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四章　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政局的變化

第一節　英、法發動侵華戰爭和《天津條約》 咸豐六年到十年（1856—1860），正當太平天國起義達到高潮的時候，英國和法國在俄美兩國支持下，對中國發動了一次新的侵略戰爭。它們企圖利用中國國內戰爭的機會，脅迫清廷全面修改條約，擴大鴉片戰爭中所取得的侵略權益。因這次戰爭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繼續，歷史上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 咸豐六年九月初十日（1856年10月8日），廣東水師在黃埔停泊的中國船「亞羅」號上逮捕了12名海盜。英國蓄意挑起事端，硬說這是一隻英國船，並說船上懸掛了英國國旗，而這面旗子受到了中國士兵的侮辱。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英國艦隊悍然向廣州進犯。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英軍攻進廣州城，大肆焚掠。當地人民和清軍奮起抵抗。英國兵力不足，被迫撤走。 英國在「亞羅」號事件發生後，決定擴大侵略戰爭，任命額爾金（EarlofElgin）為全權專使，率領一支海陸軍前來中國，同時要求法國共同出兵。法國即藉口天主教神甫馬賴（A.Chapde－laine）在廣西被殺，派葛羅（BaronJ.B.L.Gros）為全權專使，率軍來華。美國和俄國也積極支持，英、法、美、俄四國結成了侵略中國的聯合戰線。 咸豐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十二日（1857年12月24日、27日），額爾金、葛羅向兩廣總督葉名琛等發出通牒，限24小時內讓出廣州城。葉名琛忠實執行清廷「息兵為要」的方針，不事戰守。十三日（28日），英法聯軍進攻廣州城。都統來存、千總鄧安邦等率兵頑強抵禦，次日失守。葉名琛被俘，被解往印度加爾各答，咸豐九年（1859）病死於囚所。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投降，柏貴在以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S.Parkes）為首的「聯軍委員會」的監督下繼續擔任原職，供敵驅使。 在敵人入侵的嚴重形勢面前，當地人民在佛山鎮成立團練局，集合數萬人，經常武裝攻城，使侵略者膽顫心驚。香港、澳門同胞也開展抗英鬥爭，以為支援。咸豐八年，香港島人口僅8萬人，而離港返回內地的各業中國工人約2萬人，使英國殖民者的日常生活陷於困境。 英法聯軍侵占廣州後，小部分留守，大部分乘軍艦北上，於咸豐八年三月（1858年4月）到達大沽口外。俄國公使普提雅廷（E.B.Пyтятин）、美國公使列衛廉（W.B.Reed）也陸續到達，他們表面上扮演了「調停人」的角色，實際上卻為英、法出謀畫策。四月初八日（5月20日），英法聯軍炮轟大沽炮台。守台清軍英勇還擊，然而直隸總督譚廷襄等人毫無鬥志，爭相逃跑，大沽陷落。侵略軍溯白河而上，進逼天津城下，揚言即將進攻北京。腐朽的清廷急忙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 五月十六日、十七日（6月26日、27日），桂良、花沙納分別同英、法訂立《天津條約》。十月初三日（11月8日），英、法又迫使清廷訂立《通商章程善後條約》。這些不平等條約規定：外國公使駐北京；增開牛莊（後改在營口）、登州（後改在煙臺）、台灣（台南）、淡水、潮州（後改在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外國商船可以在長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國人可往內地遊歷、通商、傳教；鴉片貿易合法化；中國海關由外國人幫辦稅務；進出口貨物一律按時價抽5％的關稅，外貨入內地只加征2.5％的子口稅；對英國賠款銀400萬兩，對法國賠款銀200萬兩。在中英、中法《天津條約》訂立前，俄國公使普提雅廷誘逼清廷於五月初三日（6月13日）首先訂立了中俄《天津條約》，取得了許多特權，還特別規定兩國派員查勘「從前未經定明邊界」，以便通過「勘界」來侵占中國領土。美國公使列衛廉也於五月初八日（6月18日）迫使清廷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同樣攫取了許多特權。 第二節　英法侵略戰爭再起和《北京條約》 《天津條約》簽訂後，英法侵略者仍不滿足，準備再次擴大侵略戰爭。 咸豐九年五月二十日（1859年6月20日），英國公使普魯斯（F.W.A.Bruce）、法國公使布爾布隆、美國公使華若翰（J.E.Ward）藉口到北京與清廷交換《天津條約》批准書，分別率領軍艦到達大沽海口。清廷通知他們從北塘登陸進京。英、法公使拒絕清廷的安排，堅持以艦隊溯白河進京，並於二十五日突然襲擊大沽口炮台。守衛炮台的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等，在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指揮下，發炮還擊，擊沉擊傷敵人艦艇多艘，打死打傷敵人近500人，史榮椿、龍汝元等將士陣亡。英法侵略軍狼狽逃走。在戰鬥中，美國艦隊從旁協助英法聯軍作戰和撤退。七月，美國公使華若翰由北塘進京，並在返回北塘時與直隸總督恆福交換中美《天津條約》批准書。在此之前，俄國代表已在北京換約。 大沽戰役是英法侵略者挑起的，清軍被迫還擊，完全是為了保衛自己國家的正義行動。馬克思在論述這次戰役時指出：「中國當局不是反對英國使節前往北京，而是反對英國武裝船隻上駛白河。..難道法國公使留駐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他率領一支法國武裝遠征隊強行駛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就算是中國人必須接納英國的和平公使入京，他們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國人這樣做，並不是違背條約，而是挫敗入侵。」①但是，英、法統治階級卻叫嚷要對中國「實行大規模報復」。英國首相巴麥尊派的報紙竟然揚言：「大不列顛應該對中國海岸線全面進攻，打進京城，將皇帝逐出皇宮..。無論如何總得採取恐怖手段，..應該教訓中國人尊重英國人，英國人高中國人一等，應該做他們的主人。」②一時間，戰爭鼓譟聲甚囂塵上。 咸豐十年（1860）初，英法兩國分別任命額爾金和葛羅為全權代表，率艦隊前往中國，再次發動侵略戰爭。六月（7月），英法聯軍抵大沽口外。俄國公使伊格那提耶夫（H.П.Иrнaтьев、美國公使華若翰也先後到達，再次以「調停人」為名，配合英法侵略軍行動。伊格那提耶夫還向英法聯軍提供了北塘未設防的情報。六月十五日（8月1日），英法聯軍在北塘登陸。隨後，侵略軍攻占塘沽、大沽等地，七月初八日（8月24日）侵占天津。在清廷派桂良等同侵略者進行的談判破裂後，八月初四日（9月18日），英法聯軍攻陷通州。初七日（21日），清僧格林沁部與敵軍在八里橋激戰潰敗。初八日（22日），咸豐帝帶領一批官員逃往熱河（今河北省承德市），令其弟恭親王奕留守北京，負責和議。在英法聯軍攻打北京前夕，伊格那提耶夫參與研究攻城計劃，並提供俄國使團私自測繪的北京平面圖，指出城防最薄弱的地點。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英法聯軍侵占安定門，控制了北京城。侵略軍一路燒殺搶劫。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英法聯軍占領了清廷經營了150多年的圓明園。圓明園這個綜合中西建築藝術，規模宏大，舉世罕見的壯麗宮殿，及其收藏的許多精緻藝術品和珍貴圖書文物，在被英法聯軍洗劫一空之後，在英國首相巴麥尊的批准下，又被放火燒毀。大火焚燒了三天，號稱「萬園之園」的圓明園化成了一堆堆敗瓦頹垣。參與①《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頁。②馬克思：《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39頁。焚掠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戈登（C.G.Gordon）承認：「我們就這樣以最野蠻的方式摧毀了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①英法聯軍揚言要炮轟北京城，搗毀皇宮。清廷在侵略軍的武力逼迫下屈服了。九月十一日、十二日（10月24日、25日），奕先後與額爾金、葛羅交換《天津條約》批准書，並簽訂了《北京條約》。條約規定：開天津為商埠；准許華工出國，實即承認外國侵略者販賣華工的合法化；割讓「九龍司一區地方」，「歸英屬香港界內」，中國九龍半島南部便被英國強行割占；歸還以前沒收的天主堂資產。法方還擅自在中文約本上增加「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天津條約》中所規定的對英、法賠款，都增加為銀800萬兩，另增恤金英國50萬兩、法國20萬兩。 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和不平等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簽訂，中國領土又遭到進一步劫奪，外國侵略者進一步從中國攫得了大量權益，加緊了對中國的政治控制和經濟、文化侵略。資本主義各國通過其公使直接向清廷施加壓力，操縱、控制中國的內政和外交。大批商埠的增開，從東南沿海一直擴大到沿海七省和長江中游，又使外國資本主義侵略更為深入。外國侵略者還直接管理中國海關，更從財政上加強控制清廷，從而便於擴大其政治影響。中國的主權喪失更多，進一步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①賀翼柯：《戈登在中國及蘇丹》，見王崇武等編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148頁。 第三節　俄國侵占中國領土 俄國一直對中國抱有領土野心。鴉片戰爭後，它就不斷加緊武裝侵略中國黑龍江流域。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年5月28日），即中俄《天津條約》簽訂前半個月，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H.Mypaвьěв-Aмypcкий）乘英法聯軍進攻天津的時機，用武力強迫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了不平等的《璦琿條約》。根據這一條約，俄國割占了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O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僅在璦琿對岸精奇哩江（今俄羅斯結雅河）以南的一小塊地區（後稱江東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國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轄權，並把烏蘇里江以東至海約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共管」。清廷沒有批准《璦琿條約》，並對奕山等人予以處分。俄國無視條約是非法的，竟把璦琿北岸的海蘭泡改名為「報喜城」（今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 咸豐十年十月初二日（1860年11月14日），俄國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又利用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的時機，藉口「調停」有功，並以「兵端不難屢興」相威脅，逼迫奕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條約》。在這個條約中，俄國除迫使清廷確認《璦琿條約》外，又把烏蘇里江以東約4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割占了去，還為割占中國西部領土製造了「根據」。俄國還把條約簽訂前一年由它單方面繪製的邊界地圖，當作條約附圖強加給中國，清廷拒絕簽字。咸豐十一年五月（1861年6月），中俄雙方簽訂了《勘分東界約記》。 這次勘界，實際上僅勘分了興凱湖以南的陸界，並沒有勘分烏蘇里江和黑龍江的水界，只是在這張比例尺小於一百萬分之一的地圖上畫了一條紅線，表示兩國以這兩條江為界，它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邊界線在江中的確切位置。 從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起，清廷勘界大臣明誼和俄國全權代表巴布科夫（И.Φ.Бабков）、扎哈羅夫（И.И.Захарв）等，在塔爾巴哈台（今新疆塔城）開始勘分西北邊界的談判。中國的西部邊界原在巴爾喀什湖。從康熙年間起，俄國不斷進窺該地以東以南地區。通過中俄《北京條約》，俄國強行規定中俄西段邊界的走向，把清朝設在境內城鎮附近的常住卡倫指為分界標誌，把中國的內湖齋桑泊和特穆爾圖淖爾（今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指為界湖。隨後，俄國出兵強占這一地區，製造既成事實。在談判過程中，俄國代表蠻橫無理，致使談判中斷。到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0月），中俄雙方才在塔城重開談判。俄國陳兵塔城卡外以為威脅，巴布科夫強迫明誼必須按照俄國的分界議單劃界，否則派兵強占。清廷屈於俄國的武力威脅，令明誼讓步，接受俄方議單。九月初七日（10月7日），明誼與巴布科夫簽訂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劃定了從沙賓達巴哈山口起至浩罕邊境為止的中俄西段邊界。據此，沙俄割占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包括齋桑泊、特穆爾圖淖爾在內的約44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俄國通過不平等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一系列勘界條約，侵占了中國144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 第四節　清廷政局的變化 由於《天津條約》規定外國公使常駐北京，清廷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已無法避免。咸豐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清廷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別稱總署或譯署），任命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為總理衙門大臣。總理衙門主管外交、通商、關稅及建築鐵路、開礦、製造槍炮彈藥等事務，總攬了全部洋務事宜。咸豐十一年二月（1861年3月）以後，英、法、俄等國分頭在北京建立使館。從此，它們在中國的官員就不斷對奕等施加影響。 與總理衙門關係密切的機構有總稅務司和同文館。總稅務司成立於咸豐十一年，管理全部海關事務，這一職位長期由英國人擔任。同文館於同治元年（1862）在京師設立，是培養外國語言文字、科學技術人才的學校。此外，總理衙門對南洋通商事務大臣（兩江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直隸總督兼）也有備顧問、代傳達的關係。 咸豐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豐帝在熱河病死，其子載淳繼位。 載淳年幼，遺詔任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總攝朝政。載淳的生母那拉氏，被尊為慈禧皇太后。皇后鈕祜祿氏，被尊為慈安皇太后。慈禧太后是一個有極強烈的權力欲望，力圖取得最高統治權力的人物。但她的野心遭到載垣等人的阻撓。她與慈安太后密謀剷除載垣等贊襄政務王大臣，並與外國侵略者所支持的奕相勾結，拉攏握有兵權的勝保等人。 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1861年11月1日），慈禧、慈安太后帶著載淳由熱河回到北京。次日，大學士賈禎、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等在奕的暗示下，上奏摺「請皇太后親操政權」。此前，御史董元醇、兵部侍郎勝保曾先後上折，奏請兩太后「垂簾聽政」，製造輿論。慈禧、慈安太后即以賈禎等人的奏請為由，接連發出四道上諭，解除贊襄政務王大臣任，派奕等會議皇太后垂簾聽政事宜，將載垣、端華、肅順等革職拿問。十月初一日（11月3日），又接連發出上諭，授恭親王奕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右侍郎寶鋆、戶部左侍郎文祥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鴻臚寺少卿曹毓英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隨後，慈禧太后等迅速捕殺了載垣、端華、肅順，其餘五大臣革職治罪，將載垣等人擬定的皇帝年號「祺祥」改為「同治」。慈禧太后奪取了實際的最高統治權。這便是「辛酉政變」（咸豐十一年為辛酉年），或稱「祺祥政變」、「北京政變」。 奕和肅順等人雖然在鎮壓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的問題上立場一致，但在對待外國侵略者的態度上卻有所不同。奕對外國侵略者是「待以優禮」，「以信義籠絡」，而肅順等人則要維持「天朝」的威風，對外國侵略者心存疑懼。因此，外國侵略者擔心肅順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現反覆，不希望他們繼續掌握實權，而支持能「盡心和議」的奕。慈禧太后和奕的上台，使外國侵略者感到非常滿意，認為這完全是他們「幾個月來私人交際所造成的」，也是奕等人「對外國人維持友好關係使然」①。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在致英外交大臣的信中說：「在過去十二個月中，造成了一個①嚴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變前後中英反革命的勾結》，《歷史教學》1952年4月號。傾心於並相信（同外國）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別，有效地幫助這一派人掌權，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成就。（我們）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滿意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已成了這個政府的顧問。」②從此，清廷與外國侵略者開始走上了彼此結合的道路。清廷決意求助於外國軍隊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公然宣布「借師助剿」。而英、法、俄、美等國為了全部實現《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中規定的權利，也撕下了「中立」的偽裝，公開向清廷提供武器軍火，組織軍隊，共同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慈禧太后、奕等清廷最高統治者，對外依靠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對內則注意調整同曾國藩集團的關係，以取得他們的支持。慈禧太后等人懂得，清廷所依賴的武裝力量八旗、綠營已基本上被太平軍摧毀，要鞏固其統治地位，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必須依靠掌握有能同太平軍對抗的唯一軍事力量的曾國藩集團，給他們以更大的權力。還在咸豐十年江南大營覆滅後，咸豐帝接受肅順的建議，給曾國藩以地方實權，任命他為署兩江總督，旋實授，並加欽差大臣銜，督辦江南軍務，節制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咸豐十一年，慈禧太后上台的當月，又命令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節制四省巡撫、提督以下文武官員。兩個月後，又加曾國藩太子少保銜，授為協辦大學士。不僅用兵方略聽從曾國藩，甚至任命大員也聽他的意見。慈禧太后對曾國藩集團的放手使用，改變了過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針，調整了滿族貴族和湘軍集團的關係；而曾國藩集團也就得以發展成為地主階級當權派中最大的實力派。到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陷天京，四年多的時間，曾國藩集團共有21人先後出任總督、巡撫。以同治二年（1863）為例，當時清廷共設8個總督（未含漕運總督、河道總督）、15個巡撫實缺，曾國藩集團竟占了5個總督、9個巡撫。曾國藩集團不僅擁有軍事大權，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權和財權。 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后與奕之間在權力上的矛盾、鬥爭日漸顯露出來。隨著太平天國的失敗，清廷政局逐漸穩定下來，慈禧太后的統治地位也日趨鞏固，於是就處心積慮地要削弱奕的權力。同治四年（1865），她以奕「目無君上」、「暗使離間」等罪名，下詔革除其一切差事。慈禧太后這一突然的重大政治舉措，使許多王公大臣感到驚詫，紛紛上折請求收回成命。她見用權示威的目的已經達到，而且出於政治需要，也就採取先打後拉的手法，仍令奕管理總理衙門，接著又恢復他的領班軍機大臣職務，但取消了議政王的稱號。從此，慈禧太后大權獨攬。 清廷與外國侵略者的公開勾結，對曾國藩集團的加強依靠，這就使太平天國和各地人民的起義所面臨的形勢比以前更為複雜和險惡。 ②坂野正高：《中國和西方》（1858—1861），第2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