷落。餘杭汪海洋棄城北走，也為左軍所占。六月，曾國藩率領的湘軍攻陷了天京。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終於被血腥地鎮壓下去。清廷論功行賞，左宗棠被封為一等恪靖伯。 但是太平天國的戰鬥並未結束。在天京失陷後突圍的各支部隊分別轉戰江西、福建、廣東各地，繼續堅持鬥爭。清廷授權左宗棠節制福建、江西、廣東三省的清軍，策劃最後消滅太平軍的餘部。同治四年底（1866年1月），在左宗棠的統一部署下，閩、浙、贛、粵的清軍合圍汪海洋的最後據點——廣東的嘉應州。汪海洋、譚體元壯烈犧牲，長江以南太平軍的英勇鬥爭至此方才結束。同治五年（1866）元月，左宗棠從廣東「凱旋」而歸，回到福州。在鎮壓太平天國的罪惡活動中，他與曾國藩、李鴻章一樣，用大量起義者的鮮血染紅了頂子，換來了「中興名臣」的桂冠。 第四節　創辦福州船政局 在閩浙總督任上，左宗棠提出了創辦福州船政局的計劃。這一舉動，使他成為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當左宗棠軍攻占杭州後，他即派人仿造輪船，但是沒有成功。鎮壓了太平天國後，他開始籌辦福州船政局。法國洋槍隊將領德克碑和稅務司日意格表示願「代為監造」。由於在浙江戰場上形成的特殊關係，也鑒於上次華人自製失敗，左宗棠決定接受他們的建議。同治五年五月，雙方達成協議，並奏報清廷批准。日意格到福州同左宗棠「詳商一切事宜」，同赴羅星塔，選擇了馬尾山下一處地方作為廠址。在初步規劃就緒後，左宗棠任命日意格為福州船政局正監督、德克碑為副監督，「一切事務，均責成該兩員承辦」②。船廠的生產指標是：在五年中，應照「外洋兵船樣式」，製成150匹馬力的大輪船11艘和80匹馬力的小輪船5艘。 正當左宗棠興致勃勃地大搞造船的「五年計劃」時，清廷卻調他任陝甘總督，以鎮壓西北的回民起義。左宗棠不得不匆匆去西北赴任。但他「身雖西行，心猶東注」①，仍然戀戀不忘於船政局。他推薦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並派他的親信胡光墉直接督察籌劃。因此，在左宗棠離開後，船政局的建設仍在他的「遙控」下繼續進行。至同治十三年（1874），船政局共建有工廠16座、船台3座、船槽1座，並附設藝局等，成為洋務派興辦的最大的船舶製造廠。 福州船政局與其他洋務派軍事工業一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封建腐朽性和對外國的依賴性。但比較起來，船政局還有自己的幾個特點：第一，從造船的目的和作用看，它比較突出「禦侮」，也就是針對外國侵略的一面。籌建之始，左宗棠就在給清廷的奏摺中明確指出：「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②自造輪船，正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此後，他又反覆重申：英、法、俄、德等國「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競鯨吞蠶食之謀，乘虛蹈瑕，無所不至」，因此，「非師遠人之長還以治之不可」③。 第二，在造船方針上，左宗棠強調自造，反對「造船不如買船」的謬論。他認為，中國自己造船，是「欲得其造船之法，為中國永遠之利，並可興別項之利」，「非如雇買輪船之徒取一時可比」④。還進一步提出附設藝局，聘請西洋技師，派中國工匠、學員學習西洋語言文字、標法畫法等，為中國培養造船、駕駛人才。同治十二年十二月（1874年2月），船政局與法人合同期滿，日意格、德克碑均退職回國，其他洋匠也逐漸減少。從此，技術設計改由中國技術人員擔任。因而福州船政局對外的依賴性較少。 第三，從成績看，福州船政局前後共成船34艘，其中為南洋海軍建造的3艘2400匹馬力、排水量2400噸的巡海快船，是當時中國自己修造的最大軍艦。因此，從客觀上說，福州船政局的設立畢竟為中國建立第一支近代化②《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4頁。 ②《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8，第59頁。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頁。 ④《藝學說帖》，《左文襄公全集·說帖》。 的海軍打下了基礎。 第五節　用兵陝甘 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離開福建，赴陝甘總督任。他的西征部隊，一部分是自己帶去和調去的楚軍、湘軍，又在陝甘等地招募了一部分兵勇，總共在4000人左右。加上原在陝甘和陸續增調的其他清軍，共達12萬人左右。左宗棠在西北面臨著兩支相互聯繫著的起義軍——西捻軍和回民起義軍。他鎮壓的戰略是：「以地形論，中原為重，關隴為輕；以平賊論，剿捻宜急，剿回宜緩。」①這是因為西捻軍的戰鬥力更強，活動範圍更廣，對清皇朝的威脅也比回民起義軍更大。左宗棠的鎮壓，就是根據這個「先捻後回」的步驟進行的。 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軍從漢口出發，分三道入陝。六月，左宗堂到達潼關，正式督辦陝西軍務。他一面派兵沿渭水紮營，一面兵分兩支，渡過渭水，進攻西捻軍。但靈活的西捻軍轉而西進涇陽、咸陽，渡過涇水，集中主力於蒲城一帶，有意識地讓出涇水西岸地區。左宗棠連忙親自趕到涇西，策劃包圍西捻軍，企圖消滅他們於涇水、洛水之間。不料西捻軍突然以馬隊猛攻渭北地區的清兵，突破包圍圈，粉碎了左宗棠的圍殲計劃。他們進入陝北後，連克安塞、延川等城。與西捻軍相呼應的陝西回民軍也乘勢攻占了重鎮綏德，並邀西捻軍共同防守此城。由於連失延川、綏德等地，清廷震怒，左宗棠上書請罪。左宗棠不得不承認捻軍「飆忽馳騁，避實就虛」，「遇官軍堅不可撼，則望風遠行，瞬息數十里；俟官軍追及，則又盤旋迴折」②。西捻軍進駐綏德後，考慮到陝北山地較多，不適宜於馬隊馳驅，同時又接到東捻軍在運河地區失利的告急信，於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利用黃河冰凍已合的機會，一舉突破了左宗棠所布置的河防，浩浩蕩蕩渡過黃河，一直打到保定，使清廷大驚，「切責督兵大臣，自宗棠、鴻章及河南巡撫李鶴年、直隸總督官文，皆奪職」①。左宗棠闖了這個大禍，「憂憤欲死」，連忙派了劉松山、郭寶昌兩軍日夜窮追，自己也隨後親自追趕，狼狽不堪。 但是，捻軍進行游擊戰爭而不建立作為戰略基地的根據地，總是難以持久的。李鴻章、左宗棠都看出了捻軍這個弱點，力求改變緊跟追擊的笨辦法而採用「畫河圈地」、逐步縮小包圍圈的策略。當西捻軍深入京畿後，即遭到清軍的重重包圍，幾經轉戰，逐漸被清軍封鎖在冀、魯邊界沿海狹小地區內，終於在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軍覆沒於徒駭河邊。 左宗棠在鎮壓西捻軍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覲天顏」，受到慈禧太后的「天語褒獎」。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集中力量鎮壓回民起義。這期間，由於西捻軍的轉移，陝甘回民起義軍的聲勢已開始衰落。陝西的回民起義軍被壓入甘肅境內，以寧州的董志原為主要據點。甘肅回民起義軍，以馬化龍為首，表面上接受了寧夏將軍穆圖善的「安撫」，實際上仍暗中積蓄力量，繼續進行鬥爭。左宗棠首先用「剿撫兼施」的手段鎮壓了陝西境內各股零星的起義隊伍，收降了董福祥部，然後進入甘肅境內。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軍攻占了董志原。以此為據點的陝西回民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8，第49頁。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第20頁。 ①《謹擬分別剿機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5。 起義軍被迫向金積堡方向轉移。五月，左宗棠到達涇州，部署了三路進軍：南路從寶雞和清水出發，作進攻涼州的準備；中路從涇州出發，進襲平涼和固原；北路從陝西西北出發，進襲定邊和花馬池，而真正的目標是陝甘回民起義軍的中心——以馬化龍為首的金積堡。 但左宗棠軍對金積堡的進攻，遭到了起義軍的堅決抵抗，激烈的戰鬥持續了一年半之久。期間，左宗棠的愛將劉松山被打死，死亡極為慘重。左宗棠悲嘆：「一年之間，連喪大將，人心震駭，謠諑繁興」，「十餘年剿發平捻，所部傷亡之多，無逾此役者」②。同時，清廷也一再嚴詰：金積堡「一隅之地」，「何以日久未見成功，糜餉老師，該大臣難辭其咎」①。左宗棠受到嚴責，不得不一面哀求清廷「稍寬時日」，一面更加緊了對金積堡的圍攻。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金積堡「糧已淨盡」，馬化龍「自詣軍門，哭泣請罪」。接替劉松山的劉錦棠（劉松山之侄），接受了馬的投誠，令馬化龍招各地回軍來金積堡就撫。當目的達到後，即將馬化龍及其一家全部誅殺。此後，左宗棠軍又鎮壓、收撫了河州、西寧的回民起義軍，並於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占了陝甘起義軍的最後一個據點肅州城。 由於鎮壓陝甘回民起義獲得「全功」，清廷對左宗棠大加褒獎，賞加協辦大學士。次年，又晉為東閣大學士。但經他鎮壓後的西北，卻是「千里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被禍之慘，實為天下所無」②。這種慘狀，固然是歷屆地方官員和清軍共同造成的，但作為災難製造者之一，左宗棠也是難辭其咎的。 ②《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34頁。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58頁。 第六節　收復新疆 同治、光緒之際，中國的邊疆危機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況最為突出。 同治四年（1865）初，中亞的浩罕汗國軍官阿古柏與民族敗類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結，入侵中國新疆南部地區，先後侵占了喀什噶爾、英吉沙、莎車、和田、阿克蘇、庫車和喀喇沙爾（今焉耆）等城。同治六年（1867），建立了反動政權，阿古柏自稱「畢調勒特汗」（意即「幸運之主」）。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進占烏魯木齊。阿古柏政權不僅殘酷地壓榨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勾結英國和俄國，妄圖利用他們作靠山，分裂中國領土，成為在英、俄庇護下的一個獨立王國。 野心勃勃的俄國一方面千方百計地與英國爭奪對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劃侵占伊犁。同治十年（1871），當阿古柏兼併了烏魯木齊不久，俄國就打著代中國「收復」的幌子，武裝占領了伊犁，還揚言要「代收」烏魯木齊。新疆面臨著被外國侵略者瓜分的嚴重危險，收復失地，捍衛祖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成為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當新疆危機日趨嚴重之時，左宗棠已年逾花甲，打算「乞病還鄉」，但是，祖國西北邊陲發生的事變，點燃了他心中的愛國之火，他堅定地表示：「今既有此變，西顧正殷，斷難遽萌退志，當與此虜周旋！」③同治十三年（1874），正當新疆的局勢危急之時，東南沿海的防務也由於日本侵略台灣而告緊張。受英國影響的李鴻章借全國注視東南之機，提出了放棄新疆，移西征之餉作為東南海防之用的謬論。說新疆這個貧瘠之區「無事時歲需兵費尚三百餘萬，徒收數千里之廣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為不值」。他認為，「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曾國藩前有暫棄關外，專清關內之議，殆老成謀國之見」①。這就意味著，玉門關以外的中國領土都可以拱手送給別人。李鴻章的謬論，得到相當多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論」者起而反對。於是，一場「塞防」與「海防」之爭就此掀起。 在爭論中，清廷的態度搖擺不定，於是「密詢」在西北邊防問題上最有發言權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陳詞，堅決反對放棄新疆。他針對清廷的心理狀態，高度讚揚了乾隆帝收復新疆的歷史功績和堅定態度，指出「當時盈廷諸臣，頗以開邊未已，耗■滋多為疑，而聖意閎深，不為所動」。同時，他特別從餉需的角度駁斥了李鴻章的謬論，指出「若此時而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等處恐亦未能晏然」①，把收復新疆提到保障全國安全的高度。左宗棠的結論是：「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不可偏廢。左宗棠的精闢議論，把「海防」、「塞防」之爭推向了高潮。從本質上看，這場大辯論是關係到要不要收復新疆，要不要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大是大非問題。以左宗棠為代表的「塞防海防並重論」，是符合中國人民長遠利益的。 左宗棠發表意見後，清廷不僅堅定了不放棄新疆的決心，而且也意識到：在全國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膽識和魄力，足以擔負起這一重大任③《回民起義》第3冊，第243頁。 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48頁。 ①《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第19頁。 務者，左宗棠一人而已。光緒元年（1875）三月，詔命左宗棠為督辦新疆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得到指揮進軍的全權，開始了收復新疆的大業。 光緒二年（1876）三月，左宗棠從蘭州進駐肅州（酒泉），以此為西征大本營，並督飭劉錦棠率精銳20餘營西進出關。五月，劉部抵達濟木薩。此時，連同從同治十三年（1874）起陸續出關的金順、張曜部和整編的新疆原有駐軍，全部近100營，約五六萬人。 關於具體的作戰部署，左宗棠的方針是：先北路而後南路。首先拿下烏魯木齊，克復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然後揮師南下，直搗阿古柏的老巢，收復整個南疆。全部收復新疆的戰鬥，正是在這一正確部署下一步步進行的。六月，劉錦棠與先期西進的金順部同時進駐距古牧地（米泉）最近的阜康城，建立了自己的前哨陣地。在很短的時間裡，接連收復了烏魯木齊及昌吉、呼圖壁諸城。不久，又攻克了「城小而堅」的瑪納斯。於是，整個北疆，除伊犁之外，均為清軍收復。第一戰役勝利結束，對南疆的進軍已是箭在弦上。 就在這時，英國以「調停」為名，妄圖阻止左宗棠大軍收復南疆的正義行動。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向李鴻章表示，英國願出面「調停」中國與阿古柏的關係，阿古柏「作為屬國，只隸版圖，不必朝貢」②。隨後，英國又向總理衙門正式提出這一荒謬主張。左宗棠得知這個情況後，極為憤慨地說：「帕夏（即阿古柏）竊據南八城及吐魯番」，為「中外共知」，而威妥瑪卻故意「稱為喀王」，「若不知吐魯番、南八城為我疆土，帕夏為我賊也」，其卑劣的目的不過是「圖保其印度腴疆」而已①。針對李鴻章「專一示弱」的做法，他義正詞嚴地向總理衙門表示：阿古柏「為我必討之賊」，「戰陣之事，權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參與，亦「無須英人代為過慮也」。左宗棠的堅定態度，挫敗了英國的「調停」陰謀，從而為第二戰役鋪平了道路。 收復新疆的第二戰役是整個進軍中的關鍵戰役。阿古柏利用天山關隘重點設防於達坂城，並由他的兒子和親信防守吐魯番和託克遜。三者互為犄角，是阿古柏頑抗的希望所在。 光緒三年（1877）三月，在避開了冰雪封山的冬季之後，根據左宗棠「分道並規」的部署，劉錦棠部從烏魯木齊往南，翻過天山向達坂城和託克遜挺進；張曜從哈密往西，先屯鹽池；徐占彪從巴里坤往西在鹽池與張曜會合後，再往西向七克騰木和辟展（鄯善）前進。三軍最後會師吐魯番。初三日（4月16日），劉錦棠軍向達坂城發起進攻，初七日，「殲盡守城之寇，殺盡外援之寇」，一舉攻克了達坂。初九日，徐占彪軍與張曜部前鋒會師，攻占了辟展。接著進攻吐魯番。十三日，劉錦棠的援軍也已趕到，於是在一天之內連克吐魯番滿漢二城。這一天，劉錦棠部還收復了重鎮託克遜。 關鍵性的第二戰役，不到半個月即勝利結束。三城全克，殲滅阿古柏主力1萬餘人，打開了通向南八城的門戶，為直搗阿古柏的老巢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在西征軍摧枯拉朽的打擊下，阿古柏走投無路，服毒自殺。阿古柏之死，又引起了反動集團更嚴重的內訌。阿古柏的小兒子海古拉與大兒子伯克胡里火併，被伯克胡里打死。許多人見大勢已去，紛紛作鳥獸散。在這種形勢下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頁。 ①《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6，第28頁。 繼續進兵，徹底摧毀阿古柏集團，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但這時狡猾的英國再度登場。它通過中國駐英公使郭嵩燾要求中國允許阿古柏反動政權保留喀什噶爾數城，「使可立國」。不久，英國代辦傅磊斯又向總理衙門轉告三項無理要求：「（一）阿古柏承認中國為上國，命使臣入貢；（二）中國與喀什噶爾將地界劃清；（三）兩邊議合後，永遠和好。」②顯然，直到這時，英國仍想通過「議和」、「劃界」的陰謀，分裂中國領土，保存阿古柏集團的政權。李鴻章也再次出來為英國幫腔。他諷刺說：「左帥新復吐魯番、託克遜等城，自謂南路折■可下，朝廷日盼捷書，催協餉如星火，更無以雅可刊（阿古柏）投誠之說進者。然將來勢必旋得旋失，功不覆過。」①左宗棠面對這些壓力，仍然寸步不讓。他反駁說：收復吐魯番等地後，「逆夷震懾異常」，「此時機有可乘，乃為畫地縮守之策，何以固邊圉而示強鄰？異時追咎貽誤之人，老臣不能任也」②。對於英國的陰謀，他嚴正指出：英人要別人「立國，則割英地與之，或即割印度與之，可也」，「何為索我腴地以示恩？」他告訴劉錦棠，如遇英國遣說客去囉嗦，則以「我奉令致討侵占吾宇之賊，以復我舊土為詞，別事不敢幹預。如欲議別事，請赴肅州大營！」③他的凜然正氣，既打擊了英國，又回擊了李鴻章，從而又一次粉碎了英國的陰謀。光緒三年八月，收復新疆的第三戰役開始了。這一戰役的目標是全部收復南疆，徹底消滅阿古柏集團。劉錦棠率西征軍各部從吐魯番、託克遜出發，兵分兩路，在不到兩個多月的時間裡，長驅近2000里，全部收復了南疆的東四城——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及附近各城鎮。接著，又以破竹之勢於十二月攻克了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莎爾、和田西四城，並窮追狼狽逃竄的伯克胡里等人。但俄國卻居心叵測地把這些殘渣餘孽收留下來，拒不交出。這時，新疆已是冰雪世界，左宗棠西征大軍不顧斷指裂膚之痛，勇往直前，為祖國建立了卓越的功勳。新疆除了伊犁地區以外，又重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清廷晉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為獎勵。 左宗棠督軍討伐阿古柏，反映了全國人民，特別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熱烈的擁護和支持。在整個進軍新疆的過程中，各地各族人民，或為嚮導，或隨同攻伐，積極支持清軍。正是這個最重要的因素，為左宗棠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使他能夠憑藉這個舞台，導演出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 同時，也應該肯定，在整個收復新疆的鬥爭中，左宗棠的個人作用也是突出的。他不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兩國的政治陰謀，在政策上採取了有利於團結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對敵的方針，在物質供應上解決了「兵、餉、糧、運」四大困難；而且在軍事指導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訂「先北後南」的正確的戰略部署外，他還巧妙地運用了「緩進速戰」的原則。在用兵新疆的3年中，真正作戰的時間不過4個來月，其他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物質準備，選擇戰機，對敵人的動態進行周密的研究和計算。他的用兵，的確達到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當左宗棠的軍隊收復南疆各地，消滅了阿古柏集團後，進一步從俄國手②《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7，第31頁。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卷11，第32頁。 ②《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7，第13頁。 ③《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8，第48頁。 中收復伊犁的問題便提到議事日程上了。俄國雖然失掉了可以霸占伊犁的藉口，但仍然千方百計地拖延。光緒四年（1878），清廷不得不派專使崇厚到俄國談判。昏庸無能的崇厚墮入了俄國精心設計的圈套，未經請示清廷，就擅自簽訂了出賣大量權益而僅僅收回一座空城的《里瓦幾亞條約》。消息傳來，舉國震怒，要求殺崇厚「以伸公憤」。左宗棠也接連上書，痛陳此約的危害，指出：俄國雖名曰歸還，而實際上伊犁「四面俄部環居」，「孤注萬里，何以圖存？」將來「雖得必失，庸有幸乎？」他還揭露俄國的貪慾永無止境，「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④。因而，必須重新交涉，「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以挽回崇厚造成的惡果。 光緒六年（1880）一月，在全國上下輿論的壓力下，清廷不得不拒絕批准「崇約」，將崇厚撤職定罪，另派曾紀澤赴俄談判改約。俄國得知崇約被拒，一面擺出斷交的架勢進行政治訛詐，一面派兵遣將，大搞武力威脅。在全國軍民反侵略精神的推動下，清廷命令各地加強邊防，以準備對付俄國可能挑起的侵略戰爭。 二月，左宗棠提出了準備三路出兵，武力收復伊犁的方案，以配合曾紀澤的談判。為了就近指揮這一重大行動，並向全軍將士表達自己的決心，年近七十的左宗棠，不顧體弱多病，不畏風沙嚴寒，從肅州出發，隨將士穿過千里戈壁，把大本營設在新疆哈密的鳳凰台。他的這種精神，充分顯示了反侵略的堅強意志和「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氣概。但正在這時，清廷突然以「現在時事孔艱，正需老於兵事之大臣」，以備朝廷「顧問」為由，把左宗棠調回北京。左宗棠迫於朝命，不得不離開新疆，但他到北京後，仍然「力持正論，與此事相始終」①。 雖然左宗棠調回北京，但他在伊犁問題上的堅決態度，對曾紀澤的談判仍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此後簽訂的中俄《伊犁條約》，迫使貪婪成性的俄國不得不將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城及通往南疆的穆扎爾山口歸還中國。在這方面，左宗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 新疆建省，是左宗棠長期關注的另一個重大問題。在進軍新疆的過程中，他多次向清廷陳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並提出了建省的具體方案。光緒十年（1884），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任命劉錦棠為首任新疆巡撫（時左宗棠已在兩江任上）。這是新疆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進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據勢力，實現了新疆與全國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統一；它大大加強了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對於恢復和發展遭到破壞的經濟、對於保衛祖國西北邊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左宗棠作為創議者，顯示了他遠大的政治眼光，確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在新疆期間，左宗棠還重視屯田開荒，安置難民；推廣蠶桑事業，發展地方經濟；修築道路，便利交通，做了一些有利於新疆各族人民的好事。此外，他還在光緒六年（1880）創辦了蘭州機器織呢局，希望利用西北盛產的羊毛與外國輸入的毛織物競爭。 ④羅正鈞：《左宗棠年譜》嶽麓書社1982年版，第333頁。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頁。 第七節　督辦福建軍務 光緒七年（1881）正月，左宗棠回京覲見後，詔命入值軍機，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不久後，又調任兩江總督。這時，中俄條約已定，左宗棠不可能在抗俄鬥爭中再出什麼力，他只得把注意力轉向國計民生，期望在有生之年追隨陶澍、林則徐之後，做一些利民、惠民的事情。但由於疾病纏身，他已有力不從心之感了。 光緒九年（1883），中法戰爭爆發，這位曾在反侵略鬥爭中大顯身手的老將堅決主戰，並慷慨激昂地表示，為「西南數十百年之計」，願親往抗法前線視師，「不效，請重治其罪，以謝天下！」②愛國之情，溢於言表。他還要已退休的老部下、英勇善戰的王德榜挑募舊部，組成「恪靖定邊軍」，前往前線參戰。此後，正是這支部隊，在鎮南關（今友誼關）一役，配合老將馮子材，大敗法軍，為祖國建立了功勳。 光緒十年（1884）七月，法軍偷襲我福建水師和馬尾船廠，福建水師幾全軍覆沒。閩、浙前線形勢緊張，台灣危急。清廷不得不起用已於年初「因病開缺」的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這時的左宗棠，已是72歲高齡，然而「聞命之餘，慷慨戎行，冒暑數千里」，率部兼程趕到福州。到達福州的當天，就命令迅速集中帆船，準備親自冒險東渡。在被勸阻後，他調王詩正率「恪靖援台軍」東渡台灣與法軍交戰，並「購軍火」、「雇商船」，「晝夜孜孜，以謀援台」。當澎湖失守時，左宗棠氣憤得「椎胸頓足」，以至「咯血時發」。但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中，他仍然堅持主持戰備事宜，不肯休息。光緒十一年（1885）五月，清廷出賣了馮子材等英雄將士用鮮血換來的巨大勝利，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並不顧廣大愛國軍民的反對，嚴令各地撤兵。左宗棠「以此行未能破敵大加懲創引為恨事，肝疾牽動，憤郁焦煩」①，病勢劇增。同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5日），逝於福州。清廷予諡「文襄」。 ②《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24，第82頁。 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26，第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