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二章 研究概況
第一節 建國前的近代史研究
在新中國建立前，近代歷史已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與研究。其中，資產階級學者曾出版過一些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著作。例如，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長河商務印書館1938年）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商務印書館1947年）等等。這些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考訂和某些具體問題的論述諸方面，多有建樹；某些論著對於近代歷史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見。例如，蔣廷黻在他的書中就提出了中國社會近代化的問題。他說：「近百年的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強，不能者必遭致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但是，從根本上看，因著者的階級局限，上述的著作都未能給中國近代歷史以科學的說明，並指明其客觀的規律性。更有甚者，顛倒是非，貶斥中國人民的正義鬥爭，而為帝國主義侵華政策作辯護。蔣廷黻將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說成是「東西對打」，肯定琦善而貶抑林則徐，並謂「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分由於我們的無知，一部分由於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準」，就是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真正構成近代史新學科的濫觴的，是其時馬克思主義者篳路藍縷的開創性研究。1933年李鼎聲出版了《中國近代史》一書，是較早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代表作之一。1939年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改造我們的學習》等許多有名的著作中，不僅號召重視對中國近百年史的研究，還對諸如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與性質、中國民主革命的對象、動力與前途等一系列涉及中國近代史的重大原則問題，作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闢論述。這些論述後來成為新中國的學者們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理論依據。其後，以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為代表的研究近代歷史的開拓性著作陸續問世。
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撰寫於1945年，1947年出版，共分八章：第一章，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章，中國人民的反英反滿鬥爭；第三章，太平天國革命；第四章，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五章，洋務派的「自強」與第一次割地狂潮；第六章，甲午戰爭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七章，第一次改良主義運動——戊戌變法；第八章，對抗瓜分的義和團運動。本書雖未全部完成，但其突出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主線是十分明顯的。它揭露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蠻侵略；高度讚揚了從林則徐、洪秀全到義和團，中國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同時譴責了以清政府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實行對外妥協投降的政策，禍國殃民。作者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他說：「鴉片戰爭開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會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了。戰前的歷史僅是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史；戰後的歷史是民主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史，性質是截然不同的。」
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是一本專著。它從「官、民、夷」三者關係上闡述帝國主義侵略是怎樣引起了近代中國社會內部各種政治力量的新調整和階級結構的變化，從而揭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本質與規律。作者在六版「序言」中指出：「為了說明只有徹底地從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壓迫下解放出來，只有徹底地打倒作為帝國主義的工具的中國反動階級，中國才能有真正的國家的統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經濟的發展。為了警惕帝國主義會用這樣那樣的方法來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為了指出中國的民族獨立只有依靠無產階級的領導而不能依靠資產階級的領導來實現，作者當然不需要在寫作時絲毫離開歷史事實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歷史事實的本質的、規律性的東西，越是能說明問題。」
范文瀾與胡繩的著作，開一代新風，對其後新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節 建國後近代史新學科體系的建立與發展
中國近代史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一般人囿於傳統的觀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認為中國近代史足以構成一門「學問」。只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黨和人民政府建立了專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機構，在各高等院校歷史系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培養和組織起一支穩定的教學和科研隊伍，中國近代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才得以真正確立，並日益顯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廣闊的前景。
建國前舊有的資產階級近代史學科體系，有三大特徵：（一）從通史編寫的體例看，藉以區分近代史發展的不同時期和階段的標準，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軍閥當權者的更換，就是中國社會政治運動的某些表象，如「積弱」、「變政」、「共和」，或者放棄分期，而滿足於對重大事件的簡單鋪陳。但無論採取何種體系，舊的學者都無視對近代歷史發展本質和主流的把握；（二）固執唯心論的英雄史觀，無視、歪曲和貶斥近代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三）不承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有自身規律性。顯然，資產階級學者賴以指導自己研究的學科體系是歷史唯心主義。
建國後，史學工作者即開始努力探討打破舊的資產階級學科體系，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的近代史學科體系。1954年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一文，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延續三年之久的大討論，並促成了新學科體系的最終確立。所謂分期問題，就是要從紛紜複雜的中國近代歷史現象中，找到一條線索，循此將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劃分為若干符合其自身邏輯的階段，以充分展現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及其演進脈絡。胡繩認為，中國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務，就是說明在外國帝國主義侵略的條件下，中國近代社會內部階級結構的變動，及其相互關係和發展趨勢。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階級鬥爭的表現來做劃分時期的標誌」。據此，他主張以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為主要標誌，將近代史分為七個階段：1840—1850年、1851—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1—1905年、1905—1912年、1912—1919年。其後，孫守任、金沖及、范文瀾、戴逸等人先後提出商榷。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見有二：（一）「從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的發展及其質的某些變化為標準」，將近代史分為四個階段：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4—1905年、1905—1919年（孫守任：《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的商榷》，《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二）「應該是將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的表征和階級鬥爭的表徵結合起來考察」，將近代史分為五個階段：1840—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0—1914年、1914—1919年（金沖及：《對於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意見》，《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顯然，這些不同意見只是補充了胡繩的觀點，從根本上說，並沒有超越前者。故討論的結果，胡繩的以階級鬥爭為標準的分期法，基本上為多數人所接受。
這就是說，新中國的學者強調以階級鬥爭為主線，藉以理解和把握近代歷史發展的本質與主流，重在通過對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變化的考察，揭示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並充分肯定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義的舊學科體系，將近代史研究置於科學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新的學科體系。其基本範式，可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兩個過程」（即指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所說：「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即指：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
新的學科體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確立生動地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1958年後，近代通史性著作開始重新編寫並陸續出版。其中有影響的著作有：林增平著《中國近代史》（上、下冊，1958）、戴逸著《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四冊（1962年）、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四冊（1965年）。這些著作儘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編著體例而言，都體現了以階級鬥爭為主線，以「三次革命高潮」為標誌的近代史學科的新體系。此外，大、中學校中國近代史教材的編寫也概莫能外。這樣，新的學科體系實際上已成為新中國不同層次的人們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其二，形成了對近代史研究的宏觀指導。新中國的學者都能在自覺體認新的學科體系所揭示的對近代歷史發展本質與主流的規範上，展開自己的具體研究。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特別是建國後的17年間，近代史研究的繁榮與發展正是這一新的學科體系充分展布的結果。這即是說，新學科體系的建立不僅為17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賴以展開的前提，同時其自身即構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質之所在。
進入八十年代後，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其中，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二冊），是一部有廣泛社會影響的著作。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的《中國近代史稿》（四冊），體例嚴謹，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近代思想文化的發展變化等，都給予了應有的重視。苑書義等著的《中國近代史新編》（三冊），博採眾家之長而又不囿於成說，對不少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但是，這些著作在編寫體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隨著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八十年代後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對一成不變的近代史學科範式提出異議。他們以為，近代中國社會錯綜複雜，動盪而變化急劇，多樣而非單一。現有的學科範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歷史，近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等更為豐富的內容被輕忽了，本是豐富多彩的歷史因之變得枯燥乏味。現有的中國近代史格局應當突破。不過，儘管「三次革命高潮」說在實際上已被研究者放棄，但是，近代史學科體系究竟應當怎樣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第三節 建國後關於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政治史從來是歷史研究的主幹，加之近代中國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都空前尖銳，社會經歷巨變，政治風雲急劇變幻，跌宕起伏，所以政治史自然也構成了近代史研究的一個主要領域，著述如林。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於「八大事件」。其中第二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的研究，除了蔣孟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牟安世的《中法戰爭》兩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外，從總體上看，相對薄弱。限於篇幅，這裡只具體介紹除上述二者之外的其他六大事件及北洋軍閥研究。
鴉片戰爭史中英鴉片戰爭是中西方關係和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點，所以歷來為研究者所重視。牟安世的《鴉片戰爭》和蕭致治主編的《鴉片戰爭史》，是迄今出版的兩本系統研究鴉片戰爭史篇幅較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二者都注意到了廣泛和充分地利用中外文資料，卻又各具特色。前者在詳細考察了「鴉片輸入」、「禁菸過程」、「戰爭過程」的基礎上，比較完整地描繪出了鴉片戰爭的全貌。同時，作者著力從政治與軍事兩方面的結合上，系統地考察了戰爭的歷程，包括每一階段，以至每一場主要的戰鬥，在戰略戰術上的成敗利弊，都作了探討，使已有的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後者則視野更加開闊，不僅僅將鴉片戰爭看成是中英兩國間發生的一場戰爭，而且將之視為中國歷史發展中帶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因之除了敘述戰爭的全過程之外，更著力於從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視野，探討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後果和影響。陳勝粦著《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稿》，是一部論文集，作者將林則徐的一生與整個時代和社會有機地聯繫起來，作多方面和整體性的研究，也比較全面地重現了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社會的歷史場景。
同時，研究者對於戰爭前後的士林風氣、經世派以及對西方的了解，漢學宋學的論爭，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戰爭前後中國社會經濟狀況與變化等等，也都有所論述，且觀點愈趨平實。學術界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使用主戰派、主和派兩個概念，界分鴉片戰爭時期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對此提出異議，以為清政府內部並不存在主戰、主和兩大陣營。道光帝為首的統治集團經歷了主撫—主戰—再主撫的變化過程，反映了儒家傳統的剿撫並用的政策。而其失敗，則又提出了外交觀念與政策「從傳統走向近代化的任務」（酈永慶《從檔案看鴉片戰爭期間清政府的對外政策-兼談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問題》，《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有的研究者則考察了士大夫的不同階層在鴉片戰爭中的不同表現，以為其上層即官僚士大夫，多經歷了由自大轉為自卑的過程；其中下層即尚未入仕的讀書人和雖入仕尚未更多受官場積習影響的中下層官僚，多戰前倡導禁菸，戰時積極參戰，戰後則開眼看世界。中國傳統文化積極與消極的層面，都在不盡相同的士大夫身上表現其深層的影響（沈渭濱《從睡眼方開與昏昏睡去——鴉片戰爭與中國士大夫散論》，《江海學刊》1990年第5期）。還有的研究者則著眼於一個長時段的考察，以為嘉道間士習的衰惡是清皇朝步入衰世的表征，一些有識之士因之起而批評時弊，倡言變革，形成了所謂的經世派。鴉片戰爭前後，隨著時代的變化，經世派中的一些人將視野從時務擴展到「夷務」，進而主張學習西方。但他們地主階級的立場是堅定的，即不是封建制度的「拆天」者，而是補天者。林則徐、魏源、姚瑩、馮桂芬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鎮壓農民起義，從根本上說，他們與湘、淮系的那些頭面人物並無本質的不同。所以，「從嘉道年間崛起的地主階級經世派，其發展脈絡是明顯的，這就是以湖南、安徽為中心的湘、淮系的一批人物」（龔書鐸《清嘉道年間的士習和經世派》，《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這些論述無疑都表現了開闊的思維。
鴉片戰爭時期的重要人物，諸如龔自珍、魏源、林則徐、道光帝、徐繼畬、姚瑩、琦善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林則徐的研究最有成績。這方面的成果，除了陳勝粦的《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稿》外，楊國楨的《林則徐傳》具有代表性。作者「以林則徐的政治活動為主線，以在歷史上的突出貢獻為重點」，分章論列，鮮明地突出了林則徐作為地主階級改革家的形象。太平天國史建國前太平天國研究便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建國後更成為各專史研究中的熱點，成果最為豐富。
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是新中國太平天國研究集大成的巨著。全書150萬言，共88卷。作者經過長期探索，在我國古代作為正史體裁的紀傳體基礎上創造出一種綜合性的新體裁。《太平天國史》正是依此新體裁撰成的太平天國通史性著作，全書史料翔實，見解精闢。其第一篇「敘論」，對太平天國的始末作綜合性的敘述與評論。第二篇「紀年」，依時間先後為序，記錄大事。第三篇「表」，分門別類，列表以詳。第四篇「志」，為各種專門史，凡政治、宗教、經濟、軍事、外交、禮儀、文化、藝術等皆有專志。第五篇「傳記」，上起天王洪秀全，下至鄉官鍾志誠，旁及捻軍人物和其時各地各民族起義領袖，如劉麗川、杜文秀等，均為之立傳。茅家琦主編的《太平天國通史》，共三冊，同樣是規模宏大的太平天國通史性著作。本書較全面而詳細地敘述了太平天國的興衰歷史，並及其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與外交等諸方面。全書資料翔實，脈絡清晰，獨具特色。
太平天國的專題研究，成果更顯豐碩。如酈純的《太平天國軍事史概述》、茅家琦的《太平天國對外關係》、郭毅生的《太平天國經濟制度》、王慶成的《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海外新文獻刊布和文獻史事研究》、夏春濤的《太平天國宗教》等等，就太平天國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作專深的研究，各有創見。特別要提出的是，鍾文典主編的《太平天國史叢書》，共15冊，計500萬字，現已陸續出版了蘇雙碧的《太平天國史綜論》，祁龍威的《太平天國經籍志》，鍾文典的《太平天國開國史》，張一文的《太平天國軍事史》，郭毅生的《太平天國經濟史》，吳善中、周新國的《太平天國刑法、曆法研究》，吳良祚、史式的《太平天國詞語、避諱研究》，賈熟村的《太平天國時期的地主階級》，茅家琦的《太平天國與列強》等九種，從廣度與深度上將上述領域的研究推進了一步。此外，還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國地方史的著作，如董蔡時的《太平天國在蘇州》、徐川一的《太平天國安徽省史稿》等。
王慶成著《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是一部有影響的論文集。內容包括史事新論、史料考釋、太平天國宗教問題以及太平天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問題等。
太平天國人物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除了鍾文典的《太平天國人物》和陳寶輝等的《太平天國諸王傳》外，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石達開、洪仁玕、李秀成等太平天國的主要人物，都有相關的專書出版。
對於太平天國的對立面，即地主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也頗為可觀。賈熟村的《太平天國時期的地主階級》、龍盛的《湘軍史稿》、朱安東的《曾國藩傳》、董蔡時的《左宗棠評傳》、苑書義的《李鴻章傳》等著作的相繼出版，實使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深化了。
甲午戰爭史中日甲午戰爭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相對薄弱的環節，但近十多年來取得了明顯的新進展，甚至在某些方面獲得了重大突破。
甲午戰爭是日本蓄意挑起的，這一點久成定論，並無疑議。但是，一些關係重大的具體問題並未完全解決。1894年7月25日發生的豐島海戰，是甲午戰爭的序幕，對整個戰爭影響甚大。誰是戰爭的挑釁者？豐島海戰後，日本當局極力將挑起戰爭的責任推給中國，以掩蓋其不宣而戰、突然襲擊中國海軍的事實。日本海軍軍令部編的《二十七八年海戰史》寫道：「七時五十二分，..濟遠首先向我發炮，旗艦吉野立即應戰。」我國史學工作者和正直的日本史學家雖然都承認是日本挑起了豐島海戰，卻又在很長的時間裡接受了海戰七時五十二分開始的說法，陷入了無法解決的矛盾之中。近年來研究者根據中文記載，尤其是《濟遠航海日誌》，判明：首先發炮的是吉野，時間為七時四十五分，濟遠發炮時間雖然確是七時五十二分，卻是為了自衛還擊。這樣，豐島海戰開始的時間不是七時五十二分，而是七時四十五分。考定數分鐘的差異，卻判明了誰是戰爭挑釁者這個大是大非問題（戚其章：《甲午海戰史》）。黃海海戰是中日雙方海軍的一次主力決戰，其規模之巨，戰鬥之烈，時間之久，為此前世界海戰史所僅見，因之歷來為中外研究者所關注。北海艦隊以何種陣形迎戰及海戰的勝利誰屬？這也是爭議頗多的問題。戚其章、孫克復、關捷考證認為，「北洋艦隊變陣的結果，整個艦隊便形成人字陣，它始終沒有真正形成夾縫雁行小隊陣」（《甲午黃海之戰北洋艦隊陣形考》，《遼寧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戚其章且認為，「北洋艦隊終於『以寡敵眾，轉敗為功』，最後迫使日艦不敢再戰，倉皇遁逃」。（《甲午戰爭史》）
在甲午戰爭史研究中，怎樣看待台灣民主國的建立，同樣是個存在分歧的重要問題。李鴻章的法律和外交顧問、前美國國務卿柯士達，在其《外交回憶錄》中就以為台灣民主國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連貫的《台灣通史》也稱其事為「獨立」。迄今海外仍有某些人出於政治目的，將台灣民主國說成是台獨運動的「先驅」。建國後近代史的著作對台灣民主國多採取迴避的態度，或語焉不詳。近十多年來，研究者才開始認真討論這一問題，並有了共同和明確的認識：台灣民主國不是為脫離祖國而獨立，而是在非常情況下採取的一種保衛祖國領土完整的特殊措施。因而是一種積極的愛國主義的行動（林其泉：《試析一八九五年的台灣民主國》，《廈門大學學報》1981年增刊）。
系統研究甲午戰爭史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戚其章的《北洋艦隊》、《甲午戰爭史》；孫克復、關捷的《甲午中日海戰史》、《甲午中日陸戰史》。這些著作大體上反映了甲午戰爭史研究的總體水平。
當然，已有的研究還涉及到了人物評價、帝後黨爭、國際關係、戰爭對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諸多方面的影響等廣泛的領域。戴逸、楊東梁、華立合著的《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一書，以中、日、朝鮮三國為中心，考察甲午戰爭與東亞國際關係的新格局的確立，表現了更為開闊的視野。
戊戌變法史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件。1958年9月在北京舉行的紀念戊戌變法60周年學術討論會，正確地指出它是一個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是中國民族覺醒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是具有長久意義的」（劉大年：《戊戌變法六十年》，《人民日報》1958年9月29日）。建國以來學術界一般都認為戊戌變法代表著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具有愛國的進步的意義。但是，同時也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運動，主要意義在於以自己的失敗證明改良主義的道路走不通，對其歷史地位的評價偏低。近年來，一些研究者對把戊戌變法定性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傳統觀點表示異議，認為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義等同起來，戊戌變法不應稱作改良主義，而應稱作改革或改良（林增平：《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略論》，《中華學術文集》；陳旭麓：《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歷史研究》1980年第6期）。有的學者還提出，戊戌變法就其本質來說，具有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陳慶華等先後在討論會上提出這個觀點）。
對於戊戌變法的歷史作用，近年來許多學者更強調它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啟蒙地位。李侃以為，就戊戌變法的直接結果來說，資產階級維新派是失敗者，但是，就新舊思想文化的較量而言，他們卻是勝利者。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在政治經濟諸方面的影響（《八十年後話「戊戌」》，《歷史研究》1983年第5期；《戊戌維新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紅旗》1983年第7期）。龔書鐸則提出了「戊戌新文化運動」的概念。他認為，「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並不僅是『五四』時期發生過新文化運動，在戊戌變法時期（就文化的角度說，這個時期大致從1895年中日戰爭後到二十世紀初年）也曾經發生過一次這樣的運動」。「這場運動，不僅對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化影響很大，而且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開闢了道路」（《戊戌新文化運動述略》，《光明日報》1983年8月24日）。與上述的認識相應，對於戊戌變法失敗原因的認識，研究者已不滿足於已往的結論：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嚴重脫離群眾、沒有明確的反帝綱領，進而注意探討中國官僚政治的特點、維新派策略失誤以及與日本明治維新比較研究等等。
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稿》，是第一部系統研究戊戌變法史的專著。他的《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增訂本），則是戊戌變法系列人物傳記。這兩本書是研究戊戌變法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進入八十年代後，一些學者對康有為《戊戌奏稿》的真實性提出懷疑。
《戊戌奏稿》是康有為戊戌年間的變法奏議輯錄，戊戌政變後，由其長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麥孟華編輯，清宣統三年（1911）於日本橫濱鉛印出版。收錄康有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年2—8月）間所撰奏疏20篇，附錄進呈編書序文5篇，共計25篇。另開列有奏疏存目13篇，無正文。《戊戌奏稿》長期被人們視為信史，成為學術界據以研究戊戌變法史及其戊戌時期康有為思想和政治主張的重要史料。一些學者根據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軍機處檔案和《傑士上書匯錄》等材料，對《戊戌奏稿》進行考訂，發現內容經過大量篡改，增添了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立行立憲、限制君權之類的內容。因之，認為全書不宜再作為研究康有為及維新派戊戌年間思想認識的基本文獻依據。但是，《戊戌奏稿》與原件不同的文字，一方面表達了康有為戊戌年的相當一部分的真實想法，另一方面又鮮明地反映了戊戌政變後其思想認識所發生的變化，因而仍具有重要價值（孔祥吉：《康有為對的改篡及其原因》，《晉陽學刊》1982年第2期；∷蔚祿#骸丁次煨繾喔濉期）。有關《戊戌奏稿》的上述發現，是近年來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進展。它為史學界研究康有為的變法思想和戊戌維新運動提供了新資料、提出了新課題。孔祥吉的論文集《戊戌維新運動新探》，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對戊戌變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來出現了一批專著，如馬洪林的《康有為大傳》，耿雲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啓超》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啓超傳》、謝俊美的《翁同龢傳》等。
義和團運動史建國後的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統治者與資產階級學者有關「義和拳匪」的種種詆毀污衊，高度肯定義和團運動是一場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1954年，周恩來在歡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大會上說：「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歡迎舉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5年12月12日）。這一認識實成為新中國義和團運動史研究的根本指導思想。
但是，在研究中同樣存在著人為「拔高」義和團運動的傾向。近十多年來，隨著學術環境的優化，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漸趨平實。許多學者認為，應該從具體歷史依據出發，指明義和團運動一方面表現了反帝愛國的正義性，另一方面又表現了農民小生產者保守性和落後性。既要看到運動的主流方面，也要看到它有嚴重的弱點。片面強調一個方面，而忽視另一個方面，就不能對義和團運動作出全面的正確的評價（李侃：《關於義和團運動評價問題》，《人民日報》1980年4月10日；戴逸在《光明日報》1980年5月27日座談會的發言）。正是由於評價趨於平實，因此對義和團運動存在的嚴重弱點也注意加以探討。如關於義和團的籠統排外思想，論者指出小生產者的經濟地位決定了義和團眼光狹窄，文化落後，只能用反洋教、洋人和洋物的直觀認識來表達對侵略者的仇恨。至於義和團的宗教思想，論者除分析它起了促進運動發展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作用外，同時指出神秘主義是無知者的世界觀，是義和團運動先天的和致命的弱點，它集中表現了運動的蒙昧落後的一面，成為導致運動悲劇結局的重要原因（程嘯：《義和團思想述評》，《文史哲》1981年第1期；《民間宗教與義和團揭帖》，《歷史研究》1983年第2期）。
義和團的組織、源流的考察，是義和團研究中的一個著力點。但是長期以來有來自於白蓮教系統與來自於團練說兩種分歧觀點。近年來研究者一般認同「多源合流」的觀點。如僅就拳會組織而言，便認為它並非單純來自義和拳，或大刀會，或八卦拳之武場，實際上它是大刀會（金鐘罩）、梅花拳（義和拳）、紅拳、神拳等眾拳會之匯合，其中占主導的組織形態乃是與金鐘罩相結合後的神拳，也稱神團或金鐘罩團（路遙：《論義和團的組織源流》，《義和團運動史討論文集》）。
清政府與義和團的關係，是義和團研究中的又一個複雜問題。研究者於清政府對義和團採取什麼政策，持論不一。不過，一般都承認其政策並非始終一貫，而是經歷了階段性的變化。大體上說，初始剿撫並用，「平原事件」後，轉而主撫。義和團能大批進入北京，與清政府的此種政策轉變有關。義和團曾經受清政府的操縱與欺騙並被派去圍攻使館，「充當了封建統治者盲目排外的不自覺的工具，這幕悲劇不能不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統治下農民群眾的嚴重缺陷」（李德征、丁鳳麟：《論義和團時期圍攻使館事件》，《文史哲》1981年第1期）。
義和團運動史研究還探討了帝國主義侵華政策及其矛盾衝突、八國聯軍入侵、「東南互保」、沙俄占領東北等問題。但從總體上看，義和團運動史的研究比較薄弱，其廣度與深度遠不能與太平天國史與辛亥革命史相比。迄今只出版了金家瑞的《義和團運動》與廖一中的《義和團運動史》兩本專著，即反映了這一點。
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涉及領域廣泛，成果十分豐富，與太平天國史研究一起構成了建國後近代史研究中雙峰並峙的兩大「熱點」。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速發展，得益於1956年隆重紀念孫中山90誕辰活動的推動。其時，毛澤東發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發表了重要講話，《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重要社論，都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這是建國後研究者的共識。劉大年為此提出四條根據：（一）中國資本主義已經初步成長，資產階級已成為一支足以發動和領導一場革命的力量；（二）主要領導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映了那個階級和時代的要求；（三）他們提出了明確的資產階級綱領；（四）農民在資產階級領導下發揮了革命主力軍作用（《論辛亥革命的性質》，《赤門談史錄》）。與此相聯繫，研究者不贊成將辛亥革命歸結為「反滿運動」。他們認為，反滿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服從於不同階級的利益。在辛亥革命時期，反滿宣傳是從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體現了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獨立與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劉大年：《辛亥革命與反清問題》，《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1編上，第212頁）。資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問題，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重點之一。圍繞著資產階級革命派是否與農民建立過聯合戰線問題，人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儘管多數論者對此最終持否定的態度，但是這場討論的結果不僅加深了人們對中國農民問題的理解，而且促進了人們對資產階級性格、舊民主革命的規律性以及辛亥革命歷史教訓等作進一步探討。同時，由此生髮開去，研究者還探討了會黨與新軍，以及清季中國社會結構等許多重要的課題。
怎樣看待立憲派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爭論頗多的問題。在很長時間裡，學術界存在斥立憲派為反動派加以全盤否定的簡單化傾向。近些年來，研究者注意分析問題，避免作概念化的判斷。許多人認為，立憲派與革命派是同屬於資產階級的兩個政治派別，彼此間並無根本的利害衝突，都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與要求，諸如呼號救亡圖存，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發展資本主義，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等。他們的共同敵人是封建主義，二者的分歧在於用什麼樣的方法和手段去實現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具體主張有不同。「因此，不能只強調其差異，任意誇張，更不能把兩派的矛盾作為階級鬥爭的主線來認識辛亥革命的進程。」（林增平：《評辛亥革命時期的立憲派》，《湖南師大學報》等）但是，對於立憲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評價，仍存較大的分歧。金沖及以為，對立憲派的積極作用固然應當肯定，但評其功過必須在「立憲派方向錯了」的前提下進行，抹殺立憲派與革命派間的是非界限，甚至於認為立憲派較革命派更正確，是不尊重歷史（《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人民日報》1981年4月13日）。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還探討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形成、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團體、清末立憲運動、武昌起義及各省獨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袁世凱竊權與復辟、「二次革命」、張勳復辟、護法戰爭、社會思潮、人物評價等等，一系列涉及廣泛領域的重大問題，相關的研究成果纍纍。其中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三冊），視野開闊，論述系統，脈絡清晰；金沖及與胡繩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冊），大量利用報刊資料，突出重要問題的探討，分合有致，論述有深度；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為辛亥革命史，是書注意從中華民國史的全局出發把握這段歷史，論述獨具特色。人物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占相當大比重，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果，孫中山、黃興、章太炎、宋教仁、鄒容等重要的人物幾乎都有傳記或年譜出版。其中孫中山研究最為突出，達到相當的深度，業已形成了一支有水平的隊伍。陳錫祺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二冊）、張磊的《孫中山思想研究》、姜義華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唐文權與羅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湯志鈞的《章太炎年譜長編》（二冊），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近些年來，人物研究已有了更加廣闊的視野，以孫中山的研究為例，已不局限於政治思想，三民主義理論，而是進一步探討了諸如孫中山與帝國主義以及軍閥的關係、戰略思想、教育思想、近代化思想、文化思想、倫理道德觀等等新的課題，展現了新的前景。
北洋軍閥史長期以來北洋軍閥史的研究一直比較薄弱，但是近年來卻有了長足的發展，引人注目。
李新、李宗一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二編共三冊，敘述「北洋政府統治時期」（1912—1920）。本書以大量翔實的歷史資料為基礎，以袁世凱及其為首的北洋軍閥的興衰、共和與專制的較量為主線，對此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廣泛的領域作了具體和深入的探討，實為迄今規模最大的一部有關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通史性著作。來新夏的《北洋軍閥史稿》是另一部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敘述簡明，視角獨特，成一家之言。上述二書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北洋軍閥史研究的總體水平。
已有的論著除了從理論上探討北洋軍閥的成因、特點、階級屬性及其歷史地位外，還就北洋政府的經濟政策、北洋軍閥的內部紛爭、「廢督裁兵」和「聯省自治」運動、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帝制復辟、「二次革命」、護國、護法運動等一系列重大的問題，作多角度的專題性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謝本書等人的《護國運動史》、董方奎的《梁啓超與護國戰爭》、莫世祥的《護國運動史》等，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人物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批專著，如李宗一的《袁世凱傳》、侯傑的《袁世凱一生》、謝本書的《袁世凱與北洋軍閥》、胡柏立的《袁世凱稱帝與北洋軍閥》、常城主編的《張作霖》、任松等的《郭松林將軍》等，都各有所長。
第四節 建國後關於近代經濟史的研究
近代經濟史研究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環節。八十年代初，有學者提出，要推動近代史研究進一步發展，突破口當選在狠抓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劉大年：《中國近代史研究從何處突破》，《光明日報》1981年2月17日）。不管人們是否都贊成此種觀點，其後近代經濟史的研究確實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和獲得了迅速的發展。
迄今近代經濟史研究涉及了廣泛的領域：工業、農業、手工業、交通運輸業、商業、外貿、金融業等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地區經濟；清政府及民國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賦稅結構、內外國債、貨幣制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及其特徵與歷史作用問題，是研究者長期關注的熱點。與此相應，許多學者對洋務工業的興起，外資企業在華活動，以及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對中國民族資本的壓迫等問題，也都作了研究。並且，圍繞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資本原始積累、民族市場的形成、資產階級的構成以及洋務工業的評價等問題，學者們先後開展了一系列的學術爭鳴。
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已經孕育著的資本主義萌芽，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關係是什麼？這是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首先就遇到的重大問題。
林增平的《近代中國資產階級論略》一文以為，中國封建社會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過於微弱，鴉片戰爭後因西方資本主義入侵，大多凋零，倖存者絕少，因之「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就缺乏原來的手工工場作為發展的基礎。中國新興的近代企業，絕大部分是從無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業成套地移植過來的」（《中華學術論文集》）。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同樣強調，中國近代工業是鴉片戰爭後「直接從外國輸入機器創辦起來的」。
吳承明對此持異議。他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述略》一文中詳細考察了鴉片戰爭前後手工業變化情況後指出：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大機器工業這一過程，同樣是存在的，只是沒有形成一個工場手工業時期而已。鴉片戰爭前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十幾個手工業行業中，只有踹布和刨煙業兩個行業在鴉片戰爭後被外國商品代替了，其餘都維持下來，並有九個向機器工業過渡。因之，他認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是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得以產生的途徑之一。所謂鴉片戰爭後西方工業品對傳統手工業的破壞被誇大了，「明清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並未中斷」（《中華學術論文集》）。
汪敬虞選取一般論者公認最有可能由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發展的福建茶園、雲南銅礦和四川鹽井三個行業進行了具體考察，則提出對資本主義萌芽的估計應當注意避免兩種傾向。他在《再論中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產生》中說：「割斷中國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的萌芽和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聯繫，認為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的出現，這是一種極端。反之，不承認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特殊歷史條件，強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和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的聯繫，把它看成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產生的主要途徑，甚至是唯一途徑，這是另一個極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續輯》）
與此相關，研究者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年代也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以往一般都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來有些學者以為當提前到十九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則便是在實際上忽視了此期「新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場的出現和發展」，忽視了此期「買辦已經形成為一個社會集團」，忽視了此期「資本主義性質的商業在發展」。換言之，即忽視了近代早期這三種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郭羊林、陳紹聞：《中國資產階級的形成時期及其結構》，見《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續輯》）
中國資產階級的結構許多學者認為，中國資產階級一產生便包含著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個部分，此種結構是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包含著兩種不同的資本形態相聯繫的。姜鐸在《略論舊中國兩個資產階級》一文中指出：中國的資本主義與西歐、日本不同，就在於一開始就有存在著官僚買辦資本與民族資本兩種不同的形態，因之，「必然相應地產生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個不同的本國資產階級」。二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買辦性」和「封建性」的有無或多少，「是區分二個階級的根本標誌」。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國社會所處的經濟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所起的歷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動與消極的作用，後者則是起著積極與進步的作用。他以為上述兩種資本形態與兩種資產階級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0年，是「初步形成階段」；從袁世凱竊權到1927年北洋軍閥政府垮台為止的16年，是其「發展階段」；從1927年國民黨蔣介石建立反動政權至1949年垮台為止的22年間，是其「最後定型階段」（《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研究續輯》）。黃逸峰、姜鐸、唐傳泗、陳絳合著的《舊中國的買辦階級》一書，對此有更具體的論說。
有些學者對此持異議，不認為中國資產階級一開始就存在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分。他們以為「洋務運動期間創辦的近代企業，雖有多種形式，但都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企業，對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具有明顯的抵製作用，因此都屬於民族資本主義」（《全國洋務運動史學術討論會簡況》，《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既然肯定洋務運動期間中國人所辦的資本主義經濟都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那就意味著當時並不存在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也就不存在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在這些研究者看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要晚到1927年國民黨反動政權建立之後才出現，這就是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學術界通常又認為其有上、中、下三層的分別。在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代表資產階級中下層，立憲派代表資產階級上層。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出新的看法，以為很難區分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的上層和中下層，即使存在這種階層的差別，也與他們各自的政治態度沒有必然的聯繫，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謂的上層，反之，對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謂的中下層。因之，立憲派未必是上層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僅代表中下層的利益（楊立強、沈渭濱：《「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討論會綜述》，《歷史研究》1983年第6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離合與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贊成上述的意見。他指出，社會生活是複雜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會關係的影響，一定階級或階層中若干成員的好惡和政治態度，同他所屬階級或階層的動態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屢見不鮮的。肯定立憲派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張綱領或章程、宣言之類，以及它的成員所進行的活動，確屬體現了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意願、要求及其所要實現的任務，而不是以若干上層人士對立憲派所持的態度作為依據。對於革命派代表資產階級中下層，也應當作如是觀（《歷史研究》1985年第3期）。大多數學者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力量，它的形成時間應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
洋務企業的性質與作用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工業是在洋務運動期間出現的，洋務企業包括軍用工業與民用工業，因之，探討洋務企業的性質與作用便不能不成為研究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
一些研究者認為，洋務派所辦的軍事工業不從事商品生產，生產目的不在追求利潤，它只具有封建性與買辦性，不具備資本主義性質。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軍用工業是清政府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產物，並無任何積極的作用：對外它難以「禦侮」，對內除鎮壓人民外，復加重人民負擔，「阻礙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張國輝：《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系：《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冊）
另一些研究者則認為，洋務派的軍用工業使用新式機器，雇用大量工人，大體上按照西方的機器工廠的組織形式進行生產，已不同於舊有的官營工場手工業。價值規律在生產中起作用，不僅清政府調撥各軍營的軍火是「計價」的，計價就具有商品的性質，而且各製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勞動力的出賣者，即是剩餘價值的創造者。故其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是明顯的（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冊；夏東元：《略論洋務運動的多邊關係》，《社會科學》1982年第9期）。持此種觀點的學者，不否定清政府創辦這些軍用工業具有鎮壓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為，它在傳播西方科學技術，推動新的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在歷次對外戰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也是應當肯定的。
以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形式為主體的民用工業，屬於近代資本主義企業，是為學者們的共識。但是，其性質為官僚買辦資本主義企業，還是為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研究者卻又見智見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認為，官督商辦企業體現著「大官僚和大買辦的結合」，封建主義與資本帝國主義「兩種反動勢力的代理人的結合」。它依附外國資本，壓抑私人投資，終究被引上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張國輝：《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另有研究者雖然也肯定它屬早期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但是並不持完全否定的觀點，而認為「早期官僚資本雖一開始就具有反動本質，但也包含著若干進步性因素，就促進民族資本產生來說，進步作用還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國資產階級論略》，《中華學術論文集》）。還有的研究者以為，官督商辦企業一開始便存在著走向官僚資本與走向民族資本兩種前途。他們肯定洋務企業具有封建性和壟斷性，但是強調它與後來的國民黨「四大家族」的封建性和壟斷性，不屬同一個範疇，不應等量齊觀。（汪敬虞：《試論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5期）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認為洋務企業屬官僚資本主義企業，而主張稱之為「國家資本」。丁日初以為，「叫國家資本比較恰當」，「因為企業所有權屬於國家，不是官僚的私產。企業在前一個政府倒台後就被後一個政府所接管」。黃逸平進而補充指出，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在其時同屬於民族資本。胡濱、李時岳的觀點更為明確：洋務運動時期，「只有一種資本，就是民族資本」，不存在官僚資本和官僚資產階級（《「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討論會綜述》，《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續輯》）。持這樣觀點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務企業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抵制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積極作用。
第五節 建國後關於近代文化史的研究
建國以後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長的時間裡，涉及的只是一些具體的文化部門，如文學、史學、教育、藝術等，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將文化史研究作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加以總體開拓，則付闕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學界的重視，並迅速形成了一個熱門的領域。十多年來，不僅部門文化的研究獲得了新的進展，綜合性的整體研究尤其得到了加強。對近代文化的分期、性質和特點，發展的過程、規律和結構的演變；西學的傳播、中西文化的衝撞與融合、文化思潮的演進；不同歷史時期和區域性的文化、重要人物的文化思想，社會風習變遷，以及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等等，涉及內容廣泛的許多重大課題都作了探討，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近代文化的發展歷程、結構變化及特點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說到底，是「中、外、古、今」衝撞與融合的結果。研究者探討了近代文化的演進歷程、結構的變化及特點。
龐朴在《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5期）一文中認為，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依次經歷了三個層面的變化：從鴉片戰爭、經洋務運動，至甲午戰爭，是在器物上「師夷之長技」的時期；從甲午戰爭、經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進行變法的時期；從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從文化深層進行反思的時期。這是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有的學者對此持異議，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是著力于思想文化方面，但作為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個階梯順序排列，未免機械。事實上，思想文化的變革始終貫穿著近代文化的發展歷程，如制度文化變革的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時期，思想文化的變革也是明顯的，人們都稱之思想解放運動或啟蒙運動，既然如此，把它僅定為制度文化的變革就不夠全面、準確了。況且制度的變革離不開思想的變革，沒有思想變革不可能有制度變革。
龔書鐸的《近代中國文化結構的變化》一文認為，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文化一詞始具有近代的意義，其變化及其使用頻率的增加，反映出近代文化本身結構的變化。他認為，文化結構的變化，從橫向考察，包含三個層面：首先是文化構成的變化。在鴉片戰爭以前的封建社會，中國文化是單一的封建文化。在鴉片戰爭以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除去封建文化之外，還有帝國主義文化、新文化。中國的新文化，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文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無產階級文化；其次是文化內在結構的變化。隨著資產階級民權、平等思想的提倡和傳播，封建綱常倫理支配意識形態一切領域的權威遭到了削弱，「使中國文化結構的核心發生了變化」，哲學、法學、政治理論、教育、史學、文藝、習俗等等，逐漸地以民權、平等為指導思想並為宣傳這種思想服務。「文化內在結構的這一質的變化，是近代文化不同於古代文化的一個根本點」；再次是文化的部門結構的變化，它表現為「一是原有學科內容、體系的變革，一是新領域、新學科的興起」。從文化變化的歷史進程即縱向上看，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是中國文化的兩大轉折，中國文化經歷了從師夷長技到中體西用的演變，「甲午戰爭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文化較為迅速地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備的體系」，在此之前只是它的準備階段（《中國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師大出版社1988年版）。龔書鐸還將中國近代文化的特點，歸納為以下四點：（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互相衝突又會通融合的過程中形成的；（二）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與科學；（三）近代文化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同政治、救亡圖存密切結合在一起；（四）近代文化既豐富多樣，又膚淺粗糙，沒有完整的體系。（《略談中國近代文化的特點》，見同上）
近代社會文化思潮近代中國社會急劇動盪，東西文化衝撞交融，造成了社會思潮跌宕起伏，引人注目的歷史現象。
桑咸之的《晚清政治與文化》、胡維革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研究》、吳雁南主編的《清末社會思潮》、黎仁凱的《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等，是研究近代社會思潮的通史性著作。各書不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愛國主義、經世思潮、洋務思潮、維新思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實業救國思潮、國粹主義思潮等清末幾種重要的思潮都作了具體考察，而且注意從宏觀上把握近代社會思潮起伏的歷史動因、特點及其內在的規律性，從而在相當的廣度與深度上，展現了近代社會思潮變遷的全貌。
鄭師渠著《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師大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系統考察了以章太炎、劉師培諸人為代表的晚清國粹派和國粹主義思潮崛起的歷史機緣，並對國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觀、史學思想、倫理思想、經學思想及其歷史地位等作了具體深入的探討。作者認為：「國粹派及國粹思潮的崛起，實從一個側面鮮明地彰顯了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變動及其相互交感的時代品格。因此，國粹派及國粹思潮的出現，決非如某些論者所說，是封建地主階級復古思潮在革命派隊伍中的頑強表現；而應當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在傳統的學術文化領域的延伸」。對於國粹派及其思潮的歷史地位，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幾點：（一）藉中國的歷史文化為時代和革命釀造了愛國主義的激情；（二）俗化、歷史化孔子與《六經》于思想解放的意義；（三）開創了近代「國故研究之新運動」的先河；（四）提出了關於中國文化問題的新思路；（五）提出了某些積極的新文化主張。蔣俊、李興芝的《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湯庭芬的《中國無政府主義研究》和徐善廣、柳劍平的《中國無政府主義史》等書，在詳細考察了無政府主義從傳入、流傳、衰落到破產的全過程基礎上，不僅探討了近代無政府主義在中國興起的歷史條件與思想來源，而且還具體探討了中國無政府主義與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派以及與五四運動、中國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等的關係。對中國無政府主義歷史地位的判斷，各書作者均持分析的態度，注意避免簡單化。他們多認為，中國無政府主義是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形成的，這決定了它與歐洲無政府主義有不盡相同的歷史作用。在馬克思主義未傳到中國之前，它的影響在客觀上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後，它才逐漸走上了反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成為中國革命的嚴重障礙。
近代學術思想史近年來，近代學術思想史愈益為學術界所重視，出版的成果漸多。侯外廬主編的《中國近代哲學史》和馮契主編的《中國近代哲學史》（上下冊），對中國近代學者的思想歷程都作了詳細和深入的考察。二書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系統性著作。
傳統學術的核心是儒學。龔書鐸的《晚清儒學論略》一文，對晚清儒學的變化作了宏觀的探討。他認為，鴉片戰爭前的清代儒學，雖承明季之緒而衍變，乾隆後更出現了程朱與陸王之辨，宋學與漢學之爭，以及今文經學的復興等等，但是，這些都是在儒學內部發生的，是儒學內部各派之間的消長興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競爭，不影響儒學的總體地位。使儒學發生重大變化是在晚清。其間，理學、今文經學、漢學都曾經有過相對的興盛，但沒有形成哪一派獨盛的局面。而儒學各派的復興，也不是由於哪一派比哪一派進步，而是因為「時勢」的關係。不論哪一個階級，或哪一個政治派別，他們都因面對著巨大「變局」而要去應付或改變這種局面，而從儒學某一學派中去尋求思想武器；儘管他們的政治立場和目的很不相同。「儒學各派都趨向於經世致用，包括被指責為空疏的宋學和瑣碎的漢學，這是晚清儒學的一個特點」。晚清儒學各派去門戶之見，主張調和會通，固然反映了在時代劇變的情勢下它本身所具有的調整、適應的能力，同時也表現出儒學的中心正統地位的動搖。而面對西學的衝擊，「儒學和西學既存在著矛盾和鬥爭，又有著調和會通。儒學和西學的調和會通，是晚清儒學發生重大的變化，也是它的正統地位發生更大動搖的表現」（《近代中國與文化抉擇》，北京師大出版社1993年版）。
經學則為儒學的中堅。湯志鈞著《近代經學與政治》（中華書局1989年版）一書，原名《近代經學》，雖涉及經學與政治的關係頗多，仍不失為一部有關探討近代經學史的著作。除導論外，本書共七章：第一章，漢學的復興；第二章，經學的遞變；第三章，經學的錮蔽；第四章，經學的改造；第五章，「舊學」和「新學」；第六章，「革政」和革命；第七章，經學的終結。本書指出：「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情況變了，經學的傳統地位沒有變；內容變了，經學的形式沒有變。」它以為近代經學有以下特點：（一）統治階級利用經學錮蔽思想，進步的思想家利用經學昌言變革，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特殊思想形態；（二）根據經書立論，拘守經義的情況有所改變。根據社會需要，借用儒經的傾向逐益明顯。它與封建時代的經學有別；（三）近代經學繼承了前人的經學遺產，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為不同的階級或階層服務；（四）近代經學充滿鬥爭，而論戰的雙方都是以經學為形式。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清代尤其是晚清理學缺乏研究。史革新著《晚清理學研究》，就晚清理學的演變進程、程朱陸王的論辯與調和、漢宋對峙與合流、理學經世思想的形成、理學與西學的衝突及其衰落諸問題，作了有意義的系統的探討。作者認為，晚清理學處於與宋明和清初不同的歷史環境，具有自己的時代特徵，這便是講求「實學」、「實政」，注重「事功」的提倡和「外王」的開掘。在思想理論上，它基本上墨守孔孟程朱的道統學統，無所創新，使其在總體上陷於僵化；其積極方面則在於，理學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如「格物致知」等，被賦予近代的意義，成為溝通古今和中外思想銜接的橋樑。尤其是「求變」、「務實」的「理學經世」思想較多地強調了向外求知和「開外王」，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宋明理學偏於「內聖」的偏頗，順應了近代學術文化的發展趨勢，並為後來的新儒家反思和改造提供了借鑑。「歷史證明，傳統儒學單靠自身的力量實行局部的改造和調節，是無法近代化的，只有通過近代的科學民主思想的洗禮，才能使它走出中世紀的深谷」。
一向寂寞的近代史學史研究，近年來卻是成果迭出。吳澤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史》（上下冊）、張豈之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陳其泰的《中國近代史學的歷程》、馬金科與洪京陵的《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張國抗和楊燕起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史概要》、胡逢祥和張文建等的《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等，都將近代史學史的研究推向了前進。
第六節 建國後關於近代社會史的研究
與近代文化史研究一樣，近代社會史研究在長期中斷後於八十年代重新恢復，並很快成為了近代史研究領域又一個新的熱點。
近年來近代社會史研究已湧現了一大批成果，廣泛涉及了近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在研究體系上，由個案和專題研究上升到整個社會史研究；在研究對象上，突破了衣食住行等狹義的「社會生活」和病態社會的領域，向著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社團、階級、社區、城市、現代化、社會心態、災荒和救濟等重要的社會問題的方向發展；在研究方法上，引進了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現代化理論等理論與方法，從而使社會史研究由表象描述深入到對社會內在結構功能、社會生活及其社會變遷的探索。
喬志強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史》，是第一部系統探討近代社會史的通史性著作。著者對社會史作如下的界定：「社會史研究的對象，不是包羅政治、經濟、文化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現象的歷史，而是研究人類有史以來賴以生存並必然結成的社會本身的歷史。就是說，有史以來，人們從來不能單個生活而是在人們結成的社會中生活，它本身有其發展變化的歷史，這就是社會史，就是我們研究的對象，或者叫範疇」。史革新主編的《中國社會通史·晚清卷》，是第二部相類的通史性著作。資料豐富，論說分明，是上述兩書的共同點，但前者分析細膩，後者則突出史的敘述，又各具特色。
專題性研究成果甚多，如行龍的《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桑兵的《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和《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馬敏的《官商之間》、虞和平的《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朱英的《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周育民的《中國秘密社會史》、李文海等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等等，都是較有分量的專著。人口的研究主要是涉及了人口的數量、結構狀況、變動過程、社會成因及其帶來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近代的商會及其他社團的研究，廣泛涉及了它們的社會屬性、內部結構、社會功能以及與政府相互間的關係等深層次的問題。會黨的研究也超越了傳統政治史的範圍，而將之視作社會的一種組織和力量來研究，並把哥老會、青紅幫等會黨與土匪、軍閥聯繫起來進行考察，分析其共生的社會關係；災荒史的研究不僅涉及了近代災荒的危害、成因、清政府的對策等等，而且注意探討災荒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變動乃至於和中外戰爭關係等等，較傳統的研究有了更加開闊的視野。此外，有關婚姻、家庭、宗教、會黨、風習以及社會心態等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
第七節 建國後關於近代中外關係史的研究
帝國主義侵華史建國後中外關係史研究的一個重點，是帝國主義侵華史。
通過發動一系列侵華戰爭，迫使清廷訂立不平等條約，從而不斷擴大在華權益，這是近代列強侵華的主要方式。因此，有關這方面研究的論著也最多。但人們的研究並不限於列強的政治軍事侵略，而且注意到了它們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侵略更加廣泛的領域。同時，由於近代中國遭受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列強彼此間不可避免形成的互相利用和互相爭奪的複雜關係，對近代中國社會的進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許多研究者注意到了這一點，具體論述了列強在甲午戰爭後掀起的瓜分中國的狂潮中，以及在鎮壓義和團運動和干涉辛亥革命的過程中的相互關係與對華政策。當然，列強侵華不是孤立進行的，它是在與中國封建統治階級逐漸勾結的過程中，將中國社會推向半殖民地的，因此研究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關係的課題就顯得更加重要。一些論者通過論述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性人物與外國侵略者的相互關係及其變化過程，以及通過考察清代外交機構的變遷，都指出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外國侵略者總是各自尋找代理人作為執行他們意志的工具，這似乎是成了歷史的規律。
在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研究中，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專著。
揭露美國對華侵略的著作主要有：劉大年的《美國侵華史》和卿汝楫二卷本的《美國侵華史》。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美國侵華的全過程；後者更注重從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其對華政策的關係上，考察其侵華活動的演進。雖然只寫到十九世紀末，但它大量利用美國官方檔案，所論獨具特色。
揭露英國對華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佘素的《清季英國侵略西藏史》，集中敘述十九世紀後半期到二十世紀初英國對西藏地區的侵略過程。余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徵引了大量中外檔案和書刊，對十九世紀香港史進行了認真的探討，內容也包括英國侵占香港的經過。蔣孟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牟安世的《中法戰爭》，則是對英法發動侵華戰爭的個案研究。
揭露沙俄對華侵略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主編的四卷本《沙俄侵華史》。其第一卷敘述早期沙俄對中國的武裝入侵和《尼布楚條約》、《布連斯奇條約》的訂立。第二卷敘述十九世紀中葉沙俄武力併吞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和逼簽《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經過。第三卷敘述十九世紀下半葉沙俄通過《勘分西北界約記》和《伊犁條約》割占中國西部大片領土及違約侵占帕米爾的經過。第四卷敘述十九世紀末至1917年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侵略。
揭露日本對華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日本侵華七十年史》。該書大量利用了中、日、英文資料，系統考察了日本侵華的全過程，起於1874年日本進犯台灣，止於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涉及中日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對70年間中日之間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皆有論述。戚其章的《甲午戰爭史》，則是系統研究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的專著。
丁名楠、余繩武等人合著的《帝國主義侵華》，是一部系統研究列強侵華史的著作。其第一卷於1958年出版，第二卷在中斷20年後於1986年出版，寫到1919年。本書充分利用了中外文資料，是迄今綜合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此外還有宓汝成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鐵路史》、汪敬虞的《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等。
中外關係史研究除了帝國主義侵華史外，中外關係史研究還涉及了外交史、邊界問題、條約及租界問題、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外交機構的變遷以及人物的外交思想等等廣闊的領域。
在中美關係方面，陶文釗的《中美關係史（1911—1950）》雖重在研究民國時期中美政治、外交關係，但有一個序章，介紹早期中美關係，故實可視為一部通史性著作。吳孟雪的《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百年史》一書，對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起源和確定、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期間的中美法權交涉、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廢除和復活等問題，均作了系統考察；在中俄關係方面，呂一燃的《中國西北部邊疆史研究》，深入地探討了中俄西部邊界的沿革、管轄和民族問題。劉遠圖的《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研究》，則對中俄東段邊界一系列重要問題作了詳盡的考證，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在中英關係方面，余繩武、劉存寬的《十九世紀的香港》，除了記述英國侵占香港的經過外，對19世紀香港的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也都有具體的論列。劉蜀永的《從香港史看西方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史學集刊》1991年第2期）一文，在指出英國侵占香港使之成為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基地的同時，也指出：在香港產生了華人商業資產階級，出現了洪仁玕、王韜、何啟、胡禮垣、孫中山等一批具有不同程度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新型知識分子，從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意識形態發展變化的角度考察，香港又是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輸入中國，影響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窗口，客觀上對近代中國社會發展也產生了某種積極的作用。這些研究顯然都遠遠超出了單純的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範圍。
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還有國際間友好交往的一面，長期研究不夠，近年來也開始有所發掘。張芝聯的《歷史上的中法關係》（《歷史教學》1980年第3期），介紹了早期法國在文化藝術上向中國學習和近代中國思想家政治家向法國革命傳統學習的情況。趙金鈺的《辛亥革命前後的日本大陸浪人》（《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2期），也介紹了真誠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日本人宮崎寅藏等。
在外交史方面，程道德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與國際法》一書，從國際法角度，對列強在華特權、中外多邊關係、中日關係、中英關係等許多問題進行研究，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被認為多平實之論。在外交機構方面，王立誠著《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分為傳統外交體制、洋務體制、清末外交體制改革、民國外交制度等四編，系統論述了在中西文化衝突與融合的過程中，中國近代外交制度的產生與發展，以及與之相關的選拔、培養、任用外交官的人事制度上的變化，勾勒出了近代中國外交制度發展變化的脈絡。在租界史方面，費成康的《中國租界史》，對中國各地租界開闢、拓展、收回，以及租界或類似租界的地區等基本情況，逐一加以考察，全面介紹各地及各國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是一部頗具特色的專著。
劉培華的《近代中外關係史》（上下冊），是一部系統研究近代中外關係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關於正確把握近代中外關係史的實質問題怎樣看待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關係的實質，是正確把握近代中外關係史必須正視的宏觀理論問題。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繩在《關於近代中國與世界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中認為：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貧窮落後。中國落後挨打，不斷挨打，所以更落後，造成惡性循環。以首先解決近代化問題為突破口來解除這種惡性循環，行不通。必須首先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奮鬥完成了這個歷史任務，為中國的近代化現代化開闢了廣闊道路。他不贊成個別論者所謂帝國主義侵略有助於中國近代化的說法，指出：帝國主義迫使中國對外開放，但他們的掠奪和剝削又使中國貧窮落後，處於沒有能力正常地對外開放的地步。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把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變成一個貧窮衰弱的半殖民地國家，在遠東造成了一個國際矛盾和鬥爭的焦點，並成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汪敬虞在《近代中國社會和中西關係的實質問題》（《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中，不贊成所謂帝國主義在近代中國引進科學技術，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觀點。他認為，西方科學技術向近代中國的介入，與西方國家對近代中國軍事和經濟入侵，不僅是同步進行，而且有同一目的。不能認為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造成中國的殖民地化，只是由於軍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控制和經濟上的剝削，而在科學技術上，則是對中國進行幫助，使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西方生產技術的引進，固然引起了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的產生，但是並沒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反，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存在、代表這種勢力的外國現代企業在中國的優勢地位，始終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發展的一個障礙，最終壓制和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只有中華民族真正覺醒獨立自主以後，西方文明才能真正為我所用。
余繩武的《殖民主義思想殘餘是中西關係史研究的障礙》（《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則對美國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中的某些觀點提出批評。《劍橋中國晚清史》認為，清廷要求英使謁見皇帝時行跪拜禮，並限制外商在廣州一口貿易，是把西方國家當「藩屬」對待，惡化了中英關係，最終導致了鴉片戰爭。余文以為這並無根據，跪拜禮是當時中國的宮廷禮節，適用於一切外國來華使節，限廣州一口通商主要出於鞏固海防的考慮，兩者皆與藩屬制度無關。《劍橋中國晚清史》歪曲了鴉片戰爭的起因和性質，也掩蓋了鴉片戰爭後中外條約的不平等性質。余繩武強調，《劍橋中國晚清史》的失誤說明，殖民主義思想殘餘的存在，是西方學者研究中西關係史的障礙。
第八節 近些年來有關近代史重大理論問題的爭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史學研究進入了新時期，史學工作者思想解放，對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定論或禁區的一些有關近代史的重大理論問題，也提出了討論，一時形成了研究中的熱點、重點和難點。
關於近代社會性質研究進入八十年代以來，有的研究者對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提出不同的看法，從而引起爭論，並由此形成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一些人認為，「半殖民地」指的是國家地位，即喪失了獨立，而處於附屬國的地位；「半封建」指的是社會形態，即發生了資本主義，但封建剝削制度和封建專制統治仍然保持著。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獨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資本主義，這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概念。在近代中國，這二者既非同趨，也非同步，其間沒有必然的聯繫。因此，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是不恰當的。更多的人則堅持認為，不應把「半殖民地」與「半封建」分割為不相聯屬的兩個範疇，因為二者是同步的、共生的。由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成了半殖民地；與此同時，又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髮展，使中國變成了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為了侵略的利益，又保護和支持中國封建主義，扼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近代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條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礎上的半殖民地，兩者互相制約，互相依存，共同形成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特定狀態和屬性。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完全科學的。
由社會性質的爭論，還引出了一場關於「兩種趨向」論的爭論。有的學者認為，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存在著兩個而不是一個趨向：一是由於帝國主義侵略，使中國從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半獨立），並向殖民地演化的趨向；另一是由於封建經濟解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使中國從封建社會變成半封建（半資本主義），並向資本主義演化的趨向。二者「在本質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因而不能把近代中國說成完全沉淪的過程。對此不同意見有兩種：一是認為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沉淪的過程。另一些人則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個統一的過程，視半殖民地沉淪，半封建為上升，把二者完全對立起來，仍不脫簡單化。應當說近代中國殖民地化與半封建化二者都是既有沉淪又有進步，相互交錯鬥爭，呈複雜的關係，沉淪不斷阻遏進步，但進步最終戰勝了沉淪（李時岳：《關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幾點思考》，《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關於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答記者問》，《學術研究》1988年第6期。林有能：《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再認識——廣東史學界的一場爭論》，《學術研究》1988年第6期）。關於近代史的基本線索研究這也是近年來爭論較激烈的一個問題。圍繞這一問題，形成了諸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向西方學習，發展資本主義，是中國近代史前期爭取獨立和要求進步的根本道路。據此，他們把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認作近代中國進步潮流發展的「四個階梯」，是近代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另一種意見，則不同意按照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的線索來論述這個時期歷史的進步潮流，認為這三者之間在政治上並無必然的繼承關係，其性質是不大相同的。考慮近代史的基本線索應制約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及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這一中心任務，因而毛澤東所說「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正確地概括了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這一派人並不輕視中國近代史上發展資本主義的重要性，但認為只有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國爭取民族獨立和謀求人民解放的正確道路。還有一種意見，則從民族運動的角度闡述近代史的發展線索，對上述兩派的觀點都有所批評，但又認為毛澤東所說的「兩個過程」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實際，是中國近代史全過程的主幹（李時岳：《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及有關問題》，《歷史研究》1984年第4期；章開沅：《民族運動與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歷史研究》1984年第3期）。
關於中國近代化問題研究近些年來，不少學者重視從近代化的角度探討中國近代史的發展，但於近代化的概念、進程和特點等問題頗多爭議，其中最大的分歧是於近代化的內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認為，近代化就是資本主義化。另一派人則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近代化不能脫離中國的實際，不改變半殖民地的社會地位，不解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壓迫和掠奪，近代化就化不起來，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主權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不僅是中國近代化的應有之義，而且直接為中國實現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條件。
與近代化問題相關，學者們對近代史上的洋務運動的評價，也產生了爭論。關於洋務運動的爭論，不同的觀點大體有三：一部分學者認為洋務運動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是統治階級為挽救自身危機而發起的自救運動，它對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客觀上有某種進步作用，但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起了阻礙作用。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統治下，它不可能引導中國走向完全的資本主義，因而不能將之視作代表近代中國進步運動與近代化的開端。另一部分學者主張以是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標準和從中國近代化總的進程這個角度來考察洋務運動的歷史。他們認為，洋務運動既是封建勢力和外國侵略者間矛盾的產物，又是中國積極回應世界文明潮流的結果。其主要目的在於反對外國的政治和經濟侵略，提倡學習西方，推進近代文明。它是一場地主階級領導的帶資本主義傾向的改革運動，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因之，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代表了中國社會進步的不可逆轉的方向。還有一部分學者則主張分階段評價，認為1880年以前，洋務運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80年後，當資本主義發展要求變專制為民主以適應它的發展時，洋務運動仍堅持封建專制制度，便因違反歷史潮流而失敗（李時岳：《中國近代史學科的改造與建設》，《廣州研究》1988年第1期；苑書義：《中國近代化歷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論及其指導意義》，《高校社會科學》1990年第5期）。