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五章　洪仁玕

洪仁玕字謙益，號吉甫，生於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822年2月20日），廣東花縣官祿布村人，是洪秀全的同宗族弟。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是一個具有特殊經歷的人物。特別是他在咸豐九年（1859）從香港來到天京以後，向太平天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國主張，希望通過改革朝政，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最進步、最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他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節　篤誠的拜上帝教徒 洪仁玕從小在家鄉念書，和洪秀全一樣，曾想躋身仕途，屢次赴考不第。後來在家設帳授徒，自修經史。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最後一次應考落第，因受《勸世良言》啟發，便在家鄉創立拜上帝教，自行洗禮。洪仁玕和馮雲山是最早加入拜上帝教的人。他和洪秀全一起，著手在他們的族人、親戚中傳教。隨後，洪秀全到蓮花塘教書，「在未離本村之前，叮囑仁玕細心研究新教道，並宣傳於其家及族人」。然而傳教本身很快就和傳統勢力發生衝突，被人斥之為「瘋狂愚蠢」之事。洪仁玕本人因為信拜上帝教受到其兄毆打，其兄甚至撕破他的衣服，要把他逐出家門。但是，洪仁玕沒有向舊勢力妥協，為了表示他對皇上帝信仰的篤誠，便將他所在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拆除，並說：「我是不是老師呢？孔夫子死了許久怎能再教人呢？」①在當時敢於這樣旗幟鮮明地反對孔子，是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和大無畏精神的。 第二年正月燈節，這是花縣有名的傳統佳節，在這一天，人們照例要用各種形式來向菩薩獻誠。本村父老要洪仁玕和洪秀全寫歌頌偶像的詩詞和對聯。洪仁玕和洪秀全嚴加拒絕並宣傳自己是「尊上帝誡條」行事的，因而大受鄉間士紳指責，激怒了舊傳統勢力。加上由於洪仁玕和洪秀全因撤除孔子和文昌牌位，學生驚散，鄉紳便藉此解除他們的「教席」。洪秀全被迫遠適他鄉去傳教。洪仁玕則因年紀較小，受到家人的阻攔，沒能和洪秀全、馮雲山同行。但他在本村也呆不下去了，只好跑到清遠去教書，並就地傳教。無奈收效甚微，幾年之間接受他洗禮的教徒才有五六十人。單純的宗教活動，群眾並不熱心。洪仁玕和洪秀全以為是教義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所以，洪秀全在廣西傳教半途而廢，回粵後便潛心著作《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重新解釋教義的書。在這期間，洪仁玕和洪秀全過往很密切，經常和洪秀全一起探討真道教義。他自己說在和洪秀全交往中知道了不少道理，對洪秀全更加崇拜。當然，洪仁玕的一些思想自然也注入洪秀全的這些著作中。 不過，洪仁玕和洪秀全一樣，他們想通過這些教義，大力發展拜上帝教的信徒，希望通過建立拜上帝教，達到「以教治道」的目的，糾正當時那種「世道乖離，人心澆薄」的社會風氣。但是，新教義的編制，是否就能順利發展拜上帝教，洪仁玕和洪秀全都沒有把握。他們想成為一名正式的傳教士，以便合法地開館傳教，發展教徒。於是，在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年3月），洪仁玕與洪秀全一起到廣州，在美籍傳教士羅孝全處「研究真道」，羅孝全後來曾經回憶說，洪秀全和洪仁玕「來到廣州我的住處，尋求宗教原理」。「我教導他們學習基督教教義和關於聖經的知識」①。 離開廣州之後不久，洪仁玕回到花縣，曾在家鄉學習一段醫術，後來又到清遠教書。由於馮雲山在廣西紫荊山創立拜上帝教，把發展拜上帝教和農民起義最終推翻清皇朝的目的結合起來，拜上帝教在廣西得到很大發展。洪仁玕對廣西傳來的消息，大受鼓舞。洪仁玕沒能到紫荊山，沒能夠參加太平天國革命準備階段的工作，也沒有能夠加入太平天國起義的行列，但在思想上，他是十分嚮往和積極支持金田起義的，洪秀全在金田起義後曾派江隆昌①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第373頁。①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太平天國》第6冊，神州國光社1952年版。到花縣迎接洪、馮族人及親友。洪仁玕立即響應，親自率領「五十多人，或為洪、馮族人，或為友人，一同西上，迨抵潯州時，乃聞悉太平軍已棄營他去，..不得已乃中途折回」①。咸豐二年正月（1852年3月），洪秀全再次派江隆昌來粵召親友入桂。當時清地方當局對洪、馮家族實行鎮壓，挖墳、燒屋無所不為。在江隆昌的主持下，洪仁玕等積極支持，決定在清遠的谷嶺發動起義，響應太平天國革命。但由於事先缺乏準備，又沒有足夠的軍需，起義沒有成功，江隆昌陣亡，不少人被捕。洪仁玕也被擒獲，將解官治死罪，幸而他機靈，當晚自解繩索，連同一起被捕的10多人逃入山中，藏匿在山洞中。一連幾天，饑寒交迫，歷盡艱險才找到一個親戚家，這個親戚怕事，竟要將仁玕押送清地方當局投案，幸得一位父老挺身相助，才得以脫險。 咸豐二年三月（1852年4月），洪仁玕逃到香港，住在瑞典傳教士韓山文處，積極宣傳太平天國革命，曾口述由韓山文寫成《洪秀全來歷》一文。但是，洪仁玕因生活困難，又嚮往革命，幾個月後，他離港回到廣東，隱匿在東莞一個朋友家裡。次年十月（1853年11月），洪仁玕再度來到香港，學習研究西方先進理論和文化。 ①《北華捷報》1853年8月20日。 第二節學習西方文化 洪仁玕這次來港起初雖仍然是出於生活所逼，但太平天國革命的理想仍然撞擊著他的心靈。當他口述由韓山文寫成《太平天國起義記》一文之後，便又回到上海，希望得到外國軍艦的援助從上海到南京，但外國人不肯。當時正遇上海小刀會起義，洪仁玕決心先投小刀會，然後找機會到南京，無奈小刀會首領不相信他是洪秀全的族弟，而沒有收留他。不得已，洪仁玕於是年冬，再次回到香港。他決心在香港學習西方文化，以便將來回去輔助洪秀全。 洪仁玕這次來香港，韓山文已經去世。他只好受聘於倫敦浸會，為外國傳教士教授中文，兼習天文曆法。由於他作風端正，學習認真，頗受英國傳教士理雅各的敬重。洪仁玕學習西方文化，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博覽所能涉獵到的西方著述，當時香港和南洋出版許多報刊，介紹西方各國和當地的情況，以此為媒介，洪仁玕了解到不少西方各國的經濟、政治、地理、歷史等各方面的情況。同時，一些傳教士來到中國，都致力於譯述外國書籍，如《大英國志》、《地理全志》、《聯邦志略》（即美國史）以及一些科學技術方面的著作。這些書籍，凡是洪仁玕能拿到的，他都進行認真學習；二是洪仁玕廣泛接觸外國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大多是些有學問有主張的知識分子，洪仁玕自然從他們那裡學到不少東西。 這一次洪仁玕在香港住了4年多，通過對各國的政治、歷史、地理有關書籍的認真研究和考察，他認識到西方國家有許多可取之處，值得仿效。他認為，如果洪秀全能採用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來管理中國，中國是會富強起來的。因此，他在香港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文化。他曾經遍覽了英國傳教士里雅各的藏書，對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有了較深刻的了解，這在當時中國人當中確實是少有的。洪仁玕在香港幾年，曾多次想到天京輔助洪秀全，均未成功。這種急欲向洪秀全獻策的心情表明他對中國和西方各國已經有相當的了解。他認為只有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技術和政治制度，才是中國走向富強的唯一通途；他如果繼續留在香港，就不會有所作為，只有把學到的東西和太平天國政權結合起來，才能發揮重大的作用。咸豐八年五月（1858年6月），洪仁玕由陸路經廣東入江西，曾一度走入清軍蔡康業營地，正遇蔡部和太平軍楊輔清部作戰，清軍大敗，洪仁玕趁機棄行李而逃離清營。之後，洪仁玕又輾轉走湖北黃梅，一直到咸豐九年三月（1859年4月）才來到天京。 第三節　發展資本主義的宏偉計劃 洪仁玕到達天京，正是太平天國用人之際。洪秀全經受了韋昌輝叛亂和石達開出走的事件後，力挽狂瀾，自任軍師，又選拔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等一批年輕將領出來輔政，使緊張的局勢剛剛緩和。但是，由於天京叛亂所造成的惡果並沒有消除，「人心改變，政事不一」，一些新提拔起來的將領，雖有「奮興之志」，卻無精誠合作之心，不少人「各守疆土，招兵固寵」，追求個人爵位和功名，「動以升遷為榮，幾若一歲九遷而猶緩，一月三遷而猶未足」②。人心渙散，太平天國極需重振朝綱。洪仁玕的到來，使洪秀全「格外歡喜」，他對洪仁玕出來輔國，寄極大的希望。不到一月，洪仁玕就被封為干天福，幾天後，又升為干天義，加九門主將銜，接著又封洪仁玕為「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膺以總理太平天國軍政大權的重任。 洪仁玕的這種恩遇，並非尋常之事，他沒有參加過太平天國的艱苦創業，在一些人看來是無功受祿。對此，朝中大臣「均有不服之色」。當洪秀全知道諸將不服時，「就傳令到教堂齊集眾官」，令洪仁玕登台受印，下令「京內不決之事，問於干王」。洪仁玕受命之時，當眾重申楊秀清秉政時的各項制度，「又把從前案件批評榜示」，在「萬人之前，談論無錯」。這就博得大部分朝臣的信服，稱他是「文曲星」。洪仁玕認為朝臣的不服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他一再聲明，他來天京「非圖爵祿之榮」，只是想向朝廷獻策，來達到報效天國的目的。當洪秀全任命他當軍師時，他「屢辭未獲恩准」。當然，洪仁玕並不是真的辭而不干，而是因「諸將不服」，不得不辭。在辭而未准之後，就表示要「竭力效忠，以報知遇之恩」。 洪仁玕就這樣登上了太平天國的歷史舞台，總理朝綱，他決心要在太平天國的地區推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他很快就向天王條陳《資政新篇》，隨後又頒行《立法制諠諭》、《欽定軍次實錄》、《欽定英傑歸真》等書，詳細闡述了他改造太平天國政權的主張。當然，在這些著作中，尤以《資政新篇》最完整、最全面地揭示了他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主張。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是有重要價值的：第一，革新政治，加強中央集權，建立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性質的天國。《資政新篇》一開頭就說：「照得治國必先立政，而為政必有取資。本軍師恭膺聖命，總理朝綱，爰綜政治大略，編成《資政新篇》一則。」這個說明十分重要。洪仁玕把「立政」放在第一條。而所謂「新篇」，「新」就在於區別舊的綱領制度。《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國早期的綱領，帶有極大的空想性，早已名存實亡。而《資政新篇》正是針對著當時國內外的形勢，有綱領有措施地提出了「治國」、「立政」和「取資」的方案。 革新政治，首先必須從中央進行整頓。中央沒有一個團結一致的強有力的行政權力機構，勵精圖治也只能是一句空話。而當時中央領導集團各有一心，甚至「各有散意」。一些軍事將領則「各守疆土，招兵固寵」。官員之中結黨營私的更是屢見不鮮。因此，洪仁玕提出「禁朋黨之弊」，他指出：「朝廷封官設將，乃以護國衛民、除奸保良者也。倘有結盟聯黨之事，是下有自固之術，私有倚恃之端，外為假公濟私之舉，內藏弱本強末之弊。為兵②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太平天國》第6冊，第875頁。 者行此，而為將之軍法難行；為臣者行此，而為君之權謀下奪。」①洪仁玕還規定，對那些「越隊求榮」，「私鐫偽鑄」印章的，或「私與官職」的，「當律以大辟，私受官職者亦正典刑」①。想從根本上杜絕各級將領隨意拉攏親信、封官給祿的現象。顯然，他希望建立一個仿效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政府，他不贊成事無大小都由天王一人裁決，而是主張發揮中央行政機關的作用，建議天王「更立一無情面之諫議在側，以輔聖聰不逮」②。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主張政府官員要接受群眾監督，設立新聞紙和意見箱。對行為不軌的官員及時進行揭露，這樣就可以使「奸者股慄存誠，忠者清心可表，於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惡，難逃人心公議矣」。希望把太平天國政權改造成一個清正廉潔的政府。 第二，建立法制，以法制來鞏固國家政權。洪仁玕在《立法制諠諠諭》中指出：「國家以法制為先，法制以遵行為要，能遵行而後有法制，有法制而後有國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經」。把立法看成是整頓國家的當務之急。在《資政新篇》的「法法類」中認為，如果政府規定的法律都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是遵五美、摒四惡之法，誠能上下凜遵，則刑具可免矣。至於那些不遵法的「頑民」，則用刑法來處治他。因此，《資政新篇》又有「刑刑類」之規定。洪仁玕的立法思想，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主張以「教化」為主，他認為應該是「治人心惡之未形者，制於萌念之始」。太平天國的刑法過於殘酷，如辱罵官長、夫妻同宿、飲酒、賭博等都屬「斬首不留」；在刑法中，除殺頭外，還有點天燈、五馬分屍等酷刑；而所謂違犯「天法」，被冤殺、錯殺的也在所不少。因此，洪仁玕又提出「勿殺」的主張，這是根據第六天條的「不殺人害人」的原則提出來的。對此，洪仁玕作了如下說明：「蓋謂天父有賞罰於來生，人無生殺於今世，然天王為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上可無刑。是知遵刑者非人殺之，是彼自縛以求天父罰之耳。雖然，為人上者，不可不親身教導之也。」行文很清楚，「勿殺」是以教化為前提的。「勿殺」之後，有「大罪宜死者」一條，說明洪仁玕並不主張不殺那些罪大惡極的壞人和敵對分子。 洪仁玕的立法，是針對當時社會和政權內部的弊端而定的。但側重於整飭國家機關，對各級幹部嚴明賞罰，以扭轉隊伍中的渙散局面。他主張對官吏要抓賞罰，即「器使群材、賞罰嚴明」。他認為，「器使則人無亂法，嚴明則人皆服法，無亂而服，則效命取勝之根也」。他還提倡官員要以身作則，用自己的守法行為來教化部下，主張「奉行者親身以倡之，真心以踐之，則上風下革，上行下效矣」。 第三，在經濟上提出一個發展資本主義的宏偉方案。主張在太平天國占領區進行經濟改革，內容十分豐富，其中最重要的有「興寶藏」、「興郵亭」幾項。中心是發展現代化交通，開辦現代化工業。這些倡導不僅有內容，而且有具體措施。如興車馬之利，他認為交通工具以「利便輕捷為妙」，誰能造出如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火輪車，一日夜可行七八千里者，「准自專其利」，鼓勵發明創造；而「興舟楫之利」，則提倡「堅固輕便捷巧」，不論用火用氣用力用風，「任乎智者自創，首創至巧者，賞以自專其利」；辦郵政的目①洪仁玕：《立法制諠諭》，《洪仁玕選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27頁。①《資政新篇》，《洪仁玕選集》，第4頁。 ②洪仁玕：《立法制諠諭》，《洪仁玕選集》，第27、28頁。 的是「通朝廷文書」，設書信館「以通各色家信」。在「興器皿技藝」一條中，他主張凡是「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而在「興寶藏」一條，則明確提出：「凡金、銀、銅、鐵、錫、煤、鹽、琥珀、蚝殼、玻璃、美石等貨，有民探出者，..准其招民探取。」 另外，在「興銀行」一條，主張有「百萬家財者」可申請開辦銀行，印發紙幣。也可由「三四富民共請立，或一人請立，均無不可」，「此舉大利於商賈士民」。 上面這些主張，是明顯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藍圖，是任何封建思想家所無法提出來的。它和《天朝田畝制度》的基本內容是不同的。《天朝田畝制度》主張廢除一切私有財產，而《資政新篇》則主張發展資本主義，鼓勵財產私有。後者是符合時代潮流的綱領，前者是一個空想的烏托邦的綱領，不能等同而論。 第四，推行進步的文化政策，提倡「文以紀實」。他來到天京，發現太平天國文風很壞，廣泛流行著「不務實學，專事浮文」的現象。一些文人的文章，不論「簡短長篇，無非空言假話；下僚之稟貼面陳，俱是讒言讚譽」。因此，《資政新篇》明確規定，一切文件「只須寫實，勿著一字浮文」。他把文風的好壞看成關係到官員是否實事求是、踏踏實實工作的問題。洪仁玕指出：「文藝雖微，實關品學，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絕乎邪說淫詞而確切於天教真理，以闡發於新天新地之大觀。」 文字是宣傳政策主張的工具，文風和政治鬥爭有密切關係。因此，洪仁玕十分注重文風，他特地給合朝內外官員士人下了一道《戒浮文巧言諭》，規定：「照得文以紀實，浮文在所必刪，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理由是這些奏章文諭，「尤屬政治所關，更當樸實明曉，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間，故意令人驚奇危懼之筆」。若使人「聽之不聰，即將貽誤非淺，可見用浮文者不惟無益於事，而且有害於事」，後期太平天國的文風有所改進，跟洪仁玕的這些提倡是分不開的。 第五，在外交政策上，洪仁玕主張平等互利，主張積極和先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由於封建皇朝長期閉關自守的影響，洪秀全、楊秀清在和外國人打交道時都曾以「天國老大」自居，把外國和太平天國的往來看成是「臣服」關係。《資政新篇》在「柔遠人之法」中，嚴肅地指出，那種所謂「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夷狄、戎蠻、鬼子等一切輕污文字，皆不必說也。蓋輕污字樣是口角取勝之事」，並非「經綸實際」。他認為，這些傲慢的語言會影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無補於事。 洪仁玕主張和先進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在如下兩個方面他的思想主張是突出的：一是建立正常通商貿易關係，而這種通商必須是平等的。他認為，「外洋鴉片煙甚為中國害」，主張「遇其航來之路，或於外洋入口之煙，不准過關。走私者殺無赦」。通過正當貿易發展國與國之間的友好往來；二是准許外國「技藝精巧」的技術人員到中國來傳授技藝，實際上是一種早期的技術引進思想。他批駁那種良莠不分，排斥一切外國人的做法。他提出一面允許外國人以技藝來「教導我民」；一面制訂「一定章程，一定禮法」加以限制約束。這些外國人在華活動就只能是「為國獻策」，而不是「毀謗國法」。洪仁玕想通過發展資本主義達到與「番人並雄」的目的，在當時是一種進步的思想。儘管由於太平天國的形勢所然，《資政新篇》未能實現。但他的方案提出之後，洪秀全都是加以支持的，多處批了「欽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的字樣。洪仁玕的這些主張，雖被李秀成認為是不屑一讀，但陳玉成卻加以讚賞。資產階級改良派容閎認為「洪仁玕對外面世界的了解比其他諸王要多，甚至比洪秀全還要多」。容閎還向洪仁玕提出7條經濟改革的建議，洪仁玕也是加以贊同的，但因當時處於戰爭年代，加上守舊勢力的掣肘，未能實現。但這並不影響洪仁玕的光輝思想作為向西方學習真理的重要里程碑而載入史冊。 第四節　壯烈殉國 浩氣長存《資政新篇》和《立法制諠諭》的提出，表明洪仁諠的抱負，他希望太平天國政權能通過改革變得更有活力。但是，當時的形勢使他的抱負不能付之實現。不過，他作為太平天國的忠誠戰士，仍然時刻在為太平天國的事業忘我奮鬥。 洪仁玕不是一名行伍軍人，但憑他的淵博知識，對敵對我知己知彼，在許多方面顯露出他的軍事才能。咸豐十年（1860），太平天國部署第二次破江南大營，洪仁玕認為：「此時京圍難以力攻，必向湖、杭虛處力圍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遠去，即行返旆自救，必獲捷報也。」③因此他同意李秀成「圍魏救趙」的作戰方案，破京圍獲得成功。破江南大營之後，洪仁玕主張東征蘇、常、上海。他說：「為今之計，自天京而論，北距川、陝，西距長城，南距雲、貴、兩粵，俱有五六千里之遙，惟東距蘇、杭、上海，不及千里之遠。厚薄之勢既殊，而乘勝下取，其功易成。」①正如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所說的，「太平軍自起義以來，就想占有一個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國通商，並得到武器和軍用品的供應」。洪仁玕希望攻克上海之後，即購買火輪裝備太平軍，然後「沿長江上取，另發一枝，由南進江西，發兵一枚由北進蘄、黃，合取湖北，則長江兩岸俱為我有，則根本可久大矣」②。從這個軍事部署看，雖然由於對侵略者可能助清守城甚至出面狙擊太平軍估計不足，但軍事部署還是統籌大局的，是有一定的戰略眼光的。上海沒有攻下，當時安慶告急，洪仁玕立即又部署圍武漢以救安慶的計劃。他把安慶、武漢這兩個上游陣地看得很重。他說：「夫長江者古號長蛇，湖北為頭，安省為中，而江南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則蛇既中折，其尾雖生不久。」①這個見解也是有獨到之處的，但圍武漢救安慶的計劃由於陳玉成到黃州後沒有揮兵進攻武漢造成軍事上失誤，也由於李秀成配合不力而貽誤戰機，武漢沒有攻克，安慶保衛戰處於十分危急階段。 正當陳玉成和清軍在安慶城外激戰之時，洪仁玕奉命到皖南和林紹璋、吳如孝籌兵，並率部兩萬餘人前來救援。但這支部隊是臨時拼湊起來的，洪仁玕有籌劃之力，卻無指揮作戰的實踐經驗，救援部隊指揮權借重老將林紹璋，而林紹璋又是早年湘潭失軍釀成大禍的將領，生性怯弱又擺老資格，根本不聽陳玉成的指揮。陳玉成在安慶大營《致章王林紹璋書》中曾指責林紹璋說：「殿下之兵，一戰未開，即行自退，如誤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誤也。」陳玉成批評林紹璋是「輕舉妄動，自惑軍心」②。在這種情況下，洪仁玕兩次救安慶都未能奏效。安慶失守後，洪仁玕十分痛心，他說：「我軍最重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安慶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繼陷落不可復守矣。」③洪秀全不分青紅皂白，因安慶失守革了洪仁玕的職，由正軍師降為副軍師。大約在這前後，洪仁玕掌理的外交大權也被剝奪了。據說是因③《資政新篇》，《洪仁玕選集》，第21頁。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851—852頁。 ②同上書，第852頁。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852頁。 ②《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852頁。 ③見《浙江日報》副刊，1956年9月23日。 為和外國傳教士關係過於密切，洪秀全不高興，才不讓他掌理外交的。 洪仁玕在天京的實際掌權時間並不太長，安慶失守被革職後，他雖然回到天京，但由於軍事形勢日下，也很難左右朝政了。天京失守的前一年十一月，洪仁玕便奉旨出京催兵催糧。天京陷落時，洪仁玕在湖州，幼主洪福瑱逃到湖州，洪仁玕就擔負起衛護幼主的任務。他認為湖州勢孤「恐難建都立業」，主張到江西聯絡侍王李世賢所部，然後北渡河南與陳得才部匯合，以圖振作。但是，當他到江西時，李世賢早走贛南，洪仁玕、幼天王勢單力薄兵敗被俘。他履行了他早在咸豐十年（1860）的誓言：「寧捐軀以殉國，不隱忍以偷生」，堅貞不屈，決心效法文天祥，「至於得失生死，付之於天」。臨刑之前，曾寫絕命詩一首，其中寫道：「英雄正氣存，有如虹輝煌；思量今與昔，忿然挺胸膛」；「一言臨別贈，流露壯思飛；我國祚雖斬，有日必復生」①，堅信革命事業最終要獲得勝利。洪仁玕最後為清廷所殺，被殺前他大義凜然，視死如歸。 ①《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國》第2冊，第8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